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当今世界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新的产业形态。从经济形态看，数字经济是一个新型经济系统，从生产、供应到流通、分配、消费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各个层次以至各个区域，都充分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5G、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产供流配销各类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推进经济发展结构优化、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产业形态看，数字经济是一个新型产业系统，存在于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各类产业之中，依靠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培育壮大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推进产业发展结构优化、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夯实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支撑和保障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建设数字国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成为世界各国深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国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围绕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为产业发展增添新业态，推动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35.8万亿元，占GDP的36.2%，成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数字经济保持高位增长，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展望未来，随着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前途光明。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到富起来和强起来，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与此同时，中国将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依靠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等形式开展全方位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网。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以机制统筹为理念，以中联部为实施主体，以阿拉伯国家政党、政治组织、政治领导人、媒体和智库为合作对象，通过召开中阿政党对话会、签订政党合作备忘录、举办政党研修班、促进政党领导人与青年交流等方式，积极配合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整体交流。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促进了中阿加强政治互信、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共建“一带一路”和实现民心相通，维护了中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推动了阿拉伯国家和平与发展事业，丰富了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内涵。

        健康产业是日本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之一，发展健康产业是日本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中关键环节，也是日本在后疫情时代促进经济快速恢复，促进对外合作的一项重要领域和一支重要力量。日本健康产业是一个大健康产业概念，指的是公费保险以外的服务产业，涉及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等产品制造和服务产业，通常包括医药工业、医药商业、医疗服务、保健品、健康保健服务等领域。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日健康产业合作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冲击或许会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尽管疫情的蔓延是一个意外事件，却导致世界事务的发展轨迹发生重大改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后疫情时代中日两国健康产业存在着深化合作的空间、动力和潜能。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复杂多变。为了促进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中国积极探索并加强与日本经济合作。日本成熟的健康产业政策、运营体系和服务保障系统等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促使两国民众对健康的关注度更高、需求更多，对相应的健康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将扩大。中日健康服务业的互补性将成为两国深化产业合作的重要基础。中日两国以健康产业合作为引导，通过顶层设计，在促进两国地方省市间合作的基础上，为两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实现多区域共同发展。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2017年7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金融杠杆、金融稳定、经济增长，三者形成了一个均衡三角关系，金融杠杆波动程度过大不仅降低经济增速，也会对金融体系稳定性带来不良影响。随着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防范化解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风险的渗透，中国需要从多个维度入手，用“硬实力”和“巧实力”来对冲化解美元霸权的多重威胁。

        近年以来，世界各地乱象有增无减，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反复，这种“双常态化”的趋势将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与发展。

        一、世界乱象有增无减，国际局势动荡难靖

        近年来，学者都不约而同地用一个“乱”字来概括国际局势。“乱象丛生”使人顿生“无所适从”之感是基本共识。“乱”是核心，“不确定性和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加”是基本特征。“世界向何处去？”成为最大疑问。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打击，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业已显现，同时对世界范围内的就业形势产生根本性影响，更是给二战后最为混乱的国际局势火上浇油。人们从对世界乱象的“无所适从”迅即转为当前的“惊心动魄”。

        二、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国际关系变化，疫情长期化影响深远

        新冠肺炎疫情涉及世界所有国家且呈长期化趋势，对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对国家治理能力和国际机构有效管理均提出严峻考验。

        习近平主席9月21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这篇彰显大国担当、发聋振聩的讲话，具有理论性、引领性和务实性的特点，因而赢得世界广泛赞誉。

        一是理论性

        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富有新意的倡议和主张，是在判断世界新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他对当今世界局势作出以下理论性判断：其一，一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其二，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人类社会已被深刻改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其三，一部世界文明史也是同瘟疫斗争的历史，人类总是在不断战胜挑战中实现更大发展和进步。这次疫情虽然来势凶猛，我们终将战而胜之。

        二是引领性

        习近平主席在这次联大讲话中首次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令世人耳目一新，更具有创新意义和引领作用。最为突出的是，如习近平主席讲话中所说，“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通过缓债、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等等，这一切中国都在向全世界树立有口皆碑的光辉榜样。

        习近平主席讲话的诚意，还通过一系列实例表现出来。例如，他一再强调要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疫苗。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加大发展资源投入，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已宣布未来3年内再提供3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务实性

        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在习近平主席这次讲话之前，中国的海外煤电投资在过去几年已持续下降，可再生能源投资不断增加。应该承认，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按照美国智库的估计，中方此举之后意味着这个行业内超过500亿美元的投资蒸发，每年减少2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代价很大，收益同样诱人。

        应当承认，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的情势下，澳大利亚在各发达经济体中算得上是应对比较得力的，尤其是相较于同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英语国家的美国、英国两家而言。然而，虽然在防控疫情方面澳大利亚政府有一定的积极作为，但疫情的到来与蔓延仍然在澳大利亚国内造成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影响，并在很多方面造成了澳大利亚内政与政策过程中的诸多变化。

        一、与疫情防控相关的澳大利亚政治概况

        除通识性的政治概况外，以下几方面的澳大利亚政治特点尤其有必要引起我们关注：1. 每届三年任期制度2. 新闻媒体的强势政治参与3. 强制投票制度与移民问题4. “二流”领导人治国。事实上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以上四方面澳大利亚政治特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展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公共政策的变化走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疫情冲击下的澳大利亚经济形势与相关政策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剧烈冲击不可谓不强。同时，在应对疫情的公共政策方面，虽然较早的采取保持社交距离、提倡公民卫生意识和较高核酸检测率等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澳大利亚经济政策当中的固有问题和新的变化。

        在应对疫情的经济政策中，减税和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让执政联盟赢得了大企业集团及其代理人的认可，同时求职者津贴和留职补贴又让他们获得了普通民众的信任，而对于执政联盟而言，这一切的代价不过是稍显不负责任的联邦预算赤字调整而已，可谓是“百利一害”。在澳大利亚的三年周期频繁选举制度下，如何妥善安排后续政策那将会是下一届政府的事了，对于莫里森而言，即使真能成功连任，这些中长期问题也可以拖到下一个三年后再议。所谓“二流领导人的远见”由此可见一斑。

        三、疫情冲击下的澳大利亚社会政治形势与相关政策变化

        在2020年的疫情应对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各州、领地政府之间就公共卫生措施、开放学校安全性以及跨地域人员流动问题曾出现过明显分歧，而争论的结果通常是地方政府的意志最终得到贯彻，澳大利亚联邦制的政治安排由此显示出了强烈的存在感。同时，疫情应对的相关措施从很多方面暴露了澳大利亚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从贫穷阶层到无家可归者再到少数族裔都在过去一年中或多或少地遭遇到了澳大利亚社会系统性歧视与不公的对待。

        四、疫情影响下澳大利亚的对华态度演变

        中澳关系的恶化过程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2015年特恩布尔就职澳大利亚总理之后，中澳政治关系的发展就已逐渐显得举步维艰，尤其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出台“印太战略”之后，过去三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对美国的“遏制中国”战略表现出了颇为积极的言行，甘当反华的“冲锋犬”。尤其在2020年度，当西方的主流媒体和政客全面歪曲新冠肺炎疫情起源和传播问题的情势下，澳大利亚几乎陷入了全国性的反华癔症。但随着在防疫问题上中西差距的愈发明显以及中国有理有力的回应显现成效，澳大利亚恐怕需要对其对华态度进行全面反思了。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与全球蔓延及世界性封城管制，持续近两年，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事件之一。面对这一严峻的全球性疫情灾难，国际社会没有出现携手合作共同防疫抗疫现象，反而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尤其是美国对华战略重大调整背景下出现更为尖锐复杂的矛盾与斗争，出现一些新的社会思潮与现象，对国际关系格局、全球经济发展观念与全球供应链重构等带来重大影响。同时在海峡两岸之间，也没有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蔓延开启两岸缓和的新契机，反而在台湾民进党当局配合美国反华大潮下进行泛政治化操作，不仅将疫情、防疫与抗疫政治化、工具化，而且岛内出现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与社会情绪，“狭隘主义”“自私主义”与“利己主义”思潮沉渣泛起，“台独民粹主义”更加猖獗，“反中仇中”情绪高涨，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

        一、岛内率先出现“救人先救己”与“医疗资源有限论”等反人道反人权的狭隘自私主义论调与浪潮

        二、岛内出现损人利己的疫情“对台有机论”与“对台有益论”

        三、“反中仇中”的“台独民粹主义”思潮更加猖獗，以“辱中黑中”为荣

        四、强化岛内绿营势力企图推动的两岸“脱钩论”

        五、岛内出现一种对国际社会舆论的“反友中”与“赞黑中”现象

        六、两岸民间对抗情绪上升，大陆民众对台失望与不满社会舆论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