杨宜勇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二级研究员）

        2017年7月26日至27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在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意思是说理论要想指导实践，首先要作用于人即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因此，对于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我们必须高度敏锐、高度重视、高度把握，切实增强维护核心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系统强化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的理性思考。“四个伟大”（即伟大梦想、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既是现阶段党的理论的实质性创新，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外延，必须深入学习、深刻领会、深度运用。伟大梦想是目标，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事业是旗帜，这个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工程是基石，就是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新举措。伟大斗争是精神，就是要勇于面对各种挑战、勇于处理各种矛盾、勇于解决各种问题。

        伟大的使命感产生伟大的梦想，伟大的梦想需要伟大的事业，伟大的工程保障伟大的事业，伟大的工程离不开伟大的斗争。“四个伟大”是系统工程，不仅各有其独特内涵，且是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进而构成当代中国最具时代特色的伟大实践。全国各地和各部门要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讲话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同当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起来，同落实巡视整改任务结合起来，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要紧紧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伟大愿景，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李长久

（中国美国经济学会顾问）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0年中国GDP60662.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149644亿美元的40.5%。2015年中国GDP达到112182.81亿美元，已相当于美国GDP180366亿美元的62%。一些著名经济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预计，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将赶上或超过美国。但是，在综合国力主要领域，中国与美国甚至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

要继续缩小在综合国力主要领域的差距

        一些国家兴衰史表明，经济大国不一定成为世界强国；只有增强综合国力，才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主要含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软实力（主要含民族凝聚力、教育和文化普及程度与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善于利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巧实力。

        到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已无悬念。但是，全国人民仍需艰苦奋斗、同心协力缩小综合国力主要领域的差距，从经济大国迈向综合国力强国。一、大力实现工业（现代）化；二、持之以恒地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三、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四、继续增强防御军事力量；五、人均GDP或人均GNI仍处较低水平；六、关键是要提高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中美政策与两国关系的影响

        大国对外政策和大国关系将继续是影响世界形势的主要力量。到2030年，美国将继续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中国综合国力与美国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不仅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将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潘 光

（上海社科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上合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

培训基地首席专家、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上海合作组织进程的历史文化底蕴扎根于中华文化、俄罗斯文化和中亚各民族文化之间上千年的交流和融合之中，而贯穿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与俄罗斯（苏联）幅员辽阔，两国的文化交往更超越了“丝绸之路”的地域范畴，但也与“丝绸之路”密切相连。以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基础，上海合作组织的人文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丝绸之路—中、俄、中亚文明交汇的桥梁

        “丝绸之路”对中亚地区的影响，不仅在于贸易对中亚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更重要的是与贸易紧密相连的文化交流使多种文明在中亚交汇、融合。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达和全球交通网络的拓展，以骆驼和马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丝绸之路”的作用逐渐衰退。到了今天，在当年的“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已是汽车和火车。但是，“丝绸之路”这一名词仍然被广泛使用，如人们把贯通亚欧的大铁路称为钢铁“丝绸之路”，把从中亚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称为能源“丝绸之路”，等等。2013年，中国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又赋予丝绸之路与时俱进的全新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丝绸之路”已成为不同文明沟通、对话、交流的象征。上合组织从其前身“上海五国”进程启动之时便强调要从文明对话的角度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构建新的“丝绸之路”，将“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留下的宝贵财产视为各项合作发展的文化底蕴和文明基础。

与丝绸之路密切相连而又超越丝绸之路的中俄（苏）文化交流

        在“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进程启动之前，中国与俄罗斯（苏联）的文化交流与丝绸之路密切相连，但又不限于丝绸之路的地域范畴，其历史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三世纪初至十六世纪。1236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入侵罗斯，一直远征至东欧，建立了横跨欧亚的“金帐汗国”，统治着罗斯和西伯利亚西部的广大地域。不久后，蒙古大汗忽必烈称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元朝。这样，中俄便都处于蒙古人统治之下，使中俄文化在蒙古帝国范围内开始交流。第二阶段从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这一时期俄罗斯建立起统一的专制国家，中俄之间开始了正式的官方交往。俄罗斯文化也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向近代文化的过渡，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中俄两大文化圈遥相呼应，双方之间的交流贯穿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等各个领域。第三阶段从苏联建国至苏联解体。由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壮大，中国先进分子寻求救国真理的重点从关注欧美列强转向学习苏俄。新中国建立后，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极大地促进了中苏两大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此后虽有若干次曲折，但中俄之间的文化亲近感已深入两国民众心中。

上合组织人文合作的显著成果

        基于上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的人文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具有深远的意义。上合组织建立了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部长会晤机制；建立了自己的上合组织艺术节；创建了上合组织论坛，成为上合组织的“第二轨道”智库；积极推动交换留学生和学者、相互学习对方语言，还办起了上合组织大学；研究开展传染病防治等方面合作事宜，以提高合作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努力促进组织框架内多边科技合作的发展、救灾合作稳步发展；还积极推动旅游合作，努力开发“丝绸之路”沿线的丰富旅游资源，通过对各民族、宗教的历史、文化遗产及风俗习惯的相互了解来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上合组织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了在网络时代维护信息安全与文化安全的问题，高度重视打击网络犯罪活动，特别要阻止利用网络宣扬极端主义思潮。同时，上合各国均注意在民众中采取预防性措施和进行相应解释工作以抵制错误引导社会舆论的企图，在大众传媒领域建立应对新威胁的有效机制。

        上海合作组织的人文合作增进了不同文明、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沟通和互信，为上合组织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强了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但对欧亚地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显然，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得益于上合组织进程深邃、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杨成绪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务委员）

        今年9月24日，德国将举行战后第19届大选。为了从历史上和宏观上，观察战后德国政党政治的变化，有必要研究德国两大政党基民盟、基社盟（以下简称联盟党）和社民党的历史、政策，作为和选民支持率的变化。而分析各个小党自民党、绿党、左派党和选择党等在德国政治生活的作用，可能从另一个侧面分析德国的政治和今后发展的趋势。这些小党时而和大党联合成为执政党，有时一个小党甚至可以影响到哪个大党执政。而两大政党和各个小党在全国16个州的政治组合更可能观察到不断变化的德国政治前景。不论在联邦和地方各州的政党较量以及组合都能反映德国政治生态的变化。

        德国两大政党联盟党和社民党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社民党更倾向于关注职工生活福利，认为只有不断地改善职工的社会福利，减少失业，才能保持社会稳定。联盟党则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减少企业主的纳税，刺激投资，加强经济的发展，才能扩大就业。因此德国人一般认为，社民党是左倾的政党，是红色政党。联盟党是保守的政党，是黑色的政党。德国是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发达国家，国家的法律、条例，以及各种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标准都是极其繁琐复杂的，而各党提出的种种改革或者政策调整，往往是有利于部分人，而不利于另外一部分人。

对9月24日德国大选的预测

        如何预测，9月24日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根据德国《每日镜报》8月18日公布的德国11家民意测验所发表的选民对各党的支持率为：联盟党38.8%，社民党23.9%，左派党8.9%，选择党8.1%，绿党7.5%。

        联盟党的支持率远远超过社民党，而两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差别更大。联盟党候选人默克尔和社民党候选人舒尔茨之间的支持率差别大于两党。据德国电视一台8月17日公布的民意测验：对默克尔满意的达59%，对舒尔茨满意的仅仅有33%，对下届政府应该由那个党领导，赞成联盟党的有49%，支持社民党的为38%。

        在大选的一个月前，预计联盟党胜算，默克尔继续执政的可能性较大，但是在德国民间，对两大党组成联合政府，执政8年，多少有些厌倦。有人认为，两大党政策趋同，不利于做出最佳的政治选择，抑制了国家治理的新思路。

        从目前来看，如果本月内，德国没有发生冲击国内政治的大事件，国际形式也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德国大选将会平稳进行。根据民意测验的结果估计，德国在大选后，可能政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前景有三：一是继续维持当前联盟党和社民党大联合政府，两大党支持率目前是62.8%。二是联盟党和自民党绿党组成政府，目前的支持率是54.9%。三是社民党左派党和绿党三党组成联合政府。目前只得到40.3的支持率，看来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源 泽

（本刊特约研究员）

美国“网司”锋芒毕露（之四）

        近两年来，美国军方与情侦部门不断就网络司令部（2010年成立，以下简称“网司”）的建制归属及职能拆分推敲、谋划。白宫易主之后，特朗普政府敲定深改计划：将“网司”从国安局剥离出来，自立门户，升级为独立的军事司令部，融入常规作战体系，以确保网空作战获得与陆海空天作战领域的等同地位。看来，这确系特朗普2016年时的竞选初衷：“美国必须拥有发动毁灭性网络反击战的确定能力”。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网司”升级为“网战司”，虽仅一字之差，但此举标志特朗普政府较之其前任更积极地推进网络空间作战力量建设。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网司”锋芒毕露，无疑是向各国发出军备竞赛“请柬”。于各网络大国而言，竞争和对抗激烈，实乃回避不了的“大考”；惟进一步发展网络战斗力，才能确保网络空间乃至国家安全。

谁发射了网络“战斧”（之五）

        北京时间5月12日20点左右，黑客将美国微软公司旧版操作系统的安全漏洞改造成一种令人“想哭”的新型“蠕虫”式“勒索病毒”，用其向各国网络发动大规模袭击，导致使用微软系统且尚未打补丁的计算机惨遭黑手。于各国网络安全力量而言，此役恰似一场“遭遇战”，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防不胜防，平日的演练与战备形同虚设。

        “5·12”网袭等一系列事件凸显网络威胁无国界。面对网络空间“某个时候一枚核弹被引爆”的严峻挑战，即便最强大的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鉴此，各国亟需辩证求因、依法选方，加强平等合作，推进顶层设计，出台能为各方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以缩小网络空间秩序赤字、发展赤字与治理赤字，进而推动网络空间防扩散机制建设，努力向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山顶攀登。

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定海神针（之六）

        中国政府于3月1日首发《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以下简称《战略》）。此乃中国总体网空战略的对外政策篇章——为推动构筑“网络空间空命运共同体”而对网空应循秩序与方向，以及中国担当思想的全面阐述，凭借《战略》，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参与该领域国际合作的安全观、秩序观、外交观、治理观与规则观。

        《战略》旨在解决网络空间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的主要矛盾。其中列出的四大原则、六大目标、九大行动计划，实乃中国作为网空领域的新兴力量，第一次正面推出的国际性战略。往昔，美欧频频提出战略与规则，他国只能“接受规则”；中国有了《战略》，表明我国为推动全球网空治理参与“制定规则”，治理思想推陈出新。

丁原洪

（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议论多时的首度“双普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国总统普京会晤）几经周折，终于在7月7日20国集团峰会期间，也就是特朗普出任总统近半年后，得以在德国汉堡举行。据双方会谈后透露，不仅美俄约旦三方就叙利亚西南部停火达成协议，而且商定在调解乌克兰局势上建立沟通渠道美方将于近期派代表赴俄商讨有关事宜；设立一个共同的关于网络安全和大选影响的工作小组，目的是“避免该议题成为双边关系的阻碍”（蒂勒森语）；商定加快任命驻对方国家新大使的程序。另据透露，俄美今后可能就核裁军、太空非军事化、全球贸易、国际公平竞争等问题进行商谈。

        此次“双普会”之所以能够取得明显的成果，归根结蒂是现实形势促成的。因为美俄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军事强国，在欧洲、中东乃至全球范围形成紧张对峙的局面。美俄关系事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大局。利用所谓“通俄门”阻断美俄双方之间的正常接触，恶化双边关系，对美俄双方乃至全世界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在这一严峻形势推动下，并经美国外交元老基辛格的积极斡旋，美俄双方克服各自内部的掣肘，实现了此次“双普会”。尽管美俄双方还有不少重大分歧，但此次“双普会”为缓和美俄竞争关系迈出了第一步，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即使与特朗普关系不睦，在20国集团峰会上立场与其严重对立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据德国媒体报道，对“双普会”也“满是称赞之词”。她说，“有的问题只有俄罗斯和美国一起才能解决，这其中包括裁军问题，叙利亚战争和朝鲜核问题”。

        影响当前美俄关系的两大因素：美国国内共和、民主两党的内斗和根深蒂固的对俄敌视情绪，在“双普会”后依然存在。未来美俄关系的发展不会是顺畅的，还会有起伏。从长远观点看，由于美国向继续独霸世界，俄国谋求国家振兴，双方之间的这一战略目标分歧，不易解决，双边关系难有根本性改善。不过，尽管俄罗斯经济实力远逊于美国，但它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人才济济，加之其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五大核国家之一的地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美国无法小视的。尤其是俄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向美国叫板的军事大国，美国并不愿与其迎头相撞，从而引发难以估量的后果。俄罗斯既无意也无力与美直接冲突，它只要求美对其平等相待。这就决定了美俄双方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将维持既争斗又合作，“斗而不破”的国家关系。

        美俄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起伏变化会影响全球。应予密切关注、跟踪、研究。

刘军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中心主任）

        今年是亚洲金融风暴爆发20周年。上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亚洲经济备受瞩目，亚洲各国生龙活虎，一度演绎出“发展的奇迹”，推进世界经济中心向亚洲转移。1993年世界银行就发表报告盛赞《亚洲的奇迹》。然而，进入1997年7月，陶醉在瑰丽的增长光环中的亚洲多国突然陷入货币急速贬值，外汇储备瞬间枯竭，金融系统顷刻坍塌，宏观经济严峻衰退，国民生活急剧恶化的惨境。如今，20年过去，各国在恢复经济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构建地区金融防御体系的课题。

        一、金融制度的反思与启迪

        亚洲金融风暴已过去20年，尽管各国经过努力重建了增长中心地位，世界银行也再发报告肯定《亚洲的复活》，但痛定思痛，亚洲依然残留很多结构性课题值得反思——适合本地需求的汇率制度、国际流动性供给机制，乃至内外经济失衡的调整机制建设都已浮出水面，成为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不可回避的课题。

        二、美欧“央行密约”再蓄亚洲新风险

        面对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结构性变化，大国的全球化政策、自由贸易政策都在改变，大国央行政策也与外交政策协调起来，央行政策的国际协调日益染上了政治博弈色彩，必然对亚洲经济构成新风险。如果说此前各国央行政策不一，反映各国经济周期不协调，一度被视为新兴国经济复苏风险，那么如今，发达国家金融政策的步调一致反而会成为放大政策变更副作用的新风险。

        三、用“一带一路”引领亚洲经济升级

        冷战结束后，亚洲各国几乎同时展开了经济改革并走开放道路，形成“投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推动地区实现了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在产业、贸易上的区域融合，为亚洲经济一体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当前，亚洲经济需走区域共同扩大内需，扩大区内贸易和投资的道路——以“一带一路”为总体引领，整合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经济发展动力，推进符合亚洲经济发展特点的“区域发展秩序”，构建可参与全球竞争、照顾本地条件和实体需求的亚洲金融体系，服务于亚洲经济全面、安全、可持续发展。

孙 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金融是经济活动往来并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述，“国际金融是连接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伴随着货币的诞生与发展，经济活动中的商品与交换得以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上展开，这在给人们带来更多财富的同时，也引入了大量风险。在金融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背景之下，金融风险的累积就逐渐演变出危机。而正是危机的破坏性和传染性，才真正意义上引发人们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深入思考与研究热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金融体系有效治理的高度关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又再次凸显了全球金融治理与协调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事实上，追求全球金融良性治理的努力不曾停止，它一方面意味着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间要通过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以不断提升国际金融运作效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国际金融活动的开展还需要有制度化的安全保障。在追求效率与安全两条逻辑的驱动下，各行为体间通过协调、合作推动着全球金融治理的实现。由于国际金融活动的背后更多体现为权力的互动与博弈，因此对全球金融治理的理解也需要被置于国际政治关系框架之下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