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下，我国中小企业面临国际竞争由个体竞争向产业集群竞争演变、创新模式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演进的发展趋势和挑战。亟需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支持中小企业通过“集链成群”、“创新突破”、“数字赋能”路径发展壮大，到2035年，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和产业集群。

        中小企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事关全局的重要作用，能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新发展阶段下，中小企业发展面临集群竞争、创新竞赛、数字经济等超越个体、产业层面的演变趋势和挑战。发达经济体纷纷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欧盟2013年出台专项战略“企业和中小企业竞争力计划”（COSME），更多经济体将中小企业战略嵌入更高层次的国家战略中，如欧洲2020战略（Europe 2020）提出七大旗舰计划，其中有六项事关中小企业。我国亟需将中小企业支持政策和资源投入整合到统一的战略框架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优势，制定面向2035年的中小企业支持战略。

        农村地区已成为我国新冠疫情防控的最薄弱领域，能否及时筑牢农村地区疫情监测网、提升疑似病人发现能力直接影响我国疫情防控全局。此轮河北石家庄、邢台疫情集中暴露出我国农村干部群众风险意识淡薄、基层医疗体系发现疑似病人能力不足两大问题。为切实防范春节期间各地疫情规模性反弹，建议短、中、长期措施相结合，以秦岭-淮河以北低温地区重点场所周边农村为优先突破口，抓紧补齐农村疫情监测短板。

        2021年1月21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市区接连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共造成32人死亡，约110人受伤。自2019年3月22日“伊斯兰国”组织（IS）残部被叙利亚民主军（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武力逐出叙东部的巴古斯村之后，除偶尔发动零星恐袭外，巴格达乃至伊拉克本土还未发生过死伤逾百人的大规模恐袭案件。

        一、IS组织是否走出最低谷

        大多数国外反恐专家认为，“1·21”连环爆炸手法系IS组织惯用伎俩。综合国外部分专家的恐情评估可以确定，尽管IS组织于2019年迭遭巴古斯之败及其头目巴格达迪之殇，但“该恐怖组织及支撑它的意识形态离消亡还遥遥无期”（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学院中东政治副教授文森特·杜拉克语）。还有专家断言：“IS组织现已走出最低谷”，但“其战略更接近于‘基地’组织的国际网络”。此言不谬，切中要害。

        对于IS组织此次在巴格达市区屠戮平民的意图，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点：一是在“后IS”与“后巴格达迪”时期，继续制造及扩大恐慌效应，以宣扬“国”威不灭，困兽犹斗的存在感。二是挑拨族际矛盾，激化教派冲突，加大政局动荡，籍此空耗伊拉克政府维稳打恐资源，为东山再起，夹缝求生创造条件。三是对伊叙两国境外恐怖组织重树淫威，以借助昔日IS组织头顶光环，整合“基地”组织的中东和非洲分支，拓展势力范围。四是为潜入欧美国家乃至部分亚洲国家的极端组织或恐怖分子打气助威，利于他们借助昔日IS组织的“品牌效应”，在当地招兵买马，开辟财源；并利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借疫强恐，以恐养战，以暴助燃。

        二、反恐战争重心变化

        于美国为首的打击IS国际联军而言，巴格达“1·21”恐袭，表明伊拉克新一轮反恐战拉开帷幕；即，在军事攻陷拉马迪、费卢杰、摩苏尔等恐占重镇后，反恐战争已从正面战场的武力攻防，转向地下战场的无形暗战。即与更分散隐蔽，更狡诈疯狂的IS组织的战略抗衡。该阶段的博弈交锋，凸显全面性、长期性及多领域、多层次特点：包括对IS组织断粮绝源、网络消毒净化及意识形态去极端化。此役“将与消灭有形‘哈里发国’一样艰难”。2019年10月26日，藏身于叙利亚北部的IS组织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遭美军奔袭斩首。巴格达迪的“殉道”，反致“形”散的IS组织更加“神”聚复燃。

        三、美军留下打恐“烂尾楼”

        五角大楼出兵伊拉克20多年来，付出了沉重代价，几乎未获任何成果，亦未赢得当地人心，反致伊拉克社会局势动荡不宁。由此可见，要在伊拉克彻底铲除IS组织残部及其他恐怖主义势力，所需具备的条件远不止是地面部队、先进装备、弹道导弹乃至无人机袭击。2021年入主白宫的拜登政府，受国内疫情、商情、社情、族情及政情所困，亦无意承接特朗普政府留下的烂尾工程。不得不说，此乃不折不扣的始乱终弃。有两洋屏蔽的美国为实施高强度“大国竞争”战略而欲撂挑子从伊拉克开溜了。但与中东北非近在咫尺的欧洲国家则不敢掉以轻心，隔岸观“恐”，任其泛滥成灾，殃及池鱼。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国际反恐战争二十载风雨兼程，当白宫亟欲从伊拉克撤兵之际，新中东格局的复杂形势及非洲大陆的严峻恐情，表明国际恐怖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风险很高，危害巨大，没有一个国家可自成宇宙，唯我独安。IS组织虽遭重创，但其余孽与邪说双重外溢，各国无一不受其威胁；本国安全与共同安全相辅相成，国际安全与合作安全互为表里。正缘于此，伊拉克在与埃及、约旦、叙利亚等周边国家乃至美欧国家安全互动中，亦是重要利益悠关方。为此，对伊拉克反恐能力短板，相关国家应基于共同安全目标，尊重主权，加大支持，互利互惠，综合治理，以实现剿恐戍边、族际和谐、社会稳定的可持久大安全。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0年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8.3%，达到5867.2亿美元。中国贸易顺差3169亿美元，超过2016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2507亿美元。中国仍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美建交打破世界两个大国隔绝20多年冷战坚冰，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双边互补互利合作快速发展，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24.5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5837亿美元，38年间增长237倍，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有力促进了世界经贸发展与繁荣。

        特朗普总统于2018年3月8日正式宣布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挑起全球贸易摩擦，并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由挑起对华贸易战，称将消灭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但2019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差不多与2016年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相上下。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原主席罗琦指出，美国对全球102个国家和地区的货物贸易存在逆差，但是美国仍是从全球获利最多的国家。正如德意志银行等第三方发表的研究报告确认，长期以来美国实际上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利益。

        2021年初拜登入主白宫后，美国商会中国中心和荣鼎咨询集团联合在2月17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深入分析了如果美中经贸关系全面“脱钩”将严重损害美国利益。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3月2日题为《什么可能引发美中战争？》文章指出，美国的傲慢自大始终是个危险，但夸大恐惧会导致过度反应，中美双方必须警惕误判。毕竟，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往往是我们自己犯下的错误。迈克尔·克莱尔3月3日题为《美国和中国应该结成“生存联盟”》的文章提出：“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唯一办法就是美国避免与中国爆发新冷战，与中国制订一套合作计划，加快全球向绿色经济的转变。”

        迄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成为全球最大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国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中国“十四五”计划已经开始实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广阔市场这片大海蕴藏着巨大活力和商机。

        拜登总统3月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和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要求欧洲国家与美国携手同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法国总统马克龙2月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上明确表示，欧盟不应与美国联手对抗中国。默克尔在G7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了重建一个公平互惠的世界经济体系，G7需要加强与二十国集团（G20）合作，尤其需要加强与中国合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及健康政策与管理教授杰弗里·萨克斯2021年2月25日题为《为什么美国应寻求与中国合作》文章认为：“拜登的对华政策应该从寻求合作，而不是推定冲突开始。争取与中国在这些领域展开接触将是美国外交的明智之举。美国和中国都可从合作中获益良多：和平、扩大的市场、加速的技术进步、避免新的军备竞赛、防控新冠疫情、强劲的全球就业复苏以及共同努力抗击气候变化。中美国内市场广阔，两国都是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中美继续加强互补互利合作，不仅继续造福两国人民，而且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

        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过程中，双方联合抗击新冠病毒成为近年来的一项重要内容。俄罗斯对中国的支持方式之一，是在官方明确表示反对美国甩锅中国的同时，借助媒体不断赞扬中国抗疫的成就。

        俄罗斯有关人士和媒体支持中国抗疫、赞扬中国抗疫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驳斥美国散布的“中国病毒”谬论。其二，肯定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抗疫经验。其三，赞扬中国在抗疫过程中迅速恢复经济。其四，称赞中国为全球抗疫做出贡献。其五，表示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1月26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就今年2月5日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至2026年2月5日，无附加条件达成一致。据报道，还讨论了双边关系发展和一些全球热点问题，其中包括两国在抗击新冠疫情和经贸等领域的合作、美国单方面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以及俄方有关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峰会的倡议等。声明说，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保持“透明且持续”的沟通。于是，引起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是：美俄关系能够重启吗？

        所谓关系重启，无非是指两国关系能否回到正常化以及如何走向正常化。从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经济全球化主流趋势、地缘政治因素、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以及美俄各自的复杂国情来看，美俄关系的重启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重启的不可避免性。冷战结束30年过程中，美俄关系时而比较正常，时而又趋于紧张。美俄领导人心中都明白，两国关系僵局对彼此并没有好处，但又都要彰显强势，维护自己的尊严。不久前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社会舆论”基金会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超过60%的俄罗斯人认为，俄高层应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可见，两国关系必须重启这条原则的基础并没有丧失意义，症结在于重启的气候与时机。

        其二，重启的局限性。美俄之间的确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美国要维系全球霸主权势，俄罗斯要谋求世界大国地位，在欧洲、中东、非洲乃至拉美，彼此碰撞不断。这主要涉及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关系并不大。作为美俄关系改善的标志性成果《反导条约》《中导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三大军控条约，如今前两者已过期，加之2020年11月美国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俄罗斯随后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国内程序，从而给带动双边关系重启的空间大为缩小。

        其三，重启的可塑性。回顾冷战结束以来的三十年，俄美既在较量中合作，又在合作中较量，较量一直占据上风。经济制裁虽说给俄方造成严重困难，但并未伤筋动骨，更没有动摇普京较高的社会支持率。尽管美国千方百计唱衰对方、挤压对方，超级核大国俄罗斯仍拥有与美国平等对话的足够资本，否则美国怎么可能把俄罗斯称作“主要威胁”？

        就拜登未来四年的美俄关系，似可得出这样几点看法：其一，美国寄希望于针对普京的“颜色革命”是无法成功的，美俄两个最大的有核国家也不可能发生正面战争。其二，围绕克里米亚问题的争论难以休止，两国紧张关系势必持续下去。但拜登政府在不断向俄施压成效不大的尴尬局面下，或许不得不权衡利弊，寻求较为合适的脱身台阶，也为自己留下一笔说得过去的政绩，所以不排除其执政中后期对俄关系出现间歇性的缓和迹象。其三，从长远来说，美俄之间对抗绝对没有出路，竞争与合作并存才是比较合理的常态，只是难以保持平衡，竞争可能处于高度，合作往往处于低度。

        东亚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展活跃，也是地缘政治复杂、地区格局变化最大的地区之一，其中东亚海洋问题尤为突出，某种程度制约着东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海洋问题成为域外国家介入东亚海洋事务，影响东亚各国关系的一个不稳定因素，特别海洋领土争端问题、渔业问题影响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双边关系和地区繁荣稳定。而在一些非传统海洋安全问题上，既存在由自然因素形成的海洋灾害问题，又有由于人类在海洋上开展的许多活动造成的危害，渔业资源日渐枯竭、海上恐怖主义、海上通道安全、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生态危机等问题，都已被列入非传统安全范畴，这些问题的解决仅凭一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立解决，需要东亚各国各界共同合作，共同应对。因历史现实等原因东亚地区至今仍缺少一个稳定的综合性的整体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只有针对某个具体威胁如打击海盗维护航道安全问题，东亚各国在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建立区域内的网络化合作，呈现碎片化特点，还未实现机制之间相互协调。为此东亚各国以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为抓手，增加合作的意愿和共识，促进东亚各国保持正面的安全认知和定位，通过积极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层面的战略互动，建立持续有效的海上争端解决措施和危机管控机制，为最终建立有效的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奠定基础。

        东亚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1. 解决气候变化导致海洋升温问题迫在眉睫；2. 东亚面临着严重的海洋环境污染问题；3. 共同打击海上恐怖主义、解决海上难民和跨国海上犯罪问题需要东亚国家深度合作；4. 东亚自然灾害种类繁多且频繁发作需要东亚“联合作战”共同应对；5. 共同应对北极冰融化问题是东亚开展海洋合作的契机

        东亚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路径选择：建立东亚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1. 继续深化中日韩环境合作机制；2. 扩大东亚海上风力发电合作力度；3. 积极塑造健康的东亚海洋生态圈建设；4. 以东亚沿海智慧城市、智慧海洋合作为主体形成海洋城市群建设；5. 是以文明交流共鉴为主要内容形成海洋文明共同体意识；6. 以海洋磋商机制为主要内容形成东亚海上非传统安全共同体。

        国家转型是指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和过渡，它不仅是指政治结构的转变过程，还包括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从落后到进步、从单一到多元、从封闭到开放等方面的变迁，转型的最终目的是推动发展。因此，国家转型是一个全方位变迁的动态过程，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的变迁是国家转型的核心内容。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由于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高度依存关系，国家转型还不可避免地包括外交转型。

        根据对国家转型概念的理解和界定，可以发现，自2015年萨勒曼执政以来的沙特进入了剧烈的国家转型时期。2016年4月25日，沙特政府发布“2030愿景”，提出了沙特实现美好愿景的三大支柱——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全球投资强国、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世界枢纽。这三大支柱从政治、经济和外交（含宗教文化）方面确立了沙特国家转型目标：在政治上成为主导地区秩序的政治大国；在经济上打造具有经济活力和吸引国际投资的经济强国；在外交和宗教上巩固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2016年6月，沙特政府批准了《国家转型计划2020》，正式使用了“国家转型”的概念。上述两份文件勾勒出的宏伟蓝图涉及沙特政治、经济、宗教、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至此，沙特开启了国家转型的全面变革。具体而言，在经济领域，以经济多元化、私有化、对外开放和增加就业为突破口进行全方位改革；在社会文化领域，在增强伊斯兰和民族认同的同时，积极推动社会文化世俗化和伊斯兰教的温和化；在政治领域，既要加强政府工作效率，又要积极推动非政府部门和个人履行社会责任，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度。

        从沙特历史的角度看，当前沙特国家转型的深度和广度在其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沙特作为基于政教结盟、家族统治和石油美元的特殊君主制国家，具有超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无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还是七八十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虽然都促使沙特内政外交进行了局部调整，但沙特从未发生过较为彻底的国家转型。当前沙特国家转型最深刻的动力来自“阿拉伯之春”冲击下沙特政权日趋严重的不安全感。在历史上，“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主要是其历史成就或遗产、宗教权威、民众所需的服务和福利供给，以及富有魅力的领导层。”但是，“在‘阿拉伯之春’后，这些问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民众起义使国家的不安全感油然而生，迫使政权通过自主转型来应对威胁。”而奥巴马执政时期美沙同盟关系的危机、近年来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崛起对沙特的压力，则构成了推动沙特国家转型的外部压力。

        本文从内政和外交两大板块研究沙特的国家转型，内政方面主要分析沙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及其困境，外交方面分析沙特全球外交和地区外交转型的内容及其困境。最后对沙特国家转型的特征及其内在矛盾进行总结。

        沙特是阿拉伯世界最后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却是双边关系中发展最快的一组之一。2016年1月，习主席担任国家主席后第一次访问沙特，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中沙战略性友好伙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水平，标志着中沙整体合作框架业已形成，这从《中沙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推进的背景下，中沙关系越来越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两国已成为彼此在全球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彼此关系，将对方置于本国外交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向。”中沙整体合作关系集中表现为政治互访频繁，经贸合作不断密切，高科技合作全面展开，安全合作成果丰硕。

        随着中沙合作的增量不断扩大和成果不断积累，两国已超越以往的“能源共同体”（在能源供需上形成相互依存关系）和“利益共同体”（在贸易领域形成相互依存关系），朝着构建“安全共同体”（形成安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命运共同体”（形成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的方向前进。2019年沙特连续19年成为中国在中东及阿拉伯世界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自2013年以来也一直是沙特最大贸易伙伴和沙特头号石油进口国。截至2020年，中沙双方在能源、产能、装备制造、贸易、投资、金融、科技、人文、反恐、安全、政策沟通等广泛领域的合作进展顺利，彰显整体性。

一、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

        第一，中沙双方均辩证地看待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第二，中沙倡导多元政治发展模式。

        第三，中沙均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

        第四，中沙共同倡导求同存异的国际关系准则。

二、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特点

        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合作不断深化、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形式不断多样的结果，其战略规划具有顶层设计、机制对接、多维合作与全球布局四个特点。

三、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动力

        第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加速发展是中沙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动因。

        第二，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强势回归是中沙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安全动因。

        第三，产业互补性是中沙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经济动因。

四、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

        展望未来，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中沙须处理好两组“三角关系”。中沙关系的发展取决于“中美沙”大三角和“中国、伊朗、沙特”小三角。其次，中沙须处理好双边与多边的关系。再次，中沙应平衡好旧平台与新机制的关系。最后，中沙应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五、结论

        总之，中沙分别处于亚洲的东部和西部，两国的整体对接不仅可以带动“中阿合作论坛”的多边合作机制建设，而且有助于亚洲共同体意识的强化。二战结束以来，受西方强势话语的影响，西亚和北非形成“中东板块”，与亚洲和非洲板块并列。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升级，将促使西亚国家群体“向东进”和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向西进”，双方从“背靠背”到“面对面”。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西亚有望重新回归“亚洲大家庭”，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成为亚洲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快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的跨区域互联互通，实现亚洲国家的整体性崛起。

        蔡英文上台执政后，延续了“台独”分裂势力的“台独政治路线”（坚持“台独”立场、主张“一边一国”）、“台独经济路线”（经济上“远中脱中”与推动“新南向”）与“台独文化路线”（推动“文化台独”活动与建构“台独”史观）。因此，当下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矛盾也就是政治上的矛盾仍然是统独矛盾，是“台独”与“反独促统”的矛盾。在社会层面，是融合发展与反融合发展的矛盾。在文化领域则是，坚持中华民族史观、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意识与蔡当局推行“台独”史观、大搞“去中华化”的“文化台独”的矛盾与斗争。

        社会巨大历史变迁与岛内政治发展，除了在政治上出现严重的“台独”分离主义意识外，也已形成强大的“台独”政治阵营。继李登辉与陈水扁之后，目前执政党民进党或蔡英文当局更是变本加厉，依靠手中的权力与资源，一方面大力推动“去中”、“远中”、“脱中”、“离中”、“反中”、“抗中”与“仇中”的政治分离政策，企图“解构中国”，完成体制上的“台湾国家建构”；另一方面，从历史、文化、教育、语言等方面大力推动“文化台独”政策，企图完成心理、精神与文化上的“台湾国家认知建构”。因此，“文化台独”就是从历史、文化、教育、意识形态、象征、符号、标识等多方面，推动“去中国化”、“去中华化”及塑造“台湾国家化”的一套“台独”政策举措。

        蔡英文当政后的“文化台独”活动主要表面在三大方面。一是以“转型正义”与“多元文化”名义，全面推动“去祖”、“去孔”、“去中”等“文化台独”活动，企图将“台独”行动合理化、正当化。二是解构“中国史观”，建构“台独史观”。一方面，把高中历史课目中的“中国史”列入东亚史，企图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关系，并将“两岸关系区域化”。另一方面以“原住民史观”与“南岛史观”对抗“汉人史观”，将台湾主体性与原住民相连结，并将原住民起源“南岛化”，蔡英文去年底展开所谓台湾与南岛历史文化同源的“寻亲之旅”，以建立“台湾国家化”分离主义的新史观与合理性。三是割裂中华文化与语言，谋求建构独立于中华文化之外的“台湾文化与语言体系”。

        两岸同胞携手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意识的六大路径：（一）两岸同胞要共同揭露与抵制蔡当局的“文化台独”行径。（二）大陆方面要将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作为对台工作的重大文化工程。（三）促进与扩大两岸民间各各路文化交流活动。（四）实施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的文化出版工程。（五）扩大增设两岸文化交流专门基金。（六）充分利用互联网新媒体、自媒体等现代媒体手段，广泛灵活宣传中华文化，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此外，两岸同胞要树立超越两岸意识形态分歧的中华意识与中华情怀，自觉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意识。

        两岸同胞携手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意识的八大努力方向：1、增进两岸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命运共同体意识。2、增进两岸同胞的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意识。3、增进两岸同胞同属炎黄子孙的民族血脉意识。4、增进两岸同胞中华情、中国心的民族情怀意识。5、增进两岸同胞一家亲、两岸一家人的亲情意识。6、增进两岸同胞的中华历史文化传承意识。7、增进两岸同胞的中华文化自信意识。8、增进两岸同胞共同振兴中华的民族使命意识。最后，以台湾远见-天下文化事业创办人高希均先生在“追求文明社会的‘家和万事兴’”一文中提出的“中华情”论述作为结尾（台湾《联合报》，2018年5月31日）。他在文中指出：

        “中华情一直在我梦中与心中浮现，从未消失。西方社会四十年的教学生涯，最后还是在东方文化中回归。

        中华情是对中国百年历史的屈辱有悲情；

        中华情是对锦秀河山与朴实人民有亲情；

        中华情是对中华民族及灿烂文化有热情；

        中华情是两岸一家亲家和万事兴有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