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龙

（改革开放论坛理事、本刊特约资深研究员）

        一、金融安全认识的新高度

        我国对金融安全的关注始于1997年夏季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经验教训和启示，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金融安全。

        2017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地阐述，强调维护金融安全事关两件大事，标志着对金融安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二、我国金融安全的新环境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金融形势是良好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然而，我国金融安全却面临着新的内外环境。

        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整个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总体复苏疲弱态势尚未明显改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金融危机外溢性突显，国际金融风险点仍然不少。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有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形成外部冲击。

        其次，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金融风险特别是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有所显现。防范和管控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将成为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关键。

        三、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新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安全的论述，为我国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维护金融安全指明了方向，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维护金融安全的新举措。第一，加强宏观顶层设计。第二，坚守金融风险底线。第三，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

王家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改革开放论坛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十三五”（2016-2020年）及后十年（2021-2030年）是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新常态”背景下，能源供需平衡要有适应新形势的战略和政策，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十三五”能源供需及其平衡分析：1．按节能减排要求，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应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2．综合能源专项规划，2020年能源产需平衡差将在9亿吨标准煤左右；3．2020年能源结构变化的主要亮点，是清洁绿色能源大幅度增加；4．2020年电力生产和消费在能源总体中的地位将继续巩固和提高。

        “后十年”能源供需及其平衡设想：1．按降低碳排放的承诺，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需控制在62亿吨标准煤，“后十年”年均节能率4%以上；2．按控制对外依存度要求，2030年能源生产总量需超过50亿吨标准煤，“后十年”年均增长率2%左右；3．按能源绿色发展要求，2030年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率需达到31%，“后十年”年均增长率超过4%；4．水能外可再生能源发电大幅度增长，2030年电力占能源总体比例53%，成为能源绿色发展的优先领域。

        研究分析表明，中国今后时期的能源供需形势依然是严竣的。为适应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解决能源供需矛盾的对策建议如下：1．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能源总战略，节能优先，降低能源消费强度；2．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控制对外依存度，提高能源自给率；3．坚持“绿色低碳”，推动能源革命，着力从供给侧方面提高能源质量；4．坚持“全面协调”“创新驱动”，构建安全稳定的现代能源供需体系。

        中国构建现代能源供需体系，是确保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从国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构建全面协调现代能源供需体系的战略思路可确定为：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建设清洁绿色的能源产供发展体系；以合理调控能源消费和CO2排放总量、降低它们的强度指标为核心目标，着力建设节能高效的能源消费发展体系；以产、供、销有机结合和安全稳定为战略举措，着力建设供需协调的区域能源发展体系；以全面创新为动力，不断增强能源供需体系建设的创新能力，着力推进形成多能协同、互联互通、智慧服务的现代能源供需网络，保证能源总体运行的灵活可控和安全稳定，开创能源持续健康发展新局面。

杨宜勇

（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所谓奥肯定律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62年提出了来的，该定律论证了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即高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奥肯还认为，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缺口之间的比率是1：2，即失业率每增加1％，则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2％左右。西方学者认为，奥肯定律揭示了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之间极为重要的联系。它描述了实际GDP的短期变动与失业率变动的联系。根据奥肯定律，可以通过失业率的变动推测或估计GDP的变动，也可以通过GDP的变动预测失业率的变动。奥肯定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实际GDP必须保持与潜在GDP同样快的增长，以防止失业率的上升。如果政府想让失业率下降，那么，该经济社会的实际GDP的增长必须快于潜在GDP的增长。假如失业率为8%，比自然失业率高2%，那么按照奥肯定律，实际GDP就比潜在GDP低4%。

        从中国统计公报显示的2010年-2016年GDP增长速度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或者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动关系来看，现在奥肯定律解释的那种变动规律并没有出现，反而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与就业不是同向变化而是相向变化，难道奥肯定律在21世纪的中国真的失灵了吗？如果我们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状况和经济结构变动的状况做更加深入的分析，会发现这仅仅是一种假象。实际情况是，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并没有逃逸出奥肯定律的轨迹。我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解释：

        1、中国城镇新镇就业人数并不代表中国劳动力市场实际就业总量的增量。2、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潜力是逐年下降的。3、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明显下降。4、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服务业结构性增加的背景下是上升的。5、中国的“双创”功不可没。6、中国的就业形势既不悲观，但也不能盲目乐观。

把促进就业、帮扶失业和转岗人员切实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要努力做到“三个必须”。一是必须科学监测就业和失业形势。二是必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三是必须创造更加有利的就业环境。

俞  邃

（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

        大国关系对于世界局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特朗普上台后，利用美国的优越地位和异乎寻常的政策举措，促使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新的变化。这里主要就美中俄欧关系谈几点看法。

        一、目前大国关系所处的世界局势背景

        当前国际形势可以说总体上稳定，却又错综变幻，并在局部地区险象环生。无论是地区热点，还是大国关系，都出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因素、新现象。

        二、在全球视野中体现美中俄欧互动关系

        所谓全球视野，一是世界战略格局在变。二是经济全球化态势在变。三是世界安全环境在变。这三大领域的变化导致美中俄欧四方面的互动---良性的和并非良性的互动---更加复杂。

        三、美中俄欧四个方面当今各自的国际处境

        美国不少地方朝着美国传统手法回归。俄罗斯经济困境趋缓，强势外交不减。欧盟竭力防范自身散架，矛盾纠结，欧盟总体外交呈现多副面孔。中国由“一带一路”向导，以联合国认同“一带一路”相关决议为标志，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

        四、特朗普当选后的一股冲击波体现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特殊影响力

        他的举动诱发了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三种思潮泛滥。但这三种思潮毕竟是阵发性的，时有起伏，最终还是抵不过时代的主流——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国家间相互依存性加深的客观现实和合作共赢原则的持久生命力。

        五、中美俄欧四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美中俄三角关系

        第一点，中美关系正在朝着进一步改善的方向发展。第二点，在可预见的未来美俄关系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第三点，中俄关系的基础坚实。第四点，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微妙。

        六、反恐成为当今大国之间合作的重要契合点

        各大国势必要采取某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包括一定的利益让步和妥协，来进行反恐合作，当前尤其是在中东地区。

        七、朝核问题成为当今检验大国关系的试金石

        朝核问题的本质是朝美关系。我国与美国在对待朝核问题上，有共同点，又有差别。朝核试验对我危害之大、之深，是不言而喻的。朝核问题还引来对我构成威胁的“萨德”反导系统部署。为解决朝核问题，中方提出“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

        八、乌克兰危机依然是影响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特朗普的“北约过时论”（现已改口）与“‘脱欧’伟大论”，意味着欧美“跨大西洋纽带”以及西方反俄联盟出现裂痕。美欧关系与美俄关系是扭结在一起的。北约存在，就要发威，必然削弱西方与俄罗斯关系改善的可能性。

        九、“一带一路”成为当今推进大国关系联系的纽带

        由于对“一带一路”的共识，所有相关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合力在发挥重要作用。

丁原洪

（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今年3月25日是《罗马条约》签订60周年纪念日。60年前，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6国，在原有的煤钢联营、原子能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基础上，签署《罗马条约》，成立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开启欧洲一体化进程。

        欧洲一体化进程从盛到衰的转折点是1992年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导火线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倡导一体化的精英们对美苏冷战结束、欧洲形势巨变做出误判。他们罔顾民意和现实，妄图通过全面一体化，扩大在整个欧洲的势力范围。

        在政治、经济一体化尚不具备，就匆忙实行货币一体化，它成了引发至今困扰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的一大祸根，而且也是造成欧盟内部分裂的缘由之一。同时，德法英联手大力推进欧盟“东扩”。国情不同，利益诉求不一样，这增加了内部矛盾，削弱民众对一体化的信心，也是所谓“民粹主义”滋长的原因之一。对推进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进行认真的反思，反而坚持走“更紧密欧洲”之路，只会使欧盟自己更加分崩离析。

        可以看到，欧盟今日的困境是其自己错误造成的，那就是它在“一体化”名义下，违背了各国主权平等这一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且，法德“双引擎”的一体化现已异化为德国一家独大，法德“双引擎”推动下的欧洲一体化遇到如今众多难题，由德国一家主导下的一体化恐将遇到更多挑战。

        欧盟现状完全是咎由自取。别人唱不衰它，是它自己在把自己搞衰。

孙德刚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法学博士）

        冷战结束后，中国发挥自身在区位经济中的优势，通过复合、多元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了对周边发展中国家群体的整体外交，取得了积极成效，尤其是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全方位交流与合作打破了西方的“制度垄断”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垄断”，推动了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共同进步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使世界力量对比更加均衡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世界经济发展也更加可持续。②

        与中国对周边国家整体外交相比，中国对中东、黑非洲和拉美的整体外交机制相对单一，合作也停留在浅层次，尤其是在中东，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伊朗与海合会、逊尼派与什叶派、君主制与共和制、库尔德地方力量与中央政府、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矛盾复杂而相互叠加，使中国开展对中东国家整体外交更加困难，操作性更弱。

        即便如此，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仍取得了较大成绩。未来，在开展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既重视中国参与的多边组织，也要重视中国与中东国家既有的双边伙伴关系网。第二，发挥中国外交优势资源，在整体外交推动过程中增强中国的话语权。第三，开展整体外交，服务“一带一路”在中东的推广。

        总之，新时期中国对中东的整体外交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推广的手段，其在中东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通过区域一体化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与利益共同体建设，先易后难、稳步推进，使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中东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

林晓光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教授、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特聘教授 法学博士）

        领土问题是日俄关系的重中之重，也是二战结束后日俄关系的核心问题。日本以1855年俄日双边贸易边界条约为依据，要求俄归还“北方四岛”(择捉岛、国后岛、色丹岛和齿舞岛，俄称“南千岛群岛”)，并将归还上述四岛主权作为与俄签订和约的先决条件。俄方认为，“南千岛群岛”作为二战的结果并入苏联版图，并实际控制至今，因而对四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1956年，苏联和日本签署了关于停止两国战争状态的《共同宣言》，但由于四岛领土主权归属问题，双方至今未签订和约，影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2017年4月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莫斯科仅仅时隔4个月再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日本国内舆论认为，安倍明知难有成果还是坚持访俄“似乎只是为了去而去”。为何日俄双方都热衷于这钟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成果的首脑外交呢？

        安全，日本希望借助与俄对话减轻安全压力。外交，安倍将推进日俄关系作为与中美博弈、讨价还价的重要手段。国内政治，作为保守主义的领袖，安倍必需坚持日本政府战后以来的既定立场，摆出一副“一定要一揽子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强硬姿态，以取悦国内选民、聚集政治资源。经济，俄罗斯积极回应日方的和约谈判要求，是希望通过对话缓解领土争端，换取日本的经济合作。安倍希望通过能源合作促进日俄关系正常化，借共同经济活动推进解决领土争端。

        但日俄首脑会面过于频繁，反而使外界看到的只是其象征意义。尤其是安倍已四度访俄，过度消费了对俄“外交突破”的红利，虽大献殷勤却始终难得普京青睐。俄方对日方一系列“亲善”举措并未投桃报李，使日本对俄外交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国民对领导人的屡屡作秀也难免产生“再而衰、三而竭”的审美疲劳之感。然而为了证明外交路线的正确、维护自身权威与形象、巩固权力基础，安倍又不得不坚持现行对俄政策，期冀外交加分，哪怕是自我吹嘘的加分。

        俄日之间无论有过多少关于岛争的解决方案，双方基本诉求都从未改变：日坚持要求收回全部四岛；俄最多归还两岛。双方如果不改变基本政策立场，几乎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尽管启动了副外长级和2+2的定期对话机制，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外交姿态，是改善日俄关系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制度性安排，是漫长而艰难的外交谈判的开始，短时间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最终能否取得突破和成果也未可逆料。至少在可以预见到将来，日俄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领土主权争议几乎是不可能的。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博士生导师）

        2017年1月8日，伊朗前总统、国家利益确认委员会主席拉夫桑贾尼溘然离世，使世人的目光再度聚焦于伊朗。作为伊朗改革的开启者，拉夫桑贾尼在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所开启的改革进程对于伊朗摆脱内政外交的困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出生于1934年的拉夫桑贾尼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元老之一。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开始从事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斗争，并多次被捕入狱。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拉夫桑贾尼先后担任伊朗革命委员会成员、内务部长等职。1980年7月，他当选为议长。1988年6月两伊战争进入关键时刻，霍梅尼任命他为武装部队代总司令，执掌三军。1989年7月，拉夫桑贾尼当选为伊朗总统。

        在拉夫桑贾尼任总统期间（1989～1997年），作为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黄金搭档，二者共同推动了伊朗的改革。但伴随改革派和保守派矛盾的加深，二者的矛盾也不断加深。尽管在卸任总统后仍担任国家利益确认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拉夫桑贾尼对伊朗政治的影响显然已大不如前。在拉夫桑贾尼驾鹤西去之际，本文对其任总统期间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开启的各项改革进行回顾和总结，并以此为视角对后霍梅尼时期伊朗改革与保守两大政治力量轮替的政治钟摆效应进行分析。

王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以蔡英文为代表的“台独”右翼势力执政后，在其强烈的“亲日”思维与“亲美联日抗中”战略之下，与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执政集团有了更多的共同情感、社会与政治基础，积极强化台日全方位交流与合作，以建构所谓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但却面临诸多困难，难以突破既有国际格局与中日关系一中框架。

        一、台日强化合作的重点与领域

        台日交流合作范围广，目前主要集中于六大合作领域。一是政治上的合作就是争取提升台日实质关系，建立超越民间层次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二是推进台日区域安全与情报合作，包括一定程度上的军事交流合作。三是大力推进台日投资、贸易、金融、渔业、产业等全方位经济合作，并争取签署更多台日经济合作协议。四是全面推进台日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五是配合“新南向政策”，推进台日在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合作。六是在国际重大议题问题上相互支持与配合。

        二、台日合作面临的困难与矛盾点

        尽管台湾与日本展开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但受制于外部复杂的国际形势、各自内部政治社会矛盾与涉及各方不同的利益等因素，台日“大合作、大提升”面临不少困难，存在不少矛盾。

        一是国际政治大框架的约束，也就是台日政治性关系提升与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框架的矛盾。二是台日关系的发展与日本发展中日关系的矛盾。三是绿营提升台日关系与民众期限待的落差与矛盾。四是加强台日渔业与海洋合作，与相关国际法及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存在矛盾。五是各自整体利益优先与经济利益的矛盾。六是在一些敏感议题让双方合作左右为难。

        总之，民进党当局强烈亲日、媚日、恋日心态，以及接连提出“台日夫妻论”与“台日命运共同体论”等自我矮化、讨好日本的论调，企图以此强化台日关系，加强台日广泛合作，但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与日本国家利益面前，在诸多复杂的矛盾面前，台湾既无法获得日本的真正尊重，也无法获得日本的实质支持，反而只会让日本更加卑视台湾，只会向台湾索取更多，只会让台湾成为日本利用的筹码，无法建立真正互惠互利的台日合作关系，台湾必然成为台日关系与台日合作的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