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飞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这意味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式成为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和新定位。这里讲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是指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对其他大国的战略与政策，也不是指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而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同传统的大国外交相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色是什么？其主要任务何在？已经形成了什么样的战略布局？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色

        中国外交的一贯追求就是顺应时代潮流。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以往的大国外交相比，最为鲜明的特色。如果说中国正在开辟新型大国外交的历史，那么顺应时代潮流就是这种“新型”的最显著标志。以顺应时代潮流为最鲜明特色的大国外交，最终结果是实现中国与世界双赢。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对当前的中国来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实践证明，正是中国对国际形势认识的变化和对外政策的调整，才使得中国外部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有利于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建设是非常成功的。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国共产党需要继续统筹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不断推进国内各项事业的同时，不断加强外部环境建设。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布局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到十八大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完善的外交布局，这就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这个布局的基础上，使中国外交布局展现出崭新的面貌。中国外交正在形成以周边外交为依托、以大国关系为重心、以发展中国家外交为基础、以多边外交为舞台、以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为新领域、以“一路一带”为地缘支撑的崭新布局，而且布局中每个板块的内涵更为丰富，各板块相互联系得更为紧密。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计算机是信息技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是体现科技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几十年来，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到20世纪80年代初，计算机技术已经更新了四代。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逐步迈入独立设计和制造超级计算机的国家之列，但因处理处（CPU）等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短缺而仍受制于人。步入“十二五”（2010—2015）时期，在国家863项目重点支持下，我国超级计算机发展不断取得突破。在“天河一号”系统于2010年第36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上名列榜首和“天河二号”问鼎“六连冠”之后，“神威·太湖之光”在2016年国际超算评比中以超第二名近三倍的运算速度夺得第一。“超级计算机领域异常激烈的竞争背后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是国家前瞻性发展规划的竞争。如果说当年日本‘地球模拟器’的横空出世推动了美国从研发军用扩展到民用超级计算机，那么中国从‘天河一号’、‘天河二号’到‘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相继夺冠则进一步刺激了国际研发超级计算机的竞争，促使美国、日本、欧洲国家、俄罗斯和印度等大国调整各自战略、加速研发超级计算机。”在大国研发超级计算机的激烈竞争中，我国有能力继续研发运算速度更快的超级计算机。

陆建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2016年是中国—东盟关系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是双方建立对话伙伴关系25周年。双方在各个领域开展了紧密合作，以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并总结经验，展望未来。2016年也是东盟共同体成立后的第一年，中国一贯支持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双方进一步合作，迈向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另外，2016年下半年中国与菲律宾关系大幅改善，自2012年以来持续影响中菲两国关系和中国—东盟关系的南海紧张局势得到显著缓解，中国和东盟合作的阻力基本消除，双方合作进展顺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展望2017年，双方的合作仍将继续向前推进，这个趋势不会改变。但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退潮、区域一体化受挫和美国新政府亚太政策不明朗等因素的影响，双方的合作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一）世界经济疲软，影响中国-东盟贸易增长。（二）高铁合作面临国际竞争（三）地区局势复杂化，或影响中国东盟合作。

        虽然中国—东盟合作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来看，2017年双方合作形势向好，发展大局可期。这是因为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具有牢固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并久经风浪的考验。东盟在中国外交格局的地位日益重要，东盟对中国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增强。虽然有域外大国的干扰，但双方合作的大局和方向难以撼动。

        2017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而中国将在这一年召开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无疑，2017年对于中国和东盟都具有重大意义，双方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携手合作，在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开篇新的篇章。

孙德刚 韦进深

（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韦进深，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一方面，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国际组织行为发生了从反向参与（挑战、游离于国际组织之外）到正向参与（接触、遵约和融入）的根本转变，为国际组织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丰富案例。另一方面，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全面融入和主动塑造强化了国际组织本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巩固了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中的主导地位，提高了治理效率。

        国际规范的塑造过程，实际上就是提升一国隐性权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尽管中国已经在国际安全组织、国际政治组织、国际经济组织、国际环境组织以及地区组织的规范塑造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包括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任职的华人数量的增加，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和中国立场日益引起各方的关注。中国在国际和地区组织中新规范的塑造，体现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治理模式的差异性，是一种发展理念的竞争。

        与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规范塑造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国际规范面前被动应对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因此，随着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中国塑造国际新规范的能力建设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徐枫

（中国社科院投融资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未来金融工作的政策取向是“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具体到股票市场中，风险处置的核心任务就是提高股票定价效率，防止股市暴跌出现。长期以来，由于具备揭示公司内在价值、提供风险管理工具、增强市场流动性、降低市场投机性和波动性等优势，卖空制度尤其是针对个股做空交易的融券机制备受西方成熟市场国家青睐，部分国家甚至为了提升卖空效率积极推出“裸卖空”交易机制。从主要国家卖空制度实施效果来看，不乏维护股市平稳运行的成功经验，也有加剧股市大幅波动的失败教训。中国资本市场2010年启动融券制度试点，而后多次渐进式扩容，既呈现出禁止卖空与允许卖空两种制度并存的局面，又记载了从禁止卖空向允许卖空进行制度转变的过程，为我们考察卖空机制化解股市暴跌风险提供了天然“试验田”。

        本文以融券制度为例，探讨卖空机制对股市暴跌的影响机理，及其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践效果，为完善融券制度化解股市暴跌风险提供经验证据。具体而言，将回答如下问题：卖空机制降低股市暴跌的作用机理是什么？融券制度是否有效降低了中国股市暴跌风险？如果没有，哪些制度性缺陷抑制了这一作用发挥？未来如何完善融券制度化解股市暴跌风险？

源泽

（本刊特约研究员）

        3月22日，作为英国政治心脏部位的议会大厦附近发生恐怖袭击，致5死40多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宣称对此负责。此案折射欧洲恐情蔓延，英国也正步法、德、比等国后尘，成为国际恐怖势力的袭击目标。IS择此时此地下手，自有其政治挑衅、制造轰动效应及配合“本土”决战的意图。因为，案发当日，正值比利时朝野纪念2016年“3.22”布鲁塞尔恐袭事件一周年；在大洋彼岸的华盛顿，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也正主持打击IS国际联盟的部长级会议。

        英国恐情趋紧，与国际反恐战争密切相关。“3.22”案犯哈立德·马苏德系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尚不知其是否曾远赴叙伊参战，但其思想、文化认同以及情感、爱憎显然与“狼王”保持一致，俯首称臣。

        反恐之战，初以力制——伐兵伐城，斩草除根。反恐之道，终以道胜——攻心化人、去极端化。军事胜利并不遥远，打掉IS的军事力、行动力不难，难得是如何抵制恐怖主义思想力、蛊惑力，揭露异端、标本兼治，防范极端宗教、极端思想蛊惑人心，诱良为恐，方能对恐怖势力造成毁灭性打击。

王嵎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成员）

        “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这是今年二月中旬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以下简称“三后”）。多少年来，慕尼黑安全会议从没提出过这样的议题，而且一开始主办方就有比较明确的表态，这不能不发人深思。西方有评论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牌发达国家（特别是敏感的精英阶层）的某种焦虑和反思，既关乎世界形势，又关乎国际秩序和他们所谓的“政治正确”，不无道理。

        去年一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可谓乱云飞渡，黑天鹅起飞，呈现“乱”，“变”，“治”三大特点。如果说，“大乱”呼唤“大变”，那么“大变”也势必要求“大治”。这是社会发展规律。在战乱和动荡年代，“人心思治”显然是主旋律。人们普遍渴望能有一个安定的世界，和睦相处；普遍思考和探寻新的相处之道，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治理”大课题提到了议事日程。

        去年菲律宾飞出了一只“黑天鹅”（杜特尔特），美国也飞出了一只“黑天鹅”（特朗普）。美国“政治正确派”不喜欢特朗普（正在反扑，企图迫使他“停飞”或“逆飞”）；菲律宾“政治正确派”也不喜欢杜特尔特（正在千方百计阻扰他飞行）。但“全球治理”需要他们“顺飞”，“三后”也需要他们“顺飞”。希望他们都好好飞，继续向着正确方向飞。中国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大国，已经在飞，顺着时代变迁诉求方向飞；希望我们在蓝天相遇，共同飞向一个方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的篇章。

丁原洪

（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会前公布的会议主办方准备的讨论基础文件《慕尼黑安全报告》说，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还从未像现在这样脆弱。世界有可能正在迈向后西方时代，也就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终结。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曾指出，国际秩序是否具有生命力，取决于它以什么原则为基础。“西方自由世界秩序”之所以面临崩溃的危机，归根结底在于美欧等西方大国违背国际社会公认的各国主权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试图以它们那一套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作为世界秩序的基础。实践表明，这是行不通的。

        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伊申格尔也承认，世界秩序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西方自由世界秩序”迟早必将终结。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丁原洪

（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对于英国公投脱欧，美国总统选举以及当前欧洲政治社会生态等重大事件，近来西方一些学者进行分析评述时，多归因于所谓民粹主义的崛起。

        西方一些学者所谓的民粹主义，并非经过认真研究从西方社会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概念，而是作为“精英政治”、“精英主义”的对立面，贬损地套用历史上曾遭唾弃的民粹主义一词。这种滥用含有明确含义的理论概念的做法，应该说是不够严肃的。

        美国社会当今的分裂不是由政见差异，而是由于不同人群在社会上经济地位不同造成的，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固有的“分配不均”造成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社会上上下下阶层人群之间的对立，是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一种表现。

        导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所折射出的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严重分裂的根由，在于它们这些年来大力推进的、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核心思想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造成一国之内的不同人群和不同国家间获益悬殊，加重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本就存在的社会不平等。这样的全球化难以持久，必须有所改变。

陈宝森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新总统入主白宫已两月有余，各经济部门主管的任命陆续到位，具体政策安排已初见端倪。对特朗普竞选时宣示的4%的经济增长目标能否实现，各方都在进行再评估。总体看特朗普的支持者对实现目标的信心未减，市场的热度和经济界的冷静分析则存在不小温差。

        就美国经济而言，短期刺激靠财政金融杠杆是常规，联储和市场在金融杠杆“技穷”以后，寄希望于财政刺激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美国预算赤字已积累到20万亿水平，用大规模赤字刺激经济弄不好将重蹈里根时期覆辙，即高赤字带来高利率，高利率带来高汇率，高汇率又带来高逆差的恶性循环，因而同特朗普的政策诉求相反。也许这就是共和党与特朗普惮于运用大赤字的顾虑所在。至于如何保证美国经济长期高增长，离开解决生产方式的根本性矛盾以及在现行体制内必要的、可行的改革，奢谈振兴经济只能是纸上谈兵。

包澄章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近年来，非洲恐怖主义活动呈现扩散之势，利比亚、马里、苏丹、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尼日利亚等国安全局势恶化，“伊斯兰国”组织及其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等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活动猖獗，并同西亚极端恐怖势力存在跨国联动之势。“伊斯兰国”组织人质事件、马里人质危机都暴露出中国应对海外人质危机上存在诸多不足。

        人质危机发生后，在政府难以直接同极端恐怖组织和劫匪直接谈判，或无法判断人质状况的情况下，境外非政府组织（NGO）可以发挥自身优势。

        非洲是近年来恐怖袭击和人质劫持事件的高发地区。谨就如何发挥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处理人质危机中的作用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非洲地区人质劫持高发国家大多属于部落制社会，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安全，很大程度上仍需要依靠当地的部落长老。建议通过向当地具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派驻人员（以维和部队警务和文职人员、安保公司保镖等身份）等方式，建立相关合作机制，逐步构建中国非洲突发事件应急人脉网络，重点从当地部落长老、宗教人士、军队系统中拓展人脉资源。

        第二，组建海外安全危机应急部队。当前，非洲恐怖主义活动扩散性、联动性令中国公民安全风险呈现上升趋势。完善海外安全危机应急体制机制建设，将是中国未来维护海外利益和保护海外公民安全时必须解决的问题。建议组建海外安全危机应急部队，以私人安保公司形式驻扎当地。

        第三，完善海外应急服务体系。海外应急服务体系包括应急救援、风险预警、安全培训、风险评估等。首选，在海外安全危机尤其是人质危机处理上，可探索建立驻外使馆、海外企业、当地非政府组织三位一体的“使馆—企业—NGO”应急救援体系，由使馆负责协调外交资源，企业提供资金和设备，非政府组织提供善后医疗救援和心理疏导，在危机处理上三者间应建立应急沟通机制，保证人质营救的顺利开展。其次，可依托“境外安全管理服务平台”（www.icover.org.cn）开发手机应用，建立海外风险信息预警制度，保证公民及时获取相关安全风险预警信息。再次，海外企业还要通过系统培训提升员工应对安全危机的能力和安全风险识别能力。最后，学界和相关部门也要加强海外公民安全危机的案例研究，尤其要对地区人质劫持案例进行系统研究，做好相关风险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