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是今年“两会”一个重要议题，引发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0年9月22日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随后在2020年12月12日由联合国及有关国家倡议举办的气候雄心峰会上进一步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这一系列宣布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指标又一次作出的庄严承诺，展现了中国的坚定决心和大国担当。同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作出战略部署，要求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2021年全国“两会”强调“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锚定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供给保障能力”，“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深入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低碳转型”。

        “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当前和今后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保障完成的重大战略任务，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面绿色转型，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如期实现中国向世界的庄严承诺，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中国贡献。

        本文对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出以下看法和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紧迫性重要性

        二、全面节约，节能优先，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三、多元协调，绿色低碳，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放在突出位置

        四、推动能源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五、煤电一体化发展，清洁利用煤炭，推动新型电力体系建设

        锁定并聚焦于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peer competitor）展开战略布局，是美国护持霸权的惯性，二战之后的苏联和当前的中国均为美国的主动选择。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在观察、思考中国的战略走向并做出主动应对，直至特朗普上台之后锁定中国为势均力敌的对手，开启中美战略竞争时代。

        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到来，是主客观条件变化使然。中美关系已不可能回到过去，上任的拜登政府表明了坚持对华强硬的立场，其战略走向可能是奥巴马与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创新组合。当前，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两国依旧在相互观望，新的战略共识亟待塑造。有鉴于时代变迁和中国特色，中美关系不同于当年的苏美争霸关系。世界处于大变动之际，中美关系必然存在可塑性。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撰文呼吁中美建立可控的战略竞争关系，设立防止灾难发生的护栏，避免战争。

        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中美战略竞争时代展开分析，探究中美战略竞争时代如何到来及其基本特征、拜登政府可能的战略走向和中国如何积极应对。

        一、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来临

        特朗普上台执政之际，对华强硬正在成为美国新的战略共识，中美关系开始被视为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双边关系。特朗普对美国大战略进行了天翻地覆的调整，提出“使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目标，遵从美国优先原则，推卸国际责任，推行平等贸易，调整地区战略优先顺序，聚焦中国与亚太，明确把中国视为其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2017年末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份安全文件，强调大国竞争时代的回归，锁定中国为“修正主义大国”、美国国家安全首要挑战和“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3月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标志着美国对华经济接触战略的终结，构成中美关系转折的重要分水岭。以此为标志，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大幕被猛力拉开，美国从政治、经济、技术、军事、人文交流等几乎所有维度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全面打压。美国咄咄逼人，中国不甘示弱，中美关系进入激烈博弈期，并呈现全面博弈的态势。

        二、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特征

        当前，战略竞争已成为中美关系的突出特征。从横向上看，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大国博弈的重要体现；从纵向上看，这是中美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前的中美战略竞争体现出全面性的特征，并将对国际格局演变和世界秩序塑造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并未彻底改变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中国也保持了必要的战略审慎。尽管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不断上升，中国深知制衡不是可行的战略选择，更未考虑通过与东亚自助国家结盟甚至提供安全保护的方式化解压力，即使自2018年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对抗性逐步增强，中国仍然反复强调要理性应对，不随之起舞，尽力避免中美战略对抗。当前，面对国际变局，世界各国普遍遭遇困顿与迷茫，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谁能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取得突破和领先，谁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有鉴于此，中美战略竞争必然是长期的。不容否认的是，中美战略竞争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必须迈过的难坎，需要我们慎重对待。

        三、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取向

        拜登对华政策的战略考虑是，继续进行战略竞争，更加注重中美竞争的长期性、战略性和手段的多元性，致力于避免与中国的短兵相接，更加强调组建民主国家同盟的方式形成一致对华政策。拜登不会采取特朗普式的激进措施，在台湾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更了解中国，已体现出相对温和的立场。这一政策转向为中美关系的可预期性和可控性提供了重要条件，降低了中美直接冲突的威胁，有效防止了中美战略对抗的预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提出的“正向竞争”模式符合世界主要国家的期望，也为中美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核心主题是战略竞争，双方在价值理念、发展模式、国际规则等方面的竞争可能更加激烈，双边关系的稳定、改善和发展有着相当大的限度。

        四、应对中美战略博弈的中国方略

        中国应秉持的战略方向是：首先，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确保中国持续崛起，推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提供坚实的国家基础。其次，秉持底线思维，积极应对“脱钩”风险，实施“挂钩”战略。其三，积极寻机推动中美合作的展开。第四，推动构建以稳健应对中美战略博弈为焦点的国际统一战线。

        中国与俄罗斯是山水相连的两个大国，中俄军事合作是两国战略协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两国战略协作关系的重要体现。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关系处于深刻变动与调整之中，中俄关系成为最稳定的一对大国关系，军事合作反映了两国关系的紧密程度。中俄军事合作领域广，并不断深化，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

        一、中俄军事合作不断深化

        中俄关系全面深入的发展，推动着两军的合作。中俄两军在高层交往、实战化训练、军技产品贸易等领域深入合作，在国际多边场合开展良好互动和配合，使两军关系持续高位运行，不断为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充实新的时代内涵，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新贡献。

        二、中俄军事合作不断深化的主要因素

        在国际关系中，军事与安全合作是政治互信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有的现象。中俄军事合作不断深化，源于两国有共同的战略需求，“肩并肩、背靠背”，互为战略依托。中俄军事合作体现了中俄两个战略协作伙伴之间的高度互信，两国元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中俄军事合作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中俄军事合作不断深化的同时，还要看到，随着两国实力差距的扩大，两军的水平也在接近，在未来的中俄军事合作中，也需要注意中俄实力的这种逆转带来的影响。

        总之，新时代中俄军事合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体现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在当今这个世界大变局下，美国把中俄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企图拼凑针对中俄的所谓价值观联盟，将促使中俄加强合作，包括军事领域的合作，但中俄不会结成军事同盟。

        戴高乐主义是法国自二战结束以来长期奉行的外交政策，其核心是坚持独立自主，坚定维护法国的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是法国在战后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的最重要因素。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后，提出“重返戴高乐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戴高乐主义，扩大了法国的影响力。中法关系近年取得长足发展，中法仍是在对国际关系的认知和对世界发展前途认知问题上共同点最多的大国，也是立场最为接近的大国。

        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从理论与实践角度来看，笔者觉得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如何认识和解读“多边主义”？

        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讲，多边主义具有以下特点：多边主义的最高组织形式首先是联合国，遵循的集体原则是联合国宪章。多边主义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多边主义还体现了世界战略格局的总体态势，客观上否定单极世界论，肯定世界多极化。我国党和政府历来将世界多极化作为制定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一大战略认知。如今仍有人在强调和鼓吹美中两极世界论，这无异于变相地宣扬单边主义，也是有意或无意地为美国把中国当作主要竞争和打击对手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习近平主席对多边主义做了完整的、透彻的论述。其中要点是：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新冷战”，排斥、威胁、恐吓他人，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隔绝，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

        第三，如今国际上围绕多边主义差异的焦点，并非在所谓定义上；就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相对立这一点而论，西欧一些大国领导人也是认同的。

        第四，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是弘扬多边主义的又一见证。

        二、如何看中美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

        笔者想就中美关系中相关的俄罗斯因素，提出几点看法。

        其一，中美俄三者关系的发展趋势与特点的确不同。这不仅基于各自国情的差别，更取决于当局奉行的方针政策，取决于政治意愿或者说政治互信。美俄关系不取决于中国因素，中美关系也不取决于俄罗斯因素。

        其二，中俄倡导并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这意味着中俄都不会成为对方与美国发展关系的障碍。

        其三，处理好大国关系，决定性因素在于首先做好自己。所有大国都应摆正自己的位置。相互之间应该平视，而不是俯视或仰视。冷战思维、零和理念在当今时代都不可取。

        乔·拜登入主白宫3个多月里相继提出了可与罗斯福“新政”媲美、超过6万亿美元的开支计划。

        一、拜登“大开支”用在何处

        在拜登总统上任后的3个多月里，他相继提出了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以及在2022财年为国防计划提供7530亿美元。“这一系列开支计划是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修建州际高速公路并展开太空竞赛以来最大手笔的公共投资，在很多人看来，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大政府时代’的到来。”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网站2021年3月13日发表题为《乔·拜登的刺激计划对美国和全世界都是一场豪赌》的文章认为：“拜登的刺激计划是一场豪赌。如果成功，美国将避开日本和欧洲陷入低通胀、低利率陷阱，其他央行可能会效仿美联储的新目标：大规模财政刺激可能成为应对衰退的常规做法。然而，风险在于，美国将面临债务和通胀不断增长的问题，央行信誉面临考验。”文章认为：“拜登的赌博好于无所作为，但任何人都不应怀疑他的赌注有多大。”

        二、拜登“大开支”将由谁买单

        （一）拜登提高企业所得税率面临不确定性

        美国两党执政政策重要区别之一是共和党执政期间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而民主党执政期间则提高企业所得税率。

        （二）实施扩大财政赤字的财政政策

        美国两党执政期间相同政策都实行财政赤字政策满足开支需求。

        （三）吸引全球储蓄将危及全球经济

        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在美国经济向好或出于特殊需要，通过提高利率，吸引全球储蓄流入美国。

        三、拜登“大开支”计划前景与中美关系未来

        拜登“大开支”计划的很多方面将遭到共和党的抵制甚至坚决反对，从长期趋势看，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是，为提升实力、维护世界老大和全球霸权地位，两党目标是一致的。美国大力围堵遏制中国，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举世关注。

引言

        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衡量一国硬实力的重要指标，能够产生国际吸引力，影响一国的国际传播，成为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回顾世界发展的历史，几乎每次具有颠覆性的科技进步都改变了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加速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守成大国的衰落，推动国际体系的转型，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高科技合作属于全新领域，合作模式尚未定型。海湾阿拉伯国家拥有发展高科技的资金优势，埃及、苏丹、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拥有人口、产业和市场优势。中国日益走近世界高科技舞台的中央，愿意同广大阿拉伯国家分享高科技发展经验。阿拉伯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寻求“多元化”发展道路，尤其在航空航天、核能、新能源、无人机、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网络等领域奉行“向东看”，努力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外交是实现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跨越技术鸿沟、推动世界科技多极化和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举措。本文拟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入手，探讨高科技发展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影响和对中阿合作的意义，分析中国对阿科技外交的概念特征、现实影响、顶层设计、战略规划与重点领域，并展望中国对阿科技外交的前景。

        一、中国对阿科技外交的意义

        第一，中国对阿科技外交有助于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促进人类科技的共同繁荣。

        第二，中国对阿科技外交有助于探索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新模式。

        第三，中国对阿科技外交有助于阿拉伯国家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安全挑战。

        第四，中国对阿科技外交有助于形成开放的多边主义科技规范。

        二、中国对阿科技外交的顶层设计

        第一，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和规划能力，奠定了中国对阿科技外交顶层设计的决策基础。第二，“一带一路”与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奠定了中国对阿科技外交顶层设计的制度基础。第三，阿拉伯国家在高科技应用领域的发展潜力，奠定了中国对阿科技外交顶层设计的利益基础。第四，中阿科技管理部门的密切合作，奠定了中国对阿科技外交“顶层设计”的实践基础。

        三、中国对阿科技外交的重点领域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科技外交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涵盖物理、虚拟和生物三个世界，从区域和产业分布来看具有不平衡性。从物理世界来看，无人机、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是重点，其中新能源包括页岩气技术、核能、太阳能与风能等，推进较快；从虚拟世界来看，“5G”网络是合作重点；从生物世界来看，生物医药是重点，但推进较缓慢。中国对阿科技外交基于“多边谈合作、双边谈落实”的实践路径，根据各国优势和合作意愿，选择灵活务实的合作模式。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开罗阿盟总部演说时，从共建“一带一路”的目标出发，提出了“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提出中方将作为中东发展的推动者和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体现出中国以创新和治理为切入点，围绕高端制造业、核能、航天、新能源、基因工程、信息通信、联合实验室、召开中阿北斗论坛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为中阿在重点领域项目落地指明了方向。

        2021年是中东剧变十周年。当年西方媒体将这场剧变称为“阿拉伯之春”“阿拉伯觉醒”，并将其与1848年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89年苏东剧变相提并论。然而，整整过去十年，阿拉伯世界非但没有发生革命性变革，相关国家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与经济萧条。国际政治现实是最好的教科书，总结和反思中东剧变悲剧性结果的根源，不仅有助于深化中东政治研究，而且可以为其他国家提升治理水平提供有益镜鉴。

        一、“阿拉伯之春”十年来的悲剧性演变

2011年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民众抗议潮和政权垮台潮席卷阿拉伯世界。在这次中东剧变中，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执政数十年的强人政权相继垮台，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一度摇摇欲坠。这场剧变既是阿拉伯国家各种弊端长期累积的结果，同时也被视为是这些国家探索复兴之路的开端。然而，十年过去，阿拉伯国家面临的诸多结构性矛盾丝毫没有缓解，转型国家反而今不如昔，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尤其是2019年以来，许多阿拉伯出现持续性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潮。表面看，这次“阿拉伯之春2.0版”与2011年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如出一辙，都是先有大规模民众抗议，后是政权垮台，但二者的最大区别就是此轮民众抗议潮主要是不满经济恶化、要求改善民生，并无政治转型的深层次诉求。

        二、阿拉伯国家陷入悲剧性结局的深层原因

        概括起来，主要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向性错误导致灾难性后果

        中东国家陷入困境主要是治理理念和政策方向有问题，而不是政治制度有问题，也就是“在政不在制”。政局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集权政体在确保秩序与稳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遗憾的是，在西方长期的意识形态渗透下，阿拉伯精英和民众日渐沉迷于“民主万能论”，它们没有认识到导致结构性困境的症结所在（也就是“政”的问题），而是简单地将所有问题和弊端归咎于集权政体本身。由此，在2011年中东剧变后，在何去何从的政治转型历史关头，阿拉伯国家错误地将打碎集权政体、转向分权政体视为头等大事，将“民主转型”作为纾解困境的制胜之道。

        （二）西方干预导致中东剧变走向西方设定的轨道

        这场群众性运动究竟走向何方，不仅事关地区格局走向，还牵动大国利益重组。在2011年中东剧变中，西方大国十分担心中东剧变失控，威胁其在中东的利益。为此，西方国家从实用主义目的出发，想方设法对中东剧变进行塑造和引导，力争使其朝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1、提前进行理论和舆论引导。2、在中东剧变过程中参与策动“颜色革命”。3、对中东国家进行选择性干预。

        三、阿拉伯国家摆脱困境任重道远

        发展是所有国家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世界上近两百个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苦觅发展之道，但真正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屈指可数。许多国家正是由于不能正确认识和利用发展规律，才导致发展之路屡屡受挫。

        当前中东国家在中东剧变后遭遇困境，归根到底就是在国家治理中犯下颠覆性错误、变革方向出现重大偏差所致，由此导致阿拉伯国家面临悲剧性和灾难性结局。有学者指出，2011年中东剧变产生了三个主要后果：对国家崩溃的担忧、社会两极分化加剧以及社会经济需求日益重要。任何政治变革战略都必须处理这些因素才能取得成功。然而，处理好这三大任务并不容易。一是恢复秩序可能使相关国家重新走向独裁专制。二是实现经济发展路径和空间有限。三是消除贫富分化说易行难。

        总之，当前中东仍处在动荡调整期，中东国家仍需要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台湾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移民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台湾社会出现不同的族群或群体，还有不同历史时期不受关注的不少特殊少数社会群体。不同族群或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社会心理特征与复杂的两岸情感。我们常常习惯性用所谓四大族群观察台湾社会结构，其实是不完全准确的，需要从微观层面了解与观察台湾社会特殊群体现象，进而全面、历史的认识台湾社会群体结构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一、“原、闽、客、外”四大族群及人口变动

        谈到台湾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群体结构问题，常常以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与原住民等四大族群来分类与描述。四大族群的政治理念与对蓝绿的支持有所差别，一直处于变化中。

        二、本省人与外省人

        从省籍分，台湾人口结构可分为本省人与外省人。本省人主要是指1949年之前到台湾发展、定居的大陆同胞及其后代，实际上也是外省人；外省人则是指1949年以后移居台湾的大陆同胞及其子女（后代）。在台湾蓝绿政治语境下，本省人被认为是本土人，是真正的台湾人，号称“正港台湾人”，外省人则不被认为是“正港台湾人”。

        三、外省老兵与不同的特殊外省人群体

        1949年前后跟随蒋氏父子到台湾的一批军人尤其是普通士兵后来成为所谓的“外省老兵”。在台湾还有多个特殊的外省人群体。一是1945年前后接收台湾的军政人员与到台湾经商人员。二是朝鲜战争中被捕的解放军士兵在美蒋策划下“弃共投台”。三是金炮战中5000多被捕的解放军中大多数（4889人）到了台湾。四是李弥将军率领的云南“孤军”“反共救国军”193师，于1954年从缅北转到台湾。五是50年代初大陈岛战争中，国民党失败后撤退到台湾的军人及后代。另外，在上世纪80年代两岸开放交流交往后，在台湾出现一些新的外省人群体，主体是大陆配偶。同时，还有一些叛逃者与知名异议人士到台湾定居生活。

        四、“半山人”

        台湾省人称内地人为“阿山”，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外省人。而对出生在台湾、在内地长大者则称为“半山”。不过，“阿山”有贬义之嫌，“带有极度的憎恨与敌视”含义。当初他们认为内地人到台湾全是为了发财。

        五、台籍老兵与“新半山人”

        “新半山人”是指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开放探亲后，在大陆居住或居留的一批台湾同胞返回台湾定居，一般是一家三代人全部到台湾定居。在“新半山”群体中，有一大批是台籍老兵。台籍老兵是指1947年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从台湾征兵到大陆的台湾人。

        六、日本御用士绅阶层与台籍日本兵

        在本省群体中，台湾民众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1941年，日本殖民统治者为配合加强台湾人对日本帝国的认同，积极推动“皇民化运动”。可以说那个时代，台湾民众的部分群体即日本御用士绅等较为亲近日本，形成一个特殊的日本御用士绅群体，也是日后台湾社会皇民化群体的代表。在本省人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即台籍日本兵与日本人后裔。日本殖民统治与“皇民化运动”对日后台湾亲日情绪与岛内分离主义影响重大。可以在日本占领台湾初期及后来，“反日、抗日者”死了，“亲日、皇民化者”活了下来，得势了，成为亲日者。

        七、战后海外返台的台湾人

        台籍日本人与战后返台的台湾人。另外，还有在战时赴日本工作生活的台湾人战后重返台湾，成为一个有“日本经历”的台湾人。

        八、日本人在台后裔

        在当今台湾，有多少日本人后裔？似成一个悬案。由于岛内“台独”势力日益庞大，而且“媚日现象”日益严重，大陆学界部分学者及台湾岛内人士在分析“台独”问题时，不断强调战后日本人或日本人后裔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是“台独”的起源之一或是“台独”主力。战后有30多万在台日本人即日本人后裔（非军人），但战后基本上全部遣返，只有极少数留下来。这些极少数日本人后裔是否认同与支持“台独”，没有证据，仅仅是部分人的一种主观推论。九、“湾生”

        只有在台湾出生的日本人后裔、又回到日本的日本人才叫湾生。

        十、新住民与外劳

        随着台湾社会外籍与大陆配偶的增加，在台湾社会结构中又形成一个新的群体，即新住民群体，开始有媒体与学者称为第五族群。台湾还有一群外籍劳工。1989年10月，台湾从东南亚首次引进第一批3000名东南亚劳工，开始了台湾引进外劳的历史。

        十一、新的两岸族

        台湾新的两岸群体包括台商、台干、台师、台生与文化、文艺工作者等，也称两岸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