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周年感言》

俞 邃

(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与印度（1954年6月28日）、中国与缅甸（1954年6月29日）以联合声明方式公开提出的，迄今60周年。在当今新形势下，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扩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这对于提高我国的世界地位和威望，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国际合作和斗争，增强新一代人的爱国主义情操与忧患意识，都是十分必要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原因在于它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具有深刻的本质特征，符合人类进步的时代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派生出一系列适合时代发展和变化、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具体论断或主张。如世界多样化论、新安全观、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论、大国关系良性互动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等。另一方面，其对立物——强权政治也在制造不少新提法、新花样，实质上是在挑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推进和平发展。笔者认为，为了深入研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我国和平发展相互关系这一命题，以下“十个关系”值得我们特别关注：1.和平共处与竞争共处亦即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的关系；2.对待发达大国与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关系；3.对发展中国家的物质支持与道义支持的关系；4.处理与周边国家相处与更大范围国际交往的关系；5.认识和应对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包括认识和应对恐怖主义与正义暴力行动的关系）；6.威胁国家安全的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的关系；7.我国战略机遇期中的机遇与挑战的关系；8.肯定贯彻实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成就与承认差距乃至总结教训的关系；9.理论创新与标新立异的关系；10.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

《大国关系的新阶段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陈宝森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当今全球格局正在由单级世界向多级世界发展。中、俄、欧、美，四大权力中心已经走在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中俄双边关系率先进入了“平等互信、包容共鉴、合作共赢”的新阶段，它既不是“冷战”的复燃，也不是“同盟”的重塑，而是新型大国关系合乎逻辑的发展，中欧关系在这条道路上也有进步，它有利于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全球经济的繁荣发展。中美关系因南海问题遇到一些麻烦，给新型大国关系投下了阴影，美国应当坚持走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这将不仅有利于中美，也将有利于世界。

        以乌克兰危机和南海岛屿争端为契机，中俄靠拢，美国紧张，中、俄、美、欧大国关系进入新阶段。在处理大国关系中美国的第一个战略性失误是，在苏联和“华约”解体后，把新生的俄罗斯仍然视为异类，竭尽“遏制”之能事。美国的第二个战略性失误是在同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上缺乏诚意，一再利用南海岛屿主权争端，支持几个小伙伴寻衅，阻挠中国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正当行为。中俄双边关系进入新阶段，固然与美国的“隐性遏制”政策和战略失误不无关系，但中俄靠拢，从根上说还是双方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上的共识、并做不懈努力所获得的成果。

        至于中、欧关系，自今年3月底习近平主席访问欧盟总部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后，也已进入了大国关系的新阶段。中欧经济既有合作共赢的一面也有激烈竞争的另一面，这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议。但只要双方都能从战略的高度看问题，又按互利互惠的原则解决问题，就能为中欧的经贸关系开辟更加宽广的前景。

        中美两国的关系是大国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在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峰会后，双方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上取得了共识。双边互利合作为中美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双方在经济上休戚与共，已经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步。然而，由于缺乏政治互信，双方贸易和投资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目前中美双边投资谈判正在进行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如果成功将对中美双方的经济起积极促进作用。

        当前中俄、中欧在构筑新型大国关系上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并对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发挥着积极作用。这是符合历史潮流和世界人民愿望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单边主义，冷战思维则日渐式微，不得人心。美国领导人应当进行认真反思，调整政策，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继续前进。这是历史的要求，也是世界人民的要求。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金砖合作对全球治理体制的新发展

刘军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7月15日，金砖国家峰会共同主导、宣告了“金砖开发银行”的设立，意味着冷战结束后新兴国家自主主导的国际公共金融机构诞生，国际金融秩序向公正、合理、公平、开放的方向起步，堪称对“冷战后体制”的新平衡，对冷战后全球治理秩序的发展，对人类共同繁荣的贡献。

        面对新形势，新兴经济体自觉加入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推动国际秩序走向公正、合理、公开、自由和开放方向。习近平主席代表新兴经济体整体利益指出，“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新兴经济体遍及全球，地理分散，不妨碍共同利益的共建。中国大胆提出“丝绸之路”新构想，主张打通陆海战略通道，通过实体项目的实施，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形成，促进广泛的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从根本上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了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思维，也必将确立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合作新范式。

        金砖国家的平等协商、互利合作体制是适应危机后新时代的尝试，也必将成为推进全球治理体制走向公正、合理的新方式，是对人类和平与繁荣的贡献。

《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霸权地位》

飞　翔

(本刊特约资深研究员)

        美元与科技创新和军事实力是美国维护“全球特权”地位的三大支柱，三者的关系是，炒作美元从全球获取的超额利润，有力地支持科技创新和增强军事力量。因此，美国采取各种手段，打压可能削弱美元作用的其他国家货币，维护美元霸权地位。我们要吸取货币战争的经验教训，深化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良好国内金融秩序，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币信誉和影响，推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审慎稳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为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各国共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以来，美元逐渐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为美国带来难以估计的超额利润。一方面美国大量印发美元购买全球廉价产品，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汇率战从全球获得超额利润，再一方面美国利用收益差从全球获得超额利润。

         2013年中国GDP已占世界GDP的12.4%，中国对外贸易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1.4%，其中进口用人民币结算比例达17.5%，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七大支付货币和全球第九大交易货币。然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仍处于起步阶段，人民币在全球支付清算的使用份额仅为1.4%，在世界贸易中采用人民币计价及结算的比率不到9%，人民币外汇交易占全球外汇日均交易量的比重仅为2.2%。为稳健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们正在从以下四点着手，一是逐步扩大双边货币直接兑换；二是逐步扩大跨境贸易和投资使用人民币结算；三是推动人民币向多边使用延伸；四是与发展中国家共建金融和评级机构。

《大国力量博弈与东亚秩序走向》

门洪华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东亚正处于世界力量变动的漩涡。东亚秩序建构为诸大国战略博弈所促动，吸引着全球关注的目光，昭示着世界的未来走向。中国崛起是引动东亚秩序变革的核心力量。随着中国崛起效应的持续发酵，世界诸大国围绕中国前景展开战略调整，尤其是美国战略东移和日本加速右转，使得东亚变局成为世界关注的重心，东亚秩序的走向更是牵动着所涉各国的战略目光。

        东亚重要性的提升，是东亚合作进程的溢出效应之一。东亚地区合作进程历史久远，冷战结束以来呈现加速趋势，具体表现在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框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政治驱动开始与经济驱动并驾齐驱。。当前，东亚合作以开放性、渐进性、协调性为基本特征，扩展到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合作安全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共同利益的汇聚与制度化成为东亚秩序建构的一种可行战略路径。

        东亚共同体是一种愿景性的地区秩序设计，体现了东亚国家超越传统秩序模式的努力。当前，东亚秩序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所涉中、日、东盟、美等四股战略力量之间正在展开着新的博弈，难以就未来目标达成一致，甚至在地区稳定与繁荣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同的考虑。在东亚秩序建构进程中，东盟迄今扮演着领导者和制衡者的双重角色，而二者内在的矛盾性正在凸显，使得东盟主导推动地区秩序建构的动力不足、创新乏力。

        中国拥有东亚领土面积68%和人口65%的事实、中国在东亚历史上曾长期具有的特殊地位、中国经济30余年来保持9.8%的年增长率都决定了，中国必然是引领东亚变革的核心力量之一，立足东亚也是中国长期对外战略的重点。中国不仅位居东亚的地缘核心，其经济繁荣还成为东亚、亚太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中国在东亚地区秩序建构中的探索，不仅决定着东亚秩序的未来方向，亦将有助于促进全球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美国实力变化与中美关系前景》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四面出击，到处插手，在伊斯兰世界发动多场战争，削弱了美国实力，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和影响力下降。然而，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全球扩张政策，2007年美国发生资贷危机以来，从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都在实施全球扩张战略，以各种借口从中东欧到西亚北非地区发动的多次战争，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欧亚中间地区的霸权地位和战略利益。

        美国正处在能否维护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还是走向衰落的十字路口。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从较长时期来看，美国仍有条件维护其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1.美国企业竞争力和收益仍在提高；2.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进一步提升；3.军事实力仍在增强；4.科技创新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一些政治家和其他学者却担心债务问题特别是不公平和政治腐败可能导致美国走向衰落，其中主要风险有: 1.债务问题已积重难返；2. 收入和贫富差距拉大加剧社会矛盾；3. 金钱深刻影响政治进程。

        中美关系是世界大国中的重要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经济是综合国力的基础，但是，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启示是，经济大国不等于世界强国。一些经济学家预测，即使在今后十多年内中国GDP赶上或超过美国，中国综合经济实力与美国仍将有较大差距,中国农业现代化还任重道远, 中国要实现全面现代化仍需几十年的艰苦奋斗。

        关于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已经形成结构高度互补和利益深度交融的经济关系，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相互投资潜力巨大。亚洲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始终致力于推进跨太平洋的合作。中美在继续推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扩大合作的同时，应支持东亚区域合作，特别是美国在推动TPP谈判过程中不应冲击东亚区域合作。

        美国对任何可能赶超其实力或可能挑战其全球霸权地位的国家都采取两手政策，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打破美国的遏制和围堵。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不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将为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与德国的关系也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江时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

        2012年7月，习近平同志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大国关系是影响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中俄关系被认为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近几年中国与德国的关系表明，中德关系也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中德关系经历了从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到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作是中德关系的主体，这与两国的经济规模及互补性不无关系。除经贸领域以外，中德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和交往也非常密切，目前，中德之间共有60多个对话机制，其中包括2010年建立的政府磋商机制，这是中国首次与西方国家建立的对话机制。根据中德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2005年成立了中德对话论坛。除此之外，截至2012年底，中德合作在德国建立了13所孔子学院和1所孔子课堂。另外在青年交流和军事交往上都有在稳步推进。

         2012年5月，欧洲智库欧洲对外政策委员会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称，中德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在演变为一种“特殊关系”。中德“特殊关系”的特殊之处在于两国能超越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合作和共赢的理念推动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承认和采纳这一提法有利于进一步充实中德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有利于丰富我“大外交”战略的新思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德国在欧盟对华政策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使中德关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和“特殊关系”，两国必须关注以下几个问题：1. 如何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底线；2. 如何正确地应对经贸领域的摩擦；3. 如何增强相互信任。

《构建中国巴西新型大国伙伴关系的几点思考》

王海峰　马　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

        中国和巴西同是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又是所在区域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在政治、经济、科技、人文领域合作具有良好合作基础，在国际事务中也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政治外交方面，中巴从战略伙伴关系逐步升级，超越双边范畴，对全球政治经济开始产生积极影响。经贸投资是双方合作重心，目前仍以互补为主，但在长期需要处理好竞争合作的关系，以实现互利共赢。另外，中巴经贸关系中已出现一些结构性失衡问题，需及早引起重视，加以解决，巴西方面担心过度依赖中国，而失去经济的独立性。

        构建中巴新型大国伙伴关系，应重点围绕“制度建设为基础，经济合作为重心，多边机制为舞台，民间交流为依托”四大内容，着眼共同的战略利益，以商业项目和民营经济为主体，通过市场化合作，实现双向互动、多元平衡、包容发展和开放共赢。

        以相互市场为依托，民营经济为主体，不断加强在基础设施以及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的合作，推动中巴新型大国伙伴关系全方位拓展。要做好以下五个方面：1.创新合作方式，加强在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发展方面的投融资合作；2.逐步改善贸易结构，积极拓展新的空间；3.以企业为主体，主动实行产业对接；4.加强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的创新能力；5.加强在国际核心事物中的协调，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

《中日僵局背景下看经济合作》

姜跃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中日关系恶化至今原因很多，从经济层面来看，两国实力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是其不可不说的重要背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均有所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会触及日本的利益。

        中日经济关系在双边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过去即使在两国政治关系陷入低谷之际，经济往来并未受到很大影响。从贸易角度看，中国的市场作用日趋上升，安倍政权也并不否认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从投资角度看，日本对华投资有利双方，迄今为止，尽管中日两国由于领土纷争经历政治关系紧张，但日本在华投资并没有出现大幅减缓。

        在中日关系处于严重对抗，甚至危机可能的背景下，如果在经济层面找到缓和两国关系的突破口，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课题。随着全球经济中心“东移”和贸易规模的扩大，加快推进亚洲经贸一体化迫在眉睫。中日韩自贸区应该是中国亚洲自贸区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产业优势互补成为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基础。在自贸区战略选择上，可以“先易后难，先韩后日。”

《中日经贸变局及未来前景》

刘　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 经济学博士)

        中日经贸关系，从互补到竞争，有高潮，有波折，现在处于低谷。中日作为亚洲地区的“两强”力量，经贸关系还要从竞争走向融合。两国需要解决历史遗留、政治互信问题，改变非均衡演进路径，使“政经”走上协调发展道路，放弃域外势力马前卒角色，共同构建亚洲经贸秩序，共享亚洲发展。

        影响中日经贸关系的因素很多，如两国经济实力对比变化、钓鱼岛“国有化”风波、域内新兴国家竞争、域外大国“再回归”介入。某种意义上讲，中日建交以来，双边关系从“政热经热”到“政冷经热”再到“政冷经冷”，以上因素不减反增，凸显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历史复杂性，更表现深层次的历史必然性，即在这些因素背后，历史遗留问题——“政治”与“经济”长期背离，且非均衡演进，成为掣肘中日经贸关系乃至中日关系的核心要因。

        跳出历史纵深，从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来看，中日经贸关系的变化，是全球经济格局大变革的重要一环，是在亚洲聚焦中的再聚焦。中日经贸结构将在TPP时代重新定义、重新构建。

        中日经贸结构变化的背后，是亚洲权力转移的必然发生。中日实现“政经一体”发展，将 充分激发生产力，共享亚洲世纪。这一前景，既需要企业家、民间人士、媒体承担构建中日关系“底层结构”的责任，更需要政治家抛弃保守右翼思维，有所作为，增进政治互信。

《北约真的获得“重生”了吗？》

丁原洪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中国前驻欧盟大使)

        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克里米亚“公投回低”后，一些西方媒体声言“北约回来了”，北约“被从沉睡中唤醒”，获得了“重生”。然而，冷静观察，其实这一切只不过是服务于政治目的造势，目前并不存在北约“重生”的主客观条件。

        北约不大可能“重生”，其依据主要是：（一）美俄双方都不愿再现正面军事对峙、迎头相撞的局面。（二）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已东移亚太，无力过多关注欧洲。（三）财政拮据的难题迄今无解。

        北约面临的现实是，它既缺少各成员国共同战斗的意志，又没有足够的财力、军力。美国还要坚持早已过时的冷战思维，继续利用北约服务其称霸的战略，只能是自寻其辱。北约今年已成立65年，它犹如人一样，已进垂暮之年。还想它能“重生”，这是不可能的。北约日渐势微的趋势是无法扭转的。

《跨越太平洋的第二次握手》

王嵎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外交笔会小组成员)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已胜利结束。这是金砖国家第二轮第一次峰会，负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会议显然有着三大亮点：一是发表了“福塔莱萨宣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第一次叶卡捷琳娜会议16点联合宣言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二是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建立应急储备基金；三是与“拉共体”国家领导人就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着自己独特的亮点。会后，习近平主席即开始了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古巴四国的访问，在巴西还会见和宴请了秘鲁、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很多拉美国家的领导人。这是新形势下中拉关系的新局面和新里程。新世纪以来，中拉关系突飞猛进。现在中国已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拉美则成为全球对华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共体”已通过了关于推动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文件。习近平主席这次在巴西与“拉共体”“四驾马车”国家领导人的会晤，实际上启动了这个论坛的成立。预计明年初可能要召开首次部长级会议。这个论坛将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利于实现中拉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维护双方共同利益，推动南南合作大发展，使中国和拉美彼此惠及，共同发展。

《“印度梦”与“亚洲梦”血肉相连》

雨　叔

(本刊好友研究员)

        印度人民党领袖莫迪当选印度新总理后，印度国内，刮起了一阵“莫迪旋风”。国际上议论纷纷，有好有坏。

        日本右翼媒体宣称莫迪当选主要靠的是“对中国强硬”，“中国是最大的输家”。莫迪当选后，奥巴马抢先祝贺，并邀请他在适当时候访美，而一些美国媒体认为唱反调，认为莫迪对于西方来说“可能是完全负面的形象。”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应邀出席莫迪就职典礼，并与莫迪举行会谈，这是印巴关系史无前例的外交动作和好兆头。中国也衷心祝贺莫迪履新。李克强总理在与莫迪通电话时强调，中印是“天然合作伙伴”。

        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具有传承性。莫迪也需要改善和发展同美日的关系。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既不会同它们搞对抗，也不会同它们一起围堵中国。他承诺要建立一个“强大和具包容性”的印度；誓言要实现巨大变革和社会发展，让草根民众的印度“明天更美好”；他还十分注重在国际上学习先进，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这是莫迪的“雄心壮志”，也可以说是“印度梦”。印度莫迪时代的“新政”，将是“亚洲梦”的正能量，有助于“开启亚洲新的辉煌时代”。

《浅析“一中框架/架构”下的两岸政治定位问题》

刘世洋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一中框架”与“一中架构”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形势下的重大理论创新，不仅是大陆对台政策及台湾大陆政策问题，是台湾前途方案设计问题，同时也是两岸政治定位问题。。双方通过这一创新性论述，就“两岸同属一中”问题达成日益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为两岸探讨解决政治定位问题、进而化解两岸政治僵局打开了思路。

        “一中框架”是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时期，大陆在“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基础上，结合两岸关系新情况新特点，围绕两岸关系核心议题而发展出来的最新论述，是大陆对台政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台湾则以“一中架构”进行善意回应，双方政治共识和互信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两岸政治关系取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展。

        两岸政治定位问题并未因“一中框架/架构”的提出而根本解决，目前仍存在诸多重大分歧。双方应拿出善意和魄力，通过存异、化异、求同的方式不断累积共识。目前两岸达成的“一中框架/架构”共识，根基尚不牢固、内涵尚不丰富、层级尚不够高，双方应进一步采取措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拓展在岛内的社会基础，夯实两岸合理政治定位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