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外部环境的变化态势》

刘建飞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中美关系发展态势主要取决于两国的对外战 略，但是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主要是指中美双边关系所处的国际大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能够影响两国决策的因素。如果外部环境中诱发两国对抗、冲突的因素增多，那么就制约双边关系发展；反之，促进两国合作的因素增多，那么就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就目前来看，中美关系外部环境有许多正面因素，同时也存在不少负面因素。从发展态势看，正面因素是主要方面，负面因素虽然有时会凸显，但总体上居次要地位。而且，外部环境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塑造的，两国战略家秉持的战略思维对塑造外部环境起着关键作用。

        中美关系能够发展到今天，固然与两国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双方都互有战略需求有关，但是也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是国际大趋势。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全球化大趋势仍在深化，国际政治格局加快转型，新型大国关系逐渐确立，全球治理在曲折中前进。中美关系虽然在发展、前进，但却总是波折不断，充满风险。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固然主要在于两国对外战略，在于两国国家利益的分歧、冲突，但是外部环境也起了很大作用。中美两国都身处这个大环境中，外部环境的状况自然会影响、塑造两国的对外战略思维和行为方式。

        影响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因素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展望未来，正面因素仍占主导地位，有些负面因素虽然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强化，但负面因素在总体上居次要地位。 影响中美关系的那些负面外部环境因素，许多也是长期形成、存在的现象，短期内很难消除。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中美两国可以通过主观努  力去改变、塑造它们，将其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 以上几个方面只是树立新的战略思维所必须考量的因素。只要各国的战略家们都能够结合这些因素去思考本国对外战略和政策，并用之影响、教育广大公众，那些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

《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及其影响刍议》

周相远

（本刊嘉宾研究员）

        当前，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论调不绝于耳，其对全球经济乃至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更成为热门话题。但同时，与此相关的若干基本问题，诸如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基本内涵及其彼此关系为何？目前是否已经确定正在发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从历史发展看它们到底属于第几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主要标志是什么？科技革命与经济复苏之间的辩证关系为何？等 等，学术界仍未形成一致看法。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一简要论述，并结合当前美国经济形势，探讨科技革命与经济复苏的一些基本规律。

        历史上发生过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国内外科技界和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关于科技革命，从“四次说”到“八次说”都有。之所以有不同说法，与科技革命的特殊性息息相关。科技发展往往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创新持续不断，当创新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会产生一个飞跃，如果这个飞跃有明显标志，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后人就有可能总结其为一次科技革命。问题是对标准的认定人们看法不一，这也就决定了对科技革命发生的次数各人有各人的算法，似在情理之中。此外，科技创新的周期越来越短，历史上新的科技革命发生时间越来越近，科技革命时间上的交叉也越来越多，这也给如何界 定科技革命带来了不确定性。

        应该说，目前人类正在或即将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即第六次科技革命。除了人们已知的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3D打印技术等等之外，新科技革命的主要标志是什么？还将有哪些重要成果足以证明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呢？ 综合科技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新科技革命将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中国在软硬环境方面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中国科技创新大会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创新的目标和措施，并在战略新兴产业方面进行了合理布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中国一定可以取得一席之地，顺利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主的伟大复兴。

《中国首脑外交研究 ——国家利益的视角》

王宇洁

（王宇洁，内蒙古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回顾中国首脑外交的历程，经历了一个由不活跃到异常活跃的发展变化过程。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首脑外交迅速增加，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本文选取首脑访问这一重要首脑外交形式，从国家利益的视角，分析各个时期首脑外交的数、地区分布、国家分布等特点，从而梳理中国外交战略布局，揭示中国首脑外交战略思维。

        各时期首脑外交分析：邓小平时期首脑外交特点分析，江泽民时期首脑外交特点分析，胡锦涛时期首脑外交特点分析。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十年首脑外交，不论在邓小平时期、江泽民时期还是胡锦涛时期都充分体现了经济利益优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外交方针。在邓小平时期，中国首脑外交的重点在西方发达国家，双方首脑互访增多，资金和经济技术合作是首脑外交最重要议题；江泽民时期，首脑外交重点在周边和大国，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成为首脑外交最重要任务；胡锦涛时期，首脑外交进入全方位时代，为国内经济进一 步发展开拓海外市场是首脑外交的迫切目标。

        中国首脑外交越来越被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从首脑出访的次数看，从邓小平时期、江泽民时期到胡锦涛时期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中国首脑参与国家外交事务的频度越来越高。随着首脑外交在实现国家利益上所取得的显著成 果，首脑外交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凸显，2004年宪法对首脑外交地位的提升表明中国在继续加强这一有效的外交方式。

《论信用评级的监管依赖与改革问题》

董裕平 范彦君

（董裕平，中国社科院投融资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范彦君，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经济学博士）

        本文从制度发展实践的历史角度分析了监管依赖信用评级的简要过程，以及其原因和目的，探讨了监管依赖导致评级行业的繁荣和具有不成比例的市场影响力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这一严重后果的责任，在此基础上，综合梳理这次危机前后一些国家和国际监管机构针对评级行业的改革意见，明确提出弱化监管对评级依赖的政策选择与可行途径。这对于研究构建和发展适合我国情况的信用评级行业模式也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监管部门为什么如此依赖信用评级呢？从一些国家监管部门使用和依赖评级的基本情况看，主要的原因与目的可以归结为：（1）审慎监管，例如，对于银行和证券公司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2）投资者保护，如对养老金投资设置了最低评级要求等。另外，监管部门也可以直接采用评级作为市场准入标准，如作为证券进入公开市场交易的审核评级功能。下面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监管依赖导致了评级机构成为愈加重要的市场“守门人”角色，评级机构在市场上不仅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展评级业务，而且深度参与结构性产品的开发设计，演变成了市场的“开门人”。近些年来，评级机构在短时间内帮助创造出了数万亿美元的结构性产品市场规模，虽然促进和拓展了金融衍生品市场，但最终爆发了金融危机，因此招致一片挞伐之声。

        对于多数国家和地区，要弱化对外部信用评级的依赖，首要的改革方向是弱化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对本国的影响，建立有影响力的本土评级机构，其具体的组织模式改革也不应该是监管的主要目标。诚然，对于新兴市场而言，要弱化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作用，建立其更为有效的内部评级模型和内评体系，可谓任重道远。

《中国城乡发展的战略性观察》

董 鹏 陈志辉

（董鹏，卡莱(梅州)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计划部主管； 陈志辉，中山大学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以发展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我国城乡发展差别，把关注焦点放在发展上。我国城乡的发展动力在于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与优化。我国农村发展之所以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农村的公共服务极其匮乏，并远远落后于城市 的公共服务。

        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期。据2010年人口普查，目前我国城市人口为6.66亿，其所占比重已经接近全国总人口的一半，意味着中国城市吸纳的人口要远远超过城市化率高达70%—80%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纵观我国城市发展，改革开放后，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国有些城市已经可以和国际一流大都市相媲美，如北京、上海、深圳等。目前，我国城市化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大量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中，人们对自己所生活的城市中的道路、交通、供水、供电、公共基础设施、治安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城市的发展也恰恰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滞后性。总之，尽管我国城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是，我国城市发展则受制于公共服务的不完善， 我国城市公共服务有着巨大的完善和优化空间。我国城市发展有待于城市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与优化，使之不断体现城市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毫无疑问，我国农村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农村人均纯收入已有了很大增长。调查表明，在2005年，村庄的年收入水平的平均值为1899元，较多村庄的年收入水平在2000元， 年人均纯收入水平在2000元以下的村庄占65.1%，有90%的村庄年人均纯收入在3500元以下，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农村的经济收入水平并不高，与城市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农村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的公共服务有所改观，但是深究起来，并没有实质性的大变化。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农村非但公共服务极其缺乏，而且存在大量的剥夺农民和蚕食农村的情况。如20世纪90年代的“圈地运动”、“炒地皮热”，圈占农村大量耕地，据国家土地局1993年初统计，仅开发区占地达1.2万平方公里，其中80%是良田好地。虽经过整顿，基本刹住，但已给农业和农民造成巨大损失。

《美国住房市场复苏的实证分析及趋势判断》

李云林 张庆学

（李云林，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张庆学，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枣庄市支行）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转强，出现了多年来难得的乐观局面。这其中房地产的强劲复苏为之提供了重要动力。住房市场（房市）在房地产市场占主体地位。流传于民间的“美国梦”，实质上就是美国人的“住房梦”。美国经济复苏的近期前景如何，房地产复苏能否持续，在相当程度上要看房市。美国住房按用途分为单家庭（以自住为主）和多家庭（以投资为主）；按使用程度分为新、 旧住房。以下通过图表数据分析，客观地认识美国房市波动规律，判断其房市复苏的未来趋势。

         美国有多家机构编制全国的房价指数（房指），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标普C-S 房指、CoreLogic房指、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HPI房指和购房房指、全国不动产商协会的旧房房指、购房支付力指数及美国统计局的新房房指。美国房价虽由房市供求决定，但对供求双方的市场预期以至房市决策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导向性影响。美国房市是否复苏，关键看住房销售（房售）。美国住房供给（房供）主要反映在待售房源上。美国住房建设（房建）为房售和房供提供来源。  住房需求（房需）较之房供更重要，是影响房市复苏最重要的因素。

        以上就美国房市复苏过程中房价、房售、房供、房建及房需作了实证分析。在缺乏预测模型支持的情况，凭图表分析难以给出量化的预测结果。总的来看，美国房市复苏主要依赖多家庭房需拉动下的房售、房供增长，预计复苏势头呈逐渐减弱趋势，明年房市情况会差于今年，依此类推后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从衰退到复苏进程从未离开政府的刺激政策。如果政府不刺激，美国经济恐难以支撑自身的持续复苏。美国房市在经济周期中的主要设计功能表现在衰退进入复苏开始依年度规律波动下降。

《海峡两岸社会发展差异与共识》

王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台湾与大陆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台湾已步入“后工业化社会”时期，社会开放程度高，公民参与社会化程度高，城乡社会一体化程度高，城乡差别小，社会结构较为稳定，特别是较为顺利地过度了“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阶段。大陆正处于“工业化社会”迅速发展时期，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城市化程度低，城乡差距大，呈现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同时刚迈入“中等收入发展 阶段”，社会阶层结构正处在中产阶级迅速上升时期。

        尽管如此，海峡两岸社会发展也面临不少相同或类似的问题，存在诸多发展共识。海峡两岸需要通过广泛的社会接触、交往与交流，以促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与社会融合，实现两岸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海峡两岸社会发展虽然有诸多差异与不同，但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存在不少发展共识， 均倡导社会和谐与均衡发展，均重视改善民生与缩小贫富差距问题，均致力于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问题，均共同推进社会进步与社会发展。海峡两岸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管理、推进公民社会发展等方面有着相同的主张与共识，需要海峡两岸加强社会领域的广泛接触、交流、交往与合作，促进海峡两岸的社会和谐与社会融合，以实现海峡两岸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