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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无恙》
源泽
(本刊特约研究员)
甲子开元,亥去子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下,中国打响全面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人民战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战“疫”战术,前所未有;全国统筹,非同凡响。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中国胜。“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援鄂联军全面反攻,战“疫”拐点悄然已至。形势发展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措施是有效的。“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中国战“疫”,清洁地球;同此凉热,命运与共。壮哉中国,国泰民安,大同小康;大美湖北,花开疫散,胜似苏杭;登黄鹤楼,品白云边;赏武大樱,食武昌鱼。敬逆行者,壮志凌云;赞真国士,大爱无疆。 一、新冠肺炎乃“全球公敌” 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定名为COVID—19,将之定性为“全球公敌”。故而,中国战“疫”即世界抗战。从战“疫”的“战区”划分来看,中国打响的阻击“新冠肺炎疫情”总体战—死守武汉,保卫湖北,既是卫生安全战线的“卫国战争”,更是策应世界战“役”总体战的主战场。但惟有发挥人类集体智慧与经验,才能遏制及最终战胜疫病。 二、种族主义毒于新冠肺炎 面对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外有些社交媒体渲染紧张,制造恐慌,屡发“黄色预警”,炮制“东亚病夫”谬论,“导致‘仇华’情绪大肆蔓延”。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实乃比“新冠肺炎”更具传染性和危险性的政治瘟疫。此外,病毒瘟疫异变为“信息瘟疫”,“阴谋论”死灰复燃,WHO总干事谭德塞更是提出“三要三不要”,即“我们需要事实,不需要恐慌;我们需要科学,不需要谎言;我们需要团结,不需要污名”。 三、“健康丝路”与“清洁地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2016年8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携手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理念系中国倡导的正确义利观之体现,既是对沿线国家的承诺,也是从世界公共卫生角度想问题,办事情。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 四、“战时体制”“雷克萨斯” 1月末以来,中国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了一些空前措施封锁疫情严重地区,限制潜在的传播途径。除武汉中心城区之外,湖北省的十堰张湾区以及黄岗、孝感等地甚至进入“战时体制”;前线医生中西医结合,使用各种药物进行治疗。此轮战“疫”所发挥的强大社会组织能力,以及生产能力、建设能力和医治能力,正是强大的制度动员能力使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五、花开疫散,造福人类 此次中国战“疫”积累的经验,既给中国公共卫生安全留下宝贵财产,亦将成为造福人类的公共产品。 首先,应加强对各级干部的危机管理教育,树立“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习近平)的预判潜在风险能力。 其次,通过国家立法永久性禁止野生动物捕猎及交易,依法有序地加大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及修复,构筑阻挡病毒跨越物种传播的天然屏障。 再次,推进传染病学的科普宣传及移风易俗,提升自我防护意识。 第四,鉴于新冠肺炎病毒或将与人长期共存,需在垃圾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在“有毒垃圾”分类中,对受污染物加以另类细分及无害化焚烧处理。 第五,推动建立国际预警系统,分享数据资料,密切监测病毒突变、进化及其对人畜传染性的异同。 第六,鉴于疫情向日韩等周边国家蔓延,需及时开展“抗疫”外交、“卫生外交”,推动政府层面(G—G)的沟通与合作。 第七,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同舟意识,应民间层面(P—P)及国际层面(G—U)交流互鉴。
《复工复产逐渐恢复常态秩序 持续防控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杨宜勇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2月1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病毒阻击战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实事求是地看待疫情形势出现的积极变化和防控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 当前中国疫情出现的积极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疫情增量逐渐减少;二是治疗手段更加丰富;三是治愈人数逐渐增加;四是死亡率稳中有降。 中国疫情防控取得的积极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防控工作成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二是防控主体积极配合。三是防疫物资和人员有了高度的保障。四是疫情发展速度明显趋缓,现在总体上得到基本控制。五是非常时期统一号令,依法防止疫情扩散初见成效。 二、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很有必要 如何一方面深入开展疫情防控,另一方面又要准确审时度势,有条件的地区开始逐步由非常态应急转换到常态应急阶段,我们就必须强调“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这是疫情防治进入中期以后的一个战略性调整。所谓科学防治就是要理性对待,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所谓精准施策就是要找准发力点,不能枪扫一大片。所谓分区分级就是分清轻重缓急,不要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三、科学划小管控单元、分类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有的省份分成重点防控地区、非重点防控地区、一般防控地区三类,有的将所辖各县按无现症病例区、散发病例区、社区暴发区、局部流行区进行区分,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别分别确定相应的风险等级,并因地制宜,在医疗救治、交通卫生检疫、人员排查和人群聚集限制、应急物资保障、经济运行等防控措施方面加以细化,明确标准,分类施策。比如现在发病管控是按大社区管控的,单独发病的地方以后可以按楼或者单元来精准管控。现在到了必须因地制宜,既要有效治理疫情,又要科学恢复生产的时候了! 四、动态调整,及时分地区降低应急响应级别或终止应急响应 所谓动态调整就是要每日一算,坚持实事求是和数据说话的原则,该调低的必须及时调低。所谓动态调整辖区内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县(市、区、旗)名单,就是要分类施策。当前对于低度风险地区,首要的任务是实施“外防输入”的策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前对于中风险地区,关键是要实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策略,尽快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前对于高度险地区,必须“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严格管控”的策略,根据疫情态势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五、改善营商环境,转变政府职能永远在路上 各级政府和公务员,一定主动要畅通人流、物流,接续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确保交通运输网络畅通,保障交通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防护物资供给,维护客流物流运行秩序,尽可能减少对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影响。既然已经有病毒天灾对企业造成的不良影响了,我们不希望再看到官僚的人祸对企业造成的不良影响。一方面,对三农不能放之脑后,要不误农时切实抓好春季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要缓解企业的难处,各地可以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和实施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通过多措并举来稳企业稳经济。 六、痛定思痛,我们必须学会更加尊重自然 必须全面、彻底、永久地从事实上取缔野生动物地上市场和地下市场,必须广泛宣传消费野生动物不仅是违法的,而且是十分可耻的行为。从现在起,中国将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从根本上杜绝不明病毒从野生动物传染到人。 七、中国经验创造中国奇迹 中国这次应对新冠病毒疫情,远比2009年美国应对H1N1禽流感要成功许多。通过此次人民战争,我们率先建立一套非常态的应急机制。实践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也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点赞,与此同时还有进一步条理化、制度化和机制化的空间。这次抗击新冠病毒,时间短、见效快,中国不仅对完善自己的治理体系有所贡献,而且对于完善世界卫生的治理体系也有所贡献,值得充分可定。
《新冠肺炎疫情下社会心态变化及应对建议》
杨宜勇 范宪伟
(杨宜勇,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所长 研究员;
范宪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助理研究员 博士)
在疫情防控期间,不仅应重视医疗救治、物资保障等有形手段,也应充分重视建设积极的社会心态这一无形手段,用“心”防疫,构筑心理防疫“墙”。 一、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变化趋势 (一)社会心态变化呈现“四大趋势” 一是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下民众心态越来越自信从容。二是信息传播多元化下民众心态越来越积极主动。三是重大突发应急事件下民众心态越来越包容理性。四是社会自组织活力释放下社会预期乐观和开放多元。 (二)社会心态陷入“四大困境” 一是由公共服务资源稀缺所导致的社会焦虑与心理压力弥漫的困境。二是由科学思维素养缺乏所导致的过度敏感和恐慌不安蔓延的困境。三是由诚信缺失、道德底线滑坡所导致的社会心理冷漠和低信任度泛滥的困境。四是由社会分化所导致的社会心态民粹化和极端情绪滋生的困境。 二、新冠肺炎疫情下社会心态现状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随着疫情形势的加重和防控举措的升级,民众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社会心态也发生了较大的波动,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不断蔓延、累积。总结来看,疫情爆发以来,民众负面社会心态主要表现为侥幸、恐慌、愤怒、围观和猎奇五种形式。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负面社会心态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般来说,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社会心态比平时更加脆弱和敏感,人们往往会感到焦虑、不安,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应激心态反映,是生物属性的内在必然体现(沙莲香等,2005)。但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民众负面心态的产生除了正常的社会应激反应外,政府防控举措不及时、信息披露不透明不准确、谣言处置不到位、部分媒体报道不严谨等“四个不”是加剧负面社会心态的重要原因。 四、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对策建议 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应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有效引导民众社会预期,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二是加强心理健康服务,打造积极向上的社会心理。 三是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增强民众发展信心。 四是进一步推动信息传播透明度,提高信息公开实效。 五是要着力提高舆情处理能力,牢牢把握舆论主动权。 六是强化公众科学素质培养,切实提升社会信用意识和道德水平。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破坏各国应对气候危机》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届缔约方大会于2019年12月2日至16日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与会各国承诺2020年加大力度减少二氧化碳(CO2)排放,但在关键领域推迟作出明确决定。批评人士指责美国阻挠各国就解决气候恶化问题取得进展。 作为气候变化大会的正式名称,COP是缔约方大会的简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最高机构。2015年在COP第21届缔约方大会上包括美国在内的197个国家签署的《巴黎协定》,是针对气候危机的具有约束力的全球协定。该协定制定了一项全球行动计划,以期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绝大多数国家为何高度关注气候变化问题?这是因为气候危机正在威胁人类福祉和发展。二氧化碳是大气中的主要长效温室气体,可在大气中滞留数百年。自1993年开始卫星测量以来,海平面在加速上升。2019年6月席卷全球的热浪,导致地球两极的海冰不断融化。2019年6月,南极海冰面积比1981年—2010年的平均水平低8.5%,是有记录的41年来南极海冰覆盖最低的6月;北极海冰平均的覆盖面积比1981年—2010年的平均水平低10.5%,为第二低的6月。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担忧,如果各国现在不采取紧急行动,到21世纪末,温度升高将超过3摄氏度,对人类福祉的有害影响将越来越大。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年10月发布的报告认为,各国目前的减排承诺只能达到2030年温控目标所需减排水平的三分之一;即使各国完全履行当前的减排承诺,到2100年,全球气温也将比工业化前上升3摄氏度,远超《巴黎协定》提出的2摄氏度目标。美国在2020年按计划退出《巴黎协定》,形势更加堪忧。美国是人均CO2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因此,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遭到多方批评甚至斥责。根据2015年底达成的《巴黎协定》,在其生效之日(2016年11月4日)起的前三年内,任何缔约方都不得退出。特朗普政府从2019年11月4日起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的程序。 (一) 科学家们认为,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扩大、创纪录的高温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有关。特别是以下三个因素影响巨大而深远。 一、过度开发和消耗矿藏资源 二、全球森林面积快速缩小 三、全球被掩埋湿地亟待拯救 (二) 上述因素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继续增加,生态环境继续恶化。面对“气候紧急状态”,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各国协力实施《巴黎协定》,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危机。 一、联合国有关机构加强协调和引领 二、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 三、国际社会要资助发展中国家 四、中国恪守气候承诺
《中美经贸摩擦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后续斗争依然复杂尖锐》
周世俭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历时十三轮的谈判于2019年10月11日取得了突破,12月13日中美双方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协议文本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9个章节。同时,双方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 中美经贸摩擦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但后续斗争依然复杂尖锐。2019年5月1日第十轮谈判后,双方就协议的英文文本发生了严重分歧,一度使谈判搁浅。美方提出的“结构改革”,即就中国的市场机制,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这将成为第二阶段协议谈判的难点。康奈尔大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中国部门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说,协议没有解决美中经济紧张的根源,更多实质性问题留在未来进行谈判。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第二阶段的谈判可能要持续到大选之后。另外,中美还将在日内瓦就世贸组织改革的问题发生激烈的交锋。2019年1月15日,美国向WTO提交报告要求取消中国和一些中等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此举的目的是压中国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和取消对主要农作物如小麦、稻谷、玉米和棉花的进口配额保护),此建议得到欧盟、日本等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持。另外,美国还要求世贸组织审核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特别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等问题。 这次中美贸易战带来的教训 (一)面对贸易战的压力,我们最响亮的口号是“做好自己的事” 这次我们恰恰在这方面出了差错。本文一开始提到的猪肉价格暴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2、给亿万城乡人民造成生活困难。 3、给中美贸易谈判增加了困难。 由于国内猪肉短缺猪肉价格暴涨,中国不得不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中方承诺在第一阶段协议中,一年之内购买美国400亿至500亿美国的农产品,须知2017年中国购买了24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二)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倒逼中国加大对研发和创新的投入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从2009奥巴马政府起就全面停止了对华高新技术转让。2017年初,特朗普上台后全面严格禁止对华任何技术转让,2018年6月1日,美国政府严令禁止高校中高新技术专业停止招收中国留学生。2018年8月2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随着贸易关系越来越紧张,美国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数十家中国企业实施严格的出口限制。” 也就是说,特朗普在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同时发动了对华科技战,明令要求与中国脱钩。 笔者认为现在的关键是要落实在行动上。当务之急是2020年的研发投入要达标,达到占GDP2.5%的目标。下一步要做到到2025年研发投入要达到2.8%。 (三)中美贸易战倒逼中国进一步加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2008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已经倒逼了我国加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这次中美贸易战形势逼人。中美经贸合作的前景并不乐观,今后美国在经贸领域的打压会有增无减。这足以令我国对美出口企业头脑清醒,不要把宝都压在美国市场上了,到了认真思考进一步落实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时候了。 从2009年到2018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占我国出口比重从51.7%上升到57.7%,提高了6个百分点,这恰好是我国对美出口6.1个百分点的转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占中国外贸的比重已达29.3%,比2013年提升了4.3个百分点。随着东亚经济合作区(RCEP)初步达成协议,东亚这15个国家(含印度)将是中国有望扩大出口的市场。
《普京主政20年的成就与缺憾》
俞邃
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
普京1999年12月31日以总理代总统身份,从叶利钦手里接过权柄,2000年3月当选总统,迄今已在俄罗斯主政二十年。起初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4年且不得连任三届,于是他在2008年—2012年改任政府总理。这期间他对俄罗斯社会的主导作用依然不言而喻。随后,2012年和2018年他再次当选并连任总统,任期改为6年,法定任职到2024年。眼下俄罗斯正在酝酿修改宪法,取消总统任期限制,并就此将于4月22日举行全民投票,这意味着将为普京提供再度连任总统的可能性。 早在普京上台伊始,笔者曾就俄罗斯的发展轨迹提出过一个观点,那就是破-乱-治-兴(参见《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俄罗斯新时期内外政策走势》)。叶利钦破了苏联,带来了乱,普京面临着治理和振兴国家的使命。普京主政20年的事实证明,他非常成功地解决了乱的问题,卓有成效地对国家进行了治理,且治中有兴,但振兴国家的目标尚未如愿实现。给人的深刻印象是,这位杰出政治家怀有一种国家不兴决不甘休的顽强劲头。 一、普京上台之初的俄罗斯状况 普京上台之初,俄罗斯陷入内外交困。由此普京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对照以上情况,今日俄罗斯的面貌却截然不同了。 二、普京上台后的最初承诺与构想 贯穿普京方针政策的精髓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强国富民为使命,以经济发展为前提,以团结全社会为手段,以民族精神为动力,以强有力政权为依托,以历史教训为借镜,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道路为方向,以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为条件,以重振大国地位为目标。 此后20年普京的实践表明,他做到了言行一致,言必行、行必果。 三、二十年来普京的主要成就与缺憾 普京主政20年来,致力于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与世界影响,对内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整顿经济秩序,加强军队建设;对外努力改善国际环境,拓展外交空间,维护本国利益,在国际舞台上恢复了世界性强国地位。 二十年来,普京为振兴俄罗斯,不忘初衷,全力以赴,一以贯之,因而始终保持着极高的社会支持率。包括俄共在内的反对派政党,对他的各种举措较多采取配合协作的做法,存在异议时也就是在议会中投一投弃权票。 鉴于上述情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简要的结论性看法: 其一,普京主政20年来始终得到俄罗斯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说明他的做法合乎国情,赢得民心,也适应世界潮流。俄罗斯国情比较特殊,探索适合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普京业已初步达到目的并将继续完成其历史使命。 其二,普京打造的强势俄罗斯,日益具有世界影响力,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大稳定因素,推进了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的积极趋势。 其三,有人罔顾俄罗斯全貌,仅仅拿经济缺憾这一面说事,从而否定普京的成就与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提升,甚至唱出“俄罗斯将长期停滞下去”的悲观论调。这如果不说是偏见,至少也是不严肃的。
《中美博弈关系再解读——基于世界治理手段变迁的视角》
赵远良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编审 博士
大国经略世界,主导世界格局,其手段是多样的,在表现形式上或曰统治,或曰治理。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国家行为体都在为寻求权力、维护并扩大自身利益与他国进行博弈,因此,国际政治总是处于一种无休止且旨在争取权力与利益的博弈状态之中。在世界政治博弈中,国际政治行为体采取何种手段(无论是统治手段,还是治理手段),其目的都在于谋取本国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大国治理世界的手段变迁也决定了各国博弈类型的演进。 治理手段的变迁让大国(特别是核大国)间博弈脱离了旧有的以战争与殖民方式进行殊死博弈的状态,新式治理手段将中美博弈纳入到洛克式博弈之中。具体而言,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争端既具有技术性特点,又具有战略性的特征。 如果从博弈的战术性角度来看,美国此轮对中国采取的手段大致如下:一是美国利用国内法,旨在借由美国的国内“法治”来实施“长臂管辖”。二是对中国实施严格的高科技出口管制,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三是利用汇率问题,威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四是利用WTO的相关机制对华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和特别保障措施,同时也胁迫世贸组织修改规定,满足美国的利益诉求;五是美国利用“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牵制中国;六是利用其意识形态价值观来干扰中国内政,影响中国发展进程。总体而言,美国此次挑起美中贸易摩擦的目的和实质在于继续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重新制定世界经济规则,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 采取何种贸易政策理论其实具有战略性,正如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所认为的,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应全面考虑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贸易政策的选择要依据该国当时所具备的各种条件及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强调政府要干预贸易,推动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重整美国制造业,这从本质上是一种旨在促进美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对外贸易政策。从战略思维的角度看,中美贸易博弈其实超越了贸易摩擦本身,是产业政策、投资标准、技术创新和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等诸多层面的一次重大博弈。 但是,与中美在建交前的剧烈冲突相比较,在此次两国的贸易博弈过程中,美国采取更多的是洛克式博弈手段,没有选择暴力性质的霍布斯手段,关键原因在于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彼此博弈需要遵循“生存与允许生存”的底线原则。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与博弈具有战术性与战略性的双重特征,但两者博弈则处于洛克式博弈的框架之下。在21世纪,在博弈双方都具备核毁灭能力的情况下,大国通过霍布斯式博弈方式来攫取利益的模式很难为继,因为这会让自己付出的代价(如军事代价)与获得的收益并不匹配。双方采取洛克式博弈进行竞争与合作,谋取有限度的可控利益才是大国博弈的主流选项。
《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因素——从拉夫桑贾尼时期至内贾德时期》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目标,即对内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全面推行伊斯兰化;对外通过“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秩序。“革命的伊斯兰输出源自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意识形态世界观,一种对伊斯兰教的解释,其特点是把一种植根于宗教牌号的伊朗民族主义与通过宣教、典范和武装革命来传播伊斯兰教的跨国特征和穆斯林的全球使命结合在一起。鼓励和传播伊斯兰教是一种基本的外交政策目标,这一目标反映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中,反映在鼓励人们‘在国内外使革命永久化’的主张中。”在霍梅尼担任伊朗最高宗教领袖的十年间,伊斯兰主义的外交理念和输出革命的外交实践,构成了伊朗外交的根本特征。 自伊朗进入后霍梅尼时期以来,伊斯兰因素对伊朗外交的影响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下降的态势。但是,基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属性尤其是巩固其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外交尽管呈现出“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相对弱化,国家利益考虑不断增强的特征,但又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霍梅尼“输出革命”外交遗产的掣肘。因此,无论是在相对温和的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还是在伊朗外交再度走向强硬与激进的内贾德时期,伊朗外交均没有放弃“输出革命”的外交原则和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的长远目标。继续支持伊斯兰激进组织,仍是伊斯兰教影响伊朗外交的主要方式。在后霍梅尼时代,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为应对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等国际与地区格局变化,伊朗还积极利用伊斯兰教对中东、中亚等地区事务和热点问题施加影响。此外,伊斯兰因素也对伊朗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利用伊斯兰因素进行地缘政治扩张 利用伊斯兰因素进行地缘政治扩张是后霍梅尼时期伊朗外交的重要方式。这里主要围绕支持地区伊斯兰主义组织、利用伊斯兰因素拓展在中亚的战略空间、利用什叶派因素影响伊拉克战后重建三个问题进行集中分析。 二、利用伊斯兰因素应对“阿拉伯之春” 总体来看,伊朗对于突尼斯、埃及等国的反对派给予了积极支持与声援,而对作为伊朗盟友的叙利亚,伊朗全力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反对西方和地区国家颠覆叙利亚政权。从本质而言,伊朗的政策差异主要出于对伊朗国家利益的考虑,但伊斯兰因素也构成了伊朗不同政策取向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运用伊斯兰因素抗衡西方 第一,在后霍梅尼时代,基于维护国内政权合法性和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需要,伊朗的外交政策宣示一直大量使用伊斯兰话语体系,强调伊朗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优越性,并对西方的文化侵蚀和意识形态渗透充满警惕。 第二,在反恐问题上,伊朗积极利用伊斯兰教阐述伊朗政策主张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力求在与西方的博弈中掌握道德制高点。 第三,在核问题上,伊朗不断从宗教道义角度表达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的立场,并从伊斯兰教中寻求抗衡西方的精神动力。 四、结语 综合来看,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呈现出改革与保守两种力量、两种路线交替上升的政治钟摆效应,进而使伊斯兰革命外交在改革派掌权时相对淡化,在保守派掌权时则相对强化。自霍梅尼1989年去世后,伊朗的内外政策一直在改革与保守之间摇摆和轮回,同时也必将对未来伊朗的发展道路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在拉夫桑贾尼(1989~1997年执政)和哈塔米(1997~2005年执政)任伊朗总统期间,是改革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主义因素明显下降;在艾哈迈德·内贾德执政时期(2005~2013)保守派执掌伊朗政权,伊朗内政外交趋向保守,革命外交的因素有所上升。2013年以来,温和保守派鲁哈尼再次开启改革,但伊朗能否走出改革与保守势力轮回的历史怪圈尚需拭目以待,伊斯兰主义对伊朗外交的影响也有待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16ZDA096)的阶段性成果。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欧洲莱茵河流域治理的启示》
黄燕芬 张志开
(黄燕芬,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志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博连读生)
黄河作为哺育中华民族、创造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既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区域。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且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同时要求“协同推进大治理”(习近平,2019)。由此可见,协同推进大治理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实现黄河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手,更是实现黄河流域安澜的重要保障。那么,什么是流域协同治理?为何协同治理是治理黄河的关键所在?如何通过协同治理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无论是政府的相关文件和报告,还是相关学术研究文献,都还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性回答和阐释。本文从协同治理视阈出发,并基于欧洲莱茵河的治理经验,希望对这些问题进行一定的系统性回答和学理性阐释,以期能为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黄河流域的大治和善治,关键要协同推动大治理,也就是要处理好纵向府际间、横向府际间、政府与非政府间、开发与保护间的协同关系,这是由流域治理的固有特征与黄河流域治理模式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具体表现为流域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与黄河流域现有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流域治理的复杂性、多样性与政府单中心治理模式之间的矛盾,流域治理的公共产品性、外部性与治理成本收益不对等之间的矛盾。莱茵河治理的经验为解决这些矛盾、实现流域协同治理和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也就是要通过构建黄河流域内府际协同合作机制、健全黄河流域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加快制定整体战略规划和增强保护与发展的协同性等措施和举措,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打造流域治理共同体,共同谱写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协奏曲,奏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推动黄河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 基金项目: 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多重危机背景下的欧洲一体化与德国的政策走向(项目批准号:17JJDGJW011)”。
《蔡英文大胜连任,台湾福兮祸兮?》
王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在2020年初台湾大选中,看似一场实力接近的蓝绿对决选举,结果却是蔡英文大胜817万票,同时民进党获得立法机构一半以上的席次。然而,蔡英文大胜,民进党再次执政,对台湾是福是祸?是利大还是弊大?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可以肯定地讲,蔡赢了选举,创造了个人政治生涯的辉煌,但却输了台湾,无法为台湾带来光明的前景,反会让台陷入更激烈的内耗与内斗之中,陷入更严重的政治对抗与社会撕裂之中,继续让“台独”扭曲民主,给台湾经济发展蒙上新的阴影,为两岸关系带来更大风险。 “保主权狂热”掩盖了民主与正义 外界可能更多关注蔡英文连任对台湾经济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硬伤害,却忽视了对台湾民主政治与民主价值的软伤害。在选前,蔡英文与民进党接连爆发一个接一个的政治大丑闻,至少有五大事件。在一般民主社会,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重大丑闻或事件都会对蔡英文与民进党的选情造成致命打击。特别是蔡英文假博士学位案。结果,不论是假博士学位案,还是其他重大争议案件,对蔡英文,对民进党的选情毫无影响,还双双大胜。原来,在台湾,选举不再是选贤、选能、选廉,而是选蓝绿,选统独,选举是一场代表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蓝绿对决,是统独对决。如此以来,正义、公平的民主选举在台湾完全被颠覆,蓝绿、统独超越了民主与正义价值选择。 进一步强化蔡英文的“民主专权” 台湾号称是华人社会民主灯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给予台湾民主极高评价。然而,真正了解台湾民主之后,了解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的所作所为之后,你才会发现,台湾的民主是多么虚伪,蔡的民主素养有多低,才会发现蔡英文打着民主反民主,成为披着民主外衣的专者,是“民主新独裁”。蔡的大胜连任,只会让蔡更专权、更滥权,民主被蹂躏践踏。 加剧政治对抗与社会撕裂 种种迹象显示,一场“绿色恐怖”已逐渐在台湾出现,麦卡锡主义幽灵在台湾逐步回潮,台湾将进入又一个“政治黑暗期”。蔡当局的政治清算与“绿色恐怖”行动,虽然会赢得绿营的叫好声,赢得“台独”势力的支持,但却在制造更大的政治对抗,进一步加深社会裂痕,制造更大的社会不安,但也在制造对手与敌人,让台湾社会永远不会走向和谐安康之路。正如台湾学者日前撰文所言:这次选举“胜者无荣,输者无宁”。 对台湾经济带来新风险 2019年,台湾经济意外“惊喜”,并非蔡英文执政功劳,而是中美经贸对抗大背下“转单效果”以及台商回流造成的,同时也显示了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台湾电子与半导体产业的较强竞争力。台湾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尤其是对大陆市场有很大的依赖性。一旦大陆对蔡当局“台独”冒险行动采取经济制裁手段,岂是台湾经济所能承受的。因此,蔡英文的连任与执政,对台湾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台湾《天下》杂志去年最后一期刊出一项特别调查,得出重要结论是:“台湾虽越来越民主、开放、多元,却也越来越停滞、退缩、忧郁”。 台海风险显著上升 蔡英文连任后,未来不会再有连任压力,可能在“台独”分裂道路上越走越远,会搞各种各样的“台独”分裂举动,大陆自然不会容忍与坐视,会加大“反独”、“遏独”力度,让“台独”与“反独”构成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主线,预示了未来两岸关系的对抗性更强,斗争性更强,台海形势动荡加剧,台海政治风险显著增大。一旦蔡当局愈越政治红线,学者原本预测的“蔡英文胜选对统一更有利”的说法可能会成真。因此,两岸统一并不需要明确的具体时间表,未来两岸统一的最大可能性反而是“台独”冒险行动导致的偶然速决式的非和平统一。这一可能的结果却不是蔡当局与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所能预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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