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及2013年发展展望》

毕吉耀 张哲人

（毕吉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哲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再度减缓，主要国家经济走势进一步分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3.3%，比去年回落0.5个百分点；全球贸易量增长3.2%，比去年回落2.6个百分点。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就业和房地产市场缓慢改善；欧元区经济重又陷入衰退，主权债务危机形势有所缓和；日本经济步履维艰，日元继续保持升值态势；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显著放缓，通胀压力尚未消退；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

        事实证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和影响远未消除，由于欧美等世界主要消费市场需求低迷、发达国家高赤字与高债务问题缠身、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青黄不接，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严重不足，在一段时期内还将处于低增长状态。同时，各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加之 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内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全球性通胀压力仍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存在。欧债危机仍将继续深化，发达国家需要大幅削减财政赤字，贸易保护日益加剧，大宗商品价格继续高位震荡，地缘风险有可能激化。

        应对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政策建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逐步由“稳健”阶段过渡到“转型”阶段。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外贸进出口平稳均衡发展，把握好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方向、节奏和力度，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变迁中的战略抉择》

 刘明礼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

        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体现， 支配着各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行为模式以及利益分配，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总结分析过去500多年的大国兴衰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试图从中找到大国兴衰与国际经济秩序变化规律性、实质性的东西，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谋划当代中国的战略选择。

        “国际经济秩序”不论是一种状态，还是一套制度，它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在影响、支配着我们的行为。不论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定义有何分歧，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那就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要以国与国建立经济关系为前提。二战后到现在，国际力量对比虽然有消长，但美国始终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是总体上沿袭着二战后建立的体系。进入 21世 纪以来，尤其是美国爆发金融危 机、欧洲爆发债务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加速调 整，西方传统强国经济实力相对下滑，新兴经济体 异军突起。世界各国经济实力与格局的变化势必带来秩序的调整，这在近年来许多方面都有明显体现。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新兴经济体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力提升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当前的 国际经济秩序，在国际经济秩序转变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中国实力与地位提升也令国际金融机构改革问题日益突出。不论是IMF还是世界银行，各成员国在其中的份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员国在机构的地位和利益。发达国家一直在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中 占主导地位，少数发达国家对基金组织决策有决定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的代表性却严重不足，这是造成基金组织监督缺陷的根本性原因。在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大国崛起的情况下，这一决策机制显然需要调整。

《关于应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一些问题的思考》

 王嵎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成员）

         美国战略中心逐步东移已是客观事实，防范 和遏制中国的意图也十分明显。这是美国“决不做老二”和建立“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国策在新时期的体现，也是它霸权思想和“力不从心脆弱心灵”碰撞的“火花”。它要在亚太地区制造一种态势：“老美不能走”，亚太地区现在更需要美国“保 护伞”。图谋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防止日本等盟国 的离心倾向，加强对它们的控制；挑动和鼓励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不断与中国闹腾，干扰中国构建和谐 周边战略；刺激和主导亚洲军备竞赛，为美国军火商开拓大市场创造条件；利用TPP“金字招牌”，干扰和破坏亚洲地区各种形式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力图主导、防止被边缘化。

         随着时代变迁量变进程加速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现在，在全球，美国是“无可奈何要收缩，情不自禁要伸手”；对中美关系，美国是“两面下注”，“无可奈何要合作，情不自禁要遏制”； 对日本和其它有关周边国家，美国正在打两张“中国牌”，一张是“中国威胁论”，一张是“美中合作论”，让它们既害怕中国威胁，又担心美国可能再次搞“越顶外交”，改善和发展美中关系，把它们“卖了”。

        我们现在说“退避三舍，先礼后兵”，并非是说中国要报什么“恩”。这里所说的“礼”，是表明中国顺应时代和平与发展的诉求，遵循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珍视“和谐周边”以及与有关国家友 好关系的大局。中国从不耀武扬威，更不愿兵戎 相见。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忍让，主张双方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的软弱，怕他 们“联美反华”，不断蚕食中国的领土，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并非不可能“后兵”以对，“小试牛刀”以维权。也就是说，如果哪个国家以为中国 软弱可欺，企图“联美反华”，侵犯中国核心利益，“黄灯”示警并非不可能变成“红灯”，到头来它自己是要倒霉的，勿谓言之不预。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中国的可能影响》

 王伟男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法学博士）    

        自奥巴马政府在美国上任、尤其是2010年以来，关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话题一直占据着全球诸多媒体相当多的版面。“战略重心东移”、“重 返亚太”、“重返亚洲”、“重返亚太”、“战略再平衡”、“移轴亚太”等用词不一而足，但所表达的含义都基本一致，那就是美国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更大比例的战略资源投入到亚洲-西太平洋地区。而中国媒体、学者和决策层最为关心的，莫过于美国的这种战略调整到底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要客观全面地判断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中国的影响，首先需要客观全面地判断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其对华政策的本质为何。目前来看，国内舆论界和学术界对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认知存在较大分歧，基本上可划分为“遏制派”与“非遏制派”两大类。笔者基本赞同“非遏制派”的看法，并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本质仍属“接触”的范畴。 但这种接触不是对当年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政策的简单延续，而是对其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与超越的“超越接触”。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表面来看可谓轰轰烈烈、气势磅礴，但在这种喧嚣的背后，是美国战略资源严重不足、难以满足美国战略规划所需的冷酷现实。 既想借重中国的繁荣态势为自己谋利，又担心中国崛起后威胁到自己的霸权利益，反映出美国此番战略调整背后的极端矛盾心理。这也决定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中国安全环境的负面影响将是有限的。只要我们稳住阵脚、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就有可能进一步压缩它对中国安全环境的负面影响。

《普京第三任期及其国内“新政”》

蒋 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2012年是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年，普京再次重新登上总统宝座。这位“王者归来”昭示着“普京时代”的重启。随后，他任命梅德韦杰夫出任政府总理，实现了政权的平稳交接，治国架构也由“梅 普组合”转变为“普梅组合”，“王车易位”构想得以顺利实施。然而，普京第三任期的执政环境明显恶化，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前所未有：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反对派不仅继续大搞街头抗议示 威，而且在网络上也展开有声有色的反普活动并呈现出联合趋势。由于对经济形势和腐败等问题的不满，俄民众对普京及其团队亦产生“厌倦感”，普京支持率已降到新低，由2012年5月的60%下降 至9月的44%，为了应对新挑战，普京调整治国思路，“以退为进”，在内政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力求巩固执政基础，确保政局稳定。考验着普京的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

        组建权力体系新架构，应对新挑战目前俄政局总体保持稳定，普京的控局能力依然较强，但是面临的挑战也十分严峻。为了迎合选民的政治诉求、以及缓和与反对派的紧张关系，普京在总统选举前后就积极推进 政治体制改革，且取得良好效果。腐败不仅严重恶化了俄投资环境，导致资金大量外流，而且还更重要的是它腐蚀了政府形象，引起俄民众极大的愤慨。鉴此，普京复任以来加大了惩治官员腐败的力度，以示其治国决心。

        普京虽然顺利重返总统宝座，但其所面临的 压力和挑战十分严峻，一系列新旧棘手难题等待他去破解，考验着普京的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 可以说，普京未来的执政之路将不会轻松。首先，俄一些民众对普京长期把持政权感到不满。其次，僵化的政治体制不得人心。第三，腐败问题积重难返，短期内难有大起色。第四，一系列难题亟待普京去破解。

《欧债危机催生欧洲格局变动》

丁原洪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持续三年多，未见“尽 头”。它激化了欧洲内部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各种矛盾，促使欧洲陷入一体化进程启始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欧债危机不是一个简单的财政金融问题，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一次总爆发。它的影响深远，解决起来格外困难。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拯救欧元比反恐还难，“必须承担无法估量的危险”。

        欧盟国家虽然同美国、日本等西方各大经济体一样，目前都面临着赤字财政、负债累累的难题，但是它还有其特殊性。欧洲目前的危机实际上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主权债务繁重，二是银行管理缺失，三是竞争力下降。三年多来，对于如何解决欧债危机问题，欧盟各方提出了各种方案，争论不断。目前达成的最大共识是，欧元区不能垮，否则将会给欧盟带来无法估量的伤害。可是，一切按照原来的原则继续推进一体化也是走不通的。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但从什么地方入手作为突破口，各方又有分歧。

        欧盟内部关系的变化主要有：内部凝聚力明显下降，“欧洲的德国”正在转化为“德国的欧洲”，“同步欧洲”将被“多速欧洲”取代。欧盟的成立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任何一个成员国从自身利益考虑都不愿脱离欧盟，而欧盟也没有“开除”任何成员国的规定，除非它自动脱离。欧盟又是由国情多异的国家组成，利益诉求显然有差异，实际上是一种“合而不同”的局面。要继续推进一体化，就只能采取“多速欧洲”的方式。当然，从“同步欧洲”转为“多速欧洲”定会遇到阻力，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

《2012-2103年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杨宜勇 池振合

（杨宜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劳动人事 科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 池振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 博士）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 问题之一，它既包括功能收入分配问题也包括规 模收入分配问题。功能收入分配问题突出表现为 劳动收入占总产出的比重较低并表现出下降的趋势，而规模收入分配问题则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要素收入在住户、企业和政 府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从而形成不同主体间的分配格局，而住户收入占总产出比例下降则成为中国 当前收入分配的又一个突出问题。除此之外，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也是导致收入分配问题恶化的重要原因。

        经济普查年度和非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案的调整导致劳动收入占比和居民收入占比等统计数据出现结构性突变。结构性突变导致前后数据不一致，从而失去了可比性。然而，通过现有的统计数据仍然能够发现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些变化。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总体劳动收入占比一直不断下降，导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低。在初次分配中，住户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而政府收入比重却不断上升。住户、企业和政府初次分配中收入比重变动决定了各个主体在最终分配中可支配收入比重的变动趋势，但是经常转移却加大了住户可支配 总收入下降和政府可支配总收入增长的幅度。从规模收入分配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大岛指数和城乡收入比不断减低，这表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降低，城乡收入逐渐缩小，这些都有利于全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降低。尽管如此，农村居 民收入大岛指数却在不断增加，这表明农村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恶化。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地区收入差距都在不断扩大，这 必将进一步扩大全国收入差距。

        2013年整体拉开序幕的收入分配综合改革方 案，将集中在以下八个方面：1、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城乡居民的增收打好基础。2、建立健全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使劳动报酬的增长能够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3、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4、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统筹城乡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5、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6、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7、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居民增加转移性收入。8、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分析》

 黄燕芬 丁力 孙颖 石银洁 贾点点

（黄燕芬，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丁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孙颖、石银洁、贾点点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城市化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如何解决城市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总结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剖析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应该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改革，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

        我国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半城市化人口”的社会保障缺失，土地征用过程中利益分割矛盾尖锐，“城中村”滋生诸多社会安全隐患，大城市过度膨胀带来积重难返的“城市病”。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上述社会问题的原因分析：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政府的城市管理水平低下。从以上的原因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改革的重心被放在了经济上，如“加快城市化进程，不断扩大内需”、“使城市化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等；而与城市化相关的社会领域改革却十分缓慢，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久征不下、政府的城市管理水平滞后严重等。正是由于这种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不同步性，导致我国城市化中的问题突出。

        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改革，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尽快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土地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逐步提升政府的城市管理能力为了提高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质量，不断加强政府的城市管理能力势在必行。

《 跨国公司的力量和启示》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四百多年来，跨国公司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跨国公司多少和强弱已经成为大国兴衰的风向标之一。跨国公司在激烈竞争中优胜劣汰也提供诸多启示。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全球财富越来越多的集中在跨国公司大股东及其高管们手中。贫富之间的变化如此急剧， 一些极靠前的人不断靠前，而那些跟不上的人则被越来越远的甩在后面。

        全球500强每年位次都有变化甚至优胜劣汰的启示是，企业间的竞争是创新主要是品牌和新 产品开发的竞争。技术成果商品化周期越来越短。统计数据显示，技术成果商品化周期，19世纪为50年，20世 纪为30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7年，20世纪末为2-3年，技术创新转化速度仍在持续提升。商场如战场，跨国公司以全球市场为舞台展开了激烈的市场争夺战。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为控制发展中国家市场从而获取超额利润，都严防关键核心技术 流入发展中国家。

        几百年来，跨国公司不断变革，跨国公司的职能和作用发生很大变化。但是，跨国公司仍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跨国公司进行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投资，带动了资金、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方式的流动，加快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发展，各国和地区经济越来越相互渗透和依存，跨国公司多少和强弱已经成为大国兴衰的“风向标” 之一。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追求垄断地位和谋取超 额利润的属性没有根本改变。中国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培育和发展自己的跨国公司。妥善解决好做大和做强的关系，妥善处理盈利和诚信的关系，妥善处理自主发展与宏观监管的关系。

《坚定维护“九二共识”的核心价值——纪念“九二共识”诞生二十周年》

 王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二十年前即一九九二年，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推进两岸协商过程中，就一个中国原则 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即两岸“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就 是所谓的“九二共识”。这一重要共识的达成，排除了两会接触和协商以来所遇到的重要障碍，为签署相关协议创造了政治条件，也揭开了两岸关系 发展的新篇章。在此后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实践证明，“九二共识”是两岸两会协商的政治基础， 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石，因此需要海峡两岸 共同珍惜与维护“九二共识”，坚持“九二共识”， 并同否定“九二共识”、谋求台湾独立的分裂势力 进行坚决斗争。

        “九二共识”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九二共识”的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共同确立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并追求国家统一。在两岸政治关系没有妥善解决之前，两会即海协会与海基会肩负着处理两岸事务性商谈的重要功能。坚持“九二共识”的另一核心价值是反对“台 独”，维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框架。防止“九二共识”差异的扩大与异化，不仅要与否定、反对“九二共识”的民进党等 绿营势力进行坚决斗争，而且还要纠正国民党在 “九二共识”问题上存在的偏差。应强化“九二共识”国家统一的政治主张，“九二共识”不仅仅强调两岸“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且均强调“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

        “九二共识”，不只是简单地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是明确了两岸的共同目标是“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然而，多年来，两岸只是简单地强调抽象的“九二共识”，强调“九二共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确认与坚持，而忽视对追求国家统一的论述。可见，“九二共识”的历史价值与政治价值是包括了维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追求国家和平统一与反对“台独”的重要思想内容。因此在未来两岸关系发 展进程中，海峡两岸在强调“九二共识”的同时，需要更多的强调两岸共同追求国家和平统一这一重要内容与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