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极科考站建设战略区位建议》

陆俊元

（江南社会学院教授）

        南极科考活动投入大、产出少、风险高，非一般国家能够轻而易举地持久推进。针对国际社会在南极地区日益增强的科考活动及其设施建设，我们不能不思考未来我国在南极地区的科考站建设问题；尤其是在科考站的选址区位布局上，应补充大战略视角，根据海洋强国建设需要进行综合统筹和规划。

        南极科考活动具有政治涵义。人类在南极地区的探险和考察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性质，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土地和财富，对于相关国家而言，则是要求获得新的领土空间。在《南极条约》等制度约束下，有关国家在南极事务中不便直白地表达其政治目的和愿望，但这并不表示这些国家不存在对南极地区具有政治考虑。

        南极科考设施具备战略功能。南极地区的科考站等设施通常具有多重功能，其中往往包含战略功能。多重功能主要包括科考功能、保障功能、战略功能和潜在的主权、管辖权与管理权考虑。

        南极科考站选址需考虑空间格局。经统计，到2014年2月为止，60°S以南的南极科考站共有82个。根据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可以发现南极科考站在空间分布上的基本特征：1.西半球多、东半球少；2.沿海多、内陆少；3.大西洋方向最多、印度洋方向其次、太平洋方向最少；4.南极半岛为分布重心。

        中国在南极地区的科考站建设需纳入国家整体战略中统筹，需要用科学与战略相结合的思路进行规划。概而言之，可将我国南极科考站建设的指导方针概括为“大国定位，全球思维；面向未来，战略布局；立足长远，争抢主动。” 在明确指导方针后，我们还需要厘清在南极地区进行科考站建设的基本思路。其一，充分利用好战略机遇期，果断出击，有所作为；其二，学习国际经验，培植战略远见，发掘地缘政治要点；其三，首重海洋，配合海洋强国建设。南极科考站建设有利于拓展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战略空间。其四，去新地方，拓展新的战略空间；其五，倡导多元思维，进行多因子综合分析评估。

        南极科考站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科学、经济、政治、战略等领域进行统筹规划。本文着重从建设海洋强国的视角，思考我国在南极地区的科考站建设问题，提出了关于未来新建科考站区位选择的建议。本文给出五个选址区位建议。方案一：玛丽王后海岸、方案二：恩德比地、方案三：维多利亚地、方案四：玛丽伯德地、方案五：科茨地。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能源发展策略》

王家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改革开放论坛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转入“新常态”，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由高速度增长转入中高速度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由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拉动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进入必须依靠提质增效升级实现持续增长的新型发展模式；产业结构调整出现趋势性“重构”——由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转向产业结构全面转型升级继而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在新常态背景下，作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物质基础的能源发展，要有适应新形势的战略和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立足国内，节能优先，坚持能源开发与节约并重。“立足国内”和“节能优先”是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基本点。一要做到立足国内，加强资源勘探，扩大能源开发；二要节能优先，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能源消费。

        多元协调，结构优化，实现能源产业绿色化发展。“多元协调”和“绿色发展”是中国扩大能源开发战略的基本点。首先要把可再生能源放在扩大能源开发突出位置；其次积极开拓煤炭资源优质开发利用的新路子。

        要把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重点放在煤炭消费领域。节能优先，提高能效，可以有效地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过快增长，经济发展新常态使能源节约和控制总量的动力和路径更为强劲和宽广。从国情出发，控制总量过快增长的重点应放在煤炭消费领域，特别是高耗煤产业。首先要降低煤炭消费量应与优化产业结构相结合，其次降低煤炭消费强度要抓好煤炭节约和替代。

        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构筑安全清洁现代能源体系。能源产业绿色化发展、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煤炭优质开发清洁高效利用和煤电一体化发展，都要以高的技术为起点。一要促进科技进步，自主创新，培育持续发展动力；二要构筑安全、清洁、现代能源协调发展体系。

        中国构建现代的绿色能源协调发展体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以全面创新为动力，不断增强能源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能力，着力创新绿色能源技术和低碳节能技术，推进形成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为特征的绿色发展综合体系，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携手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 保护绿色地球》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300年来，随着人口增加和掠夺式开发，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严重风险和挑战。现如今，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开发和节约资源，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放在突出地位，切实保护好人类共同家园。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5月24日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

        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绿色地球。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建设生态文明和保护生态环境。几年来，我国在建设生态文明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采取很多措施，并已取得一定成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防治大气污染，保护新鲜空气；二、防治土壤污染，防止病从口入；三、防治水源污染，保护水质安全；四、减少温室气体；控制温度升高。

《创新碳金融杠杆 撬动低碳经济发展》

陈博闻

（本期嘉宾撰稿人）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碳减排”需求和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碳金融也因此成为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加快碳金融创新，以此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并在新的全球碳金融框架下争取主动权刻不容缓。在我国，自2011年10月以来至今，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湖北和重庆碳交易试点相继启动运行，均建立起了排放权交易所或交易中心，中国碳金融市场的启动和运行，标志着我国碳交易市场创新机制、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有了一个良好开端。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加快碳金融创新，用碳金融杠杆撬动低碳经济发展，并在新的全球碳金融框架下争取主动权已刻不容缓。

        碳金融就是运用金融资本去驱动环境权益的改良，以法律法规作支撑，利用金融手段和方式在市场化的平台上使得相关碳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得以交易或者流通，最终实现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与国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碳金融市场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未来市场前景极其广阔，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尽管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日趋活跃，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碳排放交易的流动性仍然较低。

       借助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平台，我国碳金融创新又迈出重要一步。2014年5月12日，经交易商协会注册，由浦发银行主承销的国内首单与节能减排紧密相关的“绿色债券”—10亿元中广核风电附加碳收益中期票据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受到市场投资者的热捧。

        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而碳市场无疑是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之一。我们应抓住时机，加快实施低碳经济和碳金融国家发展战略；加快制定和完善碳金融的法规与政策；加快建设与国际规则接轨的碳金融制度、碳金融市场体系和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

《化解三大经济金融风险　接轨经济发展“新常态”》

高卫民

（江苏淮安市发展和改革研究会研究员）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转型升级、风险上升的“新常态”。一方面，新常态下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需要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另一方面，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增速放缓，银行业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也开始暴露，尤其是地方债务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和货币政策风险等系列经济金融风险将变得更加突出。同时，互联网金融发展势头迅猛，对传统银行业带来强烈冲击。我国如何化解三个经济金融系统性风险，接轨经济发展“新常态”，自然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

        理顺央地财权关系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地方债务风险不容忽视，在地方债务中市县级债务占比较大，特别是县级财政承担了较大的民生支出，却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债务风险有向基层集中的趋势。究其原因，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是造成地方债务风险积累的重要因素。“新常态”主要是指经济增速进入中挡期，是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总基调。

         经济增速换挡进入新常态后，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持续进行，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会逐渐显性化。防范影子银行去杠杆、压缩表外业务，以及预防信贷结构调整中的风险滞后暴露，成为经济转型期金融工作题中应有之义。深化金融改革，增加金融供给，让资金供需实现更有效率的对接，是缓释金融体系波动的有效手段，同时要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杠杆率。

        中国货币政策不会全面宽松，仍是定向宽松，延续“要滴灌、不要漫灌”的思路，以定向宽松政策化解货币政策风险：1.年内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平稳；2.定向调控将成重要政策取向；3.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积极谋变；4.央行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5.“定向宽松”货币政策预期更长。

《中国在澳投资受阻的原因及启示》

郭春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建交以来，中澳两国关系发展总体平稳。进入21世纪，中国快速崛起的庞大资源需求更是刺激两国关系迅速拉近。但在中国对澳投资增加的同时，两国围绕投资问题的摩擦也开始集中显现，有关中国投资会否威胁澳国家安全的疑虑开始在澳国内发酵。

        投资问题因涉及面广、敏感度高，已成为当前中澳两国领导人会晤的必谈内容。投资规模上，澳方认为中方投资势头过猛，规模过大，中方对FDI采用与澳方不同的统计标准，认为中国对澳投资规模不大。投资领域方面，中企对澳投资大量集中于资源领域，澳方因之担忧关键资产被中国控制。而在中方看来，澳对中国在资源、农业领域的投资有些“杞人忧天”。

        正是由于中澳两国对同一问题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看法，导致两国在投资上摩擦不断。我们需要从澳认知表象出发，深入剖析影响澳对投资认知的因素，归结起来，影响澳对中国投资评判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1.投资模式，澳方投资主体多为私企，投资采取小额参股或寻求合资的方式，中方对外投资初级阶段显示更多的是“野蛮式生长”。2. 贸易地位，中国为澳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对澳资源依赖的脆弱性高于澳对华贸易依赖的脆弱性。3. 国内政治，任何涉及中国投资的交易都可能在反对党的煽动下成为陆克文“亲华”的罪证。在此压力下，陆克文政府对中国投资审查格外谨慎。4. 利益集团，澳大利亚大型企业很大程度上左右澳政府决策。

        在国内，中国政府应积极鼓励引导私企赴澳投资，以降低在澳投资敏感性，并在投资立法上尽可能与国际接轨；加强对澳调研，及时发布澳大利亚投资环境与需求，并对企业对外投资应注意的事项予以方向性指导，以规避不必要的风险；鼓励不同领域、不同机构之间的人员往来，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增进了解与互信等。

《美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对世界（中国）经济的影响》

肖 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14年10月29日，美联储宣布从11月1日开始将长期国债和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采购额度从每个月150亿美元降低至零，至此，历时6年，先后三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正式宣告结束。

        同时，QE政策推出到结束，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样也是明显的。QE制造的巨量流动性流向新兴市场国家，将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催生新一轮的资产泡沫。QE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贫富分化。对于普通民众，QE没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QE结束将降低美元供给，提高美国债券的收益率，进而提升美元升资产吸引力，促使国际资本回流美国。QE结束后，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美元也将同流入欧洲的美元一样，进一步回流美国以寻求更高的收益。

        由于中国持续保持经常账户顺差、保持巨额外汇储备、对外负债低、国内储蓄率高、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等多种有利因素，因而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不会对中国造成显著的冲击。同时，QE结束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首先，美元升值将提高中国3.9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价值和市场购买力；其次，美元走强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弱，从而减少中国进口成本，降低中国经济运行成本和输入型通胀压力；再次，美国经济复苏将拉升外需，从而推动中国资本和商品出口。同时，QE结束对中国经济发展也带来风险。第一，提高了中国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第二，美元利率走高将减轻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压力，同时构成人民币贬值压力；第三，美元升值将使中国外汇储备增长放缓成为一种新常态；第四，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QE政策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第五，QE结束将提高中国房企海外融资的难度，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汇率风险。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

刘中民　范　鹏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范鹏，华东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参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01—2010年，由于阿富汗问题十分复杂，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参与相对低调，主要通过参与多边外交、提供积极援助等方式参与阿富汗重建。第二阶段为2011—2013年，伴随2011年驻阿美军和北约领导下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中国对阿重建的外交进入更加积极的阶段。第三阶段为2013年以来，伴随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接近尾声，伴随阿富汗形势的变化和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阿富汗政策更加清晰，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的主动性和力度明显加大。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低调参与的阶段（2001—2010）：第一，中国一贯支持阿富汗成立新政府并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开展重建工作。第二，中国为阿富汗战后重建提供了一系列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支持和援助。第三，通过开展中阿双边合作，推动阿富汗战后重建。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加大参与的阶段（2010—2013）：第一，加强双方安全合作，推进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第二，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大与阿富汗的经济合作，推动阿富汗的经济发展。第三，帮助阿富汗政府增强治理能力，推动阿早日实现和平和稳定。

        中国对阿富汗重建深化参与的阶段（2013年以来）：第一，积极组建和参与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双边或多边协调机制建设，加强国际磋商。第二，中阿双方在政治、安全等领域的互信和合作得到大幅提升。第三，增加对阿经济援助，深化中阿经济合作。

        中国在阿富汗仍面临许多挑战。包括如何应对阿富汗可能出现的动荡和混乱，如何妥善处理同涉阿各方的关系，如何帮助阿富汗实现真正的“阿人治阿”和“阿人所有”。

《“伊斯兰国”兴起与美国的中东战略》

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2014年6月以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简称IS）在伊拉克公然攻城略地，并于6月29日宣布“建国”。对此，美国一度态度低调，但2014年8月开始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持续空袭，9月22日又将打击范围扩大至叙利亚。“伊斯兰国”与美国政策有何关联？该组织的发展壮大对美国产生何种影响？美国空袭“伊斯兰国”效果和前景又会如何？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当前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固然是中东国家治理失败的产物，但更多是大国博弈，尤其是美国翻云覆雨之中东政策的最终结果。美国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政策看似反复无常，实则万变不离其宗，即一切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政治伊斯兰势力与美国的对手为敌，就会被视为“好的”、“温和伊斯兰”，并得到褒奖和鼎力相助；如该势力与美国为敌，就是“坏的”“极端分子”，就会遭受美国的致命打击。

        “伊斯兰国”兴起对美国威胁越来越大，迫使美国重新调整既定战略，然而，奥巴马反恐仍缺乏坚定的意志和全面的战略，美国组建的反恐联盟又缺乏执行力，叙利亚和伊朗又被排除在反恐联盟之外，极大影响反恐效果。因此，美国与“伊斯兰国”的较量无疑将是一场持久战。

        美国培植极端伊斯兰势力却屡屡遭其反噬，看似因为极端组织“忘恩负义”、偏激极端，实则是美国霸权主义政策咎由自取的结果。只要美国不停止霸权政策，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反美倾向就不会消除。如果美国一面在中东继续奉行霸权主义，一面纵容极端势力坐大，极具易变性的极端势力随时可能掉转枪口，使美国面临更加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