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指数投资模式，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成长》

董裕平

（中国社科院投融资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从整体上看，被动式的指数化投资仍然会优于主动管理型投资。 FactSet在2012年11月针对以往20年美国主动式经理人和相对应的指数绩效比较的调查数据显示，不论是在美国本土市场、国际市场、新兴市场或是欧洲市场，主动式经理人的平均绩效都落后于相应的指数绩效，而且不论是在过去1年、3年、5年、 10年和20年，主动式经理人的平均绩效也从未超过相应的市值指数。

        一方面，指数化本身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消极”或“被动”的管理过程，而是一个极具“积极主动”色彩的管理过程，这包括“积极”的指数编制和“积极”的指数组合管理等多个方面；另一方面，指数化投资与主动管理型投资也可以相互融合、优势互补。这种调和的思路值得肯定，实际上是要对指数化投资模式本身采取积极的创新与改进。尽管规模占比可能受到中美两国市场的投 资者结构差异因素的影响，但仍能说明我国的指数化投资发展速度之快。而且，基于我国未来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比例还会进一步提升，指数投资市场还会有非常巨大的持续发展潜力。但是，国内市场在以指数型基金产品为代表的指数化投资高速扩容的背后，也潜藏着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

       在笔者主持的一项研究中，以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编制基本面指数，通过投资回测检验，发现其与国外市场的基本面指数在投资绩效方面具有基本一致的特征，即不仅可以超越作为基准的市值指数，而且在价格噪音相对更大的中小型股市场上更加具有领先优势（董裕平、段嘉尚，2013）。据此我们认为，采用基本面指数编制方法，以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编制基本面指数，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市场投资工具。而且在选股与加权方面，可以根据我国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的特征，选择不同的会计指标组合来编制指数，从而能够更加充分地挖掘市场潜在的投资机会，以满足投资者的不同需求。因此，加强对指数化投资模式的创新研究，将会更好地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

《论日本版“印太”战略之构想》

张 彤

（本刊特约研究员）

        日本是分别从地理空间、战略空间、经济空间、秩序空间对“印太”体系进行全面重新定义的。地理空间是指：从西太平洋（美国）出发、经过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最后到达非洲东部沿岸的广阔海域。战略空间是指：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以及东非莫桑比克海峡在内，将南非、印度、中国新兴大国连接在一切的战略通道。经济空间是指：太平洋连接以日中韩为首的东亚经济体与太平洋沿岸的南美经济体。印度与印度尼西亚作为南亚经济发展的引擎带动 印度洋沿岸。印太体系不但涵盖海上贸易通道，也容纳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所有活力点地区。秩序空间是指：在亚太地区有APEC、ARF、东盟10+3等机制。

        日本认为，“印太”作为地域概念，对日本以及周边国家在经济、外交、安全保障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日本要将“印太”这一单纯的地域概念，充实与提升到维护日本海洋权益、发挥日本领导力，推动新型海洋秩序构建这一战略层次上来，并将这一战略构想融入到日本具体的外交方针中予以实施。日本实现“印太”战略构想的举措主要分为“构建以自由与开放为基础的新型海洋秩序”、“强化防卫力量与危机管理合作能力”、“加强与区域内国家的合作”三个部分。

        解读日本版“印太”战略构想，不难从中看出，日本推出该战略构想的动机在于：一是配合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构筑对华包围网；二是突破日本安全与外交困境，拓展日本外交地平线；三是保障日本海上安全，获取海洋经济利益。“‘印太’”概念是在中国不断抬头的状况下，作为日本外交、安保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被提出来，目前还在摸索中”。尚在摸索阶段的日本版 “印太”战略构想要具备现实性与有效性，必须以与战略构想中的相关国家，特别是美国、印度之间达成战略共识与战术统一，但是美国战略重点的变化与印度态度的不确定性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另外，在这一战略构想中，对中国角色的设定存在着自相矛盾，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战略构想有效性会受到影响。

《立足大周边 实现共繁荣》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国周边有40多个国家，与邻国陆地边界两万公里，除中印边界存争议外，漫长边界成为中国与诸多邻国和平、发展与合作的纽带。周边国家稳定是我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未来五年我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将达到5000亿美元，出国旅游者将超过四亿人次，将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实现共同繁荣。

        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已从西方回归东方，亚洲正在成为世界投资和贸易的最大市场，亚洲特别东亚稳定对各国都有利。中国和俄罗斯于2004年解决了边界划分问题，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成为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扩大经贸合作的和平纽带。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特别是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重心正在西移，而油气资源消费重心正在东移，其中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油气资源，中国与中亚和西亚国家进行互补互利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长期以来，中国与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和平友好相处，对维护我国西南特别是维护我国西藏安全发挥了主要作用。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2012年 中印贸易额达74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是，截至2011年，中国对印度投资只有1.8亿美元，印度在华投资仅4000多万美元。中印友好合作是主流、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双方应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为进取的姿态扩大和深化合作。2013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亚欧四国的首站是印度，中印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印度总理辛格明确表示，印度绝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中印边界约2000公里，妥善解决边界问题，两国和平友好相处，扩大经贸和文化合作，不仅将更好地造福两国25亿人民，而且将为亚洲再创辉煌做出更大贡献。

《对增强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的思考

——写在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

陆建人

（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回顾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年来的经历，政治互信是连接双方关系的重要纽带。10年来，双方在政治互信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实质性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不足：东盟对中国崛起出现新的疑虑，导致政治互信出现反复；南海争端加剧，冲淡政治互信；外部势力乘虚而入，制约中国和东盟的伙伴关系。未来10年，影响中国和东盟建立牢固政治互信的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中国能否真正做到和平崛起，为周边地区提供一个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二是美国如何在东南亚发挥合适的作用，以及东盟国家如何回应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三是南海能否避免战事，不使事态失控。下一个10年，深化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关键仍取决于政治互信的建设，双方都应为此而付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年来，双方在政治互信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实质性的成果。一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领土、领海争端。二是签署和实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后续行动指导方针。三是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四是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并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五是通过政治经济安全的全面合作，共同维护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毋庸置疑，双方在建立政治互信上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甚至出现 “回潮”现象，相互猜疑和互不信任卷土重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东盟对中国崛起出现新的疑虑，导致政治互信出现反复。二是南海争端加剧，冲淡政治互信。

        影响未来10年政治互信的因素：首先是中国自身的因素，即中国能否真正做到 和平崛起，为周边地区提供一个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其次是美国因素，包括美国的亚太战略、美中关系、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等方面。第三，南海因素。未来10年加强政治互信的措施：从中国方面来看，首先是要坚定不移地实施 “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向前发展。 第二，妥善处理好南海问题，重视与菲、越两国的双边政治互信建设。第三，中国和东盟共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10年，亚太区域和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有长足的进展。

《“钓鱼岛”争端与中日关系前景》

  姜跃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本来进入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可喜可贺，但就是这一年，由于日本对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进行所谓“国有化”的举措，使中日关系陷入政冷经凉，急剧恶化的境地。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了国家主权不受侵犯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应该相信，钓鱼岛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中日两国经过几十年努力建立的“战略互惠”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应该成为未 来的努力方向。

       日本钓鱼岛“国有化”行径及其主要背景：是日本推进国家海洋战略的集中表现，是日本执政党摆脱被动局面的政治需要，是遏制中国崛起势头的重要举措，美国重返亚太为日“购岛”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没有讨价还价余地，日本政府的“购岛”行径不仅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损害，也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

        中日建交40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钓鱼岛问题并非中日关系的全部，但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是所作所为的确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中国希望日本政府能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修正在此问题上的错误，使两国关系尽早恢复的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

《“全球治理”呼唤G20新型国际关系（之一）》

王嵎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成员）

        G20第八次峰会9月5—6日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对会议，人们有期盼，也有质疑。墨西哥会议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乏力，甚至疲软，加之美日等老牌发达国家都在为一己私利搞量化宽松政策与可能退出伎俩，及其“蝴蝶效应”的负面影响，新兴发展中大国发展趋势也在放缓，世界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肩负“全球治理”的G20能否不负众望，共避风险，保复苏，促增长。

        三十年河东转河西。由于时代变迁量变进程的加速发展，以及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现在的G20，早已不是“坎昆会议”时期的南北对话，也不是什么10+5时期G7主导的峰会。G20中，既有G7（G8），也有金砖5国，还有众多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前者的垄断地位已是“明日黄花”，后者的发展势不可挡，而且已形成新的组合。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新世界”。“新世界”呼唤各自新的定位，新的思维，以及新的责任和政策行为。老一套垄断和“转嫁危机”的做法不得人心，越来越吃不开了。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休想独善其身。

《“上海精神”PK“冷战思维”（之二）》

王嵎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成员）

       今年12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就可圈可点。首先是“上海精神”的诞生。“上海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很简单的20个字：“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这是时代变迁新的诉求催生的，也是上海合作组织共同培育的，它“成功地开创了国家间合作新模式”。在上海合作组织里，既没有冷战思维的阴影，也不存在什么“主从关系”，成员国都是平等的。而且，它还明确宣布，这是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 三方的”开放性国际组织。这与冷战思维影响下拉帮结派、不断制造假想敌的老牌同盟国政策是水火不容的。有人说，这是“上海精神”PK“冷战思维”，很有道理。

       在打击三股恶势力方面，上海合作组织标本兼治，卓有成效，已成为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成员国共同发展的有效机制和建设性力量。在应对美国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一厢情愿的“颜色革命”方面，上海合作组织高度警惕，互通信息，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和相互支持，及时排除了隐患，维护了国家和地区的稳定，并保证了各自选择的发展方向。上海合作组织现在已进入了全面推进务实合作的发展快车道。上海合作组织的实践和呈现的“亮点”，有力地回击了挑拨离间者的中伤，更打了安倍—麻生之流一记耳光。

《美国亚太战略的再调整》

惠春琳 郭建平

（惠春琳，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郭建平，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希拉里·克林顿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上任伊始，第一站访问的即是亚洲而非传统习惯上的欧洲，大力主张并积极推动美国亚太战略调整。2009年7月希拉里提出 “重返亚洲”，自此之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和新举措，试图重建美国的亚太“领导力”。希拉里将这一战略称之为“前沿部署外交”(forward deployed diplomacy)，亦即将全方位的外交资源、发展资源和安全资源调动起来，以实现美国的地区战略目标。奥巴马直言，要成为美国历史上首届太平洋总统。

        2011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公开发表了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指出，未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将决定于亚洲，美国的战略重心将向亚太地区转移，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将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大幅增加的投资锁定在亚太地区。希拉里还为美国重心转向亚太勾勒了具体的战略目标：一是“加 强双边安全联盟”；二是“深化我们与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其中包括中国”；三是“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四是“扩大贸易和投资”；五是“打造一种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六是“促进民主和人权”。

        有关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论述是近年的热点议题，其内涵及如何实施有各种不同的阐述，其中奥巴马第二任期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是迄今最具代表官方色彩的论证。多尼伦将美国“亚太再平衡”称之为“全面的多方位战略”，具体由五大支柱构成，这就是：加强盟国关系；深化与新兴国家的伙伴关系；与中国建立稳定、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关系；加强区域机制，构建亚洲的结构体系；建立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为核心的区域经济结构。

《美国对朝鲜半岛持续紧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乃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今年半岛形势上半年与下半年出现了十分明显的两个不同阶段：上半年剑拔弩张、频临战争边缘，是朝鲜停战协定签订60年来，形势最紧张的一个时期；下半年则形势突变，犹如过山车一样突然趋向缓和。尽管上半年的紧张形势由于美、韩及朝都以威慑、遏制对方为主，避免了战争发生，下半年却戏剧性的呈现缓和。但缓和难以持续，半岛形势仍会是跌宕起伏。今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朝鲜停战协定签订60年后半岛仍处于战争状态，始终是埋在中国身边的一颗不定时炸弹。为了半岛的长治久安，用和平条约取代停战协定不能再无限期拖延下去。

        今年上半年，朝鲜在2012年12月成功发射卫星后，联合国安理会于1月22日通过2087号对朝制裁决议；2013年2月12日第三次核试后，3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094号对朝制裁决议。这两个决议对朝制裁范围的广度及力度层层加码，对朝施与了巨大压力。下半年半岛形势发生突变，这主要是由于朝鲜调整了对外策略，朝鲜在六方会谈中受到美日韩中俄五方的制裁，处境十分孤立。开城工业园区在4月9日被朝关闭129天后，于8 月14日达成了重启协议。6月16日朝提议与美进行高级别会谈，美持消极态度。尽管下半年半岛形势呈现缓和，特别是南北之间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南北之间的关系仍会有起伏。

《海峡两岸经济特（园）区对接与合作问题刍议》

王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在两岸经贸合作进程中，由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特殊性、复杂性与存在的经济政治障碍，制约着两岸经贸合作的全面开展与深化，于是两岸先后提出“特区对特区”（或“园区对园区”）的对接与合作概念，在特（园）区率先实施开放或特殊政策，以突破两岸经贸合作的制度性障碍。目前两岸经济特（园）区交流与合作主要是在现行政策框架下的初级或低水平合作，还不是有赋予特殊政策 的“先行先试”与制度性对接的高水平合作。推动两岸特（园）区对接与合作，不仅需要有两岸各自的政策规划（制订特殊政策），而且需要海峡两岸的协商，才能够真正推动两岸经济特（园）区的对接与合作，才能落实“先行先试”，才能逐步推广，才能达到促进两岸经济持续开放、紧密合作与共同发展的目标。

        目前海峡两岸经济特（园）区合作主要属于低水平、初级阶段的一般性区域经贸合作，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两岸特（园）区的对接与合作。目前推进两岸经济特（园）区合作已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海峡两岸执政党有基本的政治互信、 两岸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局面、两岸经济合作已迈入机制化与制度化的轨道，两岸经济发展与合作有现实需要，两岸对推进特（园）区对接与合作有一定愿望与共识等。但目前海峡两岸特（园）区合作仍面临不少困难与障碍。总体上呈现为“大陆积极、台湾消极”、“民间积极、官方消极”，“地方积极、上面消极”。

        要推动与实现两岸经济特（园）区的对接与合作，海峡两岸首先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开放，积极进行制度创新，若顾虑重重，瞻前顾后，保守消极，就无法有效推进两岸经济特（园）区的对接与合作，就会错失深化两岸经济发展与推进两岸经济进一步开放的良机。在推动两岸经济特（园）区合作中，是选择一个或多个特（园）区“先行先试”，重点推动，还是大范围的、无规划的全面展开，是两种不同的路径与方式。显然，在一定范围内选择特区或园区合作比较可行。在推进两岸经济特（园）区的对接与合作进程中，需要处理三个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