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无就业复苏和奥巴马的背水一战》

陈宝森 刘元玲

（陈宝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元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金秋的华盛顿，围绕2012年大选的美国两党博弈炽热化。奥巴马频频出击，先是抛出了一个新的《美国就业法案》。拟议耗资4470亿美元解决当前困扰美国的就业问题，接着又提出一个与就业法相关的增税1.5万亿美元,减赤3万亿美元的方案，向共和党叫板。两党围绕就业问题的攻防战就此鸣锣开场。与此同时，就业问题引发了矛头直指金融资本的“占领华尔街”群众运动，其势头正在向全国蔓延。就业问题确是美国当前经济低迷复苏乏力的根源，也是2012年奥巴马能否蝉联总统的一大障碍。然而，一系列同就业有关的问题值得深思，比如，为什么这次经济大衰退有“经济复苏”而无“就业复苏”？无就业复苏为何成为美国复苏乏力的祸首？无就业复苏是何缘由？奥巴马的新对策能否给美国就业带来光明前景？下面谨就上述问题略抒己见。

       一、有“经济复苏”而无“就业复苏”

        翻开网页你会发现在美国不少人认为美国官方宣布的经济复苏不过是一种幻觉。这种看法虽不无道理却并不全面。根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定期委员会的公报，自2007年12月开始的美国经济大衰退于2009年6月结束，历时18个月。该委员会特别强调他们确定经济衰退起止点不是根据人们通常所说的连续两个季度经济负增长。而是以全面评估美国生产，销售，就业，收入等若干关键指标为依据的。

        的确,不少数据说明经济在复苏。比如国内生产总值，从2007年的高峰13.2万亿美元跌到2009年的12.7万亿以后,2011年上半年又已恢复到13.2万亿（年率）。工业生产指数如果以2007年为100，2009年跌到85.5,2011年6月已回升到93.1。个人收入，2009年从2008年高峰的12.5万亿美元下降到11.9万亿,2011年6月已回升到12.9万亿。不过高、中、低不同收入群体的境遇是不同的。企业家的利润丰厚，从税后利润看,2006年高峰时期是1.39万亿美元,2009年掉到1.06万亿，2011年一季度已跃升到1.47万亿美元，而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则持续下降。再看个人消费开支,从2007年9.26万亿美元的高峰,掉到2009年9.04万亿的低谷,2011年一季度又上升到9.38万亿的新高。

        至于就业的复苏情况，官方的数据有两种不同的观察角度。一种是失业率。即失业者占劳动队伍（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的总数）的比率，另一种是就业率，即就业人口占能参加劳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失业者和未计入劳动队伍者）的比率。

        按失业率考察，最低的失业率月度纪录是2007年5月的4.4%,此后即不断上升,到2009年10月达到10.1%的顶点。就业衰退的时间是29个月。此后逐步走低到2011年7月降到9.1%。它说明两点，第一，就业衰退的时间比官方所称的18个月的衰退期长11个月。第二，从失业率下降的角度看，就业也已经在复苏，虽然比官方公布经济复苏迟到4个月。

        按就业率考察则是另一种情景。就业人口占能参加劳动人口的比率在2007年3月是高峰，达到63.3%,此后即一路下降,到2011年9月下降到58.1%,它说明两点:第一,就业衰退已经持续54个月;第二,就业率下降尚未到底,从这个角度看，就业并没有出现复苏。

        这两种观察角度哪一种更能反映就业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呢？显然是第二种。理由：第一，失业率中的失业者没有包括因长期失业而放弃寻求就业的人，以及一部分丢掉白领工作，临时打杂的人，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把他们加进去2011年7月失业人口应当不是1393万，而是1700万以上，失业率不是9.1%,而是11%以上。第二，就业率的高低能够反映美国人的实际经济负担能力和对现状的满意程度。就业率越低美国的穷人就越多，对现状不满的人就越多，社会就越不稳定。

        二、恶性循环的连环套

        所谓连环套指的是就业市场，住房市场，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及其导致的恶性循环。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无就业是祸根。

        上面讲过：就业人口占能参加劳动人口的比率，2011年9月下降到58.1%,这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比率。1985到2008年这个比率从来没有低过于60%。由于就业人口比例下降，贫困人口自然增加。2010年达到4620万人，与2009年相比新增260万人，达到52年来的最高值；贫困人口比例攀升至15.1%，相当于6.6个人中就有一名穷人，为199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收入在贫困线一半以下的“深度贫困”人口为2050万人，为36年来最高。这是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13日公布的数据。

        人口贫困化又压抑了住房市场使其交易惨淡，价格持续下降。这里的恶性循环表现在第一，1700多万失业人口买不起房，也没有买房的资格，因此楼市火不起来，第二，已经买了房的房主可能由于贫困而付不起月供，并因违约而被取消抵押贷款赎回权。银行为了把没收的住房尽快变现不得不降价促销，使美国住房价格一再跌落。房价跌落又使7550万户房主中的六分之一，约1200万户（穆迪公司）“资不抵债”并使所有房主的财产缩水，从而对他们产生捂紧钱包的负财富效应。第三，楼市的呆滞又使建筑业萎缩，加重了失业的压力，也使与建筑业密切相关的钢筋、水泥、木材等一系列产业陷于萧条。这些反过来又使就业恶化。

        就业和住房市场的低迷进一步压抑了消费市场，自2008年第1季度到2011年第2季度以来，连续14个季度美国消费支出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平均年化增长率仅为0.2%。这是自二战以来，美国消费者第一次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持续地消费疲软。

        国内就业、住房、消费三大市场的低迷，又使资本市场动荡不安。当然这里还有许多内外因素的结合。内部因素如两党因赤字上限而发生的内哄，外部因素如日本地震，油价波动，中东北非动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等。具体表现就是股市的狂泄，道琼斯股指从今年4月23日的高峰12810点，下滑到9月23日的10771点。累计下降2039点。如果再下降523点就达到了变为熊市的定义。（从高峰降20%）。股票价值的缩水无疑进一步加大了负财富效应。导致消费的严重疲软。所有上面这种恶性循环最后又反馈到就业市场使其蒙受更大的压力。

        这种因无就业复苏导致的恶性循环正在使美国经济再次衰退的可能性上升，这是美国经济内生动力不足，财政金融刺激作用衰减，和不利的外部因素共同作用所带来的险象。

        三、无就业复苏是何缘由？

        无就业复苏并不是此次大衰退所特有的现象，当我们用就业人口同能参加劳动人口两者的比率对战后10次经济衰退的就业状况进行考察就会发现：50年代两次衰退，从高峰到谷底平均为9个月，就业从高峰到谷底为6个月，说明就业复苏比经济复苏快；60到80年代五次衰退，经济从高峰到谷底平均11.8个月，就业从高峰到谷底平均16.8个月，说明就业复苏已经滞后于经济复苏；90年代到2007年两次衰退，经济从高峰到谷底平均8个月，而就业从高峰到谷底则平均为36个月，说明就业复苏已大大滞后于经济复苏；这次大衰退，经济从高峰到谷底18个月，而就业从高峰跌到现在已经是54个月，至今还未触底。上述数据说明虽然就业复苏滞后于经济复苏从上世纪60年代已经出现，但1990年后却愈演愈烈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1990年后就业的增长速度落后于有能参加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历史数据告诉我们：二战后，从1947年到1990年的43年，美国有劳动能力人口年增长率为1.3%,就业的年增长率为1.7%,后者快于前者,说明就业环境相当宽松。然而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就颠倒了过来。前者为1.1%,后者仅为0.8%。就业的创造赶不上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增长。这是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如果再考虑经济繁荣期和衰退期就业机会的差异，1990年以后，衰退期的就业难上加难就不足为怪了。历史数据还告诉我们1990年后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由年平均1.4%降到了1.1%。说明就业的创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并不是因为人口增长过快，而完全是由于创造就业能力从1.7%降到0.8%的结果。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创造就业的能力下降的呢？

        这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变化有关，就此次大衰退而言同它给小企业的特殊压力有关，也同复苏期内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雇主对雇用新人的态度有关。

        首先，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削弱了创造就业的能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市场化的背景下，美国大公司加紧推行经济全球化战略，实行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目的是实现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谋求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及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扩张。对许多大公司说这是一条受利润规律支配的必由之路。也是为实践所证明的成功之路。这一战略带来的变化是产业和产品的国际再分工和重新构造。美国国内的产业升级，资本技术向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转移，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低端产品以及低技术工序转移到劳动力便宜的国家，此其一。由此带来的第二个变化是美国劳动市场供求的变化。这就是美国本土高技术人才的不足和普通劳动者的过剩。前者可以通过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和高价吸引国外人才得到缓解。解决后者则难度要大得多。因为最能创造就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已经从美国本土用加工贸易、服务外包等方式转移到劳动力便宜的国家，丢掉了为低技术的普通工人创造就业的物质基础。在经济衰退期间问题更加严重。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大衰退使新增青年普通工人受打击的严重程度超过了以往。比如，2010年劳动者平均失业率按小口径算（不包括自愿放弃就业的受挫者）是9.6%，其中16到19岁低技能的年青人失业率竟高达25.9%。而在1982年这类年青人的失业率还只占23.2%。

        第二，此次大衰退给最能创造就业的小企业造成重大创伤。美国是一个大、中小企业相互结合的经济体。虽然总体上说,美国企业的发展是规模越来越大，并日趋集中和垄断。但中小企业在数量上仍然占绝对多数。他们也是创造就业最多的部门。2009年美国非农企业就业13,090万人,其中五十个工人以下小企业的就业份额在就业总额中高达50.22%，占了半壁江山。其中，生产产品的行业的工人占该行业就业总量的58.48%,建筑业更高达85.36%;提供服务的行业的比例为48.24%。其它服务业则在85%以上。然而，在本轮经济衰退中，小企业受到的打击比大企大，这是同前几次衰退不同的新特点。雇员在50人以下的小企业就业岗位减少了10.4%，50人以上的企业却只减少了7.5%。就失业人数说40%的失业者来自小企业，而2001年衰退时不超过10%。原因可能同这次衰退由金融危机和楼市崩溃引发有关。这次衰退银行业受打击最大，而银行是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银行贷款要占小企业融资来源的三分之二，大企业则只占四分之一，他们除银行外，还可以靠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另外房价暴跌也对小企业融资有影响。因为小企业中有16%是靠房产进行二次抵押获得资金的，但房价的下跌，使他们失去了这个来源。小企业局2010年给总统的报告也说金融紧缩是小企业受打击大的首要原因。全国小企业联合会的投票测验显示，小企业主中有78%认为融资困难是第一位的。小企业所受打击更大对复苏阶段创造就业非常不利。

        第三，许多雇主不愿意雇用新工人。在这次复苏过程，由于衰退期间的裁员，整顿，提高了效率，大公司的利润是丰厚的。许多雇主觉得靠他们现有的在册工人也过得去，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觉得刚从这个仅次于大萧条的经济危机走出来，企业需要医治创伤，而不是立即扩展，他们情愿谨慎而不想承担风险，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维持现状。在确有必要增加新人时，他们也不雇用正式工，而情愿雇用临时工。这种心态也反映出雇主们的许多顾虑。一个主要障碍是雇主对经济回暖能否持续下去缺乏信心，许多人担心他们的生意和总体经济形势将继续疲软，而且因为消费者花钱谨慎，他们怕经济也许会再开倒车。公司也担心雇用新工人会因为国会和州议会通过的新法案而在税收或医疗保险上增加他们的成本。国际形势变化多端更增加了他们的顾虑。多年以来美国经济学家把增加临时工看作是在无就业和正常就业之间的桥梁。比如2001年那次衰退，在2003年夏，临时工就业曾连续三个月上升，到9月，正式工的就业就出现了。这次大衰退，由于经济复苏较之前几次更加疲软和脆弱，临时工的增加似乎已经丧失了它的先兆作用。某些失业者把临时工作看作是找到称心雇主的一个立足点，然而就今天的情况看，能不能经过这个过渡而导向永久性工作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是雇主们上述种种顾虑，给增加就业带来困难。

        上述这些导致无就业复苏的原因说明，靠市场的自发力量，在近期求得就业的复苏已经希望渺茫。需要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对这一点奥巴马政府是清楚的，但因政策力度不够，或脱离实际，而成效不彰。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其促进就业的政策，大体上可以概括为：

        以法律和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带动经济和就业复苏，着力挖掘出口和制造业的就业增长潜力；并试图以新能源为突破口，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为什么成效聊聊呢？这是因为：

        第一，远水不解近渴。抓科技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属于战略性举措。如果取得突破性进展，肯定有助于创造就业。历史上，美国引领了以电气化为主导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微电子和消费电子为主导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和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化革命，曾给美国带来工业化的成功，战后的繁荣和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高涨，与此同时也使这几个时期的就业兴旺，生活提高。但是这种对社会生产，人类生活具有重大和普遍影响的科技进步有自已的发展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新能源行业的发展虽在个别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至今还有很多技术难题未能攻克，要使新能源的生产成本降低到化石能源以下，从而获得大量生产的商业价值，使这些行业得到迅速的大规模的扩张，为美国工人开辟出新的就业门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施加更大的推力和投入更多的资源。

        第二，政策目标偏离实际。2010年3月，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一个“国家出口倡议”，打算用五年时间使出口规模翻一番，政策目标明确为振兴制造业，增加就业机会。显然，奥巴马打算一箭三雕，既增加出口又振兴制造业同时促进就业。然而从结果看，出口虽有翻番希望，但振兴制造业只是口号，就业更乏善足陈。这里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出口增加和制造业振兴并不能保障就业增长，因为出口部门可以通过不增人只增加设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扩大出口；二是，振兴制造业的提法同就业挂钩并不切合实际，美国制造业并没有衰落，衰落的是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振兴后者是开倒车，至于高新技术制造业，它本是美国的强项，却对增加就业作用不大；三是，能出口什么要看出口对象的需求，美国想出口能增加就业的产品未必是出口对象国之所需。在这一点上美国并没有主导权，两年来这个计划的执行情况也证明了这几点。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出口比2009年增长了17%，2011年头5个月出口势头也不错，如果持续下去5年出口翻一番是可能实现的。然而，有没有增加就业是另一回事。从目前看，美国出口增长最多的主要是与农业，石油，原材料有关的产品。在具体部门，出口增长最快的是农产品和矿物燃料，2010年1-5月同比分别增长33%和58%。而这些领域对创造就业所起的作用比较微弱。在制造业出口的重要领域，船舶出口不升反降，2011年比2010年同比下降66.7%,民用飞机下降2.5%,半导体下降3.2%。高科技产品出口是美国出口翻番计划的支柱之一。2011年1-5月出口同比增加5.3%,其中武器出口增幅居首,高达43.2%,而生物科技、核技术和电子工业出口均呈负增长趋势。美国的出口翻番计划，就地区说瞄准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增长最快的首先是非洲31.3%,其次为中南美洲21.2%,欧洲为19.3%位居第三。就单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来看，增幅前五名分别为：阿尔及利亚86.9%,南非72.3%,芬兰66.2%,俄罗斯54.3%,智利40.6%。显然有更大进口能力的国家的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第三，美国政府把经济贸易政策政治化，阻碍了在本土增加就业的机会。美国的历届政府，包括奥巴马政府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双向贸易、投资潜力极大，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发展虽快，但极不平衡。以2010年为例，中国对美出口高达3853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出口还在1020亿美元的水平上，差不多是4与1之比。美国对中国投资累计652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只有50亿美元，是13与1之比。美国政客错误地把原因归结为中国的贸易保护和人民币低估等问题，实际上，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把经贸政策政治化，用冷战思维对待合作伙伴，违背了优势互补和平等互惠的原则，如果美国政府把具有竞争优势的民用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合理放宽，对中国有积极性赴美投资的企业不以国家安全为由拒之门外，就会对美国增加就业大有助益。

       四、取联任，背水一战

        随着民意测验显示美国民众支持率的下降，奥巴马意识到美国无就业复苏对其竞选连任的威胁，抛出了就业法和减赤增收方案，向共和党挑战，试图背水一战，挽回颓势。

        奥巴马说“美国就业法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回去工作，把更多的钱放进工人的荷包。它将为建筑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为教师创造更多就业，为退伍军人创造更多就业，为长期失业者创造更多就业。”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呢？

        这次奥巴马把视野首先放在小企业上，想要发挥小企业”创造就业机器”的作用,答应给小企业雇佣工人和投资发展以各种优惠:1,对工资总额在500万美元以下的小企业给以工资税减半的优惠。现在企业的工资税税率是6.2%，工人支付6.2%的工资税，由雇主在工资中抵扣，雇主还要交纳相等的匹配金额，直到工资达到93700美元时为止。减税有利于减轻雇主负担。2,对小企业增加新工人或对工人加工资实行工资税全免。这种税收救助有一个最高限额，即工资总额不得超过5000万美元。3,对小企业的投资可以在2012年全部用课税扣除予以返还。预期可以使小企业手持现金多850亿美元。4,帮助创业者和小企业获得融资，以便发展企业并雇用工人。提高小企业局对小企业贷款的上限，改革专利制度。

        就业法也提出使失业者能够找到工作的几项措施:1,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加大对公路，铁路，机场等的投资，使现在几十万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建筑工人得到就业；2,用课税减免鼓励企业雇用失业退伍军人,凡雇用失业六个月以上的退伍军人将获得最高5000美元的课税减免。对于因工致残的退伍军人最高可减免9600美元；3，对解雇教师，应急工作者（包括救火队员和警官），限制地方政府裁员的数目，最多不得超过28万；4,延长失业保险，帮助500万还在寻求工作的失业者不丢掉他们的福利；5,对雇用长期失业工人的雇主按人头给以4000美元的课税减免；6，推行夏季就业和培训计划扩大低收入青年和成年人的就业机会。

        就业法还在提高在职工人消费能力上做文章：1,2012年把工人的工资税削减一半，为典型的美国工人家庭提供1500美元的减税；2,帮助美国房主为他们的抵押贷款再融资，给每个家庭的钱包里增加2000多美元现金。

        上述各项促进就业和失业救助措施总计要花4470亿美元。其中用于减税方面的约为2450亿美元，用于增加开支方面的，如延长失业救济和修建基础设施约为2020亿美元。

        钱从哪里来？这在奥巴马9月20日的演讲中有了答案。奥巴马打出了公平，合理，正义的旗帜，要求国会共和党人同意增加1.5万亿美元税收，矛头直指富人，向共和党人叫板。同时提出了减少赤字3万亿美元的方案。

        在1.5万亿增税中，奥巴马提出三项足以涵盖促进就业所需的4470亿美元的措施。一项是限制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个人和年收入25万美元的家庭对抵押贷款利息和慈善捐赠的课税扣除，预计可以增加4000亿美元收入。另两项一个是取消高收入者和石油天然气公司的税收减免，在未来10年可以增加收入400亿美元；同时，要对享有“附加权益”的人（包括私人股本高管，对冲基金经理和房地产投资者）征收较高的普通所得税，取代原来较低的资本增值税，这一项可以增加180亿美元收入。

        此外，增税的一半将通过在2013年结束小布什时期对高收入美国人减税的政策获得，由此可以增加8000亿美元收入。而最使共和党人抵触的则是向收入100万美元以上的富豪按所谓“巴菲特规则”征税。

        被誉为“股神”的亿万富翁巴菲特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早在2010年他就批评说美国税法不合理。他说：因前总统小布什对富人的减税措施，自己享受的税率是办公室20多个雇员中最低的。甚至比电话接线员和清洁女工都低。他认为税收制度不应当这样运作，美国应当加大对富人的征税力度，理由是“我们需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0%左右的资金做一些我们认为这个国家应当做的事情。这笔钱必须有人来出”“如果你不向我这样的人要钱，又怎么能向那些餐馆侍者要呢？”这些话确实击中了美国税收制度的要害。

        奥巴马扛出了巴菲特的大旗，也迎来了共和党的强烈反应，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博纳说奥巴马是在挑起“阶级斗争”，是在玩“政治技俩”。奥巴马则回应说：这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算术。

        应当如何评价奥巴马的就业法？我们认为第一，就解决失业问题而言，奥巴马在号召振兴制造业创造就业的政策未见明显成效之后，转而把振兴小企业和兴修基础设施作为切入点，比较切合美国当前的实际状况。同时推出“美国就业法”把就业列入国会立法议程，旨在突出就业在当前经济复苏中的关键地位和迫切性，有助于引起全美国的关注和对其政策的支持。这个路子较之以前是进步。第二，提出就业法和与之相关的增税减赤计划，其实质是以解决就业为题拉开两党为2012年大选政治攻防战的第二幕。其策略是高举向富豪增税和公平、正义的大旗，抢占道义上的制高点，争取广大弱势群体和中间选民的同情，以提高支持率。从奥巴马的演讲可以看出，他的姿态是咄咄逼人，是向共和党挑战而不是妥协。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第一受到民主党内部的压力，不少人抱怨他在赤字上限问题同共和党的第一场较量中让步太多，过于软弱；第二是面对共和党在增税上的不妥协态度，奥巴马可能预计到难于打破这个僵局，不如索性把矛盾挑开，夺取道义上的高地，使共和党在民意上陷于被动。

        目前，两党的超级委员会正在研究减赤方案，两党的底线已经挑明，共和党将反对任何新的增税条款，奥巴马则将否决任何不向富人增税而消减医保的计划，因此奥巴马以向富人增税为前题的就业法必将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碰壁，也不会得到超级委员会共和党一方的青睐。奥巴马希望就业法能马上通过，这无论从就业本身说，还是为奥巴马嬴得大选说都是需要的，因为只有复苏加速，就业增长，奥巴马在2012年的选战中才有胜算。所以他在9月9日的讲话中，要求国会“马上通过这个法律”的呼吁有6处之多，迫切之情溢于言表。而从共和党的角度看，一切只有反过来才将有利于把奥巴马拉下马。所以就法案的通过而言，奥巴马利于“快”而共和党则利于“拖”，通过无穷的口水战把就业法拖到胎死腹中，也许是它最可能的命运。一个新情况是代表大多数美国人的“占领华尔街”群众运动正在向全国蔓延，对两党形成压力，能否由此打破两党内讧的僵局，还有待观察。

        实际上，即使按奥巴马的愿望，就业法能够原样通过，它的实际效果如何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第一，美国的无就业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结构性问题。不是奥巴马就业法能够解决的；第二，就业法有许多内容是一槌头买卖，而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第三，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就业停滞，同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很大关系，这也不是就业法所能解决的。

        因此，美国的无就业复苏可能还要长期拖下去，经济和就业都在低水平上徘徊。在此情况下，如果欧洲因债务危机欧元困境而陷入衰退，发生全球性金融恐慌，美国经济再次探底也是完全可能的。

《美国国债及地方债危机分析》

肖　炼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一、美国国债分析

        2011年8月2日，美国参议院以74票赞成、26票反对通过了提高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和未来十年削减2.1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预算赤字的议案。

        与美国历史上的两次“疑似国债上限违约”类似，民主党与共和党在长达数周的“驴象”政治斗争，后最终有惊无险达成妥协。对民主党来说，达成妥协可以确保到明年总统换届选举时不用再为提高债务上限发愁，其付出的代价是在削减医疗等社会福利支出方面所作的让步。对共和党而言，其所提出的削减赤字大于提高债务上限的主张以及不增税等要求均得到了满足，可谓一次大胜利。

        美国债务上限是由美国国会所设定的政府合法举债的最高限额。早在1917年，国会就设定了首个债务上限，最初设定为115亿美元。自1960年以来，美国国会已经78次提高债务上限，平均每8个月提高一次，其中49次是在共和党总统任期内，30次是在民主党总统任期内。自奥巴马任总统以来三次提高债务上限，8月2日前将债务上限提高到14.29亿美元。

        在现有的14.29万亿美元的债务中，三分之一是从美国国内养老基金和投资者借的钱(4.1万亿美元)；三分之一是从外国机构投资者（主要是外国央行）借的钱(4.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持有数额最多（1.2万亿美元，占外国持有总额的27%，占国债总额的8%）；三分之一是美国政府向社保基金和医保基金体系借的钱以及美联储两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1、QE2）而形成的债务(5.7万亿美元)。

        若果不能按期偿还以上三部分债权人本金及利息，美国养老基金将会破产；社保基金和医保基金体系将会崩溃；美国政府的国际信誉将扫地，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将发生动摇；美国将会因此失去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心知肚明。驴象之争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把戏，最终还是回归妥协，只不过把美国民众和世界投资忽悠一下。

        与前两次“疑似国债上限违约”不同，在第一次“疑似违约”中，美国被迫以纸币取代黄金支付债券；第二次“疑似违约”则是由于政府工作疏漏，导致一小部分债券利息支付发生延误，造成短期“技术性”违约，而提高债务上限方案是以“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来化解“疑似违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7月28日曾表示，如果美国未能上调举债上限，可能导致美元贬值，也可能令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国家产生“疑虑”。美国已经通过了上调举债上限方案，那么，美国是否可以避免信用评级下调风险？美元是否可以避免贬值，并且打消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国家的“疑虑”？

        美国提高债务上限方案后，标准普尔将美国长期国债评级从AAA下调至AA+，这是美国国债历史上第一次遭下调，当即引起全球股市，包括美国、欧洲、中国等世界主要股市爆跌，最大的跌幅到达5%。

        穆迪评估公司指出，在出现以下四种情况：1)未来美国财政纪律失控；2)2013年没有进一步实施财政整顿措施；3)经济前景严重恶化；4)美国政府融资成本高于目前预期水平，则美国信用评级仍将面临下调风险。

        理论上讲，美国政府不能直接发行美元，政府融资是通过发债来实现的。美国有多少债，美联储就会相应印多少美元（外债除外）。根据提高债务上限协议，美国政府将分三步提高债务上限2.1万亿美元，同时削减2.1万亿—2.4万亿美元赤字。如果美国能够真正履行业以达成的协议，目前美国14.29万亿美元的债务既没有增加多少，也没有减少多少。欠债是要还的，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妥协方案，只是暂时缓解了还债的困难，并没有彻底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

        事实上，美国的债务问题比人们想象的更加严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24日的最新报告，今年美国联邦公共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达99%，预计明年将达到103%（大大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相当于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约4.6万美元（美国人均收入为4万美元）。美国政府每花一美元，其中40—42美分是借债。

        从立法上讲，妥协方案就是法律上允许美联储加快印钞以购买美国国债及政府债券，继续保持已有的“量化宽松”或推出新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家知道，美联储的短期基准利率在0—0.25之间，利率下调几乎没有空间。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后，美联储每购买5,000亿美元的债券，相当于削减短期利率半个百分点，如果购买2.1万亿债券，则相当于削减短期利率2.1个百分点。美联储购买财政部长期国债将抑制长期利率上升的压力，通过低利率增加商业和家庭消费以刺激经济增长。概括讲，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对美国的好处在于：1）压低资本价格，降低借款成本；2）确保企业低成本投资；3）通过美元贬值降低美国还债成本4）降低美国出口产品价格，扩大出口；5）提升股价，刺激家庭消费支出；6）使美国跨国公司分享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成果。

        长期看，如果不能提高美国的生产效率，从根本上削减美国预算赤字，美国的债务风险就不能根除。第四次或第五次债务上限的“政治闹剧”还会重演，并且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

        二、美国地方债危机分析

        美国国债上限危机刚刚以暂时达成妥协的方式谢幕，美国州、地方债违约风险又登上舞台。美国州、地方政府债总额为2.8万亿美元（约占当年美国GDP的19%），为应对地方债困境，奥巴马曾签署260亿美元的州及地方政府援助法案。在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紧缩的背景下，执行州及地方政府援助法将遇到资金困难，许多州及地方政府面临破产的风险。

        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美国经济衰退，企业不景气，失业率上升。而州、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本州企业和居民的税收。企业盈利及居民收入的大幅度减少自然导致州、地方政府财政税收锐减，入不敷出，负债累累。2009年—2010年期间，美国46个州出现总计1300亿美元的预算缺口，2016年前还将增加数几千亿美元的新债，这将严重威胁美国地方经济发展，使复苏疲软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甚至出现“第二次探底”的可能。

        美国州、地方政府财政相对独立于联邦政府，如果联邦政府出现债务，可行使美联储的货币发行权（印钞票）来应对危机，因此，联邦政府债务是“软债”；而州、地方政府出现“地方债”却因没有货币发行权而成为“硬债”。当然，联邦政府对州、地方政府也不是完全不管，美国联邦政府在财政上对州、地方政府的帮助主要体现在教育和医疗保障两个方面。

        联邦政府人力资源健康服务机构（HHS，HealthHumanService相当于卫生部）主管三大块：一是社会保障（“社保”）；二是医疗保障（Medicare）；三是医疗补助(Medicaid)（医疗保障和医疗照顾也统称“医保”）。“社保”由国家、企业、个人三部分共同承担，只能确保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医保”（两医）由联邦政府和州、地方政府分别承担。在州、地方政府财政中，医疗保障经费由联邦政府和州、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联邦占50%—60%；州、地方政府占40%—50%（因各州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承担的比例不同）。医疗补助费用则全部由州、地方政府自己承担（主要是针对穷人和弱势群体）。

        例如，佛罗里达州人口1800万，其中300万人享受医疗补助，占整个州预算的20%左右。本次金融危机中，州政府税收减少10%以上。按理医疗护理补助预算投资就应削减10%以上，这样，许多医院就可能破产。州政府面临二难选择，一是削减预算拨款，要么导致大批医院，大批医生、护士失业；要么降低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二是增加税收，这又会制约企业的发展，导致大批工人失业。

         总之，美国州、地方政府的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吃空了地方财政，这一代吃光了下一代福利。

        在联邦、州、地方预算中，军工（联邦预算）、“社保”、“医保”（医疗保障、医疗补助）这四大块是不能砍掉的，其总额占了美国整个联邦预算和州、地方预算的80%以上。其余能够动用的钱就十分有限了。谁能控制在以上四个部分的发言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谁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医保”（两医）造成美国巨大的浪费，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州、地方政府都承担不起这笔巨大开支，也是造成地方债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削减债务，美国成立了运作“医保”（两医）的商业公司（HMO，Healthcare&MedicareOrganization），该公司的目标是盈利，不是帮助政府发挥“医保”（两医）的公共服务功能，变政府公共服务功能为市场盈利功能，结果导致“医保”（两医）服务质量下降。由于地方债务缠身，美国目前还不想改变这一运作方式。

        因为，美国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反对削减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预算。一是老年人退休集团，他们决不会放弃已经得到的利益，尽管他们人口占不到美国总人口的10%，但组织良好，选举中投票率极高，在某种程度直接影响两党选举的成败。二是从医疗保障和医疗照顾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医药工业及保险利益集团。三是扶贫利益集团，他们打着替穷人说话的旗号从医疗保障和医疗照顾中分得一份蛋糕，并获取政治发言权。

        三、美国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总之，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美国的年均财政赤字将在2020年前达到年均1万亿美元，10年后，国债总额将超20万亿美元，加上州政府债、地方债和个人债总计高达50万亿美元。美国“借债成瘾”、继续寅吃卯粮、举债度日的发展方式对美国自己乃至世界都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

        1、美国债务危机制约美国经济复苏

        如果美国债务还本付息的增速高于GDP的增速，那么债务占GDP的比重将逐步缩小，债务危机的风险将逐步化解，否则，情况不堪设想。2008-2010年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0%、84%、92%；本次提高国债上限直接从14.29万亿美元提高到16.39亿美元，提高了14.7%，而2011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只有0.4%，二季度GDP增速1.0%，远低于2010年四季度3.1%的增速。2011年一季度，美国全国房价指数同比跌幅达5.1%，房价已经回落到2002年中水平。美国官方统计的失业率将保持在9.1%以上，非官方统计实际失业率在16%以上。巨额的债务使美国经济复苏道路漫长，充满不确定性，不排除出现第二次探底的可能。

        2、州、地方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预算赤字，面临“关门”和“破产”

        在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紧缩的背景下，执行州及地方政府援助法将遇到资金困难。另一方面，州、地方政府财政严重萎缩，进一步增加了地方债风险。例如，如果美国阿拉巴马州杰斐逊郡债务谈判失败，那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地方债违约案。该郡因无力支付32亿美元的债务（包括摩根银行的投资），宣布破产可能是保护自己的最好选择。

        2009年—2010年期间，美国46个州出现总计1300亿美元的预算缺口。2012年，加利福尼亚州地方预算的27%（23亿美元）将没有来源，新泽西州的预算缺口则高达36%。穆迪警告，美国有5个州（马里兰州、新墨西哥州、南加利福尼亚州、田纳西州、弗吉尼亚州）将有失去AAA评级的危险。如果美国不能妥善处理州、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那么，不仅不能偿还现有的旧债，2016年前还将增加数几千亿美元的新债，这将严重地威胁美国经济的发展，使复苏疲软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美国地方债券的持有者主要是财产和灾害保险公司，它们目前持有地方债总额为3550亿美元（6月持有3497亿美元），占其资产的六成。保险公司是地方债券市场的主要机构投资者。由于在金融危机中地方债券市场冻结，保险公司持有的地方债从2008年的3819亿美元减少到2009年的3757亿美元。正常情况下，保险公司在地方债市场的投资的年收益在100亿美元左右。在美国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持有的地方债损失可能在30亿至40亿美元之间。穆迪警告，尽管与去年同期相比地方债有所降低，但其风险度仍保持高位。美国全国五分之一的州政府都存在债券风险，其中风险最大的是加利福利亚州和伊利诺伊州。总体看，2011年降级的地方债要多于升级的地方债。

        3、“次贷”危机通过居民债务风险转化为银行危机

        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MortgageBankersAssociation)的数据显示，至少有550万笔房贷出现拖欠或丧失赎回权。根据CoreLogicInc数据，有1,090万个家庭的房产价值抵不上所欠贷款。相当于美国每五个房主当中，就有一个以上的房产净值为负，他们几乎全都无法再融资。

        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Mac)两家房贷巨头出现巨额亏损，两家公司及其监管机构很难完全保护两公司投资者的收益。几乎找不到加快房地产市场的复苏的措施：如果允许房主宣告破产，那么对没有过度借债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如果允许房贷违约，将使银行修改房贷条款，从而打击那些脆弱的银行。

        4、奥巴马的“全面削减赤字计划”遭到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反对

        根据该计划，国防开支将进一步削减5000亿至6000亿美元（原计划要求削减到3500亿美元）。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Panetta)8月16日在美国防大学称，“如果美军费再减5000亿美元，美军将失去对军队和家庭的信念。这种削减军费的方法是廉价出卖国家安全，将给国家安全、军队、保卫国家的能力造成真正损害”。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Clinton)称政府预算削减将“破坏美国国务院在国际范围内的外交效率”，将“影响到国务院为美国利益而采取的外交政策”。

        5、奥巴马“全面的削减赤字计划”可能使“社保”、“医保”改革失败

        美国金融危机使联邦政府和州、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减少，给州、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困难。近两年来，在如何削减预算规模上，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存在很大分歧。美国州、地方债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目前，奥巴马面临“社保”、“医保”“违宪”的起诉，如果因“败诉”不能解决美国地方债而导致“社保”、“医保”改革失败，他将可能失去明年的总统连任选举。

        6、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导致全球通货膨胀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美元贬值，和以美元标底的资产价格就会缩水；美元贬值必然使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黄金从200美元/盎司上涨到1900美元/盎司以上），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宗商品进口国）带来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美元贬值速度超过美国国债收益率时，美国国债持有人将蒙受巨大损失；美元贬值造成新兴市场国家本币升值，对这些国家的出口造成巨大压力；美元贬值同时逼迫欧元被动升值，增加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还债成本，使欧洲经济复苏雪上加霜。

        在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制下，无论美国是否上调举债上限，美元都不会发生贬值。但是，在美元与黄金挂脱钩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只要美元的发行量超过了现实经济活动的需求（货币流动速度X商品交易量）。超发的货币供应量必将导致单位美元缩水，即美元贬值。令笔者担忧的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最近说，美国不存在债务危机问题，只要美联储印钞票，什么债务都可以还清。

        美联储手中握有制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三项措施：一是拍卖银行保证金；二是通过与发放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相关的财政部、金融机构之间签订反向回购协议；三是直接出售债券。如果这三项措施不能奏效，不能收回因量化宽松政策而超额投放的资金，那将造成可怕后果——导致全球经济结构出现新失衡，一方面是美国通货紧缩，另一方面是全球恶性通货膨胀。

        7、美债危机传导到欧债危机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美、欧（欧元区国家）、英、日经济体总债务达到84万亿美元（不包括美国金融部门14万亿美元债务），是其GDP的2.4倍。然而，这四个经济体根本无力用自己的储蓄支撑其举债和减债，美、欧、英、日还债（新增储蓄）分别需要用30、14、66、17年才能把其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降到100%。

        8、美债危机演化为全球政治危机

        “次贷”危机通过居民债务风险转化为银行风险；银行风险通过主权债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又反过来加剧主权债风险、银行风险、居民债务风险。化解上述三种风险将取决于：一是银行能否消化居民因房贷违约造成的损失及政府能否消化为银行注资或发债投资所带来的损失；二是央行直接购买国债和金融机构债券的钱是否能收回来；三是量化宽松政策、低利率政策持续的时间；四是美联储何时推出“退出政策”。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以上四个问题，全球金融危机乃至全球政治危机就难以化解。

        四、对策

        制约美国随心所意举债的重要途径，是要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制衡美元不合理的国际霸主地位。改变美元占国际储备货币近70%的不合理结构，用特别提款权（SDR）或全球公认的新货币或黄金取代美元独霸国际储备货币、计价货币、交易货币地位，才能杜绝美国通过提高债务上限及泛滥美元纸币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危害。尽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非常复杂，非常困难，但这一步必须走。

        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实质性改革之前，中国不能束手无策。要反思我们实行了30多年的“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反思我们的外汇储备结构，不要“把过多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依赖出口导向的外需拉动型经济向消费导向的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变，由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利用资本市场吸纳金融体系过剩的流动性，并通过海外投资将部分外汇储备转移到私人部门，推动中国出口型企业海外扩张，扩大海外并购。合理使用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占全部对外资产的三分之二，而日本的这一比例仅约为六分之一）。允许民营油企参与战略石油储备招标。增加黄金储备（美国储备中74.7%为黄金，中国仅为美国黄金储备的八分之一）。

        不断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话语权。中国在IMF中的份额从3.72%提升到6.39%；投票权从3.65%提升到6.07%从；从第六位提升到第三位。在此基础上，中国还要继续不断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话语权，使其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适应。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但中国的货币还不能走出国门，这种被动的状况必须改变。人民币国际化的困难在于：一是经济增长模式仍以加工业为主，中国进出口结构难以适应以服务业为主的国际储备货币结构。二是中国缺乏强大的金融市场和完善的金融体系，严重缺乏国际金融人才，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三是人民币的国际信誉不强，目前人民币升值时表现不明显，当人民币贬值时，其弱点将显现。

        为克服上述困难，人民币国际化可分步进行。第一步，可进行双边货币互换（中国已经拿出6500亿元实施双边货币互换）第二步，考虑进行“三币（人民币、港币、台币）融通。第三步，创造条件使人民币成为亚洲区域核心货币。第四步，最终形成美元、人民币、欧元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尽管实现上述四步的道路漫长而艰辛，但是只有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之日，才是中国真正崛起之时。

        总之，要落实“十二五规划”，认真分析和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努力提高应对复杂局面能力；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的特点，努力增强我国参与能力；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准确把握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的特点，努力发展壮大自己，避免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伤害。

《论美元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周期性》

王海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

        全球经济失衡是指开放经济条件下，全球物质财富和金融资产在部分经济体之间的周期性不对称分布，表现为部分经济体积累了大量贸易逆差，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外债增长迅速；同时，另一部分经济体拥有大量贸易顺差，经常账户盈余巨大，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是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货币的周期性信用危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直接体现为美元危机，同时也表现为国际收支的结构性失衡；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表面上体现为国际收支总量失衡，实质上也是美元危机。

        一、美元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特征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和美元危机的周期性

        1945年12月，《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以黄金为基础的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在这一体系下，美元可以自由兑换黄金，同时各国实行可调节的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监督国际汇率、提供国际信贷、协调国际货币关系。这一体系在一定时期带来了全球经济的稳定、国际贸易发展和各国经济的互相融合。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是：以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和国际流通货币，必须靠美国长期持续大量的对外援助或贸易逆差，才能使国际市场获得美元供应。一方面，长期大量的对外援助不仅很难持续，也会带来国际收支的结构性失衡，进而影响美元信誉；另一方面，美国贸易逆差的大量累积，必然出现持续国际收支总量失衡，导致美国外部债务增加，自然会影响市场对美元支付能力的信心，进而引起周期性美元贬值危机。因此，这一体系从长期看是不稳定和难以持续的。但是，如果美国为了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减少美元供给，又会导致国际清偿能力不足，这一矛盾被称作“特里芬难题”。

        第一次美元危机爆发于1960年10月。1947年7月开始，美国对欧洲实行持续4个财年总额约130亿美元的马歇尔援助计划，帮助欧洲经济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并促使欧洲经济开始融合。在大量美元进入欧洲后，尽管美国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国际收支盈余，但是由于经常转移赤字远大于国际收支盈余，1960年达到40.6亿美元，超过当年28.2亿美元国际收支盈余，动摇了市场对美元的信心。1960年10月，伦敦黄金市场价格涨到41.5美元/盎司，超过官价18.57%，美元大幅贬值，首次出现信任危机。为此，美国被迫采取挽救措施，抛售黄金，平抑金价。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国中央银行通过建立“黄金总库”、签署货币互换和一般贷款协定来应对美元支付危机。

        第二次美元危机爆发于1968年3月。1965年，美国在越南战争扩大导致美国经常转移赤字继续放大，同时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盈余快速收缩。1968年美国经常转移赤字上升到56.3亿美元，而国际收支盈余则进一步下降到6.1亿美元,美元再次出现信任危机。1968年3月，伦敦黄金市场出现挤兑现象，黄金总库成员经协商后决定，美国及黄金总库不再维持黄金官价。但是，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仍可按黄金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市场上的金价与黄金官价脱钩，形成“黄金双价制”。同时，美国与黄金总库成员国达成非正式的“克制提取黄金协议”，各国同意原则上不再以美元向美国大量兑换黄金，以减轻美国兑现黄金的压力。

        两次美元危机动摇了以金本位和固定汇率制度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的特别提款权方案并未能有效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困局。这一时期，由于欧洲经济在战后重新崛起，导致欧美产业重新分工，体现为美欧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尽管美国可以维持国际收支的盈余，但经常转移赤字巨大，美元危机周期性爆发，美元不断面临贬值压力。1971年美国出现经常项目赤字，当年8月美国停止履行对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以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年底《史密森协定》允许美元对黄金贬值，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系终结。1973年石油危机，再次导致美元贬值，最终促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

        （二）浮动汇率体系下全球经济总量失衡和美元危机的周期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黄金非货币化，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主要经济体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1976年1月《牙买加协议》最终确立了浮动汇率制度。表面上，浮动汇率制度削弱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但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没有被其他货币取代，实际上美元成为了更加不受外部约束的储备货币，美国得以通过持续的经常项目赤字，不受约束地向全球提供流动性，周期性的美元危机开始体现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周期性经常项目的总量失衡。

        浮动汇率制度并没有解开特里芬难题，反而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国在1960-1976年的大多数年份保持了国际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盈余，仅在1971和1972年出现过国际收支赤字，美元危机更多地体现为美元实际购买力贬值。在浮动汇率体系下，美国通过持续的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赤字，向国际市场大量投放流动性，美元危机不仅体现为实际购买力贬值，而且导致汇率的大幅度波动。1977-2010年，美国在大多数年份保持了国际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赤字，仅在1980年、1981年和1991年出现过国际收支盈余。以美元为主体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常态化，并导致周期性国际收支失衡。

        第一次全球经济失衡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表现为美、日、德等发达经济体内部之间的国际收支失衡。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促使日本和德国等严重依靠能源进口的国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1982年以来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盈余。1986年，日本国际收支盈余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到4.2%；1989年，德国国际收支盈余占GDP的比重则超过4.5%。与之对应的是，1987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占GDP的比重超过3.4%。结果是1985年9月，美、日、德、法、英签署“广场协议”，决定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国际收支赤字，来应对美元危机。

        第二次全球经济失衡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不仅表现为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收支失衡，也表现为美、中和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的国际收支失衡。1990年以来亚洲新兴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的快速工业化，以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提高东亚生产网络的效率，东亚产业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2003年以来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盈余快速上升。2007年，日本、德国国际收支盈余占其GDP的比重分别超过4.8%和7.6%；我国国际收支盈余占GDP的比重则超过10.6%；新加坡更是高达27.3%。与之对应的是，2006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占其GDP的比重则超过6%。结果再次导致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来解决美国的巨额国际收支赤字和外部债务，以度过美元危机。2010年底，20国集团开始考虑制定参考性指南，将国际收支占GDP的比重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

        两次周期性全球经济失衡再次反映了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表面上的国际收支失衡实际上是浮动汇率制度下的美元危机。如果以黄金来衡量美元的价值，2004年黄金的价格大约在每盎司400美元左右，2011年上半年超过每盎司1600美元。显而易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国际收支的结构性失衡和不断爆发的美元危机，对美国经济和美元信用带来直接冲击。相比，在浮动汇率体系下，美国国际收支的总量失衡掩盖了美元危机，对美国经济和美元信用直接冲击减弱。

        二、美元贬值成为化解美元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手段

        美元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导致美元周期性贬值，而美元贬值成为美国化解美元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工具。美元贬值表现为美元对内贬值和美元对外贬值，美元对内贬值是指由于美国内部通货膨胀导致美元的实际购买能力下降，而美元对外贬值是指美元对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贬值。

        （一）美元对内贬值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

        美元对内贬值就是保持适当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供给大于实体经济需要，通货膨胀既可以是货币政策调整的目标，也可以是货币政策调整的结果。发达经济体均将保持适度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调整的主要目标，并不希望出现零通胀，更不愿意看到通货紧缩。比如，欧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保持欧元区中期通货膨胀率在低于2%水平的同时，又尽可能地接近2%。欧元诞生以来，1999-2010年欧元区平均通货膨胀率略高于2.0%；日本央行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施数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标就是走出通缩困扰。

        相比，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目标更加宽泛和模糊，包括最大程度的就业、稳定的价格和适当的长期利率。实际上，美联储货币政策允许更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其平均通货膨胀率一直高于欧元区和日本。1999-2010年美国平均通货膨胀率接近2.5%，尽管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但明显高于欧元区同期平均水平。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4季度，美国面临很大的通货紧缩压力，美联储不仅将政策利率下调到0-0.25%的历史最低水平，并一直保持至今，同时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就业和防止通货紧缩仍是未来两年美联储货币的主要政策目标，其超低利率政策可能维持到2013年。

        如果采用反映价格总水平的GDP缩减指数来衡量美元的真实价值，1940年以来美元总是在不断的贬值，只有1949年美国的GDP缩减指数为负值，且仅有0.2%。1945-1973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贬值62.2%，年均贬值3.4%。牙买加协议后，1976-2000年，美元又贬值63.2%，年均贬值4.1%；2001-2010年又贬值55.7%，年均贬值2.3%。在金融危机冲击后的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美国GDP缩减指数仍然高达2.2%、1.0%和1.2%。这样，按照GDP缩减指数计算，1940年单位美元的购买力是2010年的12.2倍。而如果按黄金价格计算，1940年单位美元的购买力是2010年的40倍以上。

        （二）美元对外贬值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周期性目标

        美元对外贬值是指美元对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周期性贬值，反过来表现为其他货币对美元的周期性升值。与美元对内持续贬值不同，美元对外贬值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可以由实际美元指数来反映。实行浮动汇率以来，美元走出三轮明显的对外贬值行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初期，1973年1月-1975年3月，美元指数由107.61下降到92.29，贬值16.6%，之后在1985年3月上升到128.43。在20世纪80年的第一次全球经济失衡期间，1985年3月-1988年12月，美元指数由128.43贬值到89.84，贬值42.9%，之后在2002年2月回升到112.8。在最近的一次全球经济失衡中，2005年11月-2011年7月，美元指数由99.25贬值到80.57，贬值23.1%。可见美元的对外贬值具有周期性特征。

        浮动汇率体系下，美元周期性贬值主要是由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定的。1973-1980年，美国实际利率（名义利率扣减通货膨胀率）长期保持在低位，大多数年份实际利率为负值；其中1975年1月到5月实际利率低于负4%，当年2月和3月，实际利率连续两月保持在-4.96%，美元指数也处于周期性低位。1981-1989年，美国实际利率保持在高位，期间美元指数也上升到周期性高位。1991-1996年，美国实际利率又处于低位，个别年份出现了负利率，期间美元指数也数次下探周期性低位。1997-2000年，美国实际利率又处于高位，期间美元指数开始迅速上升。2002年开始，美国实际利率再次处于低位，期间2002-2005年、2008年、2010年-2011年，美国实际利率为负值，导致美元指数不断下探历史低点。

        实际上，美元汇率总体上并不存在长期的贬值压力。货币贬值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因而除个别国家在特定时期，大多数国家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长期看总在不断下降，呈现贬值趋势。用汇率来衡量的一国货币的强弱归根结底是由其经济基本面决定的，由于美国的制度优势、市场优势、科技优势和人才集聚优势，长期以来，美国经济基本面总体上好于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美元并不存在长期的必然的贬值压力。因此，美元对英镑、日元、欧元等主要货币贬值呈现周期性特点，更多地反映了各国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周期性调整，特别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

        三、美元贬值对美国利大于弊

        （一）短期看，美元对外贬值可以有效刺激出口，对内贬值可在政府融资和经济复苏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美元汇率对外贬值，刺激美国出口，成为2009年三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之一。2009年4月-2011年7月份，美元指数贬值16.8%，出口对美国经济保持了连续的正向拉动作用。2010年初奥巴马政府又提出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希望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进一步刺激经济的复苏，2010年出口对美国经济复苏贡献了1.3个百分点。

        美元对内贬值可以通过保持适当的通货膨胀，直接为政府融资服务。通货膨胀可以增加政府收入，经济学家将通货膨胀看作是政府的一项税收。在这个意义上，通货膨胀税基稳定，既不存在征收率的问题，又没有征管成本。只要经济能够保持长期稳定，通货膨胀又可控制在一定的水平，政府就可以通过通胀来进行长期融资。

        （二）长期看，美元贬值可以使政府维持持续的赤字政策，有效地化解债务风险。赤字政策成为美国现代经济政策的另一特点。1930-2010年，美国大多数年份出现财政赤字，只有13个年度出现财政盈余，赤字占GDP的比率平均达到3.1%；同期，美国通货膨胀平均为3.2%。其中，1960-1989年美国政府赤字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3%，通货膨胀率高达5%；1990-2008年美国政府赤字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9%，通货膨胀率也下降为3%。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10%，为大萧条以来和平年代最高水平，但由于没有出现通缩，实际财政赤字明显好于12.8%的预算水平。

        同时，美元贬值为美国提供了一条化解政府债务危机的有效途径，使得美国政府可以长期负债经营。长期的赤字政策使得美国政府一直保持着庞大的政府债务，1940年-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6%；1991-2010年上升到66%，2010年达到93.2%，2011年预计超过102%。正是由于长期通货膨胀和持续美元贬值，尽管美国长期维持赤字政策，政府债务逐年增加，危机前美国政府债务总水平并不严重。

        （三）经济全球化和美国经济结构使其具有较强的抗通胀能力，为美元贬值提供了条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发达国家得以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维持在较低水平。发达国家主导的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要素、资源和营销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程度地攫取垄断利润。制造业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大大降低了制造产品的生产成本，使得制造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供给大幅增加，导致全球制造产品供给明显大于需求，价格不断下降。其结果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一方面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和稳定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有效回避了通货膨胀风险。

       同时，美国以服务消费为主体的消费结构业使其具有较强的抗通胀能力。2008年，在美国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占60.3%，其中在医疗和住房两方面的支出分别占消费总支出的17.7%和15.0%；2010年美国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支出比重上升到66.9%，其中在医疗和住房两方面的支出分别占消费总支出的18.5%和16.3%。相比，美国2010年在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支出分别占消费总支出的10.6%和22.5%，其中在食品方面的开支下降到7.5%。因此，2007年以来，虽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数次大幅攀升，美国通货膨胀一直保持在相对温和水平。

        四、美元贬值对全球经济影响深远

        首先，作为全球最主要的结算、储备和国际流通货币，美元贬值将显著增加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风险。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仍在继续扩散，私人消费需求和实体经济复苏基础还很脆弱，美元贬值促使流动性大量流入大宗商品市场、期货市场、债券市场和资产市场，催生新的泡沫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不平衡复苏，美国用于刺激国内经济的流动性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不仅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管理通胀的难度，而且增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

        其次，美元贬值必然引发全球汇率波动，主要经济体货币可能竞相贬值，放大了以固定汇率制度为基础的经济体的金融风险。2008年以来，主要经济体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普遍大幅下调利率，增发货币，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形成全球主要货币竞相贬值的态势。同时，在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并存的情况下，作为全球结算货币的美元持续贬值必然改变各国的贸易条件，也会引发全球汇率波动和货币竞相贬值。汇率波动会显著增大以固定汇率制度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当某些国家外汇储备不足时，会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外汇市场稳定。

        再次，美元贬值会严重侵蚀相关国家的美元储备资产。中国、日本、德国和石油输出国普遍大量持有美元储备资产，特别是美国政府债券，美元贬值必然会侵蚀各国的美元资产。尽管美元在不断贬值，但由于美国经济总体上好于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等其他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动摇。因此，短期内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动应对美元贬值，大规模减持或抛售美元资产不仅操作上不太现实，反而会加剧美元的进一步贬值。

        最后，美元贬值可能会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但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制度性难题可能会更加突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需要新思维。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到1976年达成牙买加协议，经历了4年时间。牙买加协议最终确立了浮动汇率制度，同时决定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这一变革表面上弱化了美元的地位，实质上放松了对美元的约束，但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最近的金融危机以及美元贬值也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美元有可能进一步弱化，但是美元作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制度仍没有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须有新的思路。

《美国债务危机与中国对外金融资产安全战略》

王元龙

(天大研究院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美国政治风险的提升、经济前景堪忧，以及对解决美债状况信心不足，是导致美国主权信用降级的重要原因。其实美国模式是导致美国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美元泛滥与滥用国家信用是美国模式的两大重要特征。美国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已经并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近期影响主要表现为中国巨额对外金融资产面临大幅缩水的风险、进一步推高中国通胀、迫使人民币加快升值。因此，维护对外金融资产安全就成为中国经济金融战略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

        一、美国债务危机起因与性质

        1、美国主权信用降级的原因

        2011年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标普（标准普尔，Standard&Poor’s）对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评级展望负面。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失去AAA信用评级。此举导致美国股市大跌，市场恐慌情绪迅速蔓延全球股市，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股票市值巨量下泻的同时，引发了人们对全球资本市场和金融系统安全性的担心。受此影响，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

        标普被认为是全球顶级的评级机构，尽管在两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一度备受指责，但由于拥有一整套受到广泛接受的评级标准，其在国际评级领域的地位至今仍难以替代。以主权信用评级为例，标普评价的主要内容涉及六个方面，即政治风险、经济发展态势、财政状况、货币政策（通胀走势）、外部因素（即外部流动性和国际投资情况），以及是否有违约前科等。其中政治、经济以及财政状况等三个要素最为关键，在主权信用评级中的权重占60%以上。而美国恰恰在这些方面表现低下，无疑成为标普下调其主权信用评级的主要依据。

        (1)美国政治风险居高不下。政治风险是标普主权评级模型中的首要因素，约占25%的权重。具体内容包括政府责任、政治稳定性和政府效能等考核指标。由于美国两党在提高国债上限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导致国际社会改变了美国主权债务零政治风险的传统看法。标普调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既反映了其“对美国国会未来应对类似问题能力的信心受挫”，也反映了市场投资者对美国政治风险提升的忧虑。其实，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美国有无能力偿还国债，而在于应由谁来承担偿债责任，究竟是由民众还是富豪来还债。如果美国国会不能就应由谁来为财政赤字买单的问题达成一致，就意味着美债存在着违约的可能性。

        (2)美国债务状况继续恶化。美国债务占GDP比例逐年上升，而美国会通过的提高债务上限法案效力不足，难以有效阻止债务比率不断上升之势。

        (3)美国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美国经济在全球一向独占鳌头、无人能及。然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种地位开始动，美国的经济总量、人均GDP、经济竞争力，以及经济增长前景等诸多方面都不尽人意。美国经济复苏乏力，2010年经济增长率只有1.6%，2011年上半年仅为0.8%，远低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更低于过去历次经济复苏的平均增速。尽管美国国会在最后一分钟才勉强达成提高国债上限的协议，但并没有相应的刺激经济措施，未来经济稳定复苏前景堪忧。因此，美国主权信用降级不可避免。

        2、美国债务危机深层次原因

        美国主权信用降级表明美国债务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国债务危机的不断恶化与美国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美国模式，就是美国价值观下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运行的综合模式，实质上就是美国主导全球化进程但并不承担相应国际义务的模式。美国模式是导致美国债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美国主权信用降级表明美国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美国模式有两个重要特征：

        (1)美元泛滥。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高达60%左右，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部分金融工具也是用美元定价和结算。由于美元发行不再需要黄金储备，美国几乎可以毫无限制地发行美元。美元的过度发行造成国际市场上美元泛滥，成为全球金融不稳定乃至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风险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彻底颠覆和扭曲了商业原则，例如商业原则是借债还钱、债务人向债权人付利息，而美国文化则是借债不还、债权人向债务人付利息。美元泛滥导致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这是美国模式对世界经济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之一。

        (2)滥用国家信用。在美国，除了企业略有储蓄之外，政府收支为赤字，居民净储蓄率基本为零；在美国，不仅政府在滥用国家信用，在很大程度上居民也在滥用国家信用。美元的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来支持消费，不用储蓄就能向全球购买，造成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美国能够动用大部分全球净储蓄用于新经济等创新的昂贵成本，与此同时消费膨胀也不需要即时付款。

        显而易见，将国际储备体系建立在“绿条”（即滥发的美元）与“白条”（即滥用国家信用而产生的美国国债及其他债券）基础之上，不仅为美国债务危机埋下了祸根，也是对国际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的扭曲。

        美国模式通过美元霸权和全球化渗透到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之中，美国模式主导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扭曲：美国模式赋予美国以及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美国模式充斥国际金融体系，表明当前的全球化几乎就是美国化、当前国际经济失衡几乎就是美国经济失衡。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已充分表明，美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美国必须认真反思其自身价值观，反思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金融各个层面盘根错节的结构性问题。诚然，美国可以靠不断发行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避免自身的主权债务违约，但美国靠过度举债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

        二、美国债务危机趋势基本判断

        1、美国债务危机发展趋势

        在美国模式的主导之下，美国国债数量急剧膨胀。2001年小布什上台时，美国国债的规模为5.8万亿美元，到2011年6月已经高达14.34万亿美元，10年间增加了8.54万亿美元，增速为147.24%；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从57%提高到接近100%。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财政赤字额直线上升。由2008年的4550亿元，飙升至2009年的1.42万亿美元，2010年略有下降，仍高达1.29万亿美元，预计2011年将达到创纪录的1.65万亿美元，2。2009～2011年三年间美国财政赤字总额达4.36亿元，占十年来美国国债增量约50%。美国国会通过的提升国债上限法案计划在未来十年削减财政赤字2.1～2.4万亿美元，远低于标普认为至少需要削减财政赤字4万亿美元的评估。而美国政府原先预期十年内债务规模将升至25万亿美元，扣除国会议决削减财政赤字的上限2.5万亿美元，十年后国债总量仍将达到22.5万亿美元，比现在增加超过8万亿美元。要确保国债比率（即国债占GDP比率）不再上升，未来十年美国名义GDP平均升幅至少要达到4.4%～5%以上，对美国而言这恐怕是天方夜谭。显然，美国削减财政赤字计划不可能将美国国债比率降至可接受范围之内，债务危机问题将会长期困扰美国。

        2、美国债务安全性问题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举债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然而其可持续性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如果按照现在美债的扩张速度，三年之内美国的债务比率将达到目前希腊债务危机的水平。美国债务会不会违约，美国债务的安全性究竟如何？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副总统拜登信誓旦旦：请相信，我们比所有人都更关注这一问题。因为美国国民自己持有87%的美元资产和69%的美国国债，而中国只持有1%的美元资产和8%的美国国债。中国投资者应当理解，如果我们不能保证中国投资者的利益，我们就会让数千万美国投资者失望。我们有应对的措施，美国国债从未违约，将来也永远也不会违约。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全世界只有美国国债最安全。“美国是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所以用违约这个标准来下调评级，对于美元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全世界只有美国没有国债违约风险，到现在他仍然是这个地位。”

        情况果真如此吗?历史和现实都已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首先，美国违约历史悠久。二次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美国的违约史。1944年7月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即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该体系的核心就是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的“两挂钩”，即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并规定了35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官价。1971年5月爆发第一次美元危机后，美国实施所谓“新经济政策”，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并在此后召开的十国集团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美元对黄金贬值7.89%的协议，黄金官价提高到每盎司38美元。1973年1月爆发第二次美元危机后，美国再次违约，又宣布美元对黄金贬值10%，即黄金官价再提高到每盎司42.22美元。在此情况下，各国货币被迫取消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为了继续维持美元的特殊地位,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黄金非货币化的建议。在美国怂恿之下，1978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取消黄金条款，即实施黄金非货币化。黄金非货币化，废除黄金的货币职能,不再把黄金当作货币币值的基础，这就意味着各国原来持有的等同黄金的美元已经蜕变为“绿条”，这难道不是违约吗？

        其次，“软违约”是美国惯用策略。违约是一个法律术语，指合同当事人完全没有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对于主权国家来说，违约可分为“硬违约”和“软违约”。“硬违约”亦称为实际违约，是指在合同履行期届满时，合同当事人完全不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或是根本违约（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是拒绝履行（指履行期届满时，债务人无正当理由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持有美债的风险并非来自偿付风险即“硬违约”，美国出现“硬违约”的可能性较低，迄今为止美债还未出现过偿付问题。实际上，持有美债的最大风险是“软违约”导致的损失。所谓“软违约”(softdefault），是指政府采取使金融价格发生扭曲的利率、汇率等在内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工具，通过提高通胀率或迫使投资者接受低回报率等方式支付“贬值的货币”，以减少其实际债务。毫无疑问，采用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方法即“软违约”的方法来实现“双减”(即减少债务与减少赤字)，将必然成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要选项。随着美元的走软，美债持有者将被动蒙受损失。

        第三，美国国债最大持有者是国外持有者。从表1与表2可见，美国国债的国内持有量占全部国债的比重为69%。然而，其中美联储及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占全部国债的45%，美国家庭仅占6.6%。国外持有者持有的美国国债占全部国债的31%，其中中国的持有量占比为8%，超过了美国家庭的持有量。显而易见，中国是名符其实的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这就不难理解，没有谁比中国更关心和担心投资美国金融资产的安全问题。

        三、美国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由于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持有国，美国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可避免，并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对外金融资产将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冲击，这种状况必须高度关注。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美国仍然是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将继续凭借其拥有的美元霸权地位，通过扩大货币发行和美元有序贬值等手段，借此稀释国内高达60万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包括占全部债务25%的国家主权债务）。美国向全球转嫁债务危机，试图让全球各国承担债务危机的成本。如果从近期来看，美国债务危机对中国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外储大幅缩水风险

         在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中，外汇储备资产高达3.2万亿美元（2011年6月底），其中持有美国国债1.16万亿美元（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大国外持有者）；对外金融资产中，美元资产高达71%。显然，

        美元贬值必将导致中国巨额对外金融资产大幅缩水。美元不断贬值，就意味着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因购买力不断降低而蒙受巨大的损失。这实际上就是美国精于此道的“软违约”。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着“软违约”侵蚀的风险。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元汇率持续疲软，美元对欧元等货币的汇率几乎以每年3%的速度下跌。如果再加上美元利率低于其它货币，美元资产持有者遭受的实际损失已超过30%。由于目前美国债务规模仍在不断膨胀，而美国政府对“双减”缺乏有效举措，这将导致美国债务危机的长期化。受此负面影响，弱势美元或美元贬值也将被迫趋于长期化。毫无疑问，在这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世纪大博弈中，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损失无疑将首当其冲。

        2、进一步推高中国通货膨胀

        美元贬值将给全球经济金融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美元贬值及其预期，必然导致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原油、国际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进而增加全球商品的生产成本和通胀压力，加剧全球性通胀压力，特别是引发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原因既有需求因素，也有成本原因。从外部因素来看，一方面国际市场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推动中国物价上涨，另一方面国外大量资金涌入中国寻找投资机会，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进而影响中国的物价总水平。

        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后，美联储维持零利率两年不变的政策导致银行超额准备金从美联储撤离，进入金融流通领域成为新的流动性。这些释放出的流动性不仅可以满足美国继续发行国债和不断扩大债务上限的需要，也使得美元进一步贬值，让美国巨额国债不断缩水。其实主权信用降级已经获得了量化宽松的效果，而付出的成本更低。这些释放出的巨大流动性必将进一步推高国际食品、能源和资源的价格，输入性通胀将进一步为中国居高不下的通胀推波助澜，并有可能改变中国通胀的走势，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将面对更加复杂的局面。

        3、迫使人民币加快升值

        美元流动性进一步膨胀将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历史似乎总是惊人地相似，26年前美国迫使其当时最大的债权国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此后美元对日元贬值300%，美债大幅度稀释，美国经济实现了自我救赎。今天这一幕又在重演：在中国高速增持美债的最近10年，美元便加速了对人民币的贬值。如果从2005年7月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算起，六年内美元相对人民币贬值已逾20%。面对持续恶化的美债危机，人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两年美元对人民币将会有更大幅度的贬值，贬值幅度极可能超过30%，以期加大美债的稀释力度，再度完成美国经济的自我救赎。对中国而言，中国出口企业在通胀和成本的双重压力下，盈利空间微乎其微，不少企业已处在破产倒闭的边缘。如果人民币进一步大幅度升值，出口企业将出现倒闭潮，甚至可能引爆房地产泡沫，中国经济不排除因此而受到重创。

        2011年10月3日，美国参院程序性投票通过有关《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立项预案，试图推动国会立法，敦促政府部门以“人民币被低估”为由，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反补贴关税，以再次逼迫人民币升值。其实，美方的这一伎俩，不过又是多年来的陈词滥调、老生常谈而已，如果与美国债务危机联系起来看，其用心昭然若揭：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使美债得以稀释。

        四、中国对外金融资产安全战略

        (一)对外金融资产安全战略选择

        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债务危机的恶化是美国模式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问题不断恶化的结果，从而表明美国已开始进入由盛入衰的下行通道。然而，由于美国依然是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尤其是创新能力在全球首屈一指（例如，美国首发专利在全世界的占比大约为60%，而中国不到1%），因而美国综合国力的变化将是一个螺旋式下降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债务危机频繁发生将成为常态，由此引发的美元贬值将成为长期化趋势。因此，维护对外资产安全就成为中国经济金融战略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由于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中外汇储备资产高达3.2万亿美元，因此维护中国对外金融资产安全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维护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

        1、实施外汇储备多元化战略

        中国应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外汇储备多元化战略，以降低风险。美债危机以来，为避免大规模持有美债的外汇储备损失风险，中国政府及有关部门都强调多元化将是外汇储备配置的基本原则，“外汇储备管理将继续坚持多元化投资原则，加强风险管理，最大限度减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我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们认为，外汇储备多元化至少应包括两个多元化：

         (1)外汇储备投资主体多元化。这就要求构建新型的外汇储备管理体系,其基本架构为：一是由中央银行保留大部分外汇储备，以满足对外汇储备的交易性需求和预防性需求，应付国际收支逆差、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二是由外汇储备管理实体即外汇投资公司等机构来管理和运作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投资，追求尽可能高的收益。该架构的基本特征是进行专业化分工、分层次管理，以较好地实现外汇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原则。用于汇率管理功能的外汇资产投资方向主要侧重于国际金融市场，其运用以保持流动性为主，主要投资于流动性较强的资产以备不时之需；而用于投资功能的外汇资产，其运用主要为长期性投资，以收益性为主，主要投资于高收益资产如新兴市场债券、外国股票等，以增加国家的长期总财富。

        (2)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这就要求创新外汇

储备管理。不仅要外汇储备币种的多元化，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主要途径是适当减持美元，适度增加非美货币、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等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动用部分外汇储备购买黄金以及其他资产，通过储备资产多元化而保值增值。

        2、创新外汇储备管理

        美债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大规模的外汇储备究竟如何配置才能确保安全？外汇储备投资的主要渠道无非就是主权债券、外国股票、黄金以及能源大宗商品。面对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无论哪个方向都显得杯水车薪。除美国国债市场外，其他发达国家的国债市场都比较狭小，例如德国国债市场的规模只有美国的1/7；而在海外开展股权方式的战略投资，通常会遭遇发达国家的限制。显而易见，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规模，无论进入任何市场，都将推高市场价格和影响市场定价。

        为此，要创新外汇储备管理，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

        (1)制定更积极的对外投资战略。将外汇储备与国有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相结合，如推进中国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建立起更加市场化、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投资渠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新建企业的方式促进产业链的转移，加速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持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

        (2)支持民间部门拓宽对外投资渠道。鼓励中国企业和居民进行海外投资，培育市场力量、用市场自身动力来分散中国外汇储备增长。可考虑开放离岸的企业债券市场，允许海外公司来大陆发行美元债券，以分散中国外汇储备投资。较股权而言，债权不影响投票权，可为海外公司提供债券融资规避制度障碍的约束。另外，企业债收益率通常高于国债收益率，购买企业债可增加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率。

        (3)积极实施实物化投资策略。外汇储备实物化投资并非简单地购买或持有实物资产，而是通过改变资产组合实现外汇储备收益与实物资产价格挂钩。例如增持商品货币、投资商品基金、进入商品衍生品市场、持有资源行业的股票和债券，以及开拓委托投资渠道等。实施实物化投资，实际上还是利用金融手段来促进外汇储备多元化。

        3、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全面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金融强国的必然趋势。人民币国际化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无庸置疑。

        正是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坚定了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决心、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如果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可为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获得更多话语权，而且还将有利于中国保持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和国内经济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从根本上保障中国对外金融资产的安全。

        当前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仍然需要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兑换的框架下进行。基于这一前提，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总体思路为：双管齐下、内外兼修，即：在夯实基础、练好内功的同时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关键是要练好内功、强身健体，加快改革与发展。

        4、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而人民币国际化则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来看，目前仍无国家可以挑战美国的综合实力,美元仍然处于垄断地位，尚无一种合适的国际储备资产能够替代美元。然而，此次金融危机已在客观上导致美元霸权的基础出现松动，从单极化到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已成为改革的必然趋势。国际储备货币“极”的增加，就意味着美元垄断地位的下降。与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复杂决策程序相比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更有助于实现中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目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极”，是打破美元垄断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

        5、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2010年6月中国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升值7%。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近年来持续下降，2007年为10.1%，2009年、2010年分别降至5.2%与5.2%，2011年上半年又降至2.8%。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在经过几年的大幅升值后，已经趋近均衡水平。

        然而，近年来美国国会仍执著地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其真实意图至少有三个方面：经济层面，以减轻对华债务压力；国内政治层面，转嫁责任、安抚选民；国际战略层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为实施其战略必将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以人民币汇率低估为借口，为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提供依据，作为中美经济协调与谈判的重要筹码，以便向中国要价来获得更大的收益。

        中美之间围绕汇率问题的较量将呈现出一些新趋势：一是汇率较量趋于长期化。只要中美两国有不同的利益存在、两国间存在贸易失衡，人民币汇率的较量将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二是美国试图将汇率问题多边化。2010年以来，美国已越来越多地采取多边手段，推动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向中国施压。三是美国欲采用多样化手段打组合拳。如采取双边对话、多边施压、贸易制裁措施、向世贸组织起诉中国等综合手段，迫使人民币升值。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不仅要积极应对近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要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视角来研究和把握人民币汇率问题。汇率问题已并非单纯价格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事关中国金融安全。

        我们认为，维护金融安全的人民币汇率战略选择是：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施积极人民币汇率政策。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积极应对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稳定汇率的前提下，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如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强人民币弹性、完善外汇市场运行体制、加快外汇市场产品创新、调整外汇管理政策等。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且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1、关于继续购买美债问题

        如何应对美国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国内外对此众说纷纭。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开出的药方是：中国或是选择让人民币大幅升值，或是选择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如果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打击出口，所以中国会继续购买美债。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也持同样的观点。有论者认为，美国国债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国债市场，美国国债具有较好的安全性、流动性和市场容量，交易成本较低；市场上目前还缺乏可以替代美国国债的选项，美元资产避险光环使其成为收益性最好的资产之一；美国国债仍是全球金融市场上较为安全的投资产品，是包括许多中央银行在内的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对象。

        显然，中国似乎选择了继续购买美债的政策取向。截至2011年6月末，中国持有逾两万亿美元资产(包括1.16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和两房等债券)占外汇储备的62.55%。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11年7月继续增持8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达1.1735万亿美元，这也是中国连续第四个月增持美国国债。自2010年6月达到1.1112万亿美元规模以来,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已连续14个月稳定在1万亿美元以上。

        我们认为，这些观点从表面上来看似乎理由充分，但仍值得进一步深思。

        首先，关于“美债是最安全的投资品”。如前所述，由于美国违约历史悠久、“软违约”是美国惯用策略，所谓美债“最安全”，只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

        其次，关于“美债是安全性最好的资产”。外汇储备以及对外金融资产要求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三性”原则，其中安全性是基础。安全性原则体现为三个方面的要求：多元化、长期性和战略性。所谓多元化，就是通常说的“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所谓长期性，指确定资产结构时要综合考虑各种资产的风险收益特性、市场发展趋势等长期因素；所谓战略性，指确定货币结构时要综合考虑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和对外支付需要、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等宏观性或战略性因素。显然，将中国较多的对外金融资产配置在美债上，这与多元化、长期性和战略性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能否得出“美债具有较好安全性”的结论还需要探讨。

        再次，关于“美债是收益性最好的资产”。众所周知，安全性是“三性”原则中的首要原则，如果安全性不能保障，收益性就无从谈起，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另外，据报道阿联酋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没有美国国债或任何由美国政府发行的金融票据。尽管该国外汇储备中主要以美元计价，但投资是以非美元资产为主，而该国以美元计价的资产跟美债没有直接关系。阿联酋中央银行表示，不投资美国国债的原因是其回报率极其低。因此，对“美债是收益性最好的资产”的判断也需慎重。

        2、关于增加黄金储备问题

        有评论认为，黄金并非中国外汇储备很好的投资渠道，因为其价格波动相对较大，市场容量相对有限，交易和存储成本很高。诚然，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黄金储备作为国际储备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流动性等方面的确存在着局限性。但是，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和深思：

        首先，黄金储备规模与大国地位。从绝对数量来看，世界上黄金储备超过100吨的国家（地区或组织）共有34个，其中：美国黄金储备8133.5吨位居第一，是世界上黄金储备最多的国家，占全球黄金储备的26.49%；中国黄金储备1054.1吨，尽管在世界排名中为第6名，但仅为美国的1/8。从相对数量来看，在世界上黄金储备超过100吨的34个国家（地区或组织）中，美国的黄金占外汇储备的比例高达75.3%，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1.6%，排名第34位，位居倒数第一。显而易见，中国黄金储备规模与其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其次，黄金储备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黄金储备是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用以平衡国际收支、维持或影响汇率水平，作为金融资产持有的黄金。黄金储备在稳定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提高国际资信等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黄金的重要作用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凸显：持有黄金可减少财富损失、规避汇率风险，甚至可动用黄金储备进行债务偿还，以应对债务危机。发达国家不惜高额的成本储备黄金，例如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直至演变成为金融危机，就是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国也没有抛售黄金来救市，可见其对黄金储备战略意义的高度重视。黄金储备已成为各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黄金储备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再次，各国黄金储备政策的变化。尽管1976年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牙买加会议正式取消了黄金官价，并实施黄金非货币化,然而各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仍在增加。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中央银行黄金储备理念与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追求外汇储备多元化的管理目标。面对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纷纷增持黄金,并加快了增持黄金的速度。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显示，2011年以来各国政府黄金净购买量为203.5吨，几乎是2010年的3倍。这表明各国日益将黄金作为防范货币贬值、应对全球经济动荡的重要工具。而长期以来，中国的黄金储备几乎固定不变，在1993－2000年间保持在1267万盎司（折算为394吨）。此后，中国黄金储备曾有为数不多的几次增加，2002年达到1929万盎司（折算为600吨）；自2009年4月以来至2011年6月底则一直为1054吨。

        综上可见，对于已经成为金融大国并正在走向金融强国的中国、对于正在努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对于正在提升国家抵抗风险和突发事件能力并维护金融安全的中国而言，现有的黄金储备数量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显得过低了，中国持有更多的黄金储备是大势所趋。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制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如外汇储备大国的调整举措必然引起市场的强烈反应，导致金价大幅上涨、推高收购成本。中国应低调地、动态地、持续地、有步骤地增加黄金储备在国际储备中的比例。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的所有一切决策和操作都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精心选择、慎重从事。

主要参考文献

1.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index.html）。

2.胡锦涛：《通力合作共度时艰——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1月16日。

3.美国财政部、金融管理服务局网站(http://www.fms.treas.gov/bulletin/index.html)。

4.天大研究院课题组：《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经济研究参考》，2010年第9期。

5.王元龙：《构建我国新型外汇储备管理体系》，《经济要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第19期。

6.王元龙：《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若干问题研究》，《财贸经济》2009年第7期

7.王元龙：《人民币汇率战略与中国金融安全》，《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12期。

8.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

9.中国银行：《中银财经述评》2010-2011年各期。

《从人口结构变化看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

杨宜勇 杨亚哲

（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亚哲，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在21世纪，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经济不断增强，老年人的保障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老年人的供养、医疗、娱乐和教育等各方面都有所顾及，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保护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的网络。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的发展变化使得我国的老年保障的重要性逐年提高，但仍然存在内容欠缺、服务质量不足的问题，进而引起供需矛盾突显的情况。因此面临速度快、程度高的银发浪潮，面对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不发达的特殊国情下，如何选择符合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和老年人生活习惯的保障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合适、合理、合情的照顾，让老年人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稳定地渡过晚年生活，这不仅关系到缓解养老的压力，减轻子女的负担，促进经济的发展，更关系到民生的改善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应该对其加以重点关注。

         一、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看城市老年服务体系发展的重要性

        由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比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延长、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逐年增大、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比重增加，我国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得到照顾，老年保障也将越来越受到重视，进而寻求满足老年人多方位的需求，确保老年人享有体面的晚年生活的实现。

        （一）人口自然增长比率逐渐下降

        从1950年到2100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比率的变化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出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得到了有效控制，从1965－1970年的顶峰27.4‰，一直到2010－2015年4.5‰，再到2025－2030年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增长整体来说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统计数据表明，人口死亡率基本是处于稳定状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逐渐降低是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直接后果。人口增长率的逐渐下降，特别是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人口的年龄结构将发生逆转，老龄化时代随之到来，这也意味着未来人口劳动力所承担的养老方面负担将大幅上升，可能会降低新出生人口未来生活的幸福感，同时也给我国的养老事业造成了发展压力，因为随着人口负增长，老年人口将会越来越多，进而将有更多的老年人群需要制度来保障和照顾。

        （二）人口预期寿命逐年延长

        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和医疗技术进步，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在不断延长，这也将使老年人群逐渐增多。解放前，我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才35岁，到1957年增长到57岁，而目前，我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提高到了73.5岁，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预测，到2045－2050年将达到79.3岁。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按照从50年代沿用至今的退休年龄为60岁计算，若活到80岁，则需要度过20年的养老生活。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养老服务需求也日益增加，如果没有良好的养老服务体系，则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三）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逐年增大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不断加剧的态势，具有快速老龄化、老龄人口规模大等特点，并将迅速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按照联合国传统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既为老龄化社会，则我国到2000年老年人达到1.2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0％，进入老龄化阶段。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准，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7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3.26%。而这一比例超过14%则为老龄社会，也就是说，在未来一到两年，我国将正式迈入老龄社会。在“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出现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到2.21亿；2020年将达到2.55亿；2020年以后，我国将出现第二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2021-2035年期间，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口1100多万，即在未来25年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由1.78亿增加到4.18亿，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3.3%增长到28.7%。而到2050年，每三个人中就将有一个为老年人。对于我国来说，从老龄化社会到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如此迅速，数以亿计的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已经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了巨大压力，如何尽快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将是一个严峻挑战。老龄化的加快，也说明对老年人保障需求将会日益增多。

        （四）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比重不断提升

        老年人口抚养比是指某一人群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从经济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会后果的指标之一，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1990年，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为8.3％,2000年，老年人口抚养比为9.9％，到2010年，老年人口抚养比已经达到11.9％。可以看出，我国的增长速度不断提升，到2050年左右达到顶峰。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10－2015年为最低，然后逐年增长，养老负担逐渐加重。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年度死亡规模和死亡率基本保持稳定，但由于计划生育的国策等因素极好地控制了人口数量，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再与人口快速老龄化和人们寿命的不断延长等情况相结合，则使得整个社会总体人口中老年人口数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数不断增多，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这不仅使社会对老年保障的需求快速增长，产生供需矛盾，而且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与人口增长比率下降的结合，对老年保障的稳定发展和财务的可持续性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

        总之，人口结构的变化一方面表现在老年人比重的上升和人数的增多。由于老年群体的特殊情况，使他们对医疗、待遇、照料、护理、关爱及日常生活服务等方面的需求大大超过其他人群。老年人比重的上升也表示着对需求的日益增长，尤其是服务需求也面临着供需不平衡的矛盾。这些都急需通过老年保障多层次的建设来解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等需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建设老年保障的重要性，只有通过适合中国国情的老年保障的建设，才能更好地缓解养老压力，减轻子女负担，保证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从目前养老方式的对比中看城市居家老年服务体系发展的可行性

        目前社会上的养老方式纷繁多样，不过我国主要的养老方式将归为三种，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居家养老。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来看，这三种养老方式存在着依次出现的顺序性，这也是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观念和老年人状况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的；从老人照顾的空间角度来看，这三种养老方式目前在社会上呈现共存性，通过多种方式，共同构成对老年人的照顾体系，维护老年人的权益，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稳定。

        （一）家庭养老方式的优缺点分析

        家庭养老是我国最为传统的养老方式，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通过家庭成员的照料、关心、支持和帮助，来解决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各种问题，满足老年人基本需求的一种养老方式。家庭是个人和社会的纽带，通过家庭养老可以满足老年人的多样需求，尤其是对感情慰藉方面的需求；通过家庭养老可以借帮助与被帮助，促进代际关系和谐，体现了均衡互惠和代际传递原则；通过家庭养老可以减轻政府压力，解决部分政府未能照顾到的家庭，促进社会和谐。

        不过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4-2-1”（老年人四人、父母二人、孩子一人）的家庭结构模式逐渐增多，使得家庭养老的功能逐渐弱化。同时随着观念的转变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家庭，出去打拼，老年人也由于各种原因，离开孩子，独自生活，空巢家庭的出现也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提出了挑战。

        （二）机构养老方式的优缺点分析

        机构养老，又称社会养老，是指到社会专门机构养老，不考虑区域，由机构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养老方式。机构养老在我国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也是现在主要的养老方式之一。目前的社会养老机构主要有托老所、养老院、老年公寓、护理院和临终关怀机构五类。我国主要以养老院、敬老院、福利院、老年公寓、托老所和老年康复医院为主。机构养老主要由老人个人负担部分入住费用，养老机构可以有多样的经营方式，提供多层次的服务。通过机构养老可以将需要照料的老年人集聚在一起，实现规模经济，用较少的资金满足大多数老年人的需求问题；通过机构养老可以设置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服务设施，尤其是医疗器械，提供专业化服务；通过机构养老可以给老年人群提供交流的场所，也能减轻子女照料老人的压力。

        不过机构养老由于多数实行社会化运作模式，需要老人负担部分费用，导致许多有需求老人支付不起入住费用；机构养老虽然提供的床位数量在不断增加，但仍然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入住需求；机构养老也使老年人远离家人，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进而产生缺乏归属的悲凉感；机构养老存在缺乏规范，无序竞争，城乡不均，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问题，硬件规模和设施，软件管理和服务等方面也都存在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

        （三）居家养老方式的优缺点分析

        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可以居住在家里，主要由社区来提供养老服务的新型养老方式。这种养老方式的出现主要是一方面由于家庭小型化、核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人们生活和居住观念的转变，工作压力不断增加等原因，导致家庭养老功能的日益弱化，另一方面，机构养老由于建设周期长、服务对象范围狭窄等原因，不可能大范围、大规模发展，因此,必须探索一个容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优点共存的新模式，这就是居家养老方式，进而通过与养老服务体系的衔接，来满足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通过居家养老，既可以满足老年人传统观念，在家度过晚年生活，又可以享受到专业化的上门服务，保障需求的满足；通过居家养老，既可以节省资金和用地，又可以实现规模经济；通过居家养老，既可以在熟悉的家庭环境中享受到子女的照顾和关心，又可以在社区范围内体会集体生活，减轻子女压力。居家养老正因为容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点为一体，因此也成为我国目前养老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但由于居家养老建设时间不长，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如资金来源问题、管理体制问题、服务人员问题等。

        综上，从定位、优点、发展困境等方面来将上述三种养老方式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我国老年保障构建与发展的方向便是居家养老。

        三、从城市人口特点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方向性

        （一）家庭小型化要求便捷性和可及性的养老服务

        以前的家庭一般会有两个或以上的孩子，传统的养老观念是使大多数老年人都与子女及其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代际关系中表现为父母有责任抚养子女,子女成年后也有义务赡养老人的一种“反馈式”的抚养关系。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家庭多是只有一个孩子，形成夫妻两人中上有4个老人、下有一个孩子的4：2：1的局面。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使得现在年轻人从经济上说没有一定的能力照顾四个老人，从时间和精力上说要照顾好老人生活,尽好赡养老人的义务也是很难的，单靠孩子养老的不可行性和压力性都不断增加，传统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加上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生存观念的转变，甚至丁克家庭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进程。尤其是1995年以后，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更加明显，这导致了家庭保障的功能削弱，也对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便捷性和可及性的社会服务。

        （二）未富先老，保障欠缺带来服务供求的失衡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按国际惯例，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就算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我国于1999年刚刚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就进入老龄化，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发生了发达国家几十年或上百年才出现的人口年龄的结构转变，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快于工业化的进程，是个典型的老龄化社会和“未富先老”的国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1.67亿老年人中，8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1889万，占11.4％，他们之中多数人逐步进入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状态。我国有失能老人1036万、半失能老人2123万，共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8.9％，他们不同程度地需要提供护理照料服务。而在我国目前养老服务中，仍然存在着总量不足的问题。养老床位总数仅占全国老年人口的1.5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3%的水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布局不合理，既存在“一床难求”，也存在“床位闲置”现象。同时还存在着投入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可见大规模、高速度的人口老龄化造成保障欠缺、服务质量不足等，进而引起供需矛盾突显的情况，未富先老还将造成国家对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支付能力的不足和部分老年人群支付服务能力的不足，这些对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而言都是个不小的挑战。

        （三）空巢家庭要求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注重精神慰藉

        空巢家庭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阶段。一般我们所说的“空巢”是指子女长大成人后从父母家庭中相继分离出去，而只剩下老年一代人独自生活的家庭。在统计上，通常将只有夫妇两人的家庭户及老年人独居的一人家庭户合计作为空巢家庭户的数量。社会的发展及人们价值观念改变促使空巢家庭的迅速增多。首先是由于老年人独立意识的增强，传统养老观念的转变以及与下一代关系的影响，造成了现代社会空巢家庭已经成为老年人一种很普遍的生活方式。空巢家庭显然对上一代的照顾是不利的，不仅在经济供给和生活照顾方面，而且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压力增加，使得现在孩子们很难顾及留守在家的父母，造成对父母的精神慰藉也很难做到。

        根据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会介绍，2010年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空巢期的明显延长，空巢现象将会成为我国社会面临的突出的老龄问题。空巢家庭更需要社会、政府、社区、家庭和个人共同努力来健全社会服务，建造完善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充分发展社会养老的作用，从根本上解决空巢老人的生活和心理问题，满足他们的需求，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同时也能减轻年轻人的牵挂，使他们安心工作，促进社会发展。

        （四）高龄和失能老年群体更需要良好的社会照料资源

        随着老龄化的持续加剧，老年群体中的高龄化问题严重。据全国老龄办测算，目前全国80岁以上老人正在高速增长，约为老年人口增速的2倍，预计到2050年5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是80岁以上老人。2010年全国老龄办和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开展了全国失能老年人状况专题研究。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失能老年人规模不断扩大，根据调查预测，2010年末全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占总体老年人口的19.0％。其中完全失能老年人1080万，占总体老年人口6.23％。

        庞大的高龄和失能老年群体，特别是完全失能老年群体，日常生活必须有人照料，这就需要大量的社会照料资源。然而，我国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劳动力人口的迁移，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不断深入贯彻实施，使得建立在多子女条件下的传统家庭照料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因此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更需重点关注高龄和失能老年人，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积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资源，为这些需要重点保障的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基本社会保护，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使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内在要求。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

        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供给与需求我们知道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最有效的方式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完成，居家养老服务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共办是促使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很好途径。首先，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中有不可替代的道德、政治、法律、管理和监督等各方面的责任，其次，政府也具有社会所无法比拟的组织功能，政府主导是老年福利与服务体系发展的动力与基础。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需要政府给予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第三，对于居家养老服务这样的准公共物品而言，从本质上讲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来提供，政府要担当促进体系公平的责任。

        但是，在市场运行机制之下，政府不可能也不应当完全替代市场的功能，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使得公共服务供给具有低效率与低质量，如果全部由政府承担居家养老服务的建设，会增加政府的负担，也不能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不能达到最优效果。并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不很发达的国情，和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高龄人口多，少子化的老年人的特殊情况，还有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和可及性的要求，这些都告诉我们要满足老年人对服务的需求，光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引进社会的力量，通过社会共办来达到居家养老服务的完善。

        在这里，关于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领域中的角色，一定要区分谁是提供者，谁是生产者。提供指的是谁为产品付款，以供人们消费，即“谁付费”的问题。生产是指由谁来从事产品的具体生产，即“谁制造”的问题。由于生产者必须是能够做出决策的独立的主体，而这样的主体只有三个：政府、企业和个人。或者相对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而言，实际上只有两个主体，即政府和私人，那么某种公共物品或者准公共物品由谁来生产，取决于谁在生产时更有效率。

        依据上述对提供者与生产者的理论界定，政府对居家养老服务领域应该承担的是“提供者”的责任，即在需求方融资中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不一定自己直接生产。在居家养老服务生产领域不应该存在由国家所有和控制的垄断，而应该允许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协调机制之间存在竞争。只有做到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做到对公平和效率获得，才能做到多样化需求的满足和资源配置的充分提高。

        同时，提供和生产的目的是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重点关注老年人的需求。按照需要照顾的类别，结合西方的3M和中国的“六个老有”，老年人的需求大致可分为生活需求、健康需求、精神需求。满足生活需求是老年人幸福生活、健康老龄化的基础。总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就是要让老年人过上一个幸福、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老龄化的目标。

        五、城市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思路

        党的十七大提出“老有所养”的战略目标，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家庭和社区功能，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的要求，“十二五”规划纲要将“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列为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居家养老在政府的推动下，将成为未来中国城市的主要养老方式。发展居家养老服务，是我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趋势的战略选择，也是目前破解巨大养老服务难题的根本出路。但要在人口结构变化的压力下，在未富先老的国情下，要解决中国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合适、合理、合情的照顾，让老年人度过幸福的晚年生活，

        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就需要居家养老与养老服务相配合，走出一条基于家庭资源、社区资源、政府资源三方面互动，生活服务、健康服务、精神服务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选择居家养老方式，符合目前中国的国情和老年人的需求，既可以在目前的经济水平下，通过节省用地和建设资金，实现规模经济，来达到保障老年人生活的效果，又可以满足老年人传统观念，在家渡过晚年生活，享受到家庭的照顾和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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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处理十大关系绕过“中等收入陷阱”》

李长久

（中国国际经济学会顾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最近发表文章认为：我国“十二五”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认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在今后二三十年内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所在。我们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十大关系，绕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健康持续较快发展。

一些国家绕过或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

        世界银行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将世界各经济体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组，其中特别重视中等收入群体的实力和影响并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世界银行在199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按1997年人均GDP将世界211个经济体划分为：785美元及以下的低收入经济体，共61个；786-3125美元的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共60个，3126-9655美元的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共36个；9656美元以上的高收入经济体，共54个。该报告在其解释性说明中指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有时也称为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将世界213个经济体也分为三组。GNI等于GDP加上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再减去对国外的要素支出。根据2010年8月的最新调整，995美元及以下低收入经济体共40个；996-3945美元的下中等经济体共56个，3946-12195美元的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共48个；12196美元及以上高收入经济体共69个。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2006年发表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2010年11月，世界银行发表的亚太地区经济《复苏强劲，风险上升》的报告中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做出如下阐述：“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经济体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和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

        所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很多国家从低收入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收入长期增长缓慢，跨不进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按年人均GNI分组，中等人均收入为996-12195美元。拉丁美洲和亚洲很多经济体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从低收入步入中等收入行列。但是，30多年来，这些国家一直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世界银行专家认为，从低收入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必须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战略要有新的突破。延续过去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难以从中等收入阶段，跨进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阿根廷曾是拉美地区的大国和富国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实行私有化后，阿根廷对外资、外企全面开放，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金融体系实现外资化或外国化，导致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经济和金融主权名存实亡，大部分利润被外资拿走。“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特别是全面私有化，过度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带来了十分严重的负面后果。”阿根廷全国100家大企业中，以阿资为主或全为阿资的企业仅剩7家；过去10年中，100家大企业的销售额中，外资企业占比从24%上升到50%，如果加上合资企业，外资在国内总销售额中占比达70%左右：10家最大的银行中，7家是外资银行，外资银行控制了全国银行体系全部资产的62%；1999年阿根廷最大的国有企业——石油矿藏局98.02%的股份卖给西班牙雷普索尔石油公司后，阿根廷90%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控制在8家石油公司手里。“这样，经过全面私有化，阿根廷经济命脉的所有部门已经在外资的掌握之中，在跨国公司全面控制经济的背景下，阿根廷国家经济主权已无从谈起。”

        二战后一段时期拉美经济高增长是靠大举借债支撑的。拉美地区外债总额从1982年的2971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8071.18亿美元。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多·费雷尔曾算过一笔账：1982年到1985年，拉美国家向外国支付了1500亿美元的利息，而拉美国家从这些外资中获得的净收益只有400亿美元。两者之间1100亿美元的差额需要用贸易盈余来弥补，这几乎等于拉美地区1/3的出口和50%的净储蓄。

        墨西哥是拉美地区借债最多的国家之一，1982年墨西哥积欠外债800亿美元，占拉美地区外债总额的27%，2009年墨西哥积欠外债1627.95亿美元，占拉美地区外债总额的20.2%。墨西哥的主要问题是片面加快城市化。据墨西哥农业部长弗朗西斯科·马约尔加介绍，1960年墨西哥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0.7%，2008年提高到77.2%，超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经过50年，而拉美国家平均为25年，墨西哥仅用了20年。大批失地农民流入城市沦为贫民，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墨西哥1.12亿人口中，约有6000万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4%，其中，80%的贫困人口来自农村。墨西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35%左右，城市里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约为最低收入群体收入的34倍。

        1965年到1980年，巴西GDP年均增长率达8.8%，被称为“巴西奇迹”。20世纪80年代后，巴西经济增长放慢，人均GDP从1987-1989年的3403美元回落到2002年的2876美元，直到2008年，仍在5000美元以下徘徊。主要原因是，解除管制、实行私有化和跨国公司对巴西企业大肆兼并重组。巴西研发投入和研发机构减少，主要依赖跨国公司技术，削弱了巴西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人均收入差距很大。二战后，日本“在战争废墟上”恢复和重振经济。1968年日本GNP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从1955年到1968年，西方六国实际GNP平均增加78%，而日本增加了2.1倍；西方六国实际人均GNP平均增加53%，日本增加了2.1倍。日本人均GDP，1972年接近3000美元，1984年突破1万美元，历时12年就从中等收入阶段跨进高收入阶段。韩国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初加速发展，从1962年到1991年，韩国GNP从23亿美元增加到2727亿美元，增长近120倍，人均GNP从87美元提高到6316美元，增长73倍。1995年，韩国人均GNP达到11469美元。韩国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发展为新兴工业国，从中等收入跨进高收入阶段仅用了28年。日本和韩国的主要经验是，科技创新为先导，经济发展与提高质量和效益同步，经济增长与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相辅相成。两个国家都十分重视提高民众收入和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东南亚国家也经历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但是，这些国家还不具备日本和韩国的优势，迄今这些国家仍处在中等收入群体之中。1980年，马来西亚人均GDP达1812美元，2008年为8209美元。2010年初，马来西亚颁布《新经济模式》方案，核心旨在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要求到2020年人均GDP达到1.5-2万美元。

        中东地区是“石油宝库”，战略地位重要，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财富多为权贵集团占有，广大群众没有相应受益。本·阿里担任突尼斯总统23年期间，疯狂侵吞国有资产甚至欺行霸市。第一夫人利用特权大办家族企业，几乎垄断全国经济命脉，总统女婿控制着全国金融业和码头。本·阿里家族被称为“黑社会”和腐败核心。2010年，突尼斯人均GDP为4204美元，失业率达14%，每年有8万名大学生毕业，仅有2万人能找到工作。82岁高龄的穆巴拉克已在位30年依旧不肯离开埃及总统宝座，穆巴拉克家族及各部部长们通过介入房地产等行业大肆敛财。占埃及人口20%的权贵们拥有埃及全国财富的55%，而60%的贫穷大众仅拥有18%。叙利亚早在1978年已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但从1987年到2000年又回落到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下。突尼斯、埃及政局突变再次表明，任何国家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呈“金字塔型”，很可能引起政局和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

        智利前总统里卡多·拉戈斯2011年4月19日在西班牙《国家报》发表题为《拉美的新挑战》的文章指出，拉美国家应保持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不仅要理解经济增长不等同于发展，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若想构建一个健康和团结的社会，就应实行更加公平、更加道德的分配政策。

妥善处理十大关系

        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从1978年的185美元、2001年的1042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4200美元，我国已跻身于中等收入行列。同年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进行的改革问卷调查显示，有61.51%的受调查专家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我们要吸取其他国家跨越或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十大关系，绕过“中等收入陷阱”，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一）妥善处理经济增速与调整结构和转变方式的关系

        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布《地球生产力报告》提供的数据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自1966年以来已经翻了一番。如果人类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开发土地和海洋，那么，到2030年，要想生产足够的食物、原材料和水资源，并吸收掉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人类需要两个地球才能够用。很显然，按传统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和过度消费实现经济发展，是资源难以满足、环境难以承受的，是不可持续的。

       我国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首次提出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5年中央在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时，曾设定GDP年均增长率为7.5%，提出了要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扩张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但这个目标远未实现，五年GDP实际年均增长率达11.1%。我们创造了世界不到8%的GDP，却消耗了世界上1/4的铁，1/3的煤和1/2的水泥。“十二五”规划，把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列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但是，“十二五”伊始出现的“电荒”凸显一些地方政府仍然追求经济高增长，“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投资再度兴起，存在出现新的布局雷同、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隐患，多地“电荒”的提前到来提醒人们，立足长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是燃眉之急。

        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呈加速之势，我们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

        （二）妥善处理扩大经济规模与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关系

        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2011年1月23日发表题为《国际不平等依然存在》的文章援引经济学家布兰科·未拉诺维奇在其新作《富与贫》一书中提供的数据显示，如果美国GDP增长1%，印度和中国GDP需要分别增长17%和8.6%，才能防止绝对收入差距加大。日本经济已在低谷徘徊20多年，日本没有过度追求GDP增长，日本仍保持山青水绿，日本仍是海外资产最多的国家，日本人均寿命仍是世界最长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1年5月24日发布一项名为“幸福指数”在线测试工具，这一指数包括收入、就业、教育、环境、卫生、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等几项内容，81%投票者支持创立“幸福指数”。有专家认为，“幸福指数”的诞生是向摆脱“唯GDP论”迈出的一步。

        我们有的省领导和学者提出，不要浮肿的GDP甚至“带血的”GDP，而要绿色GDP。GDP的确能代表很多东西，但也有很多东西无法代表。比如普通群众的生活水平、幸福指数，远非GDP所能涵盖。而政绩评价的GDP导向，容易陷入GDP迷途。投资盛宴、大拆大建、重复甚至有害的建设，都可以产生GDP，但这些是无效的，必须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扩大经济规模。

        （三）妥善处理发展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关系

        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在名著《政治学》中提出了“城市，因人类寻求美好生活而诞生”的观点。2300多年来，世界各地城市人口与日俱增。据联合国统计，到2008年，世界人口已有50%生活在城市，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已达80%。例如，英国城市化率从1801年的32%提高到1999年的83%。但是，各国城市占地仅为地球陆地面积的3%。很多国家的启示是：科学规划、少占良田，例如，1976-1991年，英国、荷兰、法国的农田面积几乎没有缩减，主要是由于大多数城市扩张发生在森林或草地，较少占用开垦的农田。很多国家发展城市以中小城市为主。

        我国的城市化率1978年只有18%，2010年达到47.5%。根据2010年8月公布的一份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报告，我国目前正计划“走向世界”的城市多达655个，200多个地级市中，竟然有180多个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创建国际大都市”的口号。此前，建设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建设中超过20%的项目属于形象工程。我国人均耕地已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5亩减少到目前的1.4亩，仅为世界人均耕地的1/3。在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地推进之时，如何医治各种“城市病”，尤其是热衷形象工程这一沉疴痼疾，有效保护耕地特别是城郊良田，考验着全社会的智慧。

        （四）妥善处理实现工业化和保护环境的关系

        我国实际上仍然走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吕政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工业增加值中，接近74%都是转移的消耗物化劳动的产品。我国经济实现高增长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国酸雨面积达30%-40%，荒漠化、沙漠化面积占1/3，80%的河流以及一半以上的城市地下浅层水受到不同程度污染。从2004年开始，我国水污染进入高发期，环保机构将48个主要湖泊定为“严重污染”，在从我国长江和黄河提取的水标本中，有1/4被发现污染严重，甚至不能用于农业灌溉。

        我国仍处在工业化中后期，传统工业占比仍然很大。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妥善处理优化外资与用好内资的关系

        美国国会1933年通过的《购买美国产品法》界定，在美国增值50%以上的产品为美国产品，进口零部件组装的产品不算美国产品。美国1983年制定的国际投资政策规定，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的条件下，欢迎外商到美国投资并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对外企并购美国企业，美国设有跨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严审。截至2010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已超过3万亿美元，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略少于对外投资额，美国是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是经济全球化受益最多的国家，而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和相关市场基本上由美国企业主导。

        截至2010年底，我国引进外资企业达70万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额达10574亿美元。南开大学葛顺奇教授2010年8月17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国内的资产和市场大约1/3被外资控制。”美国跨国公司正在加速向我国农业和金融业领域渗透。我国大豆和榨油业市场的70%以上已被跨国公司控制，我国食用油自给率已降至35%，其中58%为菜籽油，而油菜籽种植面积不断缩小。跨国公司正加快向蔬菜和玉米种子市场延伸。到2010年，美国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的“先锋335”品种玉米在中国种植面积达6000万亩，已占全国玉米种植面积的13%。黑龙江省农科院总农艺师矫江忧虑地提醒：“国外种子企业几年间就垄断了中国蔬菜种子市场，玉米不要重蹈覆辙了。”

        我国政府已提出一系列做好外资工作的政策并统一了内外企业税率。我国利用外资将从“来者不拒”到“择优引进”，利用外资要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要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保护环境，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与此同时用好内资，要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

        （六）妥善处理技术引进与创新的关系

        二战后日本工业技术比美欧国家落后20年，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开始引进技术，引进技术与消化和创新投资之比为1:10，实现了引进一代，提高一代，创新一代。到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在诸多科技领域赶上或超过美欧国家，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

        在很长时期内，我国引进技术与消化和创新投资之比为10:1，特别是实施“市场换技术”政策后，让出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却没有“换来”多少高新技术。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长张景安201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发言指出：有人形容我国信息产业“缺心少肺”，活儿都是我们辛辛苦苦干的，钱却被外国人赚走了，还消耗我们的资源，伤害我们的环境。科技部部长万钢感慨地说：“我国每年生产380亿支圆珠笔，但笔珠芯近90%需要进口。在美国市场上卖1.99美元一支的圆珠笔，我们造笔厂得利润才1毛钱。”而目前我国庞大制造业中的很大比例属于“无根缺头”的产业，主要高端设备和零部件仍然依赖进口，这些问题就像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一个在自主创新之路上奋进的大国的希望与追求、差距与忧思。

        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是引不进、换不来的，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依靠科技创新，屹立世界强国之林。

        （七）妥善处理拓展海外市场与扩大内需的关系

        2009年，中国出口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中国并非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当年，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6%，外资企业贸易顺差占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总额的65%。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美国凯托学会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格里斯沃尔德2011年3月31日发表题为《与中国龙做生意》的文章指出：“政界人士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之上——2010年为创纪录的2730亿美元。但供应链的复杂和分散使得双边贸易数字几乎没有意义。以iphone为例，虽然它是‘中国制造’，但在生产一部iphone的关键零件中，显示屏是日本企业生产的，处理器来自韩国，全球定位系统来自德国，记忆芯片和网络组件来自美国企业。因此，在生产一部iphone所需的179美元成本中，只有6.5美元即4%的附加值是中国所得的加工组装费。然而，整部iphone的价格都计算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之中。”

        全球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要加快调整外贸结构和实现外贸多元化，继续扩展海外市场。随着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拉大，我国居民消费率已从1978年的48.8%降至2010年的33.8%。而投资率却从20世纪90年代平均37.8%升至47.4%。我们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提别是消费需求战略，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八）妥善处理资源进口与开发的关系

        自然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智利美洲经济网站2011年5月13日援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到21世纪中叶，全球消耗的自然资源可能比目前增加三倍。到2050年，人类每年使用的化石燃料、矿产和金属将达1400亿吨。专家们呼吁要在降低资源消耗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201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达32.5亿吨标准煤，已成为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石油消费达4.39亿吨，其中，进口2.36亿吨，对外依存度达53.8%，我国进口石油的近80%来自西亚和北非，这些地区政局、社会动荡，有可能影响我国石油来源和运输安全。

        我国要加强与各国合作，逐步实现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来源多元化，特别是要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预计，如果实施正确有效政策，那么，到21世纪中叶，诸如太阳能、风能和水力发电等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可以满足全球将近80%的能源需求”。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有专家估计，到2035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可再生能源达到17%，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48%、25%和10%。与此同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九）妥善处理财富增加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我国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呈四大失衡：一是国家积累和政府开支占比较大，群众收入没有相应增加；二是国企高官收入与职工收入差距悬殊；三是垄断行业职工收入与其他行业职工收入差距过大；四是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已从1978年的1.8:1扩大为2010年的3.33:1，若把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考虑在内，实际差距已扩大为5-6倍。占全国1.5亿农民工中61.6%的新生代劳动者的工作稳定性差、整体收入偏低、社会保障不健全。农民工中留守儿童超过2300万，70%的儿童犯罪集中在这些孩子中。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8扩大为接近0.5，已明显高于0.4的“警戒线”，大大高于包括主要发达国家的OECD34个成员国0.31的水平。

        据统计，全球中产阶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31年为13.2%，1950年为23.5%，1990年达到34.2%。OECD预测，到2022年，世界人口中将在历史上第一次由穷人占多数转变为中产阶级占多数。根据中国社科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综合分析，中国中等收入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3%。我国“十二五”时期，将加快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与此同时，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在《新视野》2011年第2期发表题为《转方式调结构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的文章中认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沿着十七大和‘十二五’规划建议的精神走下去，我们就有希望在经过20年左右的努力，从目前的中上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即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十）妥善处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早在1979年，我们党就明确提出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后一直强调，我们实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科学、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等问题，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等复杂因素，但症结在于经济体制不完善，深层改革不到位。根据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部署，未来几年我国要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要大力推进。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2011年发表评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优点明显。”他说这一体制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就众多复杂问题迅速作出决定和“有效加以执行”，并取得良好效果。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在宏观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只要政策和发展模式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有力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将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也是我国跨入高收入阶段和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

《2011年APEC峰会主题和美国的目标》

陆建人

（浙江树人大学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提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今年APEC会议的主题，美国正以东道国身份用这一议题来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谈判，并试图以TPP为基础，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这将使通过10+3建立FTAAP的路径遭受重大挑战。但TPP能否按美国意愿扩大成员，尚属疑问，它发展成为FTAAP更有众多不确定因素。无论是10+3，还是TPP，要变成FTAAP都很难。亚太经济一体化道路漫长而曲折，但APEC仍将为之奋斗。

        一、从美国角度解读2011年APEC峰会的主题

        亚太经合组织（APEC）自1989年成立以来，至今已进入第22个年头。这个致力于推进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及经济合作的区域组织虽然至今仍未脱离论坛本质，距一体化实体尚远，但它在全球和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经久不衰。尤其是一年一度的APEC首脑峰会因有美中日俄等世界大国的参加，地位更显重要。今年的峰会将于11月在美国夏威夷州檀香山举行。这是美国自1993年首次主办APEC年会并创建APEC首脑会晤机制以来再度主办APEC年会和峰会。

        美国和奥巴马总统本人对主办2011APEC年会极为重视，早就确定了年会的目标是“建设紧密的（seamless）区域经济”。在此目标下，2011APEC年会的优先议题有三项，即：1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贸易增长；2促进绿色经济增长；3加强法规合作及法规的一致性（convergence）。

        这三个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互不相关，但只要深入分析，就不难看出它们不但息息相关，而且都服从于东道国美国提出的目标——在APEC内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

        第一项议题“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贸易增长”是三项优先议题的重中之重，其内容直接与“建设紧密的区域经济”目标相关。这项议题的背后，隐藏着美国在金融危机下欲借助APEC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缓解其经济困难的诉求。亚太地区是美国经济命脉之所在，美国全部商品出口的58%和农产品出口的70%在此地区，其15个最大出口市场中有9个在亚太。这个拥有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27亿消费者的庞大市场，也是奥巴马实施其“出口倍增计划”、降低国内失业率的主要地区。美国试图通过扩大现有的TPP实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使之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而在饱受金融危机困扰和最近爆发的债务危机及信用降级的新背景下，美国的这一愿望正在变得更加强烈。

        第二项议题“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乍一看与TPP毫无关系，但深入剖析便能找出其背后的联系。TPP条款中有一项有关环境问题的附件，它难倒了许多欲加入该协定的发展中国家，成为阻碍它们进入的一道门槛。而美国是环境产品大国，在“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上具有领先优势。通过这一议题，美国一方面可以敦促APEC成员采取相关措施消除环境产品的贸易壁垒，从而有利于美国环境产品和技术的出口，另方面可以促使APEC发展中成员在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上向要求较高的TPP标准靠拢，使之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三项议题“加强法规合作及法规的一致性”的背后也有TPP的影子和美国的用意。APEC21个成员及内部的FTA（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法规、制度和各类技术标准五花八门，成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严重障碍。因此，加强成员们的法规合作和推动法规的一致性，削繁就简，归并整理，对于降低APEC地区的经营成本十分重要。例如，提高各成员法规制定过程的透明度和法规的质量，使得其产品的各项技术规定、标准趋于一致，将大大方便各成员的企业和公司进行交易活动。问题是用什么样板来规范和统一21个成员的法规？美国强调正在谈判中的TPP具备了“21世纪FTA”的“高质量”标准，试图将美版TPP作为模板来规范和统一各成员的法规和标准。这就是美国要将“法规一致性”列入今年APEC议题的用意。

        不过，客观地看，尽管这三项议题背后都有美国的盘算，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对于推动APEC进程仍是有益的。就以第三个议题来说，法规和标准的杂乱确实是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障碍，这个问题迟早需要解决；绿色增长和环境保护也是亚太地区贸易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而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贸易增长则是APEC一贯的目标，在当前更显其迫切性，因为随着区域内部各类次区域协定（RTAs/FTAs）的增多，新的贸易障碍也随之出现,需要对这些21世纪次区域协定中的新的贸易和投资议题进行商议和规范。

        作为东道主，美国在2011年APEC系列会议和活动上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推动TPP的谈判，奥巴马早就声称要在11月檀香山峰会上宣布于2010年3月开始的TPP扩大成员的谈判成功结束，这便是美国的目标。如果这一目标真能实现，那无疑将是檀香山峰会最大的亮点和APEC进程中的新的里程碑。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落空的可能性很大。

        二、美国要将TPP变成通往FTAAP的唯一路径

        美国推动TPP是要借此作为最终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实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唯一的路径。FTAAP倡议并非美国提出，但随着多哈回合步履维艰困局的出现，美国转而推动亚太一体化，试图将后者作为施压前者的筹码。2006年，美国首次正式提出把建立FTAAP作为APEC的目标。小布什在APEC河内峰会上高调谈论FTAAP，并将其主张写入了领导人宣言。但当时APEC的焦点仍在茂物目标实施的路径上，FTAAP被作为一个长远的目标虚化了。美国推动FTAAP的条件显然尚未成熟。不久后，美国自身陷入了金融危机泥潭，加上领导人更迭，FTAAP热度逐渐消退。与此同时，以10+3和10+6（东亚峰会）为标志的、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和亚太经济一体化势头发展迅猛。美国在APEC中有大权旁落之感，迫切需要借助某种方式重掌主导权。而在此时，美国早年倡议随后又放弃的P5，已然成型，变成有声有色的TPP了，因其颇合美国口味，被奥巴马一眼看中，决定借道TPP让美国强势复出，重做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旗手。

        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和文莱四个小国组成的TPP规模虽然小到微不足道，但其横跨太平洋两岸、连接三大洲的地理区位和“高质量、“21世纪FTA”的特点颇受美国青睐，只要对其改造，加上美国标准并扩大成员，不但能成为抗衡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武器，而且有可能演变为由美国主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11月高调宣布美国要加入该项协定之后，名不见经传的TPP便一炮走红，成为APEC炙手可热的议题。TPP究竟能否成为FTAAP的先行者呢？

        2010年APEC峰会发表了题为《通往FTAAP之路径》的领导人声明，其中有两点内容值得注意：一是首次将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定义为“不局限于贸易投资自由化狭隘意义上的、全面的、高质量的、针对‘下一代’贸易和投资问题的”自由贸易区。如果说，2006年美国提出的FTAAP仍是一个模糊的轮廓，那么2010年它已被清晰地贴上了美式标准，这就是美国在TPP谈判中主张的标准。

        二是上述声明清楚地指出了实现FTAAP的三条路径，包括10+3、10+6或者TPP。但同时，这样的声明也留下了某些困惑。首先，这明显是一种妥协而非真正的实现路径。事实上，美国试图将TPP作为实现FTAAP唯一路径的做法在横滨峰会上遭到了东亚成员的反对，结果是东亚成员推动的10+3、10+6和美国推动的TPP都被写入声明中。其实，这三条路径之争的实质就是由谁来主导FTAAP进程。如果由TPP进入FTAAP，那么势必将由美国主导FTAAP进程，而且FTAAP将按TPP模式来塑造；如果由10+3进入FTAAP，那么其主导者就可能是东盟和中国了。令人困惑的是，为何将不成气候的10+6作为单独的一条路径？这显然行不通：其一，“6”中的大国印度至今未能加入APEC，而美国主张FTAAP应由APEC成员组成，同样，东盟10国中的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也非APEC成员（这个问题在10+3路径中也存在）；其二，从今年起，美、俄就将成为东亚峰会新成员，10+6也将变成10+8，而东亚峰会只是一个空泛的论坛，根本不具备发展为约束性的FTAAP路径的条件。即使美国进入后也难有作为。而将10+6列入路径的可能答案是日本在背后使劲，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它赞同任何瓦解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提议。当然也不排除有东盟的因素，因为东盟既支持10+3，也支持10+6，多一条路径自然更好。

三、TPP对决10+3：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其实，撇开10+6，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途径就剩下TPP和10+3了。这两者对决，谁的胜算更大些？或者反过来问，那条路径的难度更小些？笔者的答案是，它们各有各的难处，不排除“双输”结果。

        先看10+3，至今这仍然是一种领域合作机制，虽然10多年来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要变成约束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困难重重。最大的问题在于日本不认可这条路径。从前首相小泉到刚下台的菅直人，都坚持用10+6来取代10+3，搞扩大版的“东亚自由贸易区”。而如今，由于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日本将加快倒向美国。一是日本经济总量已被中国超过，从全球排名第二成为第三，今后其排名还将下滑，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将不断挤压日本，迫使它从东亚市场转向亚太市场；二是今年3月的大地震和核泄漏已成为日本国力衰落的转折点，日本政局动荡有可能常态化，日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将进一步加强。今年檀香山峰会上，虽然日本新首相野田能否继承其前任菅直人的意志宣布日本加入TPP谈判，还很难说，但在美国的劝说下，日本迟早会给美国献上这份厚礼，日本的加入将成为TPP扩容谈判的里程碑，同时也将使10+3这条进入FTAAP的可能路径遭受致命打击。

        目前，TPP除四个老成员外，已经参加“入会”谈判的还有美国、澳大利亚、越南、马来西亚，而日本极有可能很快加入谈判，这样，TPP九个成员的人口将占全球67.3亿人的7.4%，经济规模将是全球57.8兆亿美元的27.7%，不但成为APEC内部最大次区域一体化组织，而且作为有美、日等世界大国在内的强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深刻影响。

        那么，TPP不就成了FTAAP路径选择的最后胜出者了吗？这也未必。TPP的难处不比10+3少。首先是它的高标准：零关税的覆盖率高达99%，几乎囊括所有商品，这是目前绝大多数自由贸易协定做不到的；其次是它的高质量：自由化领域广。除货物贸易自由化外，还包括了服务贸易自由化（使用“否定清单”）、贸易救济、动植物检验检疫标准、贸易技术壁垒、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海关合作等方面的条款；第三是它的高敏感性：TPP协议附有两个独立的文件：具有约束力的《环境合作协议》和《劳工合作备忘录》，而这正是许多FTA设法避免的领域。而且，美国还提出了一些更严厉的要求。正因为如此，要按美国的高标准来构建新的TPP目前遇到了很大的障碍。不要说越南这样的发展中成员无法达标，就连日本这样的发达成员在农产品自由化上也难过关。纵观APEC21个成员，有几个能跨过TPP的高门槛的？这就是TPP扩容谈判至今进展甚微的原因。这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绝不可能在短期内达成协议，更不可能在今年11月檀香山峰会上宣布谈判成功。

        TPP今后的命运无非是三种：一是降低门槛，放下身段，以接纳更多成员，但美国不会就此罢休；二是保持接纳成员的高标准，这将使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APEC内的小圈子；三是谈判失败，美国被迫放弃，TPP打回原形。APEC历史上也有美国的动议痛遭失败的例子。1997年由美国推动的APEC“部门早期自愿自由化”(EVSL)计划遭抛弃便是一例。不过TPP与EVSL的情况有很大不同，这种可能性较小。

        TPP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要不要接纳中国参加谈判？从美国的动机来看，推动TPP的政治目的就是要与中国主导的东亚10+3进程抗衡，避免出现美国智库所说的“在太平洋中间划线”的局面，使美国只能守住太平洋的半壁江山，而TPP能让美国驰骋整个太平洋。所以，至少在近几年，美国是不会同意中国加入谈判的。按照TPP的章程，新成员加入谈判，必须征得全体老成员的一致同意，需要进行“一对一”的面谈。所以，只要美国说“不”，中国便无法加入谈判。但是，倘若中国长期被排除在外，TPP成为FTAAP的几率也就会大打折扣。FTAAP是全体APEC成员组成的自由贸易区，TPP可以排除中国，而FTAAP则无理由这样做，除非中国自愿不参加。TPP要变成FTAAP，必须覆盖APEC的全体成员。虽然也可能采取21-X的办法（条件不够的成员可以先不参加FTAAP），但这与拒绝某成员加入FTAAP是两回事，况且APEC不具备这样的硬机制。据了解，美国最终仍打算接纳中国加入TPP，但要放在最后考虑。其实，美国心里很清楚：没有中国参加的任何亚太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都难从中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几年过后，随着美中经济力量差距的进一步缩小，美国目前的态度也许会发生戏剧性的逆转，即从排斥变为主动邀请中国加入TPP，以最大限度地打开中国市场。不过，接着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便中国也加入了TPP谈判，要成为其成员仍有不确定性：一是中国要掂量加入的代价，这时主动权将在中国手中；二是美国国会能否批准美、中同在的FTA，都属大疑问。综上所述，TPP自身的发展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它要发展成为FTAAP的不确定因素就更多了。今后八到十年，即2020年前后，美中两国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亚太经济一体化路径的选择。

        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将使本地区经济发生质的飞跃，但这条道路充满曲折和困难。可以确信的是，APEC成员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奋斗不会终止。

《中东剧变及其战略影响》

唐志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所副所长）

        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中部城市西迪布吉德，一位靠沿街摆水果摊谋生的26岁青年穆罕默德·布阿齐兹因遭警察羞辱、驱赶，愤然自焚而死，引发当地群体性抗议活动，后蔓延扩大至全国，事态最终恶化升级为反政府政治事件，最终迫使执政长达23年的本·阿里总统下台。这一事件成为引发席卷整个中东地区抗议风潮的导火线。随后，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约旦、利比亚、巴林、阿曼、沙特、科威特、叙利亚、苏丹、伊拉克和伊朗等国都不同程度爆发了反政府抗议活动。截止2011年9月初，布阿齐兹之死掀起的风暴已在中东推翻了三个政权（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引发了两个国家的内战（利比亚和也门），动摇了两个政府（叙利亚、也门），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布阿齐兹已注定将作为历史人物载入史册。

一

        当前这场席卷中东的风暴可谓“剧变”，概括起来具有以下特征：

        1、突发性。中东这场变化可谓突如其来，令全球震惊，不仅全球情报机构没有一家准确预测到，当事国政府，甚至民众也未料定会发生如此剧变。

        2、极强传染性。事件突发于小国突尼斯，短期内迅速蔓延至整个地区。截止目前，中东25国（22个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三个非阿拉伯国家），除了卡塔尔和阿联酋外，其他23国都不同程度爆发了反政府抗议活动。除了20个阿拉伯国家外，伊朗“绿色运动”两次举行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土耳其也爆发了小规模的库尔德人“不合作运动”。不仅如此，亚洲、非洲和欧洲部分国家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感染，伦敦夏日的骚乱本质上与阿拉伯之春也属同一性质。

        3、迅猛性。发展快，强度大，其势摧枯拉朽。突尼斯从引发大规模抗议的失业大学生自焚事件到本·阿里出逃只用了29天，埃及爆发大规模抗议到穆巴拉克倒台仅18天，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出现状况10天后卡扎菲就已陷入内外交困。

        4、持续性。从去年12月至今，事态发展已近半年，由“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夏”，目前秋天已过，冬天在即，但仍看不到在短期内完结的迹象。预计，当前这场革命将持续至少1-2年时间，而动荡局势以及深度地区变革持续时间将更长。

        5、内生性。当前中东“革命”虽有一定的外部背景，如金融危机、西方长期民主渗透和推动，但根本上还是内部原因。截止目前，这场运动过程中未见到过去常见的反美、反西方和反以色列口号与旗帜。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西方发动了利比亚战争之后，阿拉伯世界也未见到像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时的反西方抗议示威。

        6、草根性。这次中东革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由一个政党或组织领导的革命，而是一场草根革命，是普通底层民众自发搞起来的一场运动。

        7、革命性。这不只体现在要求推翻领导人和更迭政权上，更重要的是要求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改变六十年不变的僵化体制。

        8、非伊斯兰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主义复兴成为中东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每逢阿拉伯世界遭遇危机，往往伴随着伊斯兰主义的上升。革命或危机的伊斯兰化成为政治变动的一个常态。但是，在这次中东变局中，伊斯兰主义并没有成为大旗，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组织也异常的低调。伊斯兰主义已被民主、自由和民生所取代。

        9、民主主义性质。自一战以来，中东国家共经历了四次地区性“革命”浪潮。第一次是以一战后阿拉伯和土耳其人谋求独立建国为标志的民族主义革命潮流，以反对殖民主义，建立民族国家为主要目标；第二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埃及纳赛尔革命为标志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以反帝反封建，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为目标；第三次是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标志的伊斯兰革命浪潮，以探索“第三条道路”——伊斯兰主义为主要目标，而本次则为第四次，以突尼斯、埃及革命为标志的“民主主义革命”，以反独裁、要发展、促民生为目标。

        10、阿拉伯属性。目前爆发抗议的绝大多数为阿拉伯国家，22个阿拉伯国家中只有卡塔尔和阿联酋幸免。虽然部分非阿拉伯国家也受到波及，但阿拉伯国家尤具代表性，集体凸显了阿拉伯世界存在的“阿拉伯病”。当前阿拉伯世界剧变深刻反映了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阿拉伯民众强烈不满该地区国家政治体制六十年停滞不前及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全球化的现实，带有很强的阿拉伯民族复兴的性质和特征。从阿拉伯民族数千年历史来看，自阿拉伯帝国（公元7世纪—1258年）瓦解以来，阿拉伯民族就未再辉煌过。实际上，自公元9世纪中叶，阿拉伯民族就开始走向衰落，迄今仍未走出历史的阴影。近千年来，阿拉伯世界一直身处危机之中，饱受外来侵略，波斯人、突厥人、蒙古人、十字军（1096～1291年）都成为阿拉伯人的主人。20世纪初，统治阿拉伯人近五百年之久的奥斯曼帝国瓦解，阿拉伯民族刚摆脱土耳其人统治，但迅即又落入英法殖民者之手。二战后阿拉伯国家纷纷获得独立，但很快被卷入美苏两大阵营对抗。冷战结束后，阿拉伯人不仅遭遇两次伊拉克战争，还面临美反恐战争和民主改造的重压。纵观亚洲四大文明（阿拉伯、波斯、印度、中华文明），近代以来都曾经历衰败与挑战，但另外三个民族都未像阿拉伯民族经历过如此长久的衰败。且现今中、印、伊皆已走出历史阴影，不同程度走上民族复兴之路，但阿拉伯民族落魄依旧。因此，此次中东变局是阿拉伯世界百年迷茫、屈辱、愤懑乃至绝望情绪长期郁积的总爆发，是体现以“民主”为主要诉求的第二次阿拉伯复兴浪潮的兴起。

二

        截止目前，这场中东风暴已历时10个月，且无休止的迹象，仍在持续蔓延、发酵过程中，预计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大动荡与大变革将成为相当长时间内中东的政治主旋律。

        根据对未来局势发展的预测，可将中东这场剧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之为革命阶段，以推翻现政权为主要特征。截止目前，仍处于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去年底茉莉花革命爆发至3月19日利比亚战争爆发、3月19日至9月卡扎菲政权落幕、利比亚战争基本结束之后一段时期。预计革命的阶段可能持续1-2年时间。从目前已经历的两个时间段看，利比亚战争爆发后，事态呈现了与之前不同的明显特征：一是抗议潮继续蔓延、扩大，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事态急剧升级；二是暴力化。抗议潮由前一时期基本上以和平、非暴力特征转向暴力化，武装冲突加剧，各国政府采取强力镇压，流血伤亡大增。利比亚、也门爆发内战，叙利亚未来发展难测，也有内战的风险。三是出现“二次革命”迹象。突尼斯和埃及呈现爆发“二次革命”的迹象，尤其是埃及特征最为明显，穆巴拉克时代的武装力量大权在握，很多“革命者”称“革命尚未成功”，胜利果实被军方篡取。五是国际化和外部干涉特征明显。之前，革命主要限于一国内部民众自发进行，外部力量主要是旁观或幕后暗中操纵，如埃及和突尼斯，但利比亚战争爆发后外部力量已由暗中支持转而跳上前台，公开支持革命，直接干预，甚至武装干涉，这突出表现在巴林、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身上。在巴林，海湾国家联合出兵，扑灭革命火焰，助巴稳定局势；在利比亚，西方则以建立禁飞区，保护平民为由对利比亚实施持续空袭，公开武装反对派，支持其推翻卡扎菲政权；在也门，海合会六国和美国公开施压，直接参与要求萨利赫总统下台的谈判，帮助并起草退位协议；在叙利亚，西方支持叙反对派骚乱，土耳其和海湾六国也公开施压，要求巴沙尔变革。六是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性质发生嬗变。各种矛盾和各种力量日益公开卷入，各种矛盾日益被激发并牵涉其中，之前相对单纯的反政府抗议变得日趋复杂，性质难辨。地区原有矛盾如部族主义、教派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被激发，地区传统矛盾也被激发。围绕巴林、也门和叙利亚，伊朗与海合会、美国激烈对抗。

        中东剧变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变革的阶段，将以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为特征，预计至少需要3-5年时间，甚至数十年。变革阶段，可能带来一个不同以往的“新中东”，但“新中东”的形成不仅可能需要漫长的历程，也带有很强不确定发展性。这一过渡阶段可能会带有如下特征：一是民主和民众政治参与空前扩大，但动荡的民主社会可能成为主要特征。依照塞缪尔·P·亨廷顿的理论，如果没有事先进行良好的制度建设，就仓促推动大民主，民众广泛而无序的参与政治，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失控或动荡。阿拉伯国家未来很可能会走这一道路。从目前来看，利比亚、也门走向巴基斯坦化或阿富汗化的可能性很大，而埃及则可能类似；二是弱势政权可能成为常态。之前，阿拉伯国家多是威权政府或强势君主制国家，政局基本上长期维持稳定，但未来这一状况将被打破。比如，突尼斯革命后过渡政府已换了三任，埃及政府也是运转困难重重，大选后估计只会更加困难。三是教派政治可能成为地区政治的主要特色。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宗派、教派分权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主要的政治权力分配模式，利比亚和也门向此发展方向可能性最大；四是政治力量多元化。过去阿拉伯国家多是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家族，但未来将转化为多种政治力量共同发挥作用，除军方外，一些新兴力量如教派、部族、民主势力、伊斯兰力量、非政府组织和工会都将发挥不同以往的重要作用；五是政治治理和政治社会发展模式多元化，将取代昔日阿拉伯国家的单一模式。昔日，阿拉伯国家政治治理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名义上的共和制，实际上由家族或个人独裁；二是绝对君主制。未来，土耳其模式、伊拉克模式、伊朗模式、西方的君主立宪模式皆有发展空间。

三

        中东地区正处于历史性剧变之中，不仅严重冲击地区政治、安全以及地缘政治格局，也对大国的中东政策构成了重大挑战。但本次中东剧变无论规模、影响上均难与苏东剧变相比，不会根本改变当前全球战略格局。

        从地区影响看，首先，中东现有统治模式已难以维系，地区深入变革势在必行。个人或家族长期执政与专权是中东传统统治模式主要特征，也是引发本次革命的重要原因，如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下台打破了地区内不少国家的既定政治安排，一些领导人很难再谋取长期连任或搞世袭制。此外，摩洛哥、约旦以及巴林、沙特等海湾君主也面临限制王权的压力，君主立宪恐成为未来政治发展方向。其次，伊斯兰政治力量将增大。中东历史发展表明，民主运动或局势动荡常常伴随伊斯兰政治势力以及极端主义的兴起，如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目前中东剧变使一向对伊斯兰势力持打压态度的强人政权垮台，或迫其向伊斯兰势力退让。长期遭打压的埃及最大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已合法化，并正式组建政党，未来将成为重要政治力量。在也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借局势动荡，中央政府削弱，乘机反扑并开始攻城略地，宣布建立伊斯兰国。在利比亚，过渡委员会的实权和军权很多程度上控制在伊斯兰势力和伊斯兰极端分子手中，西方当年支持塔利班和本拉登抗击苏联留下惨痛教训，未来在利比亚也会再次品尝。在阿尔及利亚解除紧急状态使伊斯兰政治势力和极端势力获得活动空间。第三，冲击地缘政治关系，打破中东力量平衡，危及地区稳定。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是中东四大传统力量，变化与动荡的新形势对各方含义大不一样：阿拉伯世界继续走向衰落，短期内分裂、分化、弱化趋势难以避免，面临血与火的考验，正处于“凤凰涅”的重生期；伊朗坐收渔翁之利，地缘安全改善。美国及西方因地区变革难以估计伊朗核问题，对伊施压减小，核问题被暂时遗忘。埃及、沙特等传统反伊朗国家面临变天，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未来改善与伊朗关系成为必然。2月22日，伊朗军舰32年来首次通过苏伊士运河凸显中东地缘政治之变；以色列安全环境恶化，迎来寒冬。埃及新政权及巨变中的阿拉伯国家为回应民意，势将一定程度上拉开与以色列的距离，对以和平政策酝酿变化，同时以色列宿敌伊朗、哈马斯、真主党的外部环境却获改善。阿以关系可能重回和平前状态；土耳其地区影响力上升，近年来一直在加大东向（亚太地区）、“南下”（中东）的力度，中东变局使其“南下”决心和空间更加扩大。土耳其总统居尔公开称土要成为地区模式，他不仅公开支持地区变革，还主动与昔日战略盟友以色列脱钩，要做地区阿拉伯国家领头羊。突尼斯伊斯兰政党公开表示要学习土耳其。第四，地区安全与稳定面临严重威胁，中东恐陷入新一轮动荡之中。过去三十年来该地区安全方面一个重要特征是，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但现在面临的新局面可能是全局动荡，局部稳定。危及地区稳定的因素主要包括:“革命”地区各国可能相继陷入政局动荡之中；各国政权被削弱，地区局势动荡，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地区战略均衡被打破，威胁战略稳定。

        从国际影响看，首先，美国全球战略与中东政策遭冲击，在中东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近年来美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现今中东突变打乱美既定全球战略部署，重新加大对中东投入不可避免。同时，中东剧变严重冲击美中东利益，对美中东政策造成多重挑战：一是美中东战略稳定支柱遭削弱，传统盟友体系和安全体系面临瓦解。突尼斯、埃及、也门、巴林、阿尔及利亚等亲美政权纷纷遭到冲击，加上近年来土耳其日渐远离西方，以色列日益孤立，美国的中东同盟体系风雨飘摇。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地巴林政权面临危险。美将被迫重新进行战略布局，组建新盟友体系。二是冲击奥巴马中东议程，地区战略优先次序面临重排。奥巴马政府中东三大优先议题是：伊核问题、伊拉克以及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推进民主居次要地位，如今中东“革命”将使推进民主位置大大前移，而短期内美恐难有精力解决伊核问题，奥巴马承诺年内实现巴以和平愿望也将落空。三是战略盟友以色列面临威胁上升，同时主要敌手伊朗趁势坐大。保护以色列的安全是美中东政策主要目标之一。中东剧变使以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阿以冲突恐将加剧，美将强化美以军事同盟关系，加大安全援助。同时，伊朗乘机在地区坐大，可能在伊核、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向美发起挑战，美短期内无暇应对。四是美地区反恐战略及美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改善努力面临挑战。五是美在中东变局中首鼠两端的态度使亲美阿拉伯政权“心寒”，推动其“离心”倾向，其恐坚定推行“东向政策”决心。

        其次，欧盟在外交、安全、能源、移民等方面遭遇挑战。欧盟—地中海战略恐失去方向；大量非法移民和难民涌入南欧，增加欧盟压力，同时极端分子可能乘机混入，危及欧盟安全；能源供应受威胁，陷入东（俄罗斯）、南（中东）两大供应源都不安全困境。欧盟45%石油进口源自中东，一些南欧国家几乎完全依赖阿尔及利亚天然气供应；利比亚战争虽获胜，但凸显出欧盟领导力以及财力、军力的不足，北约和欧盟内部严重分裂；战争加剧经济困难，欧元区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伦敦爆发“不列颠之春”显示欧洲社会面临不比阿拉伯社会轻的病症。

        第三，俄罗斯重返中东努力受冲击。俄虽乐见中东动荡推动油价上涨以及美欧再度陷入中东乱局，但也有担忧：作为俄“重返中东”的支点国家（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利比亚等）受冲击；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上升可能影响俄国内及南翼稳定；中东作为俄主要军火买主的地位可能下降。

        第四，国际反恐斗争和核不扩散面临新挑战。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是美地区重要反恐盟友，如今局势堪忧，中东动荡为极端势力提供了新活动空间。“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声明称将扩大活动，其领袖呼吁推翻突尼斯、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政权。利比亚战争带来的北非动荡为该组织提供了绝佳发展机会。此外，本·拉登死后，“基地”组织的战略重心可能由巴基斯坦-阿富汗西移至中东，中东反恐压力将增大。从核扩散角度看，中东乱局以及利比亚战争也给国际防核不扩散带来新的变数。一方面，利比亚向西方“投降”弃核后又遭西方打击，可能给一些国家警示，即不能弃核，且为自保必须发展核力量。另一方面，中东乱局无形中提升了伊朗的地位，伊朗自信心大增，西方阻伊弃核压力骤降，伊朗可能加快核发展步伐。

《“大战略”的历史起源(之二)

——柏拉图与“大战略”》

宿景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四、古巴比伦祭司集团与波斯帝国霸权的形成

        没有科学，就没有文明。文明的本质在于知识的积累和积聚，这也是一切文明的共同特征。如果没有高超的科学和数学知识，古埃及人就不可能建成那些宏伟的金字塔。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在数学、天文学和建筑学等方面，同样有很高的造诣。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已经出现了近百座城市，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活方面，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是先驱者，领先于同时期的埃及人和中国人。此时的巴比伦人，已经理解了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运转的。如果没有几百年上千年对天象的观察经验，没有很强的抽象力，是不可能得出这种与常识相悖的结论的。

        世界历史上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古代中国文明一个很显著的特征，是不隐瞒知识的来源。按中国古籍所记，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画八卦；教民佃、渔、畜牧；作书契，作甲历，制嫁娶，造琴瑟。神农氏教民艺五谷，兴农事，知耕稼；制医药，作方书，疗民疾，立医道，以使人尽天年。黄帝、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文化和政制等领域，同样有重要的知识上的贡献。而这些知识发展的顺序，也都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能够为人们所理解。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在数千年时间里，都将一切重要的知识归功于神灵，尤其归功于巴比伦的主神马尔杜克。按古巴比伦《创世史诗》的说法，人类是马尔杜克神用一个骄傲自大、具有叛逆性情的神灵的血液所造成的，属于有缺陷的生命，是低级的存在；人类只有对神灵俯首帖耳，才有生存的权利，因而应保持应有的谦卑，时刻记住自己的奴隶地位。在美索不达米亚，祭司被视为诸神的仆从，国王则被视为诸神的代理人，二者共同掌握着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神庙的祭司集团垄断着科学、文化和艺术领域的知识，占有大部分地土地，并拥有向农民征税的权力。国王也必须依靠祭司集团，才能取得合法的统治权。王朝更迭变换，但祭司集团的统治却长久如恒。

        世界历史上的大部分重大问题，首先是地理问题。“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这个名称，源于古希腊地理学家，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河流之间的土地”。这块土地的大部分现在今伊拉克境内，多为冲积平原，而西部和北部在叙利亚和土耳其境内，是山区。在一个相对并不广阔的地区，同时存在着两个富饶的河谷，为人们创造了多种的定居条件，同时也产生了特殊的问题。

        古代中国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古埃及文明依赖于尼罗河，都是一条河流，而不是两条河流。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谈及，中国之所以很早便形成统一国家，其经济基础是避免“以邻为壑”。黄河流域的富庶，使得中国文明能够以此为中心，逐渐向外拓展。在埃及，尼罗河东西两侧都是险恶的沙漠，南部河谷的上埃及国王美尼斯，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便征服了北部的下埃及，国家此后便一直保持着统一的状态。直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来自西亚地区的喜克索人（Hyksos）入侵，并统治埃及约200年后，埃及的宗教势力才变得强大起来，完全掌握了文教工作，乃至祭司们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知识阶层，使得整个民族，生气索然。最终于公元前525年，被新兴起的波斯所亡。自此之后，古埃及便不复存在了。

        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两条河谷的存在，农业方面十分富足，养育了众多城市和人口，但文明繁荣发达所必须的许多重要资源却非常贫瘠。在这些资源中，首先是铜和锡，它们是制造青铜器的两种金属。此外，这个地区还缺少建筑用的石材和木材。为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必须发展贸易，用所生产的谷物、椰枣和亚麻布等产品，通过周边其他民族，获取所缺乏的各种资源。自古以来，美索不达米亚人便从现今的土耳其和伊朗进口锡，从阿拉伯海岸得到铜、黄金、象牙、珍珠、赭石（用于制作化妆品）和石材，从东非海岸得到乌檀、黄金、光玉髓，从腓尼基（今黎巴嫩）获得雪松木和芳香油，从阿富汗得到制作珠宝的天青石。这种贸易所经过的各个部落，包括临近的腓尼基人、以色列人、贝都因人都变得富有起来，他们一方面直接从事商品贩运而获利，另一方面则通过向过境的商品征收赋税而致富。阿拉伯沙漠里的贝都因人，则通过向过往商队提供保护而收取费用。在很大程度上，希腊人和他们之前的克里特人，也是因为从事这种贸易活动而兴起繁荣，向外扩张的。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地理和经济特征，决定了这个地区难以统一。两河流域各城市在经济上互不依赖，政治上多各自为政，军事上相互征伐，加之来自周边广阔地带各民族的不断袭扰劫掠，使得战争在这一地区是一种自然状态。事实上，在波斯帝国兴起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政体。或许正是长期对无常命运的担心，才使得美索不达米亚的知识集团锤炼出了这种独特的世界观和知识论。在这看似荒诞不经的信条背后，实际上蕴含异常深奥隐秘的洞察力，隐藏着极为高级的生存艺术和政治战略。

        在波斯兴起之前的约200年时间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直处在战乱和动荡中。公元前745年，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亚述王国，出现了一个好战的国王，名叫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III），他联合下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王国，对叙利亚、腓尼基和以色列等地区进行了长达17年的征伐，旨在掠夺这些小国的财富，缓解国内的社会和阶级矛盾。从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625年，是亚述王国的霸权时期。公元前722年，亚述王国的军队在新国王萨尔贡二世（SargonII）率领下，征服了以色列国和犹太国，将其人口放逐到叙利亚、亚述和米地（Media）等地。正是这次征伐，使以色列人如《圣经》所说的，总共12个部落，“丢失了10个部落”。

        公元前627年，巴比伦王国与亚述王国决裂，两国开战。公元前614年，巴比伦联合邻近的游牧部落米地人（Medes）同亚述进行决战，米地人攻入亚述王国都城尼尼微（Nineveh），终结了亚述王国的历史。巴比伦帝国的崛起，遭到了地中海世界其他民族的强烈抵抗。这一时期，整个地中海世界变成了一个政治斗争的战场，腓尼基、爱奥尼亚、吕底亚等国组成了联盟，对抗巴比伦帝国。双方都建立和发展了政治情报网络，从事各种政治颠覆活动。公元前598年，以色列王国反叛，翌年遭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的镇压，将犹太祭司、贵族和工匠，合计3023人，带到巴比伦城做苦役。公元前586年，在腓尼基、爱奥尼亚、希腊和埃及等国的支持下，以色列王国再度反叛，结果再次遭到巴比伦的残酷镇压。最终，巴比伦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腓尼基、以色列及整个叙利亚地区都失去了政治独立，被迫向巴比伦纳贡。

        波斯帝国在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地位，是在巴比伦主神马尔杜克祭司集团强有力的支持下实现的。公元前562年尼布甲尼撒国王死后，巴比伦帝国的经济和社会陷入停滞，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据史料所记，曾有石匠们成功地组织罢工，反对由国王和神庙提议的建筑工程。此外，马尔杜克祭司集团与巴比伦国王纳波尼杜斯（Nabonidus）之间发生冲突，影响力有削弱的迹象，反映在马尔杜克神庙连续几年没有举行新年庆祝活动。

        马尔杜克祭司集团通过一种非常规的方法，解决了这一危机。公元前550年，波斯国王居鲁士率军攻取了米地王国。米地人曾经是巴比伦的盟友，几十年前曾帮助巴比伦灭亡了亚述帝国，后与希腊的盟友吕底亚王国建立了长期的同盟关系。从征服米地人开始，居鲁士在政治和战略方面，便得到了巴比伦祭司集团的指导。公元前546年，居鲁士成功地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随即征服了爱奥尼亚诸城市，从而终结了希腊人在地中海东岸这块殖民地的独立地位。公元前538年，马尔杜克祭司集团邀请居鲁士率军队进入巴比伦城，作巴比伦的新国王，废黜了巴比伦国王纳波尼杜斯。19世纪，考古学家在古巴比伦遗址发现的一个石柱上，刻有记述这一事件的楔形文字，写到：

        “马尔杜克，伟大的主，人民的保护神，愉快地看到他（居鲁士）的良好形迹和向上的心。（因而）命令他进驻巴比伦城。在入城的大道上，他们（马尔杜克最高级祭司和居鲁士）并肩而行，如同真正的朋友。他率领的军队像河水一样，难以计数。将士们排列整齐，武器收起。没有任何战斗，他进入了巴比伦城。”

        就这样，巴比伦祭司集团借助于居鲁士的军队，通过和平政变，终结了巴比伦帝国的历史，开启了波斯帝国霸权的时代。与此同时，也延续着马尔杜克祭司集团自己的历史，进一步扩大着它在希腊世界的影响力。

五、柏拉图时代地中海世界的国际政治态势

        从居鲁士开始，波斯政府的行政政策，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原则上是“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事实上，这也是自古以来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从古代的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到近代的威尼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等国共同的对外战略。

        帝国主义的概念虽是近代才出现的，但帝国主义的现象古已有之。列宁虽在《帝国主义论》中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最后阶段”，但不能以此认为，在资本主义之前没有帝国主义。事实上，列宁也曾讲过，帝国主义就是“强盗国家”。而帝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突出地表现在“分而治之”的政策上。“分而治之”的目的，是阻止被压迫、被剥削的弱小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防止其联合起来，组成联合阵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强权。

        居鲁士去世后，刚比西斯（Cambyses）继任波斯国王，正是他在公元前525年率军征服了埃及。公元前518年，大流士（Darius）得到了王位。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反叛波斯，遭到镇压。爱奥尼亚最伟大的城市、泰利斯的故乡米力都城被彻底摧毁，包括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在内的许多知识界人士，流亡到了希腊本土。

        大流士时期，波斯帝国在政治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将帝国控制的广大领土从一个松散的国家邦联，改造成为一个管理严密的统一国家。王国将各地区划分为一个个行省，设置总督，统一货币。由于财政困难，波斯一度急于解决希腊问题。但在两次大规模入侵希腊失败后，波斯便改变了策略，在战略上处于守势，更加切实地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

       柏拉图的时代，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各种理智力量进行火热竞争的时代。柏拉图出生前的几十年里，由于胜利地抵御了波斯的入侵，“希腊民族在理智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获得了气势磅礴、蓬勃向上的发展，科学挣脱了过去孤斋独树、闭关自守的学派枷锁，走上了轰轰烈烈的激荡的社会舞台，这就决定了希腊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诗人们，如欧里庇得斯已开始把科学概念和科学观点吸收进自己的语言中。自然哲学的一般概念，被广泛渗入了包括建筑学、医学、生理学、病理学在内的各个学科。”

        希腊民族在遭受严峻考验后变得成熟起来，进入了成年时期。但随后，希腊世界就陷入了一场巨大的危机之中。柏拉图出生时，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刚进行到第4个年头。这场席卷了整个希腊世界的大战，从公元前431年开始，到公元前404年结束，一直持续了27年。

        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经典时代，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强烈地改变了希腊的国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清楚地说明，这场战争的起因，首先在于雅典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不断向外扩张，试图统治整个希腊世界，从而引起了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国家的担忧。双方各自组成联盟，毅然决然地投入到战争中。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波斯帝国对这场战争的发生负有任何责任，但这场战争本身是符合波斯利益的。到了战争的后期，波斯与斯巴达结盟，直接介入了战争，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战争的进程。

        修昔底德在书中还借雅典流亡将军、著名的亚西比得（Alcibiades）之口，向后人揭示了波斯对这场战争的考虑：尽管波斯与斯巴达签订了盟约，并答应向斯巴达提供资金和海军等方面的支持，但事实上迟迟不愿履约，因为波斯并不想让这场战争结束得太快；对于波斯而言，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任何一方如果统一了希腊，都将成为一个强国，因而不符合波斯的利益；波斯应尽量使这双方都疲惫不堪，在尽量削弱雅典的势力后，再对付伯罗奔尼撒人。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柏拉图23岁，已经正式跟随苏格拉底学习了3年，是苏格拉底最亲密的学生之一。战后的希腊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大为削弱。但由于波斯帝国衰落地更为急速，危机重重，明显地走下坡路，因而，希腊世界整体上仍对波斯占有一些优势，仍有向其进攻的力量。

        但雅典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后，国内政治环境急剧恶化，人文主义集团受到残酷的迫害。公元前399年，年已70岁的苏格拉底被控亵渎神灵、腐蚀青年，被判处死刑，服毒自尽。这是世界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政治谋杀事件之一。苏格拉底去世后，柏拉图等人文主义者纷纷离开雅典。这个时期，地中海世界的国际政治态势极为复杂，存在着多重战线的斗争。对于柏拉图所领导的希腊世界的人文主义集团而言，最危险的敌人，还不是波斯帝国和马尔杜克祭司集团，而是他们在希腊世界的政治代理人。

《台湾大选中的经济因素分析》

王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经济因素是影响台湾大选的众多重要因素之一。不过，经济议题十分广泛，对大选的影响过程十分复杂，不同的经济因素、不同的经济议题对大选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然而，在台湾过去三次大选中，经济因素未构成影响大选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完全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但不可否认，经济问题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选民尤其是中间选民与经济选民最为关注的议题，是影响他们投票意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一、宏观经济形势对大选的影响

        宏观经济形势好坏或者说经济大环境对大选有着重要的直接影响。如果经济形势恶化，经济增长大幅下滑或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自然对执政者的争取连任是一大考验，胜选机率降低，对在野党而言则是夺取政权的好机会。如果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呈现“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特征，民众收入显著增长，民生大幅改善，则绝对有利执政者的连任。就目前台湾宏观经济形势观察，呈现较好的中速增长态势，在去年增长10.8%的基础上，2011年仍有5%左右的中速增长，对争取连任马英九而言是一个较理想的经济发展状态。失业率也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从2009年的5.9%降到目前的4.5%左右，并力争在年底前降到4%以下，改变了马英九上任之初高失业与就业困难的局面。物价虽然呈现增长状态，但仍属温和增长，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此，目前台湾宏观经济形势与经济发展现状，相对有利马英九的选情，民进党在经济上“打马”的着力点不足。

        不过，台湾经济形势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大，未来半年之内仍存在诸多变数。最近以来，美国债务评级调降引起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担忧与国际股市大跌，进一步增加了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日前台湾“主计处”鉴于国际经济形势调降今年经济增长率，由原预计的5.08%降5.01%。如果国际经济形势恶化，欧美债务危机扩大，对台湾经济、股市、汇市将生产重大影响，若马当局应对不力，就可能冲击马英九的选情，从而为在野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提供机会。

        尤其是外部因素对台湾金融市场（股市与汇市）有重要影响，若在大选前关键时刻发生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就会影响到选情。目前，台湾约有880万股民（约为选民人数1700万人的一半以上），若选前出现股市持续大跌，投资者或股民的利益受损严重，就可能改变投票意向（不投票也是一种影响）。

        二、候选人财经政策对大选的影响

       候选人的财经背景与财经政策主张，对选民投票意向与大选结果有重要影响，尤其是作为中间选民和经济选民观察候选人与决定投票对象的重要依据。在上届台湾大选中，民众对民进党执政后经济形势逆转的忧虑、对国民党过去执政“经济成就”的感念、对马英九提出“六三三”经济发展设想与“（经济）马上好”的强烈期待，对选举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是马英九赢得中间选民与经济选民的关键所在。

         新一届台湾大选，马英九与蔡英文的财政主张还没有完全出台（未发表“财经政策白皮书”），但可以大致观察到“双英”财经政策主张的方向与差异。马英九以“黄金十年”作为未来台湾经济发展的远景与方向（尚未有具体明确的方案），重视经济的长远发展。“稳健、务实、开放”是马英九财经政策的基本思路，尤其重视大陆经贸政策的开放与两岸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的重要性；产业政策以“六大新兴产业”与“四大智慧产业”为主；财税政策以公平、轻赋（降税）为主，增税为辅；在环保与经济发展问题力争平衡处理，尽量不因环保问题影响经济的发展，但也不忽视环保问题。

        相对的，蔡英文的经济政策主张有很大不同，基本上是“反商”的，明确提出反对“（经济）成长挂帅”，反对“出口导向”；主张发展“在地经济”，要翻转“重工轻农”政策，有明显的“重农主义”色彩；在环保与经济发展问题上，强调“环保先于经济”，“环保重于经济”，因此强烈反对在岛内发展石化产业、反对核能建设，提出“核四兴建不商转”与“2025年实现非核家园”主张；在两岸经济合作及对外经济关系上，强调以国际框架（重点是WTO）处理两岸经贸关系，主张抽象的“由世界走向中国（大陆）”，反对直接与大陆的经贸往来与两岸合作框架，反对与抵制ECFA，认为台湾经济不能过度依赖大陆；在财政政策上提出平衡预算，提出不动产交易税制改革，对投资性质的不动产交易所得（非自用住宅）逐步实行按实际交易价格征税，但没有完整配套的财税与社会福利政策。

        从马英九、蔡英文的财政政策比较看，马英九重视经济发展，重视两岸经济合作，对经济选民有一定的吸引力，在选举中相对较具优势；蔡英文的经济政策思维与主张具有明显的“重农主义”及“反成长”、“反商”、“反ＥＣＦＡ”与“反全球化”的色彩，较为空洞与抽象，对经济选民缺乏吸引力，在选举的经济议题上居于劣势。但马英九被贴上“执政无能”标签后，会影响弱势经济选民对马英九的支持。

        另外，马当局未吸取“六三三”选举政见未兑现受到攻击的经验教训，日前又提出年底前实现经济发展的“五四三二一”政策目标，若不能顺利实现，又将成为选前关键时刻民进党攻击的重要把柄。

        三、选民经济民生感受对大选的影响

        经济形势或经济因素对大选的影响，更重要的表现在选民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对利益分配的认知与对民生的直接感受上，而不仅仅是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

        目前台湾经济形势与重要经济指标在全球范围内均属较为理想状态，但台湾民众的期望值较高，承受经济压力的能力较低，因此对经济现状并不满意，抱怨甚多。从民意调查与台湾民众的直觉感受观察，台湾民众并不十分满意台湾经济形势表现，认为工资偏低，收入增长缓慢，物价偏高，实际失业率仍高，生活压力大，贫富差距扩大，因此被称为“经济无感”或“复苏无感”，即普通民众认为他们没有直接感受到经济成长的好处，没有明显感到自己生活的改善。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台湾4%的失业率，与欧美发达国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10%左右失业率相比，属于低水平，即使大陆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也超过4%，实际失业率更达8%。台湾的工资增长放慢，这是台湾经济步入成熟阶段与发达经济体的普遍特征，不能与大陆上升时期的工资增长速度相比，就绝对值而言，大陆的工资水平与台湾有很大差距。台湾人均GDP接近2万美元，属于中上水平。台湾的财富分配与贫富差距在扩大，但台湾基尼系数只有0.35左右，依国际标准属财富分配平均状态。显然，台湾民众对经济增长“无感”与对民生现状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党有意扭曲与媒体误导造成的。民众的这种“无感”认知对马英九的选情不利，但这并不表示蔡英文会借此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期待，因为民进党过去执政的经验是比“经济无感”更糟糕的经济衰落。蔡英文空洞不实的经济政策主张与治理能力也受到选民的质疑，因此很难在民生议题上得分。

        另外，与民生与贫富差距相关的经济利益分配对大选有重要影响。经济利益分配涉及税收、工资、收入差距等多方面，主要与执政党与当政者的政策有关，对马英九的选情相对不利。马当局调升公务员工资，虽然会得到公务人员的肯定与支持，但却引起更多的非公务人员的不平与不满意；马当局决定提高基本工资5%，却引起工商企业阶层的不满，认为增加成本，削弱竞争力，同时因提高工资幅度与劳工阶层的期望有差距，也未获得劳工阶层的肯定，而是表达了不满。民进党善于观察民情，蔡英文主打贫富差距、失业与弱势经济群体议题，而且认为马当局在施政上更照顾大资本家、工商集团利益，而忽视劳工与农民利益，也制造矛盾，增加民众对马当局的不满。在这一问题上，马英九相对被动，对连任较为不利，在野的蔡英文则较为主动，相对有利。

        四、财政赤字与债务危机对大选的影响

        以希腊为首的欧洲五国债务危机与美国债务上限政治争议，也让台湾的债务问题浮上台面，受到关注。目前，台湾的财政与债务问题也十分突出，成为影响大选的重要因素之一。台湾在法律上规定了政府借债上限，即“中央政府”债务（指未偿还余额）占前三年GDP平均比例不得超过40%，“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计债务占前三年GDP平均比例不得超过48%。然而，台湾实施民主政治之后，由于财政支出不断扩大，预算外的“特别预算”不断增加，而财政收入增加有限，导致政府不断举债来满足施政与建设支出需要，于是政府债务不断增加，财政形势持续恶化。依台湾“财政部”出版的《财政统计月报》统计，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第一年，“中央政府”债务首次突破2万亿元（2.4万亿元），较上年大幅增加1.1万亿元，如此大的增幅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2003年首次突破3万亿元，到下台前的2007年增加到3.7万亿元，即民进党执政八年，“中央政府”债务增加了2.4万亿元。马英九上台执政后，遇到前所未有的国际金融危机与“八八大水灾”，政府支出持续扩大，而税收却出现短缺，不得不大量举债，马英九执政三年来借债超过4000亿元。预计到今年底，台湾“中央政府”债务将接近5万亿元（4.9万亿元），与马英九上台时的3.7万亿元相比，债务净额增加了近1.2万亿元。到2010年底，“中央政府”债务占前三年GDP平均比例为34.4%，已逐步逼近“中央政府”举债上限40%的临界点；“中央”与地方政府1年以上债务达到5.25万亿元，占前三年GDP平均比例达39.2%。

        事实上，台湾“中央政府”债务远不止4万多亿元，而是其数倍之多。台湾“立法院”预算中心估计，包括潜藏债务及“非营业基金”举债等，合计债务总额达13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台湾GDP总量。更有学者估计，若加上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台湾各级政府债务总额将超过20万亿元。可以说，今天台湾当局已是债务累累，到了爆发债务危机与政府破产的边缘。

        蔡英文看准国际社会对债务危机议题的关注，开始主打财政与债务议题，直攻马执政弱点。蔡英文推出“十年政纲”第一个政策便是“财政与税制”，批评马英九执政后财政赤字不增加，政府债务扩大，三年债务超过民进党执政八年的债务，是“债留子孙”，并提出如果民进党重新执政，力争四年内财政减半，八年实现零赤字，而且要推动不动产交易价格登记制度。面对蔡英文的财政与债务攻势，马当局则给予回击，强调台湾财政稳健，债务在合理水平范围之内。但不可否认，执政的马英九在这一问题上面临较大压力，陷于被动，蔡英文则相对主动，对选情较为有利。

        五、农民问题对大选的影响

        农民问题不仅是农业与农村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在全球如此，台湾更是如此。农民问题很难有一套理想的解决办法。台湾农民问题涉及非常广泛，目前的争议就有农地征收问题、用水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地层下陷问题、农舍建设问题、农产品征收问题、农产品价格与滞销问题、农民福利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非始自今日，但却因偶发事件被炒热，因选举而敏感，常常会被政客利用，从而很可能成为影响本次大选的重要因素之一。

        去年国民党执政的苗栗县爆发大埔征地农民抗争事件，弱势的农民受到全社会关注。今年以来，农民问题又接二连三的爆发，进一步增添了农民问题对大选影响的变数。７月中旬，“台湾农村阵线”、“捍卫农乡联盟”等数十个农运与社运团体及各地“反征地自救会”，发动数千农民齐聚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开展游行抗议活动，高呼“反圈地！反抢水落石出”，并提出三点诉求：第一，立即修正土地征收条例，反对政商与农抢地；第二，要水资源分配正义，反对政商与农抢水；第三，还我粮食自主安全，反对忽视台湾农业。这一事件让农民问题再次受到广泛关注。

        就在农民抗议土地征收问题的同时，台湾又出现了严重的香蕉与木瓜等农产品滞销问题，价格一落千丈，蕉农、瓜农忧心忡忡，引起更多人对农民与农业问题的关注。马当局不得不多次南下考察，接近农民，听取农民声音，并迅速采取多项保护农民利益的措施。但能否迅速见效，让“绿大于蓝”的农民群体支持马英九，则存在疑问。农民抗议游行活动与农业议题炒热之后，已影响到农民对双英的支持变化。民进党民调中心主任陈俊麟表示，农民事件重挫马英九在南台湾与农民中的支持度，而蔡英文在云嘉南、高高屏等农业县领先马英九的幅度已由15％扩大到20％。短短数日之内，马英九的支持率由41.2％下降到37.3％，下降了三点九个百分点，换成选票为73万张，等于马英九失去了一个屏东县的选举人口。

        目前台湾农（渔牧）户为75万户，约300万人，占台湾总人口的13.2％（2008年）。在双英选情呈现五五波及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农民抗议活动与农民产品滞销问题等“三农”问题大大升高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与政治性，300万农民选票的流动对选举结果有着重要影响，可能冲击马英九的选情。

        六、环保争议事件对大选的影响

        台湾环保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尤其是马英九上台执政三年多来，在执政过程中，发生多起有较大争议的环境事件，其中包括“中部科学园区第三期开发争议”、“台北202兵工厂改建生技园区争议”、“国光石化争议”、“核四”争议、“六轻”火灾污染与环保赔偿等。

        参与环保运动的群众与过去有较大不同，从过去以环保人士与绿营人士为主逐步发展到包括曾经支持马英九的蓝营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并成为岛内“不满马”或“反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马英九满意度下降与支持率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如马当局计划将台北202兵工厂改建为生技园区，引起包括张晓凤在内的许多蓝营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甚至变为“批马”政治议题，环保运动变为“反马运动”。同时，在彰化县兴建国光石化项目的争议持续升级，抗议活动不断，迫使马当局宣布停建彰化县“国光石化投资项目”，虽然有助于环保运动的压力，但却引起工商界的不满与失望。不可否认，马英九上台后的多起环保争议事件及环保人士对马当局环保政策的不满，当然对马英九的选情不利。相对的，蔡英文坚持民进党“环保重于经济”的理念与主张，是强烈的环保主义者，明确反对兴建“国光石化”，反对“核四商业运转”，因此会获得环保团体与人士的广泛支持。

        七、两岸经济关系与ECFA对大选的影响

        两岸经济关系议题不论视为两岸议题，还是视为重要的经济议题，都对台湾大选有重要影响。就作为经济议题而言，两岸经济关系与经济合作对台湾经济发展与兴衰至关重要。

        目前马英九选情最有利的集中在两岸关系方面，其中两岸经济关系与两岸经济合作颇为重要。马英九在两岸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未来会延续务实、开放的政策，推进两岸合作。

        相对的，两岸经济议题是蔡英文的弱点，对蔡英文的选举有关键性影响。蔡英文在坚持民进党“台独”路线与“反中”立场下，坚决否定与不承认“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最大风险。在此原则与立场下，蔡英文一直攻击马英九的两岸经贸政策是“卖台亲中”，反对两岸经济合作，反对台湾经济过度依赖大陆，主张“公投ＥＣＦＡ”或反对ＥＣＦＡ，主张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路线图是“从世界走向中国”。蔡英文的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政策主张，让关心两岸关系发展与两岸经济合作的选民忧虑，不敢轻意投票支持蔡英文，也成为影响蔡选情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其中就台商这一群体观察，目前大陆台商组织积极参与筹设台商后援助会支持马英九，但没有台商或台商组织公开支持蔡英文，显示与两岸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台商群体多数支持马英九，对马的选情较为有利。

结　论：

        讨论台湾大选中的经济因素，就涉及影响大选的主要因素问题。影响台湾大选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蓝绿基本盘”（包括政党力量）；二是“中间选民”；三是候选个人形象与魅力；四是两岸关系；五是经济形势；六是偶然因素（如类似党内分裂、枪击事件、重大腐败案件等）。可见，经济因素只是影响大选的诸多因素之一。这些因素相互交错，相互影响与制约，共同决定选举的最后结果。不可否认的是，经济议题与每个选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与其现实生活相关，始终是选举的基本议题与重要议题。但就过去台湾大选结果的经验观察，似乎偶然因素才是决定性因素（2000年因国民党分裂及连宋相争让陈水扁当选、2004年因“319枪击案”让陈水扁连任、2008年因陈水扁家族腐败弊案让马英九当选），但偶然因素的背后仍有一个“蓝绿基本盘”因素。如果蓝营或绿营基本盘绝对大，偶然因素的影响力就会下降，偶然因素只有在“蓝绿基本盘”较为接近或选情接近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作用。

        经济因素在大选中究竟会发生多大影响，难以具体量化与得出准确的结论。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因素在大选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如果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民众对经济现状非常满意，则对执政者的连任的很大帮助；相反，经济形势恶化，民众抱怨连连，执政者连任的几率降低，在野党上台的可能性增大。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与物价大幅上涨情况，执政者又无法很好的解决，执政候选人的连任困难增大。问题是现实的经济状况不是极端的繁荣或衰退，而是，既使有好的一面，也有困难的一面；既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这使经济形势对大选的影响变得相对复杂，不易判断，但却不容否认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就明年初大选观察，若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投入大选，又将形成“泛蓝分裂选举、蔡英文渔翁得利”的局面，蔡英文胜选的机率增大，偶然因素或政治因素再次成为影响选举的关键，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大大降低。这就是台湾大选的特殊性与怪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