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时代根本特征看中国和美国》

宿景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现时代的根本特征之一，是世界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世界历史进入了“太平洋时代”。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整个意蕴尚处于隐秘状态，还远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要想了解未来世界的大致走向，就必须更深入研究和认识“中国和美国”。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比这个题目更重要的了。

        普遍历史与时代特征

        1789年5月，德国青年诗人席勒（FriedrichSchiller， 1759-1805）在耶拿大学开设了一个讲座。德国各地的许多大学生慕名而来，以至于先前安排的教室显得太过狭小，根本容不下众多热情的学子，校方不得不重新换了一个更大的教室。席勒所讲的题目是“什么是普遍历史？为什么要研究普遍历史？”“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 的观念并非席勒首创，而是由康德提出的。康德于1784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提出历史研究不应仅限于过去曾发生过的某些特殊的现象，而是应思考人类总的发展进程，探测历史合理的发展规律。康德还提出了一个设想，认为历史自身或许存在着某种目的，“一项大自然的计划”，投射到现在之外，照亮未来。

        席勒当时不仅是一位声名卓著的诗人，也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家。席勒追随着康德，提倡研究普遍历史。他在讲座中谈到，前人留下的历史文献并非都是可以信赖的，前人留下的历史遗迹也往往残缺不全，如果仅靠钻研“枯骨般赤裸裸的事实”，只能成为“尽可能狭隘的专家”，“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他赞同康德的观点，认为应研究“全部的历史”，观察事实之间的联系，探测历史过程的大规模节奏。但他也改进了康德的观点，认为历史进步的目标不在于未来，而在于现在。席勒明确地提出，普遍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表明现在——现在的社会制度、经济、法律、宗教、语言、艺术等凡此种种，究竟是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

        费希特是康德的学生，是专业的哲学家，他同样也发展了普遍历史的观念，倡导全面地研究历史。但在历史研究目的问题上，费希特同意席勒的意见，认为“现在”是以往历史发展的各条线索所汇聚的焦点。1806年，费希特在柏林大学开设了一个讲座，题为“现时代的根本特点”。费希特提出，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历史时期，“从现在的观点观看过去，从自己的观点观看其他的国家和文明”。费希特提出，历史的每个时期，都各有自己的特点渗透到它的生活的每个细节里面去，每个时代都是一个单一的观念或概念的具体体现，“没有一个时代是和任何别的一个时代完全相同的，同一的口号和同一的论据，会因为时代之变迁而具有很不相同的意义。”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分析自己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的特点，表明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及其他特点是怎样从它们里面得出来的。费希特提出的“时代特征”这一历史观念，在过去200余年来，一直牢牢主宰着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每当一个新时期来临时，人们总是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概念，用来表现新时代的特征。

        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在西方较有影响的包括“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1992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提出“历史终结论”。福山也是康德“普遍历史”观念的追随者，同时还接受了康德的“历史有自身目的”的观念。他认为，人类思想的历史，将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束而终结。他还宣称，美国模式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极目标和最高阶段，是最完善的国家管理制度，未来世界将统一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旗帜之下，有望走向持久的和平，各国也将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和平红利”。

        有一种人落后于自己的时代，另一种人已经走得超过了自己的时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多地属于历史哲学问题，似乎超越了当今的时代。而在现实政治意义上，似乎又显得落后于当今的时代。过去一些年来，随着美国不断地发动和卷入新的冲突，很多人都认为“历史终结论”已濒于破产。

        相比较之下，塞缪尔·亨廷顿在1996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似乎更接近于“现在”的时代特征。亨廷顿认为，后冷战时期，“民族国家仍将继续在世界事务中挑大梁，但是全球政治的重大冲突会发生在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家与团体之间。”“在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不会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人类之间的分裂隔阂与首要冲突，根源在于文明。”“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壁垒分明的文明界线，将会是未来世代的战线。”亨廷顿认为，西方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西方文明日益强大，并抵御其他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亨廷顿这些大胆突兀的论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同时也遭遇到了更为强烈的阻击。国际上许多政治家和学者感到极度不安，很多人抨击亨廷顿，说他散布这样的论点是不道德的，国际社会应努力防止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强调寻求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共同点。

        尽管“文明冲突论”潜藏着巨大危险性，但背地里仍颇为流行。尤其是“9·11” 事件之后，在西方一些人眼中，亨廷顿的这一理论简直就是高瞻远瞩之见。学术与政治之间存在着相反相成的关系，学术总是试图领导政治，但更多的时候是为政治所用。西方一些政治家和学者利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国际恐怖主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近两年来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都归咎于伊斯兰教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从而为其军事干预和政治介入中东地区提供合法性。近年来，西方一些政治家对中国的崛起甚为惶恐，宣称应联合全世界一切反对中国的势力，组成“神圣联盟”以共同“遏制中国”，而“文明冲突论”也是其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任何一种理论或观念是否真正有价值，不在于其是否有危险性，而在于其是否正确。已故的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生前曾多次撰文批判亨廷顿，指出亨廷顿的观点是建立在“文明认同”这个模糊的概念之上的，而文明的本质在于多元性，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彼此相互尊重，而不是“认同”。

        萨义德对文明的解释，深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关于文明的思想精髓。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一书中，对文明这个概念有过很细致的阐释：“文明”（civilizations）一词最早是在1732年左右出现在法国，原本是一个法律用语，即一种对刑事犯罪进行民事（civil）诉讼的判决，指称“正义”，与野蛮状态相对立。这个词在1772年之前传到了英国，取代了英文的“教养”（civility） 。1819年前后，“文明”一词开始被用作复数，具有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新意，用来指一个时期或一个集体生活所共有的各种特征。布罗代尔说，“文明”的确切含义，指某种为所有文明共享却不可均分的东西，即人类的共同遗产，如火的使用、文字、算术、种植和饲养等等。

        布罗代尔还指出，文明本身始终是活跃的、不断变动的。“每一种名副其实的文明，都像经济那样，有其自身的结构和节奏，存在着波动和趋势，而且无论范围大小，总能在地图上找到它的坐标。”各种文明都在不停地借鉴它们所邻近的文明，“乍看之下，都更像一个铁路货场，在不断地接受和发送包罗万象的货物。”然而，每一种名副其实的文明，通常都不肯接受那种质疑它自身的任何深层结构的文化革新，都会拒绝和排斥某些东西。“它围绕自身所挖掘的壕沟，它所赖以维持其独立状态的、性质尚不明确的领域，正像它的正面价值一样独特。”

        真正的文明之间应相互尊重。尊重是双向的，而“认同”只能是单向的。如果强迫一种文明单方面地“认同”另一种文明，势必会导致二者之间的冲突。如果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有自行瓦解的倾向，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却有自我实现的倾向。由此观之，“文明冲突论”的确是那种既极端错误又极端有害的理论。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文明冲突”都不可能是真正能够用做表述时代特征的概念。

        总体史观与大历史

        布罗代尔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历史学家，是康德、希勒和费希特的“普遍历史”观念的传承者。布罗代尔将他的历史观称为“总体史观”，黄仁宇先生称之为“大历史”，反映了历史学传统的继承、选择与摒弃，对当代历史学研究影响至为巨大。黄仁宇先生深受总体史观的浸染，强调要走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狭窄的界限，“放宽历史的视界”，从世界历史运动过程来看中国的“大历史”。

        作为专业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身体力行，埋首于浩繁的史料之中，呕心沥血，钩沉索隐，写出了多部历史巨著。其中，《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最著名的两部。这两部著作深入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叙述了今天这个世界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

        柏拉图曾说过，方法决定结论。研究任何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其所运用的方法。布罗代尔不是直接地去探讨资本主义，而是首先从地理环境出发。“地理决定历史”这个命题，凝聚了布罗代尔总体史观的精髓。布罗代尔主张，历史研究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地理时间的历史，也称长时段的历史，一般以百年为段的地质学时间概念，来考察在相当时间内起到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格局和气候变迁等。从这种地理环境出发，探讨人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史，探讨人的日常生活。“这种历史是几乎静止的历史，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第二个层次是人文时间或社会时间的历史，也称中时段的历史、“社会史”、“群体和集团史”。中时段的历史具有局势性的特点，如社会制度、人口增长、资本形成、利率波动等等。在这个层次上应探讨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物质生活，探讨与普通人生活相关的交换制度、市场制度、市场经济和社会形态。这种历史在节奏缓慢的、几乎静止的环境历史之上，蕴含着最巨大的能量，如同深海中的暗流，掀动着整个社会的生活。

        第三个层次是个别时间的历史，这是总体历史研究过程的最后阶段，也是传统历史的部分。这种历史不是整个人类巨大规模的历史，而是微观的、个人规模的历史，是超出普通人日常生活之上的、以少数大商人经营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 然而，这也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最危险的历史。”但它们对历史的深层而言，只是“蜻蜓点水”。换言之，从总体历史来看，人们通常最为看重的各种政治和军事的冲突，仅仅是世界文明长期发展中的“一个个小小的波澜而已”。

        布罗代尔认为，在总体历史中，个别的历史事件是瞬间即逝的尘埃，“它们像短暂的闪光那样穿过历史。它们刚刚产生，旋即返回黑暗中，并且往往被人遗忘。”对历史的深层而言，它们只是“蜻蜓点水”，是世界文明长期发展中的“一个个小小的波澜”。但是，绝不能因此就认为历史事件无足轻重，相反，正是因为有了政治经济军事冲突，人们才可以研究历史。“每个历史事件历时无论多么短暂，都会带来证据，照亮历史的某个角落，有时还照亮历史的某个广阔的深景。”“没有这些证据，就往往不可能看清事物。”由此可见，历史自身的内在特性，决定了其不同时段必然只能由历史事件来划分，而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世界发展的进程，也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因而往往是历史的转折点。许多迹象都表明，今天的世界正处在这样的转折点上。

        世界体系与“外围中心论”

        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和长时段历史研究法，已成为当代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主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承袭了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但同时也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在其所著的《现代世界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体系》和《历史资本主义》等著作中，试图用“世界体系”这一概念解释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构成成分和运行规律。简而言之，“世界体系”理论包含三大部分：

        其一，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从总体史观来看，人类历史虽然包含着不同的部落、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历史，但这些历史不是孤立地发展的，而是相互联系着发展和演变的，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古代具有“世界性的”经济体系都形成了具有统一的政治体系的帝国，如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和中华帝国等等，而现代世界体系则采取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式，也就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由资本的无限积累的冲动所支配的。世界经济体系也是现代唯一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起源于15世纪后期的欧洲，其历史性标志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在最初时期，这一体系只是包括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和美洲的一部分地区，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一体系逐步向外扩张，并将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等地区一个接一个地卷入进来。直到19世纪后半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最终也被卷入了这一体系。自此以后，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成为真正的、覆盖全球的世界体系。

        其二，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内部结构。任何体系性的事物，总是具有一定的结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以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为基础建立的，由于分工角色的不同，某些地区成为中心，其他地区则成为边缘区或半边缘区。从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今天的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均属于边缘区或半边缘区，处于这个体系的外围。而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正以这种“中心外围”关系来支配着，这一体系的运行机制及内部的交换方式是不平等的，总剩余的一部分从边缘或外围地区向中心转移，因而中心和外围之间关系始终是紧张的、不稳定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绝妙之处在于，它将其不平等的交换方式掩盖得如此严密，以至于即使它的公开的敌人，也只是在这一机制运行了500年之后，才开始系统地剖析它的真面目。

        其三，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矛盾。这一体系内在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一系列的周期性的波动和危机，最重要的有两种：一种是50至60年为周期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另一种是以100至150年为周期的政治霸权的波动。随着这种周期的波动，这一体系内的资本积累和权力的中心也逐渐地、有规律地发生地理上的转移，并导致维持世界秩序的霸权的更迭和控制方法的变换。

        由上观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既承袭了布罗代尔的历史研究成果，同时，也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内容。可以说，“世界体系”理论是由布罗代尔和马克思这两位巨人所支撑起来的。

        “欧洲中心论”与“亚洲中心论”

        “世界体系”这一概念源于17世纪天体学，开普勒于1619年发表了《世界的和谐》，伽利略于1633年写成一部题为《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的科学著作，所阐释的都是太阳系诸星体的运行规律。

        西方思想传统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强调等级制体系。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有这样一段特别重要的哲学思想：太阳赋予可见事物以可见性、生命力、生长和发展，在自然界可见事物等级体系里是最高的。如此高贵的一颗恒星，不可能围绕地球旋转，它唯一合适的地方，就是宇宙的中心。这一伟大的思想，曾经为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提供了不尽的思想灵感。同时，这一思想对西方的社会学领域也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学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将欧洲视为文明的中心，蔑视东方这个人类一切伟大的宗教和文化的摇篮。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显然是以欧洲为中心展开的。自通往亚洲和美洲的新航路开辟以来，尤其是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欧洲人一直自以为占据着世界的中心。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从欧洲这个中心出发的、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也是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其他的一切民族都是单向地接受从欧洲中心发出的强力辐射。

        过去一些年里，“欧洲中心论”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几年前去世的贡德尔·弗兰克（Gunder Frank）与沃勒斯坦一样，既是布罗代尔总体史观的倡导者，也倡导“世界体系”论。但他的“世界体系”跨度的时间更长，不是500年的体系，而是5000年的体系。这样，便否定了“欧洲中心论”，取而代之的是“亚洲中心论”，在社会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弗兰克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他在1998年发表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他的“亚洲世界体系”的概念，也称“白银体系”。放在5000年历史的长河里，弗兰克的观点是有充分依据的：不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而是世界造就了欧洲；世界比欧洲更重要，欧洲只是世界果壳中的欧洲。弗兰克认为，今天的世界体系可以追溯到5000年以前，和5000年前是同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是由亚洲在很早的时期就转动起来了，欧洲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只是这个亚洲世界体系的边缘。弗兰克的理论极具冲击力，不是动摇，而是彻底地否定了“欧洲中心论”和“欧洲决定论”。

        从公元前3000年有记录的历史开始，直到罗马帝国的崛起，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欧洲一直附属于亚洲，在这一点上是没有疑问的。西方历史学家早在19世纪便大体上弄清了犹太教、基督教、希腊的科学和文明，都出自于古代的东方文明，它们同后来的伊斯兰教同出一源。公元前1世纪，中国的丝绸便传到了罗马。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欧洲也一直受到东方财富的强力吸引。老普林尼就惊叹道：“现在人们开始从大地的一端穿行到另一端，而这又仅仅是为了罗马的一名贵妇人，让她能够在透明的罗纱之下，卖弄其女色之美。”为了得到珍贵的丝绸，罗马必须向亚洲输送羊毛织物、平纹布、金属、玻璃、琥珀、珊瑚和树脂。

        罗马帝国崩溃后，伊斯兰教在西亚地区兴起，世界的重心又回到了亚洲。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使身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和冲突要津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繁荣起来。13世纪初，蒙古人从草原深处崛起，横扫欧亚大陆，打通了贯穿南欧、中亚和中国的商道。由于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发达，世界各地的金钱通过各种渠道纷纷流入威尼斯等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并且拥有很强的海军力量，控制了地中海的贸易。到15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崛起时，只能寻找其他通往中国核印度的航线。

        弗兰克指明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哥伦布1492年的远航，并不是去发现新大陆，而是受到亚洲财富的吸引，去探索通往中国和印度的新航道。这也充分说明，在1500年以前，世界已经存在一个世界体系，并对相距辽远的人们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海上强国与陆上大国

        尽管存有很多争议，但“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框架仍很重要，对于研究当代世界政治经济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实际展开的过程，考察现代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探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是如何地把其他各个地区编织到一个共同的、互相联系的不平等的体系之中的。此外，借助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哪些地区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哪些地区处于体系的边缘状态或半边缘状态，更加准确地衡量它们之间的相对地位和相互关系。

        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和古希腊时期。早在欧亚大陆刚刚出现农业国家和游牧民族国家之时，地中海沿岸就出现了最早的海上强国，它们是由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和城市手工业者建立的。海上贸易者是从渔民演变而来的，他们和草原上的牧人一样，既从事贸易，也从事劫掠。在抢劫财物的同时，还贩卖奴隶。和牧人一样，对于古代的海员来说，劫掠并不是什么犯罪行为，而是一种备受尊重的高尚行业。荷马史诗中的那些英雄人物，从阿喀琉斯到奥德修斯，几乎都是大肆劫掠的强盗。

        与游移不定的牧人不同，海上贸易者在港口建立了城市，有发达的手工业，有高超的建筑、造船和冶炼技术。海上强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也比牧人国家发达，很早就在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谈到了威尼斯的起源。著名的匈奴王阿提拉侵掠罗马帝国时，一些城市和农村的居民纷纷躲避到威尼斯这个荒芜的海滩定居下来，慢慢地便形成了这个城市。到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威尼斯已经是一个海上商业强国了。海上贸易者四处航行，需要强壮的体格。但凡了解13世纪马可波罗父子经历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是些非凡的人。海上航行也要求极高的组织纪律性，这使得海员们往往比陆地上一般的居民更有战斗力。他们需要到处建立殖民地、居住点和货栈，因而比其他民族更加重视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情报，也能更多地了解远方民族的人文地理情况。

        意大利半岛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市国家，是近代第一批海上强国。在15世纪以前的欧洲大陆，教会和贵族阶级牢牢地控制着各国政府，控制着整个社会生活。而在意大利的这些城市国家，商人和银行家作为一个群体迅速兴起，同旧势力既相抗衡，又相互结合，共同分享国家权力，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或其他方面的资源。他们在最大限度地影响着政府政策的同时，也探求一些文化上的东西。他们成群结队地去希腊和罗马等地旅游访古，出高价搜罗文物和古籍，资助文学家和艺术家，是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最有力的推动者。

        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国家衰落之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也都是海上强国。从15世纪直到19世纪，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由这些海上强国所主导的。海上强国通常是短命的，除政治和经济制度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土狭窄，人口较少，缺乏战略纵深。威尼斯和荷兰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很难抵御新兴起的强国。事实上，早期的海上强国，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称不上是霸权国家。从世界历史上看，只有英国实现了海上霸权。它的顶峰是在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后半叶，随着美国、德国和俄罗斯等陆上大国的崛起，它的霸权时代也就宣告终结了，世界历史迎来了新的陆上大国时代。

        力量转移与转折时期

        科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事实的充分观察，从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而铲除那些根深蒂固的、与人的整个心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迷信思想。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如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之所以得到世人最高的尊重，是因为他们综合了以往最杰出的科学思想，并用之预测世界历史的“结局”，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

        许多历史学家卓越的研究都表明，自有文字记载的文明产生以来，人类进步的历史进程大体上是相似的。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是站在同一条文明阶梯的不同台阶上，从低处向高处迈进。每前进一步，都会积累新的力量和潜力，成为向更高台阶迈进的基础。推动这种进步的最深刻的根基，始终是在经济领域，但政治制度方面的突破性进展，有时也会促成跃进，从而取得超越性的发展。

        欧洲海上强国崛起的起始点1500年左右，自此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欧洲在技术、文化和政治领域进入了一个向上的时期。而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亚洲大陆国家，自古以来就以自然经济为主，工商业不发达。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后，西欧海上强国控制着世界金融和贸易，在军事和文化上有明显的优势，东方的衰落也是无可避免的。尽管如此，在19世纪以前，中国和印度仍一直是世界最重要的生产中心。贡德尔·弗兰克认为，西方真正超过东方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伦敦在1850年取代北京，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此时，西方的总体经济规模，也超过了世界经济的一半以上。

        但亚洲衰落的起始点，还可再向前推到1750年左右，这时英国已在酝酿着工业革命。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印度和奥斯曼帝国，都普遍陷入了经济停滞和政治危机。自此之后，东西方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都加快了速度，只是方向不同。西方加速崛起，东方加速衰落。印度和奥斯曼帝国都在18世纪末开始衰落，中国则是在19世纪初开始急剧失序，鸦片贸易和白银外流动摇了整个经济体系。中国的衰败过程持续了近100年，直到1912年清王朝的土崩瓦解。

        布罗代尔说过：“当文明之间发生冲突时，它们的屈服仅仅是暂时的。”今天，中国已经恢复了陆上大国的地位，世界政治经济力量也随之发生了新的转移。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取代了美国，成为遥远的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预计在不是很遥远的将来，中国将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有人认为，中国取得的这些成就的进度超出了预计，因而也可能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但都无法否认这是现代世界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是一项了不起的、奇迹般的成就。中国崛起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俄罗斯、印度、巴西、土耳其等一批曾衰落的陆上大国，也都在重新崛起。

        经济力量的变动和转移，往往会直接反映到政治力量方面。由于政治因素更为灵动、更为敏感，一些政治公式，如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等等，便往往可以用来作为衡量这种力量转移的先导指标。国家间交涉中彼此的嚣张程度、退让分寸，乃至政治家之间的握手力度，也都可以用来测量这种力量的变动。很多实事都反映了西方对国际政治事务控制力被大为削弱，包括“20国集团”正在取代“7国集团”和“8国集团”，成为讨论全球政策协调的关键性论坛。在美国和欧洲，越来越多的人士也在更多地强调要加强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

        世界力量转移本身也是一种需要说明的现象，因为这意味着当前的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或者说是一个转折时期。历史上任何这样一个时期，都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机会。因为这其中涉及到对一个基本问题的准确判断：这一趋势究竟会维持下去，还是会适时终止，乃至再度发生转折。辨别、引导和阐明整个历史进程，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历史本身也并不能直接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具有无与伦比的穿透力，他对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和运动规律的阐释，比任何人都更为精辟、有力。资本积累的内在冲动，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自始至终是一种扩张性的制度，是一种“全球性的制度”。无论它是怎样形成的，根植在哪里，它总是要破坏束缚它的桎梏，清除自己道路上的障碍，试图战胜一切先前的生产方式，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在社会中争得统治地位。资本之所以会无休止地向外扩张，有两个永久性因素：一个是它产生的经常性的危机，另一个则是从外部取得更大利润的可能性。由于资本的扩张始终面临着地理上的障碍和政治上的抵抗，因而需要国家充当通道、媒介和代理人。这样，在国际范围内，资本的利益便直接地、迅速地以国家政策的形式而表现出来。资本扩张所产生的各种对抗，也因此采取国家之间冲突的形式，甚至采取整个民族之间冲突的形式。

        马克思的这段话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与美国”这个课题。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世界政治经济生活的重心已经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太平洋。世界历史进入了“太平洋时代”，成为现时代的根本特征之一。马克思的语法也永远具有时代的穿透性，借用《共产党宣言》开篇一句话：为了对这个古老东方大国崛起的“幽灵”进行围剿，非得将一切反动势力都联合起来，组成神圣的联盟不可。美国战略东移与中国崛起相互纠缠在一起，但这两个进程的起点和内在逻辑都不同。历史大河的运动方向变幻难测，这二者之间相互可能会起阻碍的作用，也可能会起到加速的作用。就目前情形而言，还很难对这一问题做出一个清晰明确的解释。但这至少也可以提醒我们：目前我们所处的这种时期，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中国能够在这个时期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证明中国过去经历的所有的年代都不是白白度过的，正是很多代人经过斗争、遭受苦难、英勇奋斗和坚持努力，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结果。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道义战略》① 

        陈玉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导.论

        长期以来，一些自认为“严肃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极力排斥道德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把道德带进国际关系不仅会使国际关系研究无法科学化（因为科学被认为是价值中立或去价值化的），而且会带来致命的危险，使国际社会陷入正义与邪恶的讨伐征战中。但实际上，如爱德华·卡尔所指出的，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和一般研究不同，一般研究可以把研究的事实和研究目的分开，而“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是与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 或者说，“政治学研究目的本身就是事实”，研究的目的和愿望会改变事实本身。②研究的目的和愿望是无法逃离研究者的价值诉求的，因此国际关系的研究必然会处在一种道义伦理观的关照中，研究者再怎么小心区隔也没用。国际关系的现实也是如此，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它们的国际话语系统实际上充斥着大量道德依据和道义诉求，没有谁会把自己的行为解释建立在赤裸裸的权力考量上。“无视权力因素是乌托邦意识。但是，如果无视世界秩序中的道德因素，则是一种不现实的现实主义思想。”③ 

        但是，国际关系的研究对道德问题退避三舍也是个事实，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不是认为道德在国际关系中不重要，而是道德问题本身存在着大量似是而非、有时还互相冲突的论断，这使得国际关系的道德问题又非常难以清楚地、前后一贯地得到界定和论述。对正义、道德、伦理问题的讨论在同一个文化、政治和法律体系内部都充满了争论，由不同文化、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构成的国际社会就更是如此。不过，即使如此，这也不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国家对外战略讨论避而不谈道德问题的充分理由。

        本文并不准备全面讨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卡尔已经在《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中很系统地讨论了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和权力问题。④本文的目的主要想讨论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国际道义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思考国际道义问题，该执行一种什么样的国际道义战略。许多人指出，我们已经在物质上崛起，尤其是在经济力量位居世界第二之后，但我们还没很好地实现社会崛起。且不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它至少说明了我们考虑国际道义战略的重要性。

        而且，当今国际社会又一次充斥着大量极具欺骗性的国际道德论调，如人权高于主权、保护性责任等，强权者以这些国际道德口号为幌子，肆意干涉他国和地区事务，为自己制造国际道义高地，这进一步表明我们需要说明自己的国际道义观，制订我们的国际道义战略，推动国际秩序朝健康、稳定、公正的方向发展。

        在进入具体讨论之前，这里想把道义（morality）、道德（morals）、伦理（ethics） 三个概念先作一个区分。道义是指普遍认为是正确的价值、规范和规则，譬如摩西所倡导的“黄金律”， 也即儒家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可被认为属于道义的范畴。道义在西方思想讨论中接近于正义的概念，不同的是，正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先验的存在，是用以评判一切人类行为的最高准绳，具有绝对性，而道义更侧重于其实践性，比正义更关心道德问题一点。⑤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比道义更具有自身文化的特性，如东西方文明之间就存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区别。伦理则更具体，有很强的对个人行为的指导和规范性。这三个概念可以从最普遍到最具体，依程度不同而梯次排列。道义或正义属于第一层次，本身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是关于其他次一层次最一般的标准和思考的基础，道德和伦理可以看作是第二和第三层次，这二个层次的讨论都得在不同程度上和具体的环境、动机、约束、后果等问题联系起来，也即有条件的。需要指出的是，层次不代表高低，只有普遍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的区分。当然，在许多讨论中由于对这三个概念不加区分或选择性地使用，也造成了道德问题在国际关系讨论中的困难。这里，道义和道德的区分尤其精微，因此本文在许多地方也是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区别只是当使用国际道义的概念时，它是在更一般、普遍的原则意义上谈的；而使用国际道德概念时，相对来讲要稍微具体些。

        即使是选择国际道义战略这样一个问题，要在一篇文章中全面讨论也是不可能的。本文主要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三个问题，希望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来讨论中国的国际道义战略。

        一、确立理论自觉与制度自信

        道德具有律人与律己双重性，宣称具有道德力量的主体自身应该具有道德的榜样力，这种榜样力在国际层面上属于软权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此，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都宣称自己具有这种道德属性和道德力量，反过来讲，也只有那些其所推动的主要价值能够被大多数接受的国家，才能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大国。20世纪20年代，一位德国教授写道：“英国是一个独立的大国，有着自己的方略。虽然英国一直谋求自己的利益，但同时却可以向整个世界提供这个世界急切需要的东西：秩序、进步、永久和平。”⑥这一套理念和秩序规范既是对外的一种主张，同时也应该源于其内部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和制度模式。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已形成了一套稳定发展的制度体系和治国经验。尽管立足于自己国情，走中国特色的道路，但其实有不少具有普遍性的经验可以总结。但是，应该说，在这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还缺乏足够的创新勇气和理论自觉，探索我们道路和经验的普遍意义。自近代以来，我们先是在科学技术上被西方征服，然后又在社会科学上逐步丧失自信，许多学科都被西方的概念界定和理论观点所主导，在欧美社会人文科学已经开始后现代转向同时，我们许多理论探讨还在西方现代范畴里打转。

        如果说，冷战结束，苏联的体制崩溃使得西方宣告历史终结，对其制度和价值的自信达到了历史顶峰的话，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促使西方内部出现了大量对资本主义进行自我反思的讨论。这里并不打算讨论金融危机反映的西方制度危机，⑦而只是想指出论证其制度模式合理性的西方社会科学将随着对金融危机反思的深入而出现新的转型。在西方已开始理论觉醒，自我反省的情况下，我们更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应尽快确立理论自觉和制度自信，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创新。⑧

        中国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政党和国家的建设。西方的政党制度源于其内部社会阶级矛盾突出和尖锐的时期，政党是作为阶级和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要求掌握或分享国家权力的背景下形成的，现代政党制度的形成有助于把这种权力斗争限定在和平和合法的程序之内，但政党的利益属性并没有改变，从而导致国家权力被政党，进而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为政党服务。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后，政党的属性就转变成为国家建设选拔、培养和输送人才，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保证国家意志的统一。其他参政党的属性也不是利益集团的代表和权力斗争，而是参政议政，共谋国事。政党是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服务的，而不是相反，要求权力的背后是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服务。这说明我们的政党制度和政党建设已经超越了西方现代政党制度的范畴，适应当代国家事务管理日益庞大和复杂化的需要。作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充分保证了人民主权的当代政治发展本质。

        民主是政治发展的普遍目标，不过，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同样也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过于强调形式和程序的民主。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反映了西方选举民主的弊端，一方面是为了博取选民的支持，候选人及其政党随意进行选举承诺，政党之间又进行承诺竞赛，不断提高超出政府能力的承诺门槛；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短期行为，各届政府寅吃卯粮，导致政府财政赤字连年累月上升，最后面临危机，人民又被迫为政府的不负责任行为买单。其实，民主本身不是目的，民主的目的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和福利；二是选出真正有才能的人领导各级政府和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就像市场中的商家与买家的关系一样），单纯的选举民主并不能有效实现民主的二个根本目的，民主在选举的同时还必须要有充分的协商。中国正在探索实践中的民主政治体制既能发挥基层民主的积极性和活力，又通过层层选拔机制（选拔就是一个民主协商的过程），保证最优秀的人才能够有机会为国家服务。选举和选拔相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体制的优势，如果把民主只理解为选举，那就过于简单化，也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而且，选举和选拔相结合的民主，在经济上比单纯的选举民主更成本，可以节约大笔的竞选经费。

        对政治本身的概念界定也需要重新思考。西方政治学教科书普遍把政治界定为围绕权力的活动，权力本身成了政治的目的，这实质上是掩盖了权力为利益服务的本质。但实质上，随着国家事务的日趋庞大和复杂，政治的管理属性越来越明显。孙中山先生早就提出，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 即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怎么更有效地组织和处理公共事务，不断增进民众福祉才是政治的目的。西方由于把政党与国家相分离，导致政治与政府的分离，政治属于政党活动的范畴，而政治中公共管理的属性则留给了政府。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于政党建设和国家建设是统筹安排的，因而政治就可以专注于公共事务管理的目的，大大降低了权力活动的政治和经济成本。

        与政府相关联的另一个概念是市场。受西方思想影响，市场的概念就直接等同于自由市场，政府干预越少越好的纯经济活动领域，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完全自由的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自由竞争市场模式的资本主义时代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破产。西方对自由市场的强调，本质上无非是掌权的利益集团希望政府对他们的限制越少越好，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华盛顿对华尔街毫无管制能力，导致不受限制的金融创新最后把国家的整个金融体系带进崩溃的绝境。①而且，在不受管制的自由竞争市场中，小企业根本没有和大公司竞争的实力，导致国家经济命脉最终是被少数大公司掌控，进而是国家被这些经济力量控制。中国的市场概念是既能发挥各经济主体的活力，又可以通过政策工具和国有经济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避免自由市场最终必然走向寡头甚至垄断市场的后果。

        总之，中国发展背后必然有其制度基础，否则可参见王立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思考——金融危机预警机制初探”，《红旗文稿》2012 年第6期。

        就无法解释中国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经济迅速崛起的原因，或者就会像西方一些学者那样，只愿意看到中国发展的经济成就，却不愿意承认其背后制度和模式的价值。也有西方学者提出，中国的制度保证了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否还能保证下一个三十年继续高速发展就很难说了。总之是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承认中国制度优越性的一面。其实，从历史发展来看，没有那一个国家的崛起是靠复制前面的发展道路而成功的，中国发展是因为中国探索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中国发展走出了一条政党与国家、政府与市场、民主与民生的独特道路，中国道路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西方政治的现代范畴，探索了后现代的政治模式。当然，我们还不愿意过早地用模式来界定中国的发展道路与经验，因为一旦上升为模式后，就会面临僵化的危险。而实际上，中国体制的另一个优势还在于它可以不断保持改革的活力，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每一次成功的改革，都可以释放出体制优化的效益。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致命弊端就是相信其基本模式已经优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改革成了基本不可能的任务。

        如果说要用一种绝对的标准来评判一种制度和模式的道义优越性很难的话，那么事实上历史表明，任何一个成功的大国都有其独特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模式，英国创立了议会代议制，美国设计了三权分立制，而从其独特制度创建到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的模式，中间都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其制度模式的独特探索是互相影响，互相证明的。中国要发挥更大国际道义影响力，首先需要确立自己的制度自信，探索总结自己模式经验的理论自觉。

        二、坚持以国家为基础的国际道义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道德领域不但没有变得越来越清楚，反而陷入了更多的混乱。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国际政治力量有意混淆国家道德和个人道德的界线，许多具有很强自身文化和传统特色的道德，甚至伦理领域跃上了国际层次，企图主导甚至占领国际道义阵地。理论上讲，国家道德和个人道德应该有个区分，国际道德首先应该以国家道德为基础，而不能完全建立在个人道德基础上。“国际道德就是国家的道德。”⑨个人道德带有很强的地方和文化属性，不能在全世界跨文化地套用，且不说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即使在西方世界内部，欧洲和美国之间关于废除死刑问题的争论就能很好地反映文化和历史传统是如何导致了道德观之间的差异。卡尔指出，“研究国际道德的学者，对于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国家道德还是个人道德这一问题，从来就没有一致的意见，就连他们自己对此也不清楚。”⑩这种不清楚给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带来了很多让人困惑的问题。

        对国际道德与国内道德的区分，卡尔已经有了很好的讨论，其他也有很多学者分析了国内正义论沿用到国际的难度，⑪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本文只想指出，在面对国内国际二种道德伦理界线面临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坚持以国家道德为基础的国际道义战略。

        主权是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原则，是其他规范和规则得以演化而来的基础。一般的讨论往往只注意到主权概念的法律地位和属性，很少注意到它也是一个道义范畴，因为主权确立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主权是对国家地位及其权力性质的高度抽象，代表着国家权力在国内的最高地位和国际的独立性质。当被抽象成一个纯粹的概念和绝对的属性后，我们可以把它和罗尔斯讨论的“无知之幕”等同起来，⑫因为主权也过滤掉了国家的领土面积、人口规模、军事实力、经济产值、科学技术等所有具体信息，讨论参与者只需知道他代表的是一个主权国家，仅此足够了。就像“无知之幕”是一个纯粹的假设，但它对于罗尔斯的正义推演是绝对必需的，主权对于国际道义的进一步演绎来说也是不能绕开的一个基石。承认主权，才是真正坚持了国际道义。正因为如此，以人权为借口否定主权的言行是不道德的，因为人权无法取代主权成为国际关系诸规范规则演绎的基础。

        具体而言，道德是一套关于权利与义务的信念。联合国宪章对国家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已经有了原则性的阐述，是国际道义的基本框架。不全面，但罗列地讲，包括尊重他国主权，每个国家享有自主发展的权利，每个国家应尽遵守国际社会基本规范的义务，每个国家都拥有自主决定国内事务并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等。当然，只有基于一致同意的关于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也即国际道义的阐述才具有合法性，这也使得联合国宪章成为国际道义的最高范本，其他任何阐述只有以此为基础、得到联合国授权才具有普遍道义属性。“联合国是解决各国争端的惟一有道义权威的机构。”⑬这也意味着，某些国际条约即使已获得超过联合国会员国的半数同意，也不具备对所有国家的普遍道义性。像国际刑事法庭条约，理论上只对其签字国有效，超越成员国范围的任何调查和判决都是不道义的。在没有形成国际协议前，以国内立法来管制其他国家就更不道义，即使它出于道德的目的，就像欧盟要对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单方面强行征收碳排放税的例子所表明的。

        主权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对于中国的国际道义战略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个重要的国际责任就是维护主权原则和联合国的权威性；中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迄今为止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因而国际道义的担当就要比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重大且艰巨。发展中国家相对处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弱势地位，而国际道德不充分的原因之一就是平等原则要在国际共同体中真正实施挑战很大，⑭因为各国虽然主权地位平等，而实际能力却有着悬殊的差别。这要求中国不仅坚持自身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至少在道义上，如果说从实际的发展来看已有些不一致的话），而且争取做国际道义平衡的砝码，当国际道义的天平因权力的差异而失衡时，自觉地放在上翘的一方。鉴于西方国家因其权力的强势而霸占了国际道义的话语权，上文所讨论的中国的发展本身及其模式意义就是对这种国际道义不平衡的一个再平衡砝码。

        正义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之分，国际规范在国际道义中属于前者，完整的国际道义还需要有后者的内容。鉴于资源禀赋的不同，光有程序正义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这就需要有一定的救助机制，使得在起跑线上就已经处于弱势的一方能够获得第二次的利益实现机会。因此，中国的国际道义战略应该有国际救助机制的计划，以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促进国际平等。事实上，我们已经有这方面很好的一些做法，如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增加发展中国家自我发展的“造血功能”，体现了“授人鱼不如授人渔”的观念，以及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几乎98%出口商品的零关税待遇等。进一步要做的是提出完整的国际救助机制设想，并敦促其他国家加入，使之成为整个国际社会道德机制的重要部分。

        节制是一种美德，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对于力量不平衡中处于优势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因此，在促进国际救助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尽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同时，我们应提倡一种大国节制的国际道义呼吁。对于那些一贯以道义自居，随意干涉他国事务的国家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固然重要，即使是己所欲，也不一定是人所欲，认识到这一点也很重要。己所欲必然等于人所欲的思维，实际上就是上文所批判的把国家道德与个人道德相混淆的错误国际道德观。道德之所以为道德，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个反思的范畴，需要道德主体有一种道德自觉，而不是像法律那样依靠一种外在强制。只有节制的大国，才会成为一个道德自我觉醒、自我践行的国家。

        当然，节制不等于自我束缚，它反对的是那种不审慎的力量使用，尤其是在使用者本来就处在力量对比优势位置的情况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慎武”理念，也体现在中国外交中只要还剩一丝希望就不放弃外交努力解决国际危机的一贯实践上。尽管国际关系从来就没有彻底地把战争和武力的使用放在一个完全不道义的位置上，但我们还是应该立场鲜明地把“慎武”作为一种国际道义来宣扬。

        道德问题往往和人们对世界怎么看联系在一起，世界认知决定了我们对怎么在世界实现公正的道德责任感，当然，如果这种道德雄心建立在不现实的梦想基础上，那它也是危险的。⑮在这方面，国际道义的理论可分为二大类，一是认为伦理原则可以是普世性的自然权利，这是一种普世主义（cosmopolitan）的观点；二是认为伦理原则应该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来讨论，这是一种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的观点。在共同体主义看来，全球性的普遍原则很难建立。鉴于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第一层次的国际道义，同时也兼顾第二层次的道德问题，因此普世主义和共同体主义应该结合起来，在坚持国际社会基本规范同时，在涉及具体问题的道德评判时，应尊重问题的文化背景。康德在其道德的绝对命令中，第二条就是必须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把他当做工具，也即不是从评判主体而是评判对象本身来讨论其行为的道德性。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作为国际道义的“无知之幕”，主权属于现代国际关系的范畴，在全球化面前面临诸多挑战（这一点下文会讨论到），但只有以主权为基础的全球化才符合国际道义，否定主权的全球化只会导致对更多国际道义原则的践踏，如国际平等、大国节制、小国利益等。

        三、全球化的国际道义战略

        国际道义有它的时空性，譬如暗杀在历史上的国际政治中曾习以为常，据官方记载，威尼斯共和国在1415－1525年间曾策划或企图暗杀约200人，以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1514年，拉古萨的约翰提出，只要给他1500个金币的年薪，他可以毒死威尼斯政府所选定的任何对象。同一时期，红衣主教们经常自带膳师和酒去参加教皇的加冕庆宴，因为他们担心若不这样做可能会被毒死。再譬如说，效忠自己的国家也不曾是普遍的国际道义。在近代欧洲，一国政府给另一国的外交大臣或外交官支付津贴是正当而通行的，在1795年巴塞尔条约签订后，普鲁士依约退出反法战争，普鲁士公使哈登贝格收受了法国政府赠送的价值30000法郎的珍宝，他还抱怨这份礼微不足道。⑱正义作为一种抽象的原则，可以穿越时空地来讨论，而比正义更侧重实践的道义则要受到时代变化的影响。

        当今时代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全球化，它促进了各国各地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国际道义的战略需要充分考虑到全球化所带来的道德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卡尔指出，造成国际道德不充分性的第二个原因是就整个世界共同体来说，难以做到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⑲国际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但它是一个没有共同核心权威的共同体，因此整体利益缺乏一个单一的代表者、阐述者和维护者，这也使得共同体的主要强权都在声称自己是国际共同体整体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不过，这种情况在纯假设的无政府状态中是存在的，但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整体利益还是逐步显示出了它自身的存在，尤其是在一些全球性的共同利益上，如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生态和物种多样性的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的维护等。因此，全球化国际道义战略的首要内容就是促进和维护全球共同利益，提供和实施全球性问题解决方案。

        对于促进和维护全球共同利益，每个国家都不会有反对意见，因为它和国家利益不表现为零和关系，全球共同利益的实现也促进了国家利益的实现。但是，在进一步探讨中，这个问题的道义争论其实也不逊于其他问题。争论不在于全球共同利益本身，而是为促进和实现全球共同利益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和可能产生收益的分配。每一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都隐含着一种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如果不存在成本和收益，那么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

        辛格提出了问题解决的四条原则：历史原则、即时原则、每人享有平等的一份、帮助处境最差者，⑳这些原则在联合国的气候变化谈判中逐渐形成了一条共识，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一条应对全球性问题、促进全球共同利益的基本原则，“共同”体现了平等原则，“有区别”体现了现实中能力和责任方面的不同。不过，在成本和收益的分配中，它应该更侧重了成本一面的考虑。

        一种全球性问题解决方案其实也包含着现实或潜在的收益分配，如联合国应对气候变暖的后京都议定书谈判中，提议中的气候变化基金对部分国家，特别是遭受气候变暖损害大、应对能力弱的国家来说就包含着某种收益分配。再如欧盟想要单边推行的征收航空碳排放税和排放交易，如果真付诸实施，对于它来说就会产生相应的收益（其实不是纯收益，而是提高成本所产生的收益）。对此，首先要指出的是，欧盟的不顾其他国家是否接受的单边行为本身是不道义的；其次，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本身应该是全球性的，尤其是当这种方案隐含着收益的产生的时候；再有，解决方案带来的收益不应被独占，收益的使用应该优先考虑处境最差者的需要。就欧盟的航空碳排放交易机制本身的设计来看，其基准排放额度的设定也存在严重的道义问题。这里且不讨论怎样的机制设计更能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单就其可能产生的收益来说，它应该投放到气候变化基金，作为其他解决方案的投入，或者帮助处境最差者。

 

        在全球性问题伦理中，我们还应提倡一种开放知识产权的理念。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既是一种对人类生活和活动的自我节制，也是一种新的技术和经济增长的方向。就后一点来讲，一些国家显然处于更不利的位置。鉴于解决全球性挑战在国际道义上的优先性，技术能力强的国家有帮助技术落后国家的责任。洛克等近代政治思想家从道德的角度，而不只是法律的范畴讨论了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在后来的发展中产权的概念又从物的层面进一步到了知识的层面，因此，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律的概念，也是一个道德的概念。且不论这种道德观正确与否，全球性问题不能等同于私有产权来看待，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知识和技术也应该超越普通的知识产权概念，尽可能地实现全球无偿共享。当然，要对一般知识产权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知识产权进行明确区分是很困难的，不过国际社会可以先罗列一些急需的技术，实现这些技术的无偿转让和使用，然后再来逐步扩大这个免费共享知识产权的技术库。

        除了气候变暖、环境退化、生态破坏等问题外，全球性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地来理解，譬如国际大宗商品就可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纳入全球性问题的范式中来考虑。我们可以把国际大宗商品定义为每个国家所有人生存和发展都必需的物品，如粮食、能源、水、基础原材料等，它们之所以可以纳入全球性问题的范式来思考，是因为一方面它们是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另一方面它们在全球的分布又是不均衡的。从道义上说，我们应保证所有人有以一个合理的价格获得和使用这些商品的权利，而合理的价格就意味着在市场供求关系基础上，得有一种对价格的调节控制机制。

        除了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外，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国际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这要求新时期的国际道义需要增加新的内涵。

        上文指出，主权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国际道义的基本内涵。不过，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了很多超主权、交叉主权国际领域的出现，因此，在坚持主权的国际道义同时，应开始考虑超主权、协调性主权的国际道义性。超主权在国际道义属性上类似于全球性问题，不过区别在于，全球性问题在应对方案确定后，还是可以分解成主权国家的任务来实施，如各国按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承诺来进行国内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或者生产制造能力的削减，而超主权安排则无法进行这样一种分解。譬如，建立一种超主权的国际货币体制符合国际道义的要求，但这样的安排是无法进行主权分割的。而对于增进国际共同利益来说，超主权又是道义的，必需的。不过，在这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以主权来代替超主权的现象，尽管从道义上讲国际货币体制需要建立超主权的安排，但从目前来说，仍然是美元这样一种主权货币行使着超主权的权力。在从主权货币还无法短期内过渡到超主权机制的情况下，主权货币理应担负起国际道义的责任，在制订其国内政策时应考虑到国际社会可能因此而蒙受的损失，而不是相反，利用其特殊地位向外部转嫁其内部问题。因此，在金融危机打击下，美国一再使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国际道义上讲属于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向外转嫁其内部危机的自私行为。

        交叉主权涉及的是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必然产生外部影响的问题领域，例如汇率，它是主权货币之间的一种兑换关系。虽然它可以以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形成一个价格水平，但实际上主权国家政府的很多政策在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都可以影响到实际的汇率水平，因此，完全自由化的市场汇率是不存在的，它需要主权国家间进行政策协调，也即协调主权。基于平等协商的协调是道义的，但如果是单边的施压则又成了不道义的了。

        全球性伦理对于国际道义战略来说重要性正在日益上升，这不仅仅是因为全球性挑战变得越来越严峻，而且它有助于一种全球正义的形成。一旦一种正义观形成，它会反过来加强人们的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认同，从而更好地促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对全球化进行有效管理。

        结.语

        国际关系是一个综合竞争的场域，既有权力的竞争，也有国际道义的竞争。卡尔被认为是一个强调权力的现实主义者，但他在《20年危机》中对国际道德的讨论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得道者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得天下，国际道义的竞争因而比权力的竞争可以说更重要，影响更长远。当然，鉴于道义的某种普遍性，用竞争一词来描述国际道义关系也许有欠妥当。但考虑到国际道义领域被各种理论争论搞得乱七八糟，各种国际道义观竞相争夺并扩大其观念市场的占有份额，竞争一词也有其专门的意义，竞争的结果不应是引向冲突，而是为了形成思想共识，更好地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服务。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国家，对中国来说道义的力量远比权力来得重要。物质的崛起不算完全的崛起，思想观念上赢得多数人的认同才算真正的崛起。这使得国际道义的战略考虑对于当下的中国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道德的力量既来源于主体的言和行，也源于其自身内在的性质，这使得我们提出中国的国际道义战略首先要论证其自的模式和价值体系的合理性与道义性。中国的发展成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西方文明强势入侵面前，我们应建立起对自己的自信，以及阐发说明的理论自觉。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考虑对外关系中的国际道义基本主张。在世界还没进化到一个全球社会和全球政府之前，主权仍应是国际道义的基本要求。不过，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与主权概念形成时期的国际关系已大不相同，因此，我们也提出了超主权和协调主权的国际道义和全球伦理的战略。

 ①本文得到教育部2009 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支持，项目代号EYH3056067，以及2011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11JZD047，作者为项目首席专家。

②【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 年危机（1919-1939）：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第5页。

③【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 年危机（1919-1939）：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第213 页。 

④卡尔经常被误解为道德在其中没有地位的现实主义者，并把他看做国际关系走出理想主义的标志，其实，从《20 年危机》一书中可以看出，他只是批评了国际道义理论中的乌托邦主义者，即把个人的道德伦理准则运用到国际社会中。国际政治中的道德还是重要的，否则秩序就难以建立，只不过它应该建立在国家的道德基础上。

⑤吴根友博士曾比较过西方政治哲学中的正义和中国政治哲学中的道义问题，参见吴根友：《在道义论与正义论之间——比较政治哲学诸问题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⑥【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 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第77 页。

⑦笔者已在另一篇文章就此进行了一些讨论，参见陈玉刚：“金融危机凸现西方制度缺陷”，《学习月刊》2012 年第1期。

⑧其实，这方面有些国外学者比我们自己更有勇气，例如可参见【日】大西广，谭晓军编译：“拥护‘北京共识’——高速发展型的‘政府·市场’的最佳组合”，《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 年第1期。

⑨【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 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第138 页。

⑩【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 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第136 页。

⑪例如，可参见【英】布莱恩·巴里著，孙晓春、曹海军译：《正义诸理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⑫参见【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

⑬【美】彼得·辛格著，应奇、杨立峰译：《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东方出版社2005 年版，“中文版序言”第3页。

⑭【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 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第147-149 页。

⑯Lisbeth Aggestam, “Introduction: ethical power Europe?” International Affairs, 84:1, 2008, p.5. 

⑰黄伟合：《欧洲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238-242 页。

⑱【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年版，第298-311 页。

⑲【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 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第147 页。

⑳【美】彼得·辛格著，应奇、杨立峰译：《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东方出版社2005 年版，第26-39 页。

  《构建中国现代能源产业体系》

        王家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和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指引下，我国能源领域无论在生产增长方面还是在消费控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回顾和总结这10年取得的成绩和有益的经验，对我国今后坚持走能源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十分必要。

        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的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提出了“基本实现工业化”，“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等目标要求。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能源是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发展必须适应和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了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个五年计划中都把能源发展放在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制订并实施“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总战略方针。并在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制订的“十一五”和“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更为具体的提出了我国“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的战略思路和政策导向：“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保护环境，加强国际互利合作，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

        一、立足国内，多元发展——能源生产在结构优化中不断提高

        “立足国内，多元发展”是我国能源发展的基本点。我国实现现代化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能源只能立足国内。

        1．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超过31亿吨标准煤，能源自给率90%及以上

        我国既是能源消费大国，更是能源生产大国。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到31.78亿吨标准煤（一次电力按发电煤耗计算），是十六大召开之年（2002年15.06亿吨标准煤）的2.11倍，2003-2011年间年均增长率8.65%、年均增加量18572万吨，均创历史新高（见表1）。在坚持“立足国内”方针下，我国自1992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以来的能源总自给率保持在90%及以上，2007年最低为88%。

        与世界其他能源生产国家相比，我国近几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根据国际能源机构各国能源平衡表数据，2009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一次电力按电热当量计算），美国为24.09亿吨标准煤，中国为29.79亿吨标准煤。2001-2009年间年均增长率，中国为8.21%；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在5.43%～1.17%之间；发展中国家：埃及4.98%，韩国3.20%；发达国家：加拿大0.50%， 美国0.07%，法、德、日、英等国是负增长（-0.14%～-5.82%）。     

        2．一次能源生产结构不断优化，非化石能源比例上升到9%及以上

      遵循“优化结构”的目标要求，10年来，我国一次能源生产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综合能源平衡表数据，2011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31.78亿吨标准煤）的构成为：化石能源91.20%（原煤77.70%，原油9.20%，天然气（ 4.30%）；非化石能源8.80%（核能0.84%，水能等可再生能源7.96%）。与2002年相比，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的比例分别下降和上升1.03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我国非化石能源增长速度高于能源总量及化石能源。2003-2011年间年均增长率，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8.65%，其中，水电10.27%，核电14.70%，水电外可再生能源产量高达43.72%。与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相比，同期非化石能源（核电、水电和其他合计年均增长率12.21%）低于天然气（13.62%），但远高于原油（2.19%）和原煤（9.54%）。

        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当今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调整能源发展战略和优化能源结构的重要内容和举措。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推进了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可再生能源资源由传统开发利用方式向现代开发利用方式转变的步伐。按现代方式开发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规模口径计算，我国可再生能源产量在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例，已由2005年前后的8.5%左右，提高到2011年10.3%。

        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政策导向下，我国能源生产结构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至今已经初步形成了以煤炭为基础、电力为中心、石油与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应格局。我国在相关规划提出并向世界公开承诺的目标是，努力实现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达到15%左右。加大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开发利用力度，以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仍将是我国能源发展的重要任务。

        二、节约优先，保护环境——能源消费在强度降低中有效控制

        “节约优先，保护环境”，是我国实现能源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必然选择，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我国自1992年起能源消费总量超过能源生产总量，至今能源生产低于能源消费的趋势仍在延续，单纯依靠增加能源供应，难以满足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同时，由能源消费增长引起CO2排放的大幅度增加，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我国面临着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巨大压力。10年来，党和政府提出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加大了节能减排工作的力度，取得了能源消费强度和CO2排放强度“双降低”的明显成效。

        1． 能源消费强度下降，总量增速得到有效控

        制我国现价段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能源消费总量趋于增长是客观需要。节能优先，不是简单地压缩能源消费总量，而是在使用能源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减少浪费，提高有效利用程度，以尽可能低的能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因此，节能的核心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降低能源消费强度）。数据显示，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由2002年15.94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11年34.78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强度（每万元GDP能耗）由2002年1.162吨标准煤（2005年可比价计算，下同）下降到和2011年1.011吨标准煤（见表3），2003-2011间以年均9.05%能源消费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0.75%的增长，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842，年均节能率1.54%，年均节能量5898万吨标准煤。

        但是必须指出，我国在2003-2004年出现了能源消费强度反弹的情况。2004年，能源消费总量21.35亿吨标准煤，产出GDP（按2005年可比价格计算，下同）16.61万亿元人民币，每万元GDP能耗为1.285吨标准煤，系2000年以来最高值。致使“十五”时期和2003-2007年期间出现年均节能率为正值。正是由于2005年以来重申了节能优先政策，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力度，扭转了万元GDP能耗上升的局面。2006-2010年间我国以年均6.61%能源消费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1%的增长，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589，年均节能率4.14%，年均节能量12700万吨标准煤。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说明，只有坚持节能优先，提高能效，降低能耗，才能取得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实际效果。数据显示，我国

        能源消费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已由2003-2007年间展低耗能产业，主要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

        11.96%降低至2008-2011年间的5.52%。这是提高能源系统效率，加快建设节能型产业体回顾和总结能源消费强度的下降，在很大程系，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过快增长的重要途径。度上是源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一方面有效与此同时，由于各行各业依靠技术进步，采取各种控制高耗能产业盲目发展和过快增长，推进主要有效节能技术措施，从而降低了单位产品能耗，提用能行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加快发高了能源有效利用率。例如，我国每千瓦时火电的发电标准煤耗由2000年363克和2002年356克降到了2010年312克，下降了14%；主要原材料产品能耗2010年与2005年相比，粗钢综合能耗下降12%，乙烯综合能耗下降11%，合成氨综合能耗下降14%。

        2.  CO2排放强度下降，努力实现下降45%的承诺

        我国是世界CO2排放总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CO2排放的控制，能源效率的提高使我国CO2排放增长和强度有明显的下降。据国际能源机构数据，2009年中国CO2排放总量为68.32亿吨，约占全球排放总量24%；与2000年（30.37亿吨）和2005年（50.62亿吨）相比，9年间年均增长9.42%，其中，前五年10.76%，后四年7.89%，后者比前者下降2.83个百分点。从CO2排放强度指标看，我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即年均降低率应达到3.35%～3.91%。实际上，我国按人民币计算的CO2 排放强度在波动中呈下降态势，每万元GDP（2005年可比价）CO2排放量由2000年2.62吨，上升到2005年2.74吨，下降到2009年2.40吨。以2005年为界，前五年增长4.58%；后四年下降12.41%，完成承诺指标30%左右。

        三、发展的关键是构建现代能源产业体系

        面对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严峻挑战，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必须继续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的总战略和“立足国内、多元发展、节约优先、保护环境”的政策导向，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和提高利用效率。以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和CO2排放强度为核心，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过度增长。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能源供需、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平衡和协调，当前和今后要把“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放在重要位置。从国情出发，总结历史经验，我国构筑现代能源产业体系面临着“传统能源产业绿色发展”和“新兴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战略任务，推进能源产业体系由以传统能源绿色发展为主向以新兴绿色能源为主转变的进程。

        1． 要把传统能源产业绿色发展的重点放在煤电一体化

        绿色发展是一种“低排碳、低耗能、低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以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为核心、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绿色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在我国，“绿色发展”已经列入“十二五”规划纲要：“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我国常规能源资源中，煤炭占绝对优势地位，油气资源量很少。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中，煤炭所占比例已由2000年73%上升到2011年近78%。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始终面临着要求能源、经济、环境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一方面，经济增长需要相应的能源增长予以保证，而石油供应短缺、煤炭利用效率低下，使能源经济效益和供应安全难以保障；另一方面，煤炭开采、加工、利用，特别是其燃烧产生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导致严重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使能源环境问题难以妥善解决。解决能源、经济、环境全面协调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实现传统能源产业绿色发展，重点应该放在煤电一体化发展，这是我国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的重要保障。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煤电一体化是一个综合能源产业的概念，包括煤炭、电力以及用煤、用电各个产业。电力和煤炭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近些年来，这两个行业提供的能源数量占终端能源消费量75%以上，实现的工业总产值和利润总额占能源产业的60%和50%以上。今后，这两个行业不仅将为其他产业部门和人民生活继续提供所需的物质技术基础——能源的绝大部分，而且本身是国民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点。因此，煤电一体化发展是我国实现传统能源产业绿色发展的核心，应该列为构建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的重点之一。

        煤电一体化发展的基础是发展煤炭和煤炭的清洁利用。从立足本国资源的政策导向看，我国能源供需平衡的基础依然在于煤炭。大力发展洁净煤，把煤炭转换为电力，可以从总体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质量。我国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煤炭是能源的主体，这是煤电一体化得以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但是，当前我国煤炭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资源基础储量不足，煤炭储采比急剧下降；产业集中度低，勘查开发秩序混乱；生产安全事故多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后续生产能力不足，煤炭供应缺口增大等。今后，煤炭发展必须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提高煤炭利用效率，维系煤炭产需平衡，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煤炭生产集约化程度、安全生产和科技水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现代煤炭产业发展，建设新型能源基地。

        煤电一体化发展的核心是加快发展电力。近年，我国煤炭用于转换为电力的比例在50%左右，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例约为44%（按电热当量计算约26%）。今后，要不断提高煤炭用于发电的比例，提高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同时，电力行业发展要合理调整和优化电源结构，增加水电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发电量，提高清洁能源发电的比例。要坚持我国能源发展“以电力为中心”的战略和政策导向，构筑清洁、稳定、经济的现代电力工业体系，使其成为我国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的核心。

        2．新兴能源产业快速发展要突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新兴能源产业，是2010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确定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包括核电产业和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加快新兴能源产业发展步伐，是当今世界解决能源危机、优化能源结构的根本出路。近些年来，我国在新兴能源产业发展的诸多领域已经形成了国际竞争优势，未来发展应以巨大内需市场为后盾，快速提升创新能力，积极发展新一代核能；加快太阳能热利用技术推广应用，开拓多元化的太阳能光伏光热发电市场；提高风电技术装备水平，有序推进风电规模化发展；依托信息、控制和储能等先进技术，推进智能电网建设；因地制宜开发利用生物质能。

        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均属于绿色低碳清洁能源。数据显示，我国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列入能源平衡表内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由2000年6.40%和2002年7.30%提高到2011年

        8.00%，增长速度高于以煤为主的传统能源。为顺应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和以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趋势，我国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能源产业，不断提高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在现代能源产业体系中的结构比例。

        在新兴能源产业中，可再生能源是人类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污染的永续能源，应该予以优先发展，特别要把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等水能外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放在突出地位。这是因为，从技术可开发资源量构成看，水能资源所占比例为19%，水能外资源的比例高达81%，是前者的4倍，其中：风电资源比例高达48.4%，生物质能资源比例24.5%，太阳能光伏发电资源比例6.8%。再从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看，2011年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率已达41.4%，而水能外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率合计为2.1%。因此，今后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将主要依靠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水能外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大幅度增加。同时，要把可再生能源发电列为现代电力工业体系的优先发展领域，形成煤电一体化电力和新兴绿色电力齐头并进发展的局面，

        3． 节能环保产业应该成为现代能源产业体系有机组分

        节能环保产业，也是我国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个重点发展领域。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按现有13亿人口平均的能源资源探明储量，人均煤炭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5%，人均石油可采储量为11%，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为4%，人均水能可开发资源量也只有世界人均值的2/3。提出能源节约优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节能提效可视为我国能源发展中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同等重要的“第五能源”。而我国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居高不下的能源消费是CO2排放总量增而不减的基本原因。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节能与环保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节能环保产业可视为我国构筑现代能源产业体系中与传统能源产业和新兴能源产业同等重要的“第三能源产业”。

        节能环保涉及众多领域和行业部门，要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构筑节能环保技术体系，支撑产业发展。一是组织对共性、关键和前沿节能环保技术的科研开发，实施重大节能环保技术示范工程，促进节能环保技术产业化。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节能环保技术创新体系，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引进国外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并消化吸收。二是国家制定节能环保技术开发、示范和推广规划，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明确阶段目标、重点支持政策，分步组织实施。尽快研究和出台我国节能环保技术政策大纲，引导行业和企业有重点地开发和应用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把资金投向节能环保技术产业化领域。三是建立共性节能环保技术和通用设备科研基地。制定激励政策，组织科研单位、生产企业和技术人员，开发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和高效节能减排设备。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还要遵循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还要遵循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不断优化市场环境，创新市场机制，推动节能降耗工作市场化发展推动节能环保技术和产业的市场化发展。近些年，以市场为导向的节能降耗新机制以市场为导向的节能减排新机制，如合同能源管理、节能发电调度和电力需求侧管理电力需求侧管理、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标识、节能环保产品认证节能产品认证、节能自愿协议清洁发展机制等，已经在许多地区和部门推行，并取得实际效果，应及时总结经验，因地制宜推广应用。

        4． 加强国际合作是构建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

        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中国现代能源产业体系要立足国内，同时要面向国际，适度利用国外能源资源和能源市场，在平等互惠、互利双赢的原则下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合作，保障能源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在能源发展方面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为此，中国领导人在2006年和2007年间在多次国际会议上提出，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国际社会应该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调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

        加强国际互利合作是我国能源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适度利用国外能源资源和国际能源市场，是作为国内能源供应的必要补充。特别是石油资源，我国国内油气资源短缺，需要大量进口原油以及天然气已成定局。我国进口油气产品，以经济效益和双方互利合作为前提，多方位地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或从国际市场上购买油气，或到产油气国投资开采，协调保障国内能源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国能源发展不仅满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机遇和广阔空间。我国将坚持“互利合作”和“多元发展”，在平等互惠、互利双赢的原则下加强同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合作，实现资源供应地区、合作方式以及能源资源品种的多元化。只有加强国际互利合作，才能“协同保障”全球能源安全。

        几年来，我国树立和落实新能源安全观，一方面是高度重视并加强了同世界各国的对话，并建立对话机制；另一方面是高度重视并加强了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积极探索建立清洁、安全、经济、可靠的世界未来能源供应体系，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今后，为构建国内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将在市场推动中加强国际互利合作，学习借鉴国外在管理、体制和机制等方面的新经验，在引进国外现有先进技术的同时，通过共同研发、合理转让等合作方式提高国内节能降耗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合理转让等合作方式提高国内能源发展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繁荣，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深化国际经济与金融治理改革：G20任重道远》

        王 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教授）

        今年6月18日至19日，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召开的第七次G20集团峰会上，除了如何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风险和欧债危机等相关热点议题外，继续推进国际金融治理改革依然是G20集团领导人讨论的重要议题，其中落实和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和份额分配调整改革方案提上日程。与此同时，进一步增加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的话语权，以及深化国际金融治理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一、全球经济形势乱象丛生

        在全球经济形势险象环生和欧债危机的冲击的背景下，G20集团峰会能否继续致力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显然G20集团既需要承担以此相应的必要国际责任，同时也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为此国际社会寄予着期待。

        当前，由于美国经济前景仍不明朗，欧债危机又在进一步恶化，再加上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加剧，从而导致全球经济下行的风险有增无减，由此本次峰会需要商讨的迫切议题是如何稳定全球经济，以及避免欧债危机向纵深方向发展。从当前全球经济风险因素看，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和国际金融市场依然脆弱，各种制约因素不断强化，当前全球经济仍将处在一个复苏阶段，但复苏速度将明显放缓。预计，美国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期，需要较长的过渡期才能步入正常的经济发展轨道，甚至有可能出现反复；欧洲经济出现反复波动的可能性增大，财政和债务状况的恶化将在较长的时期困扰着欧洲各国，甚至爆发新一轮危机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而新兴经济体的稳定增长也不一定能够持续，牵引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有可能会减弱。

        此外，目前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全球经济格局和增长进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新阶段，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的路径和前景正面临重大的结构性调整，增长的步伐将取决于这一调整的进程，其中包括经济政策的深度调整、通胀的预期、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复、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以及国际汇率变化预期加深等不确定因素。因此，G20集团当前面临的紧迫形势是日益增多的全球经济风险，以及由此不断带来的挑战，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则当属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平衡增长。

        与此同时，当前的欧债危机和发达经济体核心国家的主权债务信用问题是否会向全球扩散？又会带来那些影响？恐怕是世界各国最为担心的问题。目前，欧债危机和发达经济体核心国家的主权债务信用问题，蕴含的风险无疑是“一颗随时有可能被引爆的炸弹”，无形当中已对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构成严重威胁，将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安危栓在了一起，一时间国际债务动态发展趋势成为全球密切关注的问题。显而易见，欧债危机和发达经济体核心国家主权债务信用风险的持续蔓延和发酵，对全球经济和金融领域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因此欧债务危机和发达经济体核心国家的主权债务信用风险成为当前全球经济主要风险因素之一，是各界普遍关注和国内外各媒体议论最多的话题。

        从当前蔓延发达经济体的主权债务危机看，许多国家沉重的主权债务负担不仅阻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正常经济发展，而且成为影响该地区乃至全球金融形势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还未从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阴影中完全摆脱出来，经济复苏和抗风险机制又十分脆弱，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敏感性自然难以承受新一轮的冲击。因此，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稍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引发新的危机，并导致全球经济增速下行，甚至出现反复，国际金融市场也会由此风声鹤唳。另外，当前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加剧，预示着全球面临着巨大债务风险，如果欧债务危机进一步扩散，发达经济体核心国家的主权债务信用问题又进一步演化，危机有可能蔓延至抵御能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旦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爆发类似的债务危机，全球金融市场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大幅震荡，导致国际金融形势再度恶化，并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性增长。

        因此，如何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风险和欧债危机是G20集团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二、G20集团峰会的政治作用

        G20集团除了如何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和欧债危机等问题外，继续推进国际金融治理与改革依然是G20集团领导人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其中进一步增加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的话语权，以及深化国际金融治理与改革被再次提出。

        现代历史多次证明，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政治危机或是战争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政治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始于发达国家，随后形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暴露出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种种弊端，也暴露出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特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背景下，为了防止因国际金融体系种种弊端导致类似金融危机的重演，世界各国普遍希望能够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和完善，并进一步加强对国际金融的监管，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的改革与调整则自然成为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

        而作为国际金融多边机构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是增加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的话语权，体现国际金融机构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公平性，并进一步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和加强国际金融治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G20集团峰会不仅在处理全球金融危机和协调各国政策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也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提供了重要平台，在推进国际金融治理与改革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政治作用。在G20集团峰会的推动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呼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调整由此加快，成为国际金融多边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被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认可。2010年4月，世界银行对其投票权结构进行重大改革，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2010年11月的G20集团首尔峰会，确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调整，最终兑现了G20集团匹兹堡峰会提出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份额分配的调整，其中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有的份额从3.27%上升到6.39%，成为美国和日本之后第三大股东国。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当代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秩序不仅仅是简单的国际间金融问题，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等综合性的系统问题，是一个多变而又繁杂的体系和国际准则。仅从国际金融体系框架的制度形式看，许多机制相互交叉和重叠，涉及面十分宽泛，因此，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与调整的侧重点是从其结构和不同属性的互动关系出发，其中投票权和份额分配调整首当其冲，成为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与调整的首选。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界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提出了各种批评与质疑，包括对其权益分配不合理与不公平的指责。对此，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必要的投票权和份额分配调整，确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地位的重要性，就成为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调整也由此展开。

        由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基于这样的现实，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发达国家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三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

        因此，G20集团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必然也是协调与博弈并存，三种力量的博弈将在改革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G20峰会能否协调各成员国的立场继续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决于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改革的诚意。尽管，国际金融多边机构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调整已有进展，但由于各国存在利益分歧和观点差异导致后续的改革不会一帆风顺，各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利益的博弈将是一个长期化过程，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利益博弈，而进一步增加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的话语权则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四、国际金融改革触及各方利益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正经历着全面变革与调整，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历次G20峰会商议的焦点问题。但在历次G20峰会上，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不断出现的危机中分担金融风险和应对危机成本，目前则是应对欧债危机和经济增长减缓，因此有关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国家利益博弈不可避免。　

        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目前的经济和金融形势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心的是如何巩固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经济的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由于深陷债务危机较为热心于救市；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进一步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保持经济稳定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因此，各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热情和关注度也就各不相同。

        另外，由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后续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 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

        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最终在改革中如何寻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G20集团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协调。

        五、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近年来，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份额，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成为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被迫对体制内的投票权和份额进行了多次调整，但调整的幅度始终仍未达到公平与合理的程度。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决定增加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但从现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额份和投票权的分配构成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体制内的弱势仍然突出。虽然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分配的增加，是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与调整的良好开端，无疑对提升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来说是件好事。但从实际意义上来看，即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投票权和份额已有所增加，但作用不大，也不等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其机构中的干预能力能够得到显著提升，仍难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分庭抗礼”。

        与此同时，在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中，中国既要有大国的责任感，与世界各国共同承担风险与责任，尽快实现全球经济与金融的稳定，又要尽可能地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就中国而言，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位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高居世界首位，且近几年占全球经济增量中的比重在15%左右，中国经济实力出现了质的变化。由此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增强，影响不断扩大，对全球和地区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影响力的显著上升，国际上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此，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国际经济、金融的稳定，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当然也要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和碰撞中权衡利弊。

        六、改革需要解决的是失衡问题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需要解决的是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林顿森林体系之下，乃至在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发生不平衡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布林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它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公平地得到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 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由于长期以来国际经济、金融失衡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与承担相应责任问题上难以达成平衡点，因此增加了改革的难度。特别是：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在国际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情愿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一个难点依然是，各经济体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与负有相应责任问题。

        另外，由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新的更多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然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额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分配调整与改革发展方向看，最终改革的结果是否能够改变现有的国际金融格局，还不能下结论。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重心依然是调整投票权和份额的分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地位的提高，提升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干预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的力度。如何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相应发挥与中国地位相称的影响和作用，其他新兴经济体各国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恐怕不仅仅局限于最基本的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调整，需要中国拿出更加深入、更加切合实际的国际金融体系多边机构改革的方案，这将是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和需要思考的问题。

        随后的几年，仍将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重建与国际金融大变革的重要年份，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的情况下，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能否持续，欧洲能否从债务危机中彻底摆脱出来恢复常态，依然有待进一步观察。与此同时，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和调整也在同步进行，改革和调整能否继续深化，国际社会拭目以待。        

《世界经济失衡的本质原因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姜跃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全球经济失衡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其突出表现是经常账户收支，特别是商品贸易收支的严重失衡。失衡的主要背景是国际间产业转移导致的贸易流向变化，以及主要国家的相关经济政策。由于失衡各方近期内均难以做出根本性政策调整，未来国际贸易失衡可能将呈常态化特征。如何在这一背景下，把握好国际经济变化的脉络，从自身平衡出发，调整相应政策措施是协调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关键所在。 

        一、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产业结构引发的贸易流向变化，以及主要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产业逐级转移是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跨国流动进一步加强，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变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在本国进行生产之后将本国生产产品对外出口，为让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集中和使用，并形成面向世界生产的新格局，其具体形式表现为一些生产企业的跨国外包的发展与全球供应链延长。这一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即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率先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使其拥有相对的出口竞争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这种产业转移带来贸易流向的显著变化，由海外企业投资或外包、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完成的制成品大量返销发达国家，由此引发贸易逆差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导致某些发达国家从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从而导致“贸易失衡”和国际收支持续恶化。 

        （二）贸易“内涵”变化是重要原因。20世纪末期以来，由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国际产业转移潮的不断出现，产业内贸易替代产业间贸易，并已占据国际贸易的主导地位。期间，跨国公司通过技术研发、关键零部件制造、生产及等诸多环节获得并转移了商品生产的大部分利润，而把商品贸易的规模和数量留在投资东道国。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贸易顺逆差的内涵和经济意义随之发生了改变，以国界划分的贸易顺逆差已不再真实地反映各国间贸易平衡状况，更不能准确地衡量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统计表明，多年来，外国直接投资的加速与美国经济失衡加剧的时间几乎同步。在中国，贸易顺差的最大制造者是海外跨国公司。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的进出口与顺差，中国的实际进出口与贸易顺差将减少一半以上。同样，美国现行贸易逆差的最大制造者主要源于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

        （三）一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一个原因。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大量向外转移之后，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第三产业，因而需要持续刺激国民消费。因此，许多国家实施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导致国内消费膨胀，进而引发对外贸易严重失衡。例如，美之所以成为全球最大贸易逆差国，其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过度消费。近年来，政府大规模减税、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快速增长等都极大地刺激了国民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小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出于反恐和刺激经济不断扩大公共开支，导致联邦政府财政在2002财政年度由盈余变成赤字并延续至今。二是个人储蓄率不断下降。从2005年起，个人储蓄率开始降至负数，到2010年11月份，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连续第20个月处于负数。三是出口设限。美在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需求巨大的本国市场的同时，却以安全战略为由，对高技术向新兴市场出口设置重重障碍，使得外贸状况雪上加霜。 

        二、贸易顺差国和逆差国近期均难做出根本性政策调整，因而国家间经济关系失衡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常态

        （一）全球经济不平衡是“总体动态平衡”中的永恒现象。在经济全球化与生产国际化大背景下，商品与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因此，世界经济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在国际商品市场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连续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一些国家出现国际收支黑字，必然表现为另一些国家出现赤字。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一些国家出现资本盈余，自然会流向那些资本相对不足的国家，使其成为资本项目的逆差国。这样，经常项目下的不平衡通过与资本项目下的不平衡实行对冲，进而实现双方动态平衡。展望未来，只要全球化大趋势不变，全球经济不平衡必将继续呈现常态化趋势。 

        （二）世界主要经济体缺乏共同治理的政治意愿。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背景之一，就是全球经济发展过度失衡。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要复苏，就必须在再平衡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各国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开发，找到新的增长点；必须在消费和储蓄两个领域实行新的突破。这些均需世界各国的协调推动，尽快形成共识，采取协调政策。具体说，美应切实提高私人部门储蓄率、避免财政赤字继续恶化、促进高科技革命、放松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限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中国应迅速改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失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速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遗憾的是，目前各国在此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发达国家仍旧依照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重振经济，导致主权债务风险大幅上升，经济复苏陷入迟滞。

        （三）一些国家已把保有赤字作为本国经济发展重要战略。这里最为突出的是美国。1972年，布雷顿体系终结，美元与黄金脱钩，以美元为基础的新国际金融体制建立，确立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这样，伴随着一个国家贸易不平衡所发生的贸易赤字或贸易盈余，就演化成为一种美元债务或美国国库券的积累。长期以来，美则通过各种手段操控美元汇率和利率，维持本国经济发展，以便不断利用贸易不平衡和贸易赤字，吸取其他国家的战略资源、优质商品和贸易盈余，从而推动本国经济的良性运转。这种发展思路已逐渐成为美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 

        （四）顺差国难以承担“失衡”调整的责任与后果。新兴市场是以美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主要对象，目前已形成了以来料加工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会压抑国内消费，导致国内高储蓄率和出现经常项目的大量顺差，并使这些国家致力于扩大出口，从而出现大量贸易顺差和大量外汇储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相关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全过程。这些国家往往以购买美国政府券债的方式向美回流美元，美券债资产已成为它们经济实力和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希望维持美元保持强势地位，不愿将本国货币大幅升值或美元大幅贬值。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在调整汇率上缺乏合作与协调，任何国家都不会率先升值本国货币。

        （五）汇率变动对恢复经济平衡影响有限。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宣布美元贬值，其他四国货币升值。但是，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不降反增。本轮美元贬值始于2002年，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随美元贬值而增加，由2002年的4，613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7，881亿美元，占GDP比重由4.4%升到6%。①上述说明，汇率政策对国际贸易失衡的调节作用有限。全球贸易不平衡是全球投资与储蓄分布不均的结果，是世界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突出表现。各国调整现行宏观经济政策与加强国际协调是关键。例如美国须解决储蓄不足和消费过度问题；日本和德国必须刺激国内需求；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需要更灵活的货币政策；石油输出国需要增加投资与消费，并使石油美元有序回流到国际金融市场；中国也应在增长模式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失衡对国际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将产生影响

        （一）全球经济失衡容易在世界各国之间引

        发冲突和矛盾。首先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加剧各国之间尤其是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处理不好还会导致摩擦双方的贸易战。第二，冲击相关国家的货币政策，由于利率水平在失衡的两极间存在可观的差异，为资本频繁地跨境流动提供了刺激，从而容易对各国经济运行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第三，各国间贸易差额和巨大息差的长期存在，以及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使得汇率问题成为经常性争执的焦点。在这种争执中，由于发达国家凭借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话语权的优势，经常把调整汇率的责任推到发展中国家身上。 

        （二）全球经济失衡也已经给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中美贸易顺差是中国整体贸易顺差的主要组成部分。据海关总署统计，2011年，中美贸易额为4466.4亿美元，其中顺差是2023.7亿美元。中美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①中国只有与美国保持贸易顺差才能实现总体上的贸易平衡。因此中美贸易特别容易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对象，过去几点的实践证明，不论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双边场合还是在以G20为中心的多边场合，美国均把贸易摩擦对手指向中国，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和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经常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着重点。第二是对储备资产的影响。由于美元贬值，对于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来说，势必遭受一定的价值损失。同时，外汇储备大幅度地转换持币结构又会加速美元的贬值。因而对于储备资产的处理已是中国维持宏观稳定的一种必然的代价。第三是对人民币的影响。美元汇率波动和阶段性贬值仍然会成为调整过程中的主要特征。

        四、世界经济失衡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中国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切实努力转变增长方式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失衡是重要一方，来自逆差国的压力很大，对此中国应从长计议，在对外加强经济政策协调之外，必须从本国增长模式、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等方面采取适当对策，以维持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

        （一）加快调整增长模式，适当降低出口依赖。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时期利用自身的劳动力优势将出口作为主要赶超战略都产生了重要成果。但是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当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走到尽头时，就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适时进行经济转型，将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国内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模式上来。一是要顺应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大势，主动调整中国的产生结构，二是要积极转变消费方式。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促使经济增长由外向内的协调与转变，增加进口，减缓出口增幅，实现国民经济平衡发展。依据国家财力和经济实力许可，有计划地提高收入水平，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国民扩大消费提供必要条件。 

        （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要坚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引导科研人员面向市场技术创新，加快产学研结合，使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研发和应用紧密结合，大力推进传统产业高技术化和高效率化。特别注意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广泛推广和应用，促进传统产业的整体升级。大力发展一、三次产业对外贸易，改变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局面，使我出口产品结构在质、量方面都得到改善；创造条件增加服务贸易出口，不断提高其在我对外贸易中的份额。同时，优化我国际贸易市场结构，稳定对美出口，努力开拓新兴市场，逐步降低对美一国贸易比重，分散贸易风险。

        （三）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促进外贸平衡发展。深入实施科技兴贸，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稳定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支持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出口，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着力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附加值和竞争力。同时，也要积极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资源的进口；不断加大“走出去”力度，进一步加强海外投资、工程承包与外贸的互动。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以政策和经济手段鼓励有实力的中资企业扩大海外直接投资，通过建立海外的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既扩大国内的设备和产品出口，也增加国内紧缺的矿能资源产品进口。有效减少出口压力，为实现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创造条件。　

        （四）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加速金融改革步伐。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世界“关键货币”的霸权体系。美国在世界的均衡汇率水平过程中，实际上承担着他国无法比拟的。当美国选择强势美元时，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都得贬值；反之，当美国决定选择弱势美元时，其他国家货币都得升值。因此，当一国在选择其本币的汇率时，与其说是在与市场力量博弈，还不如说它是在与美国进行博弈。但人民币过度升值必将造成中国就业压力加大，所以中国一方面要保持汇率相对稳定。同时，也应该看到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间不匹配的一面，这将制约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和持续的增长。中国应该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加快培育流动性强、效率高的金融市场。

        （五）强化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沟通，协调相互经济政策。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均是我主要贸易伙伴，我应充分利用双边经济战略对话会议或战略对话等渠道，定期通报双边贸易中出现的问题和潜在风险，协调双边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最大限度地理解和满足贸易双方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促进对方平等开放投资市场，放开高新技术对华出口限制，为中方扩大进口，缩小对外贸易顺差提供市场支撑。 

  ① U.S. Census Bureau, U.S. Goods Trade: Imports & Exports by Related Parties: 2006, May 10, 2007  

  ①中国经济网2012年3月23日http://www.ce.cn/macro/more/201203/23/t20120323_23180903.shtml      .

  《关于中国外交战略一些问题的探讨——中国外交战略的“不变”与“变”》

王瑀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成员）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以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步伐加快，加之日本和几个东盟国家不断闹腾，中国外交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但机遇也空前大好；形势错综复杂，任务繁重而艰辛。总体说来，现在中国周边形势比建国以来任何时候都好，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具魅力。但由于美日一个“决不做老二”、一个“不甘心做老三”思想作祟，太平洋的水被搅浑了，已经不那么太平了，好像“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处于“C” 型甚至“O” 型包围圈。

        形势决定任务，任务决定政策。任何国家的外交战略（政策）都离不开它的社会属性和基本价值观。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很关心和重视中国的外交战略，说什么的都有，如韬光养晦战略“已经过时”，现在“应该大有作为”；应该重新考虑是否仍要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需要重新评估“不结盟”政策的利弊，启动“准结盟”或“半结盟”政策；中国外交“缺乏风骨”，“大国应该有大外交”，等等。作为一己之见，笔者希望就上述问题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探讨。

        一、“韬光养晦”是不是“战略性的”，是不是“已经过时”，现在是不是应该“大有作为”了？

        就经典意义上的“韬光养晦”来说，它是弱势群体或个人图谋霸业和最终击败敌人的“策略”， 或曰“权宜之计”。在这方面，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为成功，刘备也玩得不错。但邓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的社会属性已大不相同。外交部一直把它翻译为“to play low profile” （低调处理），并非偶然，意思是说，要谦虚谨慎，不要张扬和锋芒毕露。而且，邓小平讲这番话时，紧接着还特别提到要“永不称霸”和应该“有所作为”。因此，绝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邓小平之所以告诫我们要“韬光养晦”，是因为中国太弱；现在中国的GDP已经是“世界老二”了，综合国力已大大提高，岂能墨守成规，继续搞什么“韬光养晦”；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大有作为”，该教训人家的时候，就应该去“教训”。这是很大的误解。

        “韬光养晦”是现代中国的长期战略方针，是中国社会属性决定的，也是中国构建“和谐世界”和“不称霸”，以及“和而不同”与“平等伙伴关系”等一系列价值观决定的，并非是一种策略。它同“有所作为”是辨证的统一。过分拘泥于“韬光养晦”，容易导致“无所作为”；过分强调要“大有作为”，甚至咄咄逼人，就可能影响乃至破坏中国外交大局，这也是不合适的。比较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增强韬光养晦意识，积极有所作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特别是自己的周边，应该也必须“积极有所作为”。但我们必须谨记三点：一是要“审时度势”，充分评估可能性与可行性；二是要不忘“总体战略”，以及时代的诉求；三是要注意政策和策略的运用，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上兵伐谋”。不断嚷嚷要“大有作为”，盛气凌人，动不动就想“教训”人家，并不可取。

        拿现在亚太地区形势来说，美国正在加快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日本“不甘心做老三”，企图“借力”美国，乘顺风船，紧密配合；菲律宾和越南也跟着闹腾和造势。显然，它们就是要把太平洋的水搅浑，刺激和遏制中国，挑动对抗。

        面对这种形势，有人主张“对着干”，“杀出重围”，教训一下某某国家。如果那样，可能正中奸计。但中国让它们“失望”了。中国应高度警惕和应对，“稳坐钓鱼台”，一方面着力提高军事实力，以防万一，同时强调要顾全和平与发展大局，采取“以柔克刚”和“釜底抽薪”的方针。这并非是示弱，而是新形势下的“绵里藏针”。有关方面都十分明白，中国主张构建“和谐周边”，但有其不可侵犯的“红线”，必要时可能会“先礼后兵”。美国现在是在虚张声势，后顾之忧多着呢。日本等几个国家最多不过是挟洋自重。它们可以把太平洋的水搅浑，但掀不起大浪，成不了气候。

        二、中国是否应该放弃或者至少调整“不干涉内政”原则？

        “不干涉内政”是《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之一，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大要素。它是弱小国家保护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和维护这一原则。有人说，过去我们国弱民穷，怕别人干涉内政；现在强大了，还怕什么？该干涉时就要干涉，不必前怕狼后怕虎。这种想法不仅有违《联合国宪章》精神，不符合我国的社会属性要求的行为准则，也容易把中国置于强权政治国家的行列，并为敌对势力利用。

        几年前，当美国媒体放出试探气球宣传“中美共治”（G2）时，据报道，我国有个别所谓权威人士私下说，可以考虑和尝试。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反应十分强烈，说中国过去同它们站在一起，现在要伙同美国一起来“共治”它们了。所谓“共治”的“治”，实际上就含有“干涉内政”的意味。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冷战结束后，美国图谋建立“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强力推行它价值观旗号下“保护的责任”，宣传“不干涉内政原则过时论”，提出“人权高于主权”，主张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实行“新干涉主义”。上世纪末，美国和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新世界头十年，它在中亚和不少地方搞的“颜色革命”也是很好的例证（虽然很少成功）。去年利比亚战争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它们名曰“保护平民”，“反对滥杀无辜”，实际上它们在利比亚造成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卡扎菲，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它们又想在叙利亚故伎重演。它们打着“保护平民”的旗号，企图再次推行“新干涉主义”和“政权更迭”。奥巴马总统早在去年下半年就公开声称，巴沙尔总统“已经失去了合法性”， 必须下台。好像他是叙利亚人民选出的“代言人”。今年以来，美国和个别欧洲领导人也不断嚷着：巴沙尔必须下台。他们表面上支持安南联合特使6点和平计划，实际上阳奉阴违，以各种方式支持反对派，全面打压叙利亚政府。叙利亚局势之所以不断恶化，死亡人数和难民日益增多，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和北约一些国家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使用否决权，在安理会对涉及干涉内政的决议投反对票，是中国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劝和促谈的表现，有利于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不怕希拉里之流的无理指责。这也是中国在新形势下的“积极有所作为”。

        三、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准备结盟或“准结盟”吗？

        “不结盟运动”是在冷战和两霸争夺时期应运而生的。它反对结盟对抗，反对两霸争夺世界，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今它仍然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结盟，是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其次是美日安保条约。“美蒋条约”也是一个，后来中美建交时，美国被迫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是一个，后来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和苏联解体，也就等于“废了”。中国一直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自始至终支持“不结盟运动”。

        冷战结束后，华沙条约解体，北约本已失去存在的意义。但美国和一些北约国家冷战思维阴魂未散。美国奉行“东扩西进”政策，把北约边界推进到俄罗斯的大门口；把美日安保条约的影响一步一步推向中国周边，近年来更是有点咄咄逼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些人沉不住气了，有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正在“被包围”，处于“C”型甚至“O”型包围圈，应该考虑“结盟”对抗，争取主动。

        问题是，现在时代不同了。美国继续推动和加强“结盟”，不得人心。中国顺应时代和平与发展的诉求，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和谐世界，首先就在道义上占领了“制高点”，可以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和“新安全观”的亲和力，巧对美日等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如果我们也开始搞“结盟”或者“准结盟”，同美日或北约“分庭抗礼”，那就势必要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一场破坏性的“新冷战”，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违背世界人民对新世纪的期盼。

        当然，“不结盟”不等于不加深合作，也不是说中国同所有国家的关系性质都一样，同所有国家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一样。拿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来说，中国不赞成G2，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但近期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是“好话与狠话齐飞”，“两面下注”。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显然不同，10多年来，已经全面深入发展，实际上已是冷战后“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双方及时就重大国际安全问题进行沟通和磋商，相互支持，彼此都十分注意关照对方的核心利益。但双方都不主张结盟和不必要的对抗。上海合作组织虽然一致主张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不对抗，但在反对三股恶势力方面，它们是紧密合作的，相互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结盟”的意义何在？中国应同谁“结盟”？谁又想与中国“结盟”？事情是明摆着的。

        四、中国外交缺乏“风骨”和“大战略”吗？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多年，中国外交虽然也走过一些弯路，有过一些失误，但总体上说，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主张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反帝反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反对霸权主义和冷战，到主张和平与发展、合作共赢，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再到“新安全观”、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与和谐周边，都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处”是时代变迁量变进程的产物，是中国大外交“更上一层楼”了， 是一面鲜艳的旗帜。

        当今世界，很显然，有两个“大外交”战略在悄悄博弈：一个是美国要建立它价值观基础上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主张“人权高于主权”，打着“反恐”和“新干涉主义”旗号，对异己国家不断搞“政权更迭”；一个是中国要构建中国“和而不同”哲学思想基础上的“和谐世界”，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美国大外交的关键词是“领导”和“决不做老二”。中国大外交的关键词是“平等伙伴关系”和“合作共赢”。这种博弈可能要长期存在，甚至要持续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时代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新世纪和平与发展的前途能不能实现，中国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世界人民在实践中将作出正确的选择。

    《当前美国经济及中美经贸形势分析》

        肖 炼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一、当前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

        目前，美国经济温和复苏，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相对于2011年美国全年GDP增长1.7%而言，2012年一季度美国GDP增速提高到1.9%，二季度GDP增速由回落到1.7%。今年5月，笔者在美联储访问时，美联储经济专家预测2012年美国全年GDP增速在2%—3%区间，由于受欧债及全球经济形势恶化影响，最近，美联储把经济增长率下调到

        1.7%—2%区间。尽管如此，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可能是发达国家中经济体中唯一高于去年的国家。当前美国经济主要主要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财政悬崖”（Financial cliff） 。所谓“财政悬崖”包括三个内容：1）布什减税政策（被奥巴马延续了两年）今年底到期，届时长期失业救济金将用完；防止债务违约预算将用完；工人工薪减税将到期。2）从2013年1月1日起，美国将采取紧缩6000亿美元（占GDP的4%）财政政策；3）启动自动减赤机制，10年内削减政府开支1.2万亿美元。联邦政府支出自动削减机制将导致2013年联邦预算减少1090亿美元。白宫和国会一直在试图避免启动自动减支。这样，“财政悬崖”就成为悬在美国经济头上的一个定时炸弹，如果处理不当将使经济在2013年陷入第二次衰退。

        二是欧债影响。欧元区国家GDP占全球GDP 的18%，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4%，占美国服务业出口总额的20%，欧元区国家对外投资（FDI）42%流入美国（2011年）。全球海外金融机构持有24万亿欧元债券，是其12.6万亿欧元GDP的2倍，是持有美国银行债券的2倍。①欧元区陷入衰退将逼美元兑欧元升值，使美国对欧洲出口减少，②打击美国在欧投资，使美国持有的欧债缩水，使美国家庭财富减少。③ 

        三是就业状况不好。奥巴马上台时美国失业率为7.2%（2009年），目前，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到8.1%。④美国周期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失业与岗位空缺并存，就业者参与率下降。美国就业总人数1.46亿，登记就业人数1270万，半失业800万，隐性失业200万，总失业率达16%，官方登记失业率8.1%。服务业占总失业的20%（25.8万人）。失业率降到6.1%大约需要5-6年时间，2016 年前（下届总统选举前）降低高失业率是美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转移美国国内选民的视线，将造成失业的责任推卸向国外（尤其是中国），这将使今后4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增大。 

        四是楼市疲软。次贷危机以来，美国92%地区房地产净亏损，价值缩水6.4万亿美元。美国家庭财富损失了12万亿美元，其中1/3是由于自住房屋市值下降。最近出现新情况——住房市场复苏进程似乎启动。8月份单户型住宅新屋开工数较7月份增加5.5%，创下28个月新高。8月份成屋销量较上月增长7.8%，达27个月新高。8月份全美177个市场中，91个市场的房屋价值上升。传统自住型购房者正在大批返回市场，取代了投资型购房者。抵押贷款利率下降对住房需求起到积极的提振作用。如果上述情况能够持续，那么，美国住房市场可能出现拐点。

        二、QE3（美联储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是否振兴美国经济？

        不出所料，为刺激疲弱的美国经济以赢得大选连任，奥巴马领导下的美联储在大选不到三个月前推出QE3。与QE1和QE2不同，⑤QE3没有时间和数量限制，即可以购买抵押债支持券（MBS）又可以购买国债。QE3主要内容包括：1）美联储每月投放400 亿美元无止境购买MBS。2）“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 美联储每月投入450亿美元买国债。前两项相加，美联储每月投入850亿美元购买MBS和国债。3）QE3将使美联储负债从2.3万亿美元上升到2.8万亿美元。4）零利率政策⑥将延迟到2015年。

        多数经济学家对美联储推出QE3质疑，但其中大部分最终还是支持了伯南克。此前，美国经济学家对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评估，结果分为四档：A档占11%；B档占29%；C档占34%；D档（失败）占26%。⑦相对于财政政策而言，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的评价高于对财政政策。⑧ 

        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QE1+QE2—— 提高美国3%的产出量。其次，减了利息支出，减少赤字。比如美联储（Fed）印新美钞购买债券，从财政部手中得到了利息，同时也通过投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获得了利息，然后，Fed这些收益中的大部分又重新流入了美国财政部。2011年，从Fed重新流入财政部的资金为750亿美元。2011财政年度，政府的净利息支出相当于全年GDP的1.5%，远远低于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如果把Fed汇回的资金也考虑在内，则2011财年政府的净利息支出仅相当于全年GDP的1%左右。Fed的政策也帮助缩减了美国政府的年度经营赤字。⑨第三，压低长期利率（尤其是抵押贷款利率）。第四，有利于大型银行。QE3不会遇到QE1和QE2的绊脚石，因为银行状况好转。银行扩大放贷规模意愿有所升温。私人存款类机构第二季度总计持有11.21万亿美元的信贷市场工具（包括美国国债、抵押贷款和信用卡债务等），较上年同期增长3.8%，创下2008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大增幅。尽管低于50年平均水平（7.3%），但由于房价上升使更多借款者摆脱负资产状况，使增速加快。第四，推高了股市，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6000点回升到近14000点。第五，减少家庭债务，扩大消费，成为美国家庭去杠杆过程的减震器。美国家庭的负债水平已经低于四年前金融危机爆发时。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家庭总负债13.4万亿美元，低于2008年第三季度创下的14.4万亿美元的高点。第六，美元贬值，扩大美国商品出口，以实现美国出口翻一番的目标。

        但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是以牺牲世界经济长期发展为代价的。第一，美国加快印钞机的速度，Fed的负债规模已经从本轮金融危机前的不到1万亿美元扩大至近3万亿美元。美元超发导致美元贬值。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2010年8月首次提出QE2到2011年6月份QE2完成，华尔街日报美元指数下跌了10%。第二，量化宽松政策将导致国债货币化风险和全球通货膨胀风险，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输入性通货膨胀以及资产价格上涨。第三，美元贬值倒逼其他国家本币升值。为防止QE3对本国经济的伤害，世界各国都效仿美国“放水”搞五花八门的QE，从而引发各国汇率自戕式的竞争性贬值。欧洲央行推出债券购买计划；英国央行实施美联储式的“非冲销”债券购买计划；日本央行推出80亿日元的QE；瑞士央行无限量购买欧元防止瑞士法郎升值；巴西、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也纷纷动用多种手段抑制本币升值。第四，全球“货币战”可能引发全球“贸易战”，使疲弱的世界经济复苏雪上加霜。第五，对中国的外储、外贸、货币政策构成严重挑战。当下中国正在激烈辩论是否推行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2.0版”，就是应对这种挑战的本能反应。

        为振兴疲弱的经济，美国一方面“放水”搞量化宽松政策货币，另一方面搞贸易保护主义。例如，美国关税修订法案（GPX法案）向中国商品征收某些进口关税，拟向WTO提交对华汽车零部件贸易申诉；最近奥巴马亲自否决中国企业对美风能投资；美国国会为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通讯在美国投资设置障碍；罗姆尼扬言当选总统成功后将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严惩中国所谓“欺诈行为”；这些都将中国企业置于一个不确定性的法律环境，严重影响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⑩

        三、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新问题

        1、人民币汇率问题在美国大选中不再是关注的焦点

        国际金融危机伤及中国经济发展，使中国外贸形势不容乐观。2011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5.8%。2102年第二季度出现了自1998年以来的首次国际收支逆差120亿美元，资本账户逆差700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412亿美元人民币，⑪汇率升值失去了经济基础，人民币汇率甚至出现贬值的拐点。因此，美国大选中不再像以往那样成为攻击中国的焦点。但不是说人民币汇率不是一个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随时可以拿人民币汇率问题“说事”。

        针对伦敦、东京、新加坡等地建立人民币离岸交易市场中心的计划，美联储的反应十分冷淡，它认为，上述国家的计划对人民币国际化作用并不大。原因有三：第一，人民币离岸交易总额不足以支持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第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是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第三，中国经常项目（外贸）要保持一定规模的逆差。⑫ 

        2、美国大选中关注中国两大问题

        一是中国政府对国企（SOE）的补贴——头等重要问题。美中贸易委员会认为，外国企业在中国遇到不公平竞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市场准入尤其是特别领域的准入执照；2）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经营合同；3）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各种经营条件优惠，如水、电、能源等；4）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低息贷款融资。这就使得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受到威胁。二是中国对知识产权（IPR）的侵权问题。美国传统基金认为，中国偷美国的知识产权比美国偷英国的知识产权时间短、规模大，手段先进，通过黑客攻击美国获取大量知识产权。中国不仅偷美国的，还偷欧洲的。历史上美国偷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不存在网络安全问题，现在中国的偷则带来更大的网络安全问题。美国在IPR问题上对中国严厉，主要是因为中国市场太大，比如，丹麦在IPR上有问题，美国去抓它没有意义，因为其市场规模太小，抓住中国，其它国家就可以效仿了。美中贸易关系不单单是双边关系，而且影响到全球多边关系。在IPR 问题上，笔者对美方的建议是：中美应各让一步，可获双赢，因为美国赢得比中国多，所以美国让步应该比中国大。

        3、2012-2013年美中有关知识产权摩擦焦点

        美国商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认为，2012年美中之间的主要争端集中在四个方面：⑬ 1）自主创新与政府采购问题。中国在政府采购中偏袒中国企业，要求购买中国自主创新产品。自主创新的定义不明确，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创新算不算自主创新？胡主席访美宣布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后,中国有16个省实行情况较好，其他省份还存在问题。2）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应的惩罚机制建立。中国盗版问题（如CD盗版）十分严重。总体上讲，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是好的，但执行不好。不过，中国地方政府的执法状况比过去有所改善。3）法律法规建设过程的透明度问题（中国在立法过程中往往缺乏提供30天的质询期）。4）标准设定问题（中国往往采取自己的标准认证系统和机构）。此外，中国对于国外投资还不够开放。就以上问题而言，中美之间需要更为广泛的对话。

        美方认为，中国已经调整了自己的行为，并已经获得收益，但中国需要进一步解除政府采购协议（GPA）与自主创新之间的联系。GPA不仅仅是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还包括在医疗、金融服务等其他方面都要一视同仁。对美方的诉求，笔者针锋相对，中国已申请加入GPA，但是美国阻挠未果。中国既然不是GPA成员，就没有义务遵守其规则。因此，关于自主创新与政府采购争端的责任在美方而不再中方。只要美国一天不支持接纳中国成为WTO之下的GPA成员国，中国就没有必要取消GPA与自主创新之间的联系。

        4、TPP与中美经贸关系 

        美国全国商会指出，TPP构想的确有助于美国出口（实现出口倍增计划），但是，目前TPP距离起到实质性作用还为时尚早。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不看好TPP，认为TPP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概念。例如，日本就是TPP问题上的一个大障碍。日本国内有很强的反对TPP的势力。中国不是TPP成员，也不情愿加入TPP。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TPP不感兴趣，怀疑TPP能否搞成，达成多边协定非常困难。对于美国而言，最重要的贸易平台为北美自由贸易区，而中国对于美国的重要性类似与墨西哥对美国的重要性。传统基金会则认为TPP是奥巴马自己搞的。既然有了WTO，TPP就显得多余了。奥巴马搞TPP使美国自己的贸易伙伴都感到压力。比如日本和墨西哥国内对TPP的意见就不一致，它们可能会推迟加入TPP。韩国不想加入TPP，韩国想先同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无论是奥巴马还是罗姆尼都希望TPP能够起作用。TPP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远高于经济，实际上TPP对于改善美国的出口状况并没有太大帮助。TPP不可能取代WTO成为美国主要的多边贸易平台，理由是：1） 在过去几年中TPP进展缓慢；2）TPP谈判的成本非常高，谈判效果差；3）美国在TPP问题上经济收益不足。

        5、跨部门“履约问题特别工作组”

        美国商会认为，奥巴马政府新设立的跨部门“履约问题特别工作组”并不是新事物，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功能就包括了“履约问题特别工作组”要干的事情。跨部门“履约问题特别工作组”带来得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善了过去USTR预算经费不足的问题。美国企业如果认为规则不合理，需要向政府提供相应证据，而举证需要时间和金钱。除非万不得已，一般情况下企业都不愿在这一问题上纠缠。即使政府表示愿意提供一定经费，但企业仍会因考虑到时间等其他成本而放弃诉讼。二是，跨部门“履约问题特别工作组”将同时获得美国两个情报部门的支持。相比出口倍增计划而言，美国更加重视对于中国的投资。在中国的投资面临三个核心问题：1）行业准入；2）规则复杂；3）IPR保护问题。中国缺少一个针对外国的对外投资FDI指南，没有提供具体的说明，不利于美国企业开展投资活动。

         6、S&ED与中美经贸关系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认为，美中S&ED及双边经贸联会开得都比较成功。美国商会认为S&ED是一个好的对话机制，美国商会表示支持。在全球经济收缩的背景下，美国商会成员的业务也在收缩，但在中国的投资却表现良好。但是，传统基金会则认为，S&ED作用不大，原因在于目前S&ED涉及的议题过于繁多（56个），以至于关注双方的核心利益。S&ED是美中双边是对话，而不是谈判，各说各的话，每次会谈涉及众多议题，都没有解决方案，浪费时间和精力。建议今后S&ED对话不要超过5个核心议题。S&ED在美国大选之后能否继续，以什么方式继续，这将有待于观察。

 ① PROGRESSIVEECONOMY, TRADE FACT OF THE WEEK, July 11, 2012, http://www.globalworksfoundation.org/） 

 ②比如，花旗银行持有321 亿美元欧债、美林持有141 亿美元欧债、美国银行持有169 亿美元欧债。

③家庭财富均值从2007 年的126,000 美元减少到目前的77,000 美元，下降39%，当然包括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FED，2011 。        

④2012 年10 月4年来首次降至7.8%. 

⑤QE1 规模为1.25 万亿美元、持续时间12 个月并于2010 年3月结束的抵押债券购买计划。QE2 规模为6,000 亿美元、持续8个月于2011 年6月结束的美国国债购买计划。

⑥0%—0.25% 。

⑦但Louis Federal Reserve Bank 主席James Bullard 考察了世界800 年金融发展历史后，认为QE3 是延续1970 年以来FED 所犯的错误——忽略了美国劳动生产率下降这一关键。

⑧除以人外，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财政政策是失败的。

⑨2012财年前11个月的经营赤字为1.164万亿美元。一旦经济好转，Fed将推行不同的货币政策，这将推高短期利率，并导致其资产规模收缩。Fed的货币政策将在2017年之前正常化，到2020年，3个月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将从现在的0.10%升至约3.8%。随着政府的利息支出不断增加、Fed向财政部汇回的资金不断减少，到2020年，美国政府的净利息支出将相当于GDP的3.3%，达到194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十一年美国反恐战争的得与失》

        周戎

        （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自2011年“9·11” 事件以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发动的反恐战争已逾十一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是反恐战争的始作俑者，而奥巴马总统似乎要成为这场战争的终结者。小布什是在没有完成其夙愿的情况下执政了八年后卸任的，而奥巴马总统成功地领导美国于2011年5月2日击毙了“基地巨枭”本·拉登后，又亲自宣布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结束，并宣布将在2014年12月31日从阿富汗撤军，对于奥巴马来说，反恐战争作为一个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反恐战争带来的是美国本土的相对安全，但美国却因此失去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民心，目前整个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敌意是战后以来最强烈、最难以扭转的。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先后主导了三场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叙利亚战争，又参与了利比亚战争的部分军事行动。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美国动员北约盟国打了三场战争，都是针对穆斯林世界的，总计有40多个国家先后不同程度地参与或卷入了战争。整个伊斯兰世界有7个国家先后经历了战争，他们是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索马里、巴基斯坦等国，同时又有6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战乱、动乱或者军事威胁的影响，包括苏丹、埃及、伊朗、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巴林等国，卷入战火和战乱的伊斯兰国家总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5亿。而伊斯兰世界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不仅经历了伊朗革命和阿拉伯国家的分裂，而且因为种族、宗教、水资源、能源和地缘战略等诸多纠纷的相互作用，使得整个伊斯兰世界没有核心力量，长期四分五裂，多个伊斯兰国家成为恐怖主义的策源地。美国对伊斯兰世界前后矛盾、反复无常、损人利己的政策，加速了伊斯兰世界的分化演变过程。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被不幸而言中了。冷战后直至今日，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依然是最突出的国际现象之一。尽管中国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战略格局，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与利益协调依然是影响美外交和军事战略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换言之，不论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如何演变，伊斯兰世界所产生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因素对美国的战略决策仍有相当的影响。

        一、从历史上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的眼光看待

        二战结束后，面对前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和伊斯兰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美国曾努力打造庞大的军事同盟以阻止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南下，同时削弱伊斯兰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美国当时把民族解放运动当做洪水猛兽，于是当时组建的中央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就成了阻止伊斯兰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和社会主义力量向中东蔓延的主要军事和政治工具。应当说，冷战期间大部分时间美国对伊斯兰政策的重心在于防范苏联对伊斯兰世界的染指和扩张。

        自以色列与埃及于1976年实现和解前后，美国开始全力支持亲美的伊斯兰世界统治者，其中包括伊朗国王巴列维、埃及总统萨达特等。美国试图通过其支持以色列、与伊朗、埃及和土耳其建立战略盟国关系来维系自己在中东的霸权地位。1979年，伊朗国王被伊斯兰革命推翻，美国第一次感到非社会主义的伊斯兰革命浪潮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埃及总统萨达特于1981年遇刺后，美国继续扶持继任总统穆巴拉克，使之成为巴以冲突的稳定阀。但伊朗这一环的塌陷已使得原有的美国与伊斯兰大国间的军事联盟体系崩塌，加上美国长期推行扶持以色列的政策，使得冷战时期的美国中东战略既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也难以为继。冷战结束前在伊斯兰世界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两伊战争，其实无论是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政权，还是萨达姆的复兴社会党政权，都是美国难以接受的，但为了打击公开与美国对抗的伊朗，洗刷美国因伊朗绑架美使馆人员444天所带来的外交耻辱和追悔伊朗战略支点的丧失，美国硬着头皮支持萨达姆政权打击伊朗。然而这一政策的结果就是导致萨达姆政权的做大和对科威特的入侵，导致美国不得不再用两场战争来终结萨达姆。冷战终结前、后十年（1980年到2000年）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是前后矛盾、自相矛盾和实用主义的，美国自己也因此尝到了恶果。

        美国虽然在全世界推崇自由民主价值观，但关系到美国战略利益问题上，美国宁愿要实惠也不愿拘泥于意识形态。美国支持伊斯兰世界的集权政权，并非是美国在意识形态上与上述政权有共同之处，而是因自身战略利益需要而不得已为之。这就决定了一旦这种战略需要和利益关系发生变化，美国对伊斯兰世界各国的态度和立场也就会随之变化。例如美国支持伊朗巴列维政权，是因为巴列维政权亲美，愿意充作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警察。而巴列维在国内实行独裁专制，搞警察政治，不仅造成伊朗国内贫富矛盾的极度扩大，也导致下层民众对当权者的愤怒，以至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无需动员和组织，就自发地的爆发起来，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政权也就因此应运而生。美国支持的穆巴拉克政权最终的结局实际上是伊朗巴列维政权的翻版。现在看来，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支持亲美独裁统治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美国营造的双边和多边联盟体系的崩溃。从美国支持伊斯兰世界专制政权的历程看，凡是过分依赖美国的伊斯兰政权，最终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不论是伊朗的巴列维、还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无论是埃及的穆巴拉克、还是突尼斯的本·阿里，无论是也门的萨利赫还是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其结局不是被赶下台，就是被屈辱受审，几乎无一例外。其实这也是伊斯兰国家过度亲美的政权的一贯悲剧。这种兔死狗烹的结局也教育越来越多的伊斯兰国家统治者，让他们认为美国靠不住。因此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不满和怨恨可以说是美国咎由自取。

        其实美国的军事外交战略与其推进的意识形态战略本身就具有自相和前后矛盾性，美国在中东、南亚和整个世界战略需要的转变成了美国对这些国家态度变化的主要因素，虽然这种战略损人利己，美国对“抛弃老朋友”的做法会自嘲为“识时务者为俊杰”，是必然的战略选择，而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不信任以及民众的反美情绪高涨也是必然产生客观现象和严酷现实。

        二、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战略失策

        十年来为美国在反恐战场上打头阵的巴基斯坦，切肤之痛就更深。作为非北约主要盟国的巴基斯坦，其国内的反美情绪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美国盟国，根据巴基斯坦一家由西方资助的基金会的民意调查，巴基斯坦有49%的人认为美国是巴的最大敌人，只有24%的人认为印度是巴的最大敌人，在十年前，79%的巴基斯坦人都会认为印度是巴基斯坦的最大敌人。巴民众对美敌意的上升也是美国把巴基斯坦绑在反恐战车上的附产品。目前巴民众的反美情绪已达到民怨鼎沸，而这种情绪的发展恰好与在美巴非北约反恐盟国关系发展的8年相同步。

        巴基斯坦民众始终认为美国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是为美国军事和外交战略服务自私需要，并非巴基斯坦所需，多数巴基斯坦人认定，美国进行的反恐战争是美国需要的战争，而非巴基斯坦需要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不仅导致了巴基斯坦30000多人的死亡，而且使得巴基斯坦陷于国内长期的经济滑坡、内乱不止，种族和教派冲突不断，被西方称为最危险的国家，几乎到了内战的边缘。因此人们认为今天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恶化的祸根在美国。在巴基斯坦，一旦发生了自杀式恐怖袭击、“基地”组织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恐怖暴力活动，人们很自然想到这是美国导演的，尽管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证据，但重要的是多数巴基斯坦人都相信，恐怖袭击就是美国发动的或者至少与美国有关系。巴基斯坦民众产生这种心理并不奇怪。巴基斯坦早在六十年前就与美国是盟国关系了，但巴基斯坦与印度经历了三场战争，美国并未站在巴基斯坦一方，要么采取消极中立，要么站在印度一边。而在巴基斯坦参与美国反恐战争后，巴并未感到自己得到多少实惠，虽然美国向巴提供了大量的军事与经济援助，但巴基斯坦认为，比起巴对反恐战争所做出的牺牲看，美国的援助犹如杯水。不仅如此，正是由于巴基斯坦参与了美国的反恐战争，才大大激化了国内原有的世俗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巴军队对部落区恐怖分子的清剿，虽然也取得了成功，但也造成巴平民伤亡过大，致使越来越多的部落民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下降，恐怖势力赢得了更多战争受害者的同情，恐怖势力甚至继续呈扩张蔓延趋势。而美国无人机对部落区毫无节制的轰炸所造成的平民误伤，加重了巴基斯坦民众对美国的仇恨和对巴基斯坦政府的积怨。一些原本没有攻击过巴基斯坦政府的极端组织在遭受打击后，转而专门对政府和军队的目标性建筑发动恐怖性攻击。穆沙拉夫总统的下台，固然有其国内因素，但其亲美反恐战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是一个重要方面。

        不仅如此，在美国反恐的十年间，美国与印度签署了民用核技术合作协定，十年防务合作计划，美国不仅没有选择在印巴两个敌国之间制造平衡战略，反而将印度提升为全球性战略伙伴和天然的民主盟友，而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打压达到了冷战后空前的高度，使得巴基斯坦感到美国印度要联手应对巴基斯坦，使得印巴两国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极度有利于印、不利于巴的变化，两国综合国力的差距过于悬殊。美国还不断侵犯巴基斯坦主权，在背着巴基斯坦当局的情况下，在巴领土上偷袭本·拉登，动辄中断以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虽然美国目前一直在是否将巴基斯坦列为恐怖主义资助国名单的问题上徘徊，但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利用、限制和打击已经使得美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盟国关系名存实亡，也是导致巴基斯坦反美情绪高涨的最主要原因。

        三、美国支持伊斯兰圣战的实用主义战略是自讨苦吃

        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为了打击苏联，饥不择食，公开支持全球的伊斯兰“圣战”组织，许多“圣战者”组织就是后来“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的主要支持者和骨干力量。美国中央情报局花大气力，训练圣战者、资助圣战者、为他们提供战略通道、后勤保障、通讯联络保障，舆论支持，而当时美国报刊几乎清一色地称赞这些对苏作战的圣战者。其实美国决策部门的有识之士当时就警告过里根总统，这些圣战者“既能载舟，也能覆舟”，日后很有可能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心腹大患，然而当阿富汗抗苏战争朝着美国既定方向风起云涌之时，当着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圣战者游击战呈方兴未艾之势，任何对圣战者不利的声音对白宫都没有影响。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的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如何削弱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对于这样的谏言，里根政府既不感兴趣，又听不进去。只要能将苏联赶出阿富汗，哪怕是魔鬼，美国也需要借重并与之合作。因此，美国对圣战者只知道利用，未加以限制。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圣战者在美国的训练下，能够熟练使用自动武器，甚至高尖端的武器，最后他们用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军事技术调转枪口打击美国和北约军队。美国真是自食其果。

        当苏联从阿富汗全部撤军后，美国准备也对阿富汗收手，这些当年曾为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抗苏战争做过贡献的人们一下子就成了被其阿拉伯祖国和美国同时抛弃的人，成了事实上的无家可归者，他们有的被其祖国当做瘟疫一样禁止入境，有的则在巴阿边境地区娶妻生子，但其圣战情绪如同干柴烈火，当本·拉登进入这一地区，擎起反美大旗后，他们很自然地接受本·拉登圣战思想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三次直接发动了针对穆斯林世界的战争，加上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导致了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敌意和仇恨。海湾战争后，多数伊斯兰国家的民众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拉登及其所领导的“基地”组织的反美思潮当时在伊斯兰世界是有相当群众基础的。

        “基地”组织与美国的对抗方式与主权国家完全不同，他们不受国界限制，也无主权意识，其绝对实力与美国相比不对称，但就是这些不具对称实力的“基地”组织能够对美国和西方的战略目标进行连续攻击，西方国家防不胜防。如果说过去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属于龙虎斗的话，那么美国与“基地”组织及其它恐怖组织的对抗，则显得很不相称，倒像是“独虎对群狼”。“基地”组织总体力量与美国丝毫不存在可比性，但这一批看不见的“狼”，却可以到处撕咬美国的战略目标。“9·11” 的惨剧把美国真的打疼了，也把整个世界打醒了，不仅美国而且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恐怖主义。

        四、十一年反恐战争的得失

        其实，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伊斯兰世界的贫富差距、人民极度贫困、部分伊斯兰国家的长期内乱、以及美国损人利己的霸权战略和长期支持以色列打压巴勒斯坦的战略。11年的反恐战争，这些涉及恐怖主义根源的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而且产生恐怖主义土壤的国家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防范。

        11年的反恐战争对于小布什总统最得意的事情是，他堂而皇之地对美国国会说，“基地”组织再也没有能力对美国发动类似911那样的袭击了。十余年的反恐战争，的确使得美国国内的安全形势改善了许多，而美国校园暴力、街头暴力却比过去增加了不少。反过来，美国的安宁是以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动乱为代价的。应当说，二战结束后，整个伊斯兰世界最动荡、最分化、恐怖暴力事件最多的时代就是此时。在美国强迫巴基斯坦参与反恐战争后，巴基斯坦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困扰，利比亚战事未平，叙利亚内乱又起。不仅阿拉伯国家内部严重分裂，而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分别代表的穆斯林什叶派与逊尼派出现严重的对立，两大教派在穆斯林国家内的冲突和目标仇杀不断。

        尽管“基地”组织作为一个极端恐怖组织，其核心首脑人物不断被美国捕杀，其通讯指挥系统，后勤系统也被打乱。但似乎野火烧不尽，“基地”组织的中枢神经虽受到摧毁，但其分支机构以继续以“基地”的大旗进行恐怖暴力活动，而波及的范围从巴阿边界到阿拉伯半岛，从马格里布到非洲之角，从波斯湾到地中海，大规模恐怖袭击的次数虽大幅减少，但小规模恐怖袭击的次数和频度大幅增加，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美国以牺牲穆斯林世界稳定为代价，换取了美国国内安全的暂时太平。另一方面，美国的反恐战争在伊斯兰世界造成的教派仇恨、民族仇恨、领土纠纷、水资源纠纷和能源安全问题使得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其中心地带陷于空前未有的混乱和动荡。

        五、今后的路指向何方

        而就在本·拉登毙命的当口，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又出现了自下而上的民众浪潮，而这种浪潮全面摧毁了原有的政治架构。美国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浪潮，一开始多少有点又足无措，先是被动表示支持，后又积极参与，美国一方面感到这股潮流不可抗拒，另一方面，又认为美国可以利用阿拉伯之春摧毁其那些敢于与美国叫板的阿拉伯领导人，包括已经毙命的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和目前仍在苦撑局面的叙利亚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

        阿拉伯之春带给美国的是一个更加错综斑斓的局面。在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派中，往往鱼龙混杂，既有美国支持的民主力量，也有“基地”组织参与的极端分子，于是美国对亲美政权的多以和平方式，“顺其自然”地令其“寿终正寝”，而对于那些对美国有反骨的利比亚和叙利亚政权，则是必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然而美国的战略计算还是有失误。

        目前在阿拉伯之春中起主导作用的恰好是美国不希望的、保守的、带有极端主义传统的阿拉伯激进势力，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代表着阿拉伯之春未来的政治方向。使得阿拉伯世界民主浪潮朝着美国所不希望、不欢迎的伊斯兰化的方向发展，这些伊斯兰教政党的政治口号均与美国的价值观相悖，他们本身有都有相当强烈的反美情结和反美群众基础，而美国对他们带有实用主义“盲目支持”的结果会不会导致当年支持圣战者的覆辙，美国人自己也许还在掂量。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动辄以武力打倒他所不喜欢的政府，使得原先对美国百依百顺、尚未被阿拉伯之春染指的海湾国家的统治者噤若寒蝉，他们不再为美国马首是瞻，鸡蛋也不会放在美国一个篮子里。

        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保证，要在2014年12月31日从阿富汗基本撤出美国的全部作战部队，然而“9·11”纪念日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又有新的举措，而这又使得人们怀疑美国的阿富汗战略能否成功画上了问号。克林顿国务卿为了美国反恐战略需要，将活跃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地区哈卡尼网络定位恐怖组织，美国这样做似乎也有其道理，阿富汗境内数次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基地”组织成员数次逃脱美国的追踪，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资金链至今完好无损，尤其是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特工的恐怖袭击似乎都与哈卡尼网络有关。美国打算对哈卡尼网络在海湾国家的房地产业、在巴基斯坦的运输业以及走私渠道和银行账户实施系列打击行动，以切断哈卡尼网络的资金渠道，摧毁哈卡尼网络对“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的支持能力。然后美国的决策者还是误判了形势。既然美国宣布将哈卡尼网络列为恐怖组织，那么美国在阿富汗目前推进的和平进程必然陷入困境，这是因为阿富汗塔利班自称哈卡尼网络是“阿塔”不可分割组成部分，美国将哈卡尼网络列为·恐怖组织无疑被塔利班认定为美国又将“阿塔”重新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中去，这就使得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已中断的谈判进程恢复起来的可能性更小，美国与“阿塔”之间和解的前景更加渺茫，此举还会对被“阿塔”俘虏的美国大兵博伟·博格达赫尔的命运带来负面影响，“阿塔”今后未必对这位无辜大兵还那么客气，不能排除“阿塔”再度走极端的可能。其实就在去年，美国官员还曾与哈卡尼网络的某些战地指挥官在巴基斯坦发生过接触。而美国态度的转变显然是出于大选考虑，但这种短视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如何收场，谁也说不清。

        美国逼迫巴基斯坦打击哈卡尼网络是不明智的，哈卡尼网络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曾为美国、巴基斯坦打通阿富汗通道做出过重要贡献，哈卡尼网络一直被巴基斯坦军方认为是“好塔利班”， 因为他们从未支持过任何反对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的恐怖活动，而美国宣布将其列入恐怖袭击，无疑是把巴基斯坦逼上了与哈卡尼网络对抗的绝路，巴既无力也无意打击哈卡尼网络，而打击哈卡尼网络的后果只能导致巴基斯坦军队重新陷入不得人心的反恐战，而这种不得人心的战争很可能导致巴基斯坦内战。一旦巴基斯坦战线崩塌，美国能否从阿富汗体面撤军、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能否在撤军前和解都是问题，因为巴基斯坦是美国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关键所在。

        其自身内在的性质，这使得我们提出中国的国际道义战略首先要论证其自身模式和价值体系的合理性与道义性。中国的发展成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西方文明强势入侵面前，我们应建立起对自己的自信，以及阐发说明的理论自觉。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考虑对外关系中的国际道义基本主张。

        在世界还没进化到一个全球社会和全球政府之前，主权仍应是国际道义的基本要求。不过，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与主权概念形成时期的国际关系已大不相同，因此，我们也提出了超主权和协调主权的国际道义和全球伦理的战略。

 《品牌的力量和警示》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2年9月初，在长春举行的中国大企业峰会上，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介绍，全球80%的市场已被20%的著名品牌垄断，而中国出口制造企业中拥有自主品牌的不到20%。他认为，中国在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关系上“一直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引进、轻消化，重模仿、轻创新的问题”。他建议企业今后把竞争焦点有产品竞争向品牌竞争转移，加快培育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品牌的力量

        品牌是企业的形象，品牌是产品的信誉，越是名牌，竞争力越强，利润率越高。德国戴姆勒汽车公司董事长认为，品牌具有“定向标”般的意义。他说：“品牌是一种声誉，它比产品更加超前，它建立在现实和感知的产品特征的基础上。品牌能够触及人们的感情和理性，这种特质赋予了它魅力。”德国之声电台网站2011年5月8日发表评论指出，只要能成功树立品牌形象，企业就能获得巨大的利润。2012年7月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原局长安青虎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必须在品牌建设上下功夫。”《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5日刊登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巡视员浦再明题为《实施城市和企业“双重”品牌战略》的文章认为：“品牌是一种能量，一种文化，一种核心价值，也是一种战略。品牌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有着特殊的结构与功能。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城市，都需要从文化和核心价值来认识品牌战略。”

        美国《商业周刊》和国际品牌公司联合公布的当年“世界百强品牌价值排名”中，美国49家公司进入排行榜，欧洲38家，日本7家，而中国公司已连续13年无一入选。据有关专家解释，《商业周刊》和国际品牌公司对入选“世界百强品牌”有三点基本要求：品牌价值必须超过10亿美元；至少有1/3的销售收入来自海外市场；有公开的营销和财务数据。《商业周刊》关于品牌价值还考虑了该品牌在未来五年的市场领导力、品牌稳定性以及全球普及率。

        2011年5月9日，由全球知名市场资讯机构（WPP）子公司明略行编制的2011年度全球最具价值品牌百强排行榜上，美国苹果超过过去四年一直占据最具价值品牌百强首位的谷歌，跃居第一。2012年8月2日北京市投资促进局与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 主办的2012年数字世界亚洲博展会在京开幕。IDG全球常务副总裁熊晓鸽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在苹果的相关产业链中，中国充当了最低端的装配制造以及生产，仅占利润的10%左右，而美国赚得50%的利润，其次是日本和韩国占40%左右。明略行根据众多因素计算出品牌价值，包括品牌对企业收入的贡献评估、无形资产估值、顾客印象以及对增长潜力的评估。

        品牌无形资产在企业实力中占据重要分量。据联合国工业计划署统计，世界上各类名牌商品约8.5万种，其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占90%以上的名牌所有权。在世界市场，名牌商品所占比重不到3%，但市场占有率却高达40%，销售额占比超过50%，个别行业（如计算机和软件）占比超过90%。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2011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评比结果显示2011年中国整个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1.76万亿元，超过苹果收入的两倍。在利润方面，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8亿美元，相当于苹果净利润337.9亿美元的37.9%。

        随着iPod、iPad和iphone等产品相继问世和赢利丰厚，2011年苹果公司的品牌价值增至1370亿美元、股票市值增至3194亿美元，是2006年的六倍。2012年苹果公司的品牌价值增至1829亿美元，占据世界排行榜头把交椅。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三位学者2007年调研显示，苹果公司研发的媒体播放器ipod每台售价为299美元，其中美国获得设计、专利和营销收入163美元（苹果公司得到80美元）；零部件和运输等费用共132美元（日本东芝等公司获得93.39美元）；中国得到四美元（组装费三美元）。但是，按原产地原则统计，中国向美国“出口”一台ipod，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就增加150美元。加州大学三位学者指出，创造ipod真正价值的不是零部件和劳动力，而是它的概念和设计。这就是为什么苹果公司能够成为整个供应链中最大受益者的原因。苹果公司没有生产线，它不是ipod的制造者，而是创造者，这才是最重要的。中国《财经》杂志2011年第26期援引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学者的研究显示，苹果公司研发的iphone手机，零部件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组装。一部iphone手机批发价为178.96美元，其中：来自日本的内存和屏幕费用59美元，占33%；来自韩国的信息处理器等费用23美元，占12.8%；来自德国的全球定位系统微电脑、摄像机费用30美元，占16.8%；来自美国的录音零部件和3G技术费用12美元，占6.7%，零部件费用共124美元，占69.2%,苹果公司得到48.91美元，占27.2%； 中国得到组装费6.5美元，占3.6%。WPP集团的戴维·罗斯认为，苹果公司持续不断地进行创新，维持了自己的“奢侈”品牌地位。

        无论《商业周刊》和国际品牌公司，还是《福布斯》和WPP集团每年评出的全球品牌百强中，美国的“可口可乐”都榜上有名甚至曾位居第一。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后不久，可口可乐抓住机遇重返中国市场。2012年2月27日，可口可乐公司大中华区及韩国区总裁鲁大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顾，从1981年北京五里店的首条生产线投产，至今在中国大陆已有41家企业，在华累计投资达50亿美元，员工总数达五万名。可口可乐以独有的方式将产品及其品牌理念渗透进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据《华夏时报》提供的数据，2011年，可口可乐在中国的年销量首次超过20亿标准箱，用5年的时间实现了销量翻番。在中国，60%的汽水饮料的领用量来自于可口可乐品牌。在饮料市场，曾控制国内市场的“八大名牌”已有七家被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收编”之后，无一例外地在市场上消失。很多跨国公司对中国品牌的策略几乎都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买，买了之后就束之高阁”。天府可乐曾占全国可乐饮料市场的80%，年纯利润约1000万元，总资产近亿元。1994年与百事可乐合资后，天府可乐所占份额从50%减少到2005年的1%。

        除过度依赖外资或合资，本土企业之间缺少合作甚至内斗，严重削弱了企业形象和竞争力。著名品牌“健力宝”由于投资者与经营者各打各的算盘，结果造成品牌在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之时迅速衰落。在休闲餐饮领域，知名的“上岛咖啡”也曾因为股东之间的混战，被迫经历了持续多年的诉讼，最后，商标权利人虽然赢了官司，但品牌早已元气大伤，拓展海外市场的计划也被迫搁浅。2008年三聚氢胺事件发生前，国有品牌奶粉市场占有率是60%。近年来，因中国奶粉安全事件频发，外国奶粉乘虚而入并在中国市场上快速扩张。从原奶基地到乳品生产加工再到销售网络，整个奶业链上都有洋奶粉“攻城略地”的身影。2011年，进口奶粉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外资品牌占据了中国内地奶粉市场的50%以上。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4月15日援引中投顾问报告显示，“洋品牌”奶粉在高端奶粉市场占有率从2008年初的70%上升到目前的85%。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市场奶粉原料价格持续走低，而中国进口“洋奶粉”价格却上涨三倍。不少业内人士担忧，中国乳业如果再无作为，恐将出现阵地“全面失守”的大溃败。

        目前，我国饮料业有五个品类、还有24家企业获得“中国名牌”称号。但这些品牌都面临外企的激烈竞争。例如，创于清道光年间的“王老吉”凉茶，到2012年已有184年的历史，已经在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王老吉”商标注册工作，是中国驰名商标。但是，广药集团因无力经营“王老吉”，2000年与鸿道（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商标许可协议》，授权鸿道（集团）有限公司使用“王老吉”商标10年；2002年双方签订“王老吉”商标许可补充协议，使用期限变更为20年；2003年双方又签订了《关于“王老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补充协议》，规定了相关的续展和备案事宜。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2010年5月2日以后鸿道（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多加宝公司不具有“王老吉”凉茶的生产经营权，要求其停止使用“王老吉”商标。鸿道（集团）有限公司已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请申，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2012年7月15日，广州药业发布公告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鸿道集团提出的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做出的（2012）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240号仲裁的申请。该裁定为终审裁定。但是，双方权益之争并未结束。在“王老吉”商标权争夺战中，双方都投入了大量财力和精力。上海交通大学品牌战略研究所所长余阳明表示，在我国现存的老字号中，像“王老吉”这样能通过市场运营重获新生的数量并不多，因此要更加珍惜。遗憾的是，当一个品牌刚刚步入上升期、行情趋好时，企业没有继续专注于品牌建设的长期投入与悉心呵护，而是急着开始琢磨如何摘桃子、抢蛋糕。我国消费者希望，“王老吉”不要成为下一个“健力宝”！

        2010年中国饮料总产量已达亿吨。全国目前人均饮料消费量（70升/年）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90升/年），随着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料市场潜力仍然巨大。据中国饮料工业协会估计，未来五年，我国饮料总产量将保持12%-15%的年均增速扩展，其中茶饮料、蛋白饮料的发展势头迅猛。

        2014年，可口可乐整个系统已确认将在华追加40亿美元投资。”中国饮料企业和品牌仍将面临外企和品牌的激烈竞争。

        在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中，外企和品牌占比都很大。据统计，1981年-2010年间，中国出口累计增长（每年比上年增长累计）的55.42%，进口累计增长的53.75%都来自外资企业，有的年份，中国对美国和日本出口中，外资企业出口占比分别高达70%和80%以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2011年11月28日在《文汇报》发表题为《面向入世第二个十年》的文章中指出：“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超过95%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超过一半以上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2011年12月1日在《社会科学报》发表题为《对外开放战略应升级》的文章中指出，我们如果继续这个发展模式，中国永远只能在巨大的出口中赚得辛苦钱，说到底还只是出口廉价劳动力。这样一种分工结构是不可能获得更高利润和真正提升国际地位的。他认为：“未来中国的发展要以国内资源、国内企业、国内技术为基础，真正提升中国的国际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品牌的警示

        品牌不仅代表企业的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而且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品牌地位及其影响的变迁，提供了诸多的警示。

        宋健主编的《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一书介绍，在西方处于落后的中世纪“黑暗时代”时，中国正是唐宋盛世（7-12世纪）。唐宋的科学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几乎所有科学文化领域都有重大成就。中国伟大的四大发明中除造纸外，其余三个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熟和推广应用起来的，形成中国历史上科学文化与经济繁荣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使中国300年雄居世界之首。中国的四大发明输入欧洲，给欧洲历史进程带来巨大影响，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起到临产催生的作用，为欧洲科学文化带来了黎明。马克思对中国的三大发明有一段生动描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经济学家麦迪森在《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一书中提供的数据显示，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28.7%，大大高于法国、英国、日本和美国分别所占5.4%、5.2%、3.1%和1.8%的比重。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中国的兴衰》一书中提供的数据显示，1830年中国制造业产量占世界的29.8%，略低于整个欧洲所占34.2%的比重，大大高于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分别所占9.5%、5.2%、2.4%和

        2.8%的比重。但是，自17世纪初科学中心从中国转移到欧洲后，中国创新能力越来越落后于西方，中国品牌地位急剧下降。德国品牌协会执行理事克勒讲述品牌标记时说，“在中国明代的花瓶上就有这种古老的标记”。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之际，在费城举办有37个国家参加的国际博展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对）挖耳勺和小脚绣花鞋。中国空军战斗机从1937年7月的305架减至1937年10月22日的81架，从1932年到1937年的六年间日本生产飞机5789年，1938年生产飞机3201架，1939年日本飞机产量达4467架。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城乡进行狂轰滥炸，造成大量军民伤亡。

        从1840年6月英国在美、法两国支持下发动侵华战争到1900年8月14日西方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侵华联军攻陷北京，在短短60年间，一个经济规模仍居世界首位的大国迅速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进行英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但在军事装备和武器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中国遭受巨大损失。据统计，仅在八年抗日战争中，被日军屠杀和作战牺牲的中国民众、军人2000余万,加上负伤者，伤亡累计达3500万，无家可归的难民达4200余万，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中被残害致死的，不下200万人，目前在全国已发现的万人坑就多达88处。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26年的工业总产值，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帝国主义国家侵华战争索要赔款总额的数十倍。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日本还掠夺钢铁3350万吨，煤

        5.86亿吨，粮食5.4亿吨，木材一亿立方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和工业建设取得巨大进步和世界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历史性转变。“两弹一星”奠定了中国尖端科技基础和大国地位；陆相成油理论甩掉了中国“贫油国”的帽子；杂交水稻成为满足中国粮食需求和促进世界谷物生产的“金钥匙”；载人航天成功实现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在开发和应用超级计算机——它是现代科学的大脑、经济发展的引擎——方面的成果举世关注。但是，在品牌创建和保护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

        加强品牌创建和保护发展，要处理好以下三大关系：

        一、自主创造与依赖进口

        《国际商报》2011年4月28日刊登新华社记者余晓洁题为《自主创新让中国制造甩掉贴牌帽》的文章介绍，我国每年花费6000多亿元进口重大制造设备。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都依赖进口。“制造机器的机器”高端机床和高端医疗设备甚至患上“进口依赖症”。目前，中国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的已有220种，“中国制造”遍布全球。但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仍是“贴牌代工”的符号，与“低端”、“廉价”相随。工信部部长苗圩认为：“我国现阶段信息基础设施发展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在过去5年还被拉大，核心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仍然没有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网络信息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复杂。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最根本的是靠科学技术，最关键的是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我们要吸取“本国造飞机，不如买飞机”之争导致国内飞机研发停顿的深刻教训。早在1909年，被称为“中国航空之父”的冯如研制的飞机，仅比美国莱特兄弟研制的飞机晚六年，但水平却有所超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冯如为代表的一批航空先驱自制飞机飞向蓝天的梦想没有实现。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提出并制订了研发飞机计划和目标，1974年底，运七飞机试飞成功，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正式投入运营的国产运输飞机。1980年9月，运七在上海首飞成功，最大起飞重量110吨，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掌握了制造百吨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有的西方大飞机制造商宣称：“如果不扳倒运七，我们的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正值运十研制进入成功试飞阶段，关于“本国造飞机，不如买飞机”之争导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停止了飞机研发工作。迄今远航大型民用客观仍被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客公司垄断。俄军事观察家认为，中国在战机研制领域仍落后25至30年。

        发动机被喻为“工业皇冠上明珠”，是军用、民用飞机的“心脏”。发动机和其他核心技术是难以买到的。路透社2009年11月24日援引五角大楼一位高级项目官员的话说，尽管伙伴国提出了要求，但美国将不向他们提供控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可躲避雷达的新型F-35战斗机的敏感软件编码。洛克希德预计，首先将在全世界销售4500架F-35战斗机。目前全球民机发动机市场由美国和欧洲垄断。2010年初，中航商用飞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研发基地在上海开工，主要研制150座级大型客机C919发动机，未来还将研制满足250座级大型客观发动机。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表示，随着大飞机项目的启动，相关技术取得较大进展，特别是中航工业商用发动机公司的成立，使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大飞机早日装上“中国心”翱翔蓝天充满信心。

        二、自主品牌与外企品牌

        2005年6月7日，商务部会同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和质检总局等联合发布《关于扶持出口名牌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通过各级政府扶持，中介组织密切配合，出口企业自身实践，争取到2010年，有40%以上的出口企业拥有自主品牌，自主品牌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20%；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出口企业。2005年8月21日举行的花都汽车论坛上，某部一位副部长宣称，“不要为自主品牌而搞什么自主品牌”，依法在华注册的外资汽车企业都是本土企业。由于受到各种干扰，迄今“指导意见”提出的目标未能完全达到。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视2012年7月26日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认为，我国“大型装备的核心部件和控制技术严重依赖进口”，“许多关键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难以适应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和应对新技术革命的要求”。

        新华社记者张毅2012年1月3日发表题为《“汽车整车制造”为何不再“鼓励”外资》的文章介绍，目前国内汽车整车企业有130多家，是世界汽车大国中最多的，中国汽车产业大而不强、大而分散的局面始终未能解决。截至2011年底，外资品牌轿车的市场占有率超过70%，全球前10大轮胎巨头控制着中国75%的市场份额，全球排名前100位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中的70%以上已进入中国开展业务。在Millward Brown公布的2012年全球品牌价值榜汽车品牌类前10名中，没有一家中国汽车入围。中国工程院院士郭继辉指出，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导致中国汽车工业处处受制于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付于武认为：“核心技术不突破，产业强国就无从谈起。” 

        随着工资上涨引起生产成本上升，有些外资企业可能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或返回母国,这是我们无法阻挡的。可喜的是，国内企业自主创新和品牌意识正在提高。据新华社记者王志等2012年5月24日报道，近日，首批400辆由中国重汽自主创新生产的欧五排放标准重型卡车正式发往巴西，标志着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重卡经过与欧美重卡巨头同台竞争，赢得了国外用户认可。

        三、品牌创建与保护发展

        早在1903年德国就成立了品牌协会，德国品牌协会执行理事克勒认为：“我们必须做到让一个品牌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一个固定的位置，而与这个位置固定相联的包括多种产品元素、消费者对产品的态度和品牌的形象。”在2012年全球品牌价值榜汽车类前10名中，包括德国四个百年老企和四家日本汽车企业，韩国汽车业起步比中国晚，韩国现代入围。所有发达国家都视品牌如生命、倍加保护并助其扩大影响和提高竞争力。在英国，一辆劳斯莱斯古斯特车型售价为35万英镑。中国白领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苗鸿冰说，劳斯莱斯满足了客户对美好生活的浪漫憧憬，它卖给客户的不仅仅是一辆汽车，更是具有收藏价值和升值潜力的艺术品。

        在中国曾发生这样的怪事，2008年9月3日可口可乐公司宣布收购汇源果汁后，有的企业家和教授鼓吹，不要把企业“当孩子养”，而要像“养猪”那样“养肥了就卖”！2009年3月18日商务部否决了这项收购案。但是，我国有的企业家和教授为什么如此轻视本国的品牌？这是不是国内品牌创建和保护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值得我们深思。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同年7月28日发表美国品牌咨询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杰兹·弗兰普顿题为《中国：错失树立品牌的机会》的文章指出，从全球最大的工厂发展为全球最大的品牌塑造者是一个挑战。“令人遣憾的是，中国企业在繁荣发展的年月更多地关注扩张，而不是品牌的树立，这样的做法虽然带来了短期的利益，但长远来看对企业没有好处。中国现在的任务是向日本和韩国学习，让自己从代加工产地转变为品牌铸造者。”文章认为：“总体来说，中国企业应该加大努力，把重点放在利用自己的品牌来深化与消费者的关系上。无论是当前还是任何时候，不管经济形势如何，品牌都是保障可持续增长和收益的最有力武器。”

        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德隆研究显示，从旧石器时代到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97%的财富是在1750年后的250年内创造的，而创新和品牌起到巨大作用。18世纪60年代，英国凭借蒸汽机的应用，引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建立起称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19世纪最后30年，德国和美国主导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凭借奔驰、西门子和通用等一批国际品牌，实现了赶超；进入21世纪，在科技和创意引领全球之际，再次出现机遇，谁抢得先机，谁将成就强大的品牌。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我们要大力提高品牌创建能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提高新产品开发能力，提高核心技术竞争力，从而“为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成为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