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 邃

（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

        7月3日-8日，习近平主席应邀访问俄罗斯和德国，在汉堡出席G20峰会。这三大外事活动以及他在峰会期间与多国领导人举行的多边（金砖国家）和双边会晤，充分展示了中国外交的大国风范。

        其一，所有双边与多边活动都是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运作。维护和平，集中体现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的坚定立场。促进发展，积极倡导要把经济共同繁荣的蛋糕做大。秉持合作，竭力主张将各国的发展战略加以有效“对接”，也就是这次峰会确定的主题“联动”。实现共赢，一再倡导开放、包容，反对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

        其二，所有双边和多边活动都是朝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前进。习近平提出了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大方向，为世界经济增长发掘新动力，使世界经济增长更加包容，继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这被称作“中国方略”。

        其三，所有双边和多边活动无不展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勇于担当、言而有信和锲而不舍的风格。

源 泽

（本刊特约研究员）

        2017年6月5日，沙特、巴林、阿联酋、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六国相继与卡塔尔断交，并切断陆海空运输线和食品供给线；“阿盟”亦宣布将卡除名。卡塔尔面临连锁式、全方位、塌方式外交冲击，被“阿兄阿弟”所孤立，成为海湾地区“孤家寡人”。此乃海合会自1981年成立以来的最大外交危机，亦即阿拉伯人甚或贝都因人的“内部矛盾”。

        沙卡关系好比小兄弟、大邻居。1995年之前，多哈在外交上惟利雅得马首是瞻。但哈马德掌权之后，效仿俄罗斯彼得大帝一世，励精图治，进取开拓。时而久之，小兄弟的大作为，成了大邻居的小不忍：摩擦天天有，争吵三六九。

        两国“斗嘴”不断。半岛台热捧“阿拉伯之春”，鼓动政治伊斯兰势力发展，与沙特、阿联酋、埃及相忤逆；“斗气”激化。卡塔尔扩大天然气输出，对沙特的能源市场掌控形成侵蚀；“斗富”加剧。多哈资助的塔利班、穆兄会、哈马斯，均是海湾部分国家的眼中钉。

        应该说，卡塔尔“被断”金兰之契，实乃2014年3月外交危机（沙特、巴林、阿联酋召回大使8个月）的加长版，以及2015年沙伊（朗）断交第二季。多哈受到“杀鸡儆猴”与“杀猴儆鸡”两手交替打压，欲使之在地缘政治及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与海湾其他国家立场一致。总之，此番断交潮实非孤立，亦非一日之寒，实乃双方长期较劲的总爆发。

        有媒体认为，根源性问题不解决，外交斡旋仅是“和稀泥”罢了，很难愈合深深“受伤的感情”，从一定意义上讲，沙特不希泼水难收，海湾国家分裂成型；卡塔尔亦无实力与沙特彻底摊牌或打外交持久战。经美欧等国软硬兼施及科威特、土耳其等国积极斡旋，事态会渐趋缓和；外交层面的急风骤雨过后，两国或重归于好。但从结构性看，只要美伊（朗）、沙伊（朗）关系无全面转圜，沙卡关系或痉挛性发作，难以彻底平息。断交潮导致中东“热战”余烬未灭，“冷战”山雨欲来，阿拉伯国家“正发生最复杂的内部冲突”。预示着围绕争夺中东秩序主导权的“前哨战”悄然打响——地缘战略矛盾激化教派冲突，教派冲突掩盖地缘战略矛盾。看来，若要恢复阿拉伯国家内部团结，重绘海湾国家合作蓝图，确需固本培元的政治智慧。

黄大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教授 法学博士）

        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以来，显示出对对外宣传的极大重视，明确将其提升到战略高度。实际上，对外宣传已经成为日本对外战略的重要一环。而关于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的对外宣传则是其中的核心。安倍政府欲通过加强对外宣传，尤其是针对中国开展“外宣战”，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寻求第三方国家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形成针对中国的国际舆论优势，并以此促进其内政外交政策的有效实施。日本在开展对外宣传的过程中，政府领导人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参与，积极使用网络等各种高新科技手段，发挥首相官邸“司令塔”作用及官民协调体制作用。日本政府已将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当成对外宣传的“主战场”，将中国当成“主敌”。必须指出，日本的对外宣传已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利益。对此，中国应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应对之策。

刘军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中心主任）

        7月8日，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由东道主德国选择素有“世界桥城”的汉堡做主会场，并设定“塑造联动世界”为主题，欲展示对杭州峰会的中国主题元素的继承，以及对世界经济重归“包容发展，协调复苏”的期许。汉堡峰会延续了杭州共识，以发表“首脑宣言”的方式，促进联动发展，主张和平合作，终有建树，圆满成功。在其背后，中国功不可没，再度引领全球经济及其治理走向协调发展的轨道。

        众所周知，2016年6月，英国公投脱欧，历时半个世纪的欧洲一体化遭遇最严峻的分裂危机。这与欧洲选举季相伴，跟愈演愈烈的难民潮叠加，又和此起彼伏的“暴恐（管）涌”交织，日益演变为干扰欧洲经济复苏的“地缘政治风险”。在全球层面，去年底高举“美国第一”，高唱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当选，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世界经济遭遇寒冬，以“国际协调”为范式的危机应对机制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备受挑战，全球化面对前所未有的阻碍和割裂。受此影响，今年5月的七国集团峰会未能将危机以来一如既往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写入“共同声明”，自然也给G20峰会覆盖一层重重的氤氲。

        面对新风险，中国果敢担当，积极付诸行动，拿出“中国方案”，以“一带一路”引领世界经济向积极投资、包容发展、和谐治理方向前行，用发展秩序克服贸易保护主义，用共同责任抵制气候秩序建设上的“逃跑主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理论，也为全球企业投资指明了新方向，展开了新领域。

肖 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研究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1948年对外援助法》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西欧各国提供了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大量援助，一方面消化了美国的产能及帮助了欧洲的复兴，另一面帮助美元成为国际货币。

        中国为什么搞“一带一路”？首先，中国经济实力上升，有支撑“一带一路”经济基础。其次，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国策的需要。再次，为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以及“四大板块”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寻求新的对外窗口。可依托中国五大港口群，全面对接“一带一路”。第四，拉长国内产业链，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第五，向全世界输出中国先进技术和现代装备。中国的出口已经有过去纺织、家电等低附加值劳动密集产业出口向高附加值产品转移。高铁、核电、北斗导航系统等先进装备业成为“一带一路”开路先锋。第六，合理运用外汇储备。第七、掌控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国际贸易定价权和资源配置权（推动各种类型自贸协定谈判）。

        与TPP不同，“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政治制度和民族界限，中国以比美国大4倍的国内市场和经济潜力寻求全球发展战略。同时，“一带一路”倡议面临各种风险：1、地缘政治风险。2、传统安全风险。3、非传统安全风险。4、法律与道德风险。5、债务风险。6、中国公司自身管理风险。

        未来的中美在“一带一路”的关系：“合作为表、竞争为里”，以斗争求合作则合作存，以退让求合作则合作亡；通过不断博弈，来争取利益，实现合作。是否考虑“三两”（“两容、两分、两轨”）思路。

        “两容”——强调“一带一路”的“包容性”。一是欢迎美日等域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同推进世界经济发展；二是与“一带一路”域内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计划接轨，而不是另起炉灶。

        “两分”——强调“一带一路”的责任分工，“盈亏共享性”，共同分享利益，共同承担风险。“一带一路”不单单是中国单方面的事情，也是所有域内国家分工合作的事情。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收益就是域内国家的收益；中国在“一带一路”的风险就是域内国家的风险，最终形成“利益共同体和风险共同体”。

        “两轨”——强调安全与经济两轨、双边与多边两轨、南海与印度洋两轨、欧洲与美国两轨。

        “一带一路”与中国的三步走战略同步，它将拓展中国雄厚的资本实力，推广中国自主创新技术，与世界人民一起共同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规则的话语权，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不断完善和改进现行全球经济格局。

        “一带一路”借助亚投行平台，将来自欧盟、中东国家的融资能力、来自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等国的上游原材料供给、来自中、德、韩制造业实力整合，打造一个完整的“亚洲投融资链条”。2050年前将把“一带一路”地区30亿人带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圆30亿人中产梦）。

丁原洪

（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欧洲。他在北约峰会上斥责欧洲盟国拒不提高国防开支以承担安全义务，也未重申根据北约条文对盟国安全的承诺；在随后召开的七国首脑会议上，无视盟国的劝说，拒不改变拟退出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决定，虽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入推行“自由贸易”的字样，但强调贸易必须“公平”，并公开指责德国向美国大量倾销汽车，获得巨额盈余，对美不公。特朗普在访欧期间坚持“美国优先”政策的言行，使欧洲盟国大失所望。在欧洲具有重大影响力、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公开声言：“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互相完全依赖对方的时代已经结束……我只能说：我们欧洲人真的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美欧同盟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基石。默克尔的表态表明，随着英国决定脱欧，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大西洋两岸的基础发生动摇。战后欧洲历史将开启新篇章。

        大西洋两岸关系生变非始自今日，并非仅因特朗普新政所致。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斯卡可不无道理地指出，奥巴马执政时期损害的美欧关系，特朗普又火上浇油。关系生变出于两大因素，一是国际形势的演变，一是美欧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其导致的结果是美国成为综合实力超强的唯一超级大国，而欧洲随着一体化的推进和德国统一，士气大振，越来越不甘心于“美主欧从”的大西洋两岸关系。美国将日益壮大的欧盟视为可能对其世界领导地位构成挑战的防范对象，而欧洲则力争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一极”。双方矛盾频生，利益冲突呈现。美欧关系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特朗普此次访欧只不过是压垮双边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其实，默克尔所说的“美欧相互依赖的时代已经结束”的说法，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多年来美欧同盟关系已使双方在各个领域密切联系在一起，真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双方之间尽管矛盾重重，利益纷争不断，但依然是互有需要，相互依存，不可能一刀而断。无论政治上、经济上，双方利益交织，谁也离不开谁。至于在安全上，欧洲国家更有求于美、英，而不是相反。奥巴马为贬低特朗普，寄希望于德国引领西方“自由世界”，这根本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德国虽然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发达经济体，但它并不具备必需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来引领西方。至于默克尔声称德国团结欧洲“自强”，其实也有不小的难度。

丁原洪

（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6月9日，英国举行议会选举，各政党争夺英国下议院650个席位。选举结果是：保守党318席（较选前减少12席），工党获262席（较选前增加32席），苏格兰民族党35席（较选前减少19席），自由民主党12席（较选前增加3席），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10席，其他政党13席，鼓吹“脱欧”的独立党未获得席位（选前有1席）。没有一个政党获得席位超过半数，必须组成联合政府。保守党虽保住下议院第一大党地位，但由于距离单独组阁缺（超过席位半数，即326席）8席，只能组成联合政府。当日，英首相特蕾莎·梅觐见女王，已获准由其组织新内阁。

        此次英国大选，如同一年前英国脱欧公投一样，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各种民调预期都做出了误判。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两年来的一场又一场的选举表明，民众最为关心的议题是民生，是就业等实际问题，而非政客们认定的反恐、移民、“脱欧”以及国际上的热点问题。这次英国选举就是例证。在选前，民调显示工党由于领袖科尔宾缺乏个人魅力，在“脱欧公投”中举措失当，全党涣散，其支持率远低于保守党，而此次议会改选，工党调整策略，大抓民生议题，淡化“脱欧”，结果大大扭转工党的颓势，工党成为赢家，以致于科尔宾选后公开敦促特蕾莎·梅辞职，由工党组织联合政府。

        其实，有关英国民众的民生问题，是多年来（包括工党执政）积累而成，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不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是无法解决的。英国大选，继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之后，又一次暴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出现了危机。它为马克思主义者，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博士）

        国际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的国际结构。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世俗国家的建立有着深刻的欧洲背景，世俗化作为民族国家的基本内核，其目标就在于通过世俗化避免“宗教战争”的灾难，现代国家的根基“建立在一个广为接受的神话上——必须由国家拯救欧洲，脱离16－17世纪‘宗教战争’。”因此，国际体系的世俗本质决定了宗教在多数国家外交中的从属和边缘地位。近代以来，在民族国家形成和扩散的历史进程中，政教分离原则成为多数国家的选择，但宗教的影响并没有被完全祛除，并以不同方式作用于外交。无论是在政教分离的西方国家，还是政教合一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宗教都在外交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20世纪中晚期以来，伴随全球宗教复兴，宗教对外交的影响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因此，本文在分析宗教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从“放逐”到“回归”这一现象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关于宗教与外交关系研究的成果进行评述，进而从外交理念、外交决策、外交机制三个视角分析宗教对外交的影响。

孙德刚   张玉友

（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张玉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2016级博士研究生）

        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是1979年以来伊朗与美国畸形的国家间关系，促进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安全事务的重要任务。

        中国参与中东核扩散治理，主要有四大动因：第一，能源利益。这是中国参与核扩散治理的最重要动因。第二，构建大国形象。第三，战略利益。中国在伊朗核问题的治理上具有三方面的战略利益：阻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垄断中东地区事务、平衡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和扩大中国在中东的议题设置能力。第四，捍卫主权至上的外交原则。中国向来将国家主权视为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之一。根据主权至上的原则，中国没有理由反对伊朗和平开发核技术的权利，认为这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应有的基本权利。

        从路径选择层面来看，中国运用了外交类型学中常见的手段——斡旋外交。从机制运用的层面来看，中国主要通过两种多边机制来寻求解决伊朗核问题，分别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主导下大国协调机制——“P5+1”机制，前者主要是在伊朗核问题被移交联合国安理会之前，后者是在伊朗核问题被移交安理会之后。通过对中国参与伊朗核问题治理的路径选择和机制运用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参与中东核治理的类型属于主动参与型。这种类型是指中国投入较多外交资源，包括派出特使参与热点问题的解决，中国国家领导人也时常参与问题的解决。在伊朗核问题的治理上，中国先后派出外交部高层（部长助理、副部长和部长）参与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在各大国际会议上与各方就伊朗核问题进行磋商，提出中方的立场以及提议。除多边协调机制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和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机制以及双边领导人会谈机制，都是中国参与伊朗核问题解决的重要双边机制。

        新时期中国参与中东核扩散治理，特别是在伊朗核问题上面临以下挑战：第一，中国如何更好地平衡与西方国家和伊朗的关系。第二，如何平衡中国与伊朗、海合会国家的关系。第三，中国如何平衡自身利益与对伊朗的外交关系。如何处理好上述三重挑战，是新时期中国参与中东乃至参与全球核扩散治理的主要课题之一。中国在参与伊核治理实践中取得的经验能否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加以推广，仍需作进一步的跟踪研究。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多次声称要废除伊朗核协议。2017年2月，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3名个人和12家实体实施制裁（含3名中国人和2家中资企业），以回应伊朗近期试射弹道导弹及“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美国海军派出一艘驱逐舰在也门西部海域巡逻，并对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组织发动了空袭。伊朗高级官员称，如果特朗普试图撕毁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伊朗将作出“及时有效”回应。中国政府随后指出，在伊朗核问题上，中方一贯反对任何单边制裁，特别是如果损害了第三方利益，将无助于有关各方共同解决国际问题，开展国际合作。3月初，特朗普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位领导人“长时间地”讨论了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和伊朗“对中东地区的威胁”，还讨论了两国如何合作应对这些威胁。随着美国和伊朗关系出现挫折，伊朗核协议的执行面临挑战。在伊朗核问题治理过程中，中国仍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尹茂祥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 副研究员）

        近年来，台湾社会在认同问题上严重趋向“台湾化”和“现状化”，台湾人认同持续升高，中国人认同逐年下降，维持现状者成为主流。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在诸多领域推行“柔性台独”政策，更对民众认同产生重大消极影响。厘清台湾社会认同的发展脉络与内涵方向，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的和平统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变迁

        台湾社会的认同经历了由一体化到多元化、由“中国化”到“台湾化”的异化演变过程：由华夏、中国认同演变到“中华民国台湾”认同；由追求“大一统”退化到主张“台独”或维持现状；由中华民族核心意识异化到“台湾主体意识”和分离意识。

几点观察

        第一，台湾社会认同观念来源多元，构成复杂。第二，两岸民众在国家认同上的对立情绪上升。第三，考察台湾社会认同问题，应在“血缘”、“文化”之外，更关注“价值”与“利益”。第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最终归宿。

        当前，岛内政治生态与社情民意出现了波折甚至倒退，但我们更应看到解决两岸问题的光明前景。一方面，在“台独”分裂势力执政下，台湾内外发展空间极度压缩，新一轮的蓝绿对抗和社会撕裂无法避免。另一方面，大陆“十三五”规划顺利开局，“一带一路”战略有序推进，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好时期，也是历史上最关注台湾、最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期。两岸同胞应坚定信心、携手努力、着眼未来，在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王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一、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的“台独”分裂活动持续深化与升级

        蔡英文执政后，全面启动“去中国化”的“软性台独工程”或“柔性台独工作”，在“转型正义”口号下大力推动“去中华化”、“去中山化”、“去蒋化”、“去郑（成功）化”、“去孔化”与“中国历史东亚化”等，就是要从精神、文化上彻底切除台湾社会一切“中国”的印迹与影响，为台湾独立建国创造条件。蔡英文推动的“去中国化”与“文化台独”，其实也是某种程度的“制度台独建构”，其危害性不亚于“政治台独”或“法理台独”。民进党人士还企图推动“货币台湾国家化”，也是“准法理台独”的表现。未来也存在着“释宪台独”的风险，也是一种“制度建构台独”。

        二、两岸政治对抗常态化，“两岸现状”正在被改变

        一是两岸政治认知与政治目标差异巨大，互不妥协，分歧难以缩小。二是民进党当局两岸敌对思维更加明显，宣扬大陆是“敌国”，强化针对大陆的“反渗透”工作。三是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政治语言对抗明显升级，在策略上则仍时软时硬，保留弹性。四是是两岸军事对抗与较量升级。但这种改变仍只是一种量变，尚未触及敏感的核心问题即“法理台独”问题。

        三、两岸人员交流与两岸经贸合作紧缩，出现“西冷南热”与“西冷东热”格局

        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在“重国际轻两岸”、“重美日轻大陆”与“重南轻西”的大战略下，两岸经贸关系与人员往来出现新变化，总体呈现“南热西冷”、“东热西凉”的格局。

        四、两岸在国际社会较量更激烈，斗争更尖锐，形势更复杂

        蔡英文上台执政后确立了“亲美媚日远中”战略，全力投靠美日，甚至到了没有政治道德底线的地步，以“奴才”的面目标出现，台美、台日关系均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中国大陆则严格依据一个中国原则或政策处理相关事务，阻止台湾当局在国际社会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政治图谋，从而形成两岸在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矛盾与摩擦，未来依然是两岸斗争的焦点与场域。尤其是中巴建交，台湾邦交国减至20个，对台湾的国际空间造成重大打击，则进一步刺激台湾对大陆的对抗情绪，也预示着两岸国际对抗与斗争将更加激烈。

        五、两岸民意更加对立，但岛内民意呈现两极化与新变化

        两岸政治僵局与政治对抗，自然会引起两岸民意的对抗与对立。大陆民众对台湾社会良好印象与认识正在改变，大陆民间更出现一股强烈的“武统”与“早统”的声音，成为一种新的民意动向。同样，长期以来受绿营媒体负一面 报 道影响，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观感与认识日益负面为主，如今更为反感与负面。另一方面，两岸的僵局与民意的对立，并没有改变台湾民众依然把大陆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选择。台湾青年到大陆就业、创业的热潮在持续。同时，岛内公开主张坚持“九二共识”、维护两岸和平发展与追求统一的政党与声音明显升。岛内“反独求统”成为一种新的声音，出现新的态势。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需要给予鼓励与支持。

         六、大陆对台政策政治立场坚定，策略灵活：两手抓，一手软，一手硬

        大陆对台政策，政治立场明确、坚定，策略灵活，可谓两手抓，一手软，一手硬。主要表现在三点。一是明确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与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二是强调“双和”发展。继续坚持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以最大努力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此同时强调“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融合”发展成为新的重要政策目标。三是有序推进与两岸经贸往来与民间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