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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关系的特点和影响》
李长久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顾问) 本文主要论述中美经贸关系的特点、分歧、前景和影响以及中国应对之策。 大量顺差在中国 多数利益归美国 从1993年起,中国同美国贸易出现顺差并呈扩大之势。美国一些权威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通过定量分析和实际利益比较研究显示,中美贸易的主要特点是,大量顺差在中国,而多数利润被美国赚取。美国同中国的经贸和金融合作每年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提高0.7%、物价平均下降0.8%。如果没有同中国的经贸和金融合作与贡献,美国经济增速将下降三分之一,物价将上升三分之一,并将使与中美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受到重大影响。 汇率之争实质是美国维护美元霸权 几年来,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曾多次重申,中国没有操纵汇率。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宣称,他将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长期以来,美国经常利用汇率波动打击其他国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和地位提升,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为维护美元霸权地位,将继续打压人民币。对此,我们要采取有力应对政策和措施。 我们要调动各方面力量,特别是加强对美国财政主管部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工作,他们发出公正声音,将有助于我们有力应对中美汇率之争。保持国内汇率和股市稳定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首先,要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加强有效监管,严厉打击各种投机活动和内幕交易,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其次,管控债务特别是地方债规模,严防发生地方债危机。再次,管好和用好外汇储备,逐步减持美国国债,防止美元大幅度贬值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风险,更加科学、准确地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再其次,建立较大规模的资本稳定基金,及时、有效地应对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危机的冲击。最后,要将大量资金投向实体经济,着力振兴实体经济。 妥善解决分歧和摩擦 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往来规模不断扩大,利益融合更加深入,双方在经贸合作中出现分歧和摩擦是难以避免的。两国要共同努力解决双方分歧,对一些难以解决的分歧要以建设性的方式加以管控,避免误解、误判和摩擦升级。 一、不要片面性 二、不要偏激和情绪化 三、不要将经贸关系政治化 (一)坚决捍卫我国合法权益 (二)坚决反对混淆WTO议定书15条义务与“市场经济国家”两个概念 (三)“一中”原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中美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无论美国政府如何更迭,中美两国利益融合,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格局不会改变,中美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的愿望不会改变。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领域众多、前景广阔。深化中美经贸合作不仅继续为两国企业和人民带来更多利益,而是将继续惠及各国、造福世界人民。
《国际反恐更是文化力之战——从特朗普“禁穆令”说起》
源泽 (本刊特约研究员) 特朗普颁布“禁穆令”已近一月,但在全美范围被叫停,世界多地爆发抗议,致使启航伊始的“特朗普新政”低开低走。尽管美国战略界部分人士及特氏本人否认此举是针对特定宗教,并承诺保证“所有面孔受到尊重”。但西方主流媒体似乎不愿就此罢休,“禁穆令”引发的风波还在发酵。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从2016年3月到7月,推特用户共发表21.5万条“反穆”的英语留言信息,其内容充斥着对穆斯林群体的仇恨和贬损。当年7月,全球社交媒体的“反穆”言论更创新高,平均每日高达7000余条。比4月增加近两倍。这些言论并非剑指“伊斯兰国”(IS)等极端组织,而是将伊斯兰世界列为指责、攻击对象。 由此观之,“伊斯兰威胁论”在欧美甚嚣尘上。此类反文明融合、反民族和睦的言论出自部分媒体,暴露出这些媒体所在的国家与社会对伊斯兰教“性善”本质认识肤浅;对“恐情”、“教情”复杂关联性知之甚少。如此宣传下去,必将输掉与IS的意识形态战争、输掉民心。 为着将来,必须现在。国际社会应推出更全面、更综合的文化反恐战略,以在意识形态源头上遏制恐患滋生。说到底,国际反恐既是政治战略博弈!更是文化力之战!谱写大文章,要有大手笔,更应有持久的“洪荒之力”。
《俄罗斯外交特点刍议》
冯玉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从偏居于东欧的一个小公国跃升为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级帝国,在与不同民族、国家的交往、争斗中纵横捭阖,积淀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外交传统。 概括而言,俄罗斯外交传统可以概括为目标的坚定性、手段的多样性、立场的灵活性等等。俄罗斯外交周旋的空间大,外交政策转换的概率大,外交运作的重心变化多;重视处理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对不同实力、不同民族宗教的邻国采取不同的外交方略;避免两线或多线作战在俄罗斯外交中地位突出;注重谋取和维护出海口,反封锁外交在俄罗斯外交中占有重要位置等。对自身国家属性和文化完全不同的认识,决定了俄罗斯在外交理念上的多元和外交流派上的多样性。而俄罗斯民族性格方面所表现出的极端性和矛盾性,使俄罗斯外交理念也具有极端性的特点,中庸在其外交理念中没有地位。在俄罗斯外交理念中,要么是激进超前的理想主义,要么是极端保守的现实主义,俄罗斯外交理念总是在激进与保守、在东方的理性和西方的想象两端摇摆,不偏不倚对它而言是十分少见的。综合国力上的相对落后性使俄罗斯外交受到一定限制,但俄罗斯成为世界大国的外交目标从未改变,而这也导致了目标与能力之间的落差,决定了俄罗斯外交的成效是在对外政策目标与国家实力之间波浪式演进的。
《从英国彻底脱欧看美英特殊关系》
丁原洪 (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在特朗普正式入主白宫之前,1月17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发表讲话,承诺将“干干净净”地脱离欧盟。此前两天,1月15日特朗普接受欧洲媒体采访,赞扬英国脱欧是“伟大的事情”,“非常聪明的离开”,支持美英达成贸易协议;与此同时批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移民问题上“犯了灾难性错误”,欧盟成了“德国的工具”。1月23日特朗普总统第一个工作日,就对外宣布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将于1月27日访美,与特朗普会晤。在短短的一周内,这三件事震惊了世界。看似巧合,其实这是美英双方事先商定的,以凸显美英特殊关系做为特朗普外交布局的开篇之作。 重建美英特殊关系,符合双方的现实需要。特朗普从年轻时代就是里根总统的崇拜者。从特蕾莎·梅方面来讲,由于英国公投脱欧,既酿成保守党内和英国社会分裂,又遭到欧盟的打压、孤立,以法国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为主的一些人甚至谋求借机“惩罚”英国,以防其他盟国效尤。在此时刻,来自大洋彼岸的援手,自然是求之不得。 美英特殊关系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起的美英军事同盟演变而来的。它从来都是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基石。在两德统一、欧洲一体化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美英特殊关系也是美国图谋继续主导欧洲事务的主要抓手。小布什主政时,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战争进行表决时,德、法两国与俄罗斯联手,对美英提案投反对票,这在大西洋两岸关系中是前所未有的,引起极大震动。美国对德法主导下的欧盟不断壮大,提高了警觉。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德法“双发动机”下的欧盟逐渐异化为德国一家主导下的欧盟后,德国的一些举措更增加了美国的疑虑。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无暇更多顾及欧洲,恰恰给德国的重新崛起提供了机会。 给予美英特殊关系“最沉重一击”,莫过于德国等欧盟国家与奥巴马政府联手向英国施压,力图阻止其公投脱欧。重建美英特殊关系成了特朗普上台后决心“反奥巴马之道而行之”的一个重要方面。 特朗普1月27日首先与特蕾莎·梅会晤,商谈签订美英自贸协定,而对于一再乞求特朗普早日会晤,不要废除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日本安倍政府根本未予置理。人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虽然会继续重视亚太地区,但是不可能再像奥巴马政府那样以亚太地区为“重中之重”,日本想抱着美国的大腿实现自己重走军国主义之路的如意算盘将更难如愿。从这一个方面反映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金瑞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一、当前经济全球化处于低潮的主要表现 1. 国际贸易增速持续放缓,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显著低于危机前峰值水平 2. 新旧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等极端政治势力纷纷抬头,全球范围内“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力量急遽上升 3. 多边国际经贸规则建设遭遇困境,“体制外”区域性贸易投资制度安排风起云涌 二、当前我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对策建议 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是我国政府秉持的一贯立场,随着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对外政策趋向保守和战略转向收缩,我国深度参与并适度引领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众向所归。 1. 加强形势研判为首要,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影响,为我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要辩证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要科学研判经济全球化的态与势。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危与机。 2.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着力点,持续释放改革红利和发展活力,为我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一是在深化钢铁、煤炭等去产能的同时,加速推动优质产能“扩围”。二是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推进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三是切实降低企业杠杆率,增强经济中长期发展韧性。四是扎实推进企业降成本,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五是软硬兼施,精准发力补短板。 3. 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积极主动参与并适度引领国际竞争与合作,为我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营造更加有力的外部环境 一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重点解决“资金、模式、理念、规则”四大问题。二是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三是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开辟深度融合新空间。按照产品→标准→技术→资本→服务“走出去”的实施路径,积极构建“以我为主”的产业生态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产能合作新路子。四是充分利用好G20平台,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4. 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为我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长期重要的支撑 一是深化创新体制改革,突出自主创新在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二是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上增加创新供给。三是围绕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加速推进《中国制造2025》。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制度安排。五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收益分配机制,发挥自主创新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牵引和支撑作用。六是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在开放合作中推进自主创新。
《特朗普经济新政的不确定性及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肖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特朗普新政十二大经济转向 美国第45届总统特朗普即将上任,从其竞选纲要及施政计划看,可将其经济新政概括为十二大转变:(1)金融政策——从金融监管向金融自由化转变;(2)货币政策——由扩张向收缩转变;(3)税收政策——从增税向减税转变;(4)财政政策——从收缩向扩张转变;(5)投资政策——从乱花钱向基础建设投资转变;(6)产业政策——从“海外制造”向“回归美国”转变;(7)能源政策——从能源安全战略向发展传统能源转变;(8)社保政策——从社会福利向商业福利转变;(9)教育政策——从单一高等教育向拓展职业技能教育转变;(10)移民政策——从“放松”向“收紧”转变;(11)外贸政策——从对全球化向贸易保护主义转变;(12)对华政策——从格守“一中政策”向以其做政治筹码获取经济贸易优势转变。 特朗普上述新政能否“转变”成功并不取决于其主观愿望,尽管特朗普主观上想通过以上政策转变达到其“美国优先”的政治经济诉求,但是,“十二大政策转变”哪些能落实,哪些落实不了,哪些只是政治作秀,将在特朗普四年执政的时间来进行检验。首先,特朗普的竞选承诺并不都会算数。其次,如果特朗普坚持竞选讲演的立场,特朗普过于激进的政策口号未必符合共和党巩固执政与发展的目标。第三,即便共和党人占据参议两院多数席位(参议院100个席位中占52个,众议院435个席位中占246个),但未取得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特朗普作为总统对相关法规并不具有一票否决权,仅凭个人意志无法左右他想废除的条款。第四,美国在全球不具有绝对的霸权实力,中国、俄罗斯、欧洲等大国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具有制衡特朗普胡作非为的实力。因此,“十二大政策转变”有许多是变不了的,有些则要打折扣。但“特朗普是‘最独特’的总统当选者…他对任何特定群体都没人情债,因为他是基于自己的战略而成为总统的。”③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的特朗普的经济新政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将对中美经贸双边关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二、特朗普经济新政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1、对华贸易政策影响。如果美国和中国、墨西哥贸易战打响,可能产生三种可后果: 一是全面贸易战。二是非对称性贸易战。三是短暂贸易战(不超过一年,中国和墨西哥和美国相互妥协)。 实际上,特朗普发动美大规模贸易战难度非常大。首先,共和党本内部难以取得共识,激进做法会带来战略和外交风险。其次,特朗普并无独立实现对中国征收45%关税法律权利,法律只允许总统在不超过150天的时间里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最高15%的关税。再次,即便如此,中国也可向WTO提请诉讼进行报复。第四,美国无法承担由于贸易大战而带来的严重经济衰退和失业,这将使特朗普无法实现其优先发展美国经济的战略,并动摇其执政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如果局部贸易战开打,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口增加15%左右的关税,这对中国出口将产生很大影响,机电产品出口可能首当其冲。 2、投资政策影响。奥巴马任期内没有谈成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特朗普政府是否接单继续谈判是一个未知数。特朗普认为中国对美投资加大对美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拟推出“排华法案”,对华投资进行审查,这将增加中企在美国投资并购的不确定性,使中企在美经营成本上升,制约中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应指出,特朗普的基础建设投资将提升世界原材料需求,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3、金融政策的影响。特朗普新政的核心是金融自由化,放松所有监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金融过度自由化、银行缺乏自律通过“次贷”危机而引发的。目前,美国经济已经走出危机,特朗普“好了伤疤忘了疼”,准备故伎重演,他正在为全球下一次金融危机搭建新舞台。 4、美国摆脱金融危机,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形成美元紧缩周期;而世界其它国家还处于经济衰退之中,纷纷采取不同版本的“量化宽松”政策。紧缩美元政策将打破全球原有资本流动、利率、汇率三者之间的平衡,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5、税收政策影响。如果特朗普新政将企业所得税由35%降为15%、对企业汇回国内的利润征收10%的一次性优惠税率得以落实,将对中国企业构成强大的竞争压力。按照经合组织统计,中国企业宏观税负高达37.2%,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30%-35%),按照国内的统计,中国企业2015宏观税负率36.9%高于美国的35%。 6、财政政策的影响。特朗普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使未来10年美国公共债务增加5.3万亿美元至28.4万亿美元,到2026年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攀升至105%。2016年8月,中国持有美债规模占总外汇储备的比重达37.2%。 7、产业政策的影响。奥巴马“再工业化”使美国制造业出现回迁态势。而外资从中国制造业“进”在减少,“走”在增多。特朗普的“回归美国”产业政策及其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加快美国在华企业回流的步伐,可能使一些美资企业从中国撤资或者减少继续投资。除了美国企业准备“回归美国”外,部分中国企业(如福耀玻璃)也准备把企业迁移到美国,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说,中国从事制造业,“除了人力,什么都比美国贵。” “回归美国”产业政策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降低中国的就业水平,对中国吸引外资政策造成极大阻力。中国应该提高企业向国外迁移的高度警觉,并制定相应对策,否则,中国企业将难以竞争过美国企业,也应付不了特朗普发动的“制造业战争”。 8、能源政策影响。“美国第一能源计划”将扩大世界能源市场的供给,有利于抑制世界能源价格的上涨。目前,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进口国,能源对外依赖程度高达60%。因此,“美国第一能源计划”对中国的能源进口无疑是一个利好(但对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石油供应国不利)。美国退出新能源市场竞争,为中国“十三五新能源发展战略”开辟了广阔国际空间(201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增量占世界40%)。 9、美国退出TPP将减轻中国地缘经济压力,它意味着以美日为核心的亚太新经济秩序解体,这将对日本造成重大打击(日本充满危机感),亚太经济圈的重心将会转向中国主导的RCEP:马来西亚将寻求推动RCEP谈判;秘鲁希望能加入RCEP;其他拉丁美洲其他TPP签约国将会跟进;澳大利亚转向投中国倡导的RCEP和FTAAP的方案。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影响力扩大,有利于加快“一带一路”的步伐。
《特朗普上台对台湾经济的冲击与影响》
简明 (本刊特约研究员) 1月20日,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正式上台执政,将对全球与地区事务生产影响重大。就经济层面观察,特朗普强烈的“美国优先意识”、反全球化思维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仅将对国际经济形势、中美经贸关系生产重大影响,而且也会对台湾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冲击与影响。 蔡英文当局经济遭遇重挫 首要冲击是对台湾当局特别是蔡英文当局极力打造、以加入美国主导的TPP为核心的涉外经贸战略的影响。特朗普日前正式决定放弃TPP,对蔡英文涉外经济战略造成重大冲击,加入TPP愿望成空。蔡英文虽然也提出加入RCEP的主张,但并不是重点,而是障眼法,加上考虑到中国大陆在这一合作机制中的重要角色,台湾未来参与RCEP的可能性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在参与区域经济整合进程中将会越来越边缘化,不利台湾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与经济贸易发展。 台湾面临市场开放压力 受特朗普放弃TPP决定的冲击,蔡英文当局迅速调整对外经济及对美经济策略,将签署台美贸易暨投资框架协议TIFA与双边自由贸易协议FTA作为加强台美经济关系的重要途径。 蔡英文提出并推动新型台美经济合作制度化、机制化方案,尽管在理论上有助于加强台美经贸关系发展,但这种制度化、机制化合作设想,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台美签署FTA不仅涉及岛内市场开放引起的争议与影响,而且涉及到复杂的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存在政治风险。 特朗普在政治上奉行“门罗主义”,在经济上是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制造业回流与对外提高关税等政策,会对台湾经济带来新的影响。一方面,可能会影响蔡英文当局推动的扩大岛内投资计划。特朗普要推行的高关税政策,则会影响到台湾产品对美国的出口。特朗普在处理美台经济关系问题上,应该不会像大陆那样对台湾“让利”与“让步”,反而可能会要求台湾“让利”与“让步”,在经济上对台湾进行勒索。 不过,需要关注的是台美军事工业合作可能会取得重要进展。 中美经贸摩擦将冲击台湾经济 观察特朗普当政后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不仅要看台美关系以及台美经济关系本身发展变化,还要看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尤其是中美经贸摩擦可能升级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关键在于,台湾、中国大陆与美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三角贸易关系以及复杂的产业链与经济链。 由于中国大陆与美国是对台湾出口甚至整体经济影响最大的两个市场,中国大陆与美国经济景气程度与外贸表现好坏,对台湾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台湾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台湾参与全球化的程度非常高,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浪潮对台湾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对宗教极端化工作的几点思考》
包澄章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自2012年新疆地区明确提出将“去极端化”作为宗教工作的主要任务以来,去极端化工作一直是以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和蔓延,根除暴恐活动存在的思想土壤为主要目标。宗教极端主义的成因多元且复杂,既有宗教、民族和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原因。当前,从国内外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因素来看,政治激进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贫困或经济发展落后、社会融入度低、文化隔阂严重、国家政策包容性低、受教育程度低、宗教意识淡薄、外部势力支持等因素都可能诱发或催化国内宗教极端主义的形成。 一、去极端化工作的对象 对象主要可分为以下五类:第一,高危型;第二,易感型;第三,自警型;第四,排外型;第五,造谣型。前四类是宗教思想出现极端化或激进化的信教群体,最后一类非信教群体。对待这五类群体应采取不同的手段,包括打击、疏导、改善、预防等。 二、去极端化工作的路径选择 去极端化工作属于综合治理范畴,涵盖政治、宗教、社会、法律、教育、文化、心理等各个领域。去极端化工作的路径选择,应充分体现综合治理的理念,这里从学术、教育和社会三个层面就去极端化工作的路径谈几点思考。 三、去极端化工作的机制建设 首先,建立极端主义预警监测机制。 其次,建立去极端化分层推进机制。 最后,要避免去极端化工作手段的极端化。
《浅析南亚地区社会冲突的特点与根源——以巴基斯坦为视角》
张屹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 带有极端主义色彩的宗教教派往往因恐惧而团结起来。无论是东方的教派还是西方的教派,总会有一些原教旨主义的情节,怀有这部分情节者害怕被剥夺他们所期望实现的角色和地位。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损伤,一些既得利益团体会担心现状被改变,也有人担心年轻人会放弃教堂、寺庙、清真寺等等。 宗教极端主义类型的恐怖主义特别害怕教育体制,尤其是当教育破坏了他们的宗教教义的时候。他们害怕未来,一个他们将会无法控制的未来。 因此,如果用相对剥夺感来解释宗教极端主义在当今所表现出的各种极端现象则最为恰当。被剥夺了应有的地位和无法实现的理想社会的恐惧可以解释新兴宗教极端主义的主要政治诉求。南亚宗教多数带有这种恐惧,且经常导致极端主义行为的不幸事件,如大屠杀、暴力恐怖袭击等等,在南亚地区最为典型的案例则如圣战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在巴基斯坦发动的针对“异教徒”的杀戮,或佛教力量中的僧伽罗教派参与斯里兰卡对泰米尔印度教教徒和基督徒的暴力斗争。
《对推进两岸南南合作问题的认知与思考》
王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在两岸交流与合作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岸关系形势重大出变化的背景下,需要不断探索与创新两岸交流合作的方式、途径与渠道。其中,推进“两岸南南合作”(大陆南方地区与南台湾地区的交流合作)是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面向,是推进两岸社会经济融合的重要路径之一,有助于开创两岸区域交流合作的新局面。 一、目前两岸南南交流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与缺失 (一)大陆对南台湾认识与重视不够。 (二)大陆与南台湾交流仍流于表面,形式大于实质,未能获得实质性或重大突破。 (三)大陆与南台湾交流合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两岸南南交流合作,而是整个大陆与南台湾交流合作,大陆尚未将南部省市地方作为与南台湾交流合作的主体或重点,并没有针对性的开展南南交流合作。 (四)对北台湾与南台湾的社会差异认识不足,常被误导。 (五)对南台湾研究与交流活动未受到应有重视。 (六)岛内国、民两党与大陆均先后重视南台湾,但却有不同的政政策效果。 二、要充分认识南台湾经济社会结构特性及加强两岸南南交流合作的重要性 (一)南台湾与大陆南部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源泉,南台湾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福建闽南社会在台湾的延伸。 (二)大陆南部地区与南台湾自然环境、气候、文化更为类似,更易接近、亲近与交流。 (三)南台湾以传统产业与农业为主,高科技与现代金融服务业发展落后,造就南北不同的政治文化价值与政治认同。 (四)要充分认识南台湾社会结构特性与其政治倾向的社会历史背景 (五)要了解南台湾的共性,也要认识南台湾内部的差异性 (六)充分认识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在南北台湾利益分配与政经影响 三、对加强两岸南南交流合作的几点设想 (一)以新的理念重新认识南台湾,将扩大两岸南南交流合作作为推进两岸社会融合的阶段性重要路径 (二)要加强南台湾与两岸南南合作现状的调研,为推进两岸南南交流合作提供足够的资料准备与基础条件 (三)建议设立“两岸南南合作发展论坛”,建立机制化合作平台,扩大社会影响力 (四)设立“两岸南南合作发展基金”,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建立不同领域的两岸南南交流合作渠道或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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