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兴起的多重影响》

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2014年6月以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全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英文称IS，或称ISIS）在伊拉克攻城略地，并于6月29日宣布“建国”。该组织政治野心甚大，战斗力很强，其在本就脆弱的中东心脏地带公开搅局，无异于在中东打开“潘多拉魔盒”，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准确评估“伊斯兰国”的影响，前提是对该组织的生命力进行正确认识。本文认为，“伊斯兰国”既不可能真正成事（自身政策过于极端；地区国家反对；外部强国环伺），也不会被轻易剿灭（中东动荡长期化为其提供丰厚土壤；地区反恐力量明显不足；美国不愿重返中东）。基于这种评估，“伊斯兰国”的兴起，虽不足以彻底改变中东秩序，但负面冲击不容小觑。

        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中东部分国家政治转型不畅，负面影响日趋凸显，中东大变局己变成中东大乱局，并出现了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教派矛盾三大新的地区动荡源。当前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既是这些动荡源共同作用的结果，反过来也使这些动荡源的作用和危害更趋凸显，对中东秩序的负面冲击越来越大。首先，恐怖主义活动换代升级。其次，中东地缘秩序根基动摇，版图碎片化趋势加剧。第三，地区教派矛盾更加复杂难解。伊斯兰世界素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分。

        而当前“伊斯兰国”兴起则是对中东格局的第二轮冲击。随着“伊斯兰国”日趋发展壮大，以及对地区安全的威胁越来越大，叙利亚危机重要性下降，地区主要矛盾也相应地由“亲叙与反叙”的矛盾，转变成“恐怖与反恐”的矛盾。地区主要矛盾的转化，将正在形成中的“新中东格局”再次打破，中东国家被迫开始根据反恐要求，重新“站队”。一方面，土耳其、沙特等反叙国家被迫加快政策调整。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兴起还使叙利亚、伊朗等国的地区重要性上升。

        美国未来可能在中东继续加大重返中东力度，不排除重新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从战略角度看，美国不可能同时拥有“战略重心”，没有能力在亚太应对中国崛起的同时，在西亚应对来自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挑战。总之，“伊斯兰国”的出现使美国不断在“重返亚太”还是“重返中东”之间徘徊纠结，战略焦虑症越来越明显。

《中国外部环境建设中的三个重要关系》

刘建飞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外部环境建设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进程中需要常抓不懈的重大任务。在推进外部环境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三个重要关系。

        一、安全环境与发展环境之间的关系。外部环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发展环境和安全环境，两者内涵与外延不同，但又密切相关。在研判外部环境、制定对外战略时，一定要将发展环境与安全环境有机统一起来。

        二、中国外部环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提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视角看中国国家安全外部环境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由之决定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三、外部环境建设中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将发展环境与安全环境以及安全环境的各个领域综合到一起考量，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都扮演着复杂的角色。如果对发展与安全各领域的情况作出略为具体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判断：1.美国是中国发展外部环境的重要合作伙伴。2.美国是中国政治安全的首要外部挑战力量。3.美国是中国军事安全的最大潜在威胁源。4.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资源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领域，美国总体上是合作伙伴。5.在信息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领域，美国是重要挑战力量。综合起来看，在中国外部环境建设上，美国的两面角色都很突出。不过，鉴于中国目前仍然是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而且基本安全能够保证，所以，在总体外部环境建设中，美国作为伙伴的角色还是主要方面。

《维护总体国家安全需要切实做好“跨国范式”外交》

张胜军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纵观21世纪世界外交的总体变化，一个明显而深刻的变化趋势是外交事务越来越日常化、具体化和功能化，以结束战争、缔造和平条约为标志的大国外交越来越让位于国家之间在经济贸易、金融、科技、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通讯交通与信息网络等具体的日常事务之间实质性的博弈与合作。外交的战略性转圜余地越来越小，而外交的功能性运作方兴未艾。

        总体国家安全的基本特征是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我国而言，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和领土完整的外交任务依然繁重，但与此同时，来自经贸、金融、能源、恐怖活动、海外投资和侨民、气候变化和网络空间的安全压力则日益增加，相应的外交压力同样纷至沓来。应该说，困扰中国外交的不仅有传统安全，更有非传统安全，它们一起构成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

        办跨国范式外交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办跨国范式外交需要专家级别和内行里手的大局观和系统思维。其次，办跨国方式外交重在解决问题，或者说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国家利益。第三，办跨国范式外交重在统筹和协调。

        从性质上来说，跨国范式外交多是功能性的博弈与合作，其基调是合作共赢，但合作共赢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必要、乃至充分的博弈过程。因此，大而化之的原则声明或者所谓“诚意”在跨国范式外交中都是无效的，相反，细致的工作、精细的安排乃至精微的计算却是不可或缺的。办好跨国范式外交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不能指望一蹴而就，但扎扎实实的工作必须马上开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必须不断完善跨国范式外交的制度建设和机构建设。在制度建设方面，做到上下通达，完善好统筹机制；在机构建设方面，我们要建立下属的专业性委员会等机构，使它们逐渐在业内取得国际上的名声，得到重视和尊重，因为只有它们有资格在未来的跨国范式外交中充任主角。

《中国外交的传承、发展与创新》

王嵎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外交笔会小组成员）

        新中国成立65周年了。65年，弹指一挥间。国际上对新中国外交，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新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是反帝反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新中国刚站住脚跟，在外交上打出了影响世界的三张“牌”：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成了万隆会议十条原则和“求同存异”精神；积极支持和推动了不结盟运动，反对干涉内政和争夺势力范围；大力开展民间外交，特别是做日本和美国的工作。

        七、八十年代，中国从战略上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有力地支持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了第二世界，打击了美苏两霸，影响深远。

        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中国冷静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认为时代在变迁，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与和平的变化，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世界各国都在为和平与发展而奋斗和博弈。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又先后提出构建“和谐世界”和“新型大国关系”两大战略，强调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时代的诉求，承担了历史的责任。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思考》

杨正位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一带一路”是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作为中国这只大鹏的双翼，必将助推中国，牵动世界。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丝路”或“丝路带”）的蓝图已绘就，要把战略构想变为现实，选择正确的路线图就十分关键，需要实现目标正确、方法正确和操作正确的有机统一。总结历史经验，认真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大势，丝路带建设要走务实合作之路，以经贸合作为先导，以丝绸中路为重点，以合力共推为手段，以“文明复兴共同体”为号召，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决定、企业主体，打造立体、开放、联通“四亚三洲”的现代丝绸之路，建设世界最长、最有潜力的亚、欧、非经济大走廊，造福沿途各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再创中华文明的开放盛世。

        丝路带的核心是合作与发展，要把丝绸之路从“古代版”升级为“现代版”，可实施三步曲开展丝路带建设：第一步，大力促进本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努力消除贸易投资壁垒，降低贸易投资成本；第二步，有序推进我与有关国家和次区域的自由贸易安排，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实现次区域深度合作；第三步，构建丝路带新型自由贸易区安排，形成区域深度大合作格局，并带动相关文明的繁荣与交流，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

《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长期以来，多数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发展农业、提高农作物产量、保障粮食供应和安全。中国人多、人均耕地少，必须持续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不断提高农作物产量，确保粮食供应和安全。

        粮食是人类生活、繁衍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面临粮食短缺危机，在一些国家出现因粮价上涨而引起抗议活动甚至骚乱。粮价一再上涨甚至发生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一、土地问题是关键因素。二、水资源短缺影响越来越大。三、气候异常导致灾害频发。四、开发生物燃料加剧了粮食供需矛盾。五、过度消费和浪费惊人。六、垄断投机加剧粮食市场动荡和粮食上涨。

        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还需在目前基础上增加20%。为此，中国必须实现农业持续发展。一、确保18亿亩耕地。二、加强水利建设扩大旱涝保收农田面积。三、要积极培育自己的优良品种。四、以科技创新加快农业现代化。五、加强协调与领导。

《俄罗斯国内的穆斯林问题及其发展前景》

蒋　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

        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并存的国家。居民主要信奉东正教、伊斯兰教等。俄罗斯主体民族俄罗斯族主要信奉东正教，而俄北高加索地区各民族的主要宗教则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俄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历程，既有在沙俄和苏联时期被打压、同化的低潮期，也有在当代俄罗斯迎来迅速发展的壮大期。目前，俄罗斯穆斯林人口在快速增长，伊斯兰教也已成为俄第二大宗教，成为影响俄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以车臣恐怖组织为代表的北高加索极端势力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在俄境内多次实施袭击活动，给俄国家安全与稳定带来严重威胁，也给俄境内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民族蒙上阴影。鉴此，俄当局在采取严厉措施打击极端势力的同时，努力发挥伊斯兰教各种机构的作用，团结多数穆斯林民众，以防止社会走向分裂。

        针对境内近年宗教极端主义泛滥、暴恐活动猖獗，俄政府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并采用“软硬”两手加以治理，对极端势力采取“严打”，绝不手软。第一，对极端势力严打与分化并举。为了打击“三股势力”，俄政府顶住内外重压，两次发动“车臣战争”，以血的代价维护国家统一。第二，全力团结穆斯林民众，努力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第三，制定法律，限制并监控伊斯兰团体参政。第四，注重发挥穆斯林精英的正能量。第五，发挥国家宗教管理机构与宗教团体的特殊作用。第六，加强与伊斯兰世界的对话与合作。

        尽管俄当局治理穆斯林问题的努力收到一定成效，确保了国家的基本安全与稳定。但在社会经济不景气和政治不稳定的背景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在北高加索更受欢迎。在穆斯林聚居区宗教势力极端化、种族冲突频发、恐怖活动蔓延的趋势难以遏制。从长期来看，穆斯林问题依旧是俄面临的最敏感、最复杂的棘手难题。俄当局彻底根除恐怖主义并非易事，其反恐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第一，北高加索极端组织国际化趋势有所增强。第二，当前穆斯林聚居区宗教势力普遍呈现极端化趋势。第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未得到有效治理。第四，未能有效为俄国内反恐赢得良好的周边环境。

《中东变局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研究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课题，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阿拉伯世界鲜有成功的民主转型国家可供研究，导致非民主化问题成为关于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研究的重要内容，以致有“阿拉伯例外论”、“中东例外论”和“伊斯兰例外论”的论应运而生。2010底爆发的所谓中东变局（西方称“阿拉伯之春”）曾一度令西方世界誉为“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的到来。从横向比较看，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固然落后于其他地区，但从纵向比较来看，其民主化进程也在曲折跌宕中缓慢前行。客观的态度是既应正视和承认阿拉伯国家从专制、威权走向民主的转型趋势，亦应对其民主转型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予以正确认识，这也正是本文研究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所持的基本学术立场。

        中东变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政治领域，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是阿拉伯国家陷入动荡的主要根源。2. 中东变局的经济与社会根源在于发展的危机，尤其是发展模式的危机。3. 在对外政策上的失误也是导致阿拉伯国家陷入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4.在思想文化领域，思想精英和知识分子对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积弊的批判与外来民主思想的交互影响，为此次阿拉伯政治变革提供了思想素养。

        相对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具有超乎寻常的复杂性。1.宗教与世俗的矛盾是影响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共和制国家民主转型的重要变量。2.温和伊斯兰力量探索伊斯兰特色的民主道路，成为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趋势之一。3.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将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

        从本质上来说，军人干政在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频繁出现，有两个重要原因。1.共和制阿拉伯国家多为“军官革命”推翻君主政权所建立，奠定了军人在阿拉伯国家的特殊地位。2军人干政是宗教与世俗矛盾或者说是伊斯兰与民主关系的伴生物。

        阿拉伯世界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结构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地缘政治的破碎性及其导致的长期动荡，构成了影响阿拉伯民主转型的重要制约性因素。这里仅从阿拉伯国家内部、中东地区和西方大国干预三个层面进行简要分析。1.从阿拉伯国家内部来看，复杂的宗教、教派和族群矛盾及其诱发的政治冲突构成影响民主转型的重要消极因素。2.从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来看，族群和教派冲突的外溢、意识形态竞争和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使阿拉伯国家政治具有密切联动的特点，并对民主转型产生消极影响。3. 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的发展始终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影响，西方大国的军事干涉和民主输出使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具有突出的外部输入性特征，加剧了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动荡。

《大陆边缘的摩擦》

——世界岛屿争端的综述及分类研究

王　婕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在国际政治中，有关海洋领土、海域划分的争端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和新的冲突点。近些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就岛屿归属问题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

        所有这些岛屿虽然都是海洋领土争端的讨论范畴，但它们的产生原因，所处层次，自身影响力、重要性，以及和其他问题的关联性都十分迥异。通过把岛屿争端分门别类，给处于不同地理位置、但却情况相似的争议岛屿提供一个比较研究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探寻致使争端发生、发展和平息的原因。按照岛屿的属性，我们可以将世界的岛屿争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群岛型岛屿的争端、有居民的岛屿的争端和近岸型岛屿的争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包括协商、调解、仲裁、国际海洋法法庭、海牙国际法庭、特别仲裁等。还有的国家在面对争议时，承认争议的存在，但并不急于明确岛屿的主权归属，而是采取搁置争议或者共同开发的方式对岛屿争端进行“冷处理”。有人认为武力解决也是处理岛屿争端的一种途径，通过阅读大量的岛屿争端案例，笔者认为军事冲突恰恰是处理岛屿争端失败的表现。

        把中国面临的岛屿争端放在全球范围来看，它似乎并不应该成为困顿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制约因素。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采取更加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对策，或许能让中国更加从容地应对岛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