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的顶层设计与推进策略》

王元龙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秘书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货币国际化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主要经济体规模不断扩大并在全球经济中占比上升，同时贸易增加增强了其货币在金融市场的影响。二是金融市场开放度提高，能够帮助其货币国际化。三是通货膨胀因素，如果通货膨胀比较低，这种货币未来将会保值。另外，从货币的使用来看，货币可作为贸易结算的中介，还可进行跨国投资，以及外币转换。对于央行、投资者来 说，货币国际化能够成为价值存储的工具。货币国际化，对货币发行国而言，可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以人民币为例，使用人民币贸易结算可使国内企业减少借贷成本、减少外汇风险。对于央行而言，人民币贸易结算和融资，能够减少对美元的使用，再把美元由央行转换成人民币，减少市场的压力，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也能够鼓励中国国内公司更好地进行海外投资。

        如果对人民币国际化进行顶层设计，首先要将目标搞清楚：人民币国际化要达到什么程度，是结算货币、投资货币，还是最终成为货币国际化的最高层次——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当然是最高层次，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的份额至少应在10%左右。这与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大体相等，只有这样才算是人民币实现了国际化，否则只能说是人民币仅仅是走出国门而已。这里还需要探讨一个问题，即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人民币要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 这一点非常清楚。有些人认为中国要做的就是静待时机，其实静待时机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因为自由贸易结构的原因，而且贸易还是以美元计价的。

        需要从战略高度、顶层设计的高度来把握这个问题。是不是要加快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显然，不可能加快推进，因为这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所以，只有稳步地推进，或称之为积极推进。为什么要积极推进？这是因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国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过程。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要求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宏观层面与之相适应。微观基础方面，例如加强风险控制，提升创新能力，推进现代化金融机构的建设。宏观层面来看，要强化金融监管，推进金融的开放，开放也应包括金融对内开放，还要考虑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资本项目的开放和国际收支的平衡，以及国际金融合作。所以，人民币国际 化对中国来说，要打好基础，练好内功。

《我在IMF工作的几点感受》

黄范章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我是1985年秋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任期结束后临时借调到国际货币基金担任执行董事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感触甚多，特别是对国际合作机构的职能与运作有一些自己的认识。

        我一到IMF，就遇到一件令人不解的事，即IMF竟然遭到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冷落”。拉美的国际债务非一日之寒。据当时统计，拉美加勒比海地区的外债总额从1970年279亿美元 猛增到1981年的2962亿美元，至债务危机爆发的1982年更增至3332亿美元，为70年代外债规模的12倍。1982年6月墨西哥引发国际债务危机，曾袭击几十个债务国，其中主要是拉美债务国。据世界银行统计，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在1981—1991年间从7519亿美元增到13510亿美元，几乎翻番，而拉美发展中国家背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的2/3。我在IMF任职期间，曾多次参与拉美债务问题讨论，使我对它有较多了解。我进入IMF，还有一件令我触目惊心的事情， 即必须定期向执董会提供我国财政金融运行的统计数字（如财政赤字、外汇存款）。这些数字当时在我国属国家机密，甚至专业研究人员也不易得到这些数字，而今要向国外提供，我一时感到惊讶和意外。其实，有关财经状况的数字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在80年代尚属国家机密，关系国家主权。

        按说，谁给IMF缴纳的资金份额多，则享得的投票权份额也多。然而，IMF是随联合国在战后建立的旧世界秩序的产物，旧金融秩序是美元主导的，旧秩序是按旧规则行事的。给IMF缴纳金额及投票权的计算，不完全依GDP计算，而是依汇率计算的GDP计算，而且依各国经济实力计算。这样，美国的投票权占17%，西方7个主要发达国家则拥有45%的投票权。我进入IMF时，我国只有2%多的投票权。 在IMF期间，我还注意到一件事，即IMF手头积攒了各成员缴纳的数百亿美元，但这巨额资金不能只存入银行生息，须要进行投资性运作以保值增值，以支持IMF巨额行政性开支。IMF有几位投资专家，受IMF委托，营运这笔巨额资金。这个专家组将资金投向各种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再由机构投资者投向效益好、资本收益高的企业。该专家小组每年向执董会报告资金营运报告，由执董会审核。

《联合国文明联盟：促进文明对话、构建和谐社会》

潘 光

（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联合国文明联盟是一个年青的机构。该项目启动于2005年，旨在推动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克服偏见、误解，抵制各种极端主义，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该项目最初由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和当时任西班牙首相的萨帕特罗共同倡议，得到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大力支持。七年来，联合国文明联盟在促进全球文明对话和交流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尊重。

       早在联合国文明联盟启动之初，就提出了如下目标：不同国家、文化、宗教相互依存，发展与安全相互依托，环境与经济相互促进；文明联盟旨在加强政治合力，促进制度和社会层面上的协商，克服偏见、误解，消除两极分化；推动全球合作，体现世界大多数人的意志，共同抵制国际社会中的各种极端主义。文明联盟特别指出：近年来发生 的事件已经加剧了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的相互猜忌、疑惧和误解，这种状况已经被全球范围的极端主义者所利用；只有全面合作才能避免各国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维护全球稳定；文明联盟希望能够抵制这种趋势，建立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相互尊重的典范。

        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所有这些，正是中国和亚太各国人民追求的愿景，也是联合国文明联盟奋斗的目标。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联合国文明联盟与中国的合作及在亚太地区的工作均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随笔两则》

王嵎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成员）

 金砖国家新的里程和亮点（之一）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3月下旬将在南非德班举行，也是第一次在非洲大陆新兴经济体国家举行，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感。金砖国家机制是发展中国家大面积兴起最具代表性的反映，也是时代变迁量变进程加速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体现。经过近10年的共同努力，这个机制已渐趋成熟，并正在发挥“可持续的世界影响”。

        金砖国家这些顺应时代潮流的诉求和表现， 较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是“更上一重楼”了，是当今任何国际组织都无法与之媲美的，值得大书特书。这次德班会晤，金砖国家领导人显然要进一步开创新局面，开始新的里程。除巩固和发展已有的战略诉求外，估计还有两大新的亮点。第一，这次会晤的主题已定为：“金砖国家和非洲——伙伴关系发展、一体化和工业化”。这既是非洲的机遇，也是金砖国家的机遇。第二，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在各自的大洲和地区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如何发挥集中优势，并且把这种优势辐射到地区，至关重要。

 美国的TPP和茂物目标（之二）

        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官方高调大谈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国主流媒体也 紧密配合，不断炒作。对此，国际上议论很多。所谓“TPP”，是2006年新加坡、文莱、智利、 新西兰四国首先缔结的。2008年美国参加后，澳大 利亚、秘鲁、越南和马来西亚也随之加入。由于这 九个国家都是APEC成员，以及美国“喧宾夺主”， 人们不禁要问：这个“TPP”同APEC、特别是它的 “茂物目标”（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是什 么关系？它的内涵和目标是什么？美国现在主打这 张“王牌”居心何在？

        美国现在看来颇为得意。殊不知它为“TPP”做的衣服并不合亚太国家的身材。别看日本现在表示要参加，但难度很大。日美在“茂物目标”方面就一直存有矛盾，更何况现在超越WTO的“TPP”。日本政府自己首先就不容易过国内相关利益集团这一关。相关发展中国家困难也很大。“TPP”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最多也才刚有 “一撇”，发展方向仍有很多不确定性，不妨拭目以待，无需跟着炒作。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本着APEC“大家庭精神”和“APEC方式”，认真而扎实地落实“茂物目标”，积极而稳步地推进中国和东盟自贸区（10+1）、东盟和中日韩（10+3）以及中日韩三方的经贸和金融合作,如“清迈协议”等。这是时代的诉求，也是中国发展和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

《 完美主义者的大国梦 ——论安倍经济与安全战略》

刘 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经济学博士）

        安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将政策设计得至善至美。他试图“兼容并蓄”地将战后保守主义政治家的成功理念移植到当下，颁布了一揽子的刺激计划和外交构想，欲借经济手段实现“亚洲日本化”，进而在战后体制上有所突破，完成大和民族的“大国梦”。“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完美主义者也有缺陷。安倍构建了“富丽堂皇”的政策大厦，看似坚不可摧却漏洞百出。他忽视了亚太乃至世界的新态势，面对增长乏力、中美战略协调、世界重回全球多边等经济与安全困境，缺乏应突弹性和后续张力。“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安倍还需重新审视国家定位，与时俱进地调整战略，否则会“阴极阳复”全盘皆输。

        对安倍来说，经济与安全是国家战略的两条主线，是执政体制建设上的战略重点，更是外交展开的前沿阵地。日本经济的核心利益在亚洲，这与日本国内经济现状密不可分，更与安倍的安全战略相辅相成。从发展经济“迈向新国家”到出访东南亚三国，安倍融合了保守本流和旁流的战术手段，在大国化战略上以经济为基础、以安全为最终目的，企图把亚洲作为日本国经营，借美国回归亚太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寻求经济与安全的完美统一。

        近期，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演讲中强调，“美国从来是、现在是、未来也是亚太力量”，“亚太地区有40亿人口，占全球GDP的60%”，从现实来看“遏制中国是错误的”，“美国有理由接受亚太地区的变革和挑战，尽一切可能接触中国，并加强理解”，“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是在方方面面的所有领域为中美关系注入能量”。中美在亚太新秩序的构建上还处于磨合期，2011年6月建立的“亚 太事务磋商机制”正是为了增进了解和加强沟通。可以说中美在亚太的关系正朝着中国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亚太的战略机遇期掌握在中国手中，安倍必须明确这一点，在中美战略合作的框架下发展经济、寻求日本的安全构建。

《TPP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影响》

姜跃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发展部主任）

        所谓“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原本是由新加坡、文莱、新西兰和智利四国于2006年11月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起初并不为人关注。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把TPP作为美国“重返亚太”的经济载体“借壳上市”以后，TPP并受到追捧。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特别是美国加入TPP谈判之后，TPP正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加速发展。从2010年开始，TPP谈判已经进行了多轮，再加上日本已宣布将参与TPP多边谈判，参加TPP的国家达到10个，包括美国、 澳大利亚、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越南、 文莱、新加坡和日本。尽管如此，TPP也的确面临一些突出困难。成员间经济差距悬殊，运作难度增加。与现有框架交叉，如何处理意见分歧。新参加国内部分歧尚存，如何起步举棋不定。

        尽管亚太区域合作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但因 “区情”复杂，始终不能形成大家均能接受的合作框架。TPP的出现，特别是作为东亚区域合作重要一员的日本参加谈判之后，将给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带来更加复杂的前景。中国亚太合作政策面临新的调整与选择。调整思路，以冷静和长远眼光客观看待TPP。统筹兼顾，加大力度推进RCEP和中日韩FTA建设。调整结构，提前规划本国的产业布局。

《诌议现代制造业生产调度策略》

董 鹏 陈建铭 赵春晖 张立艳 谭继平

（董鹏，卡莱(梅州)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计划部战略研究员、生产调度主管； 陈建铭，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赵春晖，郑州宇通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调度部高级工程师 工学博士；张立艳，天津外国企业专家服务有限公司维修 中心工程师 工学博士；谭继平，重庆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质控处 工学硕士）

        面对日益激烈地全球化竞争和用户需求的多样化、动态化、复杂化，现代企业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最优的服务来响应客户的需要。科技的飞速发展使现代企业逐步形成了技术密集、工艺复杂、设备繁多、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等特点。随着各种新学科与优化技术的建立与发展，调度领域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出现了许多新的优化方法，如神经网络、模拟退火法、遗传算法、禁忌搜索法等先进的调度技术和算法。而先进的调度技术，其本质就是信息技术、制造工艺技术、 自动化物流技术、现代管理技术的有机融合，具有系统、通用、柔性、集成、智能、机电一体化等特点。一体化生产计划与调度方法不仅能有效地利用生产设备、节能降耗、减少流动资金的占用、减少操作人员、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按时交货，而且还能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报废和损耗，从而提高企业整体的运行效率。生产管理通常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生产计划、生产调度和生产控制，其中生产调度是生产管理领域内的关键环节。

        生产调度就是组织执行生产计划的工作。其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生产作业计划、生产控制管理、生产信息汇集、生产协调指挥的中心，是推动实现生产计划的核心部门，是连接生产各个环节、搞好生产综合平衡的枢 纽，是生产经营与生产技术相结合的一项综合性很强的专业工作[6]。它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目标，对企业生产活动进行有效组织、指挥、控制和调节，根据产品订单和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生产结构，及时应对和解决生产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以保证整个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保证按品种、质量、数量、交货期和计划成本完成企业的生产任务，确保企业生产经营目标的顺利 实现。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制造的形成，以及消费个性化的倾向，使得企业面对的竞争在广度和幅度上都日趋激烈。为了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发展，企业就要不断地寻求构筑供应链系统，在供应链管理下实现生产的“精、细、柔”，以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实践证明，企业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是搞好调度工作的关键，建立健全调度机构和调度工作制度是搞好调度工作的保证。优秀的管理者做事都有一定的透明度，言行一致，言必行，行必果。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注重社会效益和公众利益，保证生产的计划性、有序性、合理性；在一体化方面要求部门系统之间加强融合， 形成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步调，具有一体化的发展战略规划、一体化的管理运作机制、一体化的内部资源调配秩序、一体化的企业文化，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上下同力，指令畅通，促进企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生产调度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标准化是以科学管理的基础，所以只有在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的规章制度、稳定的生产程序、一整套科学管理方法和完整、准确的原始数据基础上，才能使生产管理产生 一个新的飞跃。创新源于思考，思考源于总结，总结源于反思。生产调度的终极目标就是灵活地运用企业资源，聚合工厂全部人员的智慧和能力，使生产井然有序，最终满足客户的需求。

《对新形势下深化港台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几点初步思考》

王 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港台经济交流与合作是两岸经济合作的特殊 组成部分，对深化港台两地关系及增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港台经济交流与合作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发展形势：一方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日益巩固，港台关系也不断深化发展，双方公务与经济交流协商机制日趋完善，为深化港台经济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契机。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已进入深刻变革期，两岸也积极推动ECFA后续协商进程加速经济一体化，给香港发展带来新课题。未来深化港台经济交流与合作应着眼于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积极促进两地人流、物流与资金流的双向流动，加强两地服务业合作，推动两地尽快商签经济 合作协议，以加快构筑大中华经济圈。

        历经多年的发展，港台经济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人员往来也日益密切，成为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际及两岸呈现出一些新形势，使港台经济交流与合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深化港台经济交流与合作应充分考虑两地尤其是岛内民众的心理感受。香港自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基本政策指导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建设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香港在与内地民间经济交流中也衍生出一些问题。然而，对于香港回归后的成就，岛内部分媒体与绿营人士视而不见，相反则刻意渲染香港回归后的一些问题，使部分岛内民 众对“一国两制”存在严重误解。加之香港回归后成为中国的特区，部分民众担忧台湾也会被所谓被 “香港化”，因而对与香港交流与合作较为敏感。 未来推动港台经济交流与合作，应充分考虑到岛内民众的心理感受，尽量少提可能让岛内民众产 生与香港具有类似地位的词汇，如不要提推动台港CEPA，可改为经济合作协议，消除岛内对香港的种种误解，增强台湾民众与香港交流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