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战略外交”欲将日本带向何方》

源 泽

（本刊特约研究员）

        日本自民党党首安倍晋三梅开二度，时隔6年再次入主政权中枢一永田町。上任伊始，便急不可待地推出一大堆冠之以“安倍外交”、“安倍主 义”、“安倍战略”的对外政策构想，如“自由繁荣之弧”、“日美澳印四国同盟”、“菱形民主主义安全体制”等等，并于岁尾年初积极付诸行动。显然，这种“日范儿”有模仿某位“伟人”之嫌。“安倍外交”也好，“安倍战略”也罢，日本决策层所想所思，即利用国际与区域大舞台，扭转民主党政权举步维艰的外交窘境，拉升日本的国际地位，突破战后长期在军事领域不作为的禁区，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经过2012年这一全球超级选举年，围绕亚太的战略环境愈发复杂多变了。日本外交咋一看眼花缭乱，实则举步维艰，雷声大、雨点小，在重建对美关系，缓和对华、对韩关系等战略要务上，并未真正实现改善国际与周边关系的初衷。尽管扮酷的安倍极想在外交上拨动三弦儿，搞出点影响， 弄出点声音，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转身，少一股资深“日范儿”的劲儿。

        战后以来，在国家发展走向方面，日本历届政权基本上都能坚持和平宪法、放弃交战权、不维持武力、不谋求行使集体自卫权、不搞核武装、 奉行武器出口三原则等等。从战后初期执 政的 吉田茂内阁、到推行经济高速发展的池田勇人内阁，直至上世纪70年代的田中角荣内阁，以及自民党最后一届单独执政的宫泽喜一内阁，都能践行“重经济、轻军备”的国策，坚持改善民生、提高国民幸福指数。这几届内阁的治国理政国策—诸如“贸易立国”、“国民收入倍增”、“列岛开发”、“富裕国家”等“赶超美英”的战略计划，至今余音不绝。

《新中心：中美亚太动态均衡结构》

刘军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亚太成为世界的新中心，根本原因在于这里 的经济增速超群，经济规模急速扩张，迅速成长为世界的贸易、投资和技术集散地，具备价值创造和财富蓄积中心的条件。与此同时，跨太平洋两岸自二战后就存在中美俄（苏）三大世界政治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1972年后形成的“中美苏（俄）大三角格局”， 即使冷战后，在某种程度和某种范畴内依旧扮演着世界权力中心的角色。由此，新时期的亚太，具有世界经济与政治新中心的属性和地位。

        从全球战略角度看，当前美国回归亚太战略的更大目标，或意图是什么，其边界在哪里？如果说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将改变世界能源供给格局，那么美国更加关注的应该是印度洋及其北部纵深的印巴、中亚以及西部沿岸的非洲边缘。美国的回归路径是从北向南到南太平洋，然后横向西折，经过印太两洋要塞的东盟，眺望印度洋，印太两洋战略跃然纸上。重要的是，在两洋的西北部边缘，便是亚欧大陆的边缘。如果说美国战略的重点在东盟，那么大陆边缘的纵深便是印巴、阿富汗及中亚。近年来，正当世界将关注点集中于亚太的时候，印度开始主导构建印度洋版的“APEC”；欧洲则加紧了对非洲传统势力范围的战略影响。世界地缘政治的重心似乎开始“向西回摆”。如此，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更有全球战略的重构属性。中国如何选择便提上了战略日程。

《金融风险、监管改革与中国的应对》

马 昀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经济学博士）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完善金融监管。完善金融监管，是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机构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对当前全球金融风险基本态势、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国际金融监管的改革，以及构建中国银行业监管新体系等问题分析与探讨，对于完善金融监管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未来走向仍存在着不确定性。尽管发达经济体采取了宏观经济刺激政策，这在短期内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但并不能替代根本的结构调整。欧美经济复苏仍然缺乏内生动力，从本质上看，本轮危机是发达经济体杠杆率积累的结果。欧美国家的债务居高不下：私人部门债务方面，截至2012年美国已接近GDP的360%，欧元区为240%；政府债务方面，2012年美国已接近GDP的120%，欧盟内部希腊的政府债务比例高达170%，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债务比例大多接近100%。从总体上来看，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并没有明显化解。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好似人的心脏和血液系统，它的主要职责是将资源向整个市场和全社会进行配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意识到金融心脏不能过于肥大，要服务实体经济；同时金融心脏也不能过于弱小，否则无法承担资源配置的职能。健康的金融体系需要健全和完善的金融监管。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监管的状况及其改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必须对中国银行业稳健运行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有清醒地认识：从短期来看，外部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随着经济下行的趋势明显，商业银行存在不良贷款反弹上升的压力。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结构调 整和经济增长的转变，利率、汇率等基础性金融变量的市场化改革都对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收入分配政策调整问题研究》

杨宜勇 王超群

（杨宜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王超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博士生）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政策，1981年，我国基尼系数仅为0.2927（程永宏， 2007），属于收入分配高度平等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恶化，城乡间、地区间、部门间、行业间和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高达0.474（国家统 计局，2013），属于高度不平等国家。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任务，涉及到社会稳定与和谐，涉及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近些年，党和政府多次研究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收入分配改革备受全社会的瞩目。

        以共同富裕为收入分配政策调整方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均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通过收入分配政策调整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在具体政策方面，近十年来，政府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收入分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提高农民收入，贪污腐败治理力度加大，工资制度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大力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住房保障制度建设。

        最近几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收入分配，基本遏制住了收入分配差距 继续扩大的趋势，但力度仍不足。为此，未来要提高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的力度。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实行两步走，切实提高两个比重，稳定实现两个同步，顺利完成两个翻番，努力缩小城乡、地区、部门和行业差距。

《中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价格影响研究》

黄燕芬 丁力 辛洪波 殷琨

（黄燕芬，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博士研究生；辛洪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殷琨，阳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资源和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为解决我国资源税存在的从量计征、征税范围窄，税率偏低，难以适应保护自然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要求等问题，自2010年7月1日起，中央决定率先在新疆进行石油、天然气资源税由原来的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的试点改革；当年12月 1日，又把石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试点扩大到西部地区的12个省、区、市；2011年1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实施，标志着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全面推开。

        资源税由从量计征转为从价计征会直接增加资源开采企业的税负成本。我们首先以税负转嫁理论为指导，从理论上分析资源税改革对资源开采行业的影响。随后，引入成本传导能力模型，定量测算资源开采行业的税负转嫁能力。基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特点分析下游企业对上游资源开采业转嫁资源税税负的消化能力。

        本文通过对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的价格影响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我国资源开采行业具有很强的税负转嫁能力。我们首先以税负转嫁理论为指导，鉴于典型资源开采行业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初步判断这些行业在税负转嫁中占据有利地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平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具有重要作用，这为资源税改革的稳步推进提供了有益参考。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决策未变》

丁原洪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美国把其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移往亚太地区，主要是为了适应世界政治、经济权利中心从北大西洋向亚洲太平洋转移的客观需要。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是美国长期称霸世界这一战略的既定目标之一，它不会为了中美关系一时的曲折而 改变，更不会为此而叫停其战略重心的调整。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局面，应该说是同奥巴马总统第一届任期美国急于彰显、强化其在亚洲的存在而采取的不当做法分不开的。

        奥巴马宣布开展美欧自由贸易区谈判并先后派副总统拜登、新任国务卿克里仿欧，强调美国对欧洲的重视，其主要目的是想挽回奥巴马在总统第一届任期内“冷落欧洲”给美欧关系造成的不利影响，绝非像一些外媒揣度的或许意在“回调”东移的战略重心。希拉里·克林顿前国务卿在卸任前的一次外交政策讲话中说，美国不是要把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而是要和欧洲一起把重心转向亚洲。奥巴马现在所做的就是要彰显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但并非忘记欧洲。仅此而已。

        美国战略重心转移至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一决策，在奥巴马总统第二届任期内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只是在推进这一决策时的手法可能会有些许调整。

《ERP生产计划模块的现状、问题及优化研究》

董鹏 张晓良 李光辉 麻卢剑 李鹏举 陈贺璋

（董鹏，卡莱(梅州)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计划部主管，APS研究员；张晓良，清华大学软件学院 计算机博士；李光辉，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软件工程博士；麻卢剑， 吉林大学软件学院；李鹏举，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公共学科部 运筹学博士； 陈贺璋，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传媒系 管理学博士）

        根据2012年对全国企业（涉及石化、钢铁、飞机和船舶等387家）实施ERP情况的调查数据来看，应用ERP的约占80%。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大部分企业ERP只在财务管理、进销存管理等环节应用比较成熟，在生产管理环节的应用主要是以事后的数据补录和数据统计功能为主，生产计划、生产综合产能预估和生产实况反馈等功能的应用比较简单，真正实现生产计划控制的则更少。其中还有部分ERP系统是企业内部自行定制开发，品质难以保证。ERP实施的成功率之所以普遍不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忽略了生产计划和控制系统的落地与改进。生产计划和控制系统是ERP软件的核心，也是企业运营管理的基础。好的生产计划和控制系统能让企业生产、供应、销售等环节保持畅通无阻的实时互动，提高对紧急订单和突发事件的反应速度，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快速准确地实况信息。

        传统的ERP产品实施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各子系统、子模块的建设，主要针对企业内部各种资源的集成，却忽视了ERP的基础和核心——生产计划和生产调度。如何既满足企业复杂多变的生产计划需求，又能提高生产计划的准确性，是ERP系统中生产计划模块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当今顾客驱动的环境下，制造商必须具有在面对不确定性的事件中不断修改计划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企业的制造加工过程、数据模型、信息系统和通信基础设施必须无缝地连接且实时运作，因而供应链同步化是企业最终实现敏捷 SCM的必然选择。智能、协同、全局以及集成四方面必然是先进生产计划所应具备的特点。现代制造企业中，ERP已经成为必备的业务和数据平台，无论是APS，还是MES，都需要与ERP系统进行数据交互和信息共享，获得系统自身运行必需的 相关数据。鉴于ERP、APS、MES、PCS集成的时候必须的数据交换，所以在企业IT整体规划的时候必须通盘考虑，因为不是所有的ERP都可以和 APS与MES等系统无缝集成，企业必须前期调研各个品牌的ERP产品的特性、APS与MES系统的特性，然后结合自身的行业特性及企业管理目标做出合理选择。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港台关系》

修春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港台关系既密切又特殊。在台湾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香港作为国家目前两个实行“一国两制”方针的特别行政区之一，一方面与台湾各项民间往来保持不变，另一方面两地间的官方往来要报 请中央政府批准，因此，香港回归后，港台关系实质上已成为两岸关系的一部分——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港台关系的发展不仅与两岸关系状况密切相关，而且从属和受制于两岸关系的进展，但香港又 不同于一般内地省市，在对台交往中，有着由历史、制度、现实以及特殊经贸关系等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独特性。换言之，港台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两岸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同时香港在两岸关系中又发挥着十分独特的作用。随着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轨道，两岸直接往来日益频密，在此情况下，港台关系将如何发展，香港在两岸关系中将扮演什么角色，正在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在对峙、隔绝、紧张中起伏跌宕半个多世纪的两岸关系，在2008年以后，终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步入了和平发展的轨道。保持两岸关系稳定、推进国家和平统一进程，关系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政府就着手布局并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给香港以及港台两地关系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是香港作为两岸中介与桥梁地位的弱化。 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轨道，虽然香港作为两岸中介的地位受到冲击，但是，港台关系发展的空间也明显增大。

        今天香港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补救因在两岸间中介地位弱化而失去的优势，而是如何利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形势，做强香港、继续保持竞争力的问题，这其中找准并践行香港的新定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