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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的战略机遇和选择》——兼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可能性”王嵎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成员) 现在,美国又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期。奥巴马能否抓住新的机遇,抑或再次失去,关键在于他和美国领导人能否审时度势,看清时代的变迁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找准自己新的定位,以及奉行什么样的国际战略。时代变迁的客观条件构成美国新的战略机遇期。 首先,现在已不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 也不是革命与战争年代,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包括科技、信息和投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地迅速发展。 第二,发展中国家大面积的兴起不同于历史上帝国的兴衰,它们并没有蓄意挑战老牌发达国家,也没有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 第三,美国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心目中的“战 略对手”或“潜在敌人”,如中国和俄罗斯等,并无意与美国过不去。第四,美国企图“借力”对付中国的国家,除日本和菲律宾个别国家外,东盟国家普遍不愿“选边站”,印度领导人说得很明确:印度要同时发展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遗憾的是,霸权有意,现实无情。美国现在虽然仍然是超级大国,但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了。用通俗的话来说,“它的指挥棒不灵了”,昔日“美国的文书和意志就是世界的法律”已成“明日黄花”。 奥巴马竞选连任和习近平当选中国新领导人后,国际舆论十分关注,议论纷纷:中美关系今后 究竟会怎样?是在摩擦中逐步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对抗?“两国共治”(所谓G2)不行,“两国共商”(所谓C2)行不行?两国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 系”?国战略重心东移,一再强调需要“亚太军事再平衡”。中国人听了很纳闷:亚太地区军事力量什么时候“平衡”过?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占绝对优势。美国实际上并不是要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平衡”,而是“怕平衡”,怕失去绝对优势地位从而削弱干涉别国内政的能力。美国之所以不断宣传“中国反介入”力量增强“危险地打破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与此一脉相承。说白了,就是中国综合军力增强了,美国在台湾等问题上干涉(介入)中国内 政和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力量就相对削弱了。美国“不甘心”,所以要实现“再平衡”,保持它的绝对优势。 因此,可以非常明确地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美国,“球”在美国方面。只要美国与中国相向而行,是大有希望的。反之,可能还是“非友非敌” 的局面,是“不舒服的相互依存关系”,甚至时不时发生对抗。这是中国非常不愿看到的。 《利率市场化:挑战与应对方略 ——以中小商业银行的视角》贵州银行课题组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是确保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举措的不断推出,必将对我国银行业,特别是对中小商业银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将彻底改变其 发展模式,我国中小商业银行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和严峻考验。利率市场化改革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银行战略转型以及收入结构调整的革命。中小商业银行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战略高度审视和把握,增强危机和忧患意识,抓住机遇,顺应形势,积极应对。 利率是资金交易的价格,长期以来我国的利率受到政府严格的管制。利率的非市场化扭曲了资金价格信号,造成了商品价格信号与资金价格难以发挥价格杠杆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举措的不断推出,必将对我国银行业,特别是对中小商业银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将彻底改变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我国中小商业银行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和严峻考验。 对银行业而言,利率市场化改革实质上是一场深刻战略转型以及收入结构调整的革命。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即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战略高度审视和把握,增强危机和忧患意识,抓住机遇,顺应形势,积极应对。中小商业银行应根据改革的进程和步骤,调整业务发展战略,制定预案和对策,趋利避害,尽快地适应新的市场利率体系,并能驾驭新的市场利率机制。 《重视剖析产能严重过剩 稳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大视角下《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前景展望》高卫民 (江苏省淮安市发展和改革研究会) 为积极稳妥化解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指导其他产能过剩行业的化解工作,国务院10月15日印发了《关 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并规划了未来5年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路径。这是新一届政府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同时,在落实过程中还要细化具体措施,既要增强市场的力量,少伸行政的手,又要加强问责,以确保治理产能过剩真正收到预期成效。 《指导意见》指出,受到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部分行业出现了产能严重过剩矛盾。产能过剩就是部分行业的供给和生产能力严重超过了市场有效需求。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最主要矛盾之一,它不仅阻碍了经济的正常运转,也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风险。 鉴于产能过剩行业市场供需出现了严重矛盾,要完成化解产能过剩的任务,就必须要强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当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成为我国重要的改革红利和制度红利时, 在经济运行中更要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这一原则应当在化解产能过剩和地方投融资改革中着重体现。《指导意见》透露出国家在产能过剩方面新的政策导向,同样对商业银行化解产能过剩发挥重要作用。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出席亚太经合 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指出,不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由于我国目前面临的产能过剩多是机制性因素造成的产能过剩,并已严重影响到我国产业升级改造的推进,因此迫切需要从“根”上入手,从深化体制改革入手,建立起长效机制,避免再次陷入“投资—产能过剩—投资”的恶性循环。要想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现象,需要在大幅减少行政干预,规范市场准入的同时,加强对地方政府的问责,强调由部门一把手负责。 《步履维艰的欧盟》丁原洪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尽管2013年克罗地亚成为第28个欧盟成员国,拉脱维亚在欧元陷于困境下加入欧元区,经过 努力欧元区从成立14年来最长的一次衰退中走出 来,经济重新恢复增长,旨在稳定动荡的金融形势 而建立的银行联盟迈出实质性步伐,然而所有这 些并不足以改变人们对欧盟诸多问题缠身,举步 维艰处境的基本印象。已持续3年多的欧债危机, 并非简单的欧元危机,而是二战结束后伴随欧洲 一体化进程而不断积累下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等 各个领域内在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欧洲一体化 继续前行的路在何方,这是当前欧洲各国面临的 最大而又迫切的难题。 欧洲目前的困境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经济增长乏力,形势持续低迷;进一步推动一体化缺乏足够动力;内部凝聚力明显下降。欧盟向何处去,欧洲一体化的终极目标在哪里,欧洲各国民众、精英从启动一体化之始就没有 共识,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债务危机发生后,这个 问题愈发突出。不少执政者、学者提出欧债危机的 出路在于“进一步一体化”。可是,债务危机从一定 意义上说是急于推进一体化酿成的,又怎么能够 通过“进一步一体化”来化解呢?!有人主张采取 “多速欧洲”,可是真要落实也不易。欧盟是个整 体,设想不同部分以不同速度前进,岂非必会导致 整体的瓦解?!欧洲一体化是不可逆转的进程,退 又退不了,前进方向又不明。欧洲前景迷茫的根由 就在于此。 《回暖中的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姜 毅 文龙杰 (姜毅,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东欧所研究员;文龙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在读) 2008年俄格八月冲突,导致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出现大的滑坡。但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又促使双方修补裂痕、寻找新的合作路径。2009年11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俄欧斯德哥尔摩峰会上倡议,双方应建立起“现代化伙伴关系”。为回应这个倡议,俄欧双方相互提交了意欲开展的合作项目清单,并于2010年6月,在罗斯托夫峰会上宣布启动“现代化伙伴关系计划”。 俄欧合作取得的一些新进展主要得益于双方内部发展的需求。从俄罗斯的角度看,发展对欧关系并非只是俄对外政治的需要,更是其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社 内所缺乏的先进技术、理念、资金等。 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之所以会出现改善,一方面主要是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需求;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此前的对俄政策被贴上了“搅局者”“绊脚石”等负面标签,影响了“老欧洲”对 这些国家的认同。由于克服危机这种经济考虑成为推动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因,俄欧双方在一些领域的合作还是充满了务实、“权宜”的味道,很像是双方迫于现实需要在具体问题上的战术性妥协,这种“回暖”的背后仍然隐藏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从冷战结束初的“回归欧洲”到新世纪初的 “四个共同空间”,再到现在的“现代化伙伴关系”,俄欧关系的文化、哲学色彩逐渐淡去,双边关系定位的理想化成分减少,越来越趋于现实、着眼于当下。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有助于双方在具体问题上不断地推进合作,并在合作中逐步缓解相互的猜忌。从消极的角度理解,这又何尝不是双方“绕开”难题的无奈之举,这个难题就是如何构建欧洲未来政治与安全的框架。而不能明晰这样的规划,双边合作似乎也缺少了终极目标。 《市场、产业、移民和城市化 ——美国城市化之镜鉴》陈宝森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党的十八大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进行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我国正在城镇化的道路上快步前进。这是顺应社会 发展规律,又从世情、国情出发的重大决策。“四化”同步奔小康,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解决许多棘手问题,为了顺利实现这一目标,研究外国经验是必要的。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任何国家,不论何种制度,概莫能外,美国是一个已经实现了工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国。研究它在走这条道路中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是有益的。 美国城市化的四阶段:即第一阶段:殖民地时期(1600-1800年);第二阶段:城市起飞时期(1800年-1860年),第三阶段:大都市时期(1890年-1950年);第四阶段:都市群时期。城市是科技创新的摇篮,其动力首先来自于城市的工业化,机器大工业的激烈竞争促进了科技进步,这是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所做不到的; 第二,城市人口的大量集中提出许多新的需求,是大众需求创造了城市的各种大众文明,这也是人口分散的农村和农业所无法做到的;第三是城市的 聚集效应,特别是人才的聚集和培育人才的教育机构的聚集也有利于发明创造。典型的例子是科学城如硅谷,128号公路和北卡罗莱纳金三角的出现,以及它们对科技进步的贡献。 美国的城市病:新型种族隔离病,城市蔓生病,城市衰败病,一个现代化的靓丽城市,如果政策失误是有可能变为废墟的。城市实现现代化要靠正确的政策。在实现现代化以后要使城市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正确的政策。城市是产业的载体,产业兴则城市兴,而产业是要不断升级的。城市的决策者必须有前瞻性。另外,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在美国是国内外移民的城市化,如果进城的人由于种族歧视而不能同享城市化的成果,就不会在城市中出现合谐社会,甚至会导致城 市的毁灭。建设社会合谐的,环境友好的,资源节约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仍然是摆在美国决策者面前的尚未完全解决的重大课题。 《美国经济复苏期劳动力供求:结构、动力与政策》李云林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中,除经济增长是动力目标外,其他三个均为平衡目标,其中失业率虽为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主要目标,但只反映劳动力供求的总量平衡,而要深入认识美国经济复苏期的失业和就业问题,还需要对劳动力供求进行比较全面的结构、动力及政策分析。以下主要运用期年分析方法,从结构、增量和增量变化三重视角,对美国本轮经济复苏期的劳动力供求、经济增长动力及政策支撑进行实证分析。 美国经济复苏期劳动力需求动力分析美国劳动力供求失衡当然有结构性原因,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经济复苏进程中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动力支撑。进入新世纪以来参与率的下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不足问题,经济复苏的需求动力释放越来越依赖于政策支撑。特别是经济复苏期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扩张,在相当程度上是依赖于联邦政府政策的刺激。 总的来看,虽然美国的失业率在持续下降,就业状况也在趋好,但新世纪以来出现的经济增长长期动力不足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支撑当前就业的需求动力特别是投资需求动力转向弱势的可能性较大,预计住房投资作为复苏的主动力至多 再能支撑一个期年。美国当前的经济复苏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形成的“双超低息”环境关联紧密,可以说经济和就业的复苏均建立在“双超低息”基础之上,所以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如何退出将决定美国经济和就业复苏的持续性。 《开发转基因技术 提高农作物产量》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转基因技术是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将目的基因进行人工分离、修饰和转移而培育出新品种,从而赋予原来品种以新的优良性状。转基因育种技术可增加农作物的抗性、有效防止病虫害、减少使用化学杀虫剂、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环境污染以及对其他生物的伤害,同时可以减少占用耕地并改善土地生产能力等,因此,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人类将逐步进入生物经济时代。 《2013年世界粮食及农业状况》报告中指出:世界人口中约12.5%即8.68亿人仍食不饱腹,但他们只是受营养不良影响的数十亿人中的一部分,全球约20亿人患有一种或多种微量元素缺乏症,全球5岁以下儿童中有26%发育迟缓,31%患有维生素A 缺乏症。报告指出:营养不良导致的生产力损失和直接医疗支出,预计达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即每年3.5万亿美元。报告呼吁通过粮食体系改善人们的营养状况。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黄大昉2013年7月11日介绍,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在17年内增加100倍,每年有数亿吨转基因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全球已有59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转基因产品,数十亿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 新技术一样,都存在潜在的安全风险;研发中的转基因产品与其他新产品一样,存在安全的不确定性,所以要加强监管。发展转基因作物是我们的必然选择,种业是国家粮食增产的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实现粮食“九连增”,但农产品还是供不应求,粮棉油糖肉都要从国际市场进口,并继续增加。因此,中央反复强调粮食问题要居安思危。从全球范围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都关注转基因作物发展和转基因食品安全。 《美国对台政策论述真相剖析》王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尤其是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入进行,不仅改变着台海两岸政经格局,也牵动亚太地区格局的变化。对台湾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以及将中国大陆视为最大竞争对手的美国,自然高度重视两岸关系发展,关注台海形势的变化,美国在表面肯定与支持两岸关系改善的外交词令下,在幕后却在大大强化对台湾的管控, 马当局对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签署和平协议从积极转为消极以及拒绝两岸联合保钓等,背后均有美国幕后施压影子。 尽管如此,中国的和平崛起、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与亚太地区格局的变化,美 国内部对美国对台政策与战略也出现新的争论, 提出不少新的论述,其中包括了“弃台论”、“脱美亲中论”、“两岸军力失衡论”、“不会必然协防台湾论”、“两岸维持现状错觉论”等。其中,许多论述是美国学界与民间的主张或观点,尚未成为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美国不会放弃台湾,“协防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而且美国更加重视台湾、强化了幕后对台湾的控制力,台湾在美国“重返亚 太”或“战略再平衡”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强调和平统一,尤其是近年来海峡经济领域合作并取得巨大成就,获得海峡两岸社会各界甚至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与认同。中国大陆明确主张未来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也没有明确的统一时间表,大陆何时表示要“推翻这个合乎宪法的民主政权”?中国大陆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政策核心之一就是“寄希望于台湾 人民”,怎么能将“大陆将不会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显然,美国不愿看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两岸和平 统一,于是就制造“大陆对台威胁论”,要害就是制造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不满情绪,制造两岸的矛盾与紧张,恶化两岸关系,同时达到维持两岸“不统不独”的政治目的,让美国能够长期甚至永远实际控制台湾, 并将台湾作为遏制中国和平崛起与强大、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筹码与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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