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两国历史渊源深厚，现实共同利益交织，同时又存在着各自迥异的发展条件，双边关系的复合相互依赖特征日益凸显。2013年以来，伴随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与充实，两国的实质性合作更加频繁，中韩关系也正在逐步走向发展的战略成熟期。可以说，中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①对东亚地区而言，走向成熟期的中韩关系不仅有利于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的和平解决，更能为东北亚乃至东亚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必要的制度性和观念性基础，从而进一步促进地区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对中国而言，走向成熟期的中韩关系是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外交支点，也是新型国际关系和伙伴关系的鲜明范本，有利于稳定周边环境、提高国际贸易、增强区域地位和改善国际形象，实现国家战略空间的延伸和扩展。

        另一方面，中韩关系的发展进程与两国决策者的战略目标之间依旧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真正步入成熟期仍需假以时日。尤其是两国在结构性的政治与安全层面、进程性的经济贸易层面以及观念性的人文交流层面暴露出或多或少的问题。如何在中国对外战略的整体框架内，从双边交往、地区合作与全球互动等层面，继续挖掘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伙伴关系的战略价值，理应成为中韩关系走向战略成熟期的重要课题。有鉴于此，我们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战略考量基础上，构建新型伙伴关系战略成熟期的评估框架，并结合十八大以来中韩关系的主要成果与存在问题，对两国伙伴关系走向战略成熟期给予可能的政策建议，进而尝试对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进行学理上的创新，同时为中韩两国合作以及东亚一体化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北约强势东扩，与俄罗斯争斗不休。如今双方又在反导系统问题上展开较量。

        今年5月12日，美国设在罗马尼亚南部德韦塞卢空军基地的反导系统宣布正式启动，并随时准备与北约在欧洲的反导系统接轨。13日美国部署在波兰北部城市伦济科沃的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的基础建设举行开工仪式。美方称该系统是为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俄罗斯称这将严重危害俄战略安全。美俄之间的格斗又在升级。

        针对北约东扩与美国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的应对办法是：其一，已在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交界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部署了具备核打击能力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其二，强化西部兵力部署以防范北约。其三，今年5月12日俄外交部和俄国家杜马均表示，将保留退出《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权利。其四，有一种说法，如果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俄罗斯可能选择对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反导系统采取先发制人打击。

        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发人深思。其一，美国一再强调部署反导系统是针对伊朗而并非俄罗斯，最近还进一步说明，伊核协议达成后，伊朗虽然丧失了发展核武器的能力，但其常规导弹并未停止发展。此说难以令人信服，犹如美国要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声称只为防范朝鲜而不怀针对中国的用意一样。其二，美方强调其反导系统不具拦截俄方导弹的意图，而俄方看重的是美方是否拥有这样的能力。若处理不当，双方不仅会再现军备竞赛，还将对整个欧洲的安全局势带来负面影响。其三，美国将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纳入北约体系，这是与北约东扩同步运行的另一个轮子。有分析认为，美国通过此举，将进一步巩固在黑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为进入中东、高加索、中亚地区提供跳板。其四，美国此举为下一任美国总统继续与普京对抗，留下遗患。这不仅无助于缓和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会导致欧洲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南中国海地区本来有关各方相安无事，可是由于美国蓄意挑动、炒作，致使南海局势波涛诡异，成为愈演愈烈的热点问题。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美关系的现状。一言以蔽之，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即由于客观上存在的诸多矛盾，中美关系难以如人所愿地平静、顺畅发展。

        可以预期，下一届美国总统，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目前国内外形势下，其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不会有根本性改变。在对华政策上还会基本上奉行从尼克松以来历届政府的“遏制加接触”政策，不会有太大变化。因而，南海问题做为亚太地区的一个热点还会冷一阵、热一阵地持续存在，不会平息，但也不至于引发中美直接对抗。美国利用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在该地区制造麻烦在所难免。

        美国要尽量长时间地维持其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或者通俗地说“霸主地位”，而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乃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必然会促使现存世界秩序的改变。实践已经证明，而且必将持续证明，现行世界秩序的变化是不可阻止的，美国霸权不可能永续，时间在中国一方。只要坚持我们的各项既定方针，坚持实现中国梦。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尽管前进道路不会平坦。

        世界金融史，始终重复着“管制、放松管制与再管制”的“轮回”。这是金融市场与金融行政之间的基本博弈。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为争取有利地位，竞相提出金融改革方案，出台金融监管国内法。最具典型的就是2015年7月21日，美国实施的“新金融监管法”。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行政和监管受到重视和强化。然而，随着金融监管意识的加强，监管措施的广泛实施，监管与经营的矛盾不断暴露。国际监督规约和制度的普及，以及各国监管当局如何发挥金融监督作用，都需要及时展开专业的讨论，构建监管制度。更重要的是要赋予监督机构必要的权限，以提升其监督能力和有效性。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和实力的快速成长，自“十五”规划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投资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以及紧抓机遇推进“一带一路”等开放发展战略，更使得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日益活跃。可以预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将继续较快增长，这一方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然而，总体上看，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等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学习与经验积累的国际化初期阶段，面临自身短板约束以及东道国等诸多限制，在投资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风险也日益凸现，应予以高度重视。

        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重新开始对外直接投资，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所累积的海外投资存量相当庞大。其中1989年和1990年对外投资额连续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泡沫经济崩溃后有所调整，过程中也遭遇了大量的亏损和失败。这对中国后发展经济体的对外投资活动应该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2016年5月1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5月16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分别研究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习近平同志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化解困惑，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保护，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努力工作，狠抓落实。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入“新常态”，从产业发展角度看，电力行业是一个具有常态特征的综合能源产业部门，包括与电力生产和电力消费相关的发电和用电各个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至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在实施国务院颁发的中国《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和统筹电力体系发展进程中，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为实现CO2排放强度指标2020年比2005年下降40%—45%和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的承诺，加快推进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工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和紧迫。

        “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不容低估。这一倡议有利于建设和谐世界，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有利于强化中国的软实力，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中国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利于推动南南关系和南北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产能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利于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但是，这一倡议的实施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在地缘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遇到难以估量的风险和挑战。

        “一带一路”的多个沿线国家在欧洲。因此，“一带一路”成功与否，与欧洲的参与密切相关。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性内容是“五通”。因此，中国能否调动欧洲国家的积极性，取决于能否与其实实在在地共同落实“五通”。

        全力推动签署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是奥巴马总统为维系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在国际经贸领域采取的最为重要的举措。它的“如意算盘”是，将美国、日本等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近40%的亚太地区国家，按照美国确定的规则，结成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再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占全球贸易总量46%的最大经济体，按照美国的要求结成另一个自由贸易区；再加上业已存在的美、加、墨三国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国际经贸领域“一手遮天”，长期称霸。

        可是，事态发展并不如人愿。TPP虽在美国大力施压下，由美国、日本等12个国家于今年2月签署，但迄今尚无任何国家经国会批准。至于TTIP谈判，由于欧盟是由28个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体，各成员国利益诉求不一，在关乎自身利益问题上，本就难以协调一致，加之欧盟的经济实力与美国基本上旗鼓相当，不像日本为在亚太地区成为“正常国家”有求于美，对美国施压不会轻易妥协，虽然双方谈判已进行10多轮，分歧依然严重。

        总之，尽管美国为了推销TPP和TTIP使尽了全身解数，甚至奥巴马总统本人也“赤膊上阵”，又是发表谈话又是撰写文章，可是依然遭到重重阻力，多方反对，实现希望渺茫。世界确实变了，主要是美国极力维系的单极世界越来越难以为继。世界格局不可逆地走向多极。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各国都会为维护本国自身利益而竭尽所能，没有一个国家会为了美国一己私利而甘心牺牲自身利益。奥巴马至今还口口声声地说什么“美国应当发号施令”，其他国家“应当遵守”美国编写的规则，这也只能是放放空炮而已。

        无可奈何花落去。美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颐指气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又称“自贸区”）建设是内地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探索新途径、新经验而采取的重大举措。继2013年9月29日成立上海自贸区后，其经验便陆续在全国推广。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深化上海自贸区改革开放方案。随后于2015年4月21日，福建自贸区、广东自贸区及天津自贸区同日正式挂牌成立。

        四个自贸区适用同一份负面清单，但各自有其战略定位。上海自贸区继续在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以及法治环境规范等方面担当“领头羊”角色；天津自贸区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东北亚对接；福建自贸区充分发挥对台优势，建设成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示范区，并打造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放合作新高地；广东自贸区依托港澳，建设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由于人缘、史缘和地缘关系，广东和福建自贸区与澳门关系最为密切。

        自贸区建设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另一个重要战略，其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营造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营商环境，有利于降低外资特别是港澳台资进入的门坎，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离岸贸易、现代物流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金融创新，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等等，从而为澳门企业和专业人士以及青年人进入自贸区投资经营和创业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空间，也为澳门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建设“一个中心、一个平台”，有效落实习主席提出澳门要“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利的机遇。

        在推进澳门参与广东自贸区建设过程中，首先，建议特区政府相关部门邀请广东自贸区，尤其是三大片区的相关领导前来澳门举行相关方案和政策的宣讲会，同时，澳门特区相关政府部门也应多率团和业界主动到广州、深圳和珠海学习及掌握相关方案，力求与市民一起用好用足国家的相关政策；第二，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应认真审视自身的法律法规，全力配合业界、市民参与自贸区建设；第三，全面提升粤澳合作产业园区的合作，包括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建设的进度、质量和成效；第四，加大力度组织澳门业界，尤其是中小微企以抱团形式进入三大片区，特别是横琴片区的发展；第五，推出相应针对性措施和到位服务，深化落实与南沙一起共建“粤港澳青年创业工场”，与前海一起共建“青年梦工场”，以及与横琴一起共建“青年创业谷”的部署，积极有序地推动两地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