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战略筹划，积极应对北极形势新变化》

        陆俊元

        （江南社会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随着全球升温加速，常人不知不觉之际，北极地区已由一个清凉世界悄然成为政治热点，原先的边远之地渐渐发育为国际关系的前沿地带。面对北极地区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机会，国际社会翘首瞩目，从国家与国家集团到非政府组织与产业界，国际行为体多路大军跃跃欲试，准备在重塑北极地缘政治、开拓地缘经济和建构治理机制的过程中一展身手。

        当今围绕北极事务的国际关系中，合作与竞争同步增长，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作为一个临近北极地区并深受北极环境变化影响的大国，在应对北极地缘政治竞争、迎接北极地缘经济开发、参与北极国际合作治理之时，将何去何从，值得深思。中国应加强战略筹划，积极应对北极地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形势的新变化。

        一、继续加强对北极地区的科学调查与研究，进一步掌握北极地区的资源、航道、环境等情况，为制定我国的北极战略提供科学支持。

        北极科学研究对我国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北极科学既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基础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现实利益的应用问题。在基础理论方面，我们需要理解北极自然环境的改变对我国生态环境系统的作用机制等问题；在应用方面，我们需要逐步搞清北极气候变暖对我国气候、环境、生态、农业、运输、贸易、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具体影响。

        例如，北极科学考察直接关系到我国的中长期经济规划。通过对北极典型地带、典型目标的解剖与对比，可望为整体地球系统的变化提供新的理解，以有效地提高对未来10至100年尺度重大环境变化的预测精度，并为国家一级甚至国际规模的资源管理、环境战略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通过在北极地区的科学调查，我国有关机构和科研人员获得了大量重要的科学数据和成果，但是离我们掌握北极状况的巨大需求尚存较大距离。因此，中国应该继续加大对北极研究的投入，开展更广泛、更细致和更全面的北极调查，尤其需要取得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北极航道等同我国家利益密切关联的科学数据和成果，以利于我们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进行客观的评估，为制定我国的北极政策以及在处理北极事务时提供科学依据。

        相关部门和人员在进行北极科学调查与研究时，应该强化北极科学研究与维护我国现实利益的关联性，提升主动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自觉意识。研究部门和机构要明确理论研究的现实应用方向，把为国家利益服务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如俄罗斯的极地研究机构明确地把为国家在南极和北极的经济活动与国防活动提供科学数据和信息作为其极地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能。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在未来我们的北极科学考察与研究中，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在极地科考和研究的总体布局上，应该考虑南北两极关系的协调发展，可以适当加大对北极科考与研究的投入，着力提升北极研究在我国整体极地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中，我国应该将北极地区作为极地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来对待，将一部分研究资源和力量投向北极，在北极科考与研究中，也应该设立一些重大优先项目。二是，北极科学研究应该将长期任务与近期任务相结合，科学目标与国家现实需要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突出重点，防止全面开花，可从环境和资源领域入手，近期将重点落在环境监测与预测能力建设和资源调查方面。三是，开展并加强国际科学合作，在北极地区增加观测站点和研究基地，固定站点与活动平台相结合，争取形成观测网络。除了黄河站外，中国还需要在北极地区建设更多的观测站点。应加强与俄罗斯、加拿大、挪威、丹麦（格陵兰）、美国、冰岛等北极国家的合作，考虑在格陵兰、加拿大北部地区、俄罗斯北方地区布点，进行环境观测，再利用科学考察船活动平台，在更深、更远、更广的北极地区进行科学考察与研究。

        二、中国应该尽快开展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评估，为我国的北极外交指明方向，防止在复杂的北极国际竞争中陷于盲目和被动地位。

        中国并不是一个远离北极地区的国家，事实上，无论在自然环境还是在经济、社会、政治与安全等方面，北极地区与我国的国家利益都有密切的关联。但是，受北极特殊的自然条件限制，再加北极环境改变引发的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尚不完全明朗，我们对北极与我国国家利益关系的认知仍然有限。我们应该组织有关部门和力量尽早开展对我国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进行系统的评估，为进而研究和制定我国的北极政策提供依据。

        北极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成为一个热点地区的时间较短，而且，北极事务具有突出的科学性与专业性，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北极地区自然环境的改变及其对人类社会和国际政治的影响尚未完全释放，导致北极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显著。在我国的对外关系中，长期以来北极事务并不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我们对北极事务还不够熟悉。

        到目前为止，对于北极与我国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我们还没有从国家层面进行系统的评估与分析。但是，北极环境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已经产生，其战略效果将逐渐释放，这一基本趋势是明确的，我们应该对此进行评估。而且，国际社会现有的北极科学研究数据和资料以及我国的北极科学调查研究已经积累了许多成果，为我们进行中国在北极的国家利益评估奠定了基础。

        我们对我国在北极的国家利益进行评估时，可以从那些对我国具有深刻影响的、相对明朗的领域开始，包括北极资源的开发、北极航道的利用、北极气候变化对我国的战略影响、大国在北极的竞争对我国战略安全的影响等。

        我国应该从国家层面组织有关部门和力量，尽早开展我国在北极地区国家利益的研究分析和系统评估，以摸清北极地区的底细，尽可能清晰和细致地掌握我国在北极地区的利益状况以及北极环境变化对我国的各种影响。面对复杂的北极国际关系，在进行北极外交和处理北极事务时，我们力争做到心中有数，力避陷于盲目和被动的险境。

        三、研究和筹划我国的北极战略，拟定处理北极事务的长远指导方针。

        北极事务纷繁复杂，涉及能源、运输、贸易、环境、安全、外交等不同领域和众多部门，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统一筹划、协调和管理。北极事务中的合作与竞争将长期存在，有关国家和国家集团纷纷制定了北极战略或政策，对处理北极事务作出了长远的战略安排。中国作为一个与北极地区存在密切利害关系的大国，理当需要一份国家层面的北极战略，以此指导我国的北极行为。

        美国立足于长期的北极竞争，它是最早系统地制定和实施北极政策的国家，2009年又全面更新了其北极政策。俄罗斯和欧盟在2008年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北极政策，加拿大于2009年也发布了它的北极战略。北极国家纷纷出台新北极政策具有深刻的国际政治含义，表明北极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已经由领域层面发展到系统层面，北极地缘政治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中国作为靠近北极地区的北半球大国，不能置身于北极事务之外，应深入研究，积极思考，冷静应对，有所作为。

        我国应该在北极科学考察和研究、对在北极地区国家利益评估基础上，研究和制定一个国家层面的北极战略或政策，以指导我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各项实践。

        在研究和制定我国的北极战略过程中，应该进行广泛讨论，吸收多方意见，包括民间的意见。如加拿大在制定其北极战略过程中，进行了广泛的和开放的讨论。加拿大极地委员会通过加拿大极地信息网（CPIN）征询公众意见，探讨加拿大极地科学研究政策的内容与形式。在制定我国的北极战略或政策之前，可由有关部门根据各部门情况先行分头研究，也可以进行跨部门的联合研究。但在正式形成国家层面的北极战略或政策时，必须站在国家的战略高位，超越部门的利益和视野，应有包括海洋、能源、交通、环境、国防、安全、外交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在一个国家级的机构或小组统筹和协调下进行筹划。

        四、强化对北极事务的跨部门协调和综合管理，研究北极事务管理中的新问题，以满足应对快速变化和发展的北极事务的需要。

        北极事务具有极地事务的共性，同时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一，与南极事务相比，北极事务具有突出的海洋性特征，因而对北极事务的管理需要建立在与极地和海洋相关的专业基础之上。其二，南极是一个主权被冻结的地区，因而南极事务通常不涉及主权或将主权要求排除在外；北极地区则不同，大部分区域被北冰洋沿岸国家的主权和管辖权所覆盖，因而北极事务必然面临国家主权或管辖权等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可见，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复杂性北极远超过南极。其三，北极地区的开发与利用主要受到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随着气候变暖，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航道利用等即将变成现实，随之而来的环境保护、搜救、可持续发展等也将纳入管理日程，这样，北极事务的综合性比南极要强得多。

        中国在北极的科学调查和研究已经开始，今后我国的北极事务不会永久停留在科学领域，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未来将会涉及到航道的使用、环境保护、国际商贸、旅游观光等，并有可能会参与北极地区的能源等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些事务同包括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相关，需要直接同北极当地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打交道，面临复杂的国际关系环境。

        北极事务的专业性、综合性、复杂性等特征给我国的北极事务管理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如何适应复杂的北极形势发展，对此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北极事务非常繁杂，除科学调查与研究外，涉及能源、运输、贸易、环境以及政治、安全、外交等诸多领域，其管理事务大大超越某一单个的职能部门，需要从国家层面来进行跨部门的协调和统一的管理。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美国的北极政策实施由国务院牵头，由它来协调其它职能机构或部门进行落实。俄罗斯则在联邦层面设立了北极特别委员会，由它协调联邦各部门实施其北极政策。加拿大北极事务专家也在呼吁加联邦政府改进北极事务的决策程序，建立直接由总理领导的内阁委员会，来处理北极事务。

        从北极事务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现有以管理极地考察为中心职责的极地管理体制必然会面临多种难以应对的新挑战，面对北极事务的跨部门、跨领域、综合性、复杂性和专业性等特点，我们需要思考和研究北极管理中面临的新问题，以满足处理北极事务的新需求。

        五、研究我国管理北极活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管理与北极事务相关的各项活动。

        在北极气温快速变暖的背景下，人类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正在快速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北极活动，来自中国的研究机构及其人员在北极地区的调查与研究明显加强。北极地区在资源、航运、旅游、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利益凸显，中国与北极的这些方面的利益显著相关。除了官方机构在北极地区进行科学研究之外，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有关机构和人员可能将参与在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航道利用等多项活动，一些非官方机构和人员也完全有可能开展或参与在北极地区的资源开采、渔业、旅游等活动。对这些可以预见的各类活动，我国需要有相关的法律或法规来进行规范和管理。

        美国、加拿大、挪威等北极国家为管理其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以及国际合作活动等，较早地完成了相关的立法工作。俄罗斯稍后对其极地活动也在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目前已完成其南极活动的立法工作。

        与南极相比，北极离我国更近，与我国的多种利害关系显得更加直接。随着北极资源的商业开发、航道的商业运营、旅游活动等走向现实，我国的机构和人员进入北极地区进行各类活动必将增多。而且，在科学考察、资源开发、航道利用、旅游观光等活动中，活动主体将具有多样性，有代表官方的各级机构、企业与人士，也可能有非政府组织、公司或个人，未来我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而目前我国针对极地活动的综合性管理法规尚未最终形成。为便于对我国在北极地区的各类活动进行管理，并使我国的北极活动有法可依，应该积极思考北极活动的法律建设问题。目前可以进行前期研究，研究和学习国外的相关立法，并思考我国自己的极地活动管理法规。在足够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可考虑适时启动我国管理北极活动的立法工作。

        六、积极开展北极外交，着重加强与北极国家和北极理事会等有关国际组织的合作。

        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决定了北极国家以及由北极国家建立的国际组织在北极事务中的独特优势地位，离开了北极国家的认可与支持，北极地区之外的其它国家要参与北极事务是极其困难的。因而，通过北极外交，寻求与北极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开展北极活动、维护在北极的国家利益的一条基本途径。我国要加强同北极国家以及北极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利益的合作途径与方式，扩大和深化合作内容。

        对中国来说，由于中国不是北极国家，而且北极地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与南极地区不同，中国在北极当地缺乏直接进行北极活动的立足点和支撑点，因此，同北极国家或国际组织进行合作是中国参与北极活动和处理北极事务的首选途径。同时，从北极国家方面来看，由于北极事务往往会涉及到北极地区复杂的国际关系，而且北极地区的自然环境十分独特，任何一个国家往往难以单独解决北极问题，因而，在处理北极事务时，北极国家也存在寻求包括同北极地区外国家进行合作的需要。

        从北极地缘政治格局来看，中国北极外交的首选对象应该是北极国家，尤其是五个环北冰洋国家。中国应该更积极地发展同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挪威、丹麦等北极国家双边和多边的关系，探讨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合作途径、方式与内容，在北极事务上寻求合作和支持。

        在北极五国中，中国应该根据北极地缘政治格局的特点、中国与北极国家的地缘政治连接关系、五国之间的关系特点等，选择多个外交对象，制定不同的外交方案，有重点、较灵活地开展北极外交。中国可以在不同领域同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国开展合作。其中，俄罗斯是值得中国重点加强合作关系的对象，因为俄罗斯是地位突出的北极大国，其占据面积比重大、拥有资源比重多、控制航线长度大，且位于我正北，是北极气候影响我国的源头和必经之地；俄罗斯对我在北极地区的利益影响最大，应该首先保证同俄罗斯的合作关系。中国同俄罗斯的合作对中国维护自身在北极的利益有利，也有利于中俄双方的共同利益。

        同时，还应该积极发展同北极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关系，寻找更多的参与北极事务的机会。

        七、尝试“近北极国家”概念倡议，开展同近北极国家和其它非北极国家的合作。

        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是自私自利的，通过排斥它国利益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北极地缘政治关系中，受北极地缘政治格局控制，北极国家本能地排斥非北极国家，它们总是不希望北极地区之外的其它国家同它们分享在北极的利益。

        北极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北极国家同其他国家在北极地区存在不同的国家利益，北极国家在北极地缘政治竞争中和权益主张问题上具有先天性的优势。而且，北极国家之间在北极地区的共同利益显著地大于他们同北极地区之外的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因而，在广泛的国际社会中，北极国家会本能地组合在一起，在北极地缘政治关系中排斥其他国家。因此，对于北极地区之外的国家而言，需携起手来，向北极国家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与合作愿望。

        事实上，并非只有北极国家才存在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北极地区之外特别是靠近北极地区的国家同样在北极地区存在合理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理应得到维护。而且，北极国家希望将北冰洋区域作为私利纳入囊中或进行瓜分，没有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的支持。尤其是北冰洋中央的高纬度海域，应该是国际社会共享的海域。英国剑桥大学的伯克曼和美国加州大学的杨提出了国际社会有效治理北极的一项建议。他们认为，对正在迅速变化的北极地区进行有效治理的一条可用的途径是，把北极中央区域作为一个国际空间来对待，这个区域包括高纬度海域，它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超越国家管辖权之外的海域；同时，在其上覆水体与海底之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北极中央区域的水体和海面在生态上和法律上不同于海底，在北极中央可以保留一个不受争议的国际区域，在该区域内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在进行治理时扮演相同的角色。

        中国作为一个北极地区外围的又靠近北极区域的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维护在北极的权益是中国应有的权利。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存在一个身份问题。从中国与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来看，“近北极国家”概念②是一个对我有利的选择。“近北极国家”是指靠近北极地区的一类国家，这个概念符合中国与北极地区的位置关系的现实，又将中国等国家从更广泛的非北极国家中分离开来，表明中国等国家与北极地区之间的特殊地缘政治关系，不能被简单地排除在北极地区之外。

        在处理北极地缘政治关系时，中国可以尝试倡导“近北极国家”概念，在重点强化发展与北极国家关系的同时，注意发展同日本、韩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近北极国家的关系。比如中国可以同韩国、德国、英国等近北极国家合作，鼓励国际社会建立北冰洋中央区域为国际共有区域的主张，防止北极国家瓜分北极国际海域。

        八、以科学研究、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为切入点，以国际合作为主要途径，积极参与北极地缘政治实践。

        就目前北极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情况，北极地缘政治实践中，油气资源的开采等领域还存在自然条件、工程技术条件、环境保护门槛等因素限制，而且，还存在一定的政治敏感性。特别是在海洋石油开采领域，目前可能会面临一些障碍。

        北极国家很可能会动用环保杠杆来处理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2010年4月发生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北极地区海底石油开发环境风险的思考，一些国家已经采取措施控制可能引起的环境灾害，如美国在该事件后冻结了在阿拉斯加地区的油田勘探工作。俄罗斯政府也将采取相关对策，以控制环境风险。环境考虑或环保标准可能成为北极国家限制其它国家加入北极资源开发行列的一块挡箭牌。

        因此，中国在参与北极地缘政治实践时，应该首先选择一些容易介入的领域，而尽可能避免那些敏感的领域。如资源开采就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俄罗斯海军方面有人无故指责中国，无中生有地声称中国在北冰洋开采资源，俄海军要防范中国。俄罗斯海军前总司令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称：中国加入了瓜分“北冰洋蛋糕”的行列，俄发现中国等一些国家正在非常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在该地区谋求他们的利益；并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向北冰洋增派舰队和新的船只，增加在北冰洋的巡逻力量，以防范中国等国家在该海域开发矿产资源。其实，这只不过是企图将中国视为替罪羊、为俄罗斯向北冰洋扩充军事力量寻找借口而已，但也足见北极地区资源开发领域的敏感性以及北极国家的排他性本能。显然，要参与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必须具有合适的途径和时机。

        科学研究、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良好途径，中国应该抓住这些切入点，谋取并扩大北极事务的参与权。如中国在北极科学研究中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这也是北极国家所需要的，因而受到有关方面的欢迎。挪威极地研究所斯瓦尔巴群岛分所所长扬•爱尔林•豪格兰德强调，目前国际上对北极地区的地质、气候、陆地生物、冰川和湖泊等学科的研究还未充分开展，如果中国科学家在这些方面投入探索，可望获得突破。

        北极事务中既包含着海域、大陆架等主权分歧和资源权利等敏感的国际纷争，也包括了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海洋权益争议容易导致北极形势紧张，而环保、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合作则将国际社会凝聚在一起。而且，北极地区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事务不能局限在北极地区范围之内，必须得到包括非北极国家在内的广泛的国际社会的合作，这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事实上，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国际合作已经展开。中国应该首先从科学研究、环境保护等容易取得共识的国际合作领域开始，以此为途径和切入点，参与北极事务，并在此基础上，逐步丰富合作内容，并将合作向其它纵深领域拓展，逐渐扩大我国对北极事务的参与权。

        九、充分利用《斯瓦尔巴德条约》赋予的权利开展有关北极活动，维护我国在斯瓦尔巴德地区的权益。

        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斯瓦尔巴德条约》（也称《斯匹次卑尔根条约》），探究维护我国在斯瓦尔巴德地区权益，包括其领域、途径、方式及其操作细节等等。

        中国于1925年加入了《斯瓦尔巴德条约》，成为该条约的成员国之一。根据《斯瓦尔巴德条约》规定的“不歧视”原则，中国与其它缔约国一样，其公民和公司享有自由进出和在斯瓦尔巴德地区居住的权利；成员国在遵守挪威法律的前提下，可以在斯瓦尔巴德地区从事渔业、狩猎或进行海洋、工业、矿业和贸易活动，包括挪威在内的所有成员国在这些活动中保持平等关系。因此，斯瓦尔巴德地区是中国开展北极活动可以利用的一个现存条件。

        但是，如何充分利用条约赋予我们的权利，尚有一些具体问题和细节等待深入研究。如条约承认挪威对斯瓦尔巴德群岛“具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成员国公民在斯瓦尔巴德群岛的活动需遵守挪威的法律，因此必须对挪威的相关法律作细致的研究。

        对《斯瓦尔巴德条约》有关条文的法律含义以及对挪威后续相关法律，国际社会存有争议。如俄罗斯与挪威之间，围绕在该区域的捕鱼权问题争议由来已久。1977年，挪威建立了环绕斯瓦尔巴群岛200海里范围的渔业法规，该法规规定，《斯瓦尔巴德条约》规定的各成员国享有的平等经济权利仅适用于各个岛屿本身及其领海之内（当时的领海仅为4海里），不能延伸到广阔的专属经济区；该法规还声明，斯瓦尔巴群岛范围内的大陆架是从挪威本土延伸的大陆架的一部分，适用1958年《大陆架公约》进行管理。俄罗斯对此持有异议，认为《斯瓦尔巴德条约》适用于群岛的整个范围。除了俄罗斯坚持反对立场以外，国际社会对挪威政府的立场态度不一，芬兰和加拿大支持挪威的立场，而《斯瓦尔巴德条约》的大多数成员国至今并没有表明其官方立场。这实际上为成员国在实际履行《斯瓦尔巴德条约》所规定的权益时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同时也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尚需深入研究。

        此外，关于条约适用的具体范围、中国作为成员国享有的具体权利、可以从事的具体活动以及如何实现这些权利等细节有待深入研究，为我国履行这些权利作好相关准备。

        《从近代海洋扩张历程看日本外交战略》

        侯良健 王 珊

        （侯良健，高等教育出版社社政编辑部首席编辑；

        王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大趋势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原则受到强烈冲击。世界各政治、经济强国在全球化中处于主动地位，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实力较弱，为维护本国利益不得不处于被动、从属地位。面对全球化发展大趋势，世界各国都已经意识到它将给本国带来的利益和挑战，因而纷纷制定出各自的发展战略，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尤其是一些经济、军事实力强国明确提出21世界的国家利益指向和发展战略，其中日本提出的海洋战略非常具有代表性。

        在近代日本外交史中，海洋战略占有突出的位置。从地缘环境看，日本位于北半球，所以海洋战略在日本外交史上又称为南洋战略，是属于日本对外政策当中区域外交的一部分。具体说，就是指日本外交在地理方位上以海洋国家、海域作为选择和重点而实施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在内的全局性规划和部署。从国内政治上看，日本外交战略的转换是根据国际关系的变化和日本国家利益的需要决定的，选择什么样的外交方式，把外交重点指向大陆还是投向海洋是日本国家利益的体现。纵观近代日本外交史，可以发现日本以海洋为目标而制定的国家战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通过获取对南洋岛国的统治委任权，在南太平洋上实施殖民统治，同欧美霸权形成对立。到《华盛顿条约》签订，日本初步确立起了海洋强国地位，在太平洋上形成同美、英等海上强国的鼎足之势。这一时期是日本实施海洋战略、取得海洋霸权的重要阶段。

        实际上，早在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维新势力中的大陆扩张主义者在“征韩论”和“征台论”喧嚣的刺激下，提出向南洋群岛发展的政策主张，其中，最为狂热的当属西乡隆盛和副岛种臣。陆军元老川上操六不仅是强烈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也是海洋战略的积极鼓吹者，他曾亲自到南洋一带巡视，实地考察南洋地区的战略价值。海军大将佐藤铁太郎针对当时日本陆军提出的“大陆扩张论”主张：“日本必须学习英国，强化海军力量，向海外寻求财富。”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为争夺中美洲和太平洋的殖民权益展开激烈的厮杀，日本也跃跃欲试。当时，陆军参谋本部专门派明石元二郎实地考察了美西战争全过程。从明治初期到明治中期，先后有衫浦重刚、志贺重昂、菅沼贞风、竹越与三郎等一批右翼思想家都曾是“南洋论”的倡导者和鼓吹者，其中包括民间实业家和移民论者。

        以日俄战争为契机，日本不仅打败了海上强国俄罗斯使自己加入到帝国主义的行列，而且也增强了日本向海洋扩张的信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利用德国忙于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对该地区实现了无血占领，随之创立了南洋群岛的防备队，置于海军的统辖之下。一战结束后，日本从国际联盟获得了对赤道以北地区德属太平洋岛国的委任统治权，随后，日本又大幅调整对该地区实施统治的行政机构。1922年4月，在今帕劳共和国设立受内阁总理大臣直接指挥监督的南洋厅，下辖塞班、帕劳等6个分支机构。到1929年，南洋厅的监管权又改由拓务省掌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并入大东亚省。

        20世纪初，日本向南洋地区扩张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大力充实海军力量，在该地区与美、英形成对立之势；二是在该地区实施经济掠夺，日本国内的垄断资本开始向这里渗透。为了在南洋地区实施政治统治，日本国内一些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开始在南洋地区进行所谓的“产业开发”。这些公司表面上打着经商的幌子，实际上配合政府进行南洋地区的兵要地志调查，所以这些公司又被称为“国策公司”，如三菱公司就同日本海军保持密切的联系。日俄战争后，日本在南洋地区最早设立的贸易公司有两家，即成立于1908年的南洋贸易株式会社（简称南贸）和成立于1921年的南洋兴发株式会社（简称南兴）。在南洋地区除了有代表政府进行军事和经济活动的商社之外，1916年，日本政府又在该地区设立南洋协会。南洋协会则是日本政府公开进行军事和经济调查的专门机构。这一时期，日本在该地区的贸易活动有了很大发展。南贸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等地设立了许多分公司，产业以水产、矿业、油脂和运输为主；南兴以制糖业为主，同时还经营仓储、石油、水产、磷矿以及食用淀粉生产等产业。作为代表日本政府对南洋地区实施统治的南洋厅也经营磷矿业开采。随着日本贸易公司在南洋地区的发展，大量的日本移民开始涌向南洋地区，最多时接近10万人，而当地的土著居民仅有5万人。到20实际初，日本在南洋地区的殖民统治和贸易公司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军事上，为了在南洋地区确立起足以与美、英争霸的实力，从20年代初期，日本加速发展海军力量，开始实施“八八舰队计划”，即在8年中增加8艘主力巡洋舰。1921年日本的海军军费就已经占国家预算的1/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南洋诸岛由实施委任统治开始把南洋诸岛变成日本的版籍。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步伐的加快，日本开向西太平洋方向渗透。

        二、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日本陆海军围绕着南进、北进展开激烈的争论，这一时期的日本海洋战略是与美国争夺远东地区海上霸权、以军事扩张和获取战争资源为主要目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所扶持的伪满洲国基本确立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有效统治。随后，关东军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在当地扶持傀儡政权。日本陆军认为，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确立了有效的统治，依靠中国东北、华北的资源，把日本的部分军需产业移植到伪满洲国就可以满足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防止苏联的南下。当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以石原莞尔为核心的陆军少壮派极力主张日本应专心经营伪满洲国，确立对苏战争的前沿能力。

        当时，日本外交政策也倾向于陆军的主张，日本担心在关东军实际控制东北的情况下，海军若同时向南洋方向发展，必然与该地区有重大利益的美、英、法、荷等国发生冲突，分散国力。

        另一方面，到1934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的废止以及1936年日本退出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由此陆军进入无条约时代，同时，由于陆军侵华阴谋不断得逞，也进一步刺激了海军的向外扩张欲望。为此，日本陆海军围绕着“南进”与“北进”争夺国家意志主导权的矛盾愈演激烈。1936年8月，日本内阁在“五相会议”上明确提出了确保日本在东亚大陆权益的同时，把“向海洋方向发展”作为“基本国策”的一个方面。1940年春夏之交，日本进一步确定了“北守南进”的政策，把南方作为侵略的方向。当时，日本的南进政策是基于以下目的：首先，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战线过长，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沼，企图通过南进切断外国援蒋交通线，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其次，1940年7月，美国宣布对武器、军资物资和飞机零件等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使日本经济收到严重威胁。日本迫切希望夺取南海资源，实现经济自给。第三，关东军在张鼓风峰和诺门坎对苏武装挑衅失败后，“北进”计划受挫；而苏德由于1939年8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日本陆军单独对苏作战没有胜算把握。第四，欧洲战局急变，日本以为德国必胜，企图趁机“南进”，夺取英、荷、法在南洋的殖民地。正是由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日本就同荷兰进行交涉，担心荷兰在南洋的殖民地被美、英抢先实行“保护占领”。

        1940年4、5月间，正当纳粹德国横扫西欧的时候，日本外相有田八郎接连发表声明，宣称日本与南洋地区“相依相援”、“共存共荣”，日本政府“随着战争的激化，对招致该地区的任何改变的事态，具有深切的关心”②。5为南进新编的第四舰队开赴帛流群岛，进行武装示威，同时向荷印当局勒索石油、锡、橡胶等13种物资。6月29日，日本抛出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声明。日本的大举南进和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日本同英、美、荷、法的矛盾尖锐起来。此时，英、法、荷被纳粹德国袭击或败或降，唯有美国尚未直接参战，不仅经济实力雄厚，且拥有强大的太平洋舰队，可以说是日本南进的主要劲敌，而且日美矛盾也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军队从1941年底到1942年初，把主力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在太平洋地区先后占领了关岛、威克岛以及其他西南太平洋上的岛屿，前锋直达新不列颠岛，并在腊包尔建立空军前哨基地。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的胜利，冲昏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的头脑。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于1942年3月7日通过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决定为使美、英屈服，要扩大战果，采取积极的方针。军部修改了原拟定在太平洋战争第一阶段结束后即转入战略守势的计划，企图以扩大进攻新几内亚，切断美、澳联系作为第二阶段战争的开始，制定进攻斐济和萨摩亚群岛的所为“F•S作战计划”。然而，日本法西斯的扩张欲望并非是无止境的，到1942年4月中旬，日本海军在南太平洋的珊瑚海受到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重创，随后又在中途岛遭惨败。至此，日本海军丧失了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优势地位，由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而美军则采取了战略攻势，主动出击，直至日本海军彻底溃败。如果说，近代日本依靠海洋获得发展的契机，实现了海上大国的梦想，那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转折点，太平洋又成为日本海军的坟墓，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在此遭致覆亡的命运。

        三、进入21世纪，日本再次提出海洋外交战略，加大对南洋岛国和东亚海洋争端地区的介入力度，可以预见，谋求海洋霸权将是21世纪日本外交的重要目标。

        （一）当代日本海洋外交战略的理论依据

        首先，民族渊源和历史“联系”是日本与南洋岛国合作的纽带。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全面开展区域海洋外交，试图在东亚海洋安全秩序构建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 0 0 0年由日本国际论坛主办，由政界、学界、新闻界等知名人士组成的“海洋国家日本及其文明和战略研讨会”，从民族渊源、价值取向、国际秩序、文明和战略四个方面规划今后的研究方向，并拟定用四年时间完成上述议题研究。在已经完成的议题中，明确提出“日本的民族认同、文化渊源既非东洋也非西洋”，重要的是实现由岛国向海洋国家的转变。从进入21世纪最初几年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导向以及学界、舆论界所作的研究成果看，可以断言，日本重新为自己的民族渊源定位并非短期策略之举，而是长远的国家发展战略。其要旨正如前日本驻美大使栗山尚一所言：“战后日本倡导‘亚洲一员’并不能体现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之所以把日本外交的地理坐标置于亚太而不是亚洲，首先因为日本不是大陆国家，而是海洋国家，太平洋对日本国家利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无视太平洋就不可能有日本的安全保障和经济繁荣”。

        如前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抢占了德国在南洋的殖民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一直对南洋岛国实行殖民统治。在经济上，日本从该地区掠夺了大量的物资；在文化上，对南洋岛国实施文化灭绝政策，所有当地的土著居民必须接受日本设立的“公学校”或接受日本人开设的“私塾”教育。尽管在近代日本殖民历史上，日本对南洋岛国人民有过不光彩的一页，但2000年4月22日在日本召开的第二次“日本与南太平洋岛国首脑论坛”会议上，时任首相的森喜朗却把日本对南洋国家的殖民历史称为“不能忘怀的历史联系”。日本如此无视历史事实，掩饰近代发展中最血腥、最残酷的一面，来印证历史“联系”，人们不无理由怀疑日本召开此类峰会的背后动机。实际上，从1997年起，日本每隔3年就在日本召开一次与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至2012年5月，日本已召开6次会议。尤其是，近几届会议日本试图冲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将中国对该地区的开发援助诋毁为单纯地“获取资源”。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尽管日本已不能像战前那样赤裸裸地推行殖民政策，但强化对该地区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谋取战略优势，配合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无疑是日本的政治初衷。

        其次，日本通过与南洋国家的交往来体现一种全新价值理念。当前，日本国内有舆论批评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无原则，无价值观，只捞取实惠”，认为只有在国际政治当中确立日本海洋国家形象，通过与南洋国家的交往，才能树立起日本“开放”、“进取”的价值观。更有甚者认为，战前日本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口号中所展示的理念过于暧昧，自从“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失败后，日本就没有在国际社会中确立起自己的理念。在当今陆地可利用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围绕海洋资源所展开的战略竞争无疑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政治和安全课题，21世纪无疑将是海洋的世纪。尤其对于像日本这样资源贫乏的岛国，确立面向海洋推进国家战略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只有打好海洋战略这张“牌”，才符合日本的长远利益。另外，从近代日本对外战略上看，日本口头上所标榜的漂亮言词与其真实目的相互背离的现象并不鲜见，或者说，仅凭从外交辞令难以判断日本的真实动机。由此观之，日本海洋战略中所标榜的“开放”也好，“进取”也罢，只是日本为实现海洋战略所使用的堂而皇之的借口。

        第三，从“横向外交战略”向“纵向外交战略”转变是当代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当代日本海洋外交战略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调日本外交在地缘政治上的纵向展开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大趋势。有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丝绸之路是沿着横向展开的外交，而当今的欧盟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是沿着纵向而展开联合的。欧洲与其原殖民地非洲的关系也是纵向的联合，尽管现在的非洲殖民地已经独立，但是两者的关系依然密切。作为岛国的日本国家外交战略要改变与同纬度的美、华发展关系构想，只能在西太平洋同经度且拥有众多岛国的区域当中寻求新的联合。

        （二）日本实施新海洋外交战略的目标

        首先，将南太平洋岛国作为日本外交的“新开拓地”。早在2000年4月召开的日本与南太平洋论坛会议上，日本表明了对该地区开展积极的外交方针，并提出了“太平洋新开拓地外交”构想。所谓“太平洋新开拓地”就是要改变日本传统外交的战略重心，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联系，发挥日本在该地区的主导权，确立起日本与该地区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之成为日本参与国际政治舞台竞争的后援地。正如日本所期待的那样，“这些亲日国家，对于日本实施联合国外交以及在国际组织竞争中使之成为日本外援等方面都会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上，南太平洋各国承认日本在南太区域所发挥的主导作用。而且，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国也对日本战略意图心领神会。显而易见，日本把南洋岛国作为21世纪外交的新开拓地，表明日本外交主动寻求预见性和战略性的实际步骤。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规划海洋外交战略时无视中国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以及为捍卫海洋权益而提出的正当主张，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在成立的“西太平洋国际会议”组织中给台湾以观察员身份，由此可以看出少数日本人对台湾殖民“情结”的残余仍然阴魂不散。

        其次，将南太平洋地区作为和平时期日美推进安全合作的绝好舞台，借此逐渐取代美国，掌握南洋及西太平洋的主导权。当今，在南太平洋岛国，美军的船只可以任意停靠各国军港，该地区的安全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虽然，日美同盟名义上担负亚太地区的安全与防护，但是日本对南洋岛国地区的安全防务极少染指。日本认为，既然日美是同盟关系，就应该体现双方的责任，若把南洋地区作为展现日美同盟活动的舞台，就可以体现日美同盟的本来意义；一旦美国的势力从夏威夷以西海岸收缩时，日本就可以趁机填补这一区域的海上防务力量，但要做到这一点，“日本必须修改现行宪法，通过向海外派遣军队，使自卫队工作重心逐步向发挥国际海事警察部分功能方向转移”。实际上，日本的上述主张表明了日本要借助日美同盟进一步谋求海上霸权的真实动机。近年来，日本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自身海洋力量的建设，海上自卫队的舰只吨位加速向大型化发展。2010年初，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法案，拟将距离东京1700多公里的冲之鸟礁认定为岛屿，并以此为基点圈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将西太平洋的大片公海划入管辖范围。除了经济目的之外，日本主要还是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

        第三，积极插手东亚海洋事务，谋求海上安全合作主导权。2006年4月，日本军事评论家松村劭在《呼声》杂志上发表题为“海洋国家日本的军事战略”文章，提出作为日本的国家战略，可以运用海洋国家的战略理论，建立横跨太平洋的日美关系，重视台海、马六甲海峡的作用，利用朝鲜半岛和越南作为对抗中、俄的缓冲。他进而分析到，在历史上，西欧列强从太平洋进入中国大陆的最佳途径是取道台湾，对于日本来说，台湾和菲律宾是重要的贸易航路巴士海峡的两翼，日本必须优先发展与其两者的关系。而遏制马六甲海峡的印尼和新加坡也必须是日本的友好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南太平洋海洋国家，是民主政权，也应是日本为加强与东南亚岛国合作的强有力的同盟对象国。松村劭所描绘的海洋外交战略的目标就是“使日本作为西太平洋海上强国再次崛起”。

        近年来，随着南海问题不断升温，日本对南海的关注力度逐步增大，企图通过主导东亚海上安全合作，配合美国新军事战略调整，旨在形成对华牵制之势。2011年9、10月间，日本接连向南海争端国家提议建立东亚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机制，讨论海上安全保障议题，积极推进海洋穿梭外交。在东亚系列峰会上，野田大谈海上安全，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在与东盟签署的《日本与东盟巴厘岛宣言》中，双方在深化海洋安全保障等方面达成共识，针对中国意图明显。为确保战略的有效性，日本还分别将日越、日菲关系提升为“战略对话”与“战略伙伴”关系。日本在东亚海洋问题上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南海问题上的域外大国，又是中日东海争端的当事国。这种角色，便于日本一方面趁南海争端升温之际，打着维护国际法、确保海上航道安全等旗号，谋求建立由其主导的海上安全合作机制，以确立其在东亚海洋问题上的主导权和领导地位，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南海问题越复杂，日本的话语权就越多，其重要性就越能凸显出来。另一方面，南海问题对解决中日东海争端具有连动效应，通过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使中国在海洋问题上面临更加困难的外交局面。

        作为推进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一环，日本还加速有关海洋问题的立法进程，自2007年，日本先后出台了《海洋基本法》、《海洋基本计划》、《海洋能源、矿物资源开发计划》等法律、法规，为强化与周边邻国争夺海洋权益奠定国内法基础。同时，为应对与周边邻国的海上摩擦，2012年8月29日，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和《外国船舶航行法》修正案。海保法赋予海上保安官对“非法”登上日本“离岛”人员实施逮捕的权限。现行海上保安厅法规定，海上保安官行使警察权的范围仅限于海上，而不能在陆地对“非法”登陆者执法，只能由警察行使警察权。此次通过的修正案规定，海上保安官可以在“离岛”行使警察权，对“非法”登陆者进行搜查并逮捕。此外，《外国船舶航行法》修正案规定，对于没有天气恶化等正当理由而在日本领海内停泊或游弋的外国船舶，可在发出警告后直接命令其退出日本领海。

        2012年可谓是日本侵占钓鱼岛的关键年。就在日本逐步完善国内法制基础的同时，终于按捺不住占有钓鱼岛的急切心态，以实际步骤推进相关举措。从年初开始，日本就接连在钓鱼岛问题上搞起小动作，先是有议员登岛，接着又给钓鱼岛附近的所谓“离岛”命名，随后又将钓鱼岛附属岛屿“北小岛”登记为“国有财产”。从4月中旬开始，日本政府和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一唱一和接连上演钓鱼岛“购岛”闹剧。9月10日，日本政府还通过了对钓鱼岛“国有化”决议，并于次日以20.5亿日元（约合1.66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与所谓的钓鱼岛“所有者”签署购岛协议，公开挑战中国对领土主权的国家意志。

        总之，纵观近代日本所实施的海洋外交战略，尽管当时的国际背景和战略目标不尽相同，但日本都以扩张国家利益为靶的，都是在重要的历史时期所采取的主动性战略调整。可以说，百多年来日本对其所处的海洋地缘环境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即使是当代日本外交战略思维仍然残留着历史的印记。其核心思想正如松村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海洋国家的强大邻国是大陆国家，那么海洋国家的国家战略就将面临考验，邻国的强大对任何国家都是悲剧，因为在国际政治中，本国的主张经常会受到强大邻国的干涉，为此，作为海洋国家应该首先谋求与海洋大国发展友好关系，把对付大陆国家正面威胁的国家战略放在优先位置。显而易见，松村劭的这种地缘政治思维在日本战略思想界具有一定代表性。作为日本的邻国，中国应积极关注日本海洋外交战略的新动向，制定相应的地缘政治战略并适时调整相关政策。

        《当前中国-东盟合作面临的新挑战与对策》

        陆建人

        （浙江树人大学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 教授、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中国-东盟合作如果以1991年双方开启对话关系之时算起，至今已经走过了21年历程。前10年双方理顺了政治关系，加强了互信，建立了睦邻互信伙伴关系（1997年）；后10年则以2002年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标志，双方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开展了紧密的经贸合作，并于2010年建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随着CAFTA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融合加深，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为全球树立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取得成功的榜样。

        然而，正值中国-东盟合作进入第三个十年之时，无论是世界还是地区的形势，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持续多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和愈演愈烈的南海争端正在将中国-东盟合作拖入一个日益恶化的环境之中。另外，随着CAFTA降税所释放的能量基本消耗完毕和后CAFTA时代的来临，中国和东盟都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平台和动力来深化双方的合作。因此，可以认为，目前双方的合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一、中国-东盟合作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中国-东盟合作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与前10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世界经济进入低增长时期，国际贸易减速；二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发生变化，从外需拉动转向内需带动；三是东亚海权意识增强，南海争端加剧。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新环境下，中国-东盟合作正面临着新的、巨大的挑战。

        （一）中国-东盟合作面临不利的经济环境

        1. 世界经济和贸易形势低迷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下行期，国际贸易也不景气。据资料，2012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明显放缓，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仍在金融危机后的困境中挣扎，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风险继续上升，经济陷入困境，对全球经济产生极大负面效应，预计2012年欧洲经济将呈现零增长，而全球经济增长仅2.5%，低于2011年2.7%的增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也呈现出放缓迹象。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预计发展中国家今年经济增长5.3%，低于2011年5.9%的增速。

        世界贸易形势也不容乐观。伴随着全球经济下滑，世界贸易呈现回落态势。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2012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已从2011年预测的5.8％调低至目前的3.7％。

        在上述形势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随之升温，导致贸易摩擦增大。全球主要经济体为缓解持续的高失业率，正试图重振制造业，致使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极度盛行，贸易摩擦已从劳动密集型领域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领域延伸，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延伸。特别是针对“中国制造”的贸易壁垒，严重削弱了中国出口企业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竞争优势。

        2. 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跌，外贸形势恶化。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开始进入一个紧缩时期。特别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国内外需求减弱，2012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已放缓至7.8%。并且，一些预测认为，随着近期国内外经济增长动能下降，国内潜在增长率放缓和房地产去泡沫化，预计2012年中国GDP全年增速也为7.8%。

        当前，中国外贸受到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国内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制约，已处于下行态势，增速降至个位数。据海关统计，2012年1-7月中国进出口总值为21683.7亿美元，同比增长7.1%。2012年下半年中国外贸形势仍不容乐观，全年难保10%的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自2011年底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已连续多月下降，2012年1-7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66.7亿美元，同比下降3.6%。另外，还有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一直坚挺的人民币其远期汇率已出现下跌趋势，这反映出外界对中国经济趋势的悲观估计。

        世界经济的低迷和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空间，如果未来形势不见改善，势必会给双方拓展合作造成阻力。

        （二）中国-东盟合作面临不利的政治环境

        当前，影响中国-东盟合作的最大政治问题是南海争端。虽然南海争端仅存在于中国和菲律宾、越南等少数东盟成员之间，但对中国与东盟整体合作仍有负面影响，虽然从统计数据来看，这种负面影响目前尚未显露。中国商务部在回应“南海局势是否会影响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这一敏感问题时，列举了两个重要数字，一是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2012年1-6月份增长了9.8%，高于中国进出口贸易整体8%的增速；另一个是2012年1-6月份，中国企业对东盟各国投资的增速达34%，中国媒体并由此得出“南海局势不会影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结论。不错，从数字来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仍在继续发展，似乎未受南海争端影响。但是，在争端日趋白热化的情况下，很难继续保持“政冷经热”的局面。在东盟中，菲律宾和越南都非中国的大贸易伙伴，中国与菲、越的双边贸易的变化对中国与东盟整体的贸易的影响不会很明显。但是，南海争端对中国与菲、越各自的双边经贸关系必然会产生影响。事实上，在黄岩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曾采取过暂停从菲律宾进口香蕉等制裁手段。中国对菲律宾的一些直接投资项目也“进展缓慢”或押后进行，这对中菲双边经贸关系当然有负面影响。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坦言：政治要和商业分开，但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吗？

        南海争端也在对中越经贸关系造成不利影响。越南已连续11年成为广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广西对越南的贸易已占对东盟贸易的近80%。但在面临南海冲突随时可能爆发的情况下，为避免受到严重冲击，最近广西已经在考虑如何调整贸易伙伴，扩大与东盟其他成员的贸易的问题。

        中国大力推动的泛北合作也难不受影响。泛北合作虽然涉及多个东盟国家，但越南是主要对象。在目前的气氛下，政府间的一些大的投资项目势必缓行。而中国民间对越南的投资也会放缓。越南和菲律宾过去都曾多次发生过反华、排华事件，华商首当其冲，中国企业家不会不考虑政治风险。另外，也只有在良好的、和平的氛围下和盈利前景比较确定的前提下，需要巨资的泛北合作才会有国际投资者。

        （三）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过去30年，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消耗了中国大量的资源和能源。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终极的来临，这种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能源、资源高消耗的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将从外需拉动转向内需拉动，从投资依赖转向消费带动。这意味着，目前中国从东盟大量进口资源和能源以及零部件、半成品，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加工外需商品的模式将发生很大改变。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以及美、欧、日市场需求的疲软将制约中国利用东盟资源出口的空间。事实上，这种模式也难以为继。虽然今后中国内需市场的发展也为东盟产品更多进入中国提供了机遇，但外部市场萎缩仍将持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贸易转向。

        （四）后CAFTA时代已经来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已经成立两年多，中国与东盟各国绝大部分商品的关税已经取消或大幅削减，降税所释放的动力已基本消失殆尽。除了发展服务贸易和增强相互投资外，CAFTA已难满足深化双方经贸合作的需求。双方需要在CAFTA框架之外寻求新的合作途径，或者对CAFTA加以质的改造，大幅提升中国东盟一体化的程度。

        （五）TPP可能造成贸易转向效应

        由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正在谈判中，目前东盟中已有新加坡、文莱、越南、马来西亚四个成员加入了谈判。此外，菲律宾和泰国也在积极考虑加入。新、马、泰、越都是中国在东盟中的重要贸易伙伴，四国对华贸易额占东盟整体对华贸易额的60.1%（2011年，下同），如果加上泰、菲，则高达80.4%。TPP实施全部商品零关税，在其建成后，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进出口将放量增长，由此产生的贸易转向效应可能会减少东盟整体对华的贸易额，冲销CAFTA效应，其影响需要认真考量。

        二、应因上述挑战的对策

        上述五项挑战将对今后10年的中国-东盟合作产生深刻影响，中国、东盟双方都应积极应因。以下是笔者的一些对策考虑，包括推动贸易便利化；促进互联互通；规范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和构建中国东盟经济区。

        （一）推动贸易便利化

        在CAFTA降税基本完成后，下一步主要做什么？笔者认为，在CAFTA框架下，除扩大服务贸易和增强相互投资以外，应当将CAFTA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贸易便利化上来。其实，早在2009年，中国与东盟海关便已通过旨在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便利化合作的《贸易便利化南宁倡议》。2011年中国商务部又提出今后在CAFTA的建设上将着重于推动贸易便利化、简化优惠原产地证书申领和通关程序、提高优惠政策的利用率、提高政策管理的透明度、进一步完善自贸区协议，尽快谈判完成卫生和植物卫生、技术贸易壁垒及贸易便利化补充章节等举措。当务之急首先是双方如何去逐条落实这些举措，其次是如何让企业去利用这些便利化措施，例如原产地证书的申领。从中国企业来看，原产地证书的利用率并不高，据报道，对东盟出口最多的广东省，利用率仅11%。可见，在推动和落实便利化方面，有许多事要做。

        （二）促进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本是东盟在20 09年提出并用于建设东盟共同体的重大举措，它包括实现东盟各国之间的物理连接（Physical Connectivity）、制度连接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三大内容。中国支持东盟的互联互通规划，并且提出与东盟实现互联互通，这显然是对CAFTA框架的突破，是深化双方经济合作的新领域。中国和东盟的互联互通是全方位、深层次、战略性的，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方面的互联互通，还包括相互开放市场中制度政策上的互联互通，促进产业升级的行业对接上的互联互通，增进民众友情的人文交流合作上的互联互通等。目前，双方交通部门已制定了《中国-东盟交通合作战略规划》，昆曼公路基本开通，泛亚铁路建设积极推进，海上互联互通建设正在启动。

        但在推进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中当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资金不足。虽然2011年已经设立了总规模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和250亿美元信贷，但要支撑中国与东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仍有很大的资金缺口。双方要共同努力，多渠道解决共同发展基金。另外，如何实现制度政策上的互联互通以及行业对接上的互联互通，都是复杂而迫切的问题，需化大力气去做。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双方共建的基础设施进行共同管理。首先，双方在制定和设计互联互通规划时要加强沟通，统筹考虑，保障相互匹配与衔接；其次，对于在建或已建成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一定要实施共同管理，共同受益。

        （三）规范中国对东盟的投资

        在后CAFTA时代，深化中国东盟双方经济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扩大相互投资，特别是要增加中国企业对东盟的投资。目前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虽呈增长趋势，但还存在不少问题。

        总的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尚不成熟，与日本、韩国企业对东盟的投资有很大差别。日、韩对东盟的投资是这两国产业链的外延，主要由私营大财团、大企业进行。它们在东盟的工厂是日、韩跨国公司生产网络的组成部分（如汽车零部件、电子半成品），并有自己的技术创新。而且，这些公司注重社会责任，在当地修建基础设施和行善，颇得民众的好感。而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者中虽也有国有大企业，但多以获取资源和承包工程为主；中小企业则多属私有，零敲碎打地进行，投资行业分散，技术含量低，以短期盈利为目的，投资不稳定，不注重自身形象，缺少社会责任，容易与当地产生纠纷（如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无论是国有大企业还是私有中小企业，大都与国内生产网络脱节，这正反映出中国对外投资的不成熟特征。

        所以，只有规范好中国企业对东盟的投资行为，才能受到东盟各国的真心欢迎，使这些投资起到深化双方合作的作用。一是要将对东盟的投资与中国产业链向东盟延伸结合起来，在这里，国有大企业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它们对东盟的投资要与企业生产线的延伸、生产网络的扩张紧密结合，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二是政府要加强对中小企业投资东盟的引导，鼓励其行为的长期性与稳定性。三是在东盟的中国企业，无论是大是小，国企还是私企，都要注重自己的形象，履行社会职责，为当地民众造福。这是增强中国与东盟互信、实现人与人连接的具体手段。

        （四）构建中国-东盟经济区

        中国和东盟在上一个十年制定的以CAFTA为主的合作框架已越来越不能满足双方合作的需求了。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在CAFTA和东盟经济共同体基础上构建中国-东盟经济区。这个经济区通过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将中国的市场与东盟的市场连接为一体，在经济区内，实现货物、服务、交通、制度的畅通无阻。

        未来10年，东盟经济共同体将建成和逐步成熟，东盟统一市场将最终形成。东盟内部货物、服务、交通、高级熟练劳动力将自由流动，相关经济制度和政策也将趋于一致。而在CAFTA框架下，中国与东盟的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以及交通的互联互通也将达到很高的程度。这将为双方市场的联通扫清障碍。这些良好的条件将促进中国-东盟经济区的逐步形成。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由贸易区，其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要远远超过CAFTA。

        未来10到20年，随着中国内需的扩大和数以亿计的富裕人口的出现，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终产品的消费市场。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将完全成熟，部分产业将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这为将近在咫尺的东盟提供极佳的机遇，构建中国-东盟经济区，符合双方的意愿和利益，届时将水到渠成。当然，实现这一构想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东盟必须消除对中国的恐惧心理和戒心，而中国也必须真正取信于东盟。只有在充分的政治互信基础上，双方的经济一体化才能实现。

       《 美国能“享受衰落”吗?》

        王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成员)

        英国上院议员梅格纳德•德赛教授（印度裔）最近发表题为《美国，应享受衰落》的文章称，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经有这么一句名言：“虽然英国早已不再享有‘日不落帝国’的美誉，但它却没有在国际大舞台上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但“现在，就像英国在二战后的情况一样，美国正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因此，这句话还是奉还美国，“让美国人思考本国的未来再恰当不过了，它有助于美国人重新定义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或许，美国应当向英国学习，从容优雅地“享受衰落”。作者最后还饶有风趣地说：“美国，请不要再挣扎保住世界第一的位置快点转身，享受你在下坡过程中的风景吧!”

        从作者的整个行文看来，他似乎无意于伤害或讽刺美国，而是语重心长地提醒美国注意历史的经验。不过，这些话也的确让美国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大跌眼镜。

        其实，类似的话美国人自己早就说过。去年以来，美国一些主流媒体连续发表文章，大谈“春风得意的美国时代已经终结”，说什么“美国自1945年以来一直就是世界头号大国”，在这个世界上“独占鳌头”，“风光无限”，美国的文书和意志就是世界的法律。可是现在，美国人站在“高山之巅”，却感到有“些许寂寞’和“忧心忡忡”，觉得似乎“除了衰落别无它路可走”。这些文章都是美国一些“顶尖专家”撰写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美籍日本人福山先生。他曾写了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宣扬美国价值观和体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而且“已经变成事实”。但他现在终于承认，这种看法不妥，其他选择仍然是客观存在的。这些人并非是在无病呻吟，而是在反思和总结经验，在探寻美国“资本主义的再生”。

        问题是，对于这些善意的告诫，美国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听得进去吗？高调宣称“美国决不做老二”的奥巴马总统听得进去吗？显然不能。大量的事实证明，美国领导人一心想的仍然是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他们虽然“无可奈何要收缩”，实际上还是“情不自禁要伸手”，到处搞“颜色革命”，推行“新干涉主义”。

        然而，“霸权有意，现实无情”。美国现在虽然仍然是超级大国，但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了。用通俗的话来说，“它的指挥棒不灵了”，昔日“美国的文书和意志就是世界的法律”已成“明日黄花”。就拿美国的“后院”来说，“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由谁担任，过去美国说一不二，现在美国推荐的人选，两次被否定，伊朗被美国戴上了“邪恶轴心”国家的帽子，但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领导人与伊朗领导人相互称兄道弟，见面时还热烈拥抱。最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不顾美国的反对，出席了在伊朗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峰会。这方面的事例人们可以举出N次，美国自己也心知肚明。这正是为什么美国近年来玩弄“巧实力”和不断强调要“借力”日本、菲律宾以及越南的原因所在；也是美国对中国虽然“情不自禁要遏制”，但又“无可奈何要合作”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这也是美国自相矛盾和脆弱心灵的反映，充分表明美国不能“享受衰落”，也不会“享受衰落”。

        其实，在时代变迁快速进程中，国家综合国力的消长，此起彼伏，是很正常的现象。在历史上，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国家的迅速兴起，势必要挑战原来占统治地位的“龙头老大”，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从而引起对抗乃至战争。现在时代不同了，环顾全球正在兴起的大国，它们都在要求和平、发展与合作，要求平等的伙伴关系。它们并没有要与美国“分庭抗礼”。在亚太地区，中国也没有反对美国的存在，只是希望它多发挥一点正面和积极的作用而已。美国领导人如果有一颗平常心，尊重历史和新世纪时代变迁的现实，好好听一听上述专家学者的肺腑之言，那将是美国的福音，也是渴望和平与发展人们的愿望。但愿美国能好自为之。

        《美日竞图私利 局面后患无穷》

        赵昌会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理事）

        一部中日近现代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从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的。以山东半岛威海卫为最后舞台的这场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国际上通称第一次中日战争，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当时处于清朝统治下；二是，并且主要是，日本作为一个曾经千百年来以中国为师的、弹丸之国的“倭寇”，不可思议地打败了泱泱大国的天朝中国，一跃跻身为世界列强，从此彻底改变了东亚的战略格局。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日本社会的危险基因和帝国冲动，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膨胀和建立起来的。这场战争，其实就是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战争持续了9个月零23天：以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为开端，──1894年8月1日，日本才正式向清政府宣战──到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今下关）签订《马关条约》结束。有必要指出，该条约正式名称为《日中和约》（Japan-China Peace Treaty）。

        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民族苦难都是从那时开始的。对于中日而言，甲午战争都是各自近现代史的划时代时刻，对于中国产生了两项影响百年的历史伤痛：第一，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和大陆难以弥补的隔阂，遗患至今；第二，包括中国战败赔偿和三国干涉还辽的“赎回”，日本一共勒索了中国两亿三千万两巨额白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2012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18周年，而历史在这个夏天格外骚动，中、韩、俄与日本的岛屿之争轮番上演，中日关系几乎是围绕钓鱼岛展开的：日本右翼极端势力代表人物之一石原慎太郎鼓动由私人购岛，引发中国舆论大反弹；香港保钓人士登岛宣示主权，日本先是抓人，而后“强行驱逐”；韩国总统登上独岛（日称竹岛），退回日本首相抗议函；中国接受日本首相来函，但日本民间登岛“科考”；中国希望双方政府保持克制，日本却口头表示合作，实际支持右翼胡闹，进而实现钓鱼岛“国有化”。

        很遗憾，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丝毫难见值得庆祝的气氛；在中日甲午战争118周年之际，如何面对“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这一难题又一次摆在了中国的面前。

        历史会重演吗？不会。历史会以十分麻烦的方式继续纠缠吗？会的。因为日本蠢蠢欲动，一直想成为不受雅尔塔体制束缚的“正常国家”，即修改早已面目全非的《和平宪法》，拥有并自由使用国家军队，而一场中国并不想要的战争，或许最能帮助日本实现这个目标。

        美国明确站在这个目标的后面。美国2005年不加掩饰地确立“2＋2会谈”，2010年深化《日美安保条约》，从鼓动日本修宪、独立承担自卫责任、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联合日本大搞反导系统，再到今年反复演练夺岛军演，无一不剑指中国。美国一贯对华强硬的保守主义分子，如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前助理防长约瑟夫•奈和少壮派理论家罗伯特•卡根，不遗余力地“开导”日本，让日本必须“设法消除”正在崛起的“中国威胁”。

        人们记得，1947年，二战结束后不久，美国为了拉拢日本进入反对苏联的阵营，草率地处理战后遗留问题，漠视、包庇、纵容了一大批战争罪犯。近年来，特别是美欧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为了“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决意“重返亚洲”，在中日关系和南海问题上，似乎又把日本当成了得力帮手。

        一言以蔽之，日本肆无忌惮的背后，是狐假虎威的美国战略私利。然而这一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它们可能会低估或错判中国的战略意志。在东亚和世界安全形势的今后演变中，美国若一味寻求日本的“敢作敢为”，势将害人害己。

        《从张成泽访华看中朝关系及朝核问题》

        王乃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行政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率领的，中朝两个经济区开发合作联合指导委员会朝方代表团于8月13日至18日访华，使中朝两国的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有利于继承和发展中朝双方所珍视的世代相承的传统友谊，也有助于半岛的经济发展与安全。中朝两个经济区的建设表明朝鲜在不放弃“先军政治”和“主体思想”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朝鲜不可能像西方所希望的那样进行经济改革开放。

        朝鲜今年4月13日发射卫星失败后，美日韩等国加大对朝的军事遏制，政治孤立及经济制裁等措施，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多次敦促朝鲜进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朝鲜则在军事上加强了战备措施强调“先军政治”同时在思想意识和经济上抵制美日韩对朝的和平演变政策。

        5月20日朝鲜公开宣称为有核国家，并要加强朝鲜的核遏制力。在当前半岛形势紧张对持、僵持的情况下，朝核六方会谈难以重启。美韩总统大选在即，美国总统选举，两党不管谁上台，对朝政策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韩国无论哪党胜出都可能会对李明博现行的亲美敌朝的政策做出调整，半岛形势会发生变化。解决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仍是有效的机制，而六方会谈所达成的“9.19”六点共同声明是解决朝核问题的纲领性文件。朝核问题谈判久拖不决，主要原因是美国仍未放弃对朝敌视政策，坚持沿用军事手段及和平演变两手推翻朝鲜的社会主义政治及经济体制。因此，美国至今仍无意履行六方会谈中美方承诺的用和平条约取代停战协定，在朝鲜安全得到确实保障的情况下使朝鲜弃核的核心条款。

        二

        金日成死后，中朝双方都十分珍视继承和发展两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两国传统友好关系在金正恩执政后得以传承。2011年12月19日朝鲜宣布金正日逝世消息，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30日举行会议，宣布根据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正日2011年10月8日遗训，推举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正恩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席名义于12月31日致电祝贺，表示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相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一定会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今年4月13日在朝鲜发射卫星失败后，4月21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国际部部长金永日率代表团访华，与中方进行第二次中朝战略对话（首次于2011年6月在朝鲜举行），双方就两党两国关系及半岛局势交换意见并进行磋商。4月23日胡锦涛接见代表团，重申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国将同朝鲜一道保持高层交往和党际交流，促进务实合作和睦邻友好，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战略沟通和协调。为维护半岛持久和平稳定，实现东北亚长治久安，促进共同发展而不懈努力。金永日则称，不断发展两党两国友好关系是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的遗训，是朝鲜劳动党坚定不移的立场，朝方将一如既往推动两党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7月30日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家瑞访朝。8月2日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金正恩会见中共代表团，这是金正恩被推举为接班人后首次单独会见外宾。金正恩表示朝方将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培育的朝中传统友谊，使之发展到更高水平。

        张成泽访华标志中朝之间在发展两国经济合作方面已摸索出新的模式。中朝两国经济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在冷战时期，中国对朝经济合作以单方面对朝一边倒的无偿援助为主要方式。冷战后特别在七八十年代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因素，中国对朝经济合作及援助逐步减少。在此期间，2005年10月建成的大安友谊玻璃厂，是中国向朝无偿援建的一座现代化大型生产成套项目的玻璃厂，投资约2.6亿元人民币。中国耀华玻璃集团公司负责协助建设并提供技术支持。金正日总书记称赞该厂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朝友谊的又一个见证”。但这仅是几个少数个例。为了在新时期如何理顺和加强两国经济合作，必然要改变中国对朝单方面无偿援助的方式，探索由单方面援助改为互利合作的新模式。2010年金正日访华时与中方达成中朝合作在毗邻中国吉林省延边地区，在朝鲜东北部建罗先经济贸易区，在位于鸭绿江毗邻中国辽宁丹东地区建立黄金坪、威化岛经济贸易区，双方为此建立了联合指导委员会。2011年6月双方先后在黄金坪岛和罗先经济区隆重举行项目启动仪式。此次张成泽访华主要是出席于8月14日召开的中朝共同开发和共同管理两个经济区联合指导委员会第三次会议。8月17日胡主席会见张成泽时表示，希望双方充分利用和发展各自优势，积极探讨新的合作方式，扎实推动两个经济区开发合作等重要项目，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更好的为两国人民谋福祉。张成泽说，朝方愿与中方一道，共同推动两个经济区开发合作取得更大成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党两国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与张成泽共同主持会议，双方一致认为两个经济区开发合作已取得显著成果，进入实质性开发阶段。双方共同编制有关“规划纲要”，将继续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开发合作原则，加快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资，将两个经济区建成中朝经济合作示范区。朝方为此修订了“罗先经济区法”，并制定了“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法”。

        三

        金正恩将继续奉行金日成及金正日时期的“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的治国方针。这是由于朝鲜的外在环境所决定的，朝鲜在美日韩军事联盟包围下，随时有可能受到美日韩的军事进攻，不得不处于战备状态。几十年来朝鲜一直在美国及西方一些国家孤立及经济制裁下，不得不采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当前在美国把军事及经济战略重点从跨大西洋转向亚太，今年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更加频繁。据不完全统计，美韩2012迄今为止针对朝联合军演多达数十余次。其中美韩及美日韩在黄海联合军演多次，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参与演习。

        针对美韩对朝频繁进行军事演习的挑衅活动，金正恩多次视察了东部前线及西南前线前沿部队。在5月20日-31日美韩八万联军举行“乙支自由卫士”联合军演的首日，金正恩乘木船渡海视察了位于西南前线最南端的岛屿防御部队。金正恩于8月25日与夫人李雪珠出席庆祝金正日开创“先军政治”革命领导工作52周年的“8.25庆祝大会”。金正恩在会上发表演讲就美韩“乙支自由卫士”联合军演表示，朝鲜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为了全面进行反攻，他已经研讨了作战计划并已签署了最终文件。

        金正恩执政后特别关注改善经济运营方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不会进行西方所冀望的改革开放。朝鲜国土2/3为山地，只有1/3为可耕地，而且朝鲜频频发生旱涝灾害，每年粮食缺口较大。金正恩在今年4月首次发表公开讲话时称，朝鲜劳动党坚定目标之一是改善人民生活，让老百姓不必再“勒紧裤腰带”，为此制订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6.28”新经济政策，具体内容尚待核实。基本思想是搞活农业经济，给企业以更大经营自主权；用市场价格收购农民产品的70%，其余30%可自行处理；农业生产单位（组）的成员从10-25名减到4-6名以提高效益；降低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轻工业产品价格如布料、肥皂等等。从目前看朝所采取的经济改善措施，已有一定市场经济成分。朝不仅对美韩对朝军事入侵警惕性高，而且对西方诱压朝鲜进行改革开放及和平演变也非常警觉。

        四

        朝有可能继续进行卫星发射及核试验，以加强核威慑力，保卫朝人民的生命与安全，同时加强在未来核谈判中的地位。朝鲜最高人民委员会于今年4月13日通过第六次修改宪法，加入朝为有核国家内容。今年5月30日朝已公开表示为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以外的第九个有核国家。如果美不改弦更张继续对朝进行敌视政策，对朝方释出的善意不与回应，六方会谈久拖不决，朝鲜可能择机继续进行卫星发射及核试验，以迫使美国改变对朝敌视政策。明年由于韩国大选后可能对美朝政策有所调整，半岛形势会出现新的局面。朝核问题谈判即使重启也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成果。

        《欧债危机对欧洲一体化及中欧关系的影响》

        王海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一、 欧债危机根源再析

        欧债危机在欧洲部分国家集中爆发，既有内部问题，也有外部问题；既有共性，也有各个国家的特殊性。但是，欧债危机在部分国家爆发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隐藏在其国家内部的独特结构性问题。

        首先，欧元区制度缺陷并非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欧元区统一的货币制度和分割的财政制度，导致货币政策以通胀管理为主要目标，难以兼顾各个国家在增长、就业和国际收支等方面的差异。同时，各个国家财政政策由于完全独立于统一的货币政策之外，需要承担更多的宏观调控功能，导致部分国家通过赤字来不断举债，陷入赤字和债务漩涡。金融危机后，这一制度的缺陷更为明显，欧元区国家难以进行货币融资，只能寻求外部救助资金。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欧元区制度缺陷是欧债危机最根本的原因。但是，最早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冰岛和迪拜并不受这一制度缺陷的影响；同时，欧元区大多数国家也并未陷入赤字和债务危机。

        其二，政府不负责任地过度举债，导致希腊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意大利主权债务风险上升。希腊和意大利政府债务水平一直很高，金融危机前数年就已超过其GDP总量，政府仍然不断举债来维持其财政赤字。金融危机后，希腊财政赤字水平继续恶化，而且政府债务总量也不完全透明，市场开始怀疑其债务偿还能力，全球主要信用评级机构不断下调其政府信用水平，导致其政府最终难以从市场融资，开始寻求外部救助，陷入债务危机。意大利政府债务水平虽然也非常高，由于财政赤字管理不仅好于希腊，也好于欧元区平均水平，其政府债务危机尚未爆发。

        其三，金融机构不受约束地过度举债，导致冰岛、爱尔兰和西班牙最终陷入债务危机。冰岛、爱尔兰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务危机主要体现为银行债务过大。2008年，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政府债务水平明显低于欧盟平均水平，也低于《安全水平。但是，金融危机爆发严重打击了冰岛、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房地产市场，导致地产泡沫破灭，银行资产负债表不断恶化。先是冰岛3家最大银行资不抵债，被政府接管，进而最终导致冰岛政府违约。欧债危机以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了挽救其国内的银行业被迫申请外部资金救助。

        其四，过分依靠传统服务业，产业结构单一，缺乏核心竞争优势。与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其他欧洲国家比，虽然同为发达国家，但欧债国家制造业和技术竞争能力普遍不强，金融保险等专业服务能力也普遍缺乏竞争优势，更多地依靠旅游等传统服务业支撑经济发展。金融危机对全球范围内的旅游产业影响最大，希腊首当其冲。即使是在欧债国家相比，率先爆发危机的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竞争力均不及西班牙和意大利。

        其五，追求相对均等化的社会福利，导致欧债国家难以支持其庞大的社会福利体系。欧元区各国之间尽管发展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存在明显差距，但是在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社会福利体系方面的差别并不大，导致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欧元区内经济相对落后国家不得不保持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由于经济和财力的限制，与德国、英国和法国等相比，欧债国家在提供社会保障时不得不长期依靠财政赤字，其政府债务危机不可避免。

        总之，欧债危机在欧洲国家集中爆发，内部因素是主要的，绝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为货币一体化。欧债危机爆发既有金融危机影响和信用评级机构等外部原因，也有欧元区统一货币体系导致欧元区内欧债国家难以进行货币融资，被迫通过市场大量举债的原因。但是，欧债危机在局部爆发从根本上看，更多地还是欧债国家长期以来累计的内部问题的集中爆发，决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为欧洲货币的一体化。

        二、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欧债危机是欧洲部分国家过去长期风险累积的一次集中释放，欧盟和IMF实施的一系列外部救助方案帮助欧债国家避免了危机的突然爆发，但并未根除危机的隐患。同时，各国正在实施的紧缩计划在国内也面临政治和舆论挑战，欧债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将可能是长期的。

        第一，欧债危机不会导致欧元区解体。欧债危机以来，围绕部分欧债国家是否留在欧元区存在着各种争论，这一问题一度使得希腊退出欧元区成为一种现实的选项。对于希腊而言，选择退出欧元区，将面临经济的倒退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很难受到大多数公众的支持。留在欧元区，虽然要经历紧缩带来的痛苦，但却可避免经济的倒退和动荡。对于欧元区来说，希腊退出欧元区，将严重打击市场信心，有可能诱发骨牌效应，届时最大的输家还是欧洲和欧元区国家。实际上，希腊等后来加入欧元区的非核心国家均从货币一体化中得到了巨大的实惠，长期保持经济的稳定，如果没有加入欧元区，希腊等国家可能面临更大的问题。此外，欧债危机爆发也并未给爱沙尼亚2011年加入欧元区带来任何实质上的影响。

        第二，欧债危机不会影响欧洲一体化的方向。欧洲经济一体化是欧洲相关国家的共同愿望，加入欧盟有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只有达到一定发展水平，财政状况健康，经济长期保持稳定的国家才会被欧盟接纳。欧盟和欧元区的扩张，不仅给欧盟和欧元区注入活力，也给新成员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从建立共同市场开始，到最终统一货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间有很多利益博弈。而从统一货币到统一财政将面临更大的利益博弈，问题更多，难度更大，需要的时间更长。欧债危机归根结底是欧债国家自身问题的一次爆发，并非欧元区制度的缺陷。但是，欧债危机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迄今为止面临的最大挑战，欧债危机可能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但不会影响欧洲一体化方向。

        第三，欧债危机将有助于欧债国家进行内部结构性调整。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先后建立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和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两个机构与IMF一起为危机国家提供金融救助。这种救助以危机国家财政紧缩和外部监督为前提，迫使欧债国家进行涉及社会福利制度的一系列内部结构改革。这些改革在中短期来看是痛苦的，但有利于社会经济长期的稳定和繁荣，外部救助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减轻改革带来的痛苦。同时，欧债危机也会迫使欧洲大多数国家实行紧缩政策，进行内部改革，以避免危机波及自身。这样，欧债危机将迫使欧洲各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减少赤字和政府债务。此外，如果没有外部救助资金，欧债国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最终也会象冰岛一样在破产后进行内部的结构改革。

        第四，欧债危机有利于推动欧盟财政的一体化。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三个阶段依次为市场一体化、货币一体化和财政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几乎没有受到大的挑战，也未出现过大的问题，在欧盟建立前已经完成，为货币一体化创造了条件。欧债危机爆发前，欧盟货币一体化尚在进行，财政一体化更未提上议事日程。欧债危机爆发后，在货币一体化受到质疑的同时，欧洲却已经开始考虑和推动财政一体化措施。目前，已经建立了临时性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长期性的金融稳定机制，同时加强对欧盟成员国金融机构和政府预算的监管，并且开始讨论发行欧洲统一债券，以增强应对危机的能力。

        总体上看，欧债危机对欧洲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推动欧盟一体化的外部动力。欧债危机是欧盟一体化过程中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大挑战，从目前情况看欧洲有能力来应对这场危机。如果没有欧盟和欧元区这两个机制的约束，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积累的内部风险可能会更大，在缺乏外部救助的情况下有可能步冰岛后尘。欧债危机爆发后，一方面欧盟在极力维护欧元区完整和欧元稳定，另一方面欧盟已经开始考虑和推动财政的一体化。

        三、欧债危机下中欧关系需要关注的六个问题

        欧债危机成为金融危机后全球最为关注的议题，不仅凸显了欧洲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也说明欧洲经济关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切身利益。欧债危机长期化，可能使欧洲成为全球经济长期关注和角力的重点。对欧美中三大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均是巨大的挑战。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继续提升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包括空间、制度和时间三个维度。从空间维度看表现为欧盟的扩张，欧盟的扩张首先表现为市场的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和利益。欧洲一体化过程首先就是一个空间不断扩张的历史，随欧盟的扩张，其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在全球的话语权不断增强，欧盟进一步扩张的趋势难以避免。从制度建设维度看，欧盟一体化进程在经济领域包括市场一体化、货币一体化和财政一体化。目前，市场一体化已经完成，货币一体化正在进行，财政一体化已经起步，尽管受到欧债危机的冲击，其一体化过程也很难逆转。从时间维度看，一方面，欧盟扩张使其市场规模和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制度建设和完善又提升了其整体的实力。另一方面，欧债危机导致欧洲经济整体低迷，不得不更多地关注其内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影响不会长期化。总体看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不可逆转，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可能还会增强。

        （二）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会继续给欧洲带来巨大机会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给欧洲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机会。首先，中国不断开放的市场和强大的购买力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成为拉动欧洲出口的重要原因。其次，在中国投资生产经营的欧洲企业通过在全球组织生产，有效地配置了要素和资源，不仅直接从中国市场上得到了巨大的收益，有效地化解了市场风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欧债危机的冲击。其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投资，欧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中国对欧投资不仅带来了资金，而且可以解决就业，增强市场的信心。最后，中国目前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跨越的关键时期，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广阔的市场，中欧双向投资将继续惠及双方。

        （三）中欧双方利益交汇点仍在增加

        中国经济的发展，竞争力的提升和对外开放的深化，使中国越来越紧密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利益交汇点在不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欧债以来，中国通过不同的方式支持并积极参与多边和双边的各种解决欧债危机的努力和活动，在很多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同时，中欧之间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智能电网等方面进行了各种层次的合作。此外，中欧之间还启动了城镇化方面的合作，合作领域涵盖战略研究、规划设计、低碳发展、建筑节能、环保产业、社会保障改革、灾害风险管理、城市治理等诸多方面，已经大大突破了传统的经贸领域合作。这些合作不仅为中国城镇化注入了活力，也为扩大双边投资、贸易、技术、文化等交流搭建平台。

        （四）中欧在经济领域的分歧和矛盾将越来越多

        随着中国竞争力提升和中欧合作深入，中欧在经济领域的矛盾和分歧也越来越多。长期以来，中欧技术经济和产业互补性强，在技术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分工层次比较清晰，在经贸和产业领域的分歧和矛盾有限。加入WTO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欧洲越来越关注中国的产业政策，特别是科技创新政策，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中欧贸易摩擦由纺织品转为金属及其制品，由金属及其制品转向机电产品。此外，欧盟在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调查时，越来越多地进行反补贴调查，不断将矛头指向我国的国内政策。最后，针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关注点越来越细。这些分歧和矛盾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了中欧正在由合作转向合作和竞争，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随中欧合作深入，欧洲利益诉求越来越明确。

        （五）中欧关系中复杂的大国利益博弈

        中欧关系中的大国关系非常复杂，既有中欧关系内部的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因素，也有中欧关系外部的美国因素。在欧盟内部，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在欧元区内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话语权较强。中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与中国与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大国之间的关系。欧盟内部一些国家可以利用其影响，将双边矛盾转化为多边矛盾，既避免了与中国的直接冲突，又可充分体现其利益诉求。相比，中国跟欧盟部分国家之间改善关系，有助于改善中欧之间的关系，但很难体现中国对欧盟的整体利益诉求。同时，中国跟欧盟某些国家的分歧，又很难通过中欧这一多边机制来解决。在欧盟外部，中欧关系更多地受美国因素的干扰，美欧虽然在经济方面处于竞争关系，但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很多方面形成了稳固的战略同盟，对中国的利益诉求有很多共同点。

        （六）从构建多极世界的角度处理中欧关系

        从战略上讲，多极化的全球治理格局更多地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客观上也可有效对冲美国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和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美国更多地影响着世界，在不断从全球化中攫取利益同时，却可以将其内部风险通过经济的全球化转移出去，形成所谓“美国得病，全球吃药”的现象。欧洲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货币一体化和财政的一体化使得欧盟最有可能来抗衡美国，来缓解全球经济对美国的过分依赖。同时，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也希望中国崛起能成为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既可将中国纳入全球治理体系中，又可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还可为其自身的发展创造更多的空间。对中国而言，多极化的世界不仅给我国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也给予中国更多的国际空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亚努科维奇政权下的乌俄关系》

        李勇慧

        （中国社会科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外交室副研究员）

        亚努科维奇2010年2月当选乌克兰总统后，主动采取行动，修复与俄关系。俄罗斯也抓住时机，奉行积极务实的对乌政策。在双方互动下，两国关系结束了多年徘徊在低谷的局面，全面启动并迅速升温。但时过不久，随着俄乌间固有矛盾的激化，两国关系于2011年再次进入冷淡期。

        一、乌俄关系从升温回到冷淡

        2010年，随着乌克兰亲俄派亚努科维奇上台，处于多年对抗状态的乌俄关系高调启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双方恢复高层交往，两国关系政治氛围全面改观。在亚努科维奇3月对俄进行破冰之旅访问后，两国高层领导人开始频繁交往，一年内仅元首会晤就有10次，这与尤先科当政时期双方领导人互不往来、甚至唇枪舌剑的冷战局面形成鲜明对比。二是两国在重大政治敏感问题取得突破，政治互信有所恢复。2010年4月，俄乌两国总统在哈尔科夫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黑海舰队继续在乌驻扎问题的协议，这为双边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新协议规定，俄黑海舰队驻扎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期限将延长25年，且在2042年期满后如双方无异议，俄有权进一步要求延期5年。7月，乌议会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乌克兰的非集团化国家地位，打消了俄一直以来对乌谋求加入北约的忧虑，使影响双边关系的政治障碍进一步消除。三是以俄降低天然气价格为突破口，俄乌经济合作全面启动。2010年4月，两国就俄大幅降低供乌天然气价格达成协议，乌将以优惠30%的价格从俄购到天然气，这为乌新政权缓解财政困难、发展经济提供了喘息之机。10月，普京总理对乌进行工作访问，两国政府间经济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召开，双方在俄石油过境、核能、航空航天、农业以及地区合作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两国经济合作关系进入务实阶段。四是俄乌军事合作起步，双方就乌军工厂维修前苏联武器装备、举行联合军演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签署了关于俄方向乌方通报驻扎在乌境内俄黑海舰队情况的议定书，此议定书对两国增信释疑还在历史，宗教，俄罗斯地位等问题上对俄示好，并表示希望全面恢复和深化同俄关系，而俄也表示认可乌奉行的东西方平衡外交政策。

        然而，在经过了短暂的密月期后，俄乌之间的一些固有矛盾以及新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双方难于找到妥协的解决办法，这导致两国关系迅速回冷。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其一，乌克兰是否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问题。2010年1月俄白哈关税同盟正式启动，不久俄乌两国关系也高调启动，于是俄向乌发出了加入关税同盟的邀请，但乌态度始终不积极，因为，乌克兰与欧盟就“入盟”问题也已进行了多年谈判。2011年3月，普京在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间委员会会议上要求乌克兰做出正确选择，加入关税同盟。4月，

        普京访乌时明确表示，俄希望乌首先完全加入独联体经济一体化，与该地区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然后再考虑加入欧洲一体化。这次访问被乌反对派视为普京在向亚努科维奇施压。乌国内对是否加入关税同盟争议很大，乌学者普遍认为，关税同盟是一个政治组织，任由俄领导人说了算，而与俄交往让人心里没底；尽管乌加入关税同盟可换来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但俄方一定还会进一步提出合并天然气公司的要求。乌在权衡利弊后正式提出以“3+1”方式参与关税同盟。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乌试图在保持与欧盟谈判的同时，又不得罪俄罗斯。对此，俄表示无法接受，并声称俄在天然气价格方面很难做出让步。到2011年下半年，两国在该问题上的矛盾进一步升级，俄将天然气价格与乌加入关税同盟挂钩。2011年10月普京发表了组建欧亚联盟的文章。文中暗指了乌不识时务，普京指出，一些俄罗斯邻国不愿进行融合，理由是他们害怕伤害与欧盟的关系，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当前的关税同盟还是将来的“欧亚联盟”都将成为欧盟的合作伙伴，并将在未来成立统一经济体时发出更有影响力的声音。“除了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以外，欧亚联盟还将帮助成员国更快地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并能更好地维护成员国立场。”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希望乌克兰加入欧亚联盟，他认为，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消除了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一体化项目（首先是关税同盟）的障碍。

        其二，天然气价格问题。乌克兰所用天然气中约80%都依赖于俄罗斯进口。乌克兰一直要求俄罗斯能重新改变天然气定价机制，以降低天然气价格。在两国关系转暖后，乌又将该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乌在天然气问题争论中的立场是：1降低俄向乌供给天然气的费用，在哈尔科夫协定价格的基础上，每立方米再降100美元。2乌希望欧、乌、俄三方共同进行改造乌境内天然气运输管道。3希望南溪经乌境内。4不同意俄入股乌天然气运输公司。5不愿俄罗斯以加入关税联盟作为降价条件，反以此威胁乌在天然气价格上的要求。俄罗斯立场与乌截然对立：1要想得到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乌克兰必须加入关税同盟，那将与白俄罗斯一样，可以享受低价的天然气。2如果想重新审议天然气价格，那么就要出卖乌克兰天然气公司的股份，俄乌天然气公司进行合并。3南溪没必要经过乌克兰境内。4俄不愿欧盟参与乌境内运输管道改造。

        前总理季莫申科被捕事件将乌俄关于天然气价格制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2011年9月乌总理阿扎罗夫曾表示要通过法院起诉前总理季莫申科2009年签署的俄乌天然气协议，理由是质疑它的合法性。对此，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立即指出，所有法律在没有被否定以前都应该遵守执行，乌克兰伙伴应无条件执行2009年的协议，至于未来，双方可以讨论合作的不同方式，推动一体化进程，在加入关税同盟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梅德韦杰夫提醒乌天然气合作要基于价格公式，这个公式不仅针对乌克兰，也是欧盟国家遵守的公式，所付费用都是相同的。

        乌克兰在同俄谈判解决天然气价格问题的同时，为了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乌总理阿扎罗夫宣布5年内将逐步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采购量。2011年9月亚努科维奇还分别访问了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与之达成进口天然气的协议。同时，乌决定大力提升煤炭在发电中的份额，已于2011年9月与美国Exxon mobil公司签订勘探和开发乌煤炭资源项目的预备协议。

        与乌天然气价格争端也促使俄罗斯加快建设绕过乌克兰新的供欧天然气管道——北溪和南溪工程，实现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管道多元化。今年4月北溪工程已经完工，输气管直接联通到德国。北溪的建成将让乌克兰损失20%的过境费。乌克兰要求俄南溪工程的管道经过乌国境内，要俄到2019年保证其过境天然气的量，并指出这才是俄乌欧成功合作的主要内容。

        为避免乌俄关系因天然气问题再度恶化，2011年9月24日亚努科维奇在乌供暖季来临前就天然气问题专访俄。双方关于天然气价格虽未能达成一致，但俄罗斯表示不将加入关税同盟与天然气价格挂钩，而且还准备讨论在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上与欧盟成立三边天然气财团的问题。直至今日俄乌双方仍再在围绕天然气价格及天然气合作进行谈判。

        其三，乌与北约军事合作问题。亚努科维奇虽然宣布非集团化的国家地位，但近两年与北约联系仍然紧密，引起俄罗斯的担忧。截止2011年9月，共有65次活动，其中6月与美国共同举办的“海上微风”军事演习，“蒙特雷”号导弹巡洋舰进入黑海。乌不仅增加与北约的来往，还与北约一起讨论一些敏感的问题，如俄罗斯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的驻扎前景、反导和对外政策战略等。2011年秋，美国北约希望利用俄乌关系中的矛盾促使乌克兰同意在其境内部署反导系统，以增加在与俄反导谈判中的筹码，为此，邀请乌参加2012年5月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北约峰会。针对美国的意图，俄罗斯外长同期发出建议与乌成立共同的安全空间。

        二、乌俄关系曲折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乌俄关系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

        首先，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是乌克兰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难以割断的传统经济联系是维系乌俄关系的内在动因。从能源和外部市场方面看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度很深。尤先科时期推行去俄化、亲西方的政策，将俄看作是乌外政中的消极否定因素，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主要表现在其一西方对乌的援助迟迟不兑现，乌克兰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其二，俄乌天然气大战使在能源领域严重依赖俄罗斯的乌克兰经济雪上加霜。乌克兰老百姓两次冬季过冬遭受了“断气”的寒冷。在乌克兰将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寄托于西方的幻想破灭的背景下，亚努科维奇上台后奉行东西方平衡政策，客观地，以积极地态度对待邻居俄罗斯。在务实主义的指导下，亚努科维奇看到改善乌俄关系所带来的巨大政治经济利益，摒弃了尤先科时期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化，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乌克兰新政权提出了乌克兰外交三大支柱：实用主义，经济化和非集团化。亚努科维奇认为，在当前金融经济危机的困难时刻，必须充分挖掘乌俄关系的发展潜力，特别是两国在工业领域的传统经济联系。随着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俄罗斯将是帮助乌克兰摆脱金融危机，实现经济复苏的最重要的国家。恢复乌俄关系可以保障乌经济通畅运行，稳固新政权。在签订哈尔科夫协定时普京就表示，这个协定事实上是俄罗斯给乌克兰多增加了40亿美元的投资。乌政府对此说法表示同意，并强调，其实质是保证了日用品和供暖价格的稳定。基于上述认识在亚努科维奇上台后乌俄关系立即得到修复，在短时间内使乌俄关系总体气氛得到改善，恢复到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其次，摒弃去俄化的政策，重新寻找乌俄两国中的历史文化联系。亚努科维奇上台后，在历史、宗教、俄罗斯地位等问题上采取对俄示好的行动。明确表示上世纪三十年代大饥荒不是对乌人民的种族灭绝；就乌起义军领袖被授予民族英雄称号及俄语地位问题作出决定；高调接待东正教大牧首访乌；宣扬两国共同历史与斯拉夫兄弟传统友谊。通过上述举措试图让乌俄友好回归社会主流意识。

        第三，乌克兰重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俄罗斯不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控制。乌克兰作为独联体地区大国，地处欧盟、北约和俄罗斯多方利益角逐之重地。俄罗斯一向视乌克兰为自身势力范围，是俄西部安全的底线，乌克兰对俄全具有重大战略利益。乌克兰国家内外政策的任何重大变化均对欧洲大陆的地缘战略演变产生影响。牢牢掌控乌克兰不脱离俄势力范围被视为俄对乌政策中最重要内容。因此，当亚努科维奇上台后主动向俄罗斯示好时，俄抓住机遇就此改善同乌的关系。

        第四，俄美关系对乌俄关系的影响。普京任第一、二届总统时俄美关系紧张对抗，美国对俄罗斯的“特殊利益”独联体地区不断蚕食。美国将乌克兰当作围堵俄罗斯的重要工具，拉乌克兰加入北约，使其参与美主导的“集团政治”，在独联体构筑反俄战略带，乌俄关系在争论、对抗的圈子里反复交替，逐步走向恶化。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后俄美关系重启，俄美缓和为乌俄关系缓和带来宽松环境。此后，俄美继续朝着缓和与加强合作的方向发展。俄美在独联体的争夺暂以俄罗斯占据主动。对于俄在乌克兰、吉尔吉斯坦扶植亲俄势力的动作虽令美担忧，但并未遭到美强烈抵制。独联体地区的北约东扩之危已暂时从美俄议程中消失。同时，在乌美关系方面，美国认为，即使是亚努科维奇上台也不会对美乌关系造成严重损坏。在这样的背景下，促进了乌俄关系改善。

        （二）影响乌俄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

        亚努科维奇执政后乌俄关系在短短两年内就经历了升温、降温两个阶段，这凸显了两国关系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短时间内难以调和。

        首先，乌内部的“恐俄”，制约俄乌走近。众所周知，乌克兰是在多民族大俄罗斯主义根深蒂固的联邦制国家解体的基础上成为独立国家。因此，俄乌两国特殊的历史和社会民族关系使得乌克兰倍加珍惜独立。乌克兰学者认为，俄在对外关系中始终带有大国沙文主义色彩，与独联体国家交往中更是如此。俄罗斯存在后帝国主义的综合症，俄不需要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一个行事独立的总统。乌学者还认为，俄罗斯试图通过天然气价格问题，贸易中使用卢布结算问题，控制乌克兰经济，扩大在乌克兰，甚至在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在乌俄关系重启过程中，俄希望更紧地拉住乌，提出与涉及乌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航空、造船等国家大型企业进行“合并”的建议，大举参与乌企业私有化，要求加入以俄罗斯为主导的关税同盟，利用乌对俄有所求之机，加紧与乌经济的“融合”。因此，在乌俄关系得到改善的同时也引起乌国内普遍的忧虑和广泛争论，担心乌国家逐渐丧失独立。乌克兰东正教基辅大牧首发表公开信支持总统在天然气问题上捍卫国家利益。公开信中说，天然气问题虽是经济问题，不属于宗教范畴，但是，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政策，其目的就是要在各方面屈从于俄罗斯的意志。口头上对我们说“友谊、兄弟、战略伙伴，精神统一”，但在行动中，我们看到俄罗斯领导对待乌克兰用这样的公式：你们要立即交给我们你们的全部所有，而我们在一定时候可能给你们点什么。难道这是友谊和伙伴关系吗？难道平等和相互尊重就是这样表现的吗？

        其次，发展乌俄战略关系缺乏统一、巩固的政治基础和社会民意。乌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和民众对俄心态与立场各异，尚未形成统一的文化和历史同一性。乌独立后，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东西部社会分裂在近年的政治内斗中逐渐显现和加剧，在对外政策上更是以“亲西方”和“亲俄”泾渭分明。受乌克兰国内“东西部问题”影响，为了赢得选举的胜利，乌最高领导人在对俄关系上往往存在投机心理，常常在选举时做出的“亲俄”表态似是战术考虑，让东、南部居民对领导人的亲俄立场寄予很大希望。但竞选成功后，基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考虑，往往采取东西方平衡的政策，这种选择也折射出乌的矛盾、摇摆和实用主义的心态和做法，是处于夹缝中生存的无奈之举。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还会加剧国内东西部的分裂，从而威胁到政权的稳定。亚努科维奇上台后对俄新政策就招致西部力量责难，指责亚出卖国家利益，乌社会东西“裂痕”进一步扩大。因此，乌学者认为，“俄罗斯问题”在乌克兰现实生活中是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与俄发展关系常常与地缘政治，经济和文明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乌社会对俄的认识是两极分化，要么赞同，要么反对。要么夸大俄罗斯，要么妖魔化俄罗斯。亲俄罗斯派认为，俄是大国，强大富裕，对俄热爱和尊重。反俄派认为俄具有侵略性，霸道，因而强大和富裕，并使用武力和财富镇压弱小国家，引起弱小国家对其的不满、恐惧和憎恨。“俄罗斯问题”是一个能引起乌克兰社会震动和分裂的问题。

        第三，乌克兰国家战略选择与俄罗斯对乌战略错位。在乌国家发展战略中，谋求加入欧洲经济一体化、成为欧盟一员是其的主导方针。乌上至国家领导人、政治精英，下至学界、普通民众都有这样的共识，认为融入欧洲是乌国家发展的一条理想道路。2011年8月20日亚努科维奇在乌克兰独立20周年演讲中指出，乌克兰最终明确自身发展前景，选择了欧洲。欧洲价值观是乌克兰发展的基础。乌希望成为欧洲国家，参与重大的欧洲计划，融入欧洲后得到机会和权利，而不是补贴和宽容。这个目标的提出，表达了乌克兰的政治意愿，期望发展成为具有欧盟经济水平的国家，实质上是提出了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标准。

        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战略目标是与俄罗斯对乌战略背道而驰，必然会遭到俄罗斯的羁绊。俄通过“关税同盟”试图改变乌克兰国家发展战略的路径。然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强硬要求引起乌社会的强烈反响。乌外长格里先科就认为，俄对乌提出加入关税同盟的要求，却使乌社会团结起来，现在超过60%的人民主张走欧洲的道路，超过400名议员赞成通过欧洲式的法律。乌学者认为，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还是加入欧盟，这个问题看似经济合作，市场关系，实则反映了政治经济的标准与原则，实为乌克兰向东还是向西的政治选择，是乌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代表国家未来发展方向。

        三、乌俄关系的未来走势

        尽管乌俄关系中一些焦点问题，历史遗留问题难以一蹴而就解决，会长期困扰双边关系，但两国关系经过二十年的砥砺继续恶化的可能性较小，乌俄关系友好发展符合两国的地缘战略利益。

        对于乌克兰来说，在乌克兰坚定选择欧洲价值观、需要欧洲的政治认同的同时，乌克兰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和外部市场却离不开俄罗斯。因此，乌克兰必须实现东西方平衡的政策，在坚持走欧洲方向时，比如在关税同盟问题上，俄语地位问题上，东正教在乌的影响等问题上适当兼顾俄罗斯的利益关切，从而，为自身的经济发展开辟顺畅的道路。乌现处在经济改革的关键时刻，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中要适当吸引除俄罗斯外的投资，争取资金来源多样化。乌决不能再一意孤行，倒向西方。乌应善于在夹缝中寻求利益的最大化。

        对俄罗斯来说，面对乌一心向西的国家发展战略，俄罗斯要尊重其道路选择，在不干涉乌内政的同时，对乌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比如不将能源问题政治化，不把让天然气价格同关税同盟挂钩等，尽可能在与欧美的博弈中，通过经济合作拢住乌克兰。针对乌以法律的形式确立非集团化国家地位可能带来的安全困境，俄罗斯要在乌与北约军事合作的问题上采取灵活的政策，尽可能使乌在大国博弈中保持现政策不变。

        《卡塔尔的国际战略述评》

        刘中民 张卫婷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

        在中东变局前，卡塔尔外交的典型特征在于通过与中东区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建立密切联系，通过维持地区均势谋求国家安全。“9•11”事件后，卡塔尔通过允许美国在乌代德设立空军基地与美国建立了盟友关系，并缓和了与以色列的关系，同时也与美国的地区敌手伊朗以及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中东剧变前，卡塔尔在与沙特保持传统盟友关系的同时，也与沙特的地区敌手叙利亚保持了友好关系。此外，卡塔尔还与形形色色的伊斯兰组织交往密切。埃及著名宗教学者、伊斯兰中间主义的领袖尤素福•盖尔达维，利比亚伊斯兰主义理论家阿里•沙拉比，都曾得到卡塔尔的资金支持和外交庇护。卡塔尔甚至还与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建立了联系，其重要标志是2012年1月塔利班宣布将在多哈设立办事处。

        从外交资源和外交手段上看，巨额石油财富和半岛电视台构成了卡塔尔外交所倚重的主要资源和手段。近年来，卡塔尔在不断运用石油美元主办大型国际活动，赞助地区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同时，积极利用能源和主权基金拓展地区和国际影响。半岛电视台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媒体力量，也是卡塔尔地区影响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半岛”素以“意见与异见”为信条，经常邀请各国的异见分子就民主、自由和妇女权利等地区敏感话题展开电视辩论。尽管半岛电视台在中东和国际社会均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反应，但半岛电视台对于提升卡塔尔国际知名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是不争的事实。

        自2010年末中东剧变发生以来，卡塔尔外交一改以往的平衡策略，表现出强烈的扩张性和冒险性，并对中东变局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过程中，半岛电视台不断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众发动对抗现政权的抗议浪潮。从说服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下台，到直接出兵参与利比亚战争推翻卡扎菲政权，再到推动阿盟通过决议中止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要求阿巴沙尔•萨德总统下台、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装，卡塔尔全力支持阿拉伯各国的政治反对派，甚至试图通过主导阿盟的决策，为西方推行新干涉主义创造条件。但是对巴林发生的以什叶派为主体民众抗议浪潮，半岛电视台却选择了沉默，卡塔尔埃米尔还派军队参与了海合会对巴林抗议浪潮的镇压。卡塔尔在中东剧变中的高调外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对此，有评论指出，西方盛赞卡塔尔在推动中东民主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叙利亚政府强烈谴责半岛电视台颠倒黑白、搬弄是非；阿拉伯左翼政党攻击多哈是华盛顿的鹰犬，而自由主义者也谴责埃米尔资助伊斯兰主义势力全面夺权。卡塔尔外交引发的争议由此可见一斑。

        任何国家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战略都是变化性和延续性的统一。因此，只有将卡塔尔外交行为的变化置于其国际战略的历史演进之中，深入分析卡塔尔国际战略演进和外交行为变化的历史轨迹及其根源，才能对卡塔尔在中东变局中的政策选择做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战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战略”是纯粹的军事术语，特指对整个战役和战争行动进行计划、协调和部署；广义的“战略”是指调动一切力量与资源，以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艺术与科学。具体而言，战略是目标和资源之间的中介，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和路径。国际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的全局性、综合性和比较长远的对外政策目标的手段和措施。”国际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确保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独立自主”。

        国际战略的模式选择首先受国家实力和战略资源的限制。国家实力是实现国际战略的能力，在国际政治中通常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软实力”是以非强制手段，例如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和说服其他行为体的能力。“硬实力”指运用强制或暴力手段，如军事打击或经济制裁或两者的组合，迫使其他国家接受领导。国家实力的大小和属性取决于国家的战略资源。战略资源也分为“硬资源”和“软资源”，前者包括“地缘、人口、自然资源、经济和军事等条件”，后者包括“政府合法性、民族认同、国民士气、文化和意识形态凝聚力、教育和知识水平等”。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结合卡塔尔的战略资源，对其国际战略的变化与调整加以分析与评价。

        从1995年卡塔尔现任埃米尔上台伊始，就将实现“自由、民主、发展、和平和稳定”确立为治国目标，致力于将卡塔尔建设成为“新型国家”。长期以来，卡塔尔的国际战略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并呈现出相对稳定性，但又受国内形势和地区格局的变化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卡塔尔1971年独立、1995年政变、2001年反恐战争、2006年伊朗核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等五个历史性事件为线索，将卡塔尔的国际战略划分为五个时期进行分析，即：（1）1971～1995年的跟随外交阶段；（2）1995～2001年的追求独立阶段；（3）2002～2006年的公共外交阶段；（4）2006～2008年：地区平衡外交阶段；（5）2009年以来：金融危机和“阿拉伯之春”背景下的扩张外交。

        一、1971～1995：跟随外交阶段

        卡塔尔三面临海，且处于波斯湾的心脏地带，历史上曾多次被殖民者控制，如1517年遭葡萄牙殖民入侵，1882年沦为英国的保护地，直至1971年才获得独立。卡塔尔国土面积不足1.15万平方公里，其中绝大部分为沙漠，农牧产品均不能自给。在发现石油天然气以前，卡塔尔人口稀少，大多数都居住在海港城市多哈，最大的产业为渔业和珍珠捕捞。在独立之初，卡塔尔基本上还是一个由部落组成的贫穷、愚昧、落后的君主制国家，宗教上信奉瓦哈比派教义，军事上依赖沙特的保护，既无力管理现代经济，也不能有效掌控国家。

        从经济方面看，卡塔尔虽于1961年就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并于1971年在其浅海海域发现天然气田，但是，在地区冲突尤其是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的影响下，卡塔尔在波斯湾天然气开发长期受阻，其油气勘探、开采和销售上严重依赖西方石油公司。20世纪80年代，伴随新兴石油国家的兴起和西方经济危机的爆发，国际油价大跌导致卡塔尔收入骤减。卡塔尔1980年GDP为78亿美元，到1995年时也仅有81.4亿美元；1980年石油出口值45.7亿美元，到1995年时则下降到24.32亿美元。

        从社会方面看，伴随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使卡塔尔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有资料显示，1964年卡塔尔人口不到8万，其中侨民占1/3，大多为伊朗人。在1980～1995年间，卡塔尔人口迅速从21.7万猛增至49.5万。由于外来人口对国家缺乏认同感，不仅导致卡塔尔发生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同时也对卡塔尔经济产生了沉重压力。在1980～1995年间，卡塔尔人均GDP从3.6万美元下降到1.65万美元。

        从国内政治方面看，1972年哈利法•哈姆德通过政变上台后，部落矛盾仍是国内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现任埃米尔王妃莫萨的父亲曾因公开呼吁部落之间均分财富而被囚禁，而他所属的米斯内德部落也被迫流亡科威特。为缓和部落矛盾，哈马德王储曾两次被迫进行政治联姻。此外，由于沙特在阿拉伯半岛以及瓦哈比派中的特殊地位，国内部落矛盾还经常演变为国际问题。

        从对外关系方面看，卡塔尔曾于1968年短暂加入阿联酋的前身——海湾休战国家联盟，但不久后即因内部矛盾退出。此外，在独立以后的很长时期内，卡塔尔还与沙特和巴林等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争端，并使卡塔尔面临着十分脆弱的安全环境。从地区格局方面看，伴随二战后美国逐步取得对波斯湾的主导权，并不断培植政治代理人，沙特和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成为美国中东霸权的两大战略支柱。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后，什叶派力量崛起，波斯湾陷入严重的分裂和对抗；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对卡塔尔开发波斯湾油气资源的计划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面对两伊战争的威胁，在沙特的领导下，海湾国家于1981年成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卡塔尔在其中基本上属于无足轻重的角色，并完全听命于沙特。

        综上所述，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上半期，由于刚刚摆脱殖民统治，国家政治仍以传统部落制度维系，缺乏现代国家的基础，国小力薄的卡塔尔在安全上完全依赖沙特的军事保护，在经济上严重依赖西方石油公司，进而使卡塔尔在经济和政治上均未实现独立与自主，因此根本谈不上构建和实施自己的国际战略。基于与沙特的特殊关系，卡塔尔在对外关系上只能采取跟随沙特的外交政策，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1981年加入海湾合作委员会，1991年参加美国主导的海湾战争等政策选择，均深受沙特的影响。

        二、1995～2001年：追求独立阶段

        1995年6月，哈马德埃米尔在通过政变上台后立即施行政治经济改革，并于当年成立王室控制的卡塔尔基金会，以领导国家经济、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通过加强中央权力，扩大政治参与，卡塔尔摆脱了部落分裂的状态，实现了对国家直接而有效的控制；通过经济改革尤其是发展多元经济，提高管理效能，卡塔尔的经济自主性不断增强。

        在国内政治与社会改革方面，埃米尔积极实施鼓励国民参政治的政策，并大力提拔有现代教育背景的年轻人进入政府工作。为提升国民素质，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卡塔尔基金会于1995年投资建设卡塔尔教育城，陆续引进康奈尔、卡内基、梅隆等美国名校，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在提高妇女权利方面，莫萨王妃呼吁妇女应享受同等政治、社会地位，甚至亲自走街串户鼓励女童接受现代教育。在社会领域，卡塔尔实施了一整套医疗、教育和住房补贴等福利政策，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卡塔尔王室的改革举措均得到国民的广泛支持，进一步消除了部落因素对国家政治的消极影响，使国内政治环境趋于稳定。

        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卡塔尔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并于1996年1月13日成功加入世贸组织。2001年11月，卡塔尔成功举办世贸组织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史称多哈回合谈判。卡塔尔基金会积极利用石油外汇进行多样化投资，如投资卡塔尔航空，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卡塔尔大力发展航空业，除增加国内能源消耗，部分抵御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战略考虑外，还有两点重要的战略目的：第一，带动多哈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投资和就业；第二，充分发掘卡塔尔的地缘优势，使全球超过40亿人处于多哈的7小时飞行圈内，进而使多哈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下，卡塔尔经济增长十分迅速，2001年，卡塔尔的GDP达到175.4亿美元，较1995年时翻了一番，人均GDP上升到2.7万美元；实现油气出口99亿美元，是1995年时的4倍。

        为塑造独特的国际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和传播话语权，卡塔尔采取的最重要的战略举措莫过于成立半岛电视台。1995年，BBC阿语频道受邀与沙特轨道通讯公司合作制作阿语节目。不久后，BBC因报道一位沙特王子被斩首的新闻而得罪沙特王室，双方合作被迫终止。上台不久的卡塔尔埃米尔闻悉后，立即通过卡塔尔基金会，以巨额赞助和新闻编辑自由为优惠条件邀请陷入困境的BBC到多哈组建半岛电视台。自成立之日起，半岛电视台便以传播“不同的声音”为口号，“把来自不同阵营的人士邀请到一个演播室里，让他们在摄像机前吵作一团。”这种节目风格迎合了中东民众的口味，也使“半岛”建立起与地区内各种势力和组织的广泛联系。但是，半岛也因此得罪了地区内不少国家的政府。据统计，在它刚成立3年半的时间里，卡塔尔外交部就接到了外国官方投诉400多件。叙利亚、沙特、突尼斯都曾因为“半岛”的报道问题撤回驻多哈大使，伊朗和叙利亚则严令国内禁播“半岛”的节目；其他海合会国家对“半岛”执行统一的制裁政策，不允许国内广告商与“半岛”合作。对于来自外部的指责和抗议，卡塔尔政府一概以半岛新闻编辑自由为由拒绝干涉。1998年，“半岛”采访拉登并获得他的青睐，成为“基地”组织发布信息的独家媒体。“9•11”事件发生后，半岛电视台因屡屡发布“基地”组织的信息和拉登的视频讲话而一举成名。

        在推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的同时，卡塔尔还积极适应地区形势变化进行外交调整。冷战结束尤其是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中东霸权不断巩固，中东和进程启动，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矛盾不断加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持续蔓延，伊朗和沙特争夺地区领导权的斗争加剧，构成了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主要特点。在此背景下，卡塔尔主要采取了逐步摆脱沙特控制，积极接近美国的对外战略，尽管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但却增强了自身在海湾地区的自主性。

        2001年对于卡塔尔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在这一年，卡塔尔主要采取两大战略举措改善了自身的安全与外交环境。首先，卡塔尔通过国际法院的仲裁，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与沙特和巴林的领土纠纷问题，摆脱了领土争端的历史包袱，增强了外交的自主性。其次，卡塔尔以“9•11”事件为契机，与美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并以此平衡沙特对卡塔尔的控制。“9•11”事件后，“美国同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加剧，与沙特关系明显退化”。在此背景下，卡塔尔紧紧抓住美国与沙特盟友关系出现间隙的机会，积极靠近美国。伴随美国在卡塔尔的乌代德设立美军在中东的最大空军基地和战斗指挥中心，卡塔尔与美国的军事盟友关系得以正式建立，并使卡塔尔增强了对沙特的外交自主性。    

        总之，卡塔尔独立性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得益于新任埃米尔哈马德对内与对外战略的调整。由于哈马德具有西方教育背景，深悉传统部落文化的劣势，因而对内采取了通过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摆脱部落分裂的发展战略，初步奠定了卡塔尔现代国家的基础。基于长期被殖民、被邻国干涉的历史经验，面对海湾地区的复杂形势，卡塔尔不断采取措施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独立性，同时积极融入国际市场，积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创造条件；努力通过创办半岛电视台，塑造“民主”、“自由”的国家形象，以此赢得西方信任，寻求商业机会和安全保障，并最终利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与美国建立了盟友关系，提高了自身在海湾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地位。

        三、2002～2006年：公共外交阶段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市场对清洁能源需求的急剧增长，天然气作为石油的替代产品价格一路攀升。2002年5月，卡塔尔北部天然气田的勘探工作获得突破性进展，储量由原来勘测的10.754万亿立方米猛增到25.47万亿立方米②，为卡塔尔天然气进入欧洲和北美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天然气产业在卡塔尔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更加突出。伴随天然气出口的增加，卡塔尔经济快速增长，2006年GDP达到605亿美元，实现油气出口312

        亿美元，分别比2001年增长了2倍多，人均GDP达到5.8万美元。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外来移民大量流入使卡塔尔人口2006年首次突破百万，达到104万。

        在2002至2006年期间，卡塔尔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着眼点是开发国内资源，扩大出口。为了宣传本国巨大的商业机会，卡塔尔通过高调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承办国际会议等，大力加强公共外交。2005年，卡塔尔在多哈成功举办了“77国集团+中国首脑会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外，卡塔尔还相继举办了一系列大型体育赛事，包括2002年世界俱乐部杯手球赛、2003年手球亚洲杯以及2006年亚运会。为吸引更多国际关注，卡塔尔常常一掷千金。以2006年亚运会为例，仅开幕式就耗资1.8亿美元。组委会还安排上万名运动员和5000多名记者下榻多哈的高档公寓，免费提供最丰盛的正餐，并调用卡塔尔航空公司的头等舱免费接送亚洲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卡塔尔迅速发展的航空业也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2005年，投资480亿美元的多哈新国际机场开始修建，其客容量于2010年达到1200万人次，2012年二期工程投入使用后客容量将达到2400万。作为中东少有的五星级航空公司，卡塔尔航空以提供“更好的转机时间、更便宜的机票和更佳的飞行体验”为宗旨，吸引更多的乘客中转多哈，既扩大了多哈的国际知名度，也极大地拓展了卡塔尔的商业机会传播到全球各个角落，进而使多哈逐渐成为国际知名的展会中心和航空枢纽。为进一步实施国家形象战略，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于2006年开播，进一步增强了卡塔尔的国际影响力。

        但是，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也给卡塔尔带来了新的外交困扰。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曾多次指责半岛电视台为“基地”组织代言、煽动阿拉伯反美情绪，并曾使用导弹袭击“半岛”驻巴格达记者站。在美国的压力下，卡塔尔于2003年中两次撤换半岛电视台台长。此后，半岛的新闻观点趋向温和，但“基地”组织又开始攻击半岛是“美军的传声筒”。从地区格局的层面看，随着反恐战争的持续，卡塔尔的安全环境也呈逐渐恶化的态势。一方面，由于卡塔尔在外交关系上与美国靠得太近，有可能使自己成为恐怖组织袭击的对象；另一方面，美国将伊朗定义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美伊之间围绕伊朗核问题的矛盾加剧使波斯湾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扩大，战争一旦爆发必将殃及卡塔尔。在2006年伊朗核危机加剧时，伊朗曾威胁一旦遭到袭击将轰炸美军驻波斯湾基地，并将报复提供基地的国家，卡塔尔无疑包括其中。

        从2001～2006年卡塔尔面临的内外环境来看，一方面，国际市场天然气价格走高和北部气田重大发现使卡塔尔面临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要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卡塔尔需要更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吸收投资和技术以扩大生产，同时取悦西方能源消耗大国以保证出口。另一方面，从地区格局的角度看，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以及“大中东民主计划”的推行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卡塔尔与美国关系的日益密切使其安全脆弱性进一步凸显。在此背景下，卡塔尔选择了以公共外交为主，塑造自身独特国家形象的国际战略。卡塔尔一方面高调在“低政治”领域举办国际体育赛事、承办大型会议拓展商业关系，扩大国际影响；另一方面在“高政治”领域中则尽量保持低调、谨慎，以免卷入地区冲突。

        四、2006～2008年：地区平衡外交阶段

        进入2006年以后，随着全球新兴市场的蓬勃发展，卡塔尔天然气出口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经济规模也迅速扩张，2007和2008年卡塔尔的GDP增速都达25%以上。2008年卡达尔GDP达到1107亿美元，实现油气出口617亿美元，人均GDP达7.6万美元，人口增长至145万。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卡塔尔主权基金财富暴增，卡塔尔基金会管理下的各项事业也得到充分发展。2006年，卡塔尔科研基金成立，为国家和企业的科技研发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2007年，多哈斥资150亿美元人工填海造岛，兴建面向国际投资客的大型奢侈地产项目——“卡塔尔明珠”；2008年，由著名华裔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伊斯兰文化艺术博物馆在多哈落成，成为卡塔尔的又一张国家名片。

        但是，新增的巨额财富也使卡塔尔对自身安全处境的担忧不断增多。卡塔尔北部气田与伊朗的南帕尔斯气田属于同一块单体气田，由于伊朗在南帕斯一端的产能落后，因此卡塔尔十分担心自己会像科威特一样遭受入侵。为安抚伊朗，卡塔尔于2005年自设限额，单方面承诺至少到2013年年均开采量都不会超过2004年的水平。此外，卡塔尔天然气出口大增也对沙特的石油出口利益造成严重冲击。由于天然气在世界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不断扩大，2007年全球石油产量出现自2002年以来的首次下降。更有预测称，卡塔尔2015年油气日产量将达到目前沙特石油产量的一半，相当于500万桶。因此，卡塔尔天然气出口的不断增长势必引起沙特的不安。

        在2006年以后，海湾地区形势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美国陷入反恐战争的泥潭，阿富汗和伊拉克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基地”分支在巴基斯坦、伊拉克、北非的分支机构却不断壮大。其次，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霸权行径以及随后提出的民主改造计划，导致地区反美情绪高涨，激进伊斯兰力量不断发展。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选举中，什叶派和哈马斯分别获胜，使得伊朗得以与叙利亚、黎巴嫩连成一片，形成什叶派“新月地带”。在埃及和科威特议会选举中，伊斯兰党派的得票也大幅上扬。最后，2006年7月，在伊朗核危机加剧之际，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引发持续33天的以黎冲突，而伊朗随后在核谈判中继续坚持强硬立场，拒绝遵守安理会1696号决议有关停止铀浓缩的规定。

        总之，美国陷入反恐战争泥潭，伊朗核危机不断加剧，真主党、哈马斯等伊斯兰力量不断壮大，尤其是2006年黎以冲突的爆发，都有可能威胁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并破坏卡塔尔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在充分考虑到与伊朗共享北部气田资源、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的控制以及伊朗核计划的潜在威慑力等因素的情况下，卡塔尔在与美国保持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积极致力于与伊朗、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各派力量发展关系，推行平衡外交。在地区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背景下，卡塔尔的经济规模和地区影响力已经很难使其置身于地区事务之外。因此，在加强与美国军事盟友关系的同时，卡塔尔也开始密切关注地区内其它政治力量，并广泛建立与各方的良好关系，竭力维护地区平衡。

        卡塔尔的小国身份和长期以来在地区事务中的低调、中立态度使卡塔尔很容易得到各派力量的信任，而巨额石油财富和半岛电视台的影响力则是卡塔尔拓展对外关系的主要工具。卡塔尔与各派地区势力建立联系和施加影响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是承办国际会议，利用会议平台打开局面、改善关系。例如，2007年，邀请伊朗总统内贾德列席在多哈举行的海合会第28届首脑会议，并借机改善了与伊朗关系；2008年，卡塔尔邀请以色列前外长利夫尼出席第6届“多哈民主与自由贸易论坛”，以此增强与以色列的外交联系。

        第二，通过向相关国家提供巨额援助和投资，在地区热点问题上施加影响。例如，在2006年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后，卡塔尔向赢得选举胜利的哈马斯组织和巴勒斯坦政府各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援助；2007年向津巴布韦投资大约15亿美元建造炼油厂，耗资3.5亿美元为叙利亚发展旅游项目，都是卡塔尔运用经济援助与投资对相关国家施加影响的重要方式。

        第三，直接介入冲突调解，对地区热点进行外交斡旋。2008年，在卡塔尔的调解下，黎巴嫩冲突各方签署了《多哈协议》并实现和解，使黎巴嫩摆脱了总统难产的困境，极大地增强了卡塔尔的地区影响。此外，卡塔尔还先后介入也门和苏丹达尔富尔的危机的斡旋。通过冲突调解，卡塔尔分别与上述几国的政府和反对派势力建立了较密切联系，增强了卡塔尔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通过与地区内各派力量建立广泛联系，使卡塔尔有可能通过平衡外交，引导地区局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五、2009年以来：金融危机和中东变局背景下的扩张外交

        截至2010年，卡塔尔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20亿吨，居世界第13位，出口排名世界第三，天然气储量25.7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出口全球第三；人口达到167.8万，其中外籍劳工超过85%，大多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本地人口不足15%，其中大多数为信仰瓦哈比教义的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约占15%。2010年，卡塔尔的GDP达到1294亿美元，人均7.6万美元。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0年国际竞争力报告，卡塔尔排名世界第17，在中东国家中位居第一。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阿拉伯大变局后国际体系和地区格局的变化，卡塔尔积极通过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进行外交扩张，谋求全球影响力和地区主导权。

        （一）利用经济实力与“半岛”的传播能力，拓展全球影响

        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卡塔尔走上了向全球扩张影响力的道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能源需求萎缩导致卡塔尔2009年GDP增速下跌至9%以下。但卡塔尔通过加大政府投资和对外投资，很快使经济回到快车道，2010年经济增速大幅反弹至16.2%。2009年，政府投资3亿多美元建设的卡塔尔科技园区落成。该园区作为卡塔尔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以一流的硬件环境吸引到一批大型跨国公司入驻，如埃克森美孚、壳牌和微软等。

        2010年12月初，在申办世界杯成功后，卡塔尔宣布将投入570亿美元建造12座体育场，所有的场馆都将安装制冷系统，以保持室内温度在27摄氏度。

        乘欧美发生债务危机，卡塔尔投资局在海外频繁抄底购买西方公司的股份。2005年成立的卡塔尔投资局在拥有大众汽车、保时捷、英国巴克莱银行等多家知名企业股份的基础上，在危机中继续逢低增持股份。2010年前后，卡塔尔投资局以15亿英镑价格收购伦敦著名的哈罗德百货公司；卡塔尔基金会以破世界纪录的1.25亿英镑赞助西甲巴萨俱乐部胸前广告，收购巴黎圣日尔曼俱乐部，通过法国总统萨克奇游说欧足联争取世界杯主办权，邀请法国球星齐达内担任卡塔尔申办世界杯的形象代言人，都使卡塔尔的全球知名度持续飙升。在经营欧洲的同时，卡塔尔还于2009年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价值28亿美元的股权，并邀请中国石油公司参与卡塔尔的炼油业。

        半岛电视台也同步参与了卡塔尔的全球扩张。从2010年起，卡塔尔基金会将对半岛电视台的拨款上升为每年不少于4亿美元。在世界其他主流电视台纷纷裁员并减少驻外记者站之际，半岛驻全球各地的记者站却增加至60个。在卡塔尔收购圣法国足球豪门圣日尔曼的同时，“半岛”斥巨资购买了法甲的电视转播权，使“半岛”在转播NBA、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欧洲顶级足球联赛的赛事节目。此外，至2010年时，“半岛”阿语节目在阿拉伯世界的收视率已超过50%，英语节目的海外受众超过了2亿。

        （二）积极介入中东变局，谋求地区领导权

        中东变局发生前，卡塔尔一直在复杂的地区冲突中谋求生存与发展，发挥了小国的独特外交优势，创造了“小国崛起”的典型案例。但是在中东变局中，卡塔尔不断对中东剧变推波助澜，频繁干涉他国内政，虽使其地区影响和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但也使其面临着巨大的外交和安全隐患。

        首先，卡塔尔通过半岛电视台大肆煽动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抗议浪潮，虽博取了西方的赞扬，但其推行“双重标准”，恶意制造虚假新闻的做法引起了阿拉伯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强烈不满。

        其次，卡塔尔联合西方国家，肆意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有可能使其陷入中东地区矛盾的漩涡之中，并导致其与地区国家的关系恶化。在利比亚问题上，卡塔尔积极推动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甚至直接派出战机参与北约对利比亚的轰炸；在叙利亚问题上，卡塔尔积极推动阿盟实施制裁、中止叙利亚会员国资格，甚至进行军事渗透，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都有悖于其传统的平衡外交，都引起了伊朗和叙利亚等反西方国家的仇视，甚至有可能引起海湾盟主沙特的严重不安。

        第三，卡塔尔利用伊斯兰激进力量进行渗透，在经济援助问题背弃承诺的做法，对卡塔尔的国际形象产生了严重损害。卡塔尔是最早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阿拉伯国家，但在卡扎菲政权崩溃后，卡塔尔积极通过赛莱菲派等伊斯兰激进势力对利比亚进行渗透，不断助长利比亚东部班加西地方势力的独立倾向，引起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的强烈不满；卡塔尔承诺对突尼斯和埃及等国家的经济援助迟迟不能兑现，也使卡塔尔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

        结 论

        卡塔尔的国际战略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卡塔尔国家资源、实力和地区局势综合作用的结果。纵观卡塔尔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可以发现尽管其外交行为复杂多变，但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卡塔尔外交具有非常明显的三大特点。

        第一，卡塔尔的国际战略具有明显的利益导向，确保国家安全与油气产业的发展，是影响卡塔尔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调整的核心要素。卡塔尔于1971年取得独立之际，恰逢北部气田刚刚发现。国力弱小的卡塔尔无力保护国家安全和能源安全，为避免成为周边国家觊觎的对象，卡塔尔除向沙特寻求保护外别无选择。但是，跟随沙特的政策尤其是参与石油禁运、参加海湾战争以及与伊朗对立等，不仅不能使卡塔尔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而且使其面临被动卷入冲突的风险，同时也造成了卡塔尔在政治、经济上的严重对外依赖。因此，从1995年以后，卡塔尔逐步通过与西方建立和发展更紧密的外交关系，以改变过于依赖沙特的局面。卡塔尔之所以着力塑造“民主”、“自由”的国家形象，其重要目的在于向西方靠拢，谋求在资源开发和销售方面的相对自主权。2003年获得美国驻军卡塔尔后，卡塔尔油气产业的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卡塔尔借势不断加大公共外交，为开拓国际市场和吸引投资创造条件。2006年黎以冲突爆发和伊朗核危机加剧后，卡塔尔的国家安全再次受到严重威胁，促使其积极参与地区事务，通过推行平衡外交与各方建立良好关系，以确保自身安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国际能源市场和地区形势的巨大变化，卡塔尔积极通过经济实力谋求全球影响力，通过影响和干预中东变局谋求地区主导权，其重要的战略考虑仍在于通过进一步加强与西方的战略关系维护自身的安全。

        第二，卡塔尔的国际战略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卡塔尔刚独立时，中东地区在外部强国角逐争霸和内部宗教、民族、领土纷争的共同作用下，陷入了严重的冲突与动荡，使卡塔尔安全环境十分脆弱。为改善自身的安全环境，1995年以来的卡塔尔积极致力于塑造民主、自由的国家形象，其重要目的在于通过接近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结盟，确保国家安全，并非在本质上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在2006年地区冲突频发，美国中东霸权呈现颓势后，卡塔尔又不断强调自身的阿拉伯身份和伊斯兰身份，积极介入地区冲突调节，并与伊朗、黎巴嫩、巴勒斯坦尤其是真主党和哈马斯等伊斯兰力量建立联系，足见其外交政策的灵活。半岛电视台作为卡塔尔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既大力传播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又与伊斯兰组织乃至“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也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点。

        第三，卡塔尔自身国防力量薄弱，安全保障一直有赖于地区势力平衡，促使其长期推行均势外交。卡塔尔面积狭小，地势平坦，既无纵深也没有屏障。至2010年，卡塔尔武装部队总人数只有1.18万人，其中本国人只占30%。因此，1995年以来卡塔尔先是利用伊朗和沙特的对立在夹缝中求生存，后又引进美国力量来抵消沙特和伊朗的威胁；2006年以后卡塔尔又对地区内的各种力量推行平衡外交，依靠地区均势维护国家安全；等等，都是卡塔尔推行均势外交的重要体现。但是，卡塔尔在中东变局中推行的扩张性冒进外交，显然有悖于其传统的平衡外交，并有可能使其陷入潜在的外交与安全危机。

       《 全球粮食安全浅析》

        源 泽

        （本刊特约研究员）

        一、天下粮仓灾情重

        整理着手中关于2012年国际粮情的统计资料，明显感觉到全球主要谷物（除大米外）的年景收成不好，形势严峻。世界多地赤日炎炎、旱魔肆虐、异常风暴、森林大火、高温少雨、土壤干结、麦田枯黄、谷物枯萎。

        一系列严重灾情导致号称“天下粮仓”的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澳大利亚等国的玉米、大豆、小麦等主要谷物大幅减产歉收。据匡算，玉米产量将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加上世界谷物储备下跌至5年来最低，产量与库存的“双降”致使国际粮食供需关系骤然紧张，世界正面临一场严重的粮食短缺和粮价上涨危机。

        相对于丰年而言，称2012年是“荒年”有一定道理。地球是平的，2012年的大旱并非单一国家的孤立问题，而是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必然后果；不少产粮大国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大洋彼岸的旱涝灾害所形成的“蝴蝶振翅”效应在全球范围扩散，世界“粮食生产带”的减产引发了全球性恐慌。

        首先，美国是世界头号产粮大国，居玉米、大豆等谷物供应链顶端。此番世界性粮荒的策源地在美国中西部，迄今已有32个州的1452个县、约80％的国土遭遇50年不遇的旱灾，玉米、大豆歉收成为定局。美农业部7月份把全年粮食产量预测下调了12％，估计受灾情恶化影响，还将会下调产量15％。美政府预计，今年玉米总产量将下降1008亿蒲式耳。

        其次，俄罗斯南部、伏尔加河沿岸、西西伯利亚、乌拉尔、阿尔泰边疆区等地今夏因雨水稀少而出现严重干旱，受灾面积扩大，已有10多个州因干旱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俄罗斯2010年夏天的旱灾就曾导致小麦大幅减产。俄农业部7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度粮食产量预计为8000万吨，如旱情不见好转则会进一步降至7500万吨，大幅低于政府预期的9400万吨，同比下降15％——20％。

        再次，与俄毗邻的东、南欧地区、素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也遭遇了大范围干旱。乌是欧洲乃至世界谷物主要出口国，小麦和玉米出口居全球前五名。该国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预计，2012年度粮食产量将为4530万吨，同比下降20％。巴尔干地区也遭遇1995年战争结束以来的最严重干旱，克罗地亚东北部的降雨量比正常年份的10％还少，玉米几乎全部受灾。波黑南部的土壤表层温度高达47摄氏度。

        除上述“粮仓”歉收已定之外，中国今夏北方农业区降雨量过多，酿成严重虫灾。中国农业部称，虫害的玉米地达330万公顷，占玉米耕种面积的10％。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粮食收成实现八“连增”，专家预测，2012年的玉米产量约1.975亿吨，较2011年增长2.45％，国库的大米和小麦储备充足。此外，二十几年来“米袋子”一直瘪塌的朝鲜面临严重粮食危机，缺口庞大。今年7月的特大水灾袭击朝鲜全境，近3万公顷土地被淹，农作物受损严重。据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统计，今年朝鲜粮食产量或减产70多万吨。除从国际市场调剂及接受外界援助外，尚有40万吨的缺口。

        二、粮价高位持续动荡

        天下粮食生产带遭受的自然灾害对国际谷物市场带来巨大压力。今年6月以来，国际市场上玉米、大豆、小麦价格一路飙升，涨幅高达30％至50％。芝加哥期货交易所12月交付的玉米期货价格6月中旬的涨幅已超过60％，达每蒲式耳8.3美元的历史新高。大豆价格也上涨3％，再创纪录，涨势相当凌厉。

        全球最大口食品公司之一的雀巢公司近日就粮价持续攀升发出警告。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席尔瓦8月27日也通过媒体提醒：粮价在未来10内将处于高位并将持续动荡，各国需要确保有足够的粮食储备。

        从一定意义讲，2012年是一次“荒年”，但更是一次“慌年”。因为粮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所具有的金融属性、政治属性、战略属性等非自然因素加剧了市场波动与粮情紧张。在粮食供需关系国际化背景下，恐慌心理加上市场的非正常导向，致使粮价居高难下。

        首先，粮食难以自给的发展中国家打捞大饥荒的记忆，不少国家沿袭旧习，动用出口禁令、保护性关税等非正常手段奖入限出，催生了囤积居奇等系列连锁反应，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如2008年，印度禁止开办更多的粮食期货交易；东盟酝酿建立地区粮食战略安全合作机制，东盟贸易部长会议曾达成协议，实施“紧急白米储备计划”。俄罗斯也在2010年歉收后禁止粮食出口。

        今年的旱情显现后，拉美一些国家出现大规模早期买进和额外储存等异常信号，进口商纷纷抢购美国谷物，刺激了粮价上涨。

        东盟的泰、越、老、柬、缅五个产粮国将以“大米卡特尔”的形式，以“确保地区粮食安全”为幌子，酝酿成立“大米出口联盟”。目的明确，统一协调稻米产量和价格和出口规模，以便在大米供过于求的态势之下，维持米价在高位运行。

        其次，歉收不在田野，农产品市场金融化及生产成本上升推动粮价上涨。粮价涨跌并非全与天公不作美有关。除收成丰歉等因素外，全球经济增长幅度、粮食供需关系、石油价格波动、国际游资对大宗商品的投机，以及跨国粮食垄断公司对粮食市场的操纵等等，人为因素对粮价起伏的影响不容小觑。

        过去40年来，粮价的波动与石油价格的大幅波动几乎同步振动。专家分析，20 07年粮价上涨属成本推动型，主要原因在于石油价格暴涨导致种粮成本（运输、灌溉、化肥等）上升。相比之下，2008年粮食危机属需求驱动型，除气候异常因素外，世界性银根宽松政策导致热钱涌入粮食市场，粮价出现“泡沫”所致。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经济学家比凯蒂在研究商品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关系后指出，农产品市场的金融化是初级农产品价格飞涨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位专家认为，美国农产品市场的买卖双方已非产销两种角色，投机者插手期货市场，并导致市场反映出“错误的价格”。

        除上述因素之外，生物燃料的开发应用程度（美国的乙醇补贴）急速提高，大量土地被用于生产生物燃料。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一直被笼罩在“石油危机”与“粮食危机”的双重阴影中。特别是在国际油价冲破每桶70美元之后，“粮变油”已成各国反能源危机的时髦选择。据权威统计，生物燃料每年要“燃掉”1.5亿吨粮食，尤其是在生物种类中，玉米占很大比例。生产一吨生物燃料，约需3.3吨玉米。此外，德、英、美等国的生物燃料进口商还在海外寻找大量耕地种植能源作物。

        另一方面，城市化和工业化迅猛发展，诱发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从加紧供需紧张的侧面抬升了粮价。许多城市对肉类的进口依赖度上升，国际谷物价格的攀升刺激进口乳肉制品价格上涨。粮价的大幅上涨，对下游产品价格的传导效应非常强，一些国家构成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压力。2007——2008年期间，大米、玉米和小麦的价格成倍上涨，在一些恩格尔系数高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必需品的价格对家庭指出的影响显著，更高的食品价格会使其他可支配收入相对减少。今年以来，俄罗斯粮价出现40％至50％的涨幅，以面粉为原料的食品和饲料价格随之飙升。政府年初设定的5％至6％的通胀调控目标或难以实现，决策部门忌惮消费者物价（CPI）攀升，不敢轻易松动银根。

        美国媒体称，“粮食减产和价格上涨将在2013年引发危机”。西班牙媒体预测，“粮食短缺与价格飚升趋势可能在10年内无法缓解，直至2016年达到其顶点。”谷物价格“2020年前将在高位波动运行”。

        三、粮食安全重如山

        菽粟之贵，重于珠玉。粮食与货币、石油、稀土一样，具有重要的金融属性和战略属性，是难以替代的战略资源。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比子弹更重要”等治政箴言已被古今中外治国理政者奉为圭臬。因为粮食安全保障与粮食价格稳定问题就一国而言，是国家政权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

        农业是高科技密集产业。先进农业产业应由以下各环节组成：良种、技术、肥料、农药、农机、灌溉、流通、期货市场，以及作为上述要素载体的跨国公司、交易市场。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属于农业发达国家；荷兰、丹麦、日本、韩国也拥有很高的农耕和生产水平。农业发达国家，无不拥有实力超强的世界级农业企业与一大批从事商业性农业的农场与民。总之，发达国家在粮食安全领域较之发展中国家更具主动权。

        美国农业是现代化大规模经营模式，已实现高度机械化、专业化和规模化；依靠先进的施肥、播种、灌溉、种子改良、超强的农业企业及科学管理方法，增强了抵御灾害的能力，堪称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产业。美国依托这一战略优势，得以雄踞全球粮食供应链的枢纽地位，成为世界最大农产品出口国，对全球粮食供给及粮价波动的影响举足轻重。

        相对之下，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普遍落后，巴基斯坦、埃及等传统的产粮大国反要进口粮食维持民生。南非等个别国家甚至担心从事商业性农业的农民会在不久的将来绝迹。因为南非1994年还拥有12万农民，2012年以减少至3.7万人。

        从上所见，各国国情、粮情不一。从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看，“粮慌”幽灵在世界上空徘徊。天下“粮仓”的严重灾害及跨国粮商垄断国际供应，对一些“粮防”弱国的进口造成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远大于发达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将因之引发政情、社情动荡。

        在全世界的“粮食供需版图”上，安的列斯群岛、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巴拉圭、埃及、孟加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阿富汗、喀麦隆、塞内加尔、海地、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等20多个国家需大量进口粮食。基础食品价格上涨必然会导致社会动荡，引发“食品骚乱”。“寒者利短褐，而饥者甘糟糠。”因粮价问题触发的街头抗议此起彼伏。几年前的“面包骚乱”曾席卷了从海地到孟加拉国的约十几个发展中国家。

        粮食增产需要相应的耕地与水资源，引发区域性甚或全球性对水资源及耕地的争夺。例如，在农业普遍歉收的中亚，各国为抗旱、扶农、发电而将爆发激烈的水资源争夺。特别是地处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严重缺水，农业用水量大，与上游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矛盾尖锐。

        面临全球粮食安全再受威胁。人们不由得发问，全球现有粮食产量能否养活75亿人口？贫困人口是否吃得起直线上升的高价粮？国际社会能否保证在粮食歉收年份，对粮食出口不加限制呢？或者更进一步地能否保证不将粮食作为国际制裁的工具呢？

        四、涉粮外交进行中

        世界性粮食危机蔓延，不少国家粮食供给能力不足而须在国际市场调余补缺，需要有效地利用好国际粮食资源。他们从本国的粮食国际战略出发，很可能卷入围绕粮食的地缘政治争夺。此外，一些跨国垄断粮商直接掌握国际粮源，操纵国际粮价，为实现企业超级利润服务，严重扰乱国际粮食秩序，冲击各国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上升为现阶段各国国家安全及国际战略博奕的焦点。联合国已呼吁各国快速行动以避免粮食危机重现，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建立、完善必要的价格稳定机制。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9月4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国采取快速、相互协调的行动，避免抢购囤积、避免实施出口限制、避免粮价上涨演变成一场殃及千百万人的灾难。

        有鉴于此，2012年9月的海参崴APEC峰会也将粮食安全问题定位于优先议题，与会的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强调通过增产农作物产量等方式加强粮食供应安全，消除粮食贸易壁垒，不对粮食出口加以限制。此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重申了“确保农产品市场公开开放的”决心。

        分析家认为，这是东道国俄罗斯的一项重要让步。因为，2010年8月至2011年6月，俄罗斯因干旱导致粮食减产而曾禁止谷物出口。或许俄罗斯已注意到了本国在农业领域的优势，以及利用该平台进一步融入亚太经济合作的战略价值。其中的一大亮点是，俄罗斯力图借助APEC成员实施的农业项目合作，创建农业合资企业，增进地区的粮食安全保障。

        俄罗斯“借风扬帆”确有其得天独厚的一面。如在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有近50％的耕地处于闲置状态，如出租给亚太经济伙伴共同开发，可实现外交、战略、经济等多重利益。俄罗斯还计划在太平洋沿岸推进建设用于储藏和运输粮食的集装码头，以便未来增加对粮食需求迅猛增长的．APEC地区的粮食出口。

        APEC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议在粮食安全问题上还是有收获的。作为成员国协调的成果，宣言中列入各国公开粮食产量、消费和储备等数据，提升国际粮食市场透明度，加大监控力度等措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海参崴会议上，就粮食安全问题强调：“粮食安全攸关各国国计民生，事关人类发展和安全，需要协调加以应对。”表明中国对粮食安全及国际合作的重视。

        普遍认为，国际社会的干预（如20国集团）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人为的、政策性、集团性抢购囤积引发的粮价上涨。特别是调控生物燃料的使用规模。从商品使用价值讲，很难说粮食与石油两种商品孰重孰轻，但粮安天下，无粮不稳。粮食对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威胁更具颠覆性。鉴于过度实行“粮变油”的严重后果，如各国政府在实施新能源战略中，综合国情、油情、粮情统筹考虑摆布，或创造条件部分改行“油变粮”的话，全球粮食安全保障是可以争取实现的。

        面对世界性的粮食恐慌，国际社会加强协调，平衡供需关系，避免市场剧烈动荡确实需要。2012年的“粮慌”是继2007、2008年两次粮食恐慌后的又一轮市场波动。五年三“慌”，说明粮价短期波动频繁。由于人口增长规模与粮食消费变化有一定规律可循，所以对粮食常规需求规模的预测还是可操作的。

        需补充说明的是，全球产粮的丰歉格局及谷物增减的构成不尽一致。除美、加、阿，俄、乌、澳等地区欠产之外，亚洲的中国、印度、泰国的玉米、大米、小麦产量未见减产。特别是亚洲的大米收成令人鼓舞，储备充足、供各有余。世界最大的大米出口国——泰国国家粮库的大米累计高达1100万吨，这一储备规模估计还将扩大。印、越两国的大米在2012年还将保持增长势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粮慌”。

        良农不以水旱而不耕。各国应确保农业重要地位，为粮食生产建立能抵抗自然灾害的农政良策；谋求粮食供应的长期安全或稳定。尤为重要的是，在亚洲，除中国成功解决人口的吃饭问题外，印、越、泰等国经过“绿色革命”，也成功解决了国民的温饱问题，跃居大米出口国地位。

        今后，亚洲国家在农业领域还需坚持不懈地投资长期发展战略，建设先进的知识与技术密集型农业，致力于升级灌溉网络和节约能源、节约用水、减用农药，提高生产率，培育对气候变动适应力强、产量高的作物。

        总之，正如国家主席胡锦涛在APEC海参崴会议上所指，“要夯实基础，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扩大粮食产能；要加强粮食交易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现代化粮食物流体系，降低粮食储存、运输、消费环节、全程消耗水平；要加大对农业生产、技术研发的投入，推广应用新技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常规需求规模的预测还是可操作的。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评价与发展策略研究》

        董 鹏 邓 镇 刘旭东 储冠群

        （董鹏，卡莱(梅州)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主管兼战略研究员；邓镇，南方都市报高级记者；

        刘旭东，太原科技战略研究院研究室；储冠群，湖南大学法学院）

        引 言

        2004～2012年，连续8个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村金融问题作为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从小额信贷模式的广泛复制，到2007年为“三农”服务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下简称邮储)成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在全国各地呈燎原之势，再加之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行)“蓝海战略”的本位回归，都表明农村金融格局出现新调整，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的目的初见成效。但是，多元化需求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供求结构性失衡顽疾依然存在。从发展进程看，小额信贷主要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发展中国家试行的福利主义小额信贷组织[1]；第二个层次是追求收入弥补成本，实现机构的可持续发展[2]；第三个层次是追求商业渠道资金，实现赢利，达到财务上的可持续。目前国内外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评价还处于初级阶段，鉴于小额贷款公司在运作模式、组织形式、资本规模、业务种类、服务对象、风险特征等方面与商业银行存在差异，因此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自身特点的评价体系非常重要[3] [4]。

        一、小额贷款公司的作用

        小额贷款作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一种全新的金融资源配置手段，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和民间的广泛关注。具体来说，其作用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一）推动了金融组织体系的创新。小额贷款公司它本着“手续从简、利率从活、放款从快”的宗旨，按照“小额、分散”的原则，以方便快捷、灵活高效放贷方式得到市场的认可，已成为金融组织体系的重要补充。据央行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贷款余额3915亿元，全年累计新增贷款1935亿元，新增小额贷款公司1668家。无论从业务规模或扩张速度看，同比去年均快速发展。2010年底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2614家，2011年底则达到4282家，增速高达64%。小额公司贷款余额则几乎翻番，由1975亿元升至3915亿元，增速高达98%，不过略低于此前超过100%的增速[5]。从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推广情况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等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大部分投向了中小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欠发达地区则有很大部分投向了与三农有关的产业。

        （二）满足了部分民间资本的合理诉求。小额贷款公司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小额信贷机构，其市场定位应从事小额信贷业务。小额贷款公司其贷款门槛低，手续简单、速度快、灵活的管理机制，适应中小型企业信贷“快，短，频”的需求特点[6][7]，赢得了企业青睐，为众多中小企业、农村企业、农户解了燃眉之急，在当前经济背景下对缓解民企融资难题、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农户有了负债意识、正确的金融意识，培育了农村信用文化，改善了农村金融生态。

        （三）遏制了民间非法借贷的蔓延。有利于民间借贷行为由“地下”转为“地上”，将为民间融资行为提供可行的组织化通道。近年来，由于地下钱庄及民间非法放贷活动较为活跃，民间贷款利率普遍较高。而小额贷款公司执行的最高贷款月利率控制在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以内。尽管这同商业银行的商业贷款利率相比仍然比较高，相对于非正规金融的借贷利率水平而言，这样的利率水平并不高[8]，远远低于民间高利贷的利率水平。利率定价的示范效应使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得到了有效平抑，压缩了高利贷的市场空间，有效遏制了“地下”非法融资。作为一种介于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组织之间的中间体，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有利于培育多元化的金融市场竞争主体，打破我国传统金融领域的垄断格局。

        （四）信用信息服务提供商。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小额分散，客户数量众多，在小客户信息的收集与处理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加入征信系统后，既是信用信息的使用者，又是信息的收集整理者和重要提供者，可以为社会提供信用信息的专业中介服务。比如，面向银行，可以提供客户信用信息收集整理、客户分类及信用评级、增信和信用卡发行等服务。

        二、小额贷款公司目前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业务具有手续简便、机制灵活、放款速度快等特点，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规范民间信贷、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小额贷款公司在机构定位、监管体制、法律依据与核心规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却影响其进一步的可持续性发展。具体体现如下几点：

        （一）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不明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理责任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不难看出，这一规定使得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依旧不明，具体由哪个机构负责监管仍需由当地政府委派指定。《指导意见》作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直接依据，也只有一些粗线条的硬性规定，操作性不强。因此，在全国层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监管体系，特别是这种以政府部门主导的监管模式有悖于市场运行规则。从目前的试点情况来看，各地方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机构也是五花八门：有发改委、财政局、金融办、工商局、公安局等部门，有的地方政府还将银监会派出机构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纳为监管主体，如浙江温州市政府规定本地的小额贷款公司由金融办、发改委、工商局、温州银监局和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共同监管。如此多部门的分头监管容易造成小额贷款的监管出现混乱，不仅使机构间在监管的共发地带相互“扯皮”，而且会导致监管工作难以专业化与精细化，无法及时发现监管对象的风险所在。其性质、职能作用和业务发展均处于模糊状态，给金融安全带来隐患。当前小额贷款的主管机关多是政府相关部门，但地方政府部门由于在金融监管手段、专业监管人才、金融业监管经验、资源等方面的单一或缺失，难以避免地会出现监管“真空”现象。同时，对于不同性质、类别、地区小额贷款公司的多头监管，也会带来监管规则和标准的较大差异，造成无序竞争、发展失衡和制度掣肘等严重问题。与金融监管部门相比，地方政府更不具备监管优势，小额贷款公司也就失去了基本的后台支持，一有困难，有可能被地方政府一关了事。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依据不足。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人民银行没有充当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者，而是采取旁观的协助者、配合者、信息的收集者角色。各地省政府部门却是充当监管者，是小额贷款公司金融风险的处置者。从小额贷款公司运行的规则看，有许多地方规定违反行政法原理、越权操作。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发布的《指导意见》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规定，不属于法律、法规和规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些规范性文件在我国立法层级中位次较低，缺乏刚性、权威性不足、不规范等问题。同时，对小额信贷公司的定位和缺乏统一规划，政策不稳定，不利于形成一个稳定的法律、法规体系。因此，可以说目前的小额贷款公司运行处于无法律规范、无有效规则的状态。之所以出现这种格局，原因在于小额贷款公司是否属于金融机构的法律性质不明，各地政府急需稀缺的金融资源而冒险行动。《指导意见》中指出，小额贷款公司是属于企业法人，属于有限公司或股份公司，但没有指出小额贷款公司的企业性质是否属于金融性企业、是否属于金融机构。通常，金融商事组织属于法定商人，我国采用集中统一的监管模式，商事组织的市场准入、运行、退出采用十分严格的管制措施。另外，《指导意见》还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表面看，对小额贷款公司主要资金来源、利率等有了规定，但从法律角度看，小额贷款公司在不吸收公众存款，不进行非法集资外，仍可以从事大量合法途径有：一是委托贷款资金；二是信托资金；三是证券非公开发行融资资金；四是民间借贷资金[9]。《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只贷不存”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取得金融许可证，这与《贷款通则》规定的贷款人必须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矛盾。此外，在当前相关法规不完善情形下，小额贷款公司由于趋利性的驱动，存在变相吸收存款或增加利率，甚至非法集资，不排除存有群体性事件风险的可能。事实上，即便用行政手段进行硬性限制，人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会以种种潜规则绕过管制。

        （三）小额贷款公司主体身份及定位不明确。《指导意见》授权各地省级政府明确一个相关机构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监管主体。根据《立法法》，作为与省级政府平级的银监会和人民银行显然无权通过这种授权。此外，《指导意见》还授权由省级政府主管部门设置一项行政许可，即规定：“申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应向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营业执照。”依照《行政许可法》，这种作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审批的行政许可，在目前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国务院也未以发布决定的方式加以设定的情形下，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能设定这种作为企业设立登记的前置性许可。可见，且别说这种授权是否于法有据，单是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批准设立，各地省级政府实际并不具备相应的权限。《指导意见》表明小额贷款公司并不是商业银行，不适用《商业银行法》，但是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的贷款业务本质上又是一种金融行为，也不能完全适用《公司法》，同时小额贷款公司是赢利性的组织，显然不能等同于政策性银行，这种不清晰地主体地位，使小额贷款公司处在法律监督和监管部门的边缘，致使小额贷款公司目前处于无有效规则的运行状态[10]。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性质、市场准入与退出、监管机关、业务规则和监管措施等监管所必须明确的问题，现有规则几乎空白。银监会、人民银行发布的《指导意见》既不规范、也不严密，更没有法律效力。同时小额贷款公司是要实现利润最大化为其经营目标，因此更不同于政策性银行，不能接受相关的法律调控。小额贷款公司是否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律性质不明情况下，具备法定监管资格和措施的银监会不是监管机关，参与监管的机构却不具有相应的资格和法定的措施。另外，2009年6月，中国银监会颁布《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表面上为小额贷款公司转变为正式金融机构创造了机会，但实际操作难度却很大，因为转制即意味着原有股东控制权的出让以及灵活的经营管理方式的终结，这样的结果对小额贷款业的发展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11]。依据制度变迁的动力理论，小额贷款公司改制的动力来自制度供给方的最大化收益。若按现有规定改制使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丧失了控股权，那就意味着他丧失了最大的收益，从而也就失去了自愿改制的动力；即便改制了，由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控因为新控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很难摆脱原有银行体系信贷制度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可能将许多农户和小型、微型企业拒之于融资门外。与此同时，《暂行规定》确定的各项核心指标，基本与大银行的考核指标相近。既没有体现区别政策，又不符合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一般规律。

        （四）经营风险大，信贷风险准备金计提比率偏低。小额贷款公司的客户主要限于中小型企业与农户。这些客户经营规模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直接影响小额信贷的收回。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风险要高于一般银行，但由于将小额贷款公司归类为工商企业，在会计处理中导致的信贷风险准备金普遍偏低，难以覆盖风险。当前，小额贷款公司信贷专业技术缺乏、业务品种单一的特点比较突出，风险控制能力较弱，也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11]。此外，缺乏符合小额贷款经营特点的信贷管理软件和客户评价系统支撑。在贷款担保方式上也仍然主要采取担保、抵押方式，与“无担保、无抵押”的小额信贷运作特点存在明显差距。

        （五）缺少政府财政补贴的支持。目前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小型金融机构3年内可以享受其贷款余额的2％的财政补助，但小额贷款公司被定性为经地方政府批准成立的非金融企业，不在享受补助之列，这就制约了它支持民营企业和农户融资业务的拓展的积极性。国家税务总局规定，贷款属于“金融保险业”税目的征收范围，而贷款是指将资金贷予他人使用的行为。经营小额贷款业务属于“金融保险业”税目的征收范围。但是，因为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资金成本无法列入正常的成本计算扣除，所以，同样税率上缴营业税，表面上合理，实际上是极不公平的，而这些民间贷款的利率，最低也高于银行利率4倍以上，有的甚至高出10倍。这也促使我们思考，如果贷款利率大大低于“地下”金融，也就是说资金回报率低于预想，对小额贷款公司是否有吸引力？特别是小额贷款公司重点支持的是三农生产、小企业和困难企业，这些贷款往往存在较高的坏账发生率。另外，它必须按照一般服务业的标准照章纳税，包括向税务部门全额上交5.6％的营业税，按新企业所得税法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和从“股息、红利所得”中上缴20％的个人所得税，另外还涉及诸如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税种。

        三、提升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策略

        针对上面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促使小额公司持续性发展。具体来说：

        （一）明确银监会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主体和定位。在明确小额贷款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属性的基础上，应明确认定银监会作为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惟一法定监管主体。原因如下：第一，银监会是唯一合法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2条，“银监会不仅负责对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的监督管理，而且负责对在我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银监会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并且，该法第19条也进一步要求，“任何单位或个人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都须经银监会批准”。因此，由银监会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监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第二，银监会可以实施其他机构所不能行使的各种监管措施，包括对被监管对象的询问、检查、复制、查阅与封存等，是完全有能力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现有或潜在的问题加以追究与查处；第三，银监会其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完全可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与上述提及的那些不具备行政监督主体资格或不具有金融监管权限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相比，完全没有所谓的监管依据不足 [7]。

        （二）加强监管，严控风险。以法律法规体系、社会监督体系、运营监测机制、进入退出机制“四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具体地说：一是尽快颁布指导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法律法规，指导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方向，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业务范围及融资方式等；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为特殊的金融企业，通过列举方式界定其不能从事的业务范围，放开其能够从事的业务范围，这样就可以有效克服当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二是建立社会监管机制。小额贷款公司发起的形式是股东承诺制，其合规经营主要依靠自我约束，建议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依靠自律组织自我监管，既能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合规经营，又能减轻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压力；三是要统一制定小额贷款公司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监管制度。建立健全小额贷款公司信贷绩效及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全方位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资金运作的风险管理；要加大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力度，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提高资金运行效率。小额贷款公司要学习借鉴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先进管理经验，按照现代金融企业的管理模式和商业银行运行管理要求，加强对其经营情况的监督和管理、规范业务流程、防范信贷风险，确保贷款业务的稳步健康发展, 不断地建立健全组织人事、财务管理、授权授信、风险防范、稽核监督等内控制度；四是加快金融机构破产法的立法进程，将小额贷款公司解散与破产纳入到金融机构破产法规范中。

        （三）政府要创建有利于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环境。一是拓宽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渠道。建议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等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更多的扶持小额贷款公司的政策，对于那些经营优秀的小贷公司，可逐步向其开放金融市场，使其充分利用银行间拆借市场、再贷款、短期与中期票据、委托贷款等金融工具，扩宽融资渠道[9]。除严格禁止小额贷款公司吸收公众存款外，允许其通过多种方式融入资金，而不限于自有资金、捐赠资金和50％的净资本银行融人资金；二是尽快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管理系统，降低其风险识别成本。探索小额贷款公司接入征信体系等基础性技术支持方式，防范业务风险；三是要合理布局。控制小信贷公司区域分布，避免恶性竞争，力争在“数量，规模，风险”可控的基础上稳步发展。

        （四）鼓励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模式的创新。第一，以贷款业务为主，以咨询、租赁、信用担保、中间业务为辅，挖掘客户资源、开发金融产品、向企业内部延伸的纵向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拓宽公司业务渠道，从而弥补公司资金不足、因款项全部贷放出去而没有业务可做的困境；第三，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可向金融公司和风险投资方向发展。金融公司既可防止吸收公众存款的社会风险，又可通过吸收企业的大额存款以解决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渠道，实现可持续发展。若转变为风险投资公司，也是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路之一；第三，构建和完善农村保险体系，积极发展农业保险，为小额贷款公司分担风险。借鉴美法等国开展农业保险的经验，将农业保险与农村信贷结合起来。针对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现状，建议人民银行、银监会和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研究推行“信贷+保险”的运作模式，增强贷款农户的抗风险能力，避免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因自然灾害、借款人意外身故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不良影响；第四，小额贷款公司向村镇银行改制适应了我国发展多层次农村金融机构的趋势。现行制度规定将其控股权归银行业金融机构是不可行的。因此，为了成功实现小额贷款公司向村镇银行改制，政府有关方面应该允许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保留原有控制人的控股权，银行业金融机构则可以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入股，并指导其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健全风险管理机制。

        （五）国家制定有针对性的财政、税收政策。小额贷款公司成立初期，离不开政策的扶持。建议地方政府借鉴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发展担保公司相关经验。出台配套政策，制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风险补偿、税收减免、抵押物登记收费等相关扶持制度，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尽量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成本[11]。当前，建议政府要除减半征收小额贷款公司企业所得税外，应全额减免三年营业税，通过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推动当地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杨骏博士在2011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上也指出，我国目前小额贷款公司亟待解决的是融资问题和财税补贴两个问题，作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建立一个行业的整体评级。

        四、结束语

        企业不是福利机构，出于收益方面的考虑，其必须加速资金的周转率。小额贷款公司为了提高效率和规模，必将资金投资到那些回收快，上规模的企业，挤占了用于农户和微小企业的贷款份额。国家作为监管者，要制定政策作为调整投资的杠杆。由于当前政策不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开设分支机构、跨地区经营，其触角难以深入到三农经济，三农贷款所占的比重少。目前农村金融体系的架构主要以农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邮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主，以新型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为辅。尽管金融供给主体多元化，但其实质还是原供给主体模式的复制，目标客户的定位、产品的设计、定价以及贷款营销的模式等方面都趋同，即同质化竞争。而同质化竞争的加剧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资源流向高效率地区和行业、金融机构“草尖化”、中低收入的农民继续被边缘化、资金回流农村依然困难等。但随着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经验的不断积累，政策的不断调整，政府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小额贷款公司必将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着农村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