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再生、延展和深化。习近平主席所阐扬的这个宏阔的主题，涵盖了广袤的欧亚大陆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揭示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各种重大现实问题，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和平发展新思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甫一提出，即刻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目前正稳步向前推进。国外许多知名学者和政要都认为，“一带一路”将是中国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里的一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并势将对世界政治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秩序产生愈益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鉴于“一带一路”与“世界秩序”已成为当前各界关注的重大议题，很有必要更加深入研究探讨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以便更加深入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阐扬更加符合现实、更加贴近不断往前滚动的历史巨轮的世界秩序观，以确保“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取得应有更大的成功。

        “一带一路”这个主题，涵盖了欧亚大陆数千年发展的历史，它与世界秩序这个概念的一个共同之处，就在于揭示不同时代世界的本质特征。

        现行世界秩序是从欧洲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脱变而来并逐渐形成的，它是美国崛起、欧洲衰落、俄国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革命、殖民体系瓦解、冷战结束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其核心要点是欧洲的优势终结，美国取代欧洲在世界上取得霸权地位，主导了世界秩序。尽管现行世界秩序的总体框架和意识形态，是为了保护美国大资本的利益而设计的，但决不意味着这种秩序全然是为美国大资本服务的，美国也决不可能全然掌控一切世界事务。

        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马克思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一带一路”与现行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启示：所谓世界秩序，可以理解为当今世界基本的“社会形态”，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它是由世界范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一带一路”这个任务提出本身，说明完成这个任务的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生成过程之中”，因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一带一路”是否会改变世界秩序，取决于它能否在现行世界秩序中，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创造出充足的物质存在条件。

        一、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基本状况

        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正在逐步形成。这主要得益于：一是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劳动关系问题，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为及时有效化解劳动关系矛盾提供了深厚的物质保障。三是民生事业大幅改善，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奠定了现实基础。四是协调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并逐步形成制度体系，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五是劳动合同、集体协商、三方机制等协调劳动关系制度机制作用不断强化，政府、工会和企业代表组织更加重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机制和工作保证。

        二、我国劳动关系发展趋势

        总体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将更加重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政策环境日趋向好，但同时，由于劳动关系矛盾是利益矛盾，是发展市场经济必然面临的常态化矛盾，随着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越来越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已经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劳动关系矛盾仍然处于持续积累和逐步发酵期，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有的地方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损害职工利益的现象仍然较突出，集体停工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如果劳动关系领域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劳动关系矛盾存量问题和增量问题将会交织叠加，极有可能导致劳动关系矛盾激化，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国家发展稳定大局。

        三、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议

        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事关企业发展和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总体上看，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据我们调查了解，仍有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对劳动关系问题不够重视，部分地区特别是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城市，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些问题如果处置不当、解决不好，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影响企业的发展，甚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建立定期劳动关系发展态势研判工作制度。

        二是应当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劳动关系问题引发的群体性纠纷经常性排查和动态监测预警制度。

        三是应当加大工作力度，着力做好当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较为紧迫的几项工作。首先，应当切实保障劳动者各项合法权益。其次，应当努力让职工合情合理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再次，应当加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的相关研究。最后，应当抓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应当把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作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载体，总结创建活动经验，建立健全创建工作目标责任制，推动创建活动由工业园区向企业比较集中的乡镇（街道）、村（社区）拓展，努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创建局面。

        中国作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重要投资来源国之一，一直致力于同非洲共同打造贸易和投资合作的新增长点。在“一带一路”建设和深化中非合作背景下，建议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园区建设为抓手，以优势产能合作为主线，研究制定对非产能合作重点国别规划，试点赋予部分省（区）一定对外协调管理权限，一国一案务实打造中非合作战略支点。在保障投资收益的同时，输出中国文化和价值观。

        一、主要特征及发展趋势

        中非合作从对非援助、工程承包、商品贸易、对外投资到产业合作和产能对接，正在经历由政府援助主导向企业自主投资合作转型升级。（一）对非援助着力培育自主发展能力（二）贸易投资持续增加推动中非关系转型升级（三）并购交易拓展区域及全球市场（四）产能合作助力非洲经济一体化

        二、合作取向及政策目标

        一是将资本、技术、装备和管理打包，与合作对象进行深度融合；二是将产能合作和延长产业链相结合；三是对一些产能不强、同时需求有限的国家，可以为其量身定做培育市场。

        （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撬动地区全产业链合作（二）以园区建设为依托，加快优势产能顺畅对接（三）以金融合作为抓手，输出中国“包容、和合”价值观（四）以各机制化平台为载体，共同参与全球和区域治理

        三、投资地区及潜在项目

        企业选择对非投资目的地应兼具四个优势：一是区位优势，沿海国家和港口城市优先；二是环境优势，政局稳定、市场开放、政策连续稳定、法律与法制较完善、政府服务高效务实；三是资源优势，包括自然和人力资源；四是坚定对华友好优势。未来引领中非合作的旗舰项目将更多是跨国、跨地区的非洲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带动非洲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项目。鼓励各类企业赴非投资，支持民企走出去、走进去、立得住、赚到钱。管控投资风险，打造对非合作战略支点。

        经过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中非合作转型升级成为必然趋势：由工程施工向项目总承包发展；由工程承包向投资运营发展；由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发展；由一般商品贸易向产能合作发展。

        2015年，是中美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一年。不少美国知名学者纷纷撰文和发表演说，认为中国正在超越美国，势不可挡。如果美国再不做出决策，坚决遏制强势而起的中国，美国将最终失去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再也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2016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美国加强在南海的攻势，出动两艘航空母舰，派出重型轰炸机，飞越南海上空，美国竭尽挑拨之能事，力图破坏中国和一些东盟国家的关系。南海战云密布，似乎中美一战难以避免。7月12日，所谓南海仲裁庭发表仲裁结果，与此同时，联合国和国际法庭相继发表声明，表明所谓南海仲裁庭跟他们毫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日本一再要求中国尊重这一仲裁结果，强调对中国具有约束性。除了美日两国以外，在当事国中，也包括东盟的所有成员国，又有哪个国家理睬这个仲裁结果。

        正在此时，美国著名教授约瑟夫·奈撰写的《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一书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约瑟夫·奈早在上一世纪70年代末，就时常说：“你如果把中国当成一个敌人，你一定会得到一个敌人。”约瑟夫·奈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指出：“美中之间掌控不当，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冲突，掌握得当，不仅能避免冲突，而且中美两国都可以从合作中获益。”从总体上看，约瑟夫·奈以乐观主义的态度，看待美中关系的发展前景，当然他也指出，“人为的错误和误判总是有可能的，但做出正确的选择，冲突并非不可避免”。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政策早已超过日本。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位居第二，更有预言称：中国已经超过和将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国家，在美国一些政治，经济界人士，学者和媒体的眼中，中国越来越变成美国眼中的敌人。美国学术界有人坚持主张新兴大国必然挑战守成大国，“修昔底德”的陷阱难以越过，中美一战难免。约瑟夫·奈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对增进中美两国的相互了解，加强信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积极和正面的作用。

        国际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处于焦点的俄罗斯，其国内外处境尤其备受关注。下面是对当前涉及俄罗斯的三件大事的看法。

        一、如何看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恶化？

        乌克兰危机已历经两年半时间，明斯克协议始终没有落到实处，俄乌关系一直紧张。俄乌势不两立是西方刻意制造的。美国和欧盟几个主要国家不惜以牺牲乌克兰国家利益为代价，搞垮俄乌之间的传统关系，摧毁普京的欧亚联盟构想。结果并非完全如其所愿。乌克兰的损失特别惨重，彻底丢掉了克里米亚，乌东地区被撕裂，国家变得支离破碎；经济状况日下，国际处境尴尬，一时也无法加入欧盟。俄罗斯虽受西方制裁遇到难题，但一直能够顶住，政局保持稳定，经济足以自理，民众生活基本上保持常态，因在叙利亚反恐得分、美国反而有求于俄致使其国际地位增强，普京的威望居高不下。如今俄罗斯又在离间美欧、分化欧盟方面逐渐取得成效，这从俄与希腊、土耳其和斯洛伐克等国关系的改善，可见一斑。而美国和欧盟，所能得到满足的也就是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对立加深，打掉了普京原本意义上的欧亚联盟构想。乌克兰绝对吞不下丧失克里米亚这枚苦果。尽管乌安全部顾问尤里·坦吉特宣称“乌克兰没有采取武力获取或收复领土的行动，将来也不会。”但还是要想办法出口气。

        俄乌进一步争执的焦点是如何解决乌东问题。为落实新明斯克协议，能否停火已属很难，兑现新协议中的政治安排则更难。乌东部两个自行成立的“共和国”尚未放弃独立要求，当前看不到“按照乌克兰法律举行地方选举”和“恢复乌克兰政府对整个冲突地区国家边界的完全控制”的可行性。而将临时性特殊地位法变为永久性法律及允许东部民间武装控制区组建地方政权和警察队伍等内容，则是乌克兰执政联盟中一些政党无法接受的。加之，肇事者美国在总统大选之后也难以改弦易辙，看来俄乌之间的争斗仍将旷日持久。

        二、如何看俄罗斯与我国在南海联合军演？

        中俄两国海军定于9月12-19日在南海相关海空域举行代号为“海上联合-2016”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曾表示，这是两军例行性的演习，旨在巩固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两军务实友好合作，增强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不针对第三方。消息发出后，引起关注，振奋者有之，疑虑者亦有之。

        笔者的看法是：其一，这次海上联合军演说明，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不断地深化。其二，联合军演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其三，中俄南海联合军演同时也会对企图侵犯中国主权安全的外部势力起到必要的威慑作用。其四，中俄这次南海联合军演，的确应该引起美国当局的反思。其五，由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得不出结论，说什么中俄正在或者准备结盟。

        三、如何看俄罗斯的国家杜马选举？

        今年9月18日俄罗斯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这次例行选举是对俄罗斯政治现状的一次民意检验，是对统一俄罗斯党竞选纲领所体现的普京未来几年发展战略的预示，也是对2018年总统大选的信号性前奏。

        这次选举有自身的特点。政治上，这是克里米亚拿回之后的一次选举。克里米亚回归成为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的粘合剂，其核心是俄罗斯民族精神，或者说大俄罗斯主义。这个资本够普京吃一辈子。普京深谋远虑，借此强化对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教育，成效明显、影响深远。经济上，这是民众对于社会现状满意度下降的一次选举。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投票率，会影响统俄党的得分，但不至于从根本上动摇普京赖以依托的政治支柱。外交上，这是在受外界持续制裁从而奋起抗争状态下的一次选举。外部压力反而增强俄罗斯民众的凝聚力。

        这次选举会出现几个变与不变。政党格局不会变，前四位政党的排序大致不会变，统俄党强势所体现的普京的地位不会变，亲西方的强硬反对派无所作为的局面不会变。也有变的方面，一是参选政党数目增多，从上届7个政党增加到这次14个政党。二是上次选举是比例代表制，现在改为混合选举制，增加了单席位选举，可能有几个党的候选人获得少数席位。三是人员变化较大，现任杜马450议员有三分之一将不再参选。四是年轻化，公俄党和自民党候选人平均年龄分别为32岁和37岁。

        从这次国家杜马选举可以看出，普京惯用的治理国家和笼络人心的手法比较成功，那就是经济不足政治补，国内不足国际补。

        展望下一步，俄罗斯杜马选举之后会着手准备2018年总统大选。普京的政治地位将再次经受检验，看来不会遇到严重挑战。俄罗斯经济形势难以很快好转，症结在于结构调整，即使油价上涨也不足以治本，但当局会竭力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逐渐缩小困难的程度。俄外交强势会持续，但也要力争改善与西方国家首先是欧盟国家的关系，以便构建尽可能有利于国家振兴的外部环境。

        自1868年明治维新140多年来，日本两次崛起的政策不同，影响也不一样。如今日本处在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重走对外侵略扩张之路的十字路口。引人关注的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扩大，曾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掠夺和破坏的亚洲国家要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改革使日本从落后到跻身列强行列

        到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是落后的农业国，但中国经济规模明显大于日本。清朝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固步自封、反对改革，遭受西方列强60年的侵略、掠夺和破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日本通过改革，历时40年就跻身西方列强行列，成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

        日本是如何摆脱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危险的呢？经历一年半的国内战争，统治日本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被推翻。1868年7月，新政府宣告改江户为东京并为日本首都。9月8日定年号为明治，1868年革命及革命后的一系列改革统称明治维新。为了学习西方，由全权大使岩仓具视率领使节团赴美欧考察，从1871年11月到1873年9月，历访欧美12个国家。明治元老们参照该使节团考察报告，确定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建国指导方针进行近现代化建设。所谓“殖产兴业”，就是效法英国，大力发展工业和对外贸易，为“富国强兵”积累资金和提供军事装备。文明开化是明治政府推行的学习西方国家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等的文化运动。所谓“富国强兵”，就是效法德国，大力建立和发展军事工业与扩军备战，侵略邻国。

和平发展使日本“在废墟上”重新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国内外形势的迫使和影响下，日本走上和平发展之路。由于采取了有效应对政策和措施，日本“在战争废墟上”重新崛起。

        一、从“教育之国”到“科技之国”

        1947年颁布《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后，日本历届政府都重视教育，实现了“教育立国”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科学技术比欧美国加落后二、三十年，日本实施“科技立国”战略，加速追赶欧美国家。

        二、美国政策变化助推日本实施“贸易立国”政策

        早在1949年日本发布的《通商白皮书》就提出了“贸易立国”的政策，美国对日政策变化助推日本大力实行贸易立国的政策。美国侵朝战争，使日本经济出现了“特需繁荣”。

        三、回归亚洲与互补互利

        亚洲已经是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并正在成为最大的投资和贸易区域市场，日本回归亚洲主要是扩大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日本拥有对外投资和企业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或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或拥有大市场，扩大互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如今日本正处在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重走对外侵略扩张老路的十字路口，而后者的危险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一是自2012年安倍晋三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启用右翼骨干担任日本政府和军队要职，日本右翼势力和影响都在扩大。二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军费开支占GOP的比重，一直在1%以下，安倍政府有能可突破这个底线，并正在大力发展海空军力量。三是美日加强勾结，美国利用日本充当遏制和围堵中国的急先锋，维护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和特殊利益，日本则紧随美国、借船出兵，向海外扩大军事力量。曾深受日本疯狂侵略、掠夺和破坏的亚洲国家，要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1世纪初以来，全球治理的主体由西方发达国家（以西方七国集团为核心）转向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进、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并存、政府与社会力量并举的方向演变，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新兴力量成为全球治理的新成员，治理的主体日益多元化。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是新时期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标志。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话语权和议题设置能力增强，尤其是随着中国在中东利益的增加，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的能力和意愿也不断增强。中国以参与中东地区治理为载体，提升大国地位，巩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地区冲突解决上日益扮演积极角色，中国参与地区安全治理使中国在冲突各方之间、以及在斡旋者之间扮演桥梁和纽带作用。

        新时期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既维护了各方正当利益，又维护了国际正义，取得初步成效，其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中国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中更加注重平衡。除在中东地区冲突方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外，中国在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时还注意在美、欧、俄之间保持一种战略平衡。其次，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强调原则的坚定性与政策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新时期，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也有进一步完善之处。第一，从外交机制来看，中国应对中东突发事件的国际危机管理能力仍有待进一步增强。2006年和2008年，中国政府相继发布《中国政府对非政策文件》和《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确立了21世纪中国对非洲和拉美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则及战略目标，但迄今中国政府尚未发布对中东战略与政策白皮书或文件，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冲突至今缺乏顶层设计。迄今为止，地区冲突爆发后，外交部各司局内部、以及外交部和其他部委之间的统筹、协调与沟通能力相对较弱，为预防突发事件而制定预案的能力不足。危机爆发后，一线外交官参与冲突解决的授权有限，影响了其在谈判中的创造性与想象力，在关键时刻提出中国方案和中国主张的主动性仍不够强。俄罗斯在中东安全治理中的创造性介入值得中国借鉴。

        第二，从国内共识来看，中国在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问题上存在认知分歧。中国学界和媒体有观点认为，中国无需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危机等关系到西方切身利益、又与我无直接利益的地区冲突问题上为西方解套。这种观点实际上忽视了参与地区冲突解决往往成为大国间战略合作的新领域，有助于美、欧、俄、中等建立更加稳定的合作关系，也符合中国的现实利益。中东剧变发生后，中国在认知中国在中东的利益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能源安全、商品市场、工程承包和劳务市场等相对狭隘的物质利益，未能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角度审视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冲突的中长期意义。

        第三，从知识储备来看，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的信息库和人才库建设有待加强。中国参与中东治理经历了发言人（有所为的旁观者）——传话人（被动参与者）——调解人（积极斡旋者）的角色变化。作为一名后来者，中国自身国力仍处于将强未强的“战略爬坡”阶段，中国在中东利益的延伸与维护这些利益的能力和话语权有限之间的矛盾，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当前中国智库和学界关注的重点仍然是西方大国以及日、韩、俄等，忽视了地区冲突的高发地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西亚北非地区的深度区域与国别研究，导致中国在参与重大突发事件的问题解决过程中，自身知识、信息和人才储备不足，影响了新时期中国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能力。

        1978年至今，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体系，期间恰逢新一波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浪潮的兴起、昔日落后地区的崛起，中国先是世界转型的一部分，继而成为世界转型的促进者。鉴于中国从封闭落后走向开放崛起的历程，以权力转移、问题转移、范式转移为核心特征的世界转型对中国影响巨大，构成中国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的基本外部环境，国家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构成中国战略框架的核心影响要素，而构建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成为中国崛起的基本诉求。

        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世界情势下，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至少应包括如下相辅相成的三个层面：国家战略、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而开放战略应贯穿于这一战略体系的各个层面。

        国家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基础。国家战略以基本国情为基础，以完善国内战略布局为核心目标。制定国家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其根基是确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完善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鉴于经济全球化正负两方面的冲击，实现国内一体化应视为国家战略的首要任务，这不仅取决于国内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还取决于国内经济社会要素的合理配置。其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是统一世界市场的制度基础，而国内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物质基础。国家战略以富民强国为基本追求，其基本含义是基于民本思想，树立藏富于民的观念，为国民谋福利；确保国家战略资源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加强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以政治清明、社会和谐、法制完备、文化繁荣、生态平衡为目标指向。一个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不能闭关自守，开放主义因此成为国家战略的基础要素。从开放的布局上，我们需要将国内开放视为全面开放的基础，把开放主义作为国内战略布局的基本价值观，以实现对内开放为核心目标，以实现开放市场和开拓市场战略的有效结合为基点，放弃所谓民族工业的过时理念，确立培育和发展战略产业的新观念。

        全球战略反映国家战略体系的宏观视野。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发展趋势，在给世界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各国经济和社会安全带来挑战，全球化本身所具有的扶强抑弱性更是一种威胁。但是，任何国家要发展，必须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我们没有任何可能不接受这柄“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和国家利益需要，制定适宜的全球化战略，抓住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参与和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同时防范其风险，促使本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换言之，向全球开放是一种基本的战略思路。与此同时，全球化正在催生全球治理，即通过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实际需要，是目前唯一可抗衡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现实选择，倡导一种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平等的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的道义力量所在。在全球治理中主动肩负道义责任，是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新的要求，也是发展中国家新的机遇。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的全球战略要以参与、分享为基本诉求，同时要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

        地区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地缘依托。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地区战略对一个大国尤其是崛起大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传统而言，大国的地区战略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获取地区主导地位为目标，而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趋势之下，大国的战略诉求转而追求地区共同利益，将开放地区主义作为稳定和发展地区关系的战略工具，将地区制度建设作为地区合作的主脉络，着力提升地区一体化的水平，并将地区秩序建设作为地区合作的愿景。

        建构科学的战略体系，应强调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的内在协调，以国家实力的理性评估为基础，明确战略目标的渐进性和确保总体布局的合理性。鉴于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转型并行，我们更应以战略观念变革为先导，确立这一战略体系的核心指导原则。我们应强化共有观念的建构能力，在战略观念创新方面下“先手棋”，进一步强调共同利益观念的战略价值，在全球议程扩展、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深化的情势下，将寻求和发展共同利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将解决分歧）作为根本的战略路径。同时，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国责任论”的内涵，关注让渡利益和提供公共物品的战略价值，推动建立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责任共同体，致力于命运共同体的创建。

        就中国战略体系而言，国家战略是基础，其完善迫在眉睫，且需进一步加强未雨绸缪的整体谋划能力；全球战略是支撑，应进一步加强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加强国际体系的塑造能力；地区战略是依托，应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巩固中国的地区经济主导地位，将东亚塑造为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依托地带。我们强调，中国需要保持积极、主动的战略态势，进一步强调“有所作为”，并审时度势，不放弃世界经济、贸易和东亚地区合作框架上主导性地位的寻求。随着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和深化，在继续秉持“韬光养晦”的哲学精神的同时，谋求经济领域和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性地位的条件开始成熟，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贯彻“有所作为”的实践精神。在主导性地位上，我们可以不求其名，但必须要谋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