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应对“产业空洞化”危机作为最好的学习课堂》

袁懋振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

        如何应对“产业空洞化”危机，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正如各位嘉宾所谈到的那样，在过去的一些年里，美国、 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遇到过“产业空洞化”危机，而在中国的一些地区，近来也出现了制造业外迁的苗头，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

       “产业空洞化”之所以被视为一种危机，可能更多地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某些地区、某些国家原本具有优势的产业，衰落的速度过快，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如大量人口失业、地方经济萧条。 如果能够正确地理解产业转移的规律，很好地运用这种规律，提前做好产业更新换代的准备和调整，就有可能会避免上述这些问题。

        中国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所占的比重还很低。未来中国必须向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发展，必须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条路还很长，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此外，即便中国实现了产业的升级调整，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也必须继续把制造业视为一个支柱性产业，不能完全转移到国外。如果没有制造业的支持，中国就无法解决众多人口的就业问题。常言道：实践出真知！今后一些年里，我们可以把应对“产业空洞化”危机，作为最好的学习课堂，用它来检验各种理论和各项政策是否科学，是否正确。从而为更远的将来，提供更有价值的借鉴。

《感评中国外交阳关道》

王嵎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成员）

 亚太活力和中国外交阳关道（之一）

        这次APEC领导人印尼巴厘岛峰会的主题是“活力亚太，全球引擎”，提倡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国际环境下，建立一个富有魅力的亚太，发挥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作用。APEC的绝大多数成员，特别是东盟、中国和韩国，看来将努力为“火车头作用”注入新的动力，实际上为“唱衰论”“送葬”。现在已是2013年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并未完成自己承担的义务，但却在紧锣密鼓地搞什么TPP，要超越茂物目标、甚至WTO，企图按照它的价值观和“市场准入”标准，占领新的“制高 点”。这是不切实际的。APEC诞生以来政治上最大的成果是，1993年领导人会议发表的西雅图宣言，庄严承诺要不断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中国领导人一定会不负众望，中国的“亲和力”也是冷战思维和新版“中国威胁论”挡不住的，从中亚到亚太，中国在周边走的是共同的阳关道。日本如果一定要过它的“独木桥”，正像某些网友说的，随它去吧。实践和历史将会毫不留情。

中国周边的阳关道和新亮点（之二）

        李克强总理今年5月曾首访印度，并取得丰硕成果。很快，印度总理于10月22-24日访问中国。两国总理不到一年内互访，这在中印关系史上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和尼赫鲁。 这充分表明，两国从共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步伐正在加快，中国周边的阳关道上又闪现一大新的亮点。 当然，这并不是说，阳关道上无障碍,无陷 阱，无风雨甚至风暴。但中国有信心，有底气，有智慧，中国的“亲和力”和释放的“顾全大局”、“合作共赢”、“同舟共济”，以及中国不惹事，不怕事，不允许在中国家门口闹事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和政策行为，就是阳光，它可以逐渐融化冷战思维，击败一切挑衅中国国家领土主权和安全的图谋。

《“丝绸之路”谱新篇》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3年金秋九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中亚四国。７日，他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中首次提出共同建设地跨欧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他的思考：“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３０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我们要全面加强务实合作，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他提出：从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入手，形成跨区域的大合作格局。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创新的大合作模式将重现古老丝路的辉煌，实现各自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是从张骞（公元前１６４？－前１１４年）出使西域开始的。由于这两条陆路交通线上输出的商品以丝绸品最具价值、对世界影响最大， 所以这两条陆路交通线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或 “陆上丝绸之路”。两汉时期已形成“海上丝绸之路”，首先是开辟了东西方通向印度的航线；其次是摆脱了印度次大陆的中转，实现了古罗马和中国的直接通航。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院院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构想是：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以阿富汗为枢纽，将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西亚国家与经济发展迅速的印度乃至东南亚连接起来，促进各国间以及几大区域间的优势互补，推动包括阿富汗在内的该地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直通辽阔的太平洋，为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提供难得机遇。10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不能互相踩脚，甚至互相抵消。”习近平主席强调亚太经合组织正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亚太经济金融稳定，推动各成员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亚太地区继续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发挥引擎作用。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

《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不应过分夸大其风险》

王海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象主要国际货币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那样，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在国际市场自由兑换和流通， 成为国际市场普遍接受和使用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目前，人民币在跨界结算和使用范围的迅速扩大，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欧洲部分国家开始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反映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需要，也是我国扩大开放、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在要求。

        金融危机前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客观上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条件，但是国内对人民币国际化仍然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1986年，我国开始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1994年启动了以市场供需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一直比较缓慢，对金融机构的培育和金融市场发展。金融危机前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更多地受到来自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压力。对于美国和欧盟而言，由于其存在巨大对华贸易逆差，希望借助人民币升值来改善其贸易平衡状况，这实际上为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4年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虽然总体上比较缓慢，但一直在稳步推进，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风险的担忧和讨论从来没有间断。这里从理论、实践和国际对比三个方面来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理论上，人民币国际化风险可通过“不可能三角悖论”来剖析。实践中，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需要放在宏观金融体系的大背景下分析，才可能把握其核心。从国际经验看，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目前总体上可控，并非像一些学者想象的那样大。

《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的几点思考》

张哲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室副主任）

        今年7月，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加强双边经贸合作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但美国贸易保护倾向是否会降低、中美贸易摩擦是否会消除，仍存不确定性，有必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加强对一些问题的分析预判。新世纪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纷争不断，尤以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为甚。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于我国经济的赶超发展阶段，与美国经济处于相对困难时期相关，大致包括产品摩擦、产业摩擦、汇率摩擦、 制度摩擦等内容，直接原因是我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这些与上世纪70、80年代日美严重贸易摩擦的发生发展极为相似。但中美、日美贸易摩擦又有本质区别，构成了中美贸易摩擦更具一般性的特征。

        与日美贸易摩擦相比，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大环境不同、成因更加复杂，难以通过汇率升值、对外投资、签订协议等实现根本解决；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中美两国经济基本面，还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中美贸易摩擦还将长期存在，个别时期有可能再起波澜。

        2001-2012年，中美贸易年均增长16.9%，是比较快的，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总体可控。但也要看到，这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并非主要由产业趋同等经济因素引起，未来一段时期，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不会消除，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将加强，无论是应对难度还是负面影响都可能增加。在一定意义上，贸易摩擦问题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晴雨表”，有必要站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高度，谋划好、处理好这个问题。

《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复苏的实证分析与趋势判断》

李云林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

        美国房地产金融是指与房地产直接关联的金融活动或业务，主要包括房地产的抵押信贷（简称抵押，也称按揭）、抵押和资产证券化以及相关担保、保险等。美国房地产市场能否持续复苏，关键看房地产需求能否持续扩张，而扩张的关键又在于房地产抵押及其证券化。因此，摸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抵押及证券化的变化情况，客观分析和正确研判发生变化的原因，才可能把握好抵押及证券化的大致脉落和房地产复苏的未来趋势。以下从规模变化、趋势变化和结构变化三种视角对美国房地产金融中的抵押、证券化及抵押利率进行实证分析和明年情况的趋势性判断。

        按照美联储的统计口径，美国抵押分为住家、多家庭、商业和农场4种类型，其中住家指1-4单位住房，多家庭指5单位以上住房。截至2013年1季度，抵押余额为13.1万亿美元。分抵押类型看，住家抵押余额9.9万亿美元，占75.4%；商业抵押2.2万亿美元，占16.9%；多家庭和农场抵押分别为8620和1520亿美元，各占6.6%和1.2%。 在抵押规模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抵押资产负债的实证分析，目的是通过弄清抵押的“谁 贷”和“贷谁”问题，从抵押供求两方面进一步探 寻房地产需求扩张的动力和阻力。

        美国的证券化是由大型金融机构在收购抵押后将其集中打包分级，再以MBS形式发行到债券市场的过程。证券化一方面将抵押或资产风险向债市分散和转移，另一方面吸引债市资本直接扩 张抵押规模，有助于降低抵押负债成本、提高房地产金融市场流动性、满足债券投资人不同风险偏好和降低银行系统资产的风险。美国抵押的资金主要来自其证券化，亦即购买 抵押相关债券的投资人。按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的统计口径，抵押相关债券包括机构MBS、担保抵押债证（CMO）以及非机构的商业MBS（CMBS）和居住MBS（RMBS）。其中CMBS是商业抵押的重要资金来源。美国的抵押利率主要取决于国债和MBS市场，与房地产价格一道都对抵押供求双方的市场预期乃至决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导向性影响。

        在抵押及证券化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以下就今明两年美国长期利率、抵押、抵押相关债券及总体形势作趋势性判断。判断以不发生大规模外资流入房地产和不出台新刺激政策为前提。若发生大量外资流入或出台刺激政策，则上调趋势；若减弱现有刺激政策，则下调趋势。

《乌克兰的腐败与反腐败》

何 卫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腐败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难题，但不同国家的严重性是各不相同的。虽然乌克兰的历届政府都表示要打击腐败，并为此而建立了反腐败体系，但是乌克兰的腐败问题依然很严重。在2004年12月爆发的“颜色革命”中，许多人走上街头的动因之一是不满政府官员的腐败。乌克兰的腐败非常严重。根据透明国际组织发表的2012年腐败指数排行榜，在176个国家中，乌克兰仅为26分，排名第144位。

        乌克兰的腐败具有以下特点：政府部门的腐败司空见惯,腐败已渗透到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东西部地区腐败的严重程度有所不同,经济领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亚努科维奇甚至在2013年的一次政府扩大会议上要求各部部长和其他官员在反腐败问题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否则将解除这些官员的职务。 在历届政府的努力下，乌克兰建立了由预防体系、执法体系、监督体系以及国际合作四大部分组成的反腐败体系：预防体系,执法体系,监督体系,国际合作。乌克兰在独立后就建立了反腐败体系和与之相应的其他体系。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一体系，乌克兰的腐败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

        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乌克兰的反腐败体系的效能较为有限。这或许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执法不严，有法不依；预防体系不完善；国家领导人未能以身作则；反腐败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经济形势不佳成为许多政府官员从事腐败活动的借口；政局不稳削弱了反腐败体系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虽然乌克兰建立了以多个法律为基础的反腐败体系，但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反腐败体系并不能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乌克兰的腐败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基于供应链的企业库存成因及优化控制研究》

董 鹏 冯定根 黄惠良

 (董鹏，卡莱(梅州)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计划部主管；冯定根，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文科学研 究特约研究员、宁波市物流协会《宁波现代物流》编辑部高级记者 高级物流师 管理学博士； 黄惠良，北京明伦高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办 高级物流师 计算机学博士)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制造企业经营面临严峻挑战，科学合理地做好库存管理，是企业盘活资金、提高效益的重要举措之一。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库存所占用资金的比重最大，一般约占企业运营成本的30%以上，对企业利润的影响超过了机器设备、厂房、人力等其他资源。库存管理是各企业之间实现合作，平衡供应链各节点存货，从而实现集成管理的关键手段之一。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客户对供货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使制造业在库存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渐凸显，直接影响到企业生产的正常经营。加强库存管理，不仅可以逐步缩短原材料、在制品（WIP，Work In Process）、半成品、成品的滞留时间，减少无效作业、等待时间、防止缺货，还可借此降低库存总量、减少浪费、提高制造水平、提高库存周转率（ITO，Inventory Turnover）、改善企业成本结构、提升客户满意度。同时，通过库存分析可以更好地暴露企业管理盲点，以便企业及时发现问题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实现降成本、求效率、提效能，增强竞合、求生存、共发展的目标。因此，库存管理日益成为企业革新管理、挖掘竞争潜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制造企业库存是企业为了满足生产需要、客户订单需求而设定的各种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等物料处于短暂闲置的备用状态，其目的是为了满足未来的生产、经营需要。库存产生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厘清库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实现库存管理的前提。只有清晰地分析出库存存在的实际原因，才能有针对性的对库存进行科学有效地分类，并纳入到常规化的企业管理系统工作之中。本文以制造型企业“产成品、在制品和原材料库存”为库存优化的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企业库存管理实践的分析，帮助企业能够更好的认识库存成因。

        库存控制得当对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价值链增值等有着重要作用。企业的库存问题看似表面现象，但实现绝非是一个单一问题的存在，而是贯穿供应链企业间的协调整合及企业经营决策的全过程的综合性系统问题。库存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存储问题，它往往涉及到产量、质量、品种、供应商的准时交货率、客户需求变化及企业的经营策略等因素。因此，如何利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对企业库存管理的全过程进行优化组合和合理配置，使存货管理活动中的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处于最佳状态，日益成了企业管理者非常关心的问题。由于库存涉及到企业内、外的整个供应链环节，其库存解决方法也毫无疑问与企业内、外供应链过程密切相关。库存管理的最高哲学境界和追求的目标是零库存。 针对库存成因的问题，结合企业的特点，库存改善首先要增强企业全员的成本管理意识，并从技术、管理、销售、绩效等方面进行改善；就库存管理而言，必须严格遵守先进先出、即时补货、分类管控、少量多次等原则。

《和平发展与两岸政治对话》

修春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自2008年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以来，短短数年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取得巨大进展，可以说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跃，和平发展也得到了海峡两岸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以及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岸关系既有的导致两岸分隔、对立的政治死结未解，并成为阻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巩固深化的终极障碍。两岸政治分歧的解决，涉及历史、现实、国际等众多复杂因素，并非一朝一夕便能达成，但先就一些两岸关系发展中无法绕开，且涉及民生福祉的政治性问题展开对话与协商则是可能和可行的。 马英九在2012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中寻求连任成功之后，两岸民间和学界有关政治对话的讨论日渐 增多，令人遗憾的是实质步伐一直没有迈出。那么，两岸关系发展中政治对话究竟有多强的现实需求、其主要障碍何在、它的前景又会怎样？

        两岸实现政治对话存在的主要困难尽管虽然两岸关系发展已越来越需要双方进行政治对话，通过协商解决阻滞两岸关系发展的障碍，但是从目前情况看，短期内两岸进行政治对话的可能性并不太大。首先是马英九当局现阶段与大陆进行政治对话的意愿不高。其次，两岸政治对话面临着相当大的阻力。第三，目前两岸政治对话的内在动力尚不足。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短期内两岸进行政治对话协商的前景并不乐观，但是从长期看，则是势在必行。就推动两岸政治对话的力量看，大陆方面毫无疑问是主要力量，同时，台湾岛内也存在着一定正能量。对于大陆而言，作为推动两岸政治对话的主动方，未来可做的工作有至少有两个方面： 一是要循势而为，因势利导，夯实基础，也就是将马英九当局一再宣称的不成熟条件变得成熟起来。 二是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政治对话的切入点。

《大陆沿边省区对台开放的困境与出路 ——以吸收台资情况为例》

王伟男

（上海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自1991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大陆沿边省区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开放呈现起步晚、进展慢、规模小、层次低等特点，这是由中央政府的对外开放总体战略部署、沿边省区在台商投资区位选择中的诸多不利因素共同决定的。在新的形势下，沿边省区在吸收台资乃至其他外资时，应树立新开放观，结合自身优势与不足，综合考虑外资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应。

         一般来说，“对外开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与外部世界的资本互动关系，另一个是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互动关系。前者又包括吸收外部投资与对外输出资本两个方面，后者也包括对外输出商品（和服务）与从外部输入商品（和服务）两个方面。从迄今为止大陆地区对外开放的具体实践来看，吸收外部投资和对外输出商品（和服务）是大陆对外开放的主要方面，也是各级政府在对外开放中的工作重点。沿边省区吸收台资面临的主要困境总体来看，沿边省区吸收台资呈现出起步晚、进展慢、规模小、层次低等特点，这些特点实际上也构成沿边省区对台湾地区开放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

        我们需要从先前过于强调对外开放的经济效应，转向更加注重对外开放的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甚至要把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置于经济效应之上。我国沿边省区由于其复杂的民族关系、接近原生态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在吸收外资和对外开放时更应该坚定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应该坚定地树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新开放观。在此前提下，我们需要对沿边省区自身的优势与不足进行综合评估，在未来的开放与发展进程中尽可能做到扬长避短、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