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那场狼烟滚滚的战事》

源 泽

（本刊特约研究员）

        2001年“9·11”以来,国际社会打响反恐战争迄今的14年间,大国国家安全战略、国 际政治外交关系、全球战略安全格局、地缘战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劫后思安,回眸 反思,面对国际安全形势的白衣苍狗之变,战略思想界或许未曾料到,“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肆虐之负能量如此巨大、其对国际安全局势破坏的时间如此之长、对地区和平稳定的冲击如此猛烈。

        2014年6月29日,一个简称“ISIS”的伊斯兰教逊尼派极端组织借由令人胆寒的战术,占领了伊拉克、利比亚数千平方英里、大于比利时国土的“领土面积”,并打出伪国号,宣布建立“伊斯兰国”。该“国”扬言推动伊斯兰世界联合,以建立同一宗教的多民族“国家”,恢复昔日“哈里发”帝国之辉煌。

        国际反恐战争十几载风雨兼程,当美国战略决策层欲撤兵阿富汗之际,“伊斯 兰国”势力暴涨、突兀而起,西亚北非恐情严峻,狼烟四起。当下,围绕大中东区域错 综复杂的形势及欧亚大陆脆弱的安全局势而展开的战略博弈,呈现大规模、高烈度 的武力冲突。这场千年武关鏖战,既牵动双方决策指挥机构的战略谋势,又关乎作战部署与偶发事件的紧密互动,成为国际战略界兵棋推演与军力摆布的重点。

         兵者,诛暴乱,禁不义;“有以道胜,有以力胜”。从美国出台的新版抗击“伊斯 兰国”战略看,较之小布什政府“深具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背景”的反恐战争更具政 治智慧。从其战略的可行性、双方综合实力对比及战局走势看,“伊斯兰国”并不占 优。鉴此,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关于此战“不是不可战胜”的说法,应该有一定道理和胜算。但卡特同时也说了,“必须通盘考虑,必须想清楚每一步,包括可行性、 效果等一系列问题。”

《中俄美双边关系反差探究》

俞 邃

（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

        就当今世界大国关系而论,备受关注的莫过于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与俄美关系。 它们三者都存在合作相处的主观需要与客观前提,但实际上反差却异常之大,其原因值得探究。

        中美俄彼此之间都提出过类似的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相比之下,俄美之间的调子最高,却做得最差。中美俄彼此之间都要构建战略伙伴或战略合作关系,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原因。其一 ,冷战结束以来,各大国先后都开始不同程度地承认和接受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几乎无例外地都在奉行对内自强不息、对外竞争共处的方针。其二,事实证明,美中俄三者之间不仅因其某种矛盾性影响着世界,而且其难以摆脱的依存性亦即有时表现出的“合力”,也对世界事务产生重大影响。其三,随着经济因素的作用飙升,国家之间的竞争变得日益激烈。

        三者关系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何以截然不同? 这不仅基于各自国情的差别,更取决于当局奉行的方针政策。其一,主要取决于政治意愿或者说政治互信。其二,同样取决于政治意愿或者说政治互信,中美关系则是在曲折中发展。其三,恰恰缺乏政治意愿或者说政治互信,俄美之间不断摩擦,反复较量,关系很不正常,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一大焦点 。

        从2014年国际形势来看,美中俄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大众舆论多公认美国是麻烦制造者，俄罗斯是举世瞩目者,中国则是备受尊重者。俄罗斯与美国关系持续紧张, 因彼此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其一,普京上台之后明确提出不走欧美道 路;其二,俄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脆弱；其三,鉴于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大国, 美国的战略重心无论仍在欧洲,或是向亚洲方向转移,俄罗斯始终摆脱不了作为它重点防范和打击的对象；其四,从根本上说,俄美之间互有战略需要,既彼此借助,又相互排斥,其主次之分将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量化宽松政策和政治道德风险》

陈宝森

（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不久前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寻找金融政策魔术师和政治道德风险》。他用电影《绿野仙踪》中,小女孩桃乐斯迷路,路人告诉她,只要沿着黄砖路走到翡翠城,找到魔术师,就会知道归家路这个虚构故 事,讽刺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对实施量化宽松金融政策的热衷及其不良后果。

       鲁宾担任过高盛和花旗银行的总裁,后来又成为克林顿政府决策圈的重量级人 物,他对当前美国经济、金融政策的抨击引人注目。不过公平地说,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走“黄砖路”找“魔术师”几乎是历届政府和两大政党都在做的 事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经济波动不可避免,运用财政、金融杠杆进行调控也是 应有之议。但是在西方的政治生态下,决策者都会为抄近路和眼前利益把两个杠杆用过头,从而走向反面。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在创造财富上比较成功,但在分配财富上 不断两级分化,以致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衰退的不断发生。

        美联储从2008年11月起实施第一轮量宽政策,到2014年10月第三轮量宽政策收 官,长达6年之久,对于量化宽松政策存在的风险和弊端目前议论较多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恢复金融常态成本的不确定性。第二,股市牛气冲天,加剧两级分化。第三,减轻了公众对决策者承担道德风险的压力。

       如果说联储的量宽政策对国内经济有利有弊,那么它的外溢效应就只能说是弊多利少了。首先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能撬动美国的和国际的短期资本在美国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大量流进和流出。其次,美元升值还促使投机资本由大宗商品流向美元,成为使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下跌的原因之一,给拥有这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造成损失。

《阿根廷石油工业中的私有化和国有化》

江 河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经济师）

        2014年7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提出了“1+3+6”合作新框架。在这一框架确定的六大合作领域中,居于首位的是能源。阿根廷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据估计,截至2012年底,阿根廷的石油储存量 为24亿桶,天然气存量为3000亿立方米。由此可见,中国与阿根廷在能源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受民族主义思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阿根廷对能源领域中国家的作用和主权的概念的认识不时发生变化。其结果是,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的政策转换对阿根廷石油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中国能源企业在与阿根廷开展合作时必须要提防的。

        在阿根廷石油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以美国公司为主的外资企业发挥了重要作 用。与勘探、开采和冶炼相关的技术几乎都来自外国资本。但在庇隆当政期间,阿根 廷政府规定,数额大于500万美元的外国投资额都要得到批准。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外资进入阿根廷石油工业的积极性。

        在1989年5月举行的阿根廷大选中,梅内姆轻松取胜。当时,阿根廷经济依然处于极为严重的萧条之中:债务负担沉重、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对此,梅内姆政府实施了大刀阔斧般的经济改革。

       在2003年的阿根廷总统竞选中,圣克鲁斯省省长内斯托尔·基什内尔以正义党 内的本派力量为主,联合其他政党内的一些中左翼力量,组建了名为“胜利阵线”的 竞选联盟,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胜利阵线”对内倡导社会公正和强化国家的权力,对外则强调经济自主,努力提升阿根廷的国际地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胜利阵线”实际上就是正义党的“替身”,其政策主张与庇隆主义大同小异。

《持续低迷的欧洲经济》

丁原洪

（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欧洲经济自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陷入危机状态,持续至今。据欧监统计局2月13日公布的数据,欧元区2014年经济增长因油价下跌和欧元对美元汇率下降两大因素,虽然好于预期,但欧元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依然比其2008年第一季度时低近2%。

        新年伊始,主张结束紧缩政策、进行债务重组谈判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担忧再度出现。虽然与5年前欧债危机爆发时的情况已 有所不同,但从一定意义上说,欧债危机经过5年多的折腾,又重新回到了原点。欧洲经济的前景确实令人担忧。展望未来,虽说经济总体形势会有所好转,但持续低速问题尚难根本解决。

        首先，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并非偶然。其次，希腊违约问题虽可避免,但它坚决反对坚持紧缩政策的态度会影响到其它债务国,首先是西班牙、意大利,从而使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内部围绕紧缩与增长问题的争论再度激化。再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迄今已持续5年多,至今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内部争论不休，分裂态势明显。最后，欧盟为应对债务危机,经过长时间争论,采取了力推财政紧缩,集资救助重债国,设立永久性稳定基金、筹建银行联盟等措施。

        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债务危机迟迟无法解决,其根源在于欧洲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欧洲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逐步缩小。长期奉行高工资、高福利制度,既影 响其国际竞争力,又加重其财政负担。高福利政策再加上人口老龄化,使得欧盟不少 国家难以支撑,入不敷出越来越严重。

《新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向与重点》

关秀丽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

        “一带一路”从倡议到实施,已经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疆,如何作为凸显其价值,不仅是新疆区市“十三五”期间着力思考的问题,更事关国家如何将新疆经济优势、人文优势、安全屏障等战略功能,转变成改善疆域治理,拓展国际合作空间的有效实施方案。

        从新疆看,亟需借“一带一路”外力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服务国家发展需要。首先，对内开放夯实对外开放基础。其次，空间开放提升综合竞争力，再次，扩大开放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最后，全方位开放凸显地缘战略价值。

         为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对接“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及面向中西南亚和欧洲的物流通道、信息通道建设,构建对内对外开放经济新格局,“十三 五”期间,新疆应紧紧围绕“聚人才、强基础、建机制、造环境、拓空间、控风险、惠民生”的基本思路,全面深化改革,强化对内开放,做大做实经济优势、人文优势、安全屏障等功能,服务国家改善疆域治理和拓展国际合作空间需要。

        推进“一带一路”意味着在未来,市场化进程加快,法制化引领凸显,民生领域优先,企业和企业家精神成为参与国际规则竞争的战略性稀缺资源。市场、法制、民主、透明、效率,构成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一组要件。市场经济离不开法制,法制也需要依赖市场经济才能深入人心。充分的市场化,才能实现充分的法制化。扩大开放就是要在市场开放和规则对接方面实现突破。当政府敢于(指改革开放的勇气和决心)在阳光下(指法制)裸体(指透明和民主)奔跑(强调效率)时,恰恰说明改革开放实现了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亚投行即将跻身国际金融大家庭》

高卫民

（江苏淮安市发展和改革研究会）

        在3月22日开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上,由中国发起筹建的亚投行更是引起与会的国际机构负责人、海外权威专家热议,凸显国际上对这一多边共赢之举的信任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眼看着盟国纷纷宣布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大哥”美国终于按捺不住了。据《华尔街日报》最新报道,奥巴马政府已提议亚投行与美国主导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建立合作关系。亚投行跻身国际金融大家庭指日可待。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3月12日宣布,英国计划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中方随即表示欢迎英方的决定。英国与中国的金融合作一直走在西方主要国家前列,如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等。其一,金融业在英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英国意在巩固老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推动经济和就业增长。其二,促进资本交流,在吸引亚洲资本改善英国老化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开拓了英国企业参与亚洲市场运 作与投资的渠道。其三,新兴经济体集中在亚洲,经济增速高而且正在转型升级,英国的积极参与可以获取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继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后,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和瑞士相继同意加入亚 投行。一方面,欧洲国家对战后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感到失望,期待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形成。另一方面,经历金融危机后,能够扩大投资需求,拉动欧洲经济复苏,也更有助于将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提出的总额达300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与亚投行对接。

        作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重要股东国,中国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促进全球减贫和发展事业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在治理和政策标准方面，作为一家新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在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方面将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通行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也要避免其走过的弯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运营效率,更好地为成员国服务。

《中国收入差距变化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杨宜勇 池振合

（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劳动人事科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池振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 

        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变,一个转变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另一个转变是发展阶段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转变对居民收入差距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是中国总体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变 化具有重要影响。而城镇中低收入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是导致城镇 居民收入差距下降减缓的主要原因。贪污腐败和官员的灰色收入是扰乱收入分配秩序,扩大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制度的改革以及反腐败斗争的开展规范了收入分配秩序,导致城镇中高收入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

        农村低收入户居民收入增长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要影响。如果未来农村 低收入户居民收入增长率下降而低于高收入户居民收入增长率,那么农村居民收入 差距将会扩大;反之,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则会缩小。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 是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与工资性收入相比,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波动更大,因为家庭经营性收入很大程度上由农产品价格决定,而农产品价格则由农产品供需状况决定。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较高的增长率以及占人均纯收入不断上升的份额是导致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的主要原因。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之所以多年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主对农民工的旺盛需求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中,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中国的投资以基础设施为主,推动农村劳动力需求增加,提高了他们的工资性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出口鼓励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张哲人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多年来,我国形成了一套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基本与国际接轨的出口鼓励政策 体系,包括:出口退税、人民币汇率、进口关税、加工贸易和利用外资、贸易便利化、 自由贸易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及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等。根据作用方式不同,大体上 可以将这些政策措施分为直接作用类和间接作用类。

        我国出口产品以最终消费品为主,这个市场是充分竞争的,拥有数量巨大的产品和供应商,产品价格主要受供求关系影响,与美元汇率基本没什么关系。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不利地位,20多年来我国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参与国际分工的局面没有改变,出口核心竞争力始终不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通过政策刺激出口增长依然有效的话;那么到了近几年,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后,政策的刺激作用或者说“边际”效应就没那么显著了。加上近年来我国劳动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策刺激作用。

        危机后,美国实施了重振制造业和出口翻翻计划,日本也积极推动日元贬值,虽然很难评价中美日三国到底谁更重视出口、谁在鼓励出口上更下功夫,但从我们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危机后美国和日本的政策实施效果要好于我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日两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高端,而我国则处于相对更加低端的位置。再照目前的趋势下去,美国出口鼓励政策力度有可能要持续高于我国。

        当前,受要素成本、外需环境、政策空间等因素影响,再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无疑 是不可行的。但发达国家都在积极鼓励出口,作为发展任务很重的新兴国家,我国没 有理由不支持出口;同时,我国经济已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工业、投资增幅放缓,如 果出口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能够为稳增长做出更大贡献,将是给国内结构调整赢得空间和时间的好事。因此,扩大出口和进一步完善出口鼓励政策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基本取向。

《我国服务贸易创新路径研究》

董 鹏 李庆宝

（董鹏，卡莱（梅州）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计划部企业战略研究员；

李庆宝，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副教授）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度明显提高。按WTO划分的160个服务业部门,中国已经开放了110个部门,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很好的投资机会。2013年,中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614.51亿美元,同比增长14.15%,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首次占比过半,比重达52.3%。但是,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水平仍然较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开放仍然滞后。外资公司申请许可程序冗长,须经相关部门审批的过程也比较缓慢和复杂,部分服务业对外资股权比例还有限制,资本规模要求过高。面对这种有限制的开放,服务业跨国公司在中国不得不选择缩短服务价值链,以跨境交付的方式进行交易,或将价值链的核心部分配置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这对中国承接现代服务业的跨国转移和发展现代服务贸易不利。

         我国服务贸易管理和促进制度还不够完善,监管基本沿用货物贸易制度,无法适应服务贸易的特殊需求;缺乏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专业机构;服务贸易的统计依托外汇管理局,不能完全反映服务贸易四种支付模式(包括跨境支付、商业存在、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动)的准确情况;现有货物贸易便利化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服务贸易发展的需要。

        目前自贸区服务贸易开放主要体现在服务业开放,还需用好自贸区的各项制度 安排,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和探索服务贸易自由化。根据自贸区的发展基础和优 势,重点在于跨境交付、商业存在、自然人移动领域和服贸易主体创新的先试先行, 进而在全国复制和推广。

《当前台湾“左翼社会思潮”的特征及影响》

——兼论台湾政党社会属性与“激进左翼政治势力”的主张

王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尤其是大陆涉台学者观察与研究台湾社会与政治,主要从蓝绿(统独)二元视角分析,核心又是政党及国家认同问题,内容大同小异,很少从社会思潮及经济社会政策主张视角分析,也很少从现代政党的社会属性即政党的左翼与右翼特性分析。与近年中国大陆出现的社会思潮及对社会政治影响有限不同,台湾 社会思潮的发展与蔓延,尤其是持续多年的民粹主义思潮与近年迅速兴起的“左翼社会思潮”(这两者结合形成“激进左翼社会思潮”)及“激进左翼社会政治力量”的兴起,对台湾社会政治以及两岸关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高举“公平正义”大旗,将“公平正义”视为至高无上的社会价值,甚至出现某种“平均主义”思想倾向,成为当下台湾“左翼社会思潮”的典型时代特征。重新在野后的民进党以及新兴的诸多公民团体,不断强调居住正义、司法正义、分配正义、世代正义等,可以说口号与主张无所不强调“公平正义”。反对贫富不均与贫富差距扩大,甚至“反商仇富”成为台湾“左翼社会思潮”另一典型特征,而且在持续蔓延与发展。

       台湾“左翼社会思潮”兴起,出现了一批“激进左翼社会政治势力”,他们不重发展只重分配,要解构“发展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全球化与经济自由化,反对台湾对外开放尤其是对大陆开放,却大讲公平正义,分配成果,强调精神追求与梦想。

       “左翼社会思潮的”兴起与“激进左翼政治势力”发展不独台湾存在,而是有 国际大背景,在欧洲更为典型。也就是说当今台湾“左翼社会思潮”的发展不是偶 然的,既有台湾内部因素,也有国际大环境。

        国民党一直在台湾被视为代表财团与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右翼”政党。然而, 在台湾民粹主义与“左翼社会思潮”的压力下,执政的国民党及马当局的经济社会 政策早已“左转”,“九合一”选举之后国民党新任党主席朱立伦的政策主张“左倾化”趋势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