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王元龙

（贵州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事关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战略及其内涵，将有助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实施。本文就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一些核心问题，特别是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与风险控制问题进行探讨。

        2012年以来，国内外关于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言论不绝于耳，有些论者认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条件已经具备，当前是加速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非常有利的时机，是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对此可将其称之为“条件具备论”。如何看待 “条件具备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究竟是否具备？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 实施“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战略，需要稳健的操作。实施稳健的操作，至少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相互配套、整体推进，适时灵活、调整排序，健全和完善法律，评“协调推进论”。

        如前所述，如果对我国面临的风险视而不见，认为当前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最好的战略机遇期，其实这种误判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在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过程中和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之后，都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风险，不仅无法获得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预期收益（如五个有利于），甚至可能导致金融动荡和危机发生。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特”在哪里》

黄范章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认为，其基本“特色”就在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种“结合”是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拥有一批经营性竞争性国有企业，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政府不再掌管、支配、经营性国有自然资源。政府“瘦身”、公有制主体、政府垄断上述计划，集中到一点就是把经营性国有资产和国家资源从政府所有制中剥离出来。排除阻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定会遇到许多障碍与阻力。最大阻力将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中间一些人在改革初期，是主张市场化改革，是改革的促进派，因为没有市场，他们无法进行权钱交易；而今，改革进入半途，他们既然握有政治权力，又掌控、支配经济经营性权力，这种半截子改革为权钱交易、贪污贿赂提供很好温床，成为贪腐的体制根源。他们害怕进一步推进改革会砸烂他们的“炼金炉”而变成进一步改革的阻力。我们整治贪腐，不应满足于搞一个或几个大案，我们必须从体制源头上下手，彻底贯彻“政企分开”，彻底实现政府“瘦身”，努力建成一个公平、公正、法治、人民小康、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世界的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中国新形势下能源发展战略和政策》

王家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我国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并具体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提出的新目标和新要求。在新形势下，作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物质基础的能源发展，要有新思路、新战略 和新政策，以适应和保障新目标的实现。

        必须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面对严峻的能源 供需形势，根据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的基本国情，我国必须实施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能源战略，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的选择，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也 是应对气候变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重要举措。坚持节能优先能源发展战略，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不是简单地压缩能源消费量，而是在使用能源的各个方面减少浪费，提高有效利用程度，以尽可能低的能源消耗，取得 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把可再生能源放在突出位置，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导向下，我国能源生产结构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至今已经初步形成了以煤炭为基础、电力为中心、石油与天然气、以及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应格局。面对严峻的节能减排形势，特别是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紧迫要求，我国能源开发利用要把可再生能源放在突出位置。构建绿色能源协调发展体系，在新形势下，我国能源发展要实现能源总量控制、节能降耗减排、新兴能源产业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平衡和协调，一定要把构建“绿色能源协调 发展体系”放在重要位置。能源绿色发展，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涉及生产、流通、服务、消费、生活，以及技术、管理等多个方面，只有形成全面协调的综合体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亚太区域合作的新变化与中日韩合作》

姜跃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始于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经济模式受到种种质疑和挑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在此背景下，美、日两国围绕“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纷纷调整其亚太政策，美国希望调整该地区合作“制度”规范亚太合作进程，日本希望通过呼应美国TPP战略干预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东盟国家希望通过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强化其在亚太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中日韩FTA谈判不仅有利于三国经济利益，也将对亚太区域合作进程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积极参与区域合作的同时，还必须加速本国经济结构、发展模式的调整。

        亚太区域合作面临国际经济格局转变的新背景：西方经济模式受到挑战和质疑，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显著上升，世界经济中心正在向太平洋转移。美、日、东盟国家区域合作政策新变化及其意图：美国“借壳上市”高调推进TPP的主要战略意图是以全新“规制”驾驭亚太合作进程。日本在TPP和CJK “两头下注”，希望维持其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主动地位。东盟国家推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日韩FTA谈判启动在即，发展趋势向好：中日韩合作突破性进展，FTA谈判启动在即。中日韩FTA谈判不仅符合三国利益，更有利于日韩两国经济复苏。中日韩合作成果显著，尚有很大发展空间需要开拓。中日韩合作对推进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在积极参与亚太区域合作的同时，更需加速结构调整的脚步。无论是美国精心打造的TPP，还是东盟国家刚刚启动的RCEP，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世纪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尤其是劳工标准、绿色环境 标准等议题，都将对我产生严重冲击。为此，中国应尽早制定相应措施，加速调整本国产业结构，在国际劳工标准和绿色环境标准制定中发挥作用，不断提升环保产业在我产业布局中的分量，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为可能到来的区域合作的新框架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和有力支撑。

《中国何必去跳这种“探戈舞” ——关于TPP一些问题的探讨》

王嵎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成员）

        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已进行10轮，现在正紧锣密鼓，希图年内结束。国内专家学者近来议论纷纷：中国要不要去跳这种“探戈舞”？有人认为，“主动加入 TPP对中国更有利”，可以“有效地维护和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有助于“实现中国梦”，也是 “构建合作共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实践上的具体化”。看来，有关作者对美国大力推动TPP的战略意图似乎一知半解；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不少误解（中美不是G2和什么“联手”共舞）；对APEC“茂物目标”也并不怎么清楚。

        美国打出这张“王牌”，说到底，实际上是当年克林顿总统“新太平洋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变种”和发展。人们不解的是，美国为什么要抛弃它一手推动建立的现有炉灶（茂物目标）而另起炉灶（TPP）呢？居心何在？说到底，是美国需要维护和巩固它的“主导权”；它从来都不喜欢“协商一致”原则与“平等伙伴关系”。

        美国现在看来颇为得意。殊不知它为“TPP” 做的衣服并不合亚太国家的身材。这个美国版的TPP“探戈舞”难度很大。日美在“茂物目标”方面就一直存有矛盾，更何况现在超越“茂物目标”和 WTO的“TPP”。越南等6个谈判成员的困难更可想而知。所谓“TPP”的发展方向仍有很多不确定性，中国不妨拭目以待，无需跟着共舞。

《评奥巴马政府中东反恐政策》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博士生导师）

        在反恐问题上，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一直面临着十分严峻挑战，并突出表现为美国既要继续推进全球反恐斗争尤其是要严惩发动9·11事件的“基地”组织，同时又要收拾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留下的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残局，改变美国因反恐战争不断受损的国际形象，尤其是改变和重塑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进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反恐斗争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掣肘。这也恰如2011年6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反恐战略》的开篇所言，奥巴马试图“将反恐斗争置于既不主导美国人民的生活，也不影响美国更广泛利益的背景之 下”。

        奥巴马政府中东反恐战略经历了一系列演变。奥巴马政府中东反恐政策的 主要变化：总体反恐战略的变化，反恐重点区域和对象的变化，反恐具体手段的变化。对奥巴马政府中东反恐政策的若干评估：奥巴马中东反恐政策的效果可谓喜忧参半，具体表现在美国在具体的反恐收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美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依然严峻，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并未得到改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仍然根深蒂固。

        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内，反恐仍将是美国中东战略面临的严峻挑战，并对美国的战略东移构成掣肘。

《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和平统一梦

 ——兼论海外华侨华人在涉台公共外交中的角色》

修春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回顾两岸关系发展历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海外华侨华人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遏制“台独”、促进祖国统一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海外华侨华人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力量。二是海外华侨华人营造的“反独促统”强大声势，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华儿女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坚定意志和巨大力量，产生了不可小视的国际影响。三是支持台湾岛内“反独”、反分裂力量，压制海外“台独”分裂势力的气焰。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在短短数年间取得了长足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跃。今天，两岸关系正处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未来进一步巩固深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中，海外华侨华人所具有的优势和资源，将可以在诸多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公共外交是由政府主导、以实现国家利益为目的对外行为，是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公共外交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以国外公众为主要对象，同时广泛动员民众力量参与外交事业。我国有5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既是公共外交的对象，同时也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主体。

         由于台湾参与国际活动问题涉及一个中国框架，在两岸政治关系没有实质性进展之前，双方在国际上的合作，尤其是在政府间国际多边领域涉台事务安排，受到较多限制，开展起来较为困难。不过在非政府国际多边领域，两岸进行合作的空间则很大，海外华侨华人在这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总之，海外华侨华人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时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宝贵资源，在涉台公共外交中更是大有可为。

《后ECFA时代大陆台商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

严志兰

（严志兰，复旦大学博士后、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

        本文首先梳理两岸投资关系发展概况及伴随投资关系发展而来的台商群体成长情况；进而从两岸关系历史发展的视角，探讨两岸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持续推进的动力之所在；最后，基于上述分析，对在后ECFA时代推动台商在大陆持续稳定发展的路径进行探析。

        台湾出口导向型的“浅碟经济”在大陆市场强大的磁吸作用下，对大陆投资步伐逐渐加快，平均投资规模逐渐扩大。两岸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台商投资大陆的阶段性特征，并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台商大陆投资的分期。台商投资大陆与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密不可分，不仅涉及到两岸的经济关系，还引起两岸间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复杂问题。下文从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两岸经济与两岸政策等角度，剖析两岸经贸投资关系稳定、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所在。

        台商投资大陆的动力机制：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角度：走向稳定与和平的两岸关系是两岸经贸关系持续推进的基础，发展势头良好的大陆经济是两岸经贸关系持续推进的契机，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台商政策是两岸经贸关系持续推进的保障，逐渐灵松动灵活的台湾大陆政策是两岸经贸关系持续推进的推手。后ECFA时代推动台商在大陆持续稳定发展的路径探析：抓住历史机遇：发挥ECFA的经济整合效应，在深化两岸经贸交流合作中实现互利双赢，放大政策效应：以更加灵活务实的台商政策，助力台商在大陆的转型升级，创新社会管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并举，促进台商在大陆的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