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变革进程中的金砖合作：发展、影响与前景》

张蛟龙¹  詹永新²

1.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金砖国家成立17年来，始终坚持多边主义，不仅是南南合作典范，而且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了金砖新理念、新机制、新实践、新动力。2023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必将有力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力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展望未来，金砖合作正走上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金砖方案。

《2024年十大国际新闻》

孙海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欧洲中心主任

        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军备竞赛加速，乌克兰和加沙两场冲突继续牵动全球神经；叙利亚局势骤变，中东可能陷入全面战乱；欧洲在历史性困境中艰难度日，仍要为乌战买单；美国也陷入“逢选必乱”怪圈；“全球南方”觉醒和影响力提升亮点纷呈；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继续为世界注入稳定性。

        一、俄乌冲突激烈程度继续提升，解决前景仍扑朔迷离

        二、巴以冲突愈演愈烈，中东陷入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增加

        三、慕安会报告认为世界正陷入“双输”局面

        四、解放军联合军演对“台独”势力发出严正警告

        五、中国再赴月球“挖土”，五星红旗在月背升起

        六、法国提前大选导致政局动荡国家陷入严重分裂

        七、“全球南方”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影响力持续增强

        八、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成功举办

        九、特朗普在激烈动荡中第二次入主白宫

        十、APEC到G20峰会，中国再次为世界注入新动力和稳定性

《“三位一体”框架下数字经济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以北京市的实践为例》

黄燕芬¹  唐将伟²

1.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依托数字经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善治成为各国政府的普遍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对于新时代重塑公共服务发展格局、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增进民生福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在保障首都发展和民生改善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充分以及需求分化叠加出现，给政府社会治理和民生福祉的提升带来挑战。同时，北京作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正在不断加快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着力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的“北京样板”。在此背景下，北京应当如何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破解超大城市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助力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这些都需要学术界给予充分的关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从目前学术界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对公共治理意义的研究（江小娟，2020），学者们认为数字经济对于政府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孙晋，2021）。二是数字经济背景下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研究，如政府服务滞后、公共配套服务跟不上社会需求（刘洋等，2020），公共服务亟需加快数字化转型（孟天广，2021）。三是关于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公共服务创新路径的研究，如政府财政支持、政府监管（李实，杨一心，2022）。但是，现有研究对于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通过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协同机制促进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相对不足。显然，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协同机制，能够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新动能、新优势，增强社会各方力量的多元互动合作，规避传统公共服务主要靠政府供给的不足，为公共服务共建共治共享和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特别是，在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参与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存在哪些问题，其背后成因是什么以及未来路径如何优化，这些都是目前理论和实践界亟需破解的重要命题，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内容。

《用好企业家力量推动对外开放合作》

庞超然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外企业家兴办的对外开放合作企业数量众多，拓展了开放合作接续发展的新领域，提升了我国对外开放合作的良好形象。但当前，中外企业家推动对外开放合作也面临美西方打压限制、国内改革发展任务繁重等新情况，企业家自身内部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对此，建议把握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潜绩和显绩、原则性和灵活性、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加强对中外企业家的思想引导，注重分类施策，建设专业型组织，打造标志性活动，强化政策连续性稳定性，为中外企业家跳出“商”界、推动更广泛领域交流合作贡献力量。

《美国建立“关键矿产供应链联盟”的态势、外溢效应与中国面临的风险》

王建民¹  章颖薇²

1.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亲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

2.集美大学商学院教授

        美国在确立对华战略竞争定位后，除在贸易、科技、芯片与金融等领域对华遏制与推动“脱钩断链”政策外，也在拉拢、施压盟友与伙伴在关键矿产领域大搞“去中排华”行动，建立美国主导的双边或多边“关键矿产供应链联盟”，声称要打破所谓“中国对关键矿产品的垄断地位”，摆脱“对中国关键矿产依赖”，实为阻挠中国产业与经济发展，目前核心目标之一是遏制中国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孤立中国的战略已在美西方与盟友中扩散，不少国家纷纷加强关键矿产安全防范，严重影响全球关键矿产供应与产业链健康运行，也对中国矿产安全、新能源电动汽车与产业发展形成挑战与威胁。

《特朗普2.0时代美国内外政策走向与中美关系前景》

李然

本刊特约撰稿人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牵动世界神经。美国东部时间2024年11月6日，大选结果出炉。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选举人票312票对226票的明显优势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当选美国第47届总统。与此同时，在国会参众两院换届选举中，共和党均占据了多数席位。特朗普再次当选，凸显美国政治生态光谱变换和社会撕裂的严重程度。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如何？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无疑是当前国际国内政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总体而言，在特朗普2.0时代，特朗普将对美国内政外交政策实施新的改造，从而深刻影响世界政治走向和中美关系发展。中国将在战略层面和经济科技层面面临来自美国的双重压力。中方应坚持对美既定方针和与美缠斗策略主轴，以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为中心，通过货币金融手段对冲美高额关税对我影响，强化与亚太和欧洲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和科技关系，利用好RCEP及美欧经贸关系可能变化提供的机遇，应对特朗普对华政策调整对世界局势和中美关系造成的冲击。

《美国对华经济制裁的特点、动因和影响》

任怡静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

        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加剧，如何在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再次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崛起引起美国的警觉，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战略，经济竞争成为新的对华经济战略，经济安全被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经济安全化成为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重要特征。在此背景下，经济制裁作为美国对外政策工具箱中一项重要的工具愈发受到重视。美国对华制裁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冷战时期，对华制裁的力度受两国整体关系的影响。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华经济制裁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对华制裁规模不断加大，制裁所涉及的领域逐渐扩展。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经济制裁已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工具，旨在维护其全球战略利益并阻碍中国崛起。

        未来美国对华经济制裁的趋势将继续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全球科技与经济秩序的调整、美国国内政治动向及国际合作形势的变化等。考虑到中美战略博弈的前景，美国对华制裁可能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常态化工具，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长期性因素。未来美国对华经济制裁的趋势将是多元化、长期化和精准化。这些制裁背后既有经济动机，如保护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和遏制中国经济崛起，也有地缘政治考量，如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与全球霸权。制裁对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压，中国正加速国内技术自主创新、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以及对外经济战略。中国一直以来表现出对经济制裁表现出排斥的立场态度，明确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制裁或以制裁威胁他国。面对美国的持续制裁施压，中国在实施反制裁措施时继续保持谨慎态度。为有效应对美国的制裁，中国可借鉴其他国家反经济制裁实践，综合使用法律、经济和外交等多种手段构建和完善反制裁体系。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优化经济结构、加强国际合作和提升社会共识，中国将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外部制裁带来的挑战，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国家安全审查风险与应对》

刘禹¹  莫漫漫²  颜苏¹

1.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随着中国科技企业的竞争力在全球市场不断积聚，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经济体担心中国科技、产业的影响力渗透到世界经济、政治维度，正通过市场手段遏制中国企业发展，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就是限制外资企业投资的最常见方式。由于国家安全概念的模糊，国家安全审查作为外资监管制度，正在被欧美国家所滥用，适用范围远超国家安全的应有之意。近年来，2/3的外资政策直接或间接涉及国家安全考量，几乎全部由发达国家实施，对外资并购防范心态较为明显。

        一些国家的外资监管政策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国别歧视，如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MMA）授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特定国家采取歧视性待遇，将中国视为“特别关注国家”，重点审查中美竞争产业。澳大利亚将贸易、投资问题政治化，屡屡违背市场经济原则歧视中国企业。自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企业的投资和竞争，呈现围剿之势。欧洲多国对华为实施5G设备禁令，美国则接连否决了腾讯、华芯投资、蓝色光标、中国重汽和海南航空等企业提出的收购交易；加拿大要求中矿稀有金属资源公司等3家中国企业撤出投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征途上正面临海外凛冽的寒冬。

        在全球保护主义浪潮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中国企业急需探索维护海外投资利益的方式，保障自身在海外市场的准入权、财产权以及公平竞争权。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加强中企自身合规性，难以有效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Devas诉印度和Global Telecom诉加拿大案是两起有关投资者挑战东道国国家安全审查措施的投资仲裁案，也是公开渠道为数不多的相关案例。本文试图通过案例分析，探索中国企业以投资仲裁挑战东道国国家安全审查壁垒的潜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