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俄罗斯形势》

冯玉军　李东　蒋莉

（冯玉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李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蒋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与西方的博弈由“暗斗”转向“明争”，俄西关系急剧恶化，中短期内难以“重启”。俄接纳克里米亚入俄、支持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及马航MH17坠机等事件引发西方对俄经济制裁，美欧制裁瞄准俄经济核心领域，重创俄经济发展根基；国际原油价格一跌再跌，直接冲击俄财政支柱；经济结构痼疾难消，发展模式难突破。俄虽表面强硬，但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滞缓的经济增长使其底气不足，经济发展陷入内外交困窘境。

        西方还对俄实施全面外交孤立，俄主导的欧亚一体化也遭受重创，欧亚经济联盟前景不容乐观。此外，西方又乘胜追击，进一步挤压俄战略空间，加强与原苏联国家的军事政治合作，并给予其资金支持。为摆脱困局，俄“东进南下”，强化与中国、朝鲜、越南等亚太国家关系，积极与土耳其、埃及、印度、巴西、古巴等中东、拉美传统伙伴国展开合作。此次外交战略“东移”是俄罗斯对抗西方的筹码还是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对美欧的彻底失望还是暂时冷淡，是规避地缘政治风险的权宜之计还是立足于俄未来稳定发展的长远之策，我们还需进一步观察。

        俄罗斯国内政局总体保持平稳，普京控局能力较强，“收复”克里米亚使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普京支持率保持高位。但同时，俄内部不确定因素增多：俄反对派趁势向普京发难；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操控失当可能危害政局稳定；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反腐任务十分艰巨；北高加索地区恐怖活动有所反弹，反恐形势不容乐观。为应对国内的挑战，普京在内政领域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政权党”改革，巩固执政根基；调整人事布局，确保政权稳定；强化反腐力度，显示反腐决心；努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存款保险制度推出与中小商业银行的应对》

王元龙

（贵州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经过长达21年的酝酿之后，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即将正式推出。央行于2014年11月27日召开系统内的全国存款保险制度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研究部署于2015年1月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2014年11月3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全文公布《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将借鉴有限赔付、差别费率和早期纠正机制等国际存款保险制度实践中较为成熟的做法，赋予存款保险机构（即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职能，包括适度的风险监测和风险处置职能，强化对制度参与各方的激励和约束。我国正在进行一系列金融市场化改革，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将成为改革中的关键一环，将为推进利率市场化、深化商业银行改革创造平稳运行的条件。

        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将对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对中小商业银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是有助于提升中小商业银行的信用度；二是有助于增强中小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三是有助于促进中小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市场化；四是为中小商业银行区域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存款保险制度实施之后，在“存款搬家”和成本增加等方面对中小商业银行的不利影响。存款保险制度的正式推出，中小商业银行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遇。所谓严峻的挑战，即：短期内中小商业银行将面临存款流失和流动性风险，将承受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所谓难得的发展机遇，即：在外力高压之下倒逼中小商业银行加快转型，提高核心竞争力，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此，中小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加强资本管理，建立持续有效的资本补充机制，保持资本充足率达标，持续提升资产质量，加强流动性管理，改善内控管理。同时，还要增强负债端竞争力，加强品牌建设和宣传力度，把握机遇拓展机构。

《管控服务业开放风险,服务开放合作大局》

关秀丽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

        2013年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旨在探索管控大国服务业开放风险的基本制度框架，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必要条件。对外开放并不只取决于中国自身，需要双向意愿：谈判应采取对等、渐进、逐步、区别的原则,秉持“技术放开、市场充分竞争、保护国家制度、主动推进规则合作”,切实提高产业竞争力、治理水平、以及参与和制定国际规则能力，以管控市场开放和规则对接可能带来的冲击。服务业开放对内是放开，取消资本的身份限制，回归资本的本质属性；对外是开放，坚持对等、渐进、逐步、区别的原则；重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同时，助力服务业“走出去”提升制造业对外投资竞争优势；加快资金“走出去”助力中国塑造合作规则，把握战略主动。

        服务业开放带来的调整并不构成系统性风险。不同的市场参与主体可能孕育不同能级的潜在风险，如产业、市场、开放、体制机制和规则等方面。但归结起来，大多与市场风险和规则风险相关：产业发展滞后，竞争力不足就蕴藏着最大的风险；法律体系、制度环境、政策措施是否配套等也蕴藏着潜在风险；在如何善用国际规则、参与构建贸易投资新规则等方面则面临挑战；还要注意可能蕴藏着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服务业开放从市场和体制角度提出了如何与国际标准对接的命题：要推动制造业集聚发展，拓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加强服务业开放的法律法规建设，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防控风险。同时，要积极引入高端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更加注重国家经济安全，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努力构筑现代服务业竞争优势。最后，还要提升治理水平，为防控服务业开放风险把好总开关，并把握战略主动，推动国际和地区的规则合作。

《亚太自贸区路线图与前景》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6年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这是与会21个成员的共识。时隔8年，2014年11月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的APEC峰会，不仅正式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而且确定了路线图和时间表。亚太自贸区路线图行程清晰、循序渐进、目标明确。亚太自贸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沟通四面八方、连接五湖四海。

        “一带一路”曾是中国同中亚、西亚、南亚、东亚、东非、欧洲等地区进行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进入21世纪，“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亚太自贸区进程和互联互通相辅相成，而实现互联互通的关键之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是2014年北京APEC峰会的一项重要议题。此前，中国先后，签署了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协议、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协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

        近两年来，中国还表示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优先部署联通中国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等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此外，中国还许诺向相关国家提供培训名额和捐款，支持这些国家的能力建设和专家队伍的培养。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健康发展和市场不断扩大，为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越来越大的商机。亚洲双边、次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迅速增加，亚洲区域合作呈现碎片化趋势。而APEC2014年北京峰会通过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绘制了面向未来的亚太一体化的发展蓝图。

《危机后的日本对东盟经济外交》

汤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是日本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日本对东盟的经济外交既是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内容，又服务于日本经济外交整体。历史上，日本在东南亚经营时间长、基础深，对该地区的经济外交颇具特色。

        金融危机以来，基于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再次加大对经济外交的重视程度，对东盟的经济外交亦呈现出新的特点，并取得新的成果。日本再度强调经济外交的原因可以从日本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以及美日、中日关系等外部因素的变化中寻找，大体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受金融危机影响，日本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第二，受少子老龄化加剧影响，日本国内市场萎缩，内需严重不足；第三，受美国高调加入TPP 谈判影响，日本被迫调整地区经济合作战略；第四，受中日政治关系恶化影响，日本对华经贸关系严重受挫。随着日本提高对经济外交的重视，其对东盟的经济外交亦随之深化。在开展对东盟经济外交的具体实践中，日本一方面根据整体经济外交战略部署，将对东盟的经济外交纳入“大战略”范畴，配合日本整体经济外交战略的实现；另方面根据日本与东盟经济发展的实际，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策略。

        2012年8月，日本-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制定双方“战略经济合作路线图”。该路线图详细列举了未来10年日本强化与东盟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显示出日本未来开展对东盟经济外交的重点领域，共包括三大部分：一是促进东盟及东亚地区的市场统一；二是强化产业合作，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是促进经济增长及提高生活质量。日本对东盟的经济外交显示出了新的特征：一是扩大资源领域投资，确保资源稳定供给；二是构建日居高端的地区产业链，利用东盟大市场弥补内需不足；三是向基建、金融保险、批发零售等非制造业领域渗透，欲控制关乎国计民生的核心部门；四是积极构建“东亚共同体”，以制度固化优势。

《世界经济调整中的国际竞争态势变化》

王海峰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

        2014年全球经济进入相对平稳的调整期，宏观经济政策更多地让位于市场机制的自我调整，其最大的特点是波澜不惊，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整体的平静，美国、欧盟和日本均没有出现影响经济稳定的重大突发事件，发展中经济体也在持续减速中进行艰难调整。

        主要发达经济体已连续实行了长达六年的宽松货币政策，经济增速预计仍难以超过2%，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结构性调整仍在继续，欧元区经济开始复苏，但是基础非常脆弱，日本经济在经历短暂复苏后，陷入第四轮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则因内部需求不足，结构性改革滞后，经济继续减速，失速国家数量增多。金融危机六年来，主要经济体货币财政刺激政策的效应在不断递减，而市场自身的调整和修正远未结束。全球性的有效需求不足，产能和劳动力过剩，进出口疲软可能使全球经济在未来五年的缓慢调整中呈现出明显的低增长低通胀并存格局：发达经济体将继续受流动性陷阱的困扰；主要经济体将难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全球经济可能出现5年左右的低增长低通胀格局；宏观经济政策更多地让位于市场的自我调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调整将更趋复杂；中国因素将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新成果也在深刻持续地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治理格局。在全球政治经济调整中，各国都在积极寻求通过国际合作竞争，将外部挑战转化为内部机遇，努力培育自身的竞争新优势。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人才和技术竞争，开放条件下的市场机制竞争，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链竞争，全球经贸规则和技术标准竞争，大国间发展模式竞争和新兴力量文化认知竞争中。

《美国停止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理由》

董裕平

（中国社科院投融资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步复苏，美联储开始逐步撤走刺激政策，月度购债规模从850亿美元逐步削减，终于在2014年10月30日宣布将购买证券的规模从11月1日开始降低为零，标志着停止实施达6年之久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以下简称QE)，这是向退出QE政策迈出的有实质意义的重要一步。显然，这种政策调整会对美国和全球经济运行产生较为强烈的调整。

        虽然美联储反危机的QE政策在客观上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这毕竟是应对危机不得已而为之的异常行动，可以说，美联储是向世界支取美元的“嚣张特权”收益来维持美国的信贷市场。然而，任何事物都有正负两面的效应，美联储继续维持QE政策也必然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这种政策本身不应该是常态化的，因而必须寻求适当的时机、合理稳妥地安排退出。其一，美联储的QE政策实际上阻断了市场在危机时期履行正常的清算机制，QE政策持续期越长，造成的市场扭曲可能会越严重，目前这种扭曲可能正在滋生新一轮债务泡沫。其二，仅仅依靠美联储的QE政策很难改变美国经济模式与经济结构存在的实质性问题。其三，美联储QE政策持续的时间越长，政策的边际效果会越弱，而负面效应却在逐渐显现。其四，如果QE政策继续长期化，终将威胁美元地位，不利于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其五，从技术层面来看，美联储停止QE政策也只是整个退出过程的重要一步，还需要考虑后续处理庞大规模的资产负债表给金融市场造成的压力与风险。其六，美联储可能由于持有大量资产的风险演变为“影子财政政策”（shadow fiscal policy）问题，由此引起政治上的反应，导致国会制定新的法律来限制中央银行在未来可以采取政策行动的能力。

《我们心目中2014年十大国际新闻》

杨成绪　王嵎生

（杨成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委会委员，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务委员；王嵎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成员）

        一、中国成功举办了第22届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尽显中国特色和风范。会议通过了领导人北京宣言和声明，开启了亚太自贸区进程，并承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

        二、印度刮起了一阵“莫迪旋风”。6月，印度大选，人民党以压倒多数获胜，莫迪当选印度新总理。

        三、美俄关系陷入低谷，影响国际形势走势。2014年10月，奥巴马将埃博拉疫情、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列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安定的“三大威胁”。普京指责西方国家企图以“新铁幕”围堵俄罗斯，希望看到俄罗斯像南斯拉夫一样解体。

        四、乌克兰危机牵动各方神经，影响世界局势。2月22日，乌克兰亲美反对派一举否定了前一天德、法、波外长参与签订的亚努科维奇政府与反对派签订的“和解协议”，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权。3月，克里米亚申请和并入俄罗斯。美、欧、俄、鸟四方关系随之陷入僵局。

        五、国际石油市场价格暴跌。6月中旬以来，国际石油价格从每桶140美元跌到60美元左右，为五年来的新低，对世界金融市场、经济增长、政治格局和大国博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六、6月，“伊斯兰国”“异军突起”，攻占伊拉克摩苏尔、提克里特，直逼巴格达，震惊世界。

        七、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全世界恐慌。二月，埃博拉病毒疫情开始爆发于西非，引起全世界恐慌，担忧疫情扩散，危及全人类。

        八、美国枪杀黑人弗格森事件。8月9日，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18岁黑人学生迈克尔·布朗被警察击毙，引发当地抗议活动，并演变成骚乱。

        九、9月，加尼当选阿富汗总统后，随即与美国签署了拖延已久的《双边安全协议》，为美国继续驻军和基地提供了法律依据。

        十、中拉跨越太平洋的第二次握手。7月下旬，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巴西举行第六次会晤，习近平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古巴进行国事访问，并与“拉共体”“四驾马车”国家领导人会晤。

《2014年朝鲜内外形势的回顾与展望》

王乃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2014年是金正日逝世三周年，也是金正恩接任国家领导职务的第三年。12月17朝鲜举行了金正日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三年守孝期已满，朝鲜进入了以金正恩为领导的“新时代”。三年过渡期内，金正恩政权面临的内外形势异常严峻：外有美日韩军事联盟强敌压境——美韩认为金正日逝世后，朝鲜国内必然会发生动乱，这是他们期盼多年的难得的机遇，企图在朝动乱中伺机用军事手段推翻朝鲜政权；内有叔父张成泽利用其辅佐重臣地位，结党营私，架空金正恩，阴谋篡党夺权。在如此艰难的内外形势下，金正恩采取了出人意料的果断措施。金正恩上台后继承了老一代的基本国策，主要是独立自主的“主体思想”，视国家安全为第一要务的“先军政治”及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外交方面，朝鲜为摆脱孤立处境，2014年开展了全方位外交攻势，展示了金正恩上台后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的外交新风。

        朝日关系开始解冻，2014年3月朝日红十字会在沈阳就绑架日本人问题进行了两次磋商。朝日关系解冻也是朝日互有需要，日本首相安倍急于解决绑架问题以提高支持率。朝鲜也采取了灵活态度，从“已解决”变为“可再调查”。当前形势对朝有利，今后如何发展，将待调查结果。朝日关系根本改善仍将是长期过程。2014年初，南北关系在朝鲜的和平攻势下有所缓和。但由于美韩并未停止对朝军事演习，以及美韩加强了军事联盟，下半年南北关系又出现紧张。

《乌克兰危机影响下的欧洲》

丁原洪

（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乌克兰危机从2013年11月爆发迄今已一年有余。这场本是围绕乌克兰国内政治走向——向西还是向东的斗争，迅速演变成美欧与俄罗斯争夺乌克兰的对抗，成为苏联解体以来促使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重大事件之一，其后续效应是深远的。

        这场危机对欧洲形势的影响主要有：一、乌克兰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一)永远失去了克里米亚这一至关重要的地区，(二)促使乌东部俄罗斯族群谋求独立，(三)长期征战不仅造成众多人员死伤和大量难民外逃，多处城镇遭严重破坏，而且使本已濒临破产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恢复艰难，(四)加入欧盟、北约的宿愿更难实现；二、欧洲经济困难“雪上加霜”，在欧洲主权债务持续无解的背景下发生的乌克兰危机，使欧洲面临的经济困境更加严峻；三、欧盟内部分裂迹象愈益明显，欧盟随着成员国增多，利益诉求不同问题日渐突出。先是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后有乌克兰危机的影响，欧盟各国之间的利益纷争和矛盾愈来愈尖锐；四、欧盟正逐渐失去其“独立一极”的地位，乌克兰危机使欧盟多年来试图营造的欧俄合作关系毁于一旦，也使它力图改变的“美主欧从”的局面出现固化迹象。

《“九合一选举”后的岛内政局及两岸关系》

尹茂祥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1月29日的“九合一”选举，以国民党惨败收场，令人大跌眼镜。国民党为何输的这么惨、岛内蓝绿政治版图大改写后的国、民两党何去何从、未来两岸政策如何演变，都值得我们深思。

        国民党选举大溃败应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民党和马英九的施政失去民心，在岛内社会“反马”的氛围下，国民党的传统票没有开出来，新的票源又没有争取到，造成溃败，具体来说：一是国民党政策无感，岛内大环境不利及国民党施政绩效不彰、提振经济不力引发民怨；二是部分蓝营支持者未出来投票，20 08年以来，马英九当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未取得预期效果，失去了传统支持群众；三是具体战术运用不当。国民党在选举中主打“陆军战”，依靠传统的政党动员和文宣手段，效果并不明显；四是选民结构发生变化。随着外省一代的慢慢凋零，在李、扁“去中国化”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有了投票权，且人数较多。国民党经此重挫，并不能说明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前提是必须认真反省，全面改革，防止“骨牌效应”的发生。

        蓝绿势力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民进党大胜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绿营支持者大都出来投票。不过，民进党得票数没有绝对的增长，国民党仍保有4成的基本盘，基础并未流失；国民党在2016年前难以扭转颓势；虽然扩张，民进党缺乏与大陆交流的政治基础，此外，还有如何处理白绿关系和执政能力的问题。选举结果不会对两岸关系造成大的影响和冲击“九合一选举”仍是地方性选民进党席次增加，但泛绿选票并没有太大举，竞选人在选举过程中很少提到两岸议题，选民关注的也主要是市政、民生。因此，尽管国民党在选举中输了，但其两岸政策并没有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趋势已经形成，难以逆转。大陆对台政策具有连续性和一贯性，尽管会有具体方式方法上的调整，总体上看不会因岛内某一次选举或政局的变化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