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金融风险防范与控制》

王元龙

（贵州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其整体特征是：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必然伴随着金融发展的新常态：首先，金融发展速度新常态；其次，金融结构新常态；再次，金融创新的新常态；第四，金融风险管控的新常态。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风险源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地方政府性债务、房地产等领域形成的银行信用风险和影子银行风险；而从中长期来看，金融风险源则要高度关注企业债务率过高、流动性结构失衡等问题。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要特别关注重点领域的三大金融风险：产能过剩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和房地产市场风险。

        在新常态下，应继续贯彻和执行这些原则和措施，这是能否有效防范控制金融风险的关键所在：推进金融改革中的风险防范，加快完善金融监管体系，重点领域金融风险，防范风险的操作性原则，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主要特点与走势》

姜跃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保持温和复苏态势。美国经济“低开高走”，日本经济再陷衰退，欧元区经济停滞不前。新兴市场经济增速继续放缓。由于美欧日经济增长严重分化，货币政策迥异，今后可能进入高美元时代。

        美国经济“低开高走”，有望再次成为全球经济领跑者，目前世界各大主要金融机构纷纷看好美国经济前景。从目前美国经济恢复看，可以看出本轮美国经济的驱动力主要是科技创新、油气革命、消费复苏、制造业回流、房地产复苏等内生性因素。

        欧元区经济持续低迷，增长前并不乐观。尽管欧债危机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但欧元区整体经济依然十分脆弱。欧元区经济陷入停滞的短期因素是乌克兰地缘政治危机导致欧元区投资不稳定和外需下降。从中长期看，解决欧元区经济整体乏力的关键仍然在于结构改革能否取得根本性进展，当前的宽松货币政策有助于缓解欧元区通缩压力，并促进经济增长。即便如此，由于部分成员国对结构改革的政治支持力度不强，在中近期内，欧元区经济增长难有起色。日本经济再陷衰退，安倍经济学面临考验，内需严重萎缩是陷入衰退的主因：一是提高消费税导致需求严重萎缩、二是量宽政策没有拉动内需增加、三是日元贬值并未出口明显增加。

        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放缓，但各国增速分化态势明显。新兴市场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货币贬值和资金外流，新兴市场面临的突出问题货币贬值和资金外流，为阻止货币持续贬值，缓解资本外流压力和控制通胀，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土耳其等国央行均已加息策略，但利率上升进一步制约经济增长，预算赤字较高限制政府财政政策空间，部分国家被迫启动结构性改革，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形成拖累。

《美国经济的喜和忧》

 ——2015展望

陈宝森

（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2014年美国经济跌宕起伏，联储决策者预期全年经济增长将在2.3%到2.4%之间。在此背景下，美国经济学家和企业界对2015年的前景普遍乐观。认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美国经济将不仅一枝独秀，甚至可以腾飞。他们的乐观看法有以下一些依据：首先是美国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第二，从GDP最终实现的四个组成部分看，消费者信心在提高；第三，从市场的情况看，楼市在逐步回暖；第四，从股市看，2015年美国仍有望引领全球，从汇市看，2015年美元将明显走强。

        在乐观情绪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各方面的报导也提出若干引人担忧的问题：首先是全球石油燃气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价格暴跌以及美、俄、沙特围绕油气价格的大博弈，有使美国页岩气繁荣走向反面，陷入危机的风险；其次，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能否软着陆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最后，美国经济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如得不到解决，要想让美国经济腾飞将很困难。

        总之，在美国经济步履蹒跚地经过将六年的调整之后，周期下降的不利因素得到逐步化解，这将促使美国经济向好，2015年经济增长好于2014年达到3%以上是可能的。

《中美经贸关系呈现出三大转变》

周世俭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增速超过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速。进入新世纪以来的14年间，中国成为了美国商品出口增长最快、增量最多的大市场。从2010年起，中国已成为美国海外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不仅是大豆，还包括小麦、玉米、牛羊猪肉和禽肉。中国的人口还在增长，耕地在减少，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这三大因素决定了中国是美国农产品长期、稳定和可靠的大市场。

        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增速超过了美国对中国投资的增速。伴随着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两国相互投资规模日益扩大，中国日益壮大的大市场对美国资金产生了强劲的吸引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显示了赴美投资的积极性。美国拥有健全和透明的法治环境、先进的技术、训练有素的工人，充足而廉价的能源供应、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一流的研发能力，最重要的是有着庞大的消费市场。而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需要世界的资金来支撑美国的复苏乃至繁荣。双边投资协定是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成一个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将有助于中美两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提高两国经济贸易合作的质量，将迈出建立中美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人民币化被动为主动，加快国际化步伐。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广为流行。2008年11月在华盛顿举行的20国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促进国际货币储备多元化”，此后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国际界重大话题。中国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第一步，大力推进人民币与外币互换；第二步，目前境外人民币规模加速扩大，离岸人民币存款已达2万亿元，银联卡已在142个国家和地区使用，特别是在欧美发达国家；第三步，积极推进设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第四步，积极推进人民币与硬通货直接兑换，无需通过美元；第五步，到2014年10月底，人民币已被50个国家和地区纳入了国家外汇储备；第六步，中国力争在2020年底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SDR）。

《浅议智库九能》

李云林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

        智库是中华智囊与西方思想库的合璧译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将能力不足列为新时期全党面临的四种危险之一。在“中国梦”的圆梦征程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肩负着集智聚力、资政启民的重要使命，加强智库能力建设关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智库要打造成全球的高端一流，九种能力恐难或缺。

        其一，能观世。智库观世，当持正确的观世之观，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唯物史观、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和统领，结合观大局、实情、数据及史实的实际需要，与时俱进，求实创新，形成具有智库特色的观世之观，即智观。其二，能识势。智库能识势，须常思

        常悟，集众之识，积成能洞悉大势的智库识势之道，即智道。其三，能求是。智库能求是，须在此统领下形成增强探求规律能力的专业化、聚像化智库求是之理，即智理。其四，能预示。智库能预示，须集各类预测方法之大成，形成能预观、预识、预求的智库预示之术，即智术。其五，能谋事。智库能谋事，须汇智观、智道、智理、智术之成，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谋与智、谋与势、谋与断等传统论述，秉持问题、成果、致用导向，完善谋设、谋议、谋证、谋划等谋事程序，形成能实谋、大谋、准谋、先谋、利谋的体系化智库谋事之论，即智论。其六，能阐释。智库能阐释，须形成既面向决策、又面向公众的“双向”阐释之规。其七，能探试。智库能探试，须闯出一条能探新、试新、革新的探试之路。其八，能聚士。智库能聚士，须建成能引善用智、谋、贤、名之高端人才的聚士之制。其九，能拓市。智库能拓市，须形成能扩大影响力、增强竞争力的拓市之略。

《应该积极发挥税收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

杨宜勇　池振合

（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池振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居民消费不足是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消费不足则是由住户、企业和政府的收入分配格局偏向于政府，政府收入增加挤压居民收入所造成。税收是政府获得收入的主要途径，所以现行不合理税收体系是导致居民税负较重，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未来应该逐步降低流转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提高收入税和财产税等税种的地位，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税收体系，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长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中国以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维持，应当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实现经济结构升级。

        高速经济增长没有带动居民消费的相应增长，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住户、企业、政府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偏向于政府和企业，而再分配则使得企业收入向政府转移，进一步增强了政府在最终分配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于住户和企业而言，政府收入的过快增长是导致居民收入增速偏低，引起居民消费不足。除了收入分配格局偏向于政府而抑制了企业和住户收入增长，制约居民消费增长，引起居民消费不足之外，仍然还有其他因素引起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也是导致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税收是政府挤占居民收入，制约居民消费提高的主要途径。中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容易产生税收转嫁，提高消费者购买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降低了居民消费。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体系中所占比重过低，限制了收入在分配能力的发挥。与此同时，我国个人所得税税负主要由中低收入者负担，降低了他们的可支配收入，限制居民总消费增长。财产税收入占税收体系比重过低，并且遗产税和赠与税没有开征，不利于总消费扩大。经济新常态下，应该对中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收体系进行改革，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税收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提高居民消费，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希望制造业的“心脏病”能被治愈》

实 践

（本期嘉宾研究员）

        现在中国经济的总态势是下行的。一组数据是2014年下半年以来我们的工业增速在急剧下滑，8月份竟然出现金融危机以来工业增速最低的速度6.9，以至于海外媒体发表文章，标题是“中国怎么了”。另一组数据是发电量。我国发电量更是急剧下降，1-11月增速是3.1，而2013年1-11月的增速是7.9。经济增速在下滑，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我们要允许经济增速下滑。

        当然，我还是愿意相信到2030年左右，中国的GDP总量将赶上美国，但这是量，而不是质。质量质量，质在第一，量在第二，大家不要以为世界第一就好。我们2013年的水泥产量24.2亿吨，占全世界水泥产量的73%，2014年钢厂出口将达到8560万吨，加上其他钢的配件总共是1.05亿吨。但我们牺牲的却是我们的空气和环境。

        我们在质上存在很大问题。比如，中国海陆空运输工具的发动机都是外国的。我们必须下决心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下大力气把经济从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从粗放型转为效益型。下大决心把汽车、飞机、军舰、远洋货轮等的发动机都改成中国制造。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逼着企业爬坡，这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希望。

《根治快递服务之“顽疾”》

董鹏　陈毅

（董鹏，卡莱（梅州）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计划部企业战略研究员；陈毅，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

        电商“井喷式”的发展给我国快递行业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快递行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为电商注入了活力，让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然而，快递行业由于网点布局不够合理、运营成本较高和服务水准参差不齐，与客户的期望相悖。此外，由于我国快递市场上普遍存在违规操作现象，据估计平均每年损失价值约2000万元。这一顽疾既损害了用户的合法权益，也损坏了快递行业的声誉，如不得到根本解决，将会严重阻碍快递业的可持续且健康的发展。

        快递的消费者投诉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快件延误；2．快递丢失及损坏；3．服务质量差；4．入行门槛低，市场秩序混乱；5．监督、监管体制不够完善。

        对于存在的问题，应当从服务的广度、深度、适度三个方面不断开拓完善。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的进行切入：1.加强监管力度，细分行业标准；2.合理强化各快递公司间的协作，提高配送效率；3.提升消费者维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4.建立科学流程，提高客户满意度；5．推进品牌建设，创新发展战略。

        总之，快递行业要健康成长，离不开外部的约束和内部的改善与提升，而内部的改善，也就是企业的创新力，这才是最根本的核心竞争力。行业和市场的监管与内部的提升缺一不可，既要加强、加快市场监管体系的建设，也要完善企业自身的规章制度等，实现二者的统一。只有二者相互协调、外部力促进内部力，内部为了适应外部的压力而不断地改善，从而实现内力与外力的协调发展，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这样快递企业才能顺应时代潮流，应市场需求而生，适市场竞争而存，保持基业长青。

《国际背景下的中国核心价值观塑造：一种初步阐释》

林海虹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当前国际政治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当前国际政治的底色仍未脱丛林政治本质；但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和新兴国家崛起，使各种国际规范的重要性日趋增强。基于这一背景，中国的国际核心价值观应是义利兼顾，实现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统一。

        与此同时，国家间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加，由此使得各国不得不共同尊重某些国际行为规范，并遵从某些共同认可的国际关系原则和理念。这主要来自两大历史动力的推动。从经济角度看，这主要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推动。从政治角度看，则是国际力量对比“南升北降”趋势加紧，由此使维护和平力量，日趋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国家使用赤裸裸的武力达到自身目的越来越困难，因此日渐转向利用强势话语霸权，借助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等诸多道义幌子掩盖其利益追求。中国是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崛起中大国，这种国际处境决定了中国的核心价值，是追求权力与权利的统一。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7月4日访韩演讲中，明确提出“正确义利观”概念，认为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这种义利观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强调爱国主义价值，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主持国际正义，设法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树立有感召力的国际形象。中国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涉及国家、民族大义等原则性问题上寸步不让。中国的国际价值观应更加强调维护世界公平正义，致力于塑造国际秩序新秩序。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升，中国日趋从地区性大国转向全球性大国，这种角色转变，逼迫中国提出自己的治理世界理念，并用这种创新性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对外行为，并为世界勾画发展蓝图。总体看，不管这套国际价值观具体内容有哪些，但总体原则应是刚柔兼济、义利兼顾，使其既可保障中国获得更大国家利益，同时也赢得应有的国际声望。

《台湾养老保险制度现状、改革方向及启示》

王建民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台湾养老保险制度不断改革与进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险与退休金制度，但对军人、公务员、教师、劳工、农民与其他公民等实施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即实施“多轨制”。在人口老化加快与养老基金巨大财务压力下，台湾当局积极推动新一轮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改革的核心是从目前“少缴、早退、多领”改为“多缴、晚退、少领”，并逐步缩小不同职业与群体的养老标准，建立更完善与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台湾养老保险制度主要包括两大块或两个层次。一是社会保险（台湾称为“法定公共年金”即基础年金），二是法定职业退休金（职业年金）。台湾劳工养老保险（年金）制度包括了劳工社会保险与劳工退休金两部分。台湾军公教退休养老保险制度包括两部分。一是法定公共年金即军公教人员的社会保险；二是职业年金即包括军人、公务员与公立学校教师等在内的法定职业退休金或退抚金。“国民年金”主要是针对未参加公保（军工教）、劳保（劳工）等社会保险与缺乏社会保障或没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民众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简称为“国保”，相当于大陆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险。台湾农民也有相应的年金保障制度，包括了农民健康保险与老农津贴两部分，均属法定公共年金，尚没有法定职业退休金。

        台湾尽管建立较为完善的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历史与制度本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养老保险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包括各类社保基金财务压力增大、不同职业与群体保障不均等。为改变上述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完善与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尤其是解决面临的社保基金巨大支付压力问题，台湾当局积极推进相关制度的改革。台湾这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力度大，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对大陆目前推进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