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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连接中国和世界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而“一带一路”建设属于世界。“一带一路”建设是21世纪伟大工程、开放包容的发展平台。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出版的新著《新丝绸之路》认为,中国扮演了全球重组“催化剂”角色,古今对比,现在是“条条大路通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5月15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闭幕致辞中表示:“我们坚信‘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包容的发展平台,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我们将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创,相互尊重、民主协商、共同决策,在开放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 共建“一带一路”朋友圈越来越大 从2017年5月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2019年4月11日,中国同加勒比地区的牙买加签署谅解备忘录,已有127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纽约时报》刊文认为,“一带一路”项目的数量和规模令人吃惊,“远远超出了科幻作家的想象”。 一、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 二、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 三、政策沟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保障和先导 四、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文基础 实现“地球村”互联互通 “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方向。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由各国共同努力,以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空间综合信息网络等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加快形成,区域间商品、资金、信息、技术等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有效促进了跨区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了互利合作、共赢发展。” 一、要想富,先修路,而交通强国看铁路 二、公路沟通四面八方 三、港口建设和发展对海运业有重大影响 四、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建设和能源开发,对发展中国家加强互补互利合作极为重要 “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2019年4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论坛的主题是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包括中国在内,3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共40位领导人出席圆桌峰会。来自150个国家、92个国际组织的6000余名外宾参加了论坛。本届论坛,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交通、税收、贸易、审计、科技、文化、智库、媒体等领域同中方签署了1000多项多双边文件,将对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作出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2019年4月26日在北京举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题为《齐心开创“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共建“一带一路”一定会走深走实,行稳致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一定会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一、和平、安全和稳定 二、与相关国家发展战略对接 (一)要基于各国承受力 (二)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践行绿色发展观念,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 三、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践行绿色发展观念,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 (一)加强法制和规则建设 (二)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企业都是主体
“一带一路”:新征程.新方向 傅梦孜 张璟 (傅梦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张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气势非凡、盛况空前(40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与国际组织领导人,近6000名外宾与会)、成果丰硕(合作清单涵盖六大类283项)。6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实践得到广泛支持,北京峰会正是中国与各方在全球范围持续坚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信心的写照,也是中国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共商共建共享新征程与方向。 高峰论坛的亮点很多,以下三方面尤为突出: 一是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强调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在具体推进方面,需要做好三方面的结合。第一,与当地国发展战略对接,找好具体地方、领域或行业的契合点。第二,与全球价值链紧密契合。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是大势所趋。第三,与绿色丝路发展理念结合。互联互通常常涉及大范围及长线开发,一些大型工程有可能改变部分地区的生态面貌,如果处理不好环保问题,很可能遭到当地民众的抵触和反对,甚至被一些西方媒体炒作负面声音、放大负面情绪。因此,绿色、环保和可持续是高质量高标准共建“一带一路”的必然要求。 二是塑造一种新的功能性的国际关系范式,即探索构建全球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质特征是互联互通。习主席强调,我们应该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概念,它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联通,而是“三位一体”的联通构想,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的硬件联通,规章制度、标准、政策的软件联通,以及增进民间友好互信和文化交流的人文联通。 三是宣布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世界各国认同,得到世界广泛支持,给各国各地区互联互通带来积极的新变化。在全球化遭遇逆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涌动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开辟了全球治理的全新路径,有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习主席的讲话,深入阐释了“一带一路”对新空间治理及对改善各国国计民生新贡献和新机遇的重要意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的宣布,表明中国正在为推动新型全球化提供巨大动力。
域外国家在东非的军事存在与“一带一路”风险防范 孙德刚 邹志强 (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邹志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东非地区扼守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沟通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连接亚洲与非洲,是通往非洲大陆和进入西亚腹地的门户。同时,由于东非地区资源贫乏,局势动荡,经济落后,国家间矛盾突出,世界大国、中东国家等纷纷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加强军事部署,填补东非地区的权力真空,使世界大国之间的矛盾、西亚地区教派矛盾与东非地区原有的国家间矛盾相互交错,东非局势有“中东化”的风险。当前,域外大国应加强国际合作,以联合国为主体,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直面东非国家面临的安全难题与民生治理问题,以发展促和平,将东非地区作为域外大国建立战略互信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平台。 一、域外国家在非洲的军事存在 近年来,东非地区成为域外力量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一些大国纷纷加强了对该地区的军事介入。域外大国建立的军事基地网、逊尼派和什叶派力量建立的代理人网络、“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建立的恐怖主义网络盘根错节,相互影响。域外国家在东非地区部署了或拟部署军事力量,但规模和机制化程度不同,可分为枢纽型军事基地、主要军事基地、柔性军事存在和准军事部署四个不同层次。 (一)枢纽型军事基地,系指驻军规模大、设施齐全、在干预地区事务中发挥枢纽作用的大型军事基地。 (二)主要军事基地,系指在他国土地上驻扎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拥有较完备基础设施、储备有军火和燃料、经军事调动可迅速形成战斗力的基地。 (三)柔性军事存在,包括临时部署的武装力量、技术停靠站和停泊处、联合军事演习场地、武官机构、军事补给站、维修基地、海外军火仓库、联合情报站、侦察设施、航空航天跟踪设施、地震监测站、临时使用的军事设施、军事巡逻、派驻军事训练人员和顾问等。 (四)准军事部署,即域外国家已经与东道国签订协议、达成部署军事基地的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如俄罗斯在苏丹、沙特在吉布提、土耳其在吉布提的军事部署的顶层设计已完成,但军事基地有待建设。 二、域外国家在东非军事存在的影响 海外军事力量是大国意志的象征,是向关键地区投射军事力量的工具。域外国家在非洲的军事部署加剧了东非地区的“军事化”和冲突的“代理人化”。当前,域外国家在东非的军事部署已形成了三组力量平衡:一是世界大国在东非的安全博弈,以美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大国为一方,以俄罗斯为另一方,前者以吉布提军事部署为重点,后者以苏丹和埃及为重点;二是中东地区大国在东非的安全博弈,以沙特和以色列为一方,以伊朗为另一方;三是逊尼派阵营内部传统伊斯兰和现代伊斯兰阵营的对垒,以沙特和阿联酋为一方,以土耳其和卡塔尔为另一方。 (一)世界大国在东非的安全博弈形成第一组力量平衡。 (二)中东地区大国在东非的安全博弈形成的第二组平衡。 (三)逊尼派阵营内部成员在东非的安全博弈形成的第三组平衡。 三、中国在东非推进“一带一路”的风险评估 首先,应警惕东非“军事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冲击。 其次,大国在东非加强军事部署,使中东地区的矛盾进一步向非洲蔓延,中国在吉布提后勤保障基地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多变。 再次,中国需在东非提供更多的安全共同产品。 最后,中国需防范东非国家“经济靠中国、安全靠他国”的趋势。 结论 东非地区均为发展中国家,面临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艰巨任务,实现和平的关键是域外大国加强战略沟通,参与民生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域外大国应该本着包容的精神,放弃“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的做法,围绕东非国家的和平与发展议题深入开展国际合作。东非国家也应摒弃“零和博弈”思维,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通过互联互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化解矛盾,增强互信,以发展促和平,以经济促安全,努力成为南南合作的成功典范。2018年9月4日,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峰会主题为“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下,中国与非洲各国正在构建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东非是中非合作的重要地区之一,必将成为国际对非合作的新亮点和新范例。
从全球治理角度看上合组织的作用 俞邃 (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 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使得全球治理的任务越发繁重、越发迫切。人们关心的是,被普遍看好的上海合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应该和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在冷战后形成的国际组织中,从参与全球治理意义上来说,上合组织堪称最为成功的一个跨地区组织。上合组织所覆盖的人口占全球一半、版图占欧亚大陆四分之三的地区,展示了长期安全的相对稳定性,尽管依然存在着不容低估的隐患。我们固然不必对上合组织的成就过度赞美,但也没有任何理由像西方某些媒体那样找茬儿唱衰它。上合组织成立之初,笔者曾经用过这样一句评语加以鉴定:上合组织的意义首先在于它的存在。 上合组织要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看来实行“三自一包”非常之重要。 一是自知之明,也就是要审时度势,摆正位置。清醒地认识自身在参与全球治理中的使命和能量,哪些是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哪些是应该做却难度很大的,哪些则不属于上合组织的职能范围。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也不要把扩员的好处看得过分,因为扩员本身存在着利与弊的两重性。不要由于非适度地扩员,带来内部掣肘又受外部牵制的因素。 二是自强不息,也就是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既要把握上合组织自身的优势,加以弘扬;又要认清自己的短板,加以弥补。 三是自我革新,也就是要革除弊端,创新发展。要对上合组织中业已形成的规章制度和具体办法不断加以审视和调整,推陈出新,革旧鼎新。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上合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需要保持三点基本认识:其一,作为一种软实力,尤其要弘扬“上海精神”。“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是上合组织的精神支柱,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谁也难以反对,生命力强,意义深远,值得大力弘扬。其二,国际组织并非越大越好,上合组织的历史经验证明,深入发展比起扩大发展,更为切实,更为重要,理应处于优先地位。其三,上合组织总体上是令人满意的,但对其期望值也不要过高到脱离实际。作为一种实践样板,尤其要做好“一带一路”与“一带一盟”的对接。不能让标榜“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向上合组织领域渗透。
美欧关系变化的由来与前景 丁原洪 (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今日之美欧同盟关系源于二战期间美、英等国联合军事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武装侵略。二战后随着法兰西复国并被确认为五大战胜国之一,以及法国倡议启动将德、意等战败国囊括在内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以求“联合自强”、维护战后欧洲和平,在共同面对苏联威胁的形势下,美欧军事同盟关系逐渐成型。 导致美欧同盟关系持续紧张,濒临破裂,主要有以下几点因素: 一、“共同安全威胁”消失,使美欧军事同盟存在的基础动摇 二、美欧之间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日益突出 三、美欧外交政策差异激化双方之间的矛盾 四、美欧之间经济利益冲突日益加剧 从以上不难看出,美欧双方在政治、经济、金融、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分歧严重,争斗激烈。然而,多年的“同盟”关系又使双方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美欧等国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全球化更使他们在融资、生产、销售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密切相联,名副其实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践表明,英国脱欧困难重重,至今难以了断,美欧两大经济体分道扬镳更难以想象。目前美欧关系的现状,即:已非盟友,但仍是既竞争又合作的伙伴,恐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直至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彻底的改变。对中国来说,美欧关系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只会增加同它们分别打交道的难度和复杂性。
中美博弈无关文明冲突——基于中美文明特性的分析 赵远良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辑 博士) 何种文明类型占据国际政治的主导,这势必会深刻影响国家间博弈方式的选择。当零和型文明占据世界主导地位时,国家间的竞争多采取霍布斯式博弈方式。当非零和型文明从弱变强,逐渐成为世界的主导性文明时,洛克式博弈将成为核大国进行互动的合理方式。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中华文明与美国文明的博弈从总体上是非零和型文明与半零和型文明之间的博弈,这为两国间形成洛克式博弈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一、概念界定:文明类型及其划分标准 (一)关于文明的概念 (二)文明的类型与划分标准 二、美国文明的双重特性 (一)美国文明的零和性特征 (二)美国文明也具有非零和性特质 三 、中美比较:文明型国家与非零和性特质 (一)中美两国都是文明型国家 (二)两国的文明体系中都存在不同比重的非零和文明的特质 四、中美贸易博弈无关“文明冲突” 在文明的互动关系上,由于中华文明的兴起,国际政治会表现出新的特征。当非零和型文明(如中华文明)逐渐勃兴于世界舞台时,世界政治将呈现出非零和博弈的政治互动模式,从“人人为战”的霍布斯式的恶性竞争时代进入到合作互利的洛克式良性竞争时代,这必将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博弈注入新的正能量。中华文明范畴内的国际关系原则会更强调以“和合”为中心,强调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近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就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良性互动的一个例证。可以说,中华文明给世界提供了一种包含着和平与良性竞争的极大进步可能。这种基于非零和文明博弈基础上的大国关系,可以为中美两国未来提供洛克式博弈的有利条件,国际关系的霍布斯法则在中美文明博弈中也并不是必然选项,中美文明中各自的非零和特质将内嵌于中美政治博弈中。
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 陆建人 蔡琦 (陆建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蔡琦,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会计财税金融系讲师) 2018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自1991年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双方已经发展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和战略伙伴。2018年,是东盟第二个50年的开局之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五周年。中国和东盟关系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双方关系的稳步发展有利于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增长与安全稳定。本文就2018年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历程进行回顾,分析当前国际新形势对中国东盟关系的挑战,并做出展望。 一、2018年中国—东盟关系总体概况 2018年中国和东盟在政治、经济以及南海问题上的合作与进展突出,为下一阶段双方关系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政治 2018年中国和新加坡、菲律宾、老挝、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等国实现了领导人互访。同时,中国和东盟迎来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均对新阶段的中国东盟关系高度重视,力求实现双方关系稳步发展。 1. 双方首脑外交亮点频出 2. 中国—东盟关系稳步发展 (二)经济 2018年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双方在贸易、投资、CAFTA升级版建设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 1. 贸易 2. 投资 3. CAFTA升级版建设 (三)南海问题 二、国际新形势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与新挑战 2018年全球形势风云突变,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在世界各地引发抗议,中美贸易摩擦成为全球共同担心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之后,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正式出炉。这些新形势对未来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带来新的影响与挑战。 (一)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 (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 (三)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 三、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趋势 虽然当前国际和地区的形势复杂,但中国和东盟的整体关系依旧积极向好。南海问题虽有波澜,但只要中国和东盟双方齐心协力,必将能够向世界证明双方可以有效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 (一)中国—东盟2030愿景 (二)《南海行为准则》的进展和南海问题前景 (三)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文化价值观对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发展的影响 ——以新加坡、瑞典和美国为例 杨宜勇 党思琪 (杨宜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党思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博士生) 一、引言 社会保障虽然是人为设计的制度,但从各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实践来看,任何社会保障制度都不是孤立产生的,也不可能孤立存在和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选择都与该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文化环境和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哲学之父弗兰西·哈奇森曾提出制度的定义包含有文化的因素,虽然制度依赖于个人选择、但是不存在孤立状态的个人,个人选择时植于社会文化结构中的,马克斯·韦伯对东西方制度与文化关系进行了长期探索研究,得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或新的经济制度的产生,必然有一种与之相契合的文化精神、文化价值观的结论。就制度产生和变迁与文化相互关系来看,文化对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选择具有关键作用,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走向和演变路径同样受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在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时,必须要着眼于本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背景。 一国的文化可以理解为国家中人们的信仰、意识形态、习俗惯例和生活方式的集合,而价值观则是文化中的精髓,是才悠长的文化历史中人们逐渐达成的共识和基本看法。本文将通过对新加坡、瑞典和美国三国的比较分析进一步阐明不同文化价值观下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同发展道路。 二、儒家文化与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 三、合作主义与瑞典社会保障制度 四、个人主义与美国社会保障制度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对新加坡、瑞典和美国三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差异导致了在保障水平、覆盖范围、再分配调节力度等方面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注重自力更生和家庭伦理的儒家文化造就了新加坡特有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受基督路德宗影响强调国家责任,团结共享的合作主义文化促使瑞典成为“福利橱窗”国家;自主奋斗和工作伦理的个人主义深远影响美国市场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如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到的“制度乃是文化分析的真正单元”,从某种程度上讲,有什么样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起源和制度变迁,文化作为社会保障的内生变量,影响社会保障制度选择,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一国文化的具体体现。社会保障的发展和改革,不仅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更取决于各自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现实文化的濡化。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走向的选择,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基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更要立足于我国文化价值观基础之上,将他国先进经验融汇于本土文化价值取土壤之中,从而探索中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保障发展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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