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能源战略格局正经历着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是技术进步和供需变化导致的结果，不仅造成了油气价格的剧烈波动，也将对能源地缘政治和国际能源合作带来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些变化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美国凭借着“页岩革命”，已经超越沙特和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页岩气革命的突破性进展，在内外两个方面对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是受西方制裁、油价下跌等因素影响，俄罗斯能源产业遭遇挫折，其在国际能源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呈现衰势。

        第三个重要变化是OPEC的内部协调愈发困难。

        第四个变化是欧亚能源地缘政治出现新动向，中亚、里海国家的对外能源合作日益活跃、多元。

        在国际能源战略格局加速盘整的形势下，中国应该如何作为？

        首先，应瞄准世界能源发展的大趋势，制定中长期的能源战略，实现技术进步、制度改革和对外合作的有机统一，这对确保能源、环境和社会的平衡、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地区和全球的多边能源治理。

        第三，要把握好中俄能源合作的节奏。

        第四，要加速推进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的建设。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以下简称“北斗系统”）海外推广主要执行“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从2000年到2003年，中国发生了3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第二步于2012年实现，北斗系统提供覆盖亚太地区的定位、导航、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务；第三步将于2020年实现，建成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的覆盖全球的北斗系统。届时，北斗系统将覆盖全球，实现全球授时、定位和通信功能。伴随北斗系统“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北斗系统的经济效益正在凸显，成为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中国北斗系统卫星导航产业规模达85.96亿元，2013年达100亿元，2020年将达到数4千亿元，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一、阿拉伯世界在北斗系统海外推广中的战略定位

        北斗系统落地阿盟是中国新时期向西开放、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构建中国与阿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战略支撑和外交资源。2015-2020年是北斗系统落地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阿拉伯世界虽然从西亚延伸到北非，在地域上连成一片，但在政治制度、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与中国的关系等方面具有差异性，中国北斗系统落地阿盟需要区分支点（重点）国家和一般国家。这些国家大致可分为动荡国家（以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黎巴嫩、索马里、南苏丹和苏丹等为代表）、转型国家（以埃及、突尼斯、巴林、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等为代表）和稳定国家（以沙特、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阿曼、摩洛哥等为代表）三类。

        二、北斗系统落地阿拉伯世界的战略机遇

        新时期中国北斗系统向阿拉伯世界推广具有明显优势。第一，世界大国卫星导航系统形成的多极化格局为北斗系统拓展阿盟市场创造了战略优势。第二，中阿双方在文化、近代历史遭遇、发展阶段和国情的相似性为北斗系统向阿拉伯世界推广提供了政治优势。第三，新时期中阿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为北斗系统打开阿盟市场创造了经济优势。第四，中国卫星导航技术的发展为北斗系统打开阿盟市场创造了技术优势。第五，新时期阿拉伯世界成立的航空航天局等机构为北斗系统打开阿盟市场创造了对口合作的优势。

        三、北斗系统落地阿拉伯世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北斗系统在阿拉伯世界的推广涉及战略与策略、军用与民用、安全与经济、双边与多边等不同层面的问题，也涵盖中国与域外大国、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等诸多领域的系统性问题。归纳起来，北斗系统在阿拉伯世界的推广涉及四个维度：1. 安全维度的问题；2. 政治维度的问题；3. 利益维度的问题；4.技术维度问题。

        北斗系统在阿拉伯世界推广尽管具备上述优势，也面临各种危机和挑战，主要表现为新时期中东国家面临的四重矛盾：第一重是中东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之间的矛盾；第二重是阿拉伯国家亲西方阵营与反西方阵营的矛盾；第三重是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三个非阿拉伯国家的地区矛盾；第四重是阿拉伯国家与美、欧、俄等域外大国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相互交织，构成了中东主要热点问题，如巴以冲突、逊尼派与什叶派纷争、西撒哈拉问题、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问题等。

        受其影响，新时期北斗系统在阿拉伯世界推广主要面临四类风险：第一类是政治风险，包括阿拉伯世界政治上层建筑变化、选举政治和政局动荡的影响。第二类是安全风险，包括这些国家面临的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教派冲突的威胁。第三类是法律风险，包括阿拉伯世界法律法规对北斗系统推广的限制。第四类是文化风险，包括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价值观对北斗系统推广的影响。

        四、结论

        目前，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落地阿拉伯国家的相关行政法规已经初步形成，如2013年发布的《国家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4年1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意见》；2014年3月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布的《关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推广应用的若干意见》等，但是北斗系统国际化发展的顶层设计仍显不足。北斗系统在阿拉伯世界推广过程中需要根据已有的规划，从以下几点出发循序渐进，稳步推动北斗系统落地阿拉伯国家。

        首先，以中阿合作论坛为平台，深化中阿在北斗系统领域的合作。其次，在新时期中国科技外交中，增加北斗系统在阿拉伯世界推广的内容。再次，加强中阿人文交流，为北斗系统在阿拉伯世界推广营造良好气氛。最后，加强中国在与北斗系统相关的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获得更多的国际认证。

        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中心大厦被整架飞机撞击后轰然倒塌，震惊了美国和整个世界。“9·11”恐袭事件对世界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促使国际社会统一认识，坚定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然而，15年过去了，世界恐怖主义非但没有减弱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成为全球的主要威胁。

        一、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点

        随着国际反恐斗争的深入，恐怖组织的袭击能力也在增强，并且发生了“基因变异”，出现了新的恐怖组织形态、新型暴恐分子、新的暴恐运作方式，恐怖主义呈现了“全球化”、“本土化”、“个体化”和“网络化”的新特点，国际反恐斗争进入新阶段，面临新挑战。

        二、恐怖主义愈演愈烈的根源

        过去15年，国际反恐力度日益加大，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付出了大量人员伤亡，但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不断加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美国以反恐为名行霸权之实。

        （二）美国在反恐问题上长期奉行双重标准。

        （三）反恐国际合作缺失削弱了打击恐怖主义力量。

        （四）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公民被边缘化。

        三、国际反恐的中国方案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明显上升，对国际和平构成了现实威胁。恐怖主义的全球化，需要国际反恐的全球化应对。中国从构建和谐世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提出了标本兼治的中国方案。

        （一）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主导作用。

        （二）摒弃反恐问题“双重标准”是国际反恐合作的前提。

        （三）实现包容性发展是反恐治本之策。

        （四）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五）不断创新反恐观念和手段。

        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人类公敌，国际反恐将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将忠实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积极与各国人民一道，为国际反恐斗争作出应有的贡献。

        习近平主席9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时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发展，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有益经验。”这是对中俄关系典范意义的肯定。中俄建交二十多年来，两国关系的级别不断提升，合作内涵不断丰富和加深，原因是双方致力于战略创新。我理解这正是其典范意义之所在。

        一、从战略高度提升双边合作

        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访华，双方宣示“相互视为友好国家”，规定了“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目标。这是第一个台阶。

        199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访俄，双方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这被称作一种新型伙伴关系，是不对抗、不结盟、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同年，双方宣布不将本国核武器瞄准对方。这是第二个台阶。

        1996年4月，俄罗斯总统访华，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两国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设置保密电话通讯线路。这是第三个台阶。

        习近平就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之后，迄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多达18次，中俄关系的理念和实践一步步从战略高度加以发展。2014年5月20日两国元首在上海签署联合声明，把两个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可以说是第四个台阶。

        二、谋战略宏图树立大国榜样

        经过双方多年来的共同努力，中俄关系呈现非常鲜明的特色。这就是：不结盟而又能实行战略协作，关系密切而不存在依附性，维护各自尊严和利益而不怀损害对方之心，根据是非曲直处理国际事务而不搞双重标准，有利益分歧而能通过平等协商解决。

        三、以战略思维判断世界局势

        中俄两国对于国际形势的共识，乃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方面包括：时代特征、世界形势、世界格局、经济全球化、新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国际新秩序、联合国的作用。中俄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一致性，证实了两国之间形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必然性和持久性，也是两国在世界上产生举足轻重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结战略伙伴应对全球挑战

        2016年6月25日中俄两个元首发表的联合声明，是双方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应对全球挑战的现实写照。其举措表现在方方面面，包括解决全球性问题、二战成果、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问题、人权领域、多边组织、维护海洋法律制度、落实中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朝鲜局势、叙利亚问题等方面。

        事实证明，新型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成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石。

        2008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和印度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引擎，并且是全球经济规模较大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当前，中印都在培育经济新增长点，致力于长期可持续发展。莫迪政府上任以来,着力提振制造业，欲在未来将制造业年增长率提高到12%—14%，GDP中制造业占比从16%提供到25%，截至2022年创造1亿个就业岗位。中印加快能源、钢铁、化工、机械、轻工等领域合作，有助于将我国在资本、技术、产能上的巨大优势，与印度发展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相结合，推动中印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促进地区繁荣稳定。

        中印两国在贸易领域各有优势，虽然两国在某些领域存在竞争，但总体而言，两国产业结构仍具有互补性，且互补大于竞争，两国均有广泛投资机会，发展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

        总体思路是：以两国前期合作项目取得的成果为基础和动力，深化各领域投资与合作，以双边贸易为纽带，以投资促进贸易结构改善为方向，加快印度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发展，通过企业合作和对接发展战略，提升双方产能与投资合作的规模与水平。

        航海家们在1500年前后完成的地理大发现和开拓了四通八达海上航线，诱发了商业革命和西方列强的海外殖民扩张，经济全球化逐步延伸和世界市场随之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于1847年12月—1848年1月的《共产党宣言》名著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如今的经济全球化已经从商品贸易、跨国直接投资、人员交流、技术合作到互联互通。经济全球化进程曾被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60多年间，经济全球化有高潮、有低谷，但一直在延续。

        经济全球化处在“十字路口”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严重冲击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上述背景和形势下，专家学者们对经济全球化现状众说纷纭，多数专家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其中三方代表性观点：一、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终结；二、经济全球化进程减速但并未终结；三、世界需要新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仍将延续

        地缘政治危机、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世界贸易和投资不振、世界经济增速放慢，引起专家学者们对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的忧虑。但是，各国加强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经济全球化进程仍将延续，主要标志是：一、世界贸易继续扩展；二、跨国直接投资仍是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强大动力；三、跨国人员流动急剧增加；四、交通运输四通八达；五、G20成为加强国际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

要实现新平衡和新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了诸多不平衡和不平等，特别是没有兑现包容、普惠和共享原则，从多数国家到全球，收入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引起被边缘化国家、低收入甚至生活水平下降群体的不满和反对。各国与有关国际机构要加强合作，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地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使经济全球化更加平衡地向纵深发展。

        2016年8月8日，东盟度过了49周岁生日。这个成立了近半个世纪的次区域组织，从初期的5个国家发展到今天覆盖到整个东南亚地区的10个国家，在亚太地区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在东南亚地区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东盟对外实施大国平衡政策，对内很早便开启了一体化进程，并于2015年底成立了东盟共同体。今日之东盟，拥有432.6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6.23亿人口，GDP总量达2.5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7位，外贸总额也达2.52万亿美元，居世界前列。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东盟作为一个整体，都与大国无异，加上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优势，使其在亚太地区享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以下，我们着重从国际影响力、自然优势、经济份量等三个方面来考察东盟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顺便指出，东盟在军事上不具优势，没有威慑力，但这并不影响它的战略地位，相反，它是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支力量，是各大国争相拉拢的伙伴，是地区力量结构的平衡器，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它在亚太地区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东盟是中国的近邻，在中国周边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中国对东盟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过程。2009年起，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推行，东盟成为美国拉拢的重点对象，东亚原有的均势发生显著变化。2012年黄岩岛事件发生后，南海问题升温，东盟对华关系开始出现变化。2013年，上任不久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其中，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迄今以来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最高阶段。但随后一段时间，由于南海争端加剧，加上美、日的挑拨，中国与东盟关系遇到寒流。不过，就在中国-东盟关系备受南海问题困扰时，中国于2014年8月提出了解决南沙争端的“双轨思路”。这无疑是对东盟的信任和肯定，从中也可看出东盟在中国外交中地位之重要。目前，随着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结束和菲律宾政府的换届，中菲关系迎来改善的新机遇，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南海问题正在逐渐降温，中国-东盟关系重拾发展势头。

        当前，亚太形势基本稳定，但在东北亚，朝核问题引发的萨德危机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环顾中国周边，东南亚仍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一道重要屏障。东盟是可以信赖的朋友，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中国将东盟作为建立命运共同体的首选伙伴，无疑是正确和英明的决策，东盟在亚太和中国外交的战略地位难以动摇。

        英国公投脱欧、美国总统选举是今年举世瞩目的两件大事，其影响是深远的。

        英国公投和美国大选两者虽然性质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危机。它具体表现在广大普通民众对现行体制、社会现实的极大不满，以及对极力维护现行体制的精英阶层的愤怒。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尖锐对立，“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已达到意识形态上的‘内战’状态”（美国知名历史学家乔治·纳什语）。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固有弊端是贫富两极分化，“不平等”是这种制度的主要特征。当今的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化，因而使“不平等”现象扩展到全球范围。从一开始，它就是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有利于大跨国公司，而不利于中小企业；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有利于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而不利于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其他发达国家。普通民众和精英阶层由于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不同，从而对全球化有不同的看法。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给欧洲一体化进程以沉重打击，使欧盟陷入一场接一场的危机；直至今年6月已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45年之久的英国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这使欧盟陷入空前的危机状态。为什么曾一度充满朝气、雄心勃勃的欧盟竟然会在发生世界金融危机迄今不到10年里陷入“生存危机”，难以自拔？原因何在？这是发人深思的。

        历史事实一再表明，大国兴衰有其一定规律，欧洲联盟也不例外。兴衰在于内因。对欧盟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更源于“一体化”。

        一、欧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现实需要，普遍实行高福利制度。这对于战后经济恢复、改善民众生活是有利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负面效应日益明显。

        二、欧洲一体化进程从一开始就在其终极目标问题上缺乏共识。

        三、欧洲一体化运转机制是以“主权分享”和“协商一致”原则为基础的。

        四、导致欧盟内部分崩离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盟在运转中没有真正体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原则，而是德、法、英三大国说了算。

        五、法德两国由于是欧洲实力强大，且又是欧洲一体化发起国，从一开始就发挥一体化进程的“引擎”作用。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德法两国力量对比的改变，法德“轴心”异化为德国一家独大。欧洲的德国逐渐演变成德国的欧洲，或者说德国在欧盟中起着主导作用。

        从当前情况看，欧盟虽不会在英国脱欧后砰然解体，但逐渐走向衰落恐难避免。

        近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日本，有很多耐人寻味的“趣闻”，发人深思。

        这几天来，日本媒体和官方人士不断释放日本的“战略诉求”，想趁机拉拢杜特尔特“重回美日怀抱”，劝他不要同中国搞得那么近，也不要同美国越走越远；甚至声称要做菲美之间的“和事老”，为美国说项。

        显然，安倍是在打日本的“小九九”，为日本“借船出海”，在关键时刻对美国老大“给力”，同时也为日本自己在这一地区争夺有利地位，对付中国，圆日本和美国遏制中国的“亚洲北约”美梦。但他也太自不量力、太高估日本的影响了。

        杜特尔特打的是菲律宾的“大九九”。他奉行“菲律宾优先”政策；不愿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他要奉行独立自主外交，并在一定程度上搞大国平衡外交；他不愿与中国对抗，主张和平对话解决问题；主张大力发展国际经贸合作，促进本国经济快点发展，为菲律宾老百姓谋福利。他同阿基诺三世并不是“同路人”，同安倍更不是“一路货”。

        醒醒吧，日本！你们可以配合美国做点事，但还是“主从关系”。“杜特尔特现象”值得美国反思，也值得你们思考。

        2016年5月访问香港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张德江在出席香港社会各界欢迎晚宴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以“勿忘初心”、“保持耐心”、“坚定信心”概括对“一国两制”和当前香港问题的看法。张德江委员长的讲话启发了港澳社会各界及全体居民，引起国际社会和内地所有关心港澳的人士的高度关切，成为了又一次推进“一国两制”的垂范。

        事实上，近年来在境外总有一小股思潮，鼓吹所谓中央要把香港和澳门“内地化”，甚至变“一国两制”为“一国一制”的谬论。极少数人为了排斥“一国”，抗拒中央，甚至公然打出“港独”旗号，提倡“本土主义”，以“本土”之名行“分离”之实。正如张德江委员长所述，这是否违背了“一国两制”的初心？这对香港是福还是祸？相信广大的香港同胞是心中有数的。所谓“自决”，什么“港独”……等等，最终是成不了事，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小动作和所谓的“本土诉求”，已经违背了“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既定方针，破坏了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根本不符合港澳特区的根本利益，也就必然得不到绝大多数港澳居民的支持。

        “一国两制”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不会改变，不应改变，没有必要改变。“一国两制”实践没有任何先例可循，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成立还不到二十年，时间非常短，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尚须完善，一些深层次矛盾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逐渐显现出来，这有其客观必然性。今天在港澳特区暴露的许多问题，有些是多年累积而来的，有些则是新出现的。解决起来也绝非朝夕之功。我们不能因此就对“一国两制”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始终，坚定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信心，是中央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使命，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对“一国两制”方针的信心和决心不应该动摇，对推进“一国两制”实践的信心和决心也不应该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