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的第一个十年》

潘  光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十年前， 上合组织在中国上海诞生， 成为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 十年后， 在我们纪念上合组织成立10周年之际， 笔者谨以此文对这个年轻组织在第一个十年中取得的成就及其战略意义做一回顾， 并对其近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分析。

上海合作组织进程取得的伟大成就

      上海合作组织的十年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 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在 “上海五国” —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里， 经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五国的共同努力， 在长达3000多公里的原中苏边界西段上的历史遗留问题已全部顺利解决。 几个世纪以来导致动乱不宁、 乃至爆发战争的边界争端， 居然在短短几年里获得了解决， 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其次， 合力打击跨国恶势力。 苏联解体后， 分裂主义、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在中亚国家挑起动乱， 也进入俄罗斯的中亚地区和中国新疆进行恐怖活动。 在2005年和201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动乱、 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的 “安集延事件” 、 以及2009年中国乌鲁木齐的 “7·5事件” 中， 都有 “三股势力” 的精心策划和煽风点火。 同时， 由他们组织、 支持的毒品贩卖、 武器走私、 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活动也使中、 俄以及其他中亚国家受害匪浅。面对这一严峻形势， 上合成员国及观察员国紧密合作， 在组织框架里建立了地区反恐机构， 签署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定期联合举行反恐军事演习，在打击三股恶势力、 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确保奥运、 世博这样的大型活动顺利举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第三， 积极推动区域经济、 文化合作的发展。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已建立了以元首峰会为顶端的多层次的定期会晤机制。 目前， 以能源、 交通合作为主要内容的经贸合作正在逐步推进， 成员国在旅游、 环保、 农业、 金融、 水资源利用、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作也已展开， 还积极推动以 “丝绸之路” 为纽带的文化合作， 均取得了显著成果。 中亚—中国和俄罗斯—中国油气管道的陆续开通， 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亚—中国管道对华输送能源， 使上合组织框架里的能源合作从双边向多边发展。 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 经济危机逐渐波及中亚以来，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建立救助、 融资基金、 构建双边货币结算机制等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 这些应对金融危机的应急性项目或措施逐渐发展为常态性合作项目和机制， 使上合组织框架内区域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更强劲的动力。

         第四， 努力构建 “和谐地区” 。 历史遗留给中亚的民族、 宗教、 边界问题与巴尔干、 中东等地区一样错综复杂。 然而， 与巴尔干， 中东不同的是， 在中亚建立了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各类纷争的上海合作组织机制。 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里， 中亚地区得以抑制巴尔干、 中东出现的那类恶性冲突， 在冷战后很不太平的国际舞台上树立了成功的典范。胡锦涛主席指出： 上合组织正努力把中亚 “建设成为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 ”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上合组织在构建、 维护“和谐地区” 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模式的重要意义

        从更深的层次看， 上海合作组织在历史上首次将中、 俄、 中亚国家结合在一个利益共同体内，使他们能在其框架内最大限度地缩小分歧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大和巩固共同利益。 “上海五国” -上合组织进程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不但对各成员国的稳定和发展， 以及中亚地区的整体安全和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而且对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当前国际形势的主流虽然是和平与发展， 但历史遗留的宗教、 民族、 领土等争端与现实权益之争互相交错，导致各类冲突频频发生。 国际恐怖主义的恶性膨胀， 对各国人民的安全和发展形成严重威胁。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南北差距和贫富鸿沟的扩大， 是许多地区局势动荡的深层次原因。 一些人坚持冷战思维， 热衷于强化和扩大军事联盟， 动辄对别国动用武力， 结果严重恶化了国际气氛。 在伊拉克， 在阿富汗， 最近又在利比亚， 这种现象屡屡出现。 在这样的形势下， 上合组织却反其道而行之， 倡导不同于冷战思维的 “上海精神” - “互信、 互利、 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 ， 适应了和平与发展的需要。

        在上海合作组织进程中创造的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睦邻安全模式， 不但解决了中国与中亚国家、 俄罗斯之间的边界问题， 而且为中国与其他邻国处理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提供了成功经验， 也为世界各国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成功范例。 在上海合作组织进程中形成的以 “结伴而不结盟” 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 也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典范。 目前， 中国与东盟国家、 欧盟国家、 非洲国家、 阿拉伯国家、 拉美国家等方面的关系， 都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中国提出的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便是吸取了上合进程等成功经验及其他一些成功实践而逐步形成的。 在上海合作组织进程中展现的以大小国共同倡导、 安全先行、 互利协作、 文化互补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不但坚持在经济上互利协作， 而且强调文化上要交流互补， 为中国及世界各国加强区域和跨区域合作、 建立各种形式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 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提供了成功实践和新鲜经验。

        由此可见， 上海合作组织进程成功的实践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范例， 在促进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稳定方面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

上海合作组织继续前进面临的重大课题

        2011年6月， 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领导人将在哈萨克斯坦聚会， 纪念上合组织成立十周年， 总结上合组织成立以来的工作， 研讨国际形势和中亚形势的新发展及其对上合组织的影响，从战略高度规划上合组织下一步的发展。

        展望前景， 上海合作组织仍然面临着几个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是尽快在经济合作中取得实质性进展。 胡锦涛主席提出， 上海合作组织必须在经贸合作方面有所 “突破” 。 要做到这点， 以下几点是至关重要的。 其一， 要本着务实精神， 确立具体目标， 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合作； 光是空谈， 没有具体目标和有效措施是不行的。 其二， 要本着平等互利、 市场经济、 相互开放、 多边与双边相结合等原则推进合作。 其三， 要加强协调， 加大投入， 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合作； 必要的投入是需要的， 但一定要避免摊子铺得太大， 切忌重复建设。 其四， 要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融资机构，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同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合作， 为深化经济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上合组织一些重大项目之所以难以进行， 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资金， 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和发展自己的融资机构， 并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 就能为这些项目创造一个有效的融资平台。

        二是继续深化安全合作。 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危机、 阿富汗冲突的扩散效应和近期中东动乱的蔓延使上海合作组织具备了进一步加强安全、 反恐合作的共识和条件。 以下几方面可能成为上合组织深化安全合作的切入点： 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 辅之于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 努力推动中亚无核区计划，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亚扩散； 打击制造贩卖毒品的罪恶行径， 消除威胁上合各国的毒品来源。 从中亚整体安全角度看， 如果某国，如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 而其周边各国都不愿单独出头卷入乱局中， 而上合作为非军事联盟也难以采取维和行动， 则联合国的介入也许是一种可能的选择。 如发生这样的情况， 根据上合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秘书处合作联合声明的精神， 联合国在中亚地区采取的行动也离不开上合组织的支持和帮助。

        三是扎扎实实地推进人文合作。 近期， 上合组织应致力于将成员国之间的双边人文合作进一步拓展为组织框架里的多边人文合作， 这需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 资金支持和专业筹划三个方面的工作。 从目前情况看， 人文合作的指导方针仍应该是发扬 “丝绸之路” 精神， 促进文明对话和文明互鉴， 特别要推动文化、 教育、 旅游、 救灾、 青年等方面合作的深入发展， 为上合组织的全面合作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四是拓展对外交流和加强国际合作。 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组织， 稳步加强、 扩大组织，全方位地发展与各国、 各国际组织之间的富有成果的合作， 始终是上合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 近年来， 上合组织陆续制定了观察员条例、 对话伙伴关系条例、 接收新成员条例等一系列文件。 近期， 谨慎稳妥地实施、 完善这些条例， 特别是与那些一直对上合持怀疑态度的西方国家建立一种增信释疑的对话机制， 是上合组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上海合作组织需要应对的挑战

        取得巨大成就的上合组织在走进第二个十年时面临着一系列需要应对的严峻挑战。

        其一， 吉尔吉斯斯坦的事态发展对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中亚和平发展、 特别是成员国内部稳定方面的作用形成严峻挑战。 上合组织最初对吉动乱爆发没有仓促表态， 但很快就发表了声明， 希望吉“尽快恢复法律秩序， 实现民族和解。 ” 接着， 本人就是吉公民的上合组织秘书长伊马纳利耶夫访问了吉尔吉斯斯坦， 努力在各方之间进行调解。 上合组织塔什干峰会的一大成果就是在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成员国强调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尽快稳定对整个地区具有重要意义， 表示愿为此向吉尔吉斯共和国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 此后， 上合组织成员国积极支持、 援助吉尔吉斯斯坦， 并派观察员参加了吉6月全民公决和10月议会选举。 目前吉局势依然严峻， 吉奥什州前内务局长苏法纳里也夫撰文指出： “下一波冲击随时可能来临。 ” 在这样的形势下， 美国、 欧盟、 欧安组织、 联合国、 独联体、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各方积极、 高调地介入吉事态发展， 如美欧甚至支持欧安组织向吉派维和警察， 对上合组织在维护包括吉在内的成员国内部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形成了挑战。 同时， 俄罗斯、 中国、 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各自积极支持、 援助吉尔吉斯斯坦， 又使上合组织在维护吉内部稳定方面的整体作用相形见绌。

        其二， 阿富汗冲突的扩散效应， 近期中东的事态发展和中亚三股势力蠢蠢欲动使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反恐合作机制面临新挑战。 阿富汗冲突的扩散效应， 近期中东的事态发展， 特别是中亚三股势力蠢蠢欲动， 均对上合组织形成冲击。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煽动民族、 宗教极端主义， 发动暴力、 恐怖袭击， 威胁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稳定和发展； 干扰和破坏上合组织的经济贸易合作， 特别对中亚通向中国的油气管道， 包括中哈输油管道和土—乌—哈—中输气管道形成严重威胁； 直接威胁上合成员国在阿的人员和企业的安全。 如有证据显示， 在2010年春夏吉尔吉斯斯坦发生动乱时，基地组织、 塔利班、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伊斯兰解放党” ， 甚至中国的“东突”恐怖组织等都在其中煽风点火、 趁机渔利。 最近，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奥通巴耶娃警告说， 有人正在策划恐怖事件。 所有这些， 均对上合组织的安全反恐合作机制形成新挑战， 使上合组织领导人面临一系列问题： 除了联合演习和大型活动安保合作机制，要不要建立联合的快速反应实体？如何确保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能源管线的安全？ 在美国北约逐步撤出阿富汗的形势下， 上合组织应在阿富汗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其三， 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进入新的调整恢复期， 对仍然滞后于政治、 安全合作的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形成压力和挑战。 随着全球逐步走出金融危机， 中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恢复期，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 特别是中亚成员国都在努力医治危机的后遗症， 以尽快重振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 在这样的形势下， 作为区域合作组织的上合组织理应发挥积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 否则在中亚地区走出危机后的新一波发展浪潮中就会被边缘化。 同时， 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的启动和俄罗斯极力推动前苏联地区的经贸一体化， 也对中国与其它上合成员国的经贸合作形成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压力和挑战， 在今后一段时间里， 上合组织必须尽快改变长期以来经济合作滞后于政治、 安全合作的状况， 努力提升组织框架内经贸合作的水平， 使之能够直接促进各成员国、 特别是中亚成员国的经济复兴， 并推动整个中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其四， 伊斯兰极端思潮和崇美亲西方思潮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 “丝绸之路” 纽带和文化合作形成重大挑战。 中亚地区是汉儒、 伊斯兰、斯拉夫和印度四大文明的交汇点。 从古至今， 该地区的一些民族、 宗教冲突往往存在着不同文化的差异和碰撞这一深层原因。 经过前苏联70多年的世俗教育， 伊斯兰极端思潮本来在中亚并无多大市场。 然而， 近年来宗教极端思潮正在中亚回潮，对世俗主义形成冲击。 留长胡子， 戴面纱， 改名字等只是表象， 背后却有极端组织在鼓动和推介。同时， 随着美国、 北约、 欧盟等在中亚的存在不断加强， 西方通过官方或非政府组织对中亚的文化渗透也进一步加强， 使崇美、亲西方思潮在中产阶级、 知识分子、 特别是年轻人中间颇有市场， 对中-俄-中亚之间的以 “丝绸之路” 为桥梁的文化纽带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文化合作形成巨大冲击。

        其五， 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 特别是围绕水资源问题的矛盾和冲突使上合组织的凝聚力和成员国之间的团结面临直接挑战。 自2008年下半年金融、 经济危机开始波及中亚地区以来， 由于历史积怨、 水资源分配、 贸易纠纷、 非法务工和债务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中亚国家之间的矛盾出现激化的趋势。 特别是围绕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水资源分配及相关的电力供应问题， 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甚至哈萨克斯坦的关系趋于紧张。 同时， 由于国家间的矛盾上升， 一些在中亚长期存在的非传统安全难题更得不到应有重视和及时处理， 如制毒贩毒、 武器走私、 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问题更加趋于严重， 对地区安全形成严重威胁。 2010年， 围绕水资源分配及相关的电力供应争端， 处于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与处于上游的塔吉克斯坦矛盾激化， 甚至因乌兹别克斯坦扣留过境的塔吉克斯坦物资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状态。这些恶性事态， 削弱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凝聚力， 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面临直接挑战， 甚至使上合组织的重大活动、 如首脑会晤受到波及。 面对这样的状况， 上合组织当然应该有所作为。 然而， 在上合组织能否介入成员国之间的双边争端等问题上， 成员国之间还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成员国曾提出由上合组织来讨论和调解水资源纠纷问题， 但另一些成员国表示反对， 结果上合组织无法采取实质性行动。 显然， 上合组织如何加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 成员国就必须首先在原则、 程序和具体措施等方面达成共识。

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发展机遇

        挑战和机遇总是共存的， 在应对严峻挑战的同时， 上海合作组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要的发展机遇，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危机、 阿富汗冲突的扩散效应和近期中东动乱的蔓延使上海合作组织具备了进一步加强安全、 反恐合作的共识和条件。上述这些发展使中亚安全形势更趋严峻， 因而使中亚各国领导人有一种危机感， 更加认识到维护稳定的重要性。 而就目前而言， 上合组织是中亚地区最能发挥维稳作用的多边机制， 特别是在解决边界问题、 打击三股势力、 遏制跨国犯罪等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因此， 上合组织各成员国要求在本组织框架内加强安全、 反恐合作的呼声和决心更为强烈。 前面提到的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的综合治理， 努力推动中亚无核区计划， 打击制造、 贩卖毒品等方面的合作， 目前正是进一步推动的大好时机。

        （2） 中亚—中国、 俄罗斯—中国能源管道的陆续开通， 中国—中亚—俄罗斯之间一系列经济、金融合作项目的启动， 表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加强经济合作、 特别是能源合作的新机遇已经出现。 为抓住这一发展机遇， 上合组织近期内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件事： 将更多的能源合作项目从双边变为多边， 并使其向战略性稀有矿产开发和交通要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延伸； 争取将对付金融危机的应急性项目如救助基金等发展为常态性合作项目和机制， 建立上合组织专门帐户并向建立上合银行的方向努力； 致力于实施民生项目， 使各成员国的老百姓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如扶贫项目、再就业培训项目、 希望学校、 环保项目等； 推进上合框架内贸易结算机制的改革， 构建新的双边贸易货币结算机制； 在农业部长会议达成共识的基础上， 启动并推进农业合作； 继续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为最终实现上合组织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

        （3） 观察员条例、 对话伙伴关系条例、 接收新成员条例等一系列文件的通过为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扩大组织、 拓展对外联系和加强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和制度基础。 鉴于成员国之间在发展新成员问题上仍有不同意见， 上合组织在吸收正式成员方面仍取谨慎稳妥的态度， 将重点放在发展新的观察员和对话伙伴上， 并进一步拓展对外联系和加强国际合作。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上合组织将继续加强与联合国、 东盟、 独联体、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并实施一些具体的、 见效比较快的合作项目。 特别重要的是， 上合组织与美国、 欧盟、日本之间要建立一种联系、 对话机制， 定期举行对话和磋商， 以避免误解， 增进互信， 加强合作。

        （4）近期在救灾、 卫生、 教育等领域合作取得的成绩， 显示上海合作组织的人文合作潜力巨大， 已具有进一步深入发展的良好氛围。 如2008年中国四川发生地震后， 上合组织所有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均大力支持中国的抗震救灾， 俄罗斯还派出救援队来华， 并邀请中国地震孤儿赴俄休养。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动乱后， 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也积极给予援助， 中国就迅速向吉南部奥什市运送了总价值约80 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援助物资。 这些， 都成为上合组织进一步加强救灾合作的重要契机。 近期上合组织在促进以 “丝绸之路” 精神为核心的人文合作方面， 特别要大力推动文化、教育、 旅游、 救灾、 青年等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深入发展。

结  论

        在过去20年里， 中国与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建立起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睦邻友好关系， 上海合作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使中—俄—中亚关系发展为一种稳定的共同利益体和多边合作机制， 在短短十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中国整体实力的日益增强， 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周边外交和整体外交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增强、 完善上海合作组织逐渐成为中国对俄、 对中亚外交的一个重点。

        可以相信， 通过总结第一个十年历程的经验和教训， 规划未来发展的蓝图和战略， 在 “上海精神” 的指引下， 上海合作组织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战略机遇期， 在建设 “和谐地区” 的道路上取得更加伟大的成就。

《结构性矛盾与战略性焦虑

——中美关系的重大风险及其破解之道》

袁  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史学博士、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中美关系发展迄今， 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文明形态、 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历史新篇。 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军事现代化加速发展、 发展模式日臻成熟，美国对中国的警惕、 戒备和防范随之加码， 中美结构性矛盾变得更加突出， 并由此引发双方战略心态相应生变。 二者相互作用， 使中美关系的风险性空前增大。 如何控制并加以破解， 是中美关系下一步发展必须思考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一

        众所周知， 中美关系在2009-2011年出现了建交以来罕见的戏剧性变化。尽管起伏不定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常态， 但从2009年两国关系 “高开高走”到2010年 “急转直下”再到2011年初“复归平静” ， 如此大幅度、 高频度的跌宕起伏仍让世人瞩目、 国人忧心。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成功访美并同奥巴马总统就共同建设中美“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达成共识， 但这一共识能否真正得到落实， 中美长期战略稳定关系能否最终实现， 人们心中并没有底。相反， 战略界对 “中美战略较量难以避免” 的担心仍在加剧； 官方则有意推动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各种机制交替进行， 并积极谋划高层互访， 多少显示以 “办活动” 来 “对冲”中美潜在风险的意味。

        中美关系出现这一新现象不是偶然的。 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和认知性矛盾开始发酵。 前者是中美实力地位变化带来的客观结果， 后者是两国战略心态变化引发的主观反应。二者共同作用， 自然使中美矛盾的全面性、 深刻性和危险性不同以往， 容易让人对两国关系的未来信心不足。

        先看结构性矛盾。 所谓结构性矛盾， 是指那些长期形成、 严重掣肘两国关系发展、 单凭主观意愿难以轻易化解的问题。 就中美关系而言， 包括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崛起大国与守成霸权国之间的矛盾。 也即是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和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等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经典论著中反复提及的命题。尽管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角度看， 崛起国同霸权国的 “天然冲突”难以避免是个 “伪命题” ， 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近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似乎证明其合理性，而那些试图破解这一命题的学派和学者长期处于下风， 最终使大国崛起必然挑战霸权国、 后兴大国必然打乱国际秩序等论调具有经久的影响力。 自冷战结束、 苏联解体始， 美国及西方一些学者即套用这一 “定理” 或 “范式” 分析中美关系。 但因对中国崛起前景将信将疑甚至不看好， 冷战后十多年西方政要、 战略界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更多是心理上、 理论上或逻辑上的。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各种 “中国崩溃论” 的相继破产， 中国崛起骤然从 “将来时” 变成 “现在进行时” ， 中国崛起的挑战也一夜间成为 “活生生的现实” 。 这种挑战的严峻性又因金融危机而放大， 一面是美国经济发展 “停滞了三年” ， 一面是中国经济崛起、 经济总量超日本而成世界第二 “提前了五年” ， 一进一退之间，中美力量对比的相对差急剧缩小， 由此使中美关系的性质从 “超” 、 “强” 关系升格为 “老大” 与 “老二” 关系， 中美 “崛起国” 与 “霸权国” 的矛盾首次具有了真实的意义。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几乎所有问题都由这一基本矛盾派生或与之相关， 如何破解这一结构性矛盾， 已历史性地提上日程。

        二是地缘政治的矛盾。 作为被两洋环绕的“海岛国家” ， 进入20世纪以来， 美国即将西太平洋和欧亚大陆视作其全球地缘战略的两大支轴。前者是确保实力的根基， 后者是霸权扩张的平台。作为身处欧亚大陆腹地、 面向西太平洋的中国， 自然与美国构成某种地缘政治矛盾。 美国战略界一些人士 （如罗伯特· 罗斯等人） 反复强调中国是 “陆权国家” ， 美国是 “海权国家” ， 试图以这种给定的或强加的利益划分告诫中国， 只要中国“井水不犯河水” ， 中美在地缘上就可相安无事。 在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 中国埋头经济建设、 聚焦国内发展，美国忙于收拾冷战残余和布局美欧俄三角关系，中美地缘政治矛盾尚不突出。 但进入21世纪， 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及国家利益的相应扩展， 矛盾随之而来并呈急剧上升之势。 在欧亚大陆地带， 由于俄罗斯、 印度及中亚国家的 “分解” 效应， 中美矛盾冲突显得并不十分突出， 但美国对中俄主导的 “上海合作组织” 一直如鲠在喉， 对中国与中亚、 南亚一些国家的油气管道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警惕。 随着美国反恐战略重心东移至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线， 以及美印关系的大幅提升和美蒙关系的暗中发展， 中美在欧亚大陆的地缘博弈似才刚刚开始。 相较而言， 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较量更加直截了当和剑拔弩张。 因为中国的崛起首先意味着在亚太地区的崛起， 意味着由 “陆权国家”向 “海陆兼备国家” 正名， 因此中国崛起对美国西太平地区战略布局的冲击力显得更为真切和紧迫。奥巴马执政伊始， 即高调宣称 “重返” 亚太， 在东南亚、 东北亚各国间巧借矛盾、 善用机遇、 合纵连横， 明显强化对 “第一岛链” 、 “第二岛链” 的战略部署， 强硬宣示 “航行自由”以坚守“近海侦察”权， 积极介入南海争端以期渔翁得利， 中国虽非这一切动向的唯一所指， 但其指向中国的意图路人皆知。 中国在亚太强势崛起， 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中美两强并立之势正在改写百余年来亚太地缘格局， 如何构建中美亚太长期稳定战略框架， 也已成为中美关系必须尽快思考的大战略问题。 而太空、天空、 网络、 极地等“全球公地” 的竞逐也提前进入中美议事日程的重点。

        三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矛盾。 其矛盾的由来及矛盾的深刻性、 持久性论者甚多， 不拟展开。这里所要强调的是， “911事件” 后一度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所掩盖的中美 “两制矛盾”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 与 “两化斗争” （西化、 分化） ， 目前呈逆势上扬态势， 只是矛盾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而已。 从内容看， 那种非此即彼的 “冷战式的” 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较量越来越转变为“发展模式之争” 。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 遭到全球诟病， 而所谓“中国模式” 则逐渐受到重视和欢迎。 “北京共识” 与 “华盛顿共识”的过招虽不比两制斗争那么剑拔弩张， 却更加深刻。 从形式看， 借助脸谱、 推特、 谷歌等网络手段推进 “网络自由” ， 成为美国对华民主化战略的新趋势； 公民社会、 青年一代、 维权力量、 基层民众等， 则成为美国在华推进西式民主更青睐的对象。由此观之， 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弱， 反而因形式和内容的变异而更加复杂。 近期中东、 北非乱局再次燃起美国政客们的民主化战略冲动， 势必将使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更加激烈。

        四是台湾问题。 自杜鲁门 “台湾地位未定论”抛出之日始， 迄今半个多世纪， 两岸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美台非官方实质性关系有进无退， 中美台两国三方的互动日趋复杂， 台湾问题从原本不是 “问题” 已然固化为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 。 马英九上台执政以来， 两岸关系明显缓和， 台湾问题搅动中美关系全局的分量有所下降。 但是， 美国对台军售的破坏性却有增无减， 其与中美两军关系的捆绑性、 同中美整体关系的关联性似乎与日俱增。 在两岸政治、 经济、 文化关系日益拉近的背景下， 对台军售作为体现美台特殊关系的 “纽带作用” 、 作为牵制两岸关系实现突破的 “干扰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尽管中美关系在胡锦涛主席访美后再度回归理性发展轨道， 但对台军售问题的潜在冲击力仍然巨大。随着2012年台湾岛内政局的变化， 军售问题会否引起连锁反应， 台湾问题是否再成中美关系的焦点， 值得关注。

        上述结构性矛盾相互关联， 互为影响， 根源还在中国超预期崛起与美国不期遭遇金融危机重创而引发的中美实力对比变化。 可以预见， 面临中东变局和日本强震两大新的历史性事件， 只要中国稳住阵脚善抓机遇， 中国继续高速平稳崛起是可以实现的。 美国战略思想界无法回避中国崛起带来的三重挑战， 即： 一个十三亿至十五亿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资源能源等经济上的巨大挑战； 一个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社会制度、 发展模式等政治上的巨大挑战； 一个尚未完全解决主权和领土完整、 军事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大国崛起带来的军事安全上的巨大挑战。 由此观之， 在美国经济脱困、 安全 “撤出” 、战略重塑期，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可能还会深化。

        这便引发中美之间另一重问题， 即所谓认知性矛盾的凸显。 所谓认知性矛盾， 指双方在看待同一问题时认知不一， 或者有重大矛盾， 或者存认知差距。 这种矛盾在中美关系史上一直存在， 比如说过去二十年形形色色的 “中国崩溃论” 在美国轮番上演， 不仅误读了中国发展， 而且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 而现在， 认定中国 “战略不确定、 政治不民主、 经济不开放、 军事不透明、 外交不负责、对台不灵活” 等“六不” ， 同样使美国对华政策无法建立在理性客观的基础上。 过去两年， 中美关系之所以发生戏剧性大起大落， 很大程度上源自中美两国对彼此实力地位变化的认知错位： 中国方面， “美国衰落论” 有所上升， 加之社会矛盾愈益激化， 社会力量日趋多元， 对外用强、 争相发声的态势变得明显， 对美政策急躁冒进情绪有所蔓延。 从积极意义上讲， 中国外交表现得更加自信， 敢于在攸关自身核心利益的领域坚守原则、 以硬碰硬； 军方更加强调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在重大领域对美 “不能示弱” ； 从消极意义上看， 国民对美国言行的承受力与忍耐力明显减弱， 同时至少认为在某些领域到了与美国 “讨个说法” 的时候， 因此喜欢一拥而上， 与美斗狠。 更重要的是， 民意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力与制约力明显增大， 有时到了严重干扰外交决策的程度； 甚至美国研究也从 “开发民智” 的初衷变成被媒体和 “民智” 所开发。

        同样的心态反映在美国， 则是放大中国崛起效应， 对美自身实力地位产生莫名的恐惧， 加之国内政治极化与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 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 更强化了国民心态中的敏感性、 脆弱性。 反映在外交上， 则是战略性焦虑症发作。 在对华政策上， 对中国正常的民意表达和外交诉求简单以 “傲慢论” 、 “必胜论” 加以解读， 认定中国自以为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 开始想改变中美游戏规则。 如果说奥巴马执政第一年的对华政策主要以 “柔” 的一手拉中国帮忙， 那么第二年的对华政策主调则改为以 “硬”的一手显示美国的强权地位不容挑战。

        如果美国的战略性焦虑只停留在民间或战略界， 倒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从2010年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黄海、 南海来回巡弋， 克林顿国务卿有意高调宣称 “重返” 东南亚， 奥巴马在首度《国情咨文》中两度高呼 “决不当老二” 等迹象看， 这种心态已弥漫到美国决策层， 这便需要认真对待了。 因为国与国关系的变化虽主要取决于实力对比的变化， 但归根到底， 则是由具体的战略促成， 而认知因素就发挥着重要作用。

        设若结构性矛盾升级与战略性焦虑加剧同步发生， 则中美关系的未来难免走向大国政治的悲剧。 因此， 中美要建立 “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 实现长期战略稳定， 必须想方设法控制并化解上述矛盾。

二

        在西方一些学者眼里， 中美关系要走向破裂甚至对抗， 是大国兴衰历史定律的必然。 他们总爱将中国同 “一战” 前的德国、 “二战” 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 最近甚至有学者认为， 中国与德意志帝国的相似度超出一般人的认识， 所区别的只是，“相比德国对英国， 中国对美国的海上霸权会构成一种更严峻而顽固的挑战” ， 而英德交恶的主要原因是德国 “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海上实力” 。 同时，中国比当年的德国更理智、 更审慎， 更适应自己的战略环境并擅长管理国家财富和充分利用地利优势。 言下之意， 中国是比德国更难对付的对手。 随着中国利益向海洋拓展， 以及相应的中国海上军事力量逐渐强大， 中美难免走上军事冲突的边缘。

        还有学者拿出二战前日美交恶的案例， 认为经贸关系的相互依存无法克服战略上的互不信任，有时反而成为走上战争的重要推力。 因为二战前的日美经贸关系异常紧密， 恰恰是由于此， 一旦美国启动禁运法， 则日本经济不堪打击， 于是只好铤而走险。

        乍看起来， 上述例证不无道理。 但细加推敲，则发现漏洞百出。 姑不论中国与德、 日的国家性质不同， 文化传统不同， 政权结构不同， 重要的是时代条件已大不同以往。 全球化条件下的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英、 日美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可同日而语， 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 “相互” 依赖而非 “单向” 依赖； 而多极化条件下的中国崛起不是孤立现象， 而是同俄罗斯、 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一起实现群体性崛起， 遑论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亦多在经历新一轮政治觉醒、经济腾飞和民族复兴； 威胁多元化背景下的恐怖主义、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致命性疾病、 超大规模自然灾害、 气候变化等新安全问题， 同样分解着传统大国竞争的矛盾。 奥巴马倡导 “巧实力” 与“多伙伴” ， 希拉里提出美中 “同舟共济” 、 “殊途同归” ， 虽有策略性一面， 但一定意义上也是基于对上述大势的把握。 在论及中国海上实力扩展的时候， 与其说中国在复制德意志帝国的老路， 不如说中国更像美国崛起时代老罗斯福大力倡导建设现代海军的努力。 事实证明， 美国的强军计划并未直接引发美英当年的军事冲突， 美英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共处与权力转移， 确能给未来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颇多启示。

        但是， 要想实现中美长期战略稳定， 既无先例可循， 更无捷径可走。 现当代历史上， 美国同前苏联曾实现 “冷战式” 的战略稳定， 也同欧、 日实现“同盟式” 的战略稳定。 前者建立在以 “核恐怖平衡” 为特征的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上， 以彼此消耗为手段、 以搞垮对方为目的， 中国既不具备与前苏联相提并论的军事实力， 也不希望走那种冷对抗式的战略稳定老路； 后者建立在双边军事同盟和共同的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 社会制度基础上， 是一种美国控制下的战略稳定。 在可预见的将来， 中国不可能改变自身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也不可能与美建立军事同盟， 更不寻求美国控制下的不平等的战略稳定状态。 中美关系所应追求的，应是在全球化、 多极化、 信息化新时代条件下， 在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文明形态、 不同发展阶段基础上， 通过塑造共同利益并培植 “共通价值” ， 实现人类历史上新型大国战略稳定关系模式。 这正是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决定共同建设 “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的应有之义。

        这一目标的实现， 不仅必须， 而且可能。 首先，中美都是带有很强 “例外论” 的国家， 彼此民族性和发展道路有诸多相似性和相近处。 两国面积对等， 纬度相近， 隔洋而居， 相互打量。 中国历史悠久，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很年轻， 美国历史不长， 但美利坚合众国却已200多年。 美利坚民族“一体多元” ，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美国特色资本主义亦是欧洲资本主义在美洲大陆嫁接的结果， 均具有“转基因” 色彩。 中美有过历史碰撞， 但无太深历史积怨。 有过兵戎相见， 但教训深刻。 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严重， 但文化吸引和民间交流异常活跃。 凡此种种， 使两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很像： 都有大国抱负和使命意识， 都很讲原则又不失变通， 都善于学习和勤于变革， 也都有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情绪。 更重要的是， 中美两国都有开创历史先例的勇气和意愿。 这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水源头。

        其次， 未来五至十年， 中美面临相近的挑战和历史任务， 需要彼此避免冲突、 深化合作。 中国刚刚通过 “十二五规划纲要” ， 将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未来五年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 换言之， 中国的主要资源和精力将依然用在国内建设而非对外扩张。 其背后， 更有一层牢牢把握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战略机遇期的政治意志。 而从2010年出笼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奥巴马2011年《国情 咨文 》等重要 纲 领 性 文 献 看， “再造美国实力基础” 也是未来几年美国的中心任务。 从美国近期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所表现出的 “欲进还退” 、 “急于甩手” 、 “甘当配角” 等迹象看， 脱困疗伤、 战略内敛确系美国的战略重心所在。 而面临修复实力、 结束反恐、 应对大国崛起、 肩负全球领导等多项并存的挑战， 美国无力承受中美对抗的代价和风险。 在金融、 经济、 安全深度相互依赖背景下， 美国也无法用对付苏联的老办法遏制中国。 因此， 中美几乎同时将谋求有利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而在国际体系转型的重大关头， 双方还面临协调构建国际政治秩序（联合国改革） 、 金融秩序 （G20） 、 气候秩序、 安全秩序（ “无核世界” ） 的重任。 这不仅是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内在需求， 也是各国共同的期待。

        再次， 两国决策层和战略界主流有稳定两国关系、 深化战略合作的政治共识和战略自觉。 这既是三十多年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 也是对国际大势准确判断后的必然结果。 可以看到，即使在2010年两国围绕谷歌、 军售、 达赖、 黄海、南海等问题较劲正酣、 博弈激烈之时， 两国高层之间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 尽管两国部分媒体和战略界人士对双边关系的认知十分悲观， 但胡锦涛主席仍如期访美， 美方也给予高规格接待， 双方并努力达成共识， 签署了中美关系史上第五份重要文件——《中美联合声明》 ， 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行了再确认， 并对具体合作的路径作了明确规范。 这充分说明， 两国决策者对中美关系的大局始终有清醒的认识和战略的把握， 这是十分关键的因素。

        展望要塑造中美新型战略稳定关系并将 “合作伙伴关系”落到实处， 撇开其他种种， 以下三点至关重要。

        其一， 深化利益捆绑。 中美关系过去三十年稳定发展的最重要基础就是共同利益。 新时期共同利益是否还在？ 有何变异？ 是否有新的共同利益有待挖掘？答案都是肯定的。 在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 发展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 共同破解全球性难题等重大问题上， 双方共同利益的基本面依然稳固。 但新时期共同利益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比如，经贸关系的互补性一面有所弱化， 竞争性甚至冲突性一面有所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理所当然地将经贸关系视作两国关系的 “压舱石” 或 “润滑剂” 显然已不合时宜； 但如果放大经贸关系的冲突面进而将其政治化， 也不是建设性做法。 实际上，当前两国经贸关系的变异是在全球化纵深发展、全球产业分工重新布局、 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是两国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重新规划未来经济竞争力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是两国经贸额从建交之初的几十亿美元发展到今天近4000亿美元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其本质是 “升级换代的阵痛” 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而若干新因素则有可能给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注入活力， 比如方兴未艾的新能源合作， 中国对美国的反向投资等。 安全领域， 尽管联合反恐、 共同应对朝鲜核危机等合作动力出现减缓之势， 但大局未变。 而且中美合作共同维护非洲、 中东等地区的稳定， 也必然提上议事日程， 有望成为两国安全合作的新增长点。 同时， 在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时刻， 两国在共同塑造国际金融秩序、 政治秩序、 安全秩序、 气候秩序等重大问题上也有诸多共同利益。 毕竟， “一战” 后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 “二战” 后的雅尔塔体系的构建，中美都是 “利益攸关方” 。 尽管时空条件和关系性质不一， 但合作的动力只增不减。

        其二， 加强危机管控。 由于未来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具有更深层、 更全面的特点， 因此， 管控潜在风险， 防止其扩大蔓延殃及整体关系， 就成为中美关系维稳的重中之重。 未来五至十年， 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加速推进， 同时由于两军关系仍处在相对脆弱的 “亚健康” 状态， 军事摩擦或冲突的风险就尤其需要严加管控。 其中最大的危险来自三个点， 即南海、 台海和朝鲜半岛。 南海问题的关键， 是处理好同美国的海权矛盾和同越南等国的主权矛盾的辩证关系问题； 台海问题的重点， 则是如何破解美国对台军售这一长期性棘手难题； 朝鲜半岛的关键， 则是如何在朝鲜执意拥核前提下达至新的战略稳定。 凡此问题， 事关战略全局， 彼此相互联动， 牵扯方方面面， 非集中合力、 “集体攻关” 难有作为。

        其三， 培植 “共通价值” 。 纯以利益为基础的两国关系难以持久， 必须依靠 “利益” 和 “价值” 双引擎， 中美关系才可能保持长期和平稳定。 价值观问题虽较敏感， 但从学理层次分析， 确实存在各国共同尊奉的 “普世价值” ， 中美之间也存在两国特有的 “共通价值” 。 价值观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紧密相联却也有重大区别， 虽同属政治文化范畴，但政治性色彩相对更淡， 因此可以作为连接共同利益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桥梁， 尤其可以成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深入发展的助力。 这方面的讨论似乎才刚刚开始， 理应得到重视并大力挖掘。

《和平发展需要理性对待普世价值》

刘建飞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进入21世纪后确立的国际战略， 其宗旨是让世界各国认识到： 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 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各国带来的不是威胁， 而是机遇； 中国和平发展有利于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然而， 近10年来的实践表明， 让世界各国认知、 理解和平发展战略的宗旨，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和长期的任务。从理论上阐明和平发展与普世价值的关系， 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一、 和平发展需要塑造世界共同价值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阐述和平发展道路时指出： “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根据时代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 ” 这里指明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实依据： 一是中国自身的根本利益； 二是时代潮流。 根据国家自身根本利益确立国际战略， 这是无容质疑的， 任何国家都会这样做。 而时代潮流就不同了，并非所有国家都将时代潮流作为确立国际战略的依据。 中国这样做，表明了崛起的中国将更加面向世界。 实际上， 时代潮流与国家利益密切关系。正所谓“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 如果一个国家将逆时代潮流的事情视为本国的根本利益去维护， 比如在当今世界搞领土扩张、穷兵黩武， 那肯定是不会 “昌” 的。

        既然时代潮流是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重要现实依据， 那么就要弄清什么是时代潮流。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因此也就是时代潮流。对此， 恐怕世界各国没有异议。 有异议的是， 西方国家所要推而广之的自由、 民主，算不算时代潮流？ 笔者以为， 应当算。 从20世纪至今， 争自由、 求解放， 是大多数国家人民的奋斗目标。 发达国家的人民一直在争取更多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 20世纪初叶和中叶发生的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 本质上就是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自由， 以摆脱殖民主义的压迫。 之后， 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在为争取经济自由而努力， 人民也在不断地争取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 许多仁人志士都将自由作为最崇高的价值。 正所谓：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

        民主也是时代潮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 “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 。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 世界多数国家都认可民主价值观和制度。在联合国192个成员国中，有2/3是实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制度。有近130个国家是2000年成立的“民主共同体”（Community  of  Democracies）的成员。 联合国大会于2007年将9月15日定为一年一度的国际民主日 （International Day of Democracy） ， 2008年9月15日为第一个国际民主日。 确立国际民主日的联大决议案是由 “新建民主政体与复兴民主政体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New and Restored  Democracies） 的主席国卡塔尔代表该组织提出的。 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也正走在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上。

        追随、 顺应时代潮流， 就意味着要将属于时代潮流的事物作为一种价值来尊崇、 追求， 认可它们是好东西。 被世界多数国家和民族尊崇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 要追随时代潮流， 就要尊崇这些价值， 而不是相反。 从某种意义上说， 社会主义代表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 是未来的普世价值。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 中国 “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 这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但是， 必须清楚， 利益除了安全、 经济等物质层面的利益外， 还有价值观、 意识形态等精神层面的利益。 忽视精神层面的利益， 只强调物质层面的利益， 肯定是片面的。 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在构建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形成“利益共同体” 的同时， 还必须构建共同价值、 形成 “价值共同体” 。 只有这样， 中国和平发展才会更容易为世界各国所理解；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才更全面， 基础才更牢固。 没有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共同利益是脆弱的。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独特文明的大国， 一个正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肯定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 但是， 这些价值都是不违背时代潮流的； 与此同时， 中国还有许多同世界各国共享的价值。 随着中国不断对外开放、 不断融入世界， 中国需要不断构建、 塑造自己的价值体系， 特别是构建、 塑造能与世界各国共享的价值，即普世价值。

二、 应对普世价值是和平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需要接纳、 构建、 塑造普世价值， 但是就目前来看， 普世价值却给中国和平发展带来诸多挑战。 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二是对中国外交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改革开放的成功， 表明这个理论体系符合中国国情。 然而， 这个理论体系一直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自由化的挑战， 一些人想用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改造或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同时在实践上照搬西方模式， 尤其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 二是僵化的挑战， 一些人在反对自由化的时候走向另一个极端， 即反对改革， 反对开放， 固守原有的体制和理论， 特别是完全拒斥西方的东西，甚至将封建主义的东西拿来当成反对自由化的武器。 这两种挑战都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会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健康发展， 也会制约中国顺利走和平发展道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 这里道出了这个理论体系的两大特征： 一是不断发展， 即不能僵化， 不能固步自封； 二是开放， 即面向世界，与世界潮流紧密联系， 与时俱进。 开放实际上是为发展指明了方向。 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 按说也是在不断发展， 但是因为没有开放为指引， 结果是没能与时俱进， 没有跟上世界潮流， 最终为这个理论的失效埋下了祸根。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跌进了自由化的深渊。实践证明， 无论是自由化还是僵化， 都会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一大潮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不断发展， 就必须适应这个潮流。 然而， 在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 不可廻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普世价值。 在全球化的作用下， 世界各国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些共同的诉求、 利益， 也会形成共同的看法、 认识和价值， 即普世价值。 作为开放的、 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与 “普世价值” 紧密联系， 而不是与之完全隔绝， 甚至否定其存在。 如果不与普世价值紧密联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很难为世界相当多的国家所理解，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文化影响力就很难扩大。然而， 在联系普世价值时又必须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 即陷入西方推广所谓 “普世价值” 的陷阱。

        普世价值有两类： 一类是世界各国共同发扬光大的价值， 如和平、 发展、 善治、 秩序、 和谐、 公正、 平等、 合作、 环保； 另一类是西方首先发扬光大然后为世界多数国家所接受的价值， 如自由、 民主、 人权、 法治。 这就是说， 普世价值并不等同于西方的价值。

        容易将人引入理论误区的是第二类价值。 它们虽然是西方首创， 但却不是西方垄断的专利，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将这些价值作为本国施政的理念， 最为典型的就是民主。 不过， 西方国家将自己奉为民主的楷模， 并以传教士的姿态向全球推广所谓“普世价值” ， 以实现自己的利益， 这是我们要保持清醒的。 西方国家在推广所谓“普世价值”时， 是将它们规定的内涵和标准赋予民主、 自由等价值。 比如民主， 按西方的标准，凡是民主必须实行多党制、 三权分立、 普选等， 这实际上是将代议制这种实现民主的方式等同于民主本身， 是将西方模式的民主等同于全部的民主。西方国家以它们定义的 “普世价值” 冒充一般普世价值的做法， 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视听， 导致了非常恶劣的后果。 一些尊崇民主的人就误以为， 中国要发展民主， 就必须照搬西方的模式； 与之完全相反， 一些反对自由化、 要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人则误认为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东西， 中国不能搞民主， 也不能要自由和人权。 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大国在推广所谓“普世价值”时还时常实行双重标准， 用 “普世价值” 来打压战略竞争对手， 以维护本国的私利， 这就更让人对普世价值敬而远之。 普世价值很容易造成思想理论上的纷争， 进而危及意识形态安全。

        普世价值对中国外交的挑战主要来自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推广 “普世价值” 战略。

        美国已经将推广“普世价值” 纳入其全球战略， 作为其自由主义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意识形态外交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形式。 2010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就明确将 “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观” 作为一项重要的 “美国的持久利益” 。推广 “普世价值” 本身就是美国的一个战略。 冷战结束后， 美国为了维护其惟一超级大国地位， 确立了维护安全、 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的全球战略框架，试图从三个维度同时推进， 以提升美国的实力。 在推进民主上， 除了促进各国采用西方模式的民主制度外， 就是大力推广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 即所谓“普世价值” 。 美国自认为是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 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 这是美国的重要软实力所在。 推广 “普世价值” ， 有利于提升美国的软实力。美国打着推广“普世价值” 的大旗， 就使自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 如此， 美国可以用 “普世价值”来打压战略竞争对手， 尤其是意识形态与美国相异的对手； 同时， 还有利于维系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盟关系， 有利于促进同一些 “准西方国家” （即实行西方模式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 的关系， 有利于获取国内民众对国家对外政策的支持。

        美国“普世价值” 战略对中国外交带来的挑战主要有两点： 一是不利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二是不利于中美关系发展。 美国将中国作为实施“普世价值” 战略的重要对象， 将中国抹黑成 “不尊重普世价值的国家” 。 这无疑给中国提升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美国用 “普世价值” 打压中国， 势必引起中国做出相应的反应， 在国际舞台上同美国博弈。 这无疑构成中美摩擦的一个重要源头。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实施 “普世价值” 战略具有许多有利条件。 第一， 美国所推广的那些价值， 作为抽象的价值， 确实已是普世的， 已经为世界多数国家的人民认可。 第二， 美国能够得到其他西方国家和一些 “准西方国家” 的支持。 冷战后，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的联盟关系就建立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 一些发展中国家， 比如印度、 巴西、 南非、 韩国、 土耳其， 也都以自己是民主国家为荣， 并将之视为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础。像非洲联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等重要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组织， 都将维护民主作为其共同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 第三， 美国拥有传播自己价值观的物质实力保障， 比如英语、 有线电视、 计算机网络、 经济援助。 这些有利条件使美国在实施这个战略时更加自信和执著。

三、 理性应对西方推广 “普世价值”战略

        中国要顺利走和平发展道路， 就必须适应全球化的需要， 以开放的姿态理性地对待 “普世价值” ， 妥善应对西方的推广 “普世价值” 战略。

        首先， 确立中国的战略姿态。 由于美国宣称要推广的 “普世价值” ， 都是世界多数国家所认可和接受的价值， 中国不应简单地反对推广普世价值， 也不应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 如果简单否定普世价值， 那肯定与全球化的现实不符， 也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要求相悖。 中国应当以积极的、 建设性的姿态应对普世价值问题。 就拿民主来说，如果因为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区别，就否认有抽象的民主， 而不承认民主是普世价值，就等于说 “白马非马” 。 实际上， 具体与抽象都是相对而言的。 譬如水果， 同水果的具体存在形式比如苹果相对而言， 水果是抽象的， 但是苹果也分许多品种， 同这些具体品种相比较， 那么苹果又是抽象的。 所谓抽象的事物， 是其具体形态的集合。 当人们到饭店用餐， 最后会上一盘水果， 里面可能有苹果、 香蕉， 也可能没有， 而是别的水果， 但都是水果。 使用者只关注它是水果就行了， 而不在意是什么具体形态。 民主也是一样， 资本主义民主就有各种形态， 美国的、 英国的、 日本的……都有自己的特色。 相对于这些具体的资本主义民主形态而言，那么资本主义民主又是抽象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本质的区别， 但并未将社会主义民主置于 “民主” 这个范畴之外。 马克思就承认资本主义民主的进步性， 称美国是 “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 。 马克思还高度赞扬了林肯所领导的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 称 “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 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 ” 当然， 马克思主义也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的缺陷， 并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设想。

        其次， 还普世价值以本来面目。 要在学理上澄清， 美国和西方所要推广的 “普世价值” 只是它们所定义的“普世价值” ，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 。 就拿民主来讲， 美国是将西方模式的民主制度当成了普世的民主来向世界推广。 而实际上， 西方民主只是民主的模式之一， 并不是全部。美国是用具体取代一般， 在逻辑上就像是说 “马即黑马” 一样。 英国学者赫尔德在 《民主与全球秩序》 一书中将民主分成三种基本变化形态或模式：“首先是直接民主制或参与民主制， 即公民直接介入公共事务的决策制度。 这是民主制的 ‘原型’ ，发源于古代雅典等地。 第二种是自由主义民主制或代议民主制， 这种统治制度是由经选举产生的‘官员’ 在严格界定的地域内行使权力以 ‘代表’ 公民的利益或主张坚持 ‘法治’ 。 第三种是以一党模式为基础的民主制的变化形态 （尽管有人会对其究竟算不算民主制表示质疑） 。 前不久， 苏联、 东欧社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恪守这种观念。 ” 这里他将苏联模式的政治制度作为一种 “民主的模式” 。 尽管有人对赫尔德的观点有质疑， 但是笔者以为， 与那些将西方民主作为惟一民主模式的观点相比较， 赫尔德的观点体现了一种在民主问题上的开放性。 从逻辑上讲， 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种模式， 而不是全部。 古希腊的民主就与现今西方国家实行的代议制民主有很大差别，但是无人否认古希腊民主的真实性。 照此推理， 还可以有不同于古希腊模式和代议制模式的民主。或者说， 可以有“多党民主” 和“无 党民 主” ， 也可以有 “一党民主” 。 曾经提出 “历史终结论” 的弗朗西斯·福山，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不得不修正他的观点。 他在评论 “中国模式”时， 承认 “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 ， 并且认为， “中国今后的民主法制建设不太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 ， “历史终结论还待于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 ” 福山曾经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是人类最好的意识形态， 冷战结束后， 将不会再有挑战自由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 他的思想变化体现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精髓——承认铁打的事实。

        最后， 构建自己的普世价值体系。 中国在普世价值问题上， 应当主动出击， 阐释自己的普世价值观， 争取国际话语权。 一是明确中国对民主、 自由等价值有自己的理解， 并不认同美国规定的内涵，也不认同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一些做法。 二是确立自由、 民主等价值在普世价值体系中的位置。在中国， 自由、 民主等价值并不像美国所要求的那样， 被排在非常优先的位置上。对当前的中国来说， 比自由、 民主更重要， 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价值还有和平、 发展、 和谐、 公正、 人本等。 要确保这些更优先的价值不受损害， 就需要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 为此就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和强有力的执政党。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 不在于他们政府的形式， 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 “一个国家的政体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 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秩序与无政府之间分野比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分野更为根本。 ” 这位政治学大师虽然主张美国和西方在世界 “推进民主” ， 但是却把民主政体看成是比有效政府和秩序次要的东西。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考察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后得出结论： 中国遭受内战和内乱之苦远胜于外敌入侵。 这些内战和内乱的起因， 或农民起义， 或革命运动， 或军阀割据， 或统治者内部政治斗争，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缺乏有效的政府。 而中国共产党则提供了有效政府。 正如亨廷顿所说： “20世纪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 就是1949年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政府。 ” 从这个角度说， 他应当赞成中国所走的有序的、 渐进式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笔者2004年采访他时， 他也道出了这个观点。 笔者从发展中美关系的角度问他， 是否中国实行激进的民主改革会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 因为这样就消除了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障碍。 他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 他认为， 如果中国过快地实现 “民主化” ， 会导致反美民族主义泛滥并失去控制， 那样更不利于中美关系发展。 总之， 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自由、 民主等西方所要推广的价值， 并不是最优先实现的。 所以， 它们在中国的普世价值体系中， 虽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但是远未到压倒其他价值的程度， 为了实现这些价值而牺牲其他更重要的价值是不可取的。 当然， 这也不意味着这些价值可以被漠视。

结  论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 必须顺应时代潮流， 将本国利益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在全球化时代， 世界共同利益越来越多， 与之相应，共同价值也越来越多。 中国不仅要与世界各国构建 “利益共同体” ， 还要构建 “价值共同体” 。 构建“价值共同体” ， 就需要接纳、 塑造普世价值。 西方国家实施推广“普世价值” 战略给中国带来严峻挑战， 并给中国接纳、 塑造普世价值带来困难。妥善应对西方推广 “普世价值” 战略， 需要将普世价值本身与西方的说词区别开来， 同时积极构建中国自己的普世价值体系。

《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战略研究》

（上）

天大研究院课题组

        寻求世界经济在重振增长中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任务。 尽管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但这是由于各国政府大规模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的结果， 因而这种经济增长的基础是脆弱的和不可持续的。 金融危机催生了以低碳为代表的绿色革命， 为世界经济实现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希望。 发展绿色金融将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 绿色经济发展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 毫无疑问， 构建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因此， 如何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战略中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一、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与制约

        绿色金融， 又称为低碳金融、 环境金融或可持续金融， 是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 绿色金融旨在使用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来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 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绿色金融的兴起

        绿色金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 其标志性事件就是 “赤道原则”的推出。2003年6月， 花旗银行、 巴克莱银行、 荷兰银行等10家国际领先银行宣布实行 “赤道原则” （Equator  Principles， 简称EP） ， 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所谓 “赤道原则” ， 即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建立的一套自愿性指南， 以保证金融机构在其项目融资业务中充分考虑到社会和环境问题。 “赤道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在项目融资中审慎考虑环境和社会风险， 强调环境、 社会与企业发展和谐统一，推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目标从早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 向 “充分考虑多元利益主体诉求” 的新阶段发展。

        “赤道原则”推出三年后， 实行该原则的金融机构已经遍布全球， 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的90%以上。 实行 “赤道原则” 的银行被称之为 “赤道银行” 。 率先实行 “赤道原则” 的 “赤道银行” 已经成为推动商业银行管理模式和公司治理理念向绿色、 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的先行者。

        近年来， “绿色保险” ， “绿色资本市场” 领域的绿色金融产品和业务， 在美国、 英国等发达国家发展十分迅速。 展望未来， 绿色金融的发展潜力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既包括支持钢铁、 有色金属、 建筑等传统产业的升级与改造， 也包括推动多晶硅、 智能电网、 碳存储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二是支持低碳能源的开发使用， 随着煤、 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石化能源储量的逐渐趋于枯竭， 风能、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 2008年世界各国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已经达到1150亿美元， 预计到2012年将达到4500亿美元。 三是支持低碳技术的运用。 四是开展碳金融交易， 预计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 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第一大商品交易市场。

        2、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金融对于环境问题的介入导致了绿色金融的产生，不仅促进和鼓励节能环保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又会对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予以经济惩罚从而产生极大的制约效应， 导致新一轮的绿色革命。尽管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刚刚起步， 但其重要性日益显著。

        （1） 碳市场的发展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碳金融领域， 中国作为《京都议定书》非附件I国家， 在2012年之前不需承担温室气体的减排任务， 但中国可以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项目开发。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目前碳金融业务主要是CDM项目的投融资、 核证减排单位 （CER） 的交易以及相关的金融活动， 此外还包括企业和个人为实现自身 “碳中和” 而参与自愿减排市场的自愿减排单位 （VER） 的交易。 中国的碳市场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首先， 市场规模巨大。 中国CDM项目的市场规模巨大， 是CDM市场最大的供给者。 中国国家发改委早在2005年就颁布了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 未来中国参与国际碳市场， 主要的着力点仍然是CDM项目。 据世界银行统计， 从2005年开始到2009年中国在CDM市场份额按提供的减排量计算均超过50%， 远远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截至2010年5月， 经过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理事会 （EB） 注册的CDM项目总数为2477个， 其中中国的项目高达1011个， 占40.82%， 而占比位居第二的印度仅为22.20%。 从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单位来看， 全球已核证3.9亿吨CO2当量，中国占了总量的61.28%， 高达2.39亿吨， 是印度的近6倍。

        其次， 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的配额交易市场尚未成型， 自愿减排刚刚起步。 2009年8月5日， 国内自愿碳减排的第一单交易正式在北京环境交易所达成。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 以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完成了中国排放权交易机构在中国的首例碳金融尝试。 与此同时， 上海和天津的环境交易所均已开始建立自愿减排的碳交易机制。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启动了上海世界博览会自愿减排交易平台构建， 允许各国参观者通过平台来支付购买自己行程中的碳排放， 实现自愿减排，从而达到宣传环保以及碳中和的目的；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发起 “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 ， 按照企业 “自愿设计规则、 自愿确定目标、 自愿参与交易”的原则， 招募20家具有行业代表性的大型排放类企业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企业实际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测量、 报告、 核实 （MRV）体系， 减排和交易体系等。

        （2） 绿色信贷的发展

        2007年7月， 原国家环保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 《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 ， 规定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 各商业银行要将企业环保守法情况作为审批贷款的必备条件之一， 被称为 “绿色信贷”政策。 所谓绿色信贷， 是指商业银行参与节能减排项目、 新技术、 新能源的开发， 为符合有关国家产业发展政策， 具有一定的市场盈利前景的环保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近年来， 中国政府要求银行业在节能减排、 抑制产能过剩和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发挥支持和配合作用， 并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 与此同时， 中国银监会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 出台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 对银行业开展节能减排环保的治理方式和监管政策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管理机构的积极倡导下， 中国银行业逐步进行绿色转型，各政策性和商业银行纷纷制定绿色信贷政策， 设立绿色信贷部门， 开展绿色信贷业务。 目前中国已有多家商业银行开办了绿色信贷业务，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 绿色保险的发展

        2008年2月，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现国家环境保护部）和中国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 ， 正式确立了中国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 2008年2月，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发布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 即“绿 色证 券 指导 意 见” ，标 志 着 中国 的 绿色证券政策正式出台。 绿色信贷、 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三项环境经济政策的推出， 将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绿色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但实事求是地看， 绿色保险与绿色证券在中国目前仍处于探索和开发阶段， 有待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确立。

        所谓绿色保险， 又称为环境责任保险， 是指与环境污染责任相关的保险制度。一般认为绿色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因玷污或污染水、 土地或空气， 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作为保险对象的保险。 绿色保险在其经营活动中要体现环保意识， 将生态观念引入保险业， 切实改变保险业过去高投入、 高成本、 高消耗、 低效率、 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保险业在经营活动中通过自身的运作， 支持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以及环保产业的发展， 为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险服务。

        发展绿色保险、 推进保险业可持续发展，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既要求法律政策的支持和保障， 也需要保险企业转变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式；既需要保险业界的积极努力， 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是保险业结构优化与功能强化、 绿色保险产品开发与运营的基础。 发展绿色保险， 必然要求保险企业彻底转变经营理念， 提高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 注重诚信建设以利于取信社会和消费者。 保险企业还应倡导绿色保险消费理念， 引导公众理性投保， 从体制机制上根本解决理赔难和销售误导等问题， 以利于培育良好的保险环境。

        从国际经验来看， 绿色保险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强制保险方式为主， 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法律的形式作出了强制性规定， 并制定了明确的产业或产品环境风险保险目录。 二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适用范围相对集中且逐渐扩大， 主要集中在环境污染风险特别重大的领域， 承保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由偶然性、 突发性环境损害事故扩展到因单独性、 反复性或继续性事故所引起的环境损害等。 三是实行个性化的保险费率和赔付限额。 四是建立专业性绿色保险机构， 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 毫无疑问， 这些经验值得中国在发展绿色保险的过程中借鉴。

        （4） 绿色证券的发展

        所谓绿色证券， 是指上市公司在上市融资和再融资过程中， 要经由环保部门进行环保审核。 由于环保核查将变成强制性要求， 与此相适应要求制定一套针对高污染、 高能耗企业的证券市场环保准入审核标准和环境绩效评估方法， 并从整体上构建包括以绿色市场准入制度、 绿色增发和配股制度以及环境绩效披露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绿色证券市场， 从资金源头上遏制住高污染、 高能耗企业的无序扩张。

        绿色发展是中国发展不可逆转的方向， 绿色发展需要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 将稀缺的资源配置到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的企业中去， 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绿色证券政策可从资金源头上控制高耗能、 高污染企业的发展， 但这仅仅是从间接融资上来进行控制。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上市融资， 因此， 绿色证券政策从直接融资的角度限制了污染， 并将产生极强的示范效应。

        中国绿色证券的发展， 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上市公司审核与监管标准、 环境绩效评估标准以及相关可实施性政策办法有待完善；上市公司自身建设及其社会责任感、 环境信息披露有待加强； 公众参与机制有待健全等等。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 作为绿色证券的重要载体， 上市公司肩负着建设节约型社会和低碳经济社会的重任。发展绿色证券， 首先要推动绿色上市公司建设： 一是在上市公司中大力提倡“绿色治理” ， 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增加相应机构与议案， 重视环保与安全生产， 减少能源消耗， 妥善管理有害物资， 建立起健康与安全的工作环境， 避免被管理机构处罚。 二是引入保荐人问责制度和“绿色通道” 制度， 完善环境准入机制。 三是界定上市公司环境管理范围和责任， 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四是将环境指标纳入退市标准， 完善环境退出机制五是旗帜鲜明地把 “创业板” 建设成为“绿色板块” 。

        3、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制约因素

        （1） 政策体制不完善

        首先， 缺乏创新金融支持体系。 绿色产业或低碳产业对资金的需求巨大， 该产业所涵盖的清洁发展机制(CDM)、 节能环保等产业的发展无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而且这些项目的回报期通常都比较长， 因此绿色金融的支持是推动其发展的关键。 更为重要的是， 与传统产业相比较绿色产业存在着较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并非绿色产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从国际经验来看， 绿色产业融资主要依靠风险投资、 企业内部融资、 创业板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等融资管道，特别在技术转化阶段、 产业化初期和企业成长期更是如此， 而传统的银行间接融资模式多是上述融资方式的补充。 显而易见， 绿色产业的发展需要绿色金融的支持、 需要一个全方位的创新金融支持体系。 当前， 许多国家的全方位创新金融支持体系已初具规模， 政府加大了对低碳行业和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如建立低碳基金专项资金和补贴、财政奖励企业进行低碳技术改造、鼓励低碳服务公司发展、 鼓励私人投资和国际资本进入低碳行业， 金融机构也在积极探索支持低碳项目发展的投融资及风险管理模式。 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 全方位的创新金融支持体系的建立尚未提到议事日程。

        其次， 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尚未建立。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保障。 然而， 当前中国的现状是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尚未建立， 政策比较零散且滞后于市场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CDM项目审核缺乏一套专业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具体执行标准。 二是中国发展自愿减排市场的相关管理办法仍处于拟定之中， 自愿减排市场政策缺位。 三是绿色信贷推进尚无切实可行的环境评估标准、 信贷披露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 另外， 更为重要的是， 政策层面缺乏激励、 引导机制导致绿色产业无法获得银行信贷和其他融资支持， 失去发展机遇； 从监管层面来看， 由于监管缺位加剧了绿色金融市场道德风险、 增加了交易成本。

        （2） 市场交易平台割据

        2008年下半年， 北京、 上海、 天津凭借其金融和区域优势， 先后成立了三家碳交易所。随后， 在“先行先试” 的主流政策意见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的激励下， 全国出现了建立交易所的热潮。目前， 武汉、 杭州、 长沙、 昆明等正式挂牌的交易所有近10家， 还有将近10家交易机构正紧锣密鼓地在筹备。 但是， 从长远来看， 交易平台的割据导致市场的分割， 市场规模狭小， 难以形成碳排放权交易的直接驱动力， 影响统一市场形成， 不利于中国碳市场的发展。 此外， 交易平台众多导致职能重叠， 增加了社会成本， 造成人力、 财力、 物力等社会资源的浪费， 也给统一监管带来了困难。

        （3） 中介服务体系发展滞后

        当前， 中国国内金融机构对碳交易还比较陌生， 对于碳交易的价值、 操作模式、 项目开发、 交易规则尚不熟悉， 参与碳交易的市场主体也不明确。 除少数商业银行对碳金融较为关注以外， 其他金融机构鲜有参与， 发展碳金融仍停留在一个理念与口号的基础上。 中国的一些专业性服务机构，如信用评级机构、 资产评估机构、 咨询公司、 会计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等都还未真正涉足该领域， 其他诸如第三方核证单位、 碳交易结算登记机构、政策性绿色银行等中介服务机构也尚未建立。 由于碳金融交易是一个全新的业务领域， 专业性强、操作程序复杂， 它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发达的金融中介服务体系。 显然， 碳金融专业性中介服务的缺位已成为影响当前中国碳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4） 交易工具缺乏创新

        缺乏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创新一直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短板， 再加上国内绿色金融刚刚起步，这一特点在绿色金融领域表现的更为明显。从国际碳市场状况来看， 中国主要参与一级清洁发展机制(CDM)市场的基础类碳金融产品核证减排单位 （CER） 的交易。 中国国内自愿减排市场尚未形成， 自愿减排机制下的自愿减排单位 （VER） 交易大多是一种个人和企业为提升形象， 购买碳排放配额以实现自身 “碳中和” 的小规模交易。 尽管中国国内金融业在把握气候变化领域的金融创新，如绿色信贷、 结构化理财产品、 碳基金等方面有许多亮点， 但与国际市场上不断创新演进的绿色金融衍生品如CER/EUA期权、 CER/EUA期货、CER/EUA互换、 承兑CER等相比， 这些局部意义上的创新无论从广度与深度， 还是从规模来看， 都与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发展的巨大空间不相适应。

        （5） CDM市场问题突出

        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CDM)市场的发展来看，当前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CDM项目开发周期长， 风险因素多。CDM项目要经历国内审批——EB注册——DOE核证签发等繁杂程序， 参见图2， 这就导致项目开发周期长， 增加了交付风险和额外交易成本， 如项目申报费用、 DOE核证费用、 搜集信息费用等。 即使项目审核通过， 能否获得预期的核证减排单位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截至2010年10月， 中国通过国家发改委的CDM项目数量众多， 有2719个， 但在EB通过注册的项目只有998个， 通过率为36.7%， 而通过DOE核证签发的项目就更少了， 只有301个， 通过率仅为11.1%。 此外， 与项目相关的风险还包括项目自身建设风险、 DOE道德风险、 项目融资风险、 由于东道国政策法律变动带来的投资风险， 以及商业风险 （主要包括更新有效期的行业风险、 碳信用额发生变动的生产风险、 碳信用价格的市场风险） 等。 面对上述诸多风险， 保险领域尚未发挥其风险管理和控制作用， 而在机构建设上， 也缺乏本土的注册、 核证机构， 对国际相关机构依赖性较强， 难以形成区域性CDM交易市场。

        第二， CDM市场议价能力弱， 缺乏话语权。 中国是低碳产业链上最大的供给方， 却不是定价方，究其原因， 主要包括： 首先， 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 中国变身为 “卖炭翁” ， 为全球碳市场创造了巨大的减排量， 却被发达国家用远期合约的方式低价购买， 经过审批、 注册、 签发， 包装成价格更高的产品在二级市场交易。 中介方易手使得国内碳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 降低了碳资产的价值转化效率， 也制约了本土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其次， 国内专业机构服务不到位。 CDM项目的审批签发需要专业机构的协助， 如项目评级机构、 咨询机构、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等， 但目前国内在这方面服务十分欠缺， 加上国内企业对CDM项目缺乏相关经验， 在项目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丧失议价能力。 再次， 中国CDM项目以 “双边项目” 为主， 且由买家承担风险。 双边项目是由中介商找好买卖双方才开始开发的项目， 或者有中介商开发， 且在项目期间发生的任何问题都有买家承担， 卖方无须承担风险。 “低风险， 低效益” 的盈利模式导致中国在CDM项目议价上没有优势。

        第三， 缺乏专业的方法学研究机构。 在CDM项目实施过程中， 为了确保项目减排量交易的环境效益的完整性， 会涉及很多方法学的应用。 截止2007年7月24日， 联合国执行理事会共批准普通方法学44个。 但是， 在中国注册成功的项目中只是用了其中三个， 并且使用这些方法学的项目数量以及相应的减排量的分布很不均衡。 这表明中国很多行业没有很好的利用现有的方法学来开发CDM项目， 这也是中国CDM项目通过率低的原因之一。 同时， 也表明中国缺乏专业的方法学研究机构， 不能开发新的方法学来满足中国CDM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

二、 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紧迫性

        所谓绿色金融体系， 简言之， 就是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服务的金融体系。 具体而言， 是指金融体系从保护环境、 应对气候变化、 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做出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重要的机制创新。 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促进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

        长期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是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与此同时， 日益严重的能源环境问题也迫使中国必须改变 “粗放式” 发展模式， 走绿色经济之路。从2000年到2009年， 中国能源消耗量持续增长， 年均增速高达8.2%。 根据国际能源署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展望， 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以超过3%的速度递增； 到2015年，中国将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大的国家； 到2030年， 中国能源消耗量将大约占全球总量的1/4左右。

        从温室气体排放量来看， 由于中国 “富煤、 缺油、 少气” 的资源禀赋， 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 据计算， 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 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国际能源署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目前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 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60.18亿吨， 占到世界总排放量的20.7%， 参见表2。 预计到2030年， 中国由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将总排放量将高达到106.6亿吨， 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0%左右。

        201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 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 建议强调指出“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是深化改革开放、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金融作为优化资源配置、 调剂资金余缺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在引导资金投向绿色产业， 促进产业链的绿色转型，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加就业机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有助于促进中国实体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 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2、 优化中国金融体系结构

        结构性失衡是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 突出表现为融资方式结构性失衡， 即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发展不协调所形成的失衡； 金融业内部结构性失衡， 长期将金融业发展的重点放在银行业上， 金融业其他行业的发展则严重滞后。 金融体系存在的结构性失衡， 已极大地制约着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 而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对优化中国金融体系结构具有积极的作用。 绿色金融的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业务运作模式，客观上促进了原有金融机构的自我创新和新机构的加入， 市场出现多层次发展。 这些新的金融机构和新的市场扩充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边界， 同时， 不断创新研发的绿色金融衍生品将丰富中国金融体系的内涵， 中国金融体系结构由于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得以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深化。

        另外， 碳金融交易活动中国际合作的增强， 也有利于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化和完善。 以CDM项目为例， 往往涉及两个或多个国家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 国内金融机构可以借此提高参与国际业务的议价技巧， 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 积累国际化经营的经验。

        中国碳金融市场具有极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巨大的碳排放资源是中国建立碳金融交易市场的坚实基础。 根据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公布的数据， 目前中国提供的核证减排单位(CER)已占到全球市场的60%左右， 位居全球第一， 而每年发达国家需向发展中国家购买2-4亿吨CO2当量（即相当于实际CO2排放量的核证减排单位） ， 这就意味着中国每年有超过1亿吨的交易量。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 到2020年中国潜在CO2交易量将近8亿吨， 远远超过其他供应国。 中国碳金融市场及其衍生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为把握这一新的发展机遇迫切要求构建一个与其相适应的绿色金融体系。

        3、 应对金融市场竞争与挑战

       近年来， 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碳金融交易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 所谓碳金融， 或称低碳金融， 即围绕低碳经济发展所进行的金融活动。 从广义上来看， 碳金融包括所有服务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 从狭义上来看， 碳金融是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 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 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 银行信贷以及其他相关金融活动。

        2008年， 英国率先制定通过了 《气候变化法案》 ， 成为全球第一个将节能减排目标写入法律的国家。 欧盟排放贸易体系 （EU-ETS） 成为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主导者， 自运行以来， 碳产品交易量与交易额一直占全球总量的3/4以上； 而在自愿减排场内市场上， 美国芝加哥交易所 （CCX） 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份额。 发展中国家中的印度在碳交易和碳融资方面， 也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已形成了真正的场内碳交易。 中国虽然是碳市场最大的供给方，但由于缺乏定价权和话语权， 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 发达国家正在酝酿推出碳关税政策， 此举对中国的影响决不可小觑。 尽管中国现在属于非强制减排国家， 但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利用碳关税方式来迫使中国减排， 承担发展的环境代价。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 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 在国际市场上的 “中国制造” 可能将面对平均26%的关税， 出口量因此可能下滑21%。 目前已有部分欧洲国家开征碳排放税， 试图把企业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反映在其生产成本中， 可降低碳排放量至社会最优水平。 而且可将税收用于降低其它税项， 进一步鼓励居民消费模式向低碳产品转移。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欧盟航空业排放交易计划， 该计划于2009年提出， 2012年正式实施。 设置机制是根据航空公司在2004-2006年平均排放水平的97%来为2012年设限， 2013年将降至95%。而航空公司需要购买此限制许可的15%， 其余部分将根据飞机2010年每千米承载的重量免费分配。所有在欧盟机场起飞和到达的航班都将适用此规定。 据估算， 中国的航空公司当年将为此支付1-3亿元人民币， 并且将以15%左右的速度递增。 碳交易已经成为中国从战略到战术层面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课题。 因此， 加快发展绿色金融、 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已是当务之急。

        4、 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一个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将促进整个社会产业链的绿色转型，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方面，碳交易有别于其他传统金融产品的交易， 交易机制复杂， 交易过程牵涉到的中介机构和部门除直接参与传统金融证券产品交易的商业银行、 投资银行、 证券公司、 律师事务所、 会计事务所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外， 还有碳评级部门、 碳登记结算部门、 碳排放权核证单位等碳交易专属机构。这些机构和部门的业务活动的规模性收入， 都可以为GDP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 碳金融作为低碳产业链的核心部分， 向产业链的前端和后端纵向延伸都很长。 前端延伸带动了节能减排、 新能源技术研发领域的发展及研究机构的参与， 向后延伸则形成碳技术交易、 碳减排产品设施的交易和相关碳技术应用实践企业的加入。 碳金融在低碳产业链延伸和发展， 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极。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也将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 金融业的绿色转型一方面要求传统金融业和服务业机构新设专门的部门， 培育专业人才； 另一方面也催生出与绿色金融业务相关的新机构、 新企业， 这些都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 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

         5、 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契机

        近年来全球碳交易市场发展异常迅猛， 预计2020年其规模将达到3.5万亿美元， 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交易市场。 碳排放权所具有的 “准金融” 属性也日益凸显。 碳排放权将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个新的价值符号。随着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张， 碳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 碳排放权已经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 因此， 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围绕着碳排放权， 试图构造一种碳交易货币， 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 银行贷款、 碳指标交易、 碳期货期权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市场体系。

        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所遵循的基本路径是： 计价结算货币——关键货币——储备货币。而作为国际大宗商品、 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货币往往是一国货币发展成为国际性货币的关键。 从历史经验看， 与国际大宗商品、 特别是能源的计价和结算绑定通常是货币崛起的起点， 英镑和美元的崛起都沿袭了能源贸易的路径。 例如， 19世纪的英镑通过与煤炭的计价和结算绑定， 形成煤炭英镑体系， 英镑崛起而成为国际货币； 20世纪的美元通过与石油的计价和结算绑定， 形成石油美元体系， 最终使美元崛起而成为国际货币。

        展望未来， 国际金融体系将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或可将其称之为 “碳货币时代” 、 或 “碳金融时代” 。 碳排放权的计价基础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大国的争夺对象， 各国货币纷纷争当碳交易的主导货币。随着各国在碳交易市场上参与程度的提高， 许多国家都试图提升本币在碳交易市场体系中的地位。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 韩国等国都试图将本币与碳交易挂钩。 特别是美国，在美元币值疲软、 信誉下降以及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功能减弱之时， 试图为其找到新的支撑。 毫无疑问， 碳排放权及其框架下的 “碳货币”或 “碳金融” 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将日益明显。

        碳金融、 绿色金融的发展或将成为中国参与和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契机、 也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 积极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 将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完善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若干思考

——从开放型大国到开放型强国》

门洪华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对外开放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核心战略路径。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是我们党、 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 “我们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 “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

        30多年来， 中国秉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 从一个闭关自守的贫弱国家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开放大国。对外开放实质性地促成了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正在开创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

        当前， 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时期， 致力于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完善开放型经济， 利用外部动力加速国内改革依旧是对外开放的深层目标。 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 包括产业结构不合理、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企业竞争力有待提高、 体制性障碍等， 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 中国遭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也在增大。 这些问题有赖于通过深化改革和市场机制解决， 而全面开放被视为深入改革的重要力量源泉。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核心就是全面开放、 全面参与、 全面合作、 全面提升， 实现从开放型大国发展为开放型强国的宏大目标。坚持对外开放的主体战略定位党中央清晰判断中国正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与各类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基本特点， 强调中国的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 并且机遇大于挑战，中国有利条件越来越多、 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 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 同时现代化的长期限制因素越来越突出， 限制条件越来越明显， 并据此提出了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部署。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总结指出，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 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在科学发展的战略思路中， 对外开放处于主体战略的地位。 未来15年到20年是中国由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转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为此，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需要作相应的、 积极的、 稳妥的转变。 2005年6月， 党中央做出了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战略决策。2006年8月， 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2007年10月，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 “拓展对外开放广度与深度，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把 ‘引进来’ 和 ‘走出去’ 更好结合起来， 扩大开放领域， 优化开放结构， 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 互利共赢、 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

        21世纪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目标就是从开放型大国到开放型强国。 在经济全球化和日益竞争的条件下， 我们应当更加明确把全面开放作为21世纪的基本国策。 所谓全面开放， 就是强调开放领域和范围的全面性， 全面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以建立开放型市场、 开放型经济和开放型社会为目标，尤其是在经济建设上， 促进商品、 服务和生产要素较为自由地跨越边境流动， 按照市场规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实现生产与消费国际化、 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与国际化。 全面开放并不意味着彻底开放、 完全放开， 它并不排除适度的符合国际惯例的保护措施， 而加强对开放的制度化、 法制化监管亦是开放战略的题中之义。

        全面开放战略的基本内容是： （1） 全面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 开放型市场和开放型社会， 全面激发中国的创新力， 全面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全面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2） 全面参与，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坚持在更大范围、 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组织， 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既运用政治、 外交手段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经济贸易利益， 又运用经济、 贸易、 投资手段维护和保障中国国家政治安全利益；（3） 全面合作， 中国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 也与发达国家合作； 既与大国合作， 也与小国合作； 既推动“ 南 南 合 作 ” ， 也推动“南北合作” ； 既推动经济、 贸易、 技术合作， 也推动安全 （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合作； （4） 全面提升， 通过开放全面提升国内企业和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和抵御外部冲击和风险的能力， 中国政府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5）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既通过世界和平发展自己， 又通过自身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 努力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 开放发展、 合作发展、 和谐发展。

促进对外开放的观念创新

        1978年以来， 观念变革与中国历史进程有着必然的逻辑关联， 同时观念变革蕴涵的质变意义又深刻展现了其战略价值。 中国秉持改革开放， 观念变革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积极的先锋作用，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指向标和路线图。 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路径， 在通过进程塑造结构的战略思路之中， 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 逐渐确立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崛起成为一种现实。 在这个进程中， 观念变革凸现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核心因素， 也被视为中国国家实力提升的主脉络。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观念变革的集大成者。 科学发展观要求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转向更加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转变， 是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基本指导方针， 其理论内涵和指导意义包含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问题的各个方面。 我们强调，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促进中国对外开放的观念变革， 既是科学发展观本身的要求， 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优化的必然逻辑。

        第一， 强调主权、 安全与利益三位一体。

        在关于中国对外开放效益的争论中， 国家主权、 国家利益、 国家安全是最为人所关注的三个方面， 许多人认为中国对外开放实质上对三者均造成了削弱和损害， 因此对外开放必须调整， 甚至有的论者据此认为对外开放断不可行。

        笔者认为， 应该以发展和开放的眼光看待主权、 安全和利益的问题。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属性， 在国际法上指的是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对外的最高权力。 国家主权的属性主要体现为对内对外双重属性， 对内属性指的是主权国家对整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拥有最高统治权， 对外属性指的是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依照自己的意志独立自主地行使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决定权， 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绝对主权已经不复存在， 相对主权已经成为国际事实。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 绝对主权不过是一种虚妄的幻念， 参与国际社会必然包含着主权受到限制的成本， 这就是国际关系的辩证法。 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加速并行的趋势下， 主权让渡已经是客观事实。 主权让渡是为了解释国家对国际组织授权问题而产生的概念， 即成员国转让部分主权的行使权力并由一个共同的组织来行使。 让渡不是割让， 只要国家是自愿加入国际组织并保留退出的权利， 主权为国家所有的底线就不可能突破， 因为主权让渡首先也是主权国家行使主权的结果。 主权让渡是为了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 而国家利益的内涵早已不再纯粹是一个国家决定， 其内涵和外延都已超出传统的认知范围。 国家对国际组织的权力让渡不是弱化自身的独立目标和主体身份， 而是越来越借助合作型的权力安排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 主权让渡不是主权的放弃和割裂， 而是国家在全球化趋势下审时度势的理性选择， 这是全球化、 地区一体化情势下国家寻求合作、 扩大影响的战略选择。 第二， 相对主权并不仅仅意味着国家主权的削弱，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也为国家主权的延伸提供了基础条件， 而经济主权就是国家主权延伸最突出的方面。 例如， 中国决定加入WTO，从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和赢得国际环境的长远利益出发， 做出了经济主权在一定范围的让渡。 在一定意义上，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和《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存在对中国利益不利的条款， 这对我们当时和将来都构成了挑战。 但五年多来的经历证明， 我们的战略利益所得超出了预期。 近年来， 随着中国 “走出去” 战略的实施， 中国加强对海外投资， 我们的经济主权实际上随之延伸了， 我们的战略利益也随之拓展了， 在一定意义上， 国家主权和战略利益的让渡、 共享、 延伸是大势所趋。

        在全球化的情势下， 国家安全是全方位的， 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依旧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 在进入世界市场的前提下， 开放是不可逆转的， 开放国家面临风险是必然的， 也是有可能付出代价的。 江泽民同志指出， “在国际经贸规则下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对外开放的要求更高了。 ” 然而， 开放型经济和封闭型经济， 风险孰大孰小， 理论上并无定论； 什么是最佳经济开放度， 也没有定论。

        经济安全并不必然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所谓经济安全， “主要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和全面经济开放的条件下， 一个国家对本国主要经济主权和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不受威胁或侵害， 对本国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组织力和调控力不被削弱或打乱， 对来自国内外的诸种干扰、 侵害或冲击能够采取有效手段加以排除或化解， 使本国经济体系免受重大震荡或被破坏， 使本国经济利益免遭重大损失， 在国际竞争中能为本国争得较为有利的国际地位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并不断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 我们认为，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 落后才是不安全之源。 落后就要挨打， 即使闭关锁国把自己隔绝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外， 也丝毫谈不上什么安全。 苏东剧变、 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搞好经济， 国家贫弱、 闭关自守不可能构筑好经济安全的防线。 对外开放和经济安全并非对立关系， 开放并不必然是风险更高的选择。 经济不开放， 我们不能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纠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问题， 不能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 不能尽快提升产业结构和企业竞争力， 我们的就业和增长都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这将对经济社会各方面造成巨大压力， 这是我们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 因此，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中国始终把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根据国情自主决定开放的领域和速度。 面对日益明显的经济全球化趋势， 中国一方面坚持扩大开放，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 一方面对可能遇到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 加强防范， 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同时， 我们也清醒意识到， 对外开放必然要面临特定的挑战和风险， 如经济受外部因素冲击的可能性加大、 出口增长面对更大压力、 外资垄断某些市场的可能性、 对使用内资产生影响、 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等。 尤其是， 经济受外部因素冲击、 外资垄断的可能性最为引人注目。

        开放型经济的核心在于建立沟通国内外市场的经济体制、 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 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 因此， 我们不应该关起门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而是应当对外开放， 进一步主动融入全球经济。通过缩小差距来增强国家实力， 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安全的维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对外开放既带来机遇， 也存在风险， 问题的关键在 “练内功” ， 如建立较先进的经济结构， 控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敏感和主导产业， 掌握具有重要安全和战略意义的现代技术， 有效调控金融体系以保障宏观经济稳定等。从总体上看，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 目前中国经济实力、 国际竞争力和抵御外部冲击能力明显增强，与周边国家的相对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 与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大为缩小， 中国和平发展的正面效应正在放大， 我们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主动应对各类挑战。 无论是国内产业还是国内企业， 市场越开放， 竞争力就越强， 安全性就越大， 开放的收益就越高； 反之， 市场越保护， 竞争力就越弱，安全性就越小， 保护的成本就越高。 因此， 我们要从追求保护主义的国家利益走向开放主义的国家利益， 从限制竞争的开放政策走向促进竞争力的开放政策。

        在当前的世界情势下， 只有深化开放， 才有可能争取国家的综合安全。 全面开放不是目的， 而是促进主权、 安全和利益的有效手段和必由路径。 我们强调， 主权、 利益与安全三位一体， 我们不能对主权、 安全、 利益的传统观念抱残守缺， 而必须恰当运用之， 将经济主权既作为进攻之矛， 亦作为防御之盾， 进退有据， 在经济主权得以维护和强化的同时， 维护国家的综合安全， 并力争国家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 坚持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需要。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对经济开放的要求， 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理念在经济战略上的体现。 互利共赢被确定为新的历史时期开放战略的基本点， 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坚持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 既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等涉外经济活动， 难免会触动现有的国际利益格局， 也会在一些领域给有关国家特别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带来冲击和竞争压力。 事实上，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一直是遭受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 而很大一部分贸易摩擦是由实际利益矛盾引发的。 我们只有坚持互利共赢， 才能保障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持续贯彻下去， 才能保障我国海外利益持续发展下去， 才能既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又展现我国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形象。

        互利共赢以国家战略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为基本目标。 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争取和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也要妥善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利益关系，顾及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感受和关切， 适当照顾其合理利益， 注重加强互利合作和共同开发。妥善运用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 把发挥中国独特的建设性作用的基点， 放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 放在通过互利合作增强自身实力上， 放在减少和化解外部阻力和压力上。 特别是， 要注意区分和把握核心利益、 重要利益、 一般利益， 分清轻重缓急， 量力而行、 顺势而为。 对核心利益， 比如坚持“一个中国” 的问题， 就要坚决维护、 毫不妥协；对重要利益， 要态度明确、 据理力争， 施加影响、巧于周旋；对于一般利益， 要有取有舍、量力而为、 灵活处理； 对无关大局的问题， 则要注意互谅互让， 以利于集中力量维护和发展更长远更重要的国家利益。

        互利共赢是一种新型的通过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开放战略， 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自利独赢、赢家通吃的开放战略， 其基本特征是： 兼顾自身利益和世界利益， 兼顾本国利益和别国利益， 兼顾开放本国市场和开拓别国市场， 兼顾对外竞争和对外友好， 兼顾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 兼顾扩大内需和利用外需， 兼顾国内宏观经济和国际宏观经济稳定均衡， 兼顾搭车利用和主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 兼顾国家实力和国际形象， 兼顾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 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其基本原则包括：

        1、 主动参与原则， 即参与几乎所有可能参与的国际组织， 既要积极参加富国俱乐部（八国集团、 经合组织、 国际能源组织等） 的活动， 主动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促进南北合作， 协调南北矛盾与冲突， 又要积极参加发展中国家组织， 积极促进南南合作、 协调南南矛盾与冲突。

        2、 积极合作原则， 既要与发展中国家紧密合作， 也要和发达国家主动合作， 根据国家利益的重要程度不同 （核心国家利益、 重要国家利益、 一般国家利益）来确定其原则性和灵活性。对发达国家的合作， 要强调在当前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的形势下， 世界各国迫切需要加强协调和合作， 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要把握重点， 强调技术合作的拓展、 能源和环保合作的加强、 农业和服务业的深化等方面， 尤其是，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依靠科技， 我们鼓励自主创新， 同时也鼓励扩大技术引进和加强国际合作， 要寻求新的合作领域、 项目和方式， 开展多种形式、 多层次的科技合作。

        3、 得道多助原则和先予后取原则， 对发展中国家多援助、 多帮助、 多促进、 多交流， 进一步拓展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 主动和单边向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 开放市场， 提供并增加更加切实可行的国际援助， 减免债务； 对周边国家多商量、 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 多协调， 重在安邻，还要富邻， 以上原则不仅体现在贸易上， 还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 减贫， 保护环境， 非传统安全、农业、 信息产业、 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 要积极促进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并使之成为国家间和谐共处、 共同发展的基础。 要进一步强调， 中国的发展将首先给周边国家带来巨大机遇， 中国将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协作， 扩大利益汇合点， 建立经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 探索出一条国家之间互利共赢的新型合作道路。

        4、 主动开放原则， 中国要主动开放国内产业和国内市场， 实行越来越开放的 “引进来” 战略、 自由贸易战略、 自由投资战略、 服务便利化战略、 主动开放乃至单边开放战略， 继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还要实行越来越开放的“走出去” 战略， 简化对外投资手续， 实行登记制和核准制， 建立各种发展基金， 鼓励中国企业增加对外投资， 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和利用国际资源。

       第三， 以共同利益为基础， 着力创建利益共同体。

        “共同利益” 一词1997年9月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中。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出与发达国家“寻求共同利益汇合点” ，在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 。新 的 中 央 领 导 集 体 执 政 以 来， 发展了这一战略思想， 强调“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的主张。 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 “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 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 。随 着中国进 一步融入东亚地区合作，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增强， 通过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成为中国的战略趋向， 共同利益将在中国战略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在一定意义上， 共同利益体现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相结合的必然要求， 代表着中国战略优化的主导方向。 我们认为， 中国在明确提出通过和平发展成为强国的同时， 要强调共同繁荣的战略价值， 与主要大国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协调框架，稳定和发展大国关系， 为中国和平发展争取更加优化的国际环境， 同时也为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和利益格局， 必将引起国际社会的不安、 不快与应对措施， 而某些应对措施可能构成中国崛起的障碍。 鉴于此， 我们强调， 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和发展多形式、 多方位、 多层次的利益共同体应视为促进中国顺利崛起的重要途径。 国际利益共同体就是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一荣共荣、 一损俱损的认识付诸实践、 予以规则化、 制度化的过程。 数世纪以来， 许多国家都曾致力于建立利益共同体， 传统的结盟、 新兴的自由贸易区和地区一体化都是建立利益共同体的体现。 这些方式有的体现了传统的思路， 有的代表着新兴的趋势。 由于环境保护、 跨国犯罪、 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它们已不再是单个国家所能解决的问题——日益突显， 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亦提上了各国的议事日程。 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国际条件基本成熟。 而中国互利共赢战略的提出和全面参与国际战略的实施， 为中国参与和主导建立利益共同体提供了国内基础和实践经验。

        建立利益共同体应着眼于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 在国际层面建立促进全球合作、 应对国际危机的利益共同体， 应注意有效利用现有的全球性国际制度， 同时加强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 在地区层面建立利益共同体， 应进一步体现有所作为的积极姿态， 在经济、 安全、 军事、 生态等方面与邻近国家展开积极合作， 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 着眼于构建地区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

建构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

        当前， 中国和平发展为国际社会积极认可，各大国纷纷调整对华战略；国际体系变革以全球治理为趋向， 赋予中国和平发展以世界性的战略空间；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趋于良性， 国际体系的诸多新要素、 新动力与中国国际战略优化的方向趋于一致，在一定意义上是促进中国进一步和平发展的力量， 我们应善加利用。 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深刻理解， 世界转型和国际体系变革不仅带来了机遇， 其挑战和压力更是巨大的。中国既有的战略体系具有内向性、经济性的特征， 灵活反应有余， 长远谋划不足，根据国内外环境变革建构科学的战略体系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

        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世界情势下， 科学的中国战略体系至少应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层面： 国家战略、 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 在这一战略体系中， 国家战略是基础， 全球战略是支撑， 地区战略是依托。 我们强调， 中国需要保持积极、 主动的战略态势， 进一步强调 “有所作为” ， 并审时度势， 不放弃世界经济、 贸易和东亚地区合作框架上主导性地位的寻求。随着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和深化， 在继续秉持 “韬光养晦” 的哲学精神的同时， 谋求经贸领域和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性地位的条件开始成熟，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贯彻“有所作为” 的实践精神。 在主导性地位上， 我们可以不求其名， 但必须要谋其实。

        建构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 其基本原则就是 “天时、地利、人和” 。 目前中国最大的“天时” 就是经济全球化， 中国正在融入国际体系， 成为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建设性完善者， 成为世界重大发展问题的倡议者、 合作者； 中国最大的“地利” 就是东亚一体化， 中国成为地区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 中国最大的 “人和” 就是和谐社会建设， 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国内社会和谐、 对外和平发展、 和谐世界的建设。 孟子曰：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 其基本含义与国家战略体系的基本构架不谋而合， 即国家战略是基础、 地区战略是依托、 全球战略是支撑。

        第一， 优化国家战略， 完善国内开放布局。

        国家发展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基础。 中国必须进一步强调依靠国内条件支撑和平发展进程， 努力实现国内、 国际协调发展，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实现国内一体化。 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 “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 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

        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 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是中国国内开放布局的核心目标。 在战略设计上， 中西部地区既要向国际开放， 也要向东部沿海地区开放； 既要向发达国家开放， 也要向发展中国家开放； 既要重视物资、 技术领域的开放， 更要重视思想、 观念的开放。 此外， 东部沿海地区不应继续执行出口导向的战略， 转而调整从出口导向转向进口导向， 进一步巩固开放型经济， 同时加强向中西部的投资； 而中西部要强调出口导向， 优先向东部沿海开放， 积极向世界开放。 同时， 加强国内产业的有序转移， 将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步骤地向中西部转移。 另外， 要进一步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的投资和提供更多援助， 通过省际协议促进国内贸易往来， 实现各省、 各地区之间的互利共赢。

        未来产业开放， 以服务业为重点。 中国应继续推进服务业的开放， 政策基点应由被动转为主动。20世纪90年代之后， 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就业的主要增长点， 但是中国服务业的改革开放远远落后于制造业， 服务业的生产率也远低于制造业。 加入WTO以来， 服务业成为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点，正在成为继续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新热点。 目前我国经济存在进入管制和垄断问题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中， 如金融业、 电信业、 铁路运输、 教育、 卫生、 文化、 信息媒体等。 我们认为，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服务业能否快速发展，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经济增长速度， 应在防止外商垄断、 促进竞争的前提下， 进一步开放服务业， 提升服务业发展整体水平。

        完善适应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是当务之急， 是实现全面开放的基础条件。 我们要深入研究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形成机制， 建立健全对外贸易运行监控体系和预警机制， 加强对商品进出口、 资本跨境流动的检测， 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防范和控制各种风险， 综合运用经济、 法律和行政等手段提高政府统筹管理、 调控内外部经济的能力。

        对维护金融安全做好更为充分的准备。 中国兑现加入WTO的承诺， 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 在新的制度环境下， 中外金融机构正在形成全方位的竞争态势。 我们既要认识到中国金融市场存在的巨大不稳定性， 采取各种措施稳定金融市场，进一步加强监管和风险预警； 也要认识到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 即通过不断完善各种管理制度， 加强金融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 顺利成长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另外， 要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外资垄断， 尤其是对中国战略性产业的垄断。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 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 外商兼并收购型投资、服务业吸收外资将会增加，我们必须思考进一步强化依靠市场力量约束外商投资企业垄断行为的机制， 引入和强化竞争仍然是最重要的监管思路。在国内企业短期内还不具备竞争力的一些产业中， 至少要引进两家跨国公司， 使不同外商投资企业之间形成竞争； 还要特别加强对外资并购的监管能力，防止外国投资者可能出现的不正当并购行为。 与此同时， 我们应把电子及通讯设备、 电气机械及器材、 交通运输设备、 普通机械和专业设备等产业视为主要战略性产业，采取特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第二， 深化全球战略， 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全球战略反映国家战略体系的宏观视野。 当前， 中国的全球战略以共创和谐世界为基本理念，体现出负责任、 建设性、 可预期的基本特征， 以对话协商、 合作共赢、 求同存异、 包容开放为主要策略， 以寻求和扩展共同利益为目标指向。 我们认为，在争取平等权利的前提下， 中国应把全面参与、 力所能及地提供公共物品为基本路径， 作为负责任大国发挥积极作用。

        1、 全面参与国际制度，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框架设计。 中国要全面参与全球性国际制度， 并在其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对有待完善的国际制度， 要秉持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在新国际制度创立或有可能创立新国际制度的领域， 要锤炼未雨绸缪的战略谋划能力， 对新国际制度必须积极参与， 也要明确反对创立仅由发达国家参与的国际制度； 参与俱乐部性质的国际制度，要有所慎重， 并致力于逐步改造为我所用， 尤其是， 对仅由发达国家参与的国际制度， 应以特殊伙伴、 观察员等方式参与， 并在其中发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作用。 中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与国际社会合作， 特别是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 秩序规则制定和国际谈判， 借助国际规则， 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维护和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制的进一步开放。 同时， 积极通过扩大沟通合作， 推动利益融合， 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经济社会难题。

        2、强化“走出去”战略。全面参与国际农业、 能源、 矿产等资源配置的产业分工、分配和市场竞争，不断提高利用海外资源的能力和水平； 以新建、 注资、 参股、 并购、 购买探矿权等多种方式加快建立一批重要短缺资源的多元、 稳定、 可靠的海外生产供应基地， 明显提高中国控制的海外油气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占进口总量的比例； 加强粮食、 石油等重要商品的储备体系建设。

        3、 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 共同利益决定了中国成为世界的利益攸关者， 也代表着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确保并继续加深我们与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 应继续秉持并发扬光大。

        4、加强对外援助的制度化建设。重新审视外援在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的战略价值， 借鉴日本、 德国等政府开发援助（ODA）的经验，进行对外援助的制度化建设，尽早建立中国对外援助基金和相关机构，通过对外援助延伸中国的战略利益， 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的远程目标。

        第三， 强化地区战略， 主导地区一体化进程。地区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地缘依托。 从历史的角度看， 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 东亚是中国的战略依托地带， 也是中国地区战略的核心。

        目前， 中国具备了主导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基本实力， 但东亚的战略格局却决定了中国采取开放的地区主义方式来协调，而不是立即主导推动，具体措施包括：其一， 要着手制定参与地区经济合作和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 投资自由化的中长期战略规划； 其次， 稳定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战略地位重要、 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双边关系，抓住时机率先推进双边贸易、 投资、 交通运输的便利化； 其三， 通过共同利益的寻求和扩大，进一步稳定中日关系，防止中日关系的恶化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其四，利用传统关系， 加强内陆地区与周边国家的一体化，就西北地区而言， 俄罗斯、 中亚有色金属、 电力、化工、 重型机械制造业较发达， 轻纺工业和食品业则落后， 西北地区技术设备不足， 一些重化工原料需要进口， 轻工业发达， 双方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且生活习惯、 消费结构上存在相似性， 应加强相互开放； 就西南地区而言， 西南地区和南亚、 东南亚的资源有着较多的互补性， 在生产要素的组合方面也有较多的互补性， 可考虑修建国际高速公路和铁路， 联结昆明、 吉隆坡、 曼谷， 同时修建滇西铁路， 联通缅甸境内的密支那铁路，借助于缅甸的铁路、 港口， 使中国西南的货物通过南丝绸之路到达南亚、 西亚和非洲； 东北地区与日本有着传统的经贸联系，在软件开发、 机械制造等方面已经建立了较深入的合作， 仍有深化的空间；其五， 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谈判， 而且着重与澳大利亚、新西兰、 印度和俄罗斯的自由贸易区谈判， 并将之提升到反战略包围圈的高度加以认识和推行； 最后，在地区一体化推进方面保持开放性思维， 做出必要的让步和贡献， 力争通过共同利益汇聚及其制度化建构一个稳定而富有建设性的东亚秩序， 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中欧关系中的国际道义因素》

陈玉刚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

        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来， 中欧关系的发展不断深入和丰富， 其意义也从双边走向全球， 同时也间歇性地发生了一些问题， 导致了中欧关系的曲折和波动。 许多研究都在探讨其背后的原因， 有的学者提出中欧虽然在2003年就明确了互相的战略性伙伴关系， 但实际上双方并没有真正从战略的高度来处理相互关系， 导致一些看上去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影响了双方的关系。 在这方面的讨论中，比较有意思的是， 人们发现中国学者都比较多地肯定中欧战略伙伴关系， 设法界定中欧关系的战略性内涵， 引导欧洲学者把对中欧关系的认识聚焦到这些战略性问题上来， 而欧洲学者则比较多地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表示怀疑， 鉴于双方之间对战略性前景的诸多认识差异， 中国和欧洲还没法把他们的对话转换成广泛的合作和日常的共同倡议， 双方还很难成为真正的战略性伙伴。 有的学者提出中欧关系中发生的问题是由双方的认知差异造成的， 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导致了双方陷入争议。 也有人指出， 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 同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 中国和欧盟关系中的竞争性一面在上升， 中欧关系中的问题是因双方的竞争造成的。

        这些观点都指出了中欧关系中问题的一些方面， 不过也各有一些不能完全解释的地方。 从战略性伙伴关系来看， 双方其实互相都很重视， 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投资和技术来源地， 中国不可能不重视欧盟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对欧盟来说也意义重大， 重要的贸易关系且不说， 欧盟想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话， 就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参与。双方也许会把美国看得比对方更重要， 但战略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把对方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 认知差异肯定是存在的， 但问题仅止于此还不够， 我们需要探究认知差异背后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不要说中欧， 就是美欧之间对许多问题也都认识不一致。 中欧双方在某些领域确实存在一定竞争性， 但总的来说， 竞争的一面在各自的总体利益中实际上还处于次要和边缘地位， 不应该会对双方的总体关系造成影响。

        本文试图指出中欧关系中往往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因素， 即国际道义的因素。 回顾冷战后中欧关系中爆发的一些问题， 实际上可以发现大多是由国际道义问题引发的， 属于国际道义关系的问题，其背后并不一定反映了双方的利益竞争或冲突。

国际关系中的道义问题

        道义与道德或伦理不同， 后者属于个人范畴，是对个人行为的自律和人与人关系的规范， 前者则更接近正义的概念， 有其政治含义， 是对政治行为的合法性说明， 或者说政治实践活动重要的合法性依据。

        道义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有一个统一合法的权威在阐释， 并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秩序。 国际道义由于缺乏这样一个共同的权威， 因而其存在往往被充斥于各个领域的强权政治所掩盖。 不过， 正如布尔所指出的， 国际社会既然可以称之为社会， 必然意味着它有最低限度的社会性。既然有社会性存在， 就必然有相应的道义诉求。 国际道义同时存在于几个层面： 一是正当的国际秩序； 二是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和主要的成员， 国家的权利与义务； 三是国家合法、 合乎规范的国际行为。

        尽管难以正面阐明， 但国际道义在国际关系中其实是处处存在的。 国际关系中尽管经常可以看到恃强凌弱的现象， 但实际上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 都会求助于国际道义。 强者用国际道义证明自己的行为合法， 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签署英、法、 德、 意协议回来， 尽管明明是把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了德国， 牺牲了捷克的利益， 但他还是对欢迎他的群众说， 他使胜利赢得了和平。 当然，他这种逻辑是有问题的， 和平作为国际关系的首要目标确实符合国际道义， 但目的的正当性并不能赋予其手段以相应的正当性， 手段不正当， 其目的即使是正当的， 也是不符合国际道义的。 弱者当然更求助于国际道义， 希望国际社会中的正义力量能够为他们遭受的欺凌而鸣不平， 甚至提供帮助，伸张正义。

        国际道义也有文字化的展现， 国际法的发展与完善就体现了国际社会关于国际道义的一些共识， 特别是像联合国宪章这样的文件， 但它不完全等于国际道义。 现实主义国际法理论认为国际法只是强权意志的反映， 并不代表真正、 普遍的正义。 而且， 法律很大程度上在于解释， 国际法院这样的机构也更容易受到强国的影响。

        国际道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些内容会在某一历史阶段是符合国际道义的， 而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被否定扬弃。 譬如历史上基督教世界中曾共同认可教皇的仲裁， 但进入现代后， 主权进入了国际道义的内容， 教皇被主权赶出了世俗领域的事务范围。

        当然， 这并不是说国际道义完全就属于一种相对主义， 在某个历史时代， 国际道义有着它的真实性和基本的共通性， 譬如可持续发展在当今就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价值。 而有的内容则具有它历史的永恒性， 譬如黄金箴言就不仅不受历史时代的限制， 而且在各种文明文化体系中都被普遍接受， 只不过表述的方法有差别而已。 有的则从区域性的价值原则逐步发展成了全球性的价值原则， 主权概念虽然形成于欧洲， 但在当代主权原则已被公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当然， 如上述例子所表明的， 国际道义也经常被随意解释， 强者弱者都会用国际道义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 赢取国际力量的支持。 这就使得， 国际道义在作为国际社会一种确实存在的力量同时，又成了国际竞争的对象， 甚至国际冲突的根源。 国际竞争在当今世界既表现为硬实力的竞争， 也表现为软实力的竞争。软实力的竞争基本上可以表现为二个方面， 一是展现自己文化、 制度、 价值和模式的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 二是提升自己在国际道义体系中资源供给、 分配、 交换和消费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这里无法就国际道义本身展开更详尽的讨论， 那样的讨论一本专著的篇幅都还不够。 我们只是想指出国际道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存在， 它一方面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某种基本的秩序和最高的价值准则， 另一方面也会成为酿成国际竞争和冲突的根源， 因为谁都不掌握国际道义的诠释权， 一定程度上说， 就是谁都可以诠释国际道义。

中欧关系中的国际道义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 特别是台湾问题的困扰 （售台武器） 被克服以来， 中欧关系实际上处在一个不断上升和发展的进程中， 这一点从欧盟自1995年以来连续出台几个对华关系文件就可以看出。 作为回应， 2003年中国也出台了第一个对欧关系的政策文件——《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 ， 这个文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国别和地区性的政策文件。

        当然， 这一进程中实际的问题并非没有， 中欧之间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 欧盟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调查、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提出的欧盟对华武器禁售和市场经济地位承认问题等， 这些都是双方关系推进中必须讨论解决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没有造成对中欧总体关系的严重破坏。 相比之下， 2007年德国总理会见达赖， 2008年欧洲对中国平息西藏骚乱的说三道四，伦敦、 巴黎中国奥运火炬传递仪式受到的干扰， 法国总统萨科齐扬言抵制奥运， 并在年底会见达赖，欧洲对中国的对非政策乱加批评， 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对中国频频施加压力， 这些事件和欧洲的做法却严重地损害了中欧关系。

        尽管都是中欧关系中的问题，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一类属于物质关系或实际的利益问题， 一类属于意义关系或涉及国际道义的问题。 前者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处在可控范围内， 中欧关系并没有因贸易纠纷而转折， 也没有因为欧洲不肯解除武器禁售而使所有问题就此停滞。 但后一类问题处理不好则会造成对中欧关系的全面影响， 2008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最后只能迫使中国决定推迟原定于12月初在法国举行的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

        对中欧关系发展轨迹的时间分析基本上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从1995年第一份欧盟对华政策文件出台开始， 关系发展基本上处在一个上升期，从2003年开始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许多学者都在提的中欧蜜月期， 一直到20 05年出现了一个转折，之后一些问题开始出现， 到2008年底进入一个低谷。 这期间如果从经贸物质内容上看， 中欧关系实际上在一路上升， 2005年的转折更多地体现在意义关系上。 在1995年到2005年之间， 中欧之间在许多大的国际问题上都持相同或类似的看法， 尤其是针对 “9·11” 之后美国愈演愈烈的单边主义， 双方都坚决反对， 主张国际关系格局的多极化。 这构成了中欧关系良性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道义基础。 而在2005年之后， 欧洲开始把挑剔的眼光转移到了中国身上， 在2006年出台的第五份对华关系文件中开始提责任问题， 中欧关系发展的道义氛围开始被破坏。

        有观点指出， 转折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的飞速发展给欧洲形成了冲击， “中国在欧洲与世界上日益增长的经济存在和政治作用， 对一直俯视中国的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震撼； 中国发展方式的示范作用， 也对一直以其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为荣的欧洲造成了冲击。 ” 理论上讲， 这个观点可以从二个方面来看。 在物质关系上， 中国的发展只会给欧盟创造更多的机遇， 中欧经济关系的互补性仍大于竞争性，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欧洲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斗争中， 中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问题的真实根源还在于意义关系上， 即欧洲如何在思想观念上正确面对中国的发展崛起， 如何在中欧国际道义关系中摆正自己的位置。

        其实， 2005年对欧盟自身的发展也处在一个转折性的阶段， 2005年前后欧洲一体化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 一方面， 欧盟在2004年完成了欧洲一体化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扩大， 10个中东欧国家一起加入欧盟， 欧盟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跨越东西欧的分界， 最大限度地接近了其所宣称代表的欧洲的地理范围； 另一方面， 2004年10月欧盟正式认可了欧洲制宪大会提交的宪法条约草案， 可以开始进入成员国的批准程序， 欧洲朝野上下对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充满信心。

        所有这些都让欧盟对自己作为一个全球力量更加充满信心， 因此在2005年中欧双方试图解决武器禁售问题时， 欧盟借口中国人大通过反国家分裂法而中止了解禁进程， 以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影响中国政治。 而实际上， 外界更多的是在另外两个方面来理解欧盟遭此挫折的含义， 一是欧盟内部统一程度并没有想象的或它自己认为的那么高， 二是欧盟还不足以成为一支独立的国际政治力量， 很大程度上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问题到此还没结束， 威廉姆·卡拉汉指出了欧盟在对自己模式和价值信心膨胀同时， 在推进对华关系中也暴露了其 “欧洲化” 意图和战略， 试图以其模式和价值来影响中国。 欧盟把自己定位为一种民事力量， 相信这一模式不仅对欧洲自己的稳定和繁荣有意义， 对世界其他地方也有意义。 在把 “美国化” 描述成文化帝国主义同时， 认为 “欧洲化” 则是体现了欧盟民事力量的定位和作用。 欧洲化远远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含义， 而是一种欧洲一体化的最新理论和欧洲模式的推广 。 欧洲化作为一种一体化理论， 指的是成员国把欧盟的法律和指令内化到它们国内的政治制度中， 是欧盟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渗透， 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明化欧盟的法律和价值的进程， 用在对外关系上则是扩展欧洲式的民主、 市场经济和法治模式。 凡是能被这种模式所理解和容纳的， 则已完成了欧洲化的过程， 被欧盟所接受认可； 而凡是不在这一模式秩序意义内的事物， 则会发生与欧洲化的冲撞， 构成欧盟对外关系中的问题。

        用国际道义的话语来阐述， 欧盟对外推行的欧洲化实际上就是国际道义高地的占领和国际道义的扩张。 鉴于对自己模式和一体化成功扩大并继续深化的信心， 欧盟确立了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优越感， 相信自己的模式与价值具有普遍性意义。

        欧盟这种自我价值的膨胀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美欧之间的大争论中就已有比较充分的体现， 罗伯特·卡根 （Robert  Kagan） 写了本书《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 ，典型地反映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对欧洲模式不屑一顾的态度， 嘲笑欧洲只有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下才能过着天堂般的生活， 到头来欧洲不但不知感恩， 反而以自己的模式和价值来大肆挞伐美国的单边主义。 而作为反击和回音， 马克 ·伦纳德（Mark  Leonard） 则写了本 《为什么欧洲会领跑21世纪？ 》 ， 宣扬欧洲的价值和欧洲对世界秩序的理解， 认为这才代表着世界和国际社会的未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 自2005年起欧洲一些主要国家领导人变换， 新领导人重新强调跨大西洋关系后， 欧洲的这种自我优越感开始向中国转移。 而这一进程正好也是中国快速崛起的进程， 这就使得中欧关系面临这样一种境遇， 中欧力量平衡关系越是发生变化， 欧洲的这种自我优越感就越被冲击和挑战 （实际上是欧洲单方面的自我想象或臆想， 中国并未有意挑战欧盟的价值和模式） ， 欧洲就越会在中欧的国际道义关系上制造问题， 破坏中欧关系。

平衡中欧的国际道义关系

        我们经常说， 中欧之间并不存在战略利害关系， 这是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 与中美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美国对中国实行对冲战略， 遏制加接触的意图一直未变， 在中国周边地区驻军和营建军事同盟关系， 介入台湾问题， 这些是其遏制中国的意图反映） 。 对此， 欧洲多数学者也承认接受。 事实也是如此， 尽管贸易纠纷不断， 欧盟对中国市场竞争环境加剧的抱怨也在上升， 但中欧之间的物质关系还是继续稳步发展。 与利益竞争和冲突相比， 中欧关系的问题更多地是被 “构建” 起来的， 是欧盟实施进攻性的国际道义战略， 而中国相对处于防御性守势的结果。

        当前， 欧盟在这样几个方面实施了进攻性的国际道义战略：

        第一， 对自己一体化模式的信心， 认为这是其民主、 市场经济和法治价值的胜利， 是欧洲化的结果。 尽管表面上欧盟自谦欧洲一体化的模式是独特的， 但在实际外交中却坚持其普遍意义。 譬如在亚欧会议对话中， 欧盟就对东盟在缅甸问题上施加压力， 敦促改变或放弃东盟方式。 在对华关系中， 错误地把中国的主权立法行为——《反国家分裂法》理解为对地区安全的威胁。 事实上， 欧盟对自己的地区安全问题已越来越没有耐心， 在巴尔干问题上， 以及最近的北非特别是利比亚问题上， 都表现出了强硬甚至武力干涉的倾向。

        第二， 借着欧盟制度改革得以推进的机会， 宣扬有效多边主义， 在诸多国际多边场合采取进攻性策略和言论。 欧盟内部的制度改革确实体现有效多边主义的精神， 特别是扩大了一体化的领域范围， 以及欧盟决策中有效多数的决策程序适用范围， 多边主义的治理模式至少在理论上变得更有效了 （实际上还有待检验， 在当前一些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应对中， 欧盟的多边主义并没表现得那么有效） 。 但就整个世界而言， 国际政治的本质迄今仍以共识政治为主， 强调多边主义的有效性会损害这一国际政治的基础。 欧盟在国际刑事法庭、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了其有效多边主义的倾向和战略， 损害了国际政治的和谐。

        第三， 以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为重要战场， 占领国际道义高地， 对其他国际谈判方施加道义高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欧洲在推进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和重视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工作， 也为其在国际道义资源分配中获得了更大的份额。 但在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中， 欧盟却开始把其获得的国际道义优势变为外交资源， 违背京都议定书精神， 压迫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加入同样的责任分担体系。

       第四， 继续把人权问题作为其进攻性国际道义战略的实施战场和外交资源， 构筑和维持其国际道义高地地位。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欧盟高唱人权高于主权论， 以人权为名， 推动 “保护责任” 原则， 试图超越主权界线。 进入新世纪以来， 欧盟进一步把人权问题扩展到环境、 劳工等领域， 并以此为名保护欧洲利益。

        第五， 宣言欧洲生活方式， 抨击发展主义道路模式。 欧洲生活方式确实有其许多成功经验， 如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体系 （尽管正在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 ， 对社会平等、 包容的强调， 发展与环境的平衡等。 但以此为名抨击发展主义的道路就明显属于进攻性国际道义战略的做法， 且不说欧洲生活方式也存在不少问题， 就拿其现有的成就来说， 也是建立在过去几百年发展的基础上的。

        当然， 欧洲这些进攻性的国际道义战略并非刻意针对中国， 当初美欧大论战就能说明这一点（实际上， 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认同欧洲社会价值的国家） 。 但问题是， 当中欧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后 （这一进程大致也是从2005年开始的） ， 中国就开始与欧盟进攻性的国际道义战略正面相对， 而这恰恰酿成了2005年以来中欧关系发生的一系列问题。

        如何改变这一局面？ 出路只有二条， 一是中国被欧洲化。 当然， 这样的故事不可能发生， 那么剩下来的选择只能是平衡中欧国际道义关系， 改变中国在国际道义体系中的防御性地位。

        第一， 我们要指出欧洲的一体化模式有其逻辑悖论和危险性， 欧洲一体化正面临从 “超国家主义” 向 “超级国家主义” 的道路转变的诱惑， 因为后者可以为欧洲带来实实在在的整体利益， 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收获一体化红利。 从国际道义讲，超级国家主义是向国家主义的回归， 有违民族国家间一体化的出发点和初衷， 也有违其内部的民主和平等。 从国际道义上讲， 东亚的开放区域主义比欧洲的一体化更有可取性和正义性。

        第二， 欧洲有效多边主义表现出了多边的单边主义倾向。 欧盟对其多边主义的国际宣传实际上隐含一个逻辑困境， 即因为欧盟自身是多边主义的成功典范， 因而在世界上也必然是多边主义的代表。 实际上， 欧盟内部实施多边主义并不能证明其对外就肯定是多边主义， 就像美国对内实施民主， 对外往往搞强权政治一样。 欧盟在国际上越来越表现出了多边的单边主义倾向， 如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威胁要征收碳关税， 以及最近表示要把其他国家的航空和海运强制纳入其碳排放交易体系， 以欧洲为目的地的航班和船必须向其购买碳排放指标。

        第三，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欧盟的立场有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已经确认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 国际刑事法庭问题上欧洲明显地表现出了欺软怕硬的作风， 对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发出逮捕令， 却对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行动中造成的平民伤亡置之不理。

        第四， 中国对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指责采取了反击， 每年公布美国人权状况报告， 但对欧洲在人权问题上的压力一直采取比较容忍的态度。其实欧洲的人权状况也并不理想， 如英国对少数族裔抗议的镇压， 法国对罗姆人 （吉普赛人） 的驱逐， 一直未能有效压制的法西斯种族主义等。

        第五， 欧洲的生活方式已经在金融危机和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暴露了许多问题， 欧洲对发展主义的抨击是片面的。 中国的经验和信念是许多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 而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 事实也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成功和价值。

        当然，和欧洲一样， 中国的国际道义外交不能完全只针对欧洲， 中国的国际道义战略应该全球取向。 不过， 中国国际道义地位的提升会对中欧关系产生影响。 只有在国际道义上更有影响力和感召力了， 中国才会在中欧关系中扭转防御态势，国际道义关系的平衡有利于中欧关系的稳定与发展。

《中非多边卫生合作：现状与展望》

徐伟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自1963年中国派出医疗队到阿尔及利亚以来， 双边合作一直是中非卫生合作主要形式。 随着近年来中非交往不断深入， 中非多边卫生合作成为人们关注的新议题。 本文将简要回顾中国参与非洲多边卫生合作的历史， 并探讨中国未来参与非洲多边卫生合作的发展趋势。

中非多边卫生合作现状

        长期以来， 中非多边卫生合作与双边合作相比，内容有限， 合作方式也相对简单。 但近年来， 中国参与非洲多边卫生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 除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进行多边合作外， 国际减灾救援、维和医疗分队等成为中非多边卫生合作新亮点。 从发展趋势看， 中国未来将越来越多地参与非洲多边卫生合作， 但期间也将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是中国多边卫生合作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在中非卫生合作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978年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签订 《合作谅解备忘录》 后， 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不断加强。据统计， 1978年协议签订至1994年， 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举办各种类型的国际讲习班、 训练班、 研讨会等900多起， 与中国在基础医药学、 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 传统医学等方面建立了68个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 不仅促进了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也带动了中国与非洲在卫生领域的多边合作。 例如， 世界卫生组织在我国建立的七个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就为非洲培养了不少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 推动了中非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 2002年10月由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主办的中-非传统医药论坛在北京召开， 来自25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论坛， 论坛探讨了中非传统医学方面的合作和发展战略， 通过了 《中-非传统医药发展与合作行动纲领》 。 2007年7月中国卫生部长高强在日内瓦召开的第60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 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800万美元， 用于帮助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 健全疾病监测网络， 提高疾病防治能力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中国同儿童基金会、 人口基金会、 开发计划署、工业发展组织等联合国机构， 以及 “全球抗击艾滋病、 结核和疟疾基金” 等国际性组织在卫生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多地涉及非洲。 早在1982年， 中国国家医药管理局就曾受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委托， 于1982年11月在北京举办国际中药讲习班， 参加人员不仅来自亚洲、 拉美， 还来自埃及、 布隆迪、 坦桑尼亚、 肯尼亚等非洲国家。 中国是 “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 创始成员， 每年不仅得到该基金大量资助， 同时也不断加大对该基金的捐款。 据统计， 2001-2007年中国对该基金的捐款总计1000万美元， 2008-2010年提高到每年200万美元， 2011年增至400万美元， 2012-2013年中国政府准备进一步提高到每年500万美元。 中国通过该基金与非洲在防治艾滋病、 结核和疟疾等领域的交往更加密切。

        中国红十字会与非洲交往较早， 该会较大规模的对非活动出现在八十年代中期， 当时非洲36个国家遭受旱灾， 1.5亿人受到饥饿的威胁。 1985年3月5日中国红十字会发出 《关于为非洲灾民开展社会募捐的通知》 ， 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主题为“为了非洲的旱灾灾民” 的募捐活动， 此次活动共收到社会各界捐款1387万元人民币， 据报道这是中国红十字会自1950年改组后开展的规模较大的全国性社会募捐活动。 2007年中国红十字会在 “非洲年” 向非洲国家爱心捐助的公益行动中， 不仅募集非洲人民急需的日常生活用品， 也募捐到了非洲国家红十字会所需的资金、 药品和医疗服务。 2008年中国红十字会为响应国际上发起的“购物即行善” 的红色活动， 策划了中国版的 “红计划” ——“中国红行动” ， 动员海内外著名企业生产慈善产品， 共同开展公益活动，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另外， 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每年利用国家划拨的援外资金向20多个遭受战乱和灾害的发展中国家红十字会提供紧急捐款， 其中不少是非洲国家。 同时， 中国红十字会还举办了以发展中国家红十字会高层官员为对象的国际培训班， 来自非洲国家在内的学员到中国进行社区服务、 灾害管理、 能力建设等专题学习和考察活动。

        在南南卫生合作领域， 中国与 “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伙伴组织” 进行了有益的合作。 2005年9月中国政府与该组织签署了三个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政府承诺为该组织提供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培训， 包括在2006-2010年期间为发展中国家包括“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伙伴组织” 成员国特别是非洲国家每年举办两期在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培训班； 捐赠生殖健康、 计划生育产品， 并积极促进发展中国家在生殖健康、 计划生育、 产品与技术的交流与推广； 支持发展中国家生殖健康服务机构能力建设等。 中国还在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其他机构多年支持下， 在人口与发展领域建立了中国生殖健康技术指导培训中心、 中国生殖健康家庭保健培训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南京人口国际培训中心和四川生殖卫生学院等5个机构， 这些机构成了重要的人口与发展南南合作平台， 在人口与发展、 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 母婴保健、 领导能力建设等一系列议题上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 如中国生殖健康家庭保健培训中心自成立以来， 举办了六期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 先后培训了来自亚非拉、 东欧及大洋洲49个发展中国家 （其中非洲国家31个） 和3个国际组织的196人次学员。

        紧急医疗救援近年来成为中非卫生多边合作的重要内容。 2001年4月27日中国国际救援队正式成立， 其中的医疗人员不仅都通过了国际SOS急救培训， 而且多次与国外救援队展开技术交流。 阿尔及利亚是中国国际紧急医疗救援的第一个对象国， 2003年5月， 阿尔及利亚北部地区发生里氏6.2级地震， 造成2250多人死亡， 1万多人受伤， 中国的国际救援队首次登上国际救援舞台， 不仅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并确认了一名12岁幸存者， 还直接为160余名灾民提供医疗救助。 此后， 中国国际救援队的行动扩展到除非洲之外的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 海地等亚洲和拉美国家。

        中国派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医疗分队为中非卫生多边合作增添了活力。 近年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向国外成建制派出维和医疗分队， 在对象国开展医疗护理、 卫生防疫、 健康教育、 战 （现） 场救护等工作。 2003年4月中国派遣到刚果(金)的维和部队中就包含一支由43人组成的医疗分队。 同年11月， 向利比亚派出的558人维和部队也包含医疗分队。 自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 中国已向刚果 （金） 、 利比里亚、 苏丹等非洲国家派出多批医疗队， 不仅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提供服务， 同时也经常向当地老百姓提供医疗服务， 参加某些紧急情况的医疗救援。 如2010年7月2日， 一辆油罐车在刚果 （金） 南基伍省发生爆炸， 造成至少200人死亡、100人受伤。 中国第十一批赴刚果(金)维和医疗分队成立了应急小组， 赶往现场展开急救作业， 共现场急救伤员10余名， 转送伤员30余名， 并协助世界卫生组织驻刚机构搬运药品等救援物资60余箱。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医疗分队还4次到利比里亚绥德鲁附近的小村庄弗朗扎送医送药， 受到当地老百姓热烈欢迎， 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为此向中国赴利维和医疗分队表示感谢， 赞扬他们在当地开展的巡诊义诊、 健康体检、 捐献药品、 医疗救助等医疗服务。

二、 转变中的中国多边卫生合作地位

        虽然2006年来自中国香港的陈冯富珍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但中国大陆与国际卫生机构的合作还相当有限，参与世界多边卫生合作的经验也不多。 中国多边卫生合作经验的缺乏同时也影响中非多边卫生合作， 目前中国、 国际机构 （或西方国家） 、 非洲之间的三边合作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

        根据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提供的数据， 迄今为止， 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援建了近百所医院， 向近70个国家派遣了医疗队， 累计派出两万多名医务人员， 治愈了数以亿计的患者。 今后五年， 中国将再为发展中国家派遣3000名医疗专家， 培养5000名医务人员， 为100所医院提供医疗器械、 药品等， 重点用于妇幼卫生及防治疟疾、 结核、 艾滋病等疾病， 2011-2013年间中国将向 “全球抗击艾滋病、 结核病和疟疾基金” 捐款1400万美元。 但中国卫生部官员也明确地认识到， 中国仍旧是发展中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解决好13亿人口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就是对全球的重大贡献。 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还将把关注点集中在国内，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多边卫生合作更广泛的开展。

        尽管如此，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力增强， 中国与多边机构的合作已逐渐从受援者的角色向援助者角色转变。 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人口基金会等国际机构的合作， 目前基本上还处于纯受援者的地位， 但中国对不少机构的贡献正不断加大。 以 “全球抗击艾滋病、 结核病和疟疾基金” 为例， 该基金自2002年1月成立以来， 截至2008年6月已向中国11个项目提供资金，涉及艾滋病、 结核病和疟疾三种疾病， 项目资金总额约5.5亿美元。 而中国对该基金的捐助到2008年却只有1200万美元。 但从中国对该基金的捐款情况看， 中国对该基金的贡献正不断加大， 从原来每年不足200万美元， 提高到2011年的400万美元，2012-2013年中国政府承诺对该基金的捐款将提高到每年500万美元。

        在对非多边卫生合作领域， 中国正处于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的实质性增强阶段。 无论是中非多边卫生合作的内容还是形式都在不断丰富， 中方参与的机构也在不断增多， 国际交往也更加密切。 事实上， 中国政府也有意增强国际多边卫生合作。 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2008年1月10-1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卫生外事工作会议中表示， 中国卫生部将“积极开展全方位、 多层次、 宽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全国卫生系统要加强外事机构建设， 培养和造就一支德才兼备、 适应卫生事业发展需要的卫生外事干部队伍。 在这种情况指导下， 目前中国同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 联合国相关机构等在非洲的卫生合作增多， 中国在国际紧急医疗救援、 联合国维和部队医疗救援中的作用正不断增强， 中国同无国界医生组织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增多。

三、 中非多边卫生合作前景

        进入21世纪后， 无论是国际卫生合作还是中非卫生合作都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 合作渠道和方式呈多样化发展趋势， 这既给中非多边卫生领域的合作带来很多新机遇， 但同时也带来不少新挑战。

       近年来， 艾滋病、 结核和疟疾等全球性流行病使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公共卫生和健康问题， 卫生已成为国际政治、 外交和经济的重要议题。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 不仅经济实力提升， 在国际卫生健康领域的影响力也在加大， 不少活跃于非洲卫生领域的国际机构、 西方国家、 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希望同中国在非洲卫生领域开展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 期望通过三边合作， 加强三方在初级卫生保健、 公共卫生(主要是疾病预防控制)、 妇幼保健等方面的合作， 一些国际机构和西方国家政府还把非洲卫生多边合作作为与我政府磋商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2009年12月召开的中非卫生合作新倡议国际研讨会上，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银行、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美国国际开发署和英国国际发展部等国际组织表示了与中国在非洲进行卫生合作的兴趣， 希望在建设初级卫生体系和发展观念， 降低孕产妇、 新生儿和儿童死亡率、 结核病控制等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让非洲分享中国的经验。 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称， 该组织 “正处于在卫生领域开展联合评估活动的早期合作阶段， 将主要在非洲的两个国家就母婴健康和抗疟活动进行合作” 。

        从非洲大陆卫生现状来看， 非洲不仅需要双边卫生援助， 同时也需要多边国际合作。 近年来，非洲的公共卫生危机相当突出。 例如， 全球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的绝大多数就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200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艾滋病感染率为5%， 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0.8%。 非洲已发现的肺结核病例占全球总数的1/3以上， 根据英国Maplecroft公司对187个国家结核病状况的研究，在世界极度高风险类别中占据前10位的国家中， 9个国家来自非洲。 但同时非洲各国可用的医疗资源与其他地区相比远远不足， 从而严重制约其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尽管从援助非洲资金角度看比不上发达国家， 但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 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情况下所积累的卫生领域的一些成功经验， 却是值得非洲国家借鉴或学习的。 中国不仅可以通过双边渠道， 也应该通过多边渠道与非洲国家分享这些经验。 作为卫生领域的受援国及援助国， 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多一份受援国的体会， 对国际多边合作的某些问题的理解也可能因此比发达国家更加深入， 因而可能在非洲多边卫生合作中发挥发达国家无法发挥的独特作用。

        由于非洲各国政府能够用于医疗卫生的资本和物资相对较少， 非洲一直是国际社会卫生援助的重点地区， 非洲事实上也是多边卫生合作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 盖茨基金会、 “全球抗击艾滋病、 结核和疟疾基金” 等机构一直将非洲作为重点地区。 美国2003年实施的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2005年发起的总统防治疟疾行动计划、 2008年发起的总统热带病项目以及2009年由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全球卫生行动计划方案等都将非洲作为重点地区。 近年来， 中国同不少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的一些机构建立了联系， 如世界卫生组织、 盖茨基金会、 “全球抗击艾滋病、 结核和疟疾基金” 、 美国国际开发署、 默沙东基金会、 世界健康基金会。 虽然中国目前更多以受援国的地位与这些机构联系， 但毋庸置疑， 这种联系将有助于中国以援助国的身份增强与这些机构在非洲的多边卫生合作。

        多边合作有利于中国学习外国经验， 扬长避短。 与西方相比， 中国特色的对非卫生合作理念与做法有许多长处， 应该继续坚持这些好的传统。 但与此同时， 中国也应积极借鉴国际社会对非卫生合作的有益做法。 发达国家在多年实践中， 尽管有不少教训， 但也积累了不少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 多边合作显然是学习外国有益经验， 避免西方某些错误的有效途径。

        引入多边卫生合作机构， 有助于我国对外医疗援助队伍专业化、 更好地让志愿者队伍加入医疗援助领域， 也有利于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运行体制、 管理模式、 援助方式、 援助内容的改革和完善； 通过引进多边国际机构、 西方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专门人才， 有利于中国完善培养非洲卫生人才的机构， 促进中非在医学教育、 医学交流等方面的合作； 国际上健康快车、 流动医院等做法比较流行， 多边国际机构和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 中国可以通过多边合作， 仿效、 引入此类做法， 使中非卫生合作更加灵活多样。

        通过与发达国家在非洲卫生领域的合作， 有可能弥补中国方面资金相对短缺、 信息了解渠道相对不畅、 对国际卫生规范了解不足， 国际合作经验不足等方面的欠缺。 中非在双边合作中面临不少问题， 比如双方彼此了解不足， 对各自公共卫生服务、 卫生政策、 卫生系统、 初级卫生保健状况等了解不多， 在这方面的交流与信息分享也严重不足；中国援非医生语言不过关的问题仍相当突出， 非洲国家能讲汉语的医生也极少， 中非医疗人员的深度合作面临语言障碍； 医疗标准不匹配。 很多非洲国家实行西方药典， 实行西式医师注册制度， 中方对此了解不足， 由此引发的误解甚至冲突随着合作的加深增多。 多边合作有助于缓解和解决中非卫生合作存在的此类棘手问题， 通过多边合作使中国医疗人员更快了解非洲和国际上通行的医疗技术和产品， 同时让中国的医疗技术、 产品和标准让非洲受援国熟悉和接受。

        非洲可以作为中国多边卫生合作的重要试验区。 实际上， 非洲在中国对外卫生合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非洲不仅是中国最早派出医疗队的地区， 也具有中国开展多边卫生合作的广阔舞台。中国目前尚缺乏一批有良好国际卫生合作经验的专家和了解国际医疗知识、 国际医疗合作的专门技术人才。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在进行卫生领域的合作时所需要的组织能力、 协调能力、 领导能力和语言能力等方面还相对欠缺。 通过在非洲的多边卫生合作， 中国可以了解国际通行做法， 掌握相关专业知识， 培养国际专业队伍， 从而使中国在国际卫生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同时这也将奠定中国与国际机构、 西方国家、 非政府组织等进一步合作援助非洲卫生的基础。

《全球稀土资源储备、开发与问题》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稀土是稀缺、 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 美国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储备却不开发， 所需稀土资源主要依靠进口。 日本几乎没有稀土资源， 已经进口的稀土资源可供用上几十年。 长期以来， 我国以 “白菜价” 大量出口稀土资源， 导致稀土储备急剧减少。 迄今， 我国仍以占世界稀土资源总储量的30%多供应世界所需90%以上的稀土资源。 2011年2月16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 形成合理开发、 有序生产、 高效利用、 技术先进、 集约发展的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格局。

        美国为什么把国内稀土资源丰富的大矿封存起来？ 日本为什么大量进口稀土资源？稀土材料有什么用途？ 在中国稀土资源急剧减少的情况下， 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什么一再对中国施压， 迫使中国继续廉价出口稀土资源？我们该如何有效开发和保护稀土资源？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对待。

稀土—— “工业维生素”

        目前， 全球已探明稀土资源不到1亿吨， 是既稀缺又非常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曾任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的熊家齐2010年3月1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几乎没有人不承认稀土在新能源、 节能环保、 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新能 源与自动 化 融合， 21世纪将会成为产业大革命的世纪。 ”

        湖南稀土金属材料研究院院长2010年4月11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稀土的每一个元素都可以形成上千亿元的产业。 因此， 稀土被称为 “工业维生素” 。 稀土资源在诸多产业均有广泛应用， 从高科技产业， 到手机、 电脑硬盘、 显示器等生活日用品的生产都离不开稀土。 因此， 稀土又被称为货真价实的 “21世纪黄金” 。

        日本《富士产业商报》2010年4月19日刊登题为《中国掌 握 美国尖 锐 武器制 造 业 的命门》的 文章援引美国国会稽查处 （GAO） 18日发表的报告显示， 中国已经掌握了美国高科技武器制造的命门。文章介绍， 稀土是17种元素的简称， 是制造 “灵巧炸弹” 的精密制导武器、 雷达和夜视镜等各种武器装备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元素。 美国军需产业今后几年内不得不依赖从中国进口稀土。

        2009年岁末， 美国波音787梦幻客机试飞成功。 其主要结构由碳纤维合成材料与钛材料制成，在远航时能节省20%的燃料， 排放的温室气体也更少。 这款飞机采用的新型材料与稀土、 有色金属等原材料有关。 美国以低廉的价格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口这些矿产品， 再用这些矿产品制成新型材料， 组装成性能更好的飞机， 并以更高价格卖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

        汽车业和相关运输业是消耗最多的领域， 而节能混合动力车的发展与稀土元素息息相关。 英国 《独立报》 2010年1月3日发表的文章介绍， 丰田的普瑞斯混合动力汽车年产量将达到100万辆， 生产每辆普瑞斯汽车需要16公斤稀土。 熊家齐认为：“这个数字可以质疑， 可能不是16公斤稀土， 而是16公斤稀土新材料。 ” 据他计算， 一辆普瑞斯车可能对稀土有10项应用， 其中包括： 应用了稀土储氢材料的电池， 应用了稀土永磁材料的电机， 应用了稀土催化剂的尾气处理催化剂、 氢传感器、 橡胶轮胎， 应用了稀土材料的高级陶瓷， 为减轻汽车重量和防紫外线所使用的稀土合金和玻璃， 等等。 一场新能源汽车的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 越来越多的汽车制造企业开发混合动力车， 对稀土新材料的需求将越来越多。

        照明是耗能大户， 很多国家都在开发节能灯。《俄罗斯报》 2010年10月27日报道， 俄罗斯科学院南部科研中心的科学家正在研制一种特殊的灯泡，它的耗电量仅为传统白炽灯的1/40。 中国杭州大明荧光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寅轩介绍， 2009年中国生产了30亿个节能灯， 占世界节能灯产量的80%， 其中80%销往国外。 一个会场中一盏14-18瓦节能灯的光效， 相当于一盏100瓦钨丝灯的光效。唐寅轩认为， 从节能灯生产的角度， 提高灯的使用寿命是一种必然。 “一盏灯， 2000小时， 3000小时，甚至500小时就死掉了， 这样， 荧光粉浪费了， 灯管浪费了， 浪费了稀土资源。 ” 他提出， 政府与市场都应关注真正的节能、 节材的企业和产品， 回收灯管中的稀土发光材料。

       1987年， 稀土开始被用于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的生产。 而后， 稀土广泛应用于众多高科技行业，从风电涡轮机、 手机和照明到导弹， 特别是稀土对清洁能源技术至关重要。 稀土属于清洁能源产业的核心材料之列， 甚至涉及军事高科技等国家安全核心要素， 关乎国家间的战略竞争。 美国“爱国者” 导弹之所以能精确拦截来袭导弹， 得益于其制导系统中使用了大约4公斤的钨钴磁体和钛铁硼磁体。 美国 “宙斯盾” 系统的spy-1雷达也使用了中国的稀土元素， 没有这些元素， 美国 “宙斯盾” 就要 “失明”。

         作为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以稀土功能材料为代表的新材料行业成为备受市场瞩目的蓝海。在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三大领域， 稀土功能材料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稀土永磁、 发光、 催化、 储氢、 抛光材料等等， 将成为未来新材料领域的明星。 关于稀土资源的重要性，邓小平1992年南巡期间曾形象地比喻： “中东有石油， 中国有稀土。 ”

稀土资源蕴藏在少数国家

        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稀土资源， 但主要部分集中在几个国家和地区。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资料， 2009年世界稀土资源蕴藏量约9850万吨， 其中， 中国占36.5%， 独联体国家占19.3%， 美国占13.2%， 澳大利亚占5.5%， 印度占3.1%， 其他国家和地区占22.3%。

        中国稀土储量曾占全球储量的约90%。从1958年开始开采稀土资源， 50多年来， 为其他国家供应了大量稀土资源， 国内稀土储量急剧减少。 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 中国稀土资源出口量增长了10倍， 中国稀土资源出口量已占世界稀土资源出口总量的90%以上。 《上海证券报》2010年10月19日援引商务部官员提供的数据显示， 过去13年来， 中国稀土资源储量占全球已探明稀土资源总储量的比重已从43%降至30%， 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 中国稀土资源仅能维持未来15至20年的需求。

        美国的稀土储量居世界第三位， 为保护稀土资源， 美国在1997年就封存了国内最大的已探明稀土储量达430万吨的芒廷帕斯矿。 美国 《科学新闻》 2010年11月19日援引一份新的报告称， 美国14个州发现了大量稀土矿藏， 其中已知储量最大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芒廷山口、 阿拉斯拉州的博坎山脉和怀俄明州的贝尔洛奇山。 但是， 美国却主要从中国进口稀土资源。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0年12月23日宣称： “中国反复拒绝应美国要求取消稀土出口限制， 这一限制已使中国的贸易伙伴惊慌失措。 ” 美国甚至威胁 “将在适当的时候毫不犹豫采取进一步行动， 包括使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 ”不 开 采 利 用本国资 源， 依赖别国供应， 而且不允许其他国家减少出口。 这就是一个大讲民主、 自由的国家。

        美国唯恐对其他国家施压不成， 正在准备重启稀土开采。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0年9月27日刊登题为《美国重整稀土战略》的文章介绍：“美国正匆忙采取行动， 恢复生产国防装备和绿色科技所必需的原材料， 以应对各方对中国主导稀土行业日益加剧的忧虑。 ”文 章 援引众 议 院 凯茜·达尔肯伯的话说：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 确保我们有充足的供应， 那么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方面， 我国肯定将陷入危险境地。 ” 她已拟定法案， 旨在使美国在5年内实现稀土自给自足。

        澳大利亚迄今仍是稀土生产为零的国家，但投资者预计， 澳大利亚数年内或成稀土生产大国。 法新社2010年10月3日援引澳大利亚莱纳斯矿业公司负责业务发展的副总裁马修·詹姆斯的话说： “由于中国自身资源有限、 中国本国发展需求以及中国提高国内生产效率的愿望， 我们认为， 今后5年到10年， 中国可能成为稀土净进口国。 ” 一位稀土投资者说， 人们很快就会 “高度关注” 澳大利亚。 他说： “当你阅读最近有关稀土稀缺性的国际文献时， 你会发现其中提到澳大利亚。 但是， 没有人了解， 澳大利亚的稀土储量占世界稀土储量的46%。 而且， 我们的矿藏可能是世界上最丰富、 最好的。 ”

        日本没有稀土资源， 却是储备稀土资源最多的国家。 《日本时报》 网站2010年10月3日援引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数据显示， 日本90%的稀土供应依赖中国。 据日本冲绳大学教授刘刚介绍， 日本从1993年起开始建立稀有金属储备制度和基地。 据估计，日本目前的稀土存量已经足够日本使用至少20年。香港《明报》 2010年10月10日社评指出， 科技大国日本早在20年前就开始落实稀土储备， 日本的策略具有深厚战略意图。 日本的稀土储量可以用50年。 法新社2010年10月3日援引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谷内达关于进口稀土资源的建议： “从长远来看，日本应该使其供应多样化并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 90%的供应依赖中国是很棘手的。 ” 日本在继续从中国进口稀土资源的同时， 正在扩大其他来源。 据法新社2010年10月22日介绍， 日本和越南准备就联合开发稀土资源达成协议。越南两处稀土矿每年至少提供7000吨稀土资源， 足以满足日本20%以上的稀土需求。 据日本《读卖新闻》 2010年11月24日介绍， 日本一家商社在澳大利亚获得了稀土矿山开采权， 已与当地一家民营企业就有关问题达成基本共识。 如果正式达成协议， 日本可在今后数年内确保每年获得约8500吨稀土， 相当于日本稀土年需求量的近30%。

        地质学家指出，非洲拥有全球半数以上的碳酸盐矿床， 这类矿床被视为稀土元素主要富集地。 非洲地区将是稀土争夺战的下一个角逐地。特别是南非将成为主战场。 加拿大大西矿业集团预计， 未来两年其南非稀土资源的年产量将达到2700吨。

        几个值得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出口稀土39813吨， 比原计划30258吨高出9555吨。 我们应借鉴一些国家的经验， 有计划地开发稀土资源， 有效利用稀土资源和保护环境。

        一、 关于有计划地开发和保护稀土资源的问题

        长期以来， 我国以 “白菜价” 大量廉价出口稀土资源， 导致稀土资源储备急剧减少。 “稀土之父” 、 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2009年10月26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我国南方五省蕴藏着非常宝贵的中重型稀土， 工业储量达150万吨， 但已经开采90多万吨， 只剩下60万吨， 按照现在的开采速度， 10年就开采完了。 到时候， 我们就要向美国和日本购买， 他们可能会以上百倍、 上千倍的价格“出售” 稀土材料。

        我国稀土资源浪费惊人。 据徐光宪介绍， 包头主东矿年开采铁矿石1000万吨中含稀土50吨， 其中利用10%， 浪费10%， 其余80%进入尾矿坝。 世界最大稀土矿白云鄂博矿稀土资源可能在30年内消失。 徐光宪曾在2005年、 2006年两次上书国务院，紧急呼吁保护白云鄂博矿和稀土资源。

        近年来， 我国开始整治和规范稀土资源开发和市场， 并减少稀土出口配额。 2010年12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宣称： “我们非常关注中国对稀土的出口限制。 我们已经向中国提出了我们的忧虑， 我们将继续在这个问题上与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 ” 言外之意就是， 美国将联合其他国家继续对中国施压。 美国对外关系从来都是双重标准。 1996年， 美国主导制定了 《瓦森纳安排》 ，这是当今世界管制常规军品、 核两用物项出口最主要的多边机制， 其限制对象主要针对中国。欧盟、 日本等参与 《瓦森纳安排》的30多个国家也制定了类似政策。 2006年1月24日， 日本警视厅以 “可转为军用为由” ， 查抄了雅马哈公司， 即刻禁止其对中国出口仅能飞200米， 用于喷洒农药的微型无人驾驶直升机。 2007年6月19日， 美国商务部修改出台了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阐释； 新的经验证最终用户制度； 进口证明与中国最终用户说明要求的修改》 ， 将2500余种军用和军民两用技术、 设备、 材料等列入 《管制清单》 ， 其管制范围限定在中国尚不掌握或不能生产的技术、 设备和材料等。 在21世纪头10年， 在中国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中， 美国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 从18.3%降至7.5%。

        稀土是战略资源， 即可民用又可军用， 但是，中国一直向美国和日本出口稀土资源。 中国对稀土资源的开采和贸易实行有序管理的做法符合WTO规则。 在这个原则问题上， 我们不能屈服于任何外部压力。

        可喜的是， 我国稀土工业将进入实质性整合阶段。 由于我国北方地区的稀土资源已经基本被包钢稀土整合完毕， 拥有中重型稀土资源的江西地区就成为群雄逐鹿之地。 但是， 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家企业真正获得采矿权。 国土资源部2011年初决定设立首批稀土矿国家规划区， 这次规划的赣州地区稀土矿远景区域共11个区块， 面积2500多平方公里， 预计稀土远景资源储量约76万吨， 其中中重型稀土资源储量约71万吨。 据专家预测， 赣州地区中重型稀土资源储量可望使目前全国中重型稀土探明储量增加80%。 我国离子型稀土资源在世界上独具优势， 而赣州是我国离子型稀土尤其是离子型中重型稀土主要产地之一， 其开采指标、 产量占全国中重型稀土的70%左右， 在世界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2011年2月16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会议强调， 必须加快转变稀土行业发展方式， 提升开采、 冶炼和应用的技术水平， 坚持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 坚持控制总量和优化存量， 坚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 形成合理开发、 有序生产、 高效利用、 技术先进、 集约发展的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格局。

        二、 开发稀土资源过程中保护环境的问题

        在相当长时期， 我国稀土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生产方式粗放、 资源浪费严重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一些企业环保意识薄弱， 环境污染比较严重。 例如， 池浸工艺每开采1吨稀土， 要破坏200平方米的地表植被， 剥离300平方米表土， 造成2000立方米尾矿， 每年造成1200立方米的水土流失。

        2011年3月7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举行记者会，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时指出：“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办法把稀土从土壤里萃取出来， 用了酸浸泡技术， 所以， 大量土壤被酸化。经过稀土采制之后， 大片土地不能复苏， 给生态带来很大影响。 ”

        江西省赣州市矿管局局长李国清介绍：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末期起， 在 ‘大矿大开、 小矿放开，有水快流’ 错误思想影响下， 赣州稀土资源陷入滥采滥挖、 无序竞争的混乱局面， 几乎县县开采， 最高峰时有采矿证的矿山就达1035个。 ” 他指出： “由于技术和思想观念落后， 许多开采是 ‘吃一半扔一半’ ， 不仅严重浪费了资源， 还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 一片青山几个月后就满目疮痍， 黄土一片。 ” 据赣州市副市长刘琮介绍： “为保护环境，提高稀土资源利用率， 从2003年起， 赣州市全面停止了综合回收率不到50%的池浸工艺， 2007年全面停止回收率不到70%的堆浸工艺， 积极探索并全部采用回收率在80%以上的原地浸矿工艺。 ” 但是， 业内专家指出， 即使改进开采工艺， 也无法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 而且矿区地表植被一旦遭到破坏， 恢复十分困难。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09年12月26日发表题为《有利于地球的元素被毁灭性开采》的文章写道， 当代最绿色环保的一些科技——从电动汽车到节能灯泡到大型风力发电机——都依赖一组特殊的物质才能存在， 他们被统称为稀土元素，这些元素几乎完全产自中国。 稀土元素中的镝是绿色能源产品的魔法配料。 极少量的镝能够使电机中的磁铁变轻90%， 可以使灯泡节能80%。 世界上99%的镝产自中国， 而中国的产量大部分来自广东省北部和邻省江西的约200个矿山。 开采稀土资源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 文章介绍说， 在左云村， 一个位于中国东南部的小村落， 茂密的竹林和香蕉林中， 环境破坏的痕迹清晰可见， 棕红色板结泥土已经龟裂， 山谷下的土地寸草不生， 那里曾经生长着青翠的水稻。 用来提取稀土元素的酸性物质最终进入溪涧和河流， 破坏稻田和渔场， 污染水源。 这可能就是美国封存本国稀土矿而从中国进口稀土的主要原因。

        中国稀土产量在1986年首超美国。 美国一份名为《稀土元素——全球供应链》的报告统计显示， 2009年， 中国稀土储量为3600万吨， 占全球稀土储量的36%， 产量为12万吨， 占世界稀土产量的97%。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美国稀土储量为1300万吨， 占世界稀土储量的13%， 而产量为零，所需稀土资源主要从中国进口。

        据统计， 1980年， 全世界稀土产量仅为2.6万吨， 2007—2008年， 全球稀土年产量达到12.4万吨， 其中产量最多的中国为12万吨， 占全球稀土产量的96.8%， 其次是印度， 为2700吨， 巴西650吨。美国和独联体国家稀土储量占全球稀土储量的32.5%， 但迄今稀土产量几乎为零； 澳大利亚稀土资源丰富， 但几年后才能提供稀土资源； 日本、 美国等发达国家继续大量进口稀土资源。

        地球的稀土资源非常有限， 按照目前这样的开采速度， 没有多少年就将没有稀土可供开采。

        三、 必须加强宏观监管

        1． 要建立健全行业监管体系， 加强统一宏观管理。 要设立新的稀土统筹机构， 如以 “稀土办公室” 的名义设置在工信部之下， 按照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今后稀土行业政策制定。 稀土行业管理权集中， 有利于更加有效地管理稀土资源开发。

        2.组建大型稀土一体化企业。 截至2011年初，通过开展以稀土为主兼及钨锡锑等矿种专项整治行动， 我国稀土矿山企业目前已经从400个整合为116个。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五矿集团总裁周中框建议， 为提升稀土产品的附加值， 保护宝贵的稀土资源， 促进资源集约开发利用， 增强中国企业在世界的话语权， 应推动整合组建大型稀土一体化企业集团。

        3.抓紧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依法严惩稀土私挖滥采和走私行为。 据统计， 在2009年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我国海关连续破获多起稀土走私大案， 涉案稀土量上万吨。 调查发现， 稀土走私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 稀土走私不止， 私挖滥采不绝， 不仅严重扰乱稀土的出口市场秩序， 而且严重破坏了资源和环境。 有专家指出， 必须在法律上加大对私挖滥采和走私稀土行为的惩罚力度， 维护稀土行业秩序。

        4.统筹考虑国内资源和生产、 消费以及国际市场情况， 合理确定年度稀土开采总量和出口配额。我国稀土资源储量占全球稀土资源总储量的比重已降至30%多， 但我国出口稀土资源仍占世界稀土资源出口总量的90%以上。 基于我国稀土资源储量急剧减少和有关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完善稀土出口管制符合国际惯例。 中国希望其他稀土资源大国在技术和环境保障的情况下开采一些稀土资源供国内需求或投入国际市场。

        5.增加研发投入， 加快稀土关键应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引导和组织稀土生产应用技术企业、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 协力开发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技术， 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产业化， 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支撑。

        6.建立稀土储备制度。 徐光宪院士指出， 美国国防部和日本防卫厅都有战略元素储备制度，规定包括16种稀土元素在内的35种元素为战略元素。 我国也应建立稀土资源储备制度。

《冷战后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及其政治影响》

胡美翅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助教）

        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工作已经结束，截至2010年4月1日， 美国人口总数已达3.08亿， 是继中国、 印度之后的世界第三人口大国。 冷战结束后，其他发达国家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而美国由于外来移民的涌入和移民生育率的增加仍保持人口数量一枝独秀。 但机遇与挑战并存， 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将成为其综合国力能否提升及提升速度快慢的因素力量之一。

        一、 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特点

        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凸显两大特点： 一方面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持续增加， 将在本世纪中叶超过盎格鲁-撒克逊人， 成为美国人口的多数； 另一方面美国人口迁移地区分布发生变化， 有从东北部各州向西部和南部迁移的趋势。 此外美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也有新特点。

        外来移民是美国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一向以政治、 文化上的例外而闻名， 现在还存在一个 “人口例外论” 。 美国是极少数有能力消化大量外国移民， 而不会出现不良反应的发达国家之一。 由于近10年来美国白人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降到一个较低水平， 大量移民的到来对美国人口的规模、 分布和构成影响巨大。 1990年至2000年间， 进入美国的移民近1100万， 占美国人口增长的1/3。 从2000年到2005年， 出生于外国的美国人口增长率是16%。 如果没有外来移民源源不断的流入， 即使外来移民增加速度趋缓， 以目前外来移民增长速度预计， 美国人口在本世纪中叶将达到4.58亿， 移民人数将增加到1.36亿。

        拉美裔是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 且呈蓬勃发展之势。 2010年， 拉美裔人口已达到5050万， 较2000年激增了43%。 拉美裔占美国总人口的16.3%，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 美国在过去的20年中是出生率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 系数保持在2.0-2.1之间， 这是维持一个社会总人口正常更新换代的最低生育率要求。 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 如欧洲和日本， 都存在着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问题， 但美国在这方面却没有那么严重。 拉美裔的高出生率是美国人口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经济学家》 周刊评价说：“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 随着大批拉美裔人在一二十年内进入育龄高峰， 拉美裔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猛升。 ”

        亚裔在过去的10年中也是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族裔之一， 华裔成为美国最大的亚裔族群。 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美国亚裔人口已从2000年的1020万增至2010年的1470万。 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拥有亚裔人口数量最多的州， 其次是纽约州和德克萨斯州。 美国华裔中， 2009年在家说中文的5岁以上华裔高达260万人， 是继西班牙语以外的第二大非英语语言。

        美国人口持续向西部和南部移动， 郊区人口上升， 城市人口下降。 2007年至2008年， 绝大多数移民选择西南地区。 美国南方和西部的“阳光地带” 诸州吸引着来自中西部和东北部的美国人前往定居和工作。 亚特兰大取代芝加哥成为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黑人社区， 生活在南部的美国黑人比例上升至67%， 是自1960年以来的最高比例。东部成为美国人口最少的地区。这些人口变化造成美国国会众议院重新划分选区， 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各多获得3个席位， 德克萨斯州增加2个席位， 而有些州则失去了一些席位。 另外，经济衰退和高房价是影响美国人口地区分布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6-2007年和2007-2008年间， 美国移民数量论证了美国各个州不同的移民衰退情况。 这些州之间移民数量的改变源于近五年来的房屋泡沫， 特别是佛罗里达、 亚利桑那和内华达州。2006-2007年有28个州是移民迁入地， 而在2007-2008年间下降为19个。 2006-2007年， 22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移民数量下降， 2007-2008年，13个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和纽约， 也失去了少量移民。 多数高消费水平的沿海州移民陆续向内陆州转移， 高房价已经远远超过他们的承受能力。2004-2005年， 有约30多万移民离开加利福尼亚和纽约转向其他各州。 2007-2008年， 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数量收缩了14.4万， 纽约约减少了12.6万。在马萨诸塞州、 新泽西州、 康涅狄格州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美国州议会会议上蒂姆·斯托雷指出，因为人口决定国会代表的划分， 在郊区将会有一个政治权力的转变。

        美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优势。2005年， 美国平均年龄36岁， 老龄人口比例只有12%， 依赖负担只有21%。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美国在老龄人口问题上的优势将继续扩大。 2005年到2050年，美国的平均年龄将只增加4岁 （从36岁到40岁） ，西欧国家将增加9岁 （从40岁到49岁） ， 日本增加13岁 （从43岁到56岁） 。 到2050年， 美国的老龄人口只有20%， 远低于西欧和日本。 但随着婴儿潮出生的美国人逐渐步入老龄阶段， 美国老年人口的比例预计将在2030年达到20%。 同时， 外来移民的涌入是美国老年人口增势趋缓的重要原因。外来移民大多数比较年轻， 近20年来外来移民的平均年龄保持在30岁左右， 超过65岁的外来移民仅占3.96%。

        美国的女性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 其社会影响力逐渐提高。 美国第112届国会共有75名女性众议员和17名女性参议员。 2009年， 美国男性人口数量为1.514亿， 而女性人口已达到1.556亿。 据美国《纽约时报》 2009年2月6日报道， 由于在裁员浪潮中男性首当其冲， 美国就业人口中女性将首次超过男性。 女性因大多从事教育、 医疗保健等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的行业从而受裁员风暴影响不大， 相反那些流失的工作岗位有82%原本是由男性从事的。 女性的工作虽然相对稳定， 但靠女性独立支持家庭仍有难度， 因为不少女性从事的是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兼职工作。 即便是全职工作， 女员工工资也只相当于男同事的4/5。 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 获得大学文凭的女性人数正在上升。2007至2008年间， 全部学位获得者中有57%是女性， 同时女性也占注册入学总人数的57%。 这些趋势对美国政治影响越来越大。 已婚选民比未婚选民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 性别差距发挥的作用正在逐渐缩小。 2006年议会选举中， 已婚选民占据共和党票数的48%-50%， 而民主党选民中未婚人士则占到了34%-64%。 这些数据显示出性别差异极小： 各有48%-50%的已婚妇女和47%-51%的已婚男士投票支持共和党。 同样， 有32%-66%的未婚女性支持民主党， 而在未婚男性中所占比例为36%-62%。

        二、 人口变动影响国会议席分配

        1790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 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 美国宪法规定美国人口普查局必须至少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相应的美国众议院各州席次将由人口普查结果决定。 美国人口普查局耗资145亿美元的2010年人口普查刚刚结束， 其统计力图涵盖包括公民与非公民、 永久居民和暂住人口在内的所有人。

        美国之所以如此坚持人口普查， 并且政府和政界一直非常重视人口普查，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口的变动直接涉及政治力量的变动， 尤其是国会众议院席位的分配。 美国人口普查局负责普查项目的助理主任丹尼尔·温伯格指出， 人口数字决定了一个州在联邦众议院中的代表人数。 人口越多， 在众议院的代表人数也越多， 进而也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进行人口普查的另一个原因是 “划分地区， 使其大小均等” 。 众议院的每一名议员都代表了其所在州的一个区， 各州经常根据人口普查结果重新划区， 所有移民无论其身份如何， 都包括在为确定众议院席位而进行的人口统计中。

        美国人口一直在增加， 因此每名议员所代表的人口在不断增多， 1911年众议院议席基本固定后更是如此。 从20世纪初开始，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西部和南部的众议院议席一直在增加， 而东北部和中西部议席却在减少。 1910-2000年间， 南部和西部的众议院议席分别增加了13%和206%， 而东北部和中西部议席却分别减少了33%和30%。

        在人口普查的有关统计方法和程序上， 特别是选区划分上， 各党派一直争论不休。 由于宪法并未对选区划分做出规定， 众议员如何产生完全由各州决定。 因此， 谁控制州议会最多， 谁就会在选区上占有上风。

        三、 少数族裔的政治力量上升

        美国目前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建立在非拉美裔白人在美国人口总数中占有绝对多数基础之上的， 一旦这一基础动摇， 其政治、 经济和社会文化结构将发生巨大的改变。塞缪尔·亨廷顿早已提出 “文明的冲突” ， 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力不容小觑。20世纪90年代， 拉美裔人口数量上升了5 8%， 亚裔人口数量上升了59%。 以拉美裔为例， 1951年至1998年间进入美国的拉美移民多达1043.99万人， 占美国外来移民总数的42.99%， 结果拉美裔适龄选民人数急剧增加， 从1972年的560万人猛增到2000年的216 0万人， 2000-2004年， 拉美裔占美国人口增长总数的一半， 这些趋势使得占少数族裔在选民中的比例由1990年的15%上升至如今的21%， 拉美裔的政治影响力可见一斑。

        拉美裔移民居住地的集中在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两党开始把拉美裔选民做为拉票重点。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数据， 高达660万拉美裔选民参与了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工作。在新墨西哥州， 共和党人苏珊娜· 马丁内兹成为首位拉美裔女州长。 拉美裔人口的快速增长有利于提升其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 2000-2010年， 拉美裔选民也由1320万人提升至了2130万人。

        拉美裔对2008年总统大选的影响， 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 共和党失去很大一部分选票， 这是2006-2007年移民法改革失败的结果； 另一方面， 在2004年两党争夺激烈的几个州， 拉美裔起到了关键作用。 如新墨西哥州拉美裔占州选民的38%、 佛罗里达占14%、 内华达占12%、 科罗拉多占2%。 此外在拉美裔选民集中的州， 如德克萨斯占25%、 加利福尼亚占23%、 亚利桑那占17%， 拉美裔选民作用不可低估。 根据美国票选结果， 64%的拉美裔男性和68%的拉美裔女性支持奥巴马。拉美裔青年人中支持奥巴马的占到76%， 而支持麦凯恩的仅为19%。 奥巴马拥有全美大部分的拉美裔支持， 他最大的突破来自向来拥护共和党的佛罗里达州， 他赢得该州拉美裔57%的选票。 在其他各州， 奥巴马取得多数拉美裔人民的支持， 他在新泽西获得78%的拉美裔选票， 在内华达获得76%， 在加利福尼亚获得74%。 2008年， 拉美裔选民从2004年的8%增加至9%。 在少数州， 拉美裔选民人数远远超过了2004年。 新墨西哥超过了9%， 科罗拉多和内华达分别超过了5%， 这也是此次选举的主要争夺地。 同时， 在民主党初选中， 奥巴马在拉美裔选民支持率上落后于希拉里， 而在民主党与共和党候选人中， 曾经支持希拉里的75%的拉美裔选民转向支持奥巴马。

        尽管拉美裔参政人口数量在不断提升， 但仍远远低于其在美国总人口中的代表性。 这个差距主要由两方面因素构成， 即拉美裔人口中存在大量的青少年和非美国公民， 因此拉美裔有资格投票的人口比例小于其他族裔。 2006-2010年， 拉美裔选民人数增加了18.8%， 而非选民人数则增加了25%。

        美国亚裔的参政水平正在逐渐提高， 形式也更加多样化， 亚裔政治影响力也正在逐渐显现。赵小兰是华人在美参政史上第一位内阁部长， 骆家辉成为首任华裔驻华大使。 民选以及获得任命的亚裔官员除了人数的增加， 其参与的地区也在逐渐扩大， 族裔也呈多元化趋势。 从亚裔的政治倾向来看， 近年来由于民主党对少数族裔的亲和政策，多数亚裔倾向于民主党， 亚裔自然成为民主党的支持者和候选人。 亚裔较强的经济能力及捐款意愿是美国两党候选人十分重视亚裔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废除外来移民法之前， 1960年美国的亚裔人口只有0.5%， 现在已达5%， 美国统计署估计2050年美国亚裔人口会达到人口总数的8%。 奥巴马的当选打破了非拉美裔白人一统天下的局面， 部分亚裔官员担任重要职务毫无疑问将激发亚裔的参政热情。

        四、 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内政外交带来挑战

        美国人口结构变化也给其内政外交带来了诸多挑战， 特别是以少数族裔和老年问题较为突出。

        一方面， 少数族裔所引发的政治问题重重。 少数族裔的贫困程度高于中产阶级的白人， 因此其社会福利问题已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问题之一。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 国内人口贫富差距拉大， 势必产生种种矛盾， 其破坏力难以想象。 而非法移民问题既影响美国内政， 又影响外交， 其中拉美裔非法移民较为突出， 无论美国采取何种治理手段， 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与被视为美国后花园的拉美国家之间关系。 与此相关的还有拉美地区发展问题、 毒品问题、 美国边境安全问题等等。

        另一方面， 老年人口的增加也加剧了固有的老年问题， 例如老年贫困、 老年寡居、 老年疾病及医疗问题。 美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大多依靠退休金、 个人储蓄和投资收益、 社会保险收入及公共救助等生活， 收入较其他年龄段人口少， 贫困率也较其他年龄段人口高。 针对美国老龄化问题， 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 包括修改社会保障法， 逐步提高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 然而2010年2月18日皮尤中心公布的报告中， 根据美国各州现有资金和政府承诺要支付未来退休人员所需之差， 各州政府未来面临1万亿美元的养老金缺口， 而1万亿美元等于每个美国家庭要少得到8800美元。 美国国会调查了金融危机对普通民众养老储蓄有何影响之际， 美国国会预算局预计， 在过去两年里， 美国的退休金账户已至少缩水2万亿美元， 相当于账户总额的20%。 国会健康、 教育、 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表示， 目前这一轮席卷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也同样正在侵蚀普通民众的养老储蓄， 迫使许多美国人收紧开支， 甚至推迟退休时间。

        此外， 亚裔群体要想在全国的选票上发挥影响还面临很大的挑战。 在美国， 亚裔群体的人口分布较为分散， 同时主要是移民群体， 有美国国籍的只占2/3， 相对于人口比例而言， 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代表性。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裔研究中心主任仲西博士表示， 在美国， 很多亚裔移民的后代已经不再拘泥于其祖先所在的国家， 而是建立一种泛亚洲的群体认同感， 他们为那些亚裔候选人捐款并投票。

五、 结语

        横向比较， 发达国家影响力将总体衰落， 但美国会继续一枝独秀。 受老龄化及人口增长下降的冲击， 未来西方世界总人口及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会逐渐下降， 人口从2005年占世界的13%下降到2050年的10%， 同期GDP则从54%下降到31%。 同时， 由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大国如中国、 印度、 巴西等的扩张， 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很可能衰落。 但与此同时， 尽管美国也面临一定程度的老龄化问题、 白人数量缩减、 多元文化融合中的冲突等问题， 但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 仍具有其人口数量上的优势。 外来移民的源源涌入和本国少数族裔的高出生率使得美国人口数量保持增长态势， 人口及GDP占发达国家的比重将继续稳步上升。 人口变迁在政治上增强了少数族裔的话语权， 使两党更为重视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 经济上为美国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保障了供求市场的平衡； 在社会文化上促进了美国种族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样性。 目前美国人口占发达国家总人口的34%， 2050年将占43%； 上世纪80年代，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美国与西欧GDP各占发达国家总量的37%， 2050年美国GDP将升到54%， 西欧降到23%。 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的支配力量相当于二战刚结束时的美国。 因此， 美国在西方的影响和优势会继续扩大。

        纵向比较， 人口变迁带来的诸多问题也将对美国的发展产生阻碍。 首先， 外来移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 而且高学历的专业人才所占比例较少。 以拉美裔为主体的外来移民多数学历不高，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 近几十年来， 美国的制造业与欧洲、 日本、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相比竞争力优势下降。 从长远来看， 这必将损耗美国的经济实力。 其次， 外来移民的持续涌入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 非法移民成为影响美国社会安定的一个负面因素， 尽管历届政府对此问题采取了相关措施，但是多数是雷声大雨点小， 要取得最终成效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第三， 金融危机带来失业率上升、房地产泡沫等负面影响， 使得外来移民中部分具有高学历和专业技术的人才纷纷选择回母国或他国发展。 同时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选择回国工作的人数也在逐年上升， 美国面临的外来竞争对手将增多。 第四， 人口老龄化引起的社会福利制度中的诸多问题也使政府的财政预算面临挑战。

        综上所述，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美国凭借外来移民数量优势继续保持人口整体数量的增长。 虽然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能继续一枝独秀， 但是人口结构带来的负面因素将影响美国的综合国力提升， 使其竞争力将逐步减弱。

《从台湾民调看其“二合一选举”趋势》

刘 红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在马英九宣布竞选连任、 蔡英文赢得党内初选代表民进党出征第十三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 “二合一选举”热浪滚滚， 当事人固然招数频频， 求胜心切。 两大党更是精锐尽出， 志在必得。事实上， 在选举过程中最为吸引媒体、 选民、 舆论和政党、 候选人的是民意调查。 在台湾政治运作中， 民调向来为各方所重视， 有关选举的追踪式民调依其重要性和关注度， 当然更为各方所重视。 从五都选举后的有关 “二合一选举” 民调中可以看出选举趋势。

        一、 “二合一选举” 对蓝绿来说分别是“政权保卫战” 和 “夺权热身赛”

        在台湾， 政党政治的性质、 功能决定了选举一场接着一场， 执政党和当权者随着选举胜负一届换一届。 选举是胜者执政败者在野， 因此每场选举都重要。 问题是 “二合一选举” 意义不一般。 一是对马英九和国民党执政政绩的检验。 马英九执政三年， 政绩明显， 失误也明显， 满意度和不满意度不相上下。 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下， 政绩、 素质、 勤政和清廉的评判标准、 作用影响被严重歪曲， 所以在竞选连任问题上政绩产生的正面效应大幅下降。二是对两党政治的检验， 焦点集中在第三次政党轮替能否出现。 自2008年5月以来， 台湾结束多党政治转入两党政治阶段， 结构体制、 运行程序和游戏规则基本完备， 但其完备的最好途径和考验是再一次政党轮替。 三是对民进党的检验。三年来， 民进党政治上把“台独理念”变为 “台湾主体性” ， 组织上组成蔡英文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此外， 蔡英文深得陈水扁、 李登辉等“台独”势力的支持。 “二合一选举” 成为民进党夺权的不可多得的热身赛。 四是对选举策略的检验。 第二次政党轮替以来， 历经5次 “立委” 补选、 1次县市长和基层选举、 1次 “五都选举” ， 双方为对手所熟识，各自综合实力、 基本路线、 选举手段、 习惯战法、作战策略、 战略意图等底牌都已清楚， 出手更加精准， 当然也就更加激烈和冷酷。 五是对大陆政策的检验。 “立委” 和 “总统” 选举是上层选举， 需要进行全社会多层次各领域政治动员， 当然也要涉及“独” 和“反独” 内容， 公共政策和大陆政策都将成为候选人的政见和攻击对手的议题， 意识形态味道更加浓厚， 泛政治化会更加严重， 因而选举的敌对性、 竞争性更强。 六是对基本盘的检验。 “五都选举” 结果是维持现状， 但在“北蓝南绿” 总体态势下， 北虽蓝但失去原有优势， 南仍绿但优势下降， 因此双方对抗力量差距缩小， 选举操作空间更大。 “二合一选举” 的性质决定其重要性。

        总体上看， 对于泛蓝来说， 既然是政权保卫战， 所以是不能输， 选战特点是谨慎和被动。 对于泛绿来说， 既然是夺权热身赛， 所以不以成败论输赢， 选战特点是放得开和打得狠。

        二、 围绕选举各类民意调查频繁

        民意调查已经成为观察和研究台湾政局、 特别是重要选举的主要指标， “二合一选举”更是如此。 各类蓝的绿的官的民的党的媒体的专门的民调机构， 分领域分地区分层次分群体， 就同一议题定期进行同比对比互比式调查。 民调项目分类有粗有细， 主要有执政满意度、 政党信任度、候选人支持度、 民心倾向类、 政治评估类、 经济评估类、 生活评估类等。选举敏感期最为关注的是执政满意程度、 政党支持程度、 候选人支持程度等。

        从进入今年到6月初， 以 “二合一选举” 为题的34次民调看， 举办方有远见、 展欣、 未来事件交易所、 民意学会等专门民调机构； 《苹果日报》 、TVBS、 《联合报》 、 《中国时报》 、 “中广” 、 《旺报》 、 《自由时报》等媒体， 民进党的 “新台湾国策智库” 、 国民党的“陆委会” 等政治机构。从具体数据看， 马英九执政满意度32.9%至46%， 基本保持在三成五至四成左右。 国民党支持度在三成三至四成二之间， 高于民进党一成左右， 在4月间出现过两次民进党高于国民党的数据。 “双英会” 的民调， 马英九领先的有16次， 从33%到53.76%， 基本走势是四成上下， 上多下少。 蔡英文领先的有12次， 从27%至53%， 基本走势是三成五上下， 上少下多。政治倾向泛蓝的举办方的民调结果是马英九领先的多， 倾向泛绿的民调机构的结论则绝大多数是蔡英文领先。 从时间上看， 前三个月内无论蓝绿， 民意调查结果基本上是马英九要比蔡英文低，进入5月以来， 这一情况有所改变， 马英九要比蔡英文高一些。 其中， 马英九支持率最高的53.76%、比蔡英文高22%的是《苹果日报》 5月18日的民调；蔡英文支持率最高的53%、 比马英九高6%的是未来事件交易所5月14日民调。 民调中不表态的人约在一成五至二成五左右， 与以往相比有所降低但差别不大。 《旺报》 所做的两次分地区分县市分城乡民调中， 桃竹苗和北二都挺马比率高一些， 云嘉南挺蔡比率高一些， 中彰投、 高屏和宜花地区，“双英” 平分秋色。 从年龄上看， 倾向绿营的民调机构认为， 首投族和青年支持蔡英文的多一些。

        三、 民调数据解读

        应该说， 今年以来的民调， 在相当程度上， 还是能够反应蓝绿相争实况和民意走向， 对于观察和分析 “二合一选举” 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从既有民调结果看， 起码说明的问题有：

        一是民调蓝绿支持率都出现改变。 多年来泛蓝候选人民调支持率的偏高情况不再继续， 开始与实际得票率、 选举结果相靠拢。 与此相反， 泛绿候选人民调支持率远低于泛蓝候选人的支持率、低于实际得票率的情况基本结束， 与实际得票率接近。 这种情况应该是， 绿营选民充满热情、 为拿下执政权志在一搏； 蓝营选民比较冷静， 不太在乎选前激情的调动。 根本原因是蓝大绿小的基本盘。

        二是反应出 “二合一选举” 选情紧张。 从两党候选人确定、 选举正式启动起， 选情就进入相持状态。 无论是国民两党、 两大阵营的重视程度， 还是选民的热情， 以及候选人的部署， 相互盯得很紧， 差距有但不大， 胜负在有限之间， 因而对两党来说都是一场并不轻松的战争， 任何失误都可能导致失败。

        三是关于马英九执政评价的民调数据趋于稳定， 没有出现执政前两年间的大起大落现象， 如执政一周年时52%、 2008年底金融危机时30%、 执政二周年时40%、 8·8风灾时2 0 %。 自 “双英辩” 以来趋于稳定， 今年执政满意度平均为39.5%。 自陈水扁执政第二任以来， 此数应该是相对较高的。

        四是马英九支持率有开低走高、 后来居上之势。 在蔡英文党内出线前的近3个月内， 以马英九的支持率为题的民调13次， 四成以下的为8次， 最高为45.4%， 最低为34.33%。 4月下旬以来， 以马英九的支持率为题的民调16次， 四成以下的6次， 最高为53.76%,最低为31.34%， 都是倾绿机构所为。最后一个月平均为41.1%。之前近3个月内平均为38.8%。 应该说马英九的民调支持率在稳定， 小幅上升， 表明选民对马英九的观察在继续， 接受马英九的选民在增加。

        五是蔡英文将成为同类选举中绿营候选人得票最高的人， 但无法胜出。 蔡英文在绿营中的核心地位已经确立， 三千宠爱在一身， 对她的支持率和认同度、 信任度， 实质是泛绿综合实力的体现， 但她成为民进党 “总统候选人” 后支持率没有上升。蔡英文参选得票要高于彭明敏、 陈水扁、 谢长廷、许信良等其他同类选举的党内同志。

        六是蓝绿基本盘没有出现重大变化。 从民调看， 一方面选举起步起就盯得很紧， 落差有限。 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 蓝绿对立的话， 实际上民调差距就更小。 一方面确实反映出双方基本盘的特点，蓝营要大一些， 倾向蓝营的民调只有出手， 马英九和蓝营候选人的支持率就会上升一些。 蔡英文的支持率虽然是高一些， 但给人的感觉是好像绿营的拉抬空间有限， 上升空间不大。 基本盘比蓝营要小一些， 对蔡英文来说是致命伤。

        七是选举结果对泛蓝阵营有利。 从地区和年龄的分类调查看， 北北基桃竹苗地区马英九领先，云嘉南高高屏蔡英文领先， 宜花东中彰投澎金马几乎平分， 年龄层次首投族和青年蔡英文领先， 其他年龄层次马英九支持率高一些。 台媒认为， 结合“双英” 和国民两党的支持率看， 应该说在第十三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方面， 因为基本盘、 危机意识、 执政优势、 一致对外等因素， 马英九连任的可能要大于蔡英文； 在第八届 “立委” 选举方面， 因为选举制度和政策上的配合， 泛蓝军得票数将在过半和三分之二多数之间。

        八是选民热情上升， 估计 “二合一选举” 的投票率不会太低。 从蔡英文党内出线以来公布的、有未表态数据的8次民调看， 未表态的数据过两成的是4次， 两成以下一成以上的是4次， 平均为21． 3%。 例外的是， 5月2 6日公布的《自由时报》的民调中未表态比例高达34.08%， 同时马蔡的支持率分别是31.34%、 34.57%， 几乎达到最低值。 总体上看， 未表态比例远比县市长选举、 五都选举和陈水扁执政8年间低， 表明选民关注 “二合一选举” 的热情提升， 投票率也会较高。

        四、 民调与选举趋势关系

        问题是民调自身的局限性， 如主办者的立场、议题的设计、 结论的解释、 受访者的心态、 受访疲劳程度都会对民调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观察、分析和预测“二合一选举” ， 应该把民调作为相关因素之一， 与多种因素合并思考。

        一是基本盘和争取中间选民。如泛绿方，2000年以来的10次县市长及以上选举得票率， 高于五成的1次 （50.11%） ， 低于五成高于四成五的6次， 低于四成五高于四成的2次， 低于四成的1次(39.3%)， 3次 “总统选举”除了 “两颗子弹” 外， 都是最低的 （39.3%、 41.45%） 。 应该说已有民调结果与绿营略小于蓝营的现实基本吻合。

        二是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台湾选举的主要方式之一。 如2004年3月19日发生的枪击案， “两颗子弹” 让连战和宋楚瑜功败垂成， 让处于执政困境中的陈水扁竟然得到过半的高票。如2010年11月26日夜发生在新北市的连胜文中枪案， 为泛蓝赢得三都罩上似乎“胜之不武”的面纱。 事实上， 一个突发事件的出现， 蓝绿双方都会利用， 确切的说， 应该说在制造突发事件的愿望、办法上， 在利用突发事件的后续影响上， 绿营要比蓝营强得多。

        三是政治动员力、 危机感、 凝聚力。 选举的第一要务是对基本盘进行深度动员， 参加投票的支持者越多越好。 从整体态势上看， 在阵营内部的政治动员力、 危机感和凝聚力方面， 蓝营不如绿营。绿营无论是面对陈水扁的执政危机， 还是蔡英文成为新的领导核心后， 绿营的基层支持者队伍基本稳定， 政治上与民进党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相反， 泛蓝缺乏 “安内攘外”的风气， 内部恩怨有可能对 “二合一选举” 产生严重影响。

        四是马英九方面的执政优势。 台湾当局掌握着庞大的社会资源， 因而对选民产生巨大的影响。三年来， 从各级政治构成看， 国民党 “一党独大”的态势没有改变， 泛蓝拥有的席位均占多数， 国民党方面没有在执政和选举过程中很好地利用这一优势， 但不等于没有优势。 此外， 作为执政者， 可以通过制订政策、 进行投资和提高福利等手段， 进行政策性买票。 这一情况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屡见不鲜， 执政优势本身就是执政和在野的差别， 而非违规所为。

        五是泛蓝教训马英九时期基本结束。三年来， 马英九执政并不顺利。 马英九任用部分绿营人士， 为党内 “没有吃到糖的人”提供了反对的机会和理由； 马英九任用党内传统势力不喜欢的人出面主导党内改革， 上层必然有人抵制； 马英九重组地方派系的改革方案， 遭到基层强力抵制； 马英九的大陆政策， 深蓝认为走得不够快， 浅蓝认为走得不够稳； 同属一个阵营的亲民党和新党的成员， 认为他们在国民党执政后一直受到打压； 党内有人认为马英九反对 “台独” 不够坚决、 对退下来的老同志不够尊重。 因而深蓝内部在批评马英九的同时， 在五次 “立委” 补选和五都选举中 “含泪、 含愤不投票” ， 如今 “二合一选举” 则关系到能否执政，教训马英九不能再用不投票方式。

        六是选举策略和手段。2008年以来， 结束陈水扁执政的8年政治动乱以后， 蓝绿候选人的竞选策略和手段开始 “中间化” ， “二合一选举” 中的激情、 疯狂也将大为减少。 在选举策略上， 国民党重点在端正选风， 依法行事， 对于原来属于整顿范围的地方派系问题， 在整合求胜和坚持改革中平衡。民进党放弃陈水扁惯用的“一独二骂三闹”的选举方法， 正如蔡英文所说的要打一场新型选战。 当然， 到最后关头， 绿营的“独和骂” 的劣迹还会出现， 劣根性将继续作祟。

        七是大陆的作为。 “民进党无论打何种策略，绿媒如何宣传， 中国大陆永远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关键性角色” ， 当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观感变好时， 绿营诉求的正当性自然不足， 批评蓝营“联共反台” 的帽子也就自然失效， 绿营少了凝聚士气及催化选票的工具， 无法炒作族群、 国家意识， 当然也就影响到台湾选民的选择。 本来两岸关系与台湾社会、 经济和民众心理有着当然连结， 如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就， 必然会在台湾内部产生 “共振” ， 蓝绿政党对待和平发展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必然成为选民政治选边时的标准。 也就是说和平发展的成果， 从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台湾推动和平发展政治力量在选举中的正面助力。

        “二合一选举”还有待时日，待“立委”和“双英会”的副手都确定后， 选举才算进入高潮期。 现在预估选举结果是有一定依据， 但确实为时过早。 再说影响台湾选举的因素很多， 选举又是人人有希望、 个个没把握的事， 因此对于 “二合一选举” 结果如何还要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