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个全新的概念，其要义就是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安全纳入到一个有机的整体中来统筹考量、把握。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域下，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一个国家是否安全，亦即国家安全能否得到维护，既处于无危险的状态，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国家维护安全的能力。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是个体系，主要包括顶层设计与决策能力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能力。顶层设计和决策实际上就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决策者根据国家总体事业发展的需要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总体国家安全状况做出评估，确立国家安全工作的总任务、总方针和总布局，进而使国家有效地规避安全风险，并合理地使用维护安全的资源和力量。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后，还需要实施，这要涉及各种物质力量和各种软力量。就当前来看，除顶层设计和决策能力需要大力提升外，比较突出的能力建设涉及国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国家安全的制度建设和法律建设以及物质力量建设。其中每一方面的能力如果有明显缺陷，都会制约其他方面能力的发挥，从而使整个能力体系弱化甚至丧失，进而导致国家不安全。

        党的十八届三中会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关于完善税收制度中提出，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税制改革为稳定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需要优化税制结构，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由此刺激内需发展和支持创业创新，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必要性

        （一）是深化改革红利的重要机遇期。（二）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三）是改善收入分配的基本工具。（四）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二、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调整方向 

        （一）逐步增加直接税的比重。（二）增加对资本所得的征收力度。（三）减少对中低收入居民的税收负担。

        三、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二）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至6000元。（三）坚持7级税率结构和50%的最高边际税率。（四）加强对非劳动所得项目的征收。（五）强化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管理。（六）加强个人所得税配套制度建设。

        “中国外交转型”如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充斥报刊网络媒体。这涉及如何评估当前我国外交性质的原则问题，值得斟酌。

        笔者认为，谈论“转型”有必要考虑几个基本前提：

        其一，鉴于对外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那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外交无疑是一次重大转型。尽管如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以及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并没有改变。

        其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国内方针是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外交上也就出现了与“深化”“扩大”（并非质变）相适应的积极进取的新风格、新气派，从而使得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造福本国人民又造福全人类的旗帜更加鲜明。因此，最好将现行中国外交理解为在传承发展优良传统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况且同样，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以及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并没有改变。

        其三，如今有人围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无视中国国情，大肆鼓吹以照搬西方宪政为标志的所谓转型。如果外交上也跟着强调“转型”，那么国际政策作为国内政策的延续，会被误认为“外交转型”一说是对“宪政论”的呼应，实为不妥。

        2014年8月有文章阐述“转型”的论点比较全面，具有一定代表性。这里，笔者就该文提出的6个论点，并结合其他一些文章的类似论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其一：“奋发有为将代替韬光养晦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调”。韬光养晦不等于庸碌无为，而是蕴含着有所作为的深度涵养与顶层设计。

        其二：“实质性结盟将代替不结盟政策”。中国与俄罗斯关系日益深化，有人硬是武断地将其贴上“实质性结盟”的标签，未免牵强附会。这不仅难免让人误解“结伴不结盟”的真实性，而且还会挑起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事端。

        其三：“引领它国将代替不当头政策”。西方有的媒体甚至渲染中国在取代美国，我们切不可上当，更不能自诩。上面提到的所谓“从发展外交向领导外交转型”，无非是“当头”思想作祟。

        其四：“中邻关系将代替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在我国外交中，重视周边关系与重视大国关系是并行不悖的。

        其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同于成为超级大国”。中国领导人一再表态，“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这并非说中国不要强大，而是不搞霸权，坚决否认“强必称霸”论。那种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同于成为超级大国的说法，至少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其六：“外交为实现民族复兴服务论”将代替“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论”。民族复兴的内涵离不开经济因素，而且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首先发展经济。安全与发展两者不能割裂，不能抽调经济建设的内涵去谈民族复兴。民族复兴与经济建设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                    

        酝酿已久，又多次推迟的美联储加息。终于在2015年12月16日尘埃落定，17日开始，联邦基金利率提升到0.25至0.5的区间，预期到2019年将达到3.5%，从此美国进入了加息周期。

        美联储在其新闻发布中描述了自2015年10月以来市场使加息恰当其时的种种积极变化，但联储公报所描绘的画面究竟是美国经济大衰退后内生动力得到恢复的表现，还是由量化宽松政策大量注水后催生出来的虚胖子？对这个问题联储女掌门人珍妮·耶伦自己也存在疑虑，提息之所以一拖再拖，就是因为经济疲软，变化诡谲，升息后果心中无底所致。但是看来有若干原因又使提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第一，提振信心，如果再次推迟升息，传达给市场的信息将是美国经济存在问题，其对投资者信心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第二，6年的经济扩张按历史经验看已经接近周期尾声，如果仍然停留在零利率，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支柱之一的联储，面对经济滑坡将毫无回旋余地；第三，联储4.5万亿美元的庞大资产负债表是一个沉重包袱，如果在经济逆境中，资产价值大幅缩水，将影响联储和美国政府的信誉，这一概率虽然极小，但仍是妨碍市场信心的潜在因素。

        经济学家们的反应

        华尔街日报在加息前对65位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们虽然支持联储的加息，但对前景并不十分乐观。他们预期明年的GDP将可能从今年的2.4%上升到明年的2.6%，失业率将进一步下降。当问到经济未来的走向时，46%的人认为主要是下行趋势。一些人觉得提高利率拖延如此之久，经济周期已经临近终点，还有人认为：消费者对汽车和其他耐用晶受到压抑的需求已经获得满足，因而担心不再有新动力支持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经济面临的风险中仍然是金融市场，某些领域泛起的泡沫可能破裂。主要的风暴眼一个是商业房地产，另一个是垃圾债券，即高利率高风险债券。它们都是量化宽松政策的副产品。

        对美国经济的展望

        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美国此次经济复苏软弱无力的根源在于社会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不足的根子又在于社会总收入的分配不公和两级分化。这是一部分美国经济学家的看法，却得到官方和民间研究机构最新数据的证实。

        第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成年率增长5.0%，高于第二季度4.6%的增速，且创下2003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尽管三季度经济强劲复苏，但是，美国经济远未全面恢复健康，经济的关键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强劲复苏是“新常态”还是暂时现象？这种复苏强势能否延续到2015年，将取决于如何应对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军事开支刺激是暂时情况。二是，通货紧缩导致潜在需求不振。三是，美元走强不利于美国商品出口，使得其产品在海外变得更昂贵。四是，国际油价进一步下跌将打击美国国内页岩油和页岩气钻探项目，削减该领域投资。五是，住房市场依然摇摆不定，房地产市场尚未恢复到衰退前水平。六是，四季度，美国企业支出显示出走软迹象。上述隐忧表明，美国自2009年中旬结束经济衰退以来，经济复苏一直处于不均衡和不稳定之中，历次复苏过程中出现的强劲增长最后都被证明是短暂的。

        美国经济复苏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首先，美元升值将提高中国3.9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价值和市场购买力。其次，美元走强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弱，从而减少中国进口成本，降低中国经济运行成本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再次，美国经济复苏将拉升外需，从而推动中国资本和商品出口。

        QE结束及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发展也带来一定的风险。第一，提高了中国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第二，美元利率走高将减轻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压力，同时构成人民币贬值压力。第三，美元升值将使中国外汇储备增长放缓成为一种新常态。第四，QE结束后美元升值导致资金回流美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中国房地产市场资金短缺，未来几年将出现持续的“钱荒”。第五，美联储加息将提高中国房企海外融资的难度，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汇率风险。

        1．“伊斯兰国”恐怖势力泛滥。

        2．11月，土耳其击落俄罗斯反恐战机，致使俄土关系恶化，影响反恐，也影响地区形势稳定。

        3．中国外交新理念与实践不断PK旧思维，“中国贡献”和“中国智慧”已成为国际舆论的“常用词”。

        4．12月12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

        5．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中东格局出现新变化。

        6．建立东盟共同体，亚洲第一个次区域共同体。

        7．美古恢复外交关系，结束57年断交历史。

        8．中美顶层关注两国关系新局面，谋求合作，防止倒退。这一年，美国对华一直在“两面下注”。

        9．人民币地位提升，力量对比发生新变化。

        10．12月16日，美联储依据美国经济数据向好变化，将联邦基准利率提高25个基点。对此，国际市场早有预期。

        国际上一直存在两种似乎亘古不变的规律：一是“弱国无外交”，二是“国强必霸”。中国的实践表明，并非都是这样。中国过去处于相对弱势时，也仍可“四两拨千斤”，把外交搞得有声有色。现在成了“世界老二”，中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强调要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顺应时代潮流的外交理念和创新发展。国际舆论(包括美国某些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普遍注意中国的三个“永不”（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行”、“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朋友多了，路才好走”、“平等互利+义利观”，以及“周边是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等等。美国一些对中国谈不上友好的顶级专家，现在也开始反思和对比中美的差异和长短，对美国要领导世界100年提出质疑。“中国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外交“创新发展”，已成了国际媒体的常用词。

        2009年奥巴马在开罗发表就任总统后关于美国中东政策的首次演讲。他以动听的言辞和诱人的许诺，向阿拉伯世界示好，给人以与前任总统的政策彻底决裂的印象，但世人却没有看到奥巴马的实际行动。中东地区的乱局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

        面对中东这种形势，奥巴马政府，尤其是他本人力主采取“超脱”的方针，这是主客观因素决定的。尽管迫于形势，美国如今不得不推迟从阿全部撤军，又把少量军事人员派回伊拉克，但奥巴马坚持对“伊斯兰国”只进行空中打击，不派出地面部队，否则，这无异于“自打嘴巴”。

        从客观上看，美国政府也无力再进行类似伊拉克战争那样的大规模地面战。一则美国公众厌战情绪十分强烈；再则在财政困难迫使美国不得不大量削减军费的情况下，为了集中主要军力于亚太地区，以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得不从欧洲、中东适当收缩，如果派出地面部队，必将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

        美国国力的衰弱是其难以维系美国支撑的中东秩序的另一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势下，中东地区正出现众多大国，如沙特、伊朗、以色列、土耳其、埃及等争相扩展影响力，相互间纵横捭阖，试图形成中东地区的新格局。这更促使中东和平难以很快恢复。

        从长远的观点看，对中东形势发展会有重大影响的几大问题是：

        一、经济发展停滞，影响社会安定

        二、巴以矛盾难以化解，危及地区和平

        三、沙特、伊朗争雄，核扩散风险增加

        四、极端势力肆虐，累及世界各地

        上述四大问题的存在使得中东地区距离和平发展的康庄大道还相当遥远。

        中国工业化起步早于日本，但日本后来居上。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在40年内完成了西欧主要国家历时200年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革命，于1907年前后实现了工业化。日本“脱亚入欧”、成为西方列强之一后疯狂侵略、掠夺和破坏中国，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我们应吸取的教训是：必须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必须实现全面现代化，不仅要实现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而且要实现国防现代化，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难点和基础

        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转向现代化工业经济社会，而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难点。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是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以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特征的智能制造模式，正在引发整个制造业的深度变革。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智能制造被定位为主攻方向。

        二、要创新绿色现代化

        我国创新绿色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美国和欧盟都是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经济体，三方减排并加强合作，将对2015年11月底至12月初在巴黎举行全球气候大会作出“重大贡献”，从而推动全球绿色发展。

        三、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中国的总体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仍有差距。美国和日本却紧紧盯着中国科技发展。几年来，美日都严控高新技术流入中国。为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和扩大与各国的科技合作，同时必须大力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

        宗教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从政治思潮的角度看，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当代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中持激进或极端主张的思想观点、政治与社会主张的总称，背离宗教的和平本质，以宗教名义进行暴力恐怖活动，①构成了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特征。宗教极端主义的典型特征主要有二：首先，伊斯兰极端主义肆意曲解和歪曲宗教信仰体系，把一切问题都解释、简化为宗教问题，并大肆煽动宗教狂热。其次，宗教极端主义鼓吹和滥用“圣战”，使“圣战”沦为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工具。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联系也在于此，即通过扭曲宗教教义为恐怖主义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和社会动员手段。

        就影响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的意识形态因素而言，主要有两种宗教极端主义有较大的影响，一种宗教极端主义是公然鼓吹恐怖暴力的圣战萨拉菲主义（Jihadist Salafism）②，“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主张通过圣战推翻伊斯兰世界独裁专制政权、建立“伊斯兰酋长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圣战萨拉菲主义具有一致性。另一种宗教极端主义是“伊扎布特”（伊斯兰解放党）的宗教极端主义，它在建立哈里发国家的最终目标方面与圣战萨拉菲主义具有一致性，但它在名义上宣称以和平方式建立哈里发国家，其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更为秘密，该组织已经成为遍布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40多个国家的跨国伊斯兰政党。由于圣战萨拉菲主义对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影响更为直接，因此学界对圣战萨拉菲主义的研究更为重视，但对“伊扎布特”宗教极端主义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从当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态势来看，以圣战萨拉菲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构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力派，而“伊扎布特”则构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所谓“和平派”，企图通过跨国政党的秘密斗争方式，最终建立哈里发国家，后者的威胁更具隐蔽性、潜在性和长期性，因此应在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伊扎布特的发展概况、组织结构、对我国的影响及其防范等问题作简要分析。

        和平发展是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新常态。这一新常态是1949年以来两岸关系经历热战、冷战和两岸交流阶段“政冷经热”甚至统独激烈较量，在2005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党实现60年来领导人的首次会谈并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之后，以2008年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为历史转折点开启的两岸和平发展状态。两岸关系新常态，是相较2008年以前的常态而言，是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建构出两岸“超稳定和平架构”取得举世瞩目巨大突破和空前硕果的状态。然而，台湾社会由政治转型过程中历史规定性激荡出的矫枉过正思潮下，固有的政党恶斗、“统独之争”以及族群等常态化矛盾不仅仍是客观存在，并且随着岛内朝野势力消长以及两岸和平发展进入深水区累积或衍生出一些新问题而愈发突出。现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常态面临三大挑战：政党轮替常态化挑战，支持两岸和平发展的国民党政权保卫战异常艰困，坚持“台独”立场的民进党有可能重掌执政权；20年来岛内民意走向未因两岸和平发展而“统升独降”反而出现常态化的“统降独升”趋势的挑战；两岸关系重要组织部分经贸关系的发展被“台独”势力污名化亦因现实竞合关系演变遭到新挑战。

        台湾三个常态化矛盾因失去平衡必然会与两岸和平发展新常态产生冲突，这也是两岸关系发展由国共内战延续走向和平发展进而迈向新的整合必然要经历的长期、复杂甚至曲折的历史过程。而对岛内而言，政治层面政党轮替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政治解决，但也需要社会和经济层面的支撑；社会层面的问题也需要在政治层面长期主导和积累下才能对不利于社会发展的社会意识和相应的价值观体系进行解构或重建；而经济层面的问题则是更为基础的面向，更需要台湾经济发展在两岸经贸关系演进中获得更有现实和长远意义利益支撑才能对政治和社会层面发挥正面实质影响。

        台湾内部常态化矛盾虽然主要是由其内部因素决定的，然而目前两岸因素或者说大陆因素可以说在台湾无处不在，大陆是台湾摆脱不了的影响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走向的重要外部因素。就两岸而言在两岸关系走向的选择议题上主导因素在大陆。大陆经过近二十年“两反斗争”能将两岸从紧张对立推向和平发展新常态正是这种主导因素使然。当然，台湾政治变局等常态化矛盾会对两岸和平发展新常态构成挑战，基于国际社会和两岸各自复杂社会历史等因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会出现一些起伏，甚至遇到一些新的变数，但是从大局看台湾社会常态化的矛盾变化无法改变大陆在两岸关系发展上的主导地位，故而也无法从根本上逆转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总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