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景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汉武帝派遣张骞远赴西域，目的是与西域方面的力量结盟，联合击败匈奴。虽然关于月氏的情报证明是过时的、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但张骞远赴西域了解到了更多、更有价值的知识。汉武帝听取张骞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积极经营西域，从而阻止了匈奴南下的道路，开辟了中西交通线路，树立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威信，与西域各国建立了联系。

        中国至西域道路开通后，诸多极有价值的作物引进，良马西来和马种改良，丝绸的大量输出，都是意料之外的成果，它们对于中国的影响却非常深远。此外，张骞出使西域也印证了“大国难测”这一观点。

        张骞出使西域和汉武帝经略西域一事，至少可以给今人以下三点启示：其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成功之根基，在于中国的强盛。其二，“一带一路”战略的生命力，在于其良法美意，极天下之公论。其三，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势必会产生出乎预料的附带成果。

        “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有许多显而易见近因。国际层面，有反制美国的TPP计划，破解美国的“再平衡”和“围堵战略”的考量；国内层面，有经济调整、产业升级和促进出口的需要。但若干年之后，随着这项战略的渐次落实，可能会产生一些现在还预想不到成果。

肖瑞彦

（贵州银行董事长）

        绿色信贷是指利用信贷手段促进节能减排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安排及实践。我国的绿色信贷，与国际社会中被广泛认同的“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银行业社会环境责任”等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后者关注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完整，但两者都是国家通过恰当的规制性政策和监管措施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自愿承担和履行更多社会环境责任的一种具体体现。我国绿色信贷项目主要集中在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三大领域。

        践行绿色信贷，无论对商业银行自身，还是对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为社会大众提供服务的同时，又经营信用、传导政策、调配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在承担社会责任，管理环境和社会风险方面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来看，对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已成为金融机构的重要社会责任，金融机构改变过去单一地强调对股东负责的理念，开始主动地履行对经济、对社会、对环境的三重责任，这是金融业发展的一个全球趋势。

        对商业银行而言，践行绿色信贷有助于管理环境风险、有助于提升经营绩效，有助于提高核心竞争力。为了使商业银行更好地支持绿色发展，建议政府及相关金融管理部门：实施财政与税收优惠政策并发挥监管与信贷政策推动作用。

董裕平

（中国社科院投融资研究中心主任、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当前，在经济步入新常态下，产业结构面临较大的转型升级压力，这主要来自产业形态自身结构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深层次矛盾。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深层次矛盾主要表现在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科技创新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新型城镇化发展所要求的现代服务业升级面临多种体制机制性障碍，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较弱等方面。为此，我们需要针对这些重要问题深化金融改革。

        在加快过剩产能调整与结构转型升级方面，落实差别化的银行信贷政策，发挥好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功能。在促进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积极发挥资本市场的风险融资功能、大力发展“双创”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设立专项发展基金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改革与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才能畅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在促进开放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与产业分工时，我国应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统筹顶层设计，协调好国内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联合“走出去”，同时做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有机结合，其中的关键环节是要构建一个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在推进“走出去”战略时，金融资本可以发挥重要的引领、协调和增级作用。

王家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改革开放论坛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严重的煤炭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煤炭和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和着力开拓煤炭优质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这是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结构的根本出路。本文提出若干意见如下：

        一、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中国能源发展的常态特征。当务之急是要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强煤炭资源地质勘探，增加煤炭基础储量和资源保证程度，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努力扩大国内煤炭开发，增加煤炭供给，保持较高的煤炭自给水平。

        二、今后，能源产业绿色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依然是：加快发展新兴绿色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实现传统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绿色发展，着力开拓煤炭优质开发利用的新路子，以有效降低CO2排放总量及其强度。

        三、中国控制能源总量过快增长的重点，应放在煤炭消费领域，特别是高耗煤产业，节约煤炭，提高效率，认真抓好“双降低”（降低煤炭消费量过快增长和降低单位煤炭消费碳排放量）工作。

        中国构建煤炭优质开发利用体系战略思路可确定为：

        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导，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建设煤炭开发的绿色化发展体系；以取得“双降低”为核心目标，着力建设节煤提效和煤炭替代的绿色生产和消费体系；以全面创新为动力，着力创新节煤提效和绿色低碳技术，推进形成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为特征的煤炭绿色化综合发展体系，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携手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煤炭、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据美国加利福尼亚科学院研究，到2050年全球食物产量需要达到现在的两倍，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为获得较多粮食，很多国家千方百计扩大耕地面积，这导致沙漠化、荒漠化面积不断扩大。在我国，日益稀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不具竞争力的价格，正对农业生产高投入高产出的旧有发展模式亮起“红灯”。

        土壤遭到破坏和污染以及水资源短缺和污染，正在影响甚至威胁人类和所有动植物健康和发展。我国不少农民感慨“地越种越硬、越种越薄、化肥越施越多、成本越涨越高”，农业发展如何可持续，成为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种植转基因作物，减少了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土壤和水质。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开发专家凯乐斯多斯·祖马2013年曾指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创新是满足全球越来越多人口粮食需求的唯一途径。中国农科院作物所所长万建民认为：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无法拒绝生物技术和转基因作物。一旦欧美大公司垄断主要农作物的转基因生物技术，我国农业将面临受制于人的危险。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2014年两会期间表示：“转基因育种是全球生命科学的前沿阵地，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在这一领域不能落后。”此外，为使我国农业转基因技术研究、生产和消费健康发展，第一，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有法可依，依法行事；第二，有关主管部门分工明确并建立问责制；第三，研究要积极，生产和销售要稳妥、有序。

        北京工业大学管理与经济学教授、“转基因生物安全研究课题组”组长胡瑞法认为，国内关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的一些争论，已经严重误导了公众对于这一问题的认知。一些媒体人与广大消费者一样有知情权、选择权甚至监督权，但是要相信科学、尊重知识、客观对待转基因技术与相关产品，不要利用传播平台捕风捉影地将其“妖魔化”。

王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把目前世界上最为稳定、有序、经济上富有活力的区域，变为另一个充满是非冲突之地，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成员）

        近来，美国关于中美关系的辩论甚嚣尘上。在看似“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所谓“临界点”上，我看到了大洋彼岸不断闪现的理性之光。我罗列了知名学者沈大伟、美国专家兰普顿、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方首席翻译傅立民、《修改对华大战略》作者及美国政府亚太安全问题咨询顾问迈克尔·斯温六位较有代表性的评论。这些人并不是什么“亲华派”，他们都在为美国的根本利益考虑，有的也想继续“塑造中国的选择”，但他们都比较务实和理性，顺应时代变迁量变进程加速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历史性的变化，也有利于促进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目前他们的声音虽然还不是强音，但值得点赞和呼应。

陈宝森

（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长期以来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走在世界的前列，是美国经济超强的标志之一。但最近几年则明显放慢，究其原因，美国经济学家们莫衷一是。

        2014年11月24日美国前联储副主席艾伦·布林德发表了题为《搞不清的生产率秘密》的文章,认为美国生产率增长放慢是一个说不清的“谜”。而2015年8月中旬，劳工部公布的年度修正数显示2013年前5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实际上比以前的估计更加疲软，这使联储对提高利率所带来风险有所担心。

        我们认为美国经济界对反映宏观经济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劳动生产率增长放慢表示担忧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忧患意识有利于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导致经济灾难。难点在于弄清出现这种生产力疲态的原因，并且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无论美国自己多年来的经验看，还是从中国根据自己国情所探索出的提高创新能力以及劳动生产率的经验看，都说明为此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针对妨碍创新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而不能固步自封，这一点对拥有成熟市场经济的美国说也不例外。

王　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从日本现行安保法制运作上看，安倍内阁执意推动新安保法制，有两方面考虑。一是希望从完善制度构建入手，重设和增设负责国家安全保障的中枢机构。二是以修法作为推进新安保法制的核心，理顺与军事活动相关的法律基础。

        可以预计，随着日本加速新安保法制的调整以及日美军事合作步伐加快，未来日本军事力量的职能和行动方式都将发生重大转变，并体现出新的特点。首先，日美军事合作将大大拓展适用范围。其次，是否危害日本国家安全成为安全事态性质认定的核心。第三，行使武力条件过于笼统抽象，降低了自卫队出动门槛。

        在新安保法案框架之下，日本自卫队的军事职能不断增强，日本军事正在朝着防卫范围模糊化、防卫对象多元化、防卫态势攻势化、军事活动海外化的方向发展。同时，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又将双边军事合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它不仅为日本军事运用领域提供了政策支撑和引导，也为增强日本军事能力提供了机遇，这也是安倍再次上台执政以来加速安全战略调整、与美国东亚安全政策积极互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新安保法案一旦得以确立，将对日本和东亚带来消极影响。首先，新安保法案的出台破坏了日本宪政和民主政治的基础。其次，军人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得以提升，军中文职官员作用遭削弱。第三，从亚太安全看，一旦新安保法案得以确立，日本将在以美国为核心的东亚双边及多边军事框架内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颠覆原有的“专守防卫”安保理念。

        日本在安全战略上的困境也将愈发凸显出来。一是新安保法案的出笼是以“东亚安全环境恶化”为前提，而“中国威胁”竟然成为明确的“开场白”，这无疑将对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构成冲击，影响两国互信。二是日本加大在岛屿、领海、领空等传统安全领域的投入，势必弱化日本的综合安全，影响非传统安全，这将使其安全战略定位偏离正确轨道。三是日本不仅得不到和平，反而是与战争更加接近，也更容易发动战争，这是安倍“积极和平主义”的严重后果。

丁原洪

(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在希腊债务危机暂告纾缓之际，欧洲又遭罕见的非法移民潮的冲击。这一问题不仅成了欧洲当前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而且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正形成严重后果。

        非法移民问题之所以成为欧盟的一个棘手难题，主要原因有三：

        一，无法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只要利比亚、叙利亚等北非、中东地区动乱一天不停，就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走上外逃欧洲的危险道路。

        二，无法阻止难民自由流动。由于有《申报协定》，欧盟成员国之间可以自由通行。欧盟国家由于政治、宗教上的偏见，更担忧这些移民的涌入。

        三，没有强制遣返移民的法律规定和机制。尽管欧盟一些成员国呼吁制定遣返移民的相关规定，但因为这些非法移民多来自陷于战乱的国度，根本不存在与相关国家洽商遣返的可能。

        随着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恶化，欧盟内部分裂的趋势必将加剧。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的叠加作用正在呈现。默克尔总理所说“史上最大的难民潮正在分裂欧洲”，恐非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