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科技合作 实现互补共赢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科学无国界”。中国科技外交和政策是加强国际和各国间科技合作，实现互补共赢和造福各国人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对外科技合作深度广度不断拓展。与中国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58个，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113个，参加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超过200个。按照“一国一策，精准施策”思路，中国已与以色列、英国等国家建立副总理级别的科技创新合作机制；与欧盟、俄罗斯等国家建立十大创新对话机制；与非洲、东盟、南亚、阿拉伯、拉共体、上合组织、中东欧等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七大科技伙伴计划。

        打破美国科技围堵  维护互补互利合作

        美国是世界最大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两国都是世界最大市场、引进和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加强互补互利科技合作，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利。

        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风雨历程积累的主要经验教训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相向而行，共同推进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中美互补合作领域广阔

        二、对对方企业投资经营公平对待

        三、中美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

        中俄共推两国科技合作向纵深高发展

        2019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两国关系走过极不凡的历程。正是在这种磨砺和考验中，中俄关系日臻稳定、成熟，并且找到了一条正确的相处之道。双方政治上彼此信任，经济上互利合作，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成为当今大国关系的典范。2018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历史性突破了1000亿美元。中俄经贸和科技合作，正从能源等传统领域向纵深高端发展和提质升级，既将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又将为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一、中俄在较长时期将是能源合作伙伴

        二、中俄合作向纵深发展

        三、中俄科技合作向高端发展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扩大国际科技合作

        最不发达国家难以摆脱贫困和走上工业比之路的原因之一是科技落后，中国将继续与各国进行互补互利合作并力所能及地支持最不发达国家。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二、加强农业合作

        三、组建发展中国家科学研究院

大湾区“一国两制”新实践宜关注三大议题

关秀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制度创新作为湾区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须以“一国”为基，扬“两制”之利，让体制的红利、市场的活力、规制的牵引力充分迸发出来，在双向开放中，构建和完善便利人员、货物、资金和信息高效流动的法治环境，增强湾区核心竞争力，助力“一带一路”走实走深，提升湾区服务国家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一、市场化改革推动了“一国两制”实践

        从改革开放“三来一补”算起，广东与香港、澳门的合作，进入“四十不惑”之年。站在历史节点，粤港澳合作迎来升级版大湾区建设。粤港、粤澳、珠三角、泛珠三角合作是大湾区前身。一国两制、CEPA、粤港和粤澳合作机制已运行多年。近两年来，大湾区建设如火如荼，成为百姓追梦的代名词。活力湾区、创新湾区、开放湾区、筑梦湾区，在祖国南海边徐徐铺展开美丽画卷。

        （一）两制优势得天独厚

        （二）法律合作不断深入

        （三）经济合作稳步推进

        二、大湾区建设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

        2月18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入深入推进阶段，三地合作进入深度融合的关键期，“一国两制”事业新实践由此拉开新序幕。

        （一）发展动力聚变

        （二）两制优势发力

        （三）法律合作先行

        三、大湾区“一国两制”新实践宜关注三大议题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有区位、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优势，以及澎湃十足的发展动力，但在全球化遇阻、改革开放进入创新积累的新时代，具有“一国两制”优势的大湾区，如何为建成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创新中心和消费中心注入动力，绘出“财运亨通”的工笔画，将组织架构、法治建设、文化同源等潜在优势转为国际竞争优势仍面临不少挑战，需要凝聚各方共识，共同为“一国两制”新实践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一）持续便利人员流动

        （二）支持创新资金融通

        （三）助推文化融合发力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成功实践了。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后，“一国两制”成为香港、澳门保持繁荣稳定的制度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一步密切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为港澳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港澳同胞到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目前，台湾对大陆的了解和认同有所提高，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信心的人数也有所增加，需要及时研究总结港澳“一国两制”的实践经验，关心在大湾区的台商、台胞的工作生活，努力增进台胞福祉。

扎扎实实做好新时代的老龄工作

黄燕芬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理论。习近平同志经常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战略定力、问题导向、全面协调、底线思维、调查研究、抓铁有痕、历史担当等，这些都是我们老龄工作部门必须坚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新思想，我们不仅要系统贯彻其具体方针和工作内容，而且要善于领会其精神实质和哲学思维。

        一、从战略上高度重视老龄工作

        没有战略思维的民族是危险的民族，没有战略思维的部门同样是危险的部门。所谓战略就是一个基本的、大方向，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基本目标而行，一个战略的对错往往可以决定一个国家、集体、企业的生存发展的大问题。当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就具有这样的战略属性，老龄工作与此密不可分，既是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支撑，又是满足老年人美好生活的重要支撑。

        1. 未雨绸缪，认真落实及时应对战略

        2. 理性思维，认真落实科学应对战略

        3. 系统谋划，认真落实综合应对战略

        二、时代老龄工作必须处理好的六大关系

        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应对老龄问题、指导老龄工作中体现出的统筹思维、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全面落实。

        1．做好新时代老龄工作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相结合，其中党委领导是核心，全民行动是关键

        2．做好新时代老龄工作必须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其中补短板是关键

        3．做好新时代老龄工作必须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解决老年人的紧迫需求是关键

        4．做好新时代老龄工作必须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当前挖掘活力是关键

        5．做好新时代老龄工作必须努力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重视文化需求是关键

        6．做好新时代老龄工作必须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是关键

        三、用习近平总书记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推进新时代的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

        最美桑榆景，人间重晚晴。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推进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既是主动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需要，又是统领新时代老龄工作的主观要求。只有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才能不断开拓新时代中国老龄工作的新境界、新局面、新业绩。

        1．用真情改进老龄工作

        2．用组织推动老龄工作

        3．用政策繁荣老龄事业

        4．用市场发展老龄产业

        5．用道德凝聚家庭力量

        6．用老年人传播正能量

        四、结束语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不仅有重视老龄事业的优良历史传统，而且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深入推进老龄工作积累的许多宝贵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的老龄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好地主动适应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要求，高度自觉地推进老龄工作的现代化、老龄事业的现代化和老龄产业的现代化。

        综上所述，各级老龄工作部门是具体代表党和政府推动新时代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任重道远，润事厚人”，我们一定要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指示，以前所未有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全面加强老龄工作系统的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坚持全心全意为老年人服务，真诚倾听老年人呼声，真实反映老年人愿望，真情关心老年人疾苦，多为老年人办实事、办好事，为亿万老年人谋福利，全面推进各项老龄事业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为努力画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句号，而且要为拉开新时代全面开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重大意义

俞邃

（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

        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过去一年，其已透过五大特性展示出世界意义。这就是：试验性、独创性、开拓性、动员性和挑战性。

        一是试验性。试验性将表现为初创阶段、考验阶段和成熟阶段。

        二是独创性。理念独创之核心主要包含五个关键词：第一是“视野”。第二是“诚信”。第三是“包容”。第四是“创新”。第五是“共赢”。

        三是开拓性。这种开拓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是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而融汇形成的。

        四是动员性。倡导“一带一路”六年来，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已经有124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明确投出了支持票和信任票。首届高峰论坛形成的五大类279项成果，绝大部分已完成或可转为常态化工作，其余成果也在有序地推进落实。

        五是挑战性。其实，面对“一带一路”日益扩大的影响，反对者无异于蜀犬吠日，奈何不得。如果说古代“丝绸之路”已成为千秋万代脍炙人口的佳话，那么“一带一路”作为当今各国利益聚合的平台，则以其时代精神产生的巨大魅力，牵动世界战格局，涉及全球治理，振奋广大发展中国家，吸引一批发达国家。它将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的独特音符，奏响人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前景的畅想曲。

        最后，关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世界意义，可否用这样一段话来加以概括：在弘扬和平发展时代主题观的基础上，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命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正在竭力开辟以合作共赢为主旋律的国际关系新纪元。

“一带一路”中国-缅甸“五通指数”（2018）报告及解读

陈艺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

        2018“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缅甸进步明显，整体水平跻身良好型。在94个国家中缅甸总体排名40，高于57.4%的沿线国家，较2017指数位于潜力型国家，在64国中排名45（高于30%的沿线国家），有明显进步。其中政策沟通沟通位于21位属于畅通型，较去年的47位有大幅上涨；设施联通第4，仅次于俄罗斯、伊朗、德国位于东南亚地区之首；贸易畅通58位属于良好型（低于平均水平），资金融通70名，属于薄弱型；民心相通44名，属于良好型（低于平均水平）。根据“五通指数”国家聚类分析中缅甸仍属于“存在短板型”，在资金融通上劣势明显，但2018指数更为突出的是缅甸在设施联通方面的明显优势。

        一、政策沟通明显提高

        二、设施联通优势明显

        三、贸易畅通潜力可挖

        四、资金融通短板依然明显

        五、民心相通尚需努力

        五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缅方切实感受到“一带一路”是缅甸发展的新机遇，随之态度发生转变。缅甸而言，尤其是中国对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对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具有积极作用。根据中缅五通指数各项指标情况，缅甸和中国的互联互通发展具有较大潜力，虽然短板短期内难以弥补，但是通过双方的努力在发挥优势的状况下，带动其他各通，尤其努力将贸易畅通提高一个层面，能够使两国民生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主轴、侧翼及其困境

——2018年美国中东政策评估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博士）

        2018年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是在“美国优先”的原则下，基于反恐、防止敌对国家控制中东、维护能源安全等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以遏制伊朗为主线，以巩固盟友关系为支撑，围绕巴以、伊核协议等热点问题做出的政策安排，具体表现为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退出伊核协议并两次启动对伊朗的制裁等任性政策，以及对盟友关系的强化。

        但是，由于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在本质上是以较小投入获取最大收益、以“离岸平衡”取代直接干预、以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在中东的作用更多呈现破多立少的消极影响，受美国中东政策负面效应的刺激，中东地区格局阵营化与破碎化同时加剧，中东地区秩序更加失序。

        遏制伊朗：充满挑战的政策主轴

        （一）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制裁

        （二）美国遏制伊朗政策面临的挑战

        首先，美国制裁迫使伊朗主动改变和内部生变的可能都微乎其微，也很难改变其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政策。

        其次，美国制裁伊朗深受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制约。

        最后，全面制裁伊朗导致的不确定性可能冲击美国金融霸权，这是美国深层次的隐忧。

        盟友关系：不稳定的政策之翼

        特朗普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在继续进行战略收缩、减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遏制伊朗整合在奥巴马时期日渐疏远的盟友关系，重点强化美国与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领域承担更多任务和成本，进而增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美国盟友政策的最大问题在于一切以服务于美国利益为核心，并把更多成本通过利益交易转嫁给地区盟友，但由于美国缺乏系统的中东战略又使其无法满足盟友的利益诉求，进而使其盟友关系存在不稳定性。

        （一）强化“美国—以色列—沙特”同盟体系

        第一，为强化与以色列的盟友关系，在巴以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并企图强推解决巴以问题的所谓“世纪计划”。

        第二，为遏制伊朗，特朗普不断挑拨沙特与伊朗对抗，力图组建以沙特为中心的反伊朗联盟即“阿拉伯版北约”，并大力支持沙特的内外政策，尤其在“卡舒吉事件”中极力维护美沙同盟关系。

        （二）美国与中东盟友体系的脆弱性

        第一，美国继续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很难满足其盟友的利益诉求。

        第二，阿拉伯世界的破碎化和多样性，使“阿拉伯版北约”很难成形。

        第三，传统盟友土耳其与美国渐行渐远将极大地削弱美国对抗伊朗的盟友体系。

        第四，在美国中东政策的冲击下，中东地区矛盾的复杂化，尤其是传统的阿以（巴以）矛盾下降、沙特与伊朗矛盾激化并呈阵营化对抗，使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移花接木的北约

丁原洪

（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日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庆祝成立70周年。国际上，学者、媒体更多关注美欧盟国之间围绕北约军费开支问题的分歧和争吵，担心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声称北约已经“过时”，北约耗资巨大，美国得不偿失，美国在盟国驻军应收取足额“保护费”，等等，导致美国退出北约或解散北约。其实，这种担忧是多余的。美国不仅不会退出或解散北约，而且它会继续掌控北约，为美国称霸全球服务。今日之北约已非昔日之北约。它是经过美国以“移花接木”的手法加以“重塑”的北约。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

        必须密切关注的是，在北约此次庆祝成立70周年的会议上，首次将所谓中国的“安全威胁”列入北约议事日程，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会上说，中国崛起是未来几十年北约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危言耸听地说：“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中国崛起都将深刻影响北约成员国单独和集体面临的选择”。他还说，美国政府“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以及向北极地区的潜在扩张感到担忧”。他敦促欧洲盟友在应对中国挑战时，“必须利用各自的资源、采取更多的措施以保持我们跨大西洋联盟的力量和威慑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国际秩序都在起变化。北约这个美苏冷战时期的产物也在变。要从新视角看待它，加以应对。

英国脱离欧盟及其重大影响

丁原洪

(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英国2016年6月23日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根据欧盟的要求，在英方申请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款并确定2019年3月29日为英国脱离欧盟法定时限后，英欧双方2017年6月23日开始就英国“脱欧”事宜进行谈判。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办理“脱欧”手续。英国决定脱欧已是无可改变的既成事实。脱欧无外乎两种办法，一是硬脱欧（或称无协议脱欧，即英脱欧后与欧盟另行商定今后双边关系）；一是软脱欧（或称有协议脱欧，即英正式宣告脱欧前与欧盟就今后双边关系先行就一些事项达成谅解）。如果英欧双方都能从大局出发，根据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精神，无论采取哪种办法都有充分的时间做必要的准备，避免造成大的冲击。换句话说“好离好散”。

        然而，遗憾的是，双方的一些政客、议员乃至个别领导人处于党派歧见、议会政治、个人恩怨等多重因素，置国家利益、盟国团结大局于不顾，都想从英“脱欧”谈判中捞一把，谋取私利，有的甚至想推翻英国公投脱欧的决定。其结果是，历时近三年的英国“脱欧”过程演变成贻笑大方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大闹剧。历史不可能倒转，“脱欧就是脱欧”。有协议脱欧行不通，就只能无协议脱欧。即使是后者，虽英欧双方都是不愿看到的，对双方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也并非像一些人恶意渲染的那样会是一场“洪荒之灾”。

        英国脱欧陷于如今的尴尬局面，应该说英欧双方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构成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二、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后，特丽莎·梅接替卡梅伦出任英国首相，负责落实英国脱欧这一历史性决定。

        三、英国脱欧虽会给英国经济以及英欧经贸来往造成短时间的混乱和震荡，但换来的则是英国摆脱欧盟的各种羁绊，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己的主权，包括根据自己的需求与所有非欧盟国家重新商谈经贸关系，其中卡梅伦任首相时英国允诺的“中英关系黄金十年”也才会有可能得到落实。

        四、英国脱欧的冲击和影响，对欧盟来说远大于英国。主要是：

        （一）欧盟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遭到削弱。

        （二）欧美矛盾进一步激化。

        （三）欧盟内部更加四分五裂。

浅析当前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变化

陆建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自从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在其“美国优先”等一系列对外政策的实施下，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生了重大变化，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美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也是亚太地区最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和亚太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亚太经济一体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特朗普推行“美国第一”、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威胁退出WTO（《世界贸易组织》）、发动贸易战、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等一系列自私自利举措，阻碍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势头。但另一方面，CPTPP（《全面且进步的亚太伙伴关系协定》）即将生效、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说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动力还在；区域内诸多双边FTA纷纷升级，也提升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质量。这些变化既给中国带来严峻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概括起来，当前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了以下十个新变化，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势头强劲，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

        第二，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态进一步碎片化，呈现出分多合少的“离散型”趋势。

        第三，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动力仍在，RCEP艰难前进，CPTPP取得突破，正在重塑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

        第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难度大大增加，正在从追求传统的“贸易自由化”初级阶段被动地进入到“高标准、严规则”主导的高级阶段。

        第五，美国正在按自己的要求重塑亚太贸易格局、重写亚太贸易规则，将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重大影响。

        第六，日本凭借CPTPP的成功，在当前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占据了相对有利地位，欲与美国共塑亚太贸易新格局。

        第七，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来大国角逐时代，小国面临选边站难题。

        第八，美国刻意搭建“印太”合作框架，但难以取代亚太一体化框架。

        第九，亚太经济一体化开始突破区域限制，出现空间外溢趋向。

        第十，亚太区域出现FTA更新潮，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加了活力。

对中日关系发展问题的几点认知与判断

王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是中国近邻，中日关系密切，但发展过程则起伏不定。40年前，中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日关系大幅改善，呈现友好稳定发展状态，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为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创造了相对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此后，中日关系则进入起伏不定的发展时期，尤其是2012年到2016年陷入低潮，直到2017年逐步改善。如何认识与判断当前中日关系发展性质、现状与前景，则有着不同的看法与认知。这里就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简要讨论与评判，供讨论与参考。

        一、对中日之间五大基本问题的认识与判断

        中日之间存在五大结构性矛盾或重大敏感性议题，分别是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认知问题、钓鱼岛争议问题、东海划界及东海海洋权益争议问题、台湾问题与美日安全同盟问题。中日在这五大重大敏感议题上的立场态度难以妥善解决，制约与影响着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一）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认知与态度问题

        （二）中日钓鱼岛争议问题

        （三）中日东海划界与东海海洋权益争议问题

        （四）台湾问题

        （五）美日安全同盟问题

        二、对日本对华战略问题的判断与认识

        观察中日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一个关键是要看日本政府对华战略与定位。不同时期的日本政府对华战略会有所差异，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大同小异。就安倍政府对华战略观察，显然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尽管没有正式使用这一概念），以牵制中国为最重要战略，但同时不放弃有利日本的中日双方经济合作与民间往来，于是：竞争、牵制、交往、合作并存，成为日本对华基本战略与策略。日本虽然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但策略上则是在牵制中竞争，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寻求发展，做出对日本最有利的战略选择。

        （一）日本视中国为战略威胁与竞争对手

        （二）“牵制中国”是日本最重要对华战略与策略

        （三）日本在南海、南岛及印太战略中的“制华”角色

        三、对中日经济关系的认识与判断

        总体上，中日经济关系，既竞争与合作，合作大于竞争。中日关系正常化40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取得重要成就。到2017年底，日本累计在华设企业超过5万家，实际投资金额达1080亿美元；2017年，中日贸易额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访日人数达735.6万人次，消费金额35.6亿美元，约占外国在日消费总额的40%。

        （一）中日双方经贸往来与合作并未形成坚固、可持续的合作机制，并未彻底改善中日安全与政治关系，呈现典型的“政冷经热”格局。

        （二）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从消极、排斥调整为不排斥，但仍不积极，竞争与防范态势依然浓厚。

        （三）日本在重大经济问题上配合美国与西方，制衡中国。

        （四）中日在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上的合作与竞争。

        四、对中日关系现状与前景的判断

        （一）学界对中日关系发展现状与发展前景的三种不同判断与认识

        一是乐观主义者。

        二是悲观主义者。

        三是不确定派。

        （二）中日能否建立战略互信与战略共识

        （三）日本军事战略由守势向攻势的转变及大力发展军力指向中国意图明显

        总之，对中日关系发展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较为明确的结论：中日关系呈现螺旋式与起伏式发展的长周期。即不可能一直对立、对抗，也不可能长期稳定与友好，会随着多种内外因素发展变化而变化。2017年以来，随着中日两国互释善意与高层互访，双方关系有明显改善。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将访问日本，仍会延续这一积极发展态势，呈现不少学者所称的“向好发展态势”。但中日关系这种改善与向好并不是稳定的，而是可变的。不论如何认知与判断，搁置争议，加强合作，发展友好关系，创造相对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仍是追求与争取的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