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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技术新成就引发的几点思考》陈宝森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近来,美国科技创新取得新成就的消息屡见报端,给复苏缓慢的美国经济带来一丝暖意。种种迹象表明世界技术革命正在进入一个新纪元,占领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美国显然 处于领先地位。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此相应会带来产业结构,经济 和社会政策的变革。了解这种变化及其国内外影响对执行好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金融危机和大衰退后,美国“衰落论”有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济近期虽然复苏乏力,但在科技创新上仍然可圈可点。这些进步从长期 看无疑将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反弹及其国际竞争力 的提高。首先是在能源领域出现了“页岩气革命”,第二,美国正在续写上世纪90年代信息革命的新篇章。 第三是以三维打印为标志的智能化生产给制造业带来的变革。科技创新对美国的劳动市场有重要影响。 中国美国商会的报告表明: 经济全球化是美国大公司不可能放弃的选择。市场经济的规律之 一是优势企业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增加盈利,并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然而,产能扩大到一定限度,单靠本国的生产要素,自然资源,消 费市场就难以为继了,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跨 国经营,把产业链扩散到全球,优化要素组合,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关于中美双方在科技创新上的合作,应当说中美建交就是科技合作的开始,中国的科技创新以“自力更生”为主,但从来都没有忘记把国际合作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 《日本的TPP争论之解读》樊小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美国积极主导推进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令日本突然面临艰难选择。尽管前首相菅直人于2010年秋表示有意参加TPP谈判,但随之而来的强烈反对运动表明,这一决策并没有取得日本国民一致认可。并且,随着TPP赞成论与反对论之间激烈论战的逐渐深入,TPP所揭示的日本经济、日美关系、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等问题,已远远超越了经济协定本身,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日本国民反思战后走过的道路和存在的问题,从而探索未来国家的发展方向。在两年左右的争论中,赞成和反对意见激烈交锋并发展为舆论和民意的两极分化。虽然政府和主流媒体一直在推动日本早日加入TPP,但日益高涨的反TPP运动以及当下动荡的日本政局中日渐突出的围绕TPP的政党对立都显示,日本国内在是否应当加入TPP上仍远未达成共识。事实上,日本国内的巨大争议反映了各界对于加入TPP可能给日本带来的利益和造成的冲击所特有的高度敏感,也因此为我们 提供了考察TPP所存在的问题的重要参考。 围绕TPP的主要争论:围绕TPP的争论首先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与相对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如农业、医疗和金融等部门之间展开。对日本而言,TPP既不是本国的主动倡议,也并非来自于国内需求而自发要求加入,而是由于美国宣布加入才面临是否参加谈判的选择。应对危机:贸易自由化还是保护主义?争论反映出的问题与启示:谈判过程的不透明与信息不对称,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与保护,TPP对战后自由贸易规则的冲击,TPP对国家主权的挑战,规则制定权的确立与国际分工的固 化。 尽管目前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良好势头,使其无论作为生产基地还是消费市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份量都在日益上升,但应当认识到,这一份量的上升并不必然导致谈判的优势,话语权的获取和强化取决于对自身优势与劣势的清醒认识、对核心利益的坚守,以及不懈的国内改革与外交交涉努力。不管是从日本的经验还是从中国自身 的需求出发,只有强化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体性与自主意识,才能作出更符合国情、更适应国际形势的战略判断和选择,才能更好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之间的良性互动。 《TPP对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影响》沈 渡 (本刊特约研究员)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首都东京发表演讲,高调宣布美国加入TPP(跨太平洋战 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自此,TPP由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多边FTA(自由贸易协定)摇身变为“21世纪新型自贸协定的典范”,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2010年10月,日本时任首相菅直人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提出为构建亚太自贸区,将研究和讨论加入TPP谈判的相关事宜。此后,原本在日本人眼中不知为何物的TPP突然成为全民争论的热点,各种意见层出不穷,国民舆论一分为二,各个政党围绕TPP的争吵甚至已成为搅乱日本政坛的新的关键因素。 纵观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历史可知,对外贸易一直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引擎。依靠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和南亚地区的出口和投资,日本不仅实现了从战后废墟中的重生,更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强国。20世纪90年代前,日本将经济合作战略的重心放在支持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上,对区域经济合作和FTA持消极态度。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对外经济战略从以往的推崇多边主义转向重视双边主义、多层次自由贸易同时发展的新体制,政府对区域经济合作和FTA显示出日益积极的态度。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通过其特有的EPA战略加速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布局,意图掌握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权。、 务实是日本人的特点之一,这也反映在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对外战略之中。综上所述,美国以TPP为抓手介入亚太地区合作,打击排斥美国的东亚一体化进程,对日本原有的区域合作战略形成冲击。日本政府以积极争取加入TPP谈判的姿态,力争避免与美国在战略上正面碰撞,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与美国展开博弈。与TPP相比,中日韩 FTA和“10+6”对日本的利益更大,也是日本更为迫切希望实现的目标。民主党执政以来,日本强调发挥其在美国和亚洲之间的“桥梁”作用,不断在美国和亚洲之间需找平衡,力求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TPP问题上,中国应看清形势,避免为日美博弈“埋单”。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陈德照 庄 芳 (陈德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庄芳,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位。这是在新历史时期,我们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表现。为了落实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这一艰巨任务,我们有必要在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重要理念以及相关措施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正确处理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社会与公众中大力宣传生态文明和生态安全的有关问题;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大力加强国际合作,把开展生态外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为了落实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的艰巨任务,目前有一些关于生态文明的重要理念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一、生态文明的内涵。二、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的升华,不是对工业文明的简单否定。 三、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主宰和改造大自然,还是适应自然规律,适度利用自然资源? 有关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几点看法: 一、我国面临的生态安全形势严峻,需认 真应对。二、我国能否在2 1世纪进入先进国家行列,不取决于GDP及其增长速度。三、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应对生态安全挑战亟需采取的措施。 《可持续发展新阶段与绿色低碳创新》崔大鹏 (崔大鹏,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低碳学组秘书长、 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经济学博士) 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但碳排放量已是世界第一,而且人均GDP刚达到5000多美元。应该看到,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危机重重的局面既是挑战,也是倒逼低碳创新的机遇。中国需要有积极应对挑战的决心,要推动绿色低碳国际合作,研讨解决重大低碳技术创新问题,在低碳创新中逐步发挥领军作用。中国只有加快低碳转型, 稳中求进,扩大内需,扶持中小微民营企业,鼓励创新,保障民生,才能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低碳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绿色低碳创新,才能有机会和资源解决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差距扩大、通胀压力、人民币升值、国际资源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充分就业、消除贫困等棘手问题。 目前,全球环境持续恶化。但是仅仅依靠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往往会陷入集体合作的“囚徒困境”,人类可持续发展事业需要新的动力,那就是民间力量的崛起和绿色低碳创新的爆发力,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历史的需要,必须依靠地球70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次“里约+20”可持续发展峰会的真正意义,就是一 场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绿色低碳创新动员会。可以说,“里约+20”峰会标志着人类可持续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需要依靠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来推动绿色低碳创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场更大规模的绿色低碳高潮已经开始酝酿,就像远在地平线的桅杆,若隐 若现了。 绿色低碳发展是史无前例的事情,是世界各国都在探索的历史进程。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从库兹涅兹曲线看,这是一个很高碳的阶段,发达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时都是很高碳的,迄今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低碳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而中国必须要在这个阶段实现低碳转型,唯一的选择就是低碳创新。没有低碳创新,中国实现低碳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浅析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王嵎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成员) 奥巴马竞选连任和习近平当选中国新领导人后,国际舆论十分关注,议论纷纷:中美关系今后究竟会怎样?是在摩擦中逐步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对抗?“两国共治”(所谓G2)不行,“两国共商”(所谓C2)行不行?两国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时代潮流不可阻挡,顺之者昌。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年初访美时提出:要把中美关系塑造成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中国领导人站在历史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的外交大战略,也是中国向美国释放的善意和期盼。几十年来,中美两国从交手对抗,到握手,到一定程度的携手合作,来之不易。如果美国领导人有足够的 智慧顺应时代潮流,两国目前“不舒服的相互依存 关系”,就可能逐步“舒服一点”,好起来,向着构 建“新型大国关系”大方向迈进。 因此,可以非常明确地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美国,“球”在美国方面。只要美国与中国相向而行,是大有希望的。反之,可能还是“非友非敌” 的局面,甚至时不时发生对抗。这是中国非常不愿看到的。 《我们心目中的2012年十大国际新闻》杨成绪 王生 (杨成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中德友好协会副会长; 王嵎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成员) 一、中国共产党召开第18次代表大会,习近平当选新的总书记。 二、3月俄罗斯大选,普京获胜,5月第三次出 任总统。 三、11月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胜出连任。 四、西亚北非地区持续动荡,战乱不已。 五、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步伐加快,强调要实现“战略再平衡”。 六、岁末,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所缓解,但经 济下滑趋势仍难以遏制。 七、9月和12月,美联储相继推出QE3和QE4,购进抵押证券和长期国债,这对世界经济复苏和稳定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世界市场展现美元下跌、美股上涨、黄金上涨、石油和大宗商品上涨,造成新一轮的动荡不安。 八、全年,日本国内右倾势力上升,不断挑起与中、韩、俄等周边国家领土争端;特别是利用钓鱼岛国有化和中国较量,企图突破“开罗宣言”与和平宪法束缚,谋求军事大国地位,乃至发展新的军国主义。 九、韩国12月19日举行大选,执政的新国家党朴槿惠当选为韩国第一位女性总统。 十、朝鲜在“虚晃一枪”后,12月12日使用自制“银河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光明星3号”人造卫星送入轨道。 《澳门特区立法会选举中的居民参与——基于政治心理的分析》叶桂平 叶桂林 (叶桂平,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叶桂林,国家行政学院) 美国政治学者殷格哈特(Inglehart)1990年 的一项关于不同世代的价值差异研究发现,由于新世代的教育水平愈来愈高,使得他们有较高的政治参与能力与意愿,而能以议题争取社会大众的支持,从而具有更加积极的参与政治的取向。 [2]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发展,澳门市民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澳门的政治文化也正在从臣服型逐步转向参与型。余振等出版的《澳门华人政治文化》中,将他们对澳门政治文化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他们提出澳门华人的政治文化“是三种不同文化类型的混合品,并且混合了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要素。它接近阿尔蒙德和维巴所说的‘公民文化’的要求。” 澳门居民对立法会选举的参与度显著提升,立法会选举制度的发展,选民登记数和投票率稳步上升,直选的参选组别相当踊跃选情激烈。从认知、动机及态度三个面向对澳门居 民参与投票的政治心理进行分析。 展望澳门的立法会选举,尽管选民登记的逐年递增、投票率稳步上升、直选的议席比重有所增加,但是近两届直接选举中所出现的多例贿选问题,不得不让我们关注澳门选民的政治心理成熟度。然而,民主政制的不断推进将是澳门政治发展不可逆转的大方向,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教育水平的提升,信息传播走向成熟,澳门选举文化和政治文化将取得更大的进步。 《2012年两岸关系发展形势回顾分析》王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2012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年,是两岸关系进入巩固与深化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一年。其中,五条主线构成2012年 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轴:一是弘扬与巩固“九二共识”;二是开始探索敏感的两岸政治问题;三是两 岸互设机构的机制化建构的重大进展;四是民进 党与大陆互动关系的嬗变;五是两岸金融往来与 合作成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新亮点。 2012年,不论是岛内政治发展,还是两岸关系发展,“九二共识”成为核心议题。开始艰难探索敏感的两岸政治问题,尽管没有获得重大进展,还遭遇马 当局的极力排拒态度,但却充分显示政治问题已 摆在两岸面前,需要海峡两岸共同面对,需要社会 各界做出更为艰苦的共同努力,逐步破解政治难题。推进互设两岸办事机构的机制化发展,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需要共同努力,求同存异,积极推进,为两岸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创造制度化与机制化条件。 民进党与大陆的互动关系新变化:可以说,2012年是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思变及与大陆互动关系嬗变的重要一年,在客观上对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两岸金融合作的突破成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新亮点:可以说,2012年是两岸金融合作获得重大突破与取得长足发展的一年,开启了两岸金融与经经 济合作的新模式、新趋势,未来还有更大的合作与开拓空间,前景可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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