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后IS时代”的恐情变化与特点》
源 泽
(本刊特约评论员)
2019年是“9·11”事件第18个年头,也是“伊斯兰国”于2014年6月打出伪“国号”至其覆灭整整5年。这5年间,国际恐怖势力猖獗,实乃“9·11”以来所罕见。18年来,国际安全形势未获根本改善,“越反越恐”的局势,凸显世界进入风险社会,人类面临复合型危机。 巴古斯之胜,是“至关重要的反恐里程碑”,标志着在伊叙境内的反恐战争胜局已定。但也要看到,对于巴古斯之败,“伊斯兰国”内部“上至头目,下至喽啰,均视为暂时受挫,而非彻底失败。”对此,部分国外反恐专家也持相同看法;认为IS虽“国”破“政”亡,但远未气数已尽,国际社会进入“后IS时代”,对南亚、中东、东南亚的如下恐情变化动向与特点,尤需密切关注。 第一,“后IS时代”的反恐格局和作战轴线发生变化。这种态势变化,致使恐患二线国家成为恐袭一线目标。 第二,IS从死守城池向游击“圣战”的恐袭形态转变。战场正从城区、街道、楼房转移至沙漠、农村;策恐方式从阵地战、街垒战转型为自杀式恐袭。 第三,IS从“建政立国”向“基地”网络型蜕变:化整为零,潜入地下;还乡蛰伏,人自为恐。 第四,IS尚存的技术力量仍在致力于提高炸弹制造及隐匿技术,构成各国城市和交通枢纽的严重威胁。 第五,IS残部按照“B方案”,向北非、东南亚、南亚及中亚部分地区流窜;并向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渗透。 第六,本土恐怖势力与IS重新整合,互传伎俩。 第七,远洋航行安全形势严峻。 IS覆灭之前,安排了类似B计划的“后事”—“执行一套跨越三个地理环形地带的战略”;由内环、近外环、远外环三大战场互为犄角、遥相呼应。上述国际恐情七点变化,显然与IS安排的“后事”不无关联。近几年的部分案例,凸显“中东欧洲复合型”与“中东亚洲复合型”特征。可以说,一国安全防线针尖大的洞,极易涌入外部风险斗大的风。 鉴此,必粗常谋城市安全之道,常备恐怖袭击之战。安全领域的“安全冗余”概念,要求对潜在风险作制度性绸缪,交叉拦网,多重备份。各国应坚持法治精神,创新治理方式,更新科技手段,通过双多边合作,加大反恐情报交流,提升整体执法能力,加快实现尊严共享、发展共享及安全共享,确保国家安全,使各国人民能有祥和的生活环境。
《深化改革开放 打破美国围堵》
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三年来,美国从挑起美中贸易战、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控制高新技术流向中国到大规模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损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与频频插手中国香港特区事务甚至支持“反中祸港”分子暴力破坏活动。大量事实表明,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国定位从“非盟国友好国家”、“接触加遏制”到把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我们要继续深化改革,既要办好自己的事情,又要扩大与各国合作,坚决打破美国围堵。 吸取日美“汇率战”教训 绝不让美国再次得逞 在美国从“贸易战”到“汇率战”过程中,日本一再协妥让步和政策失误,使日本遭受巨大打击和经济实力大大削弱,其中主要教训和启示是: 一、维护汇率基本稳定和金融安全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维护汇率基本稳定和金融安全,从而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对美国投资要严防重大风险 美国除运用汇率武器,打压其他国家另外两个手段是经济制裁和冻结资产。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对美国投资都要严防重大风险。 三、依靠自己走向繁荣富强和永不称霸 日本也是首先办好的事情走向繁荣富强的,日本两起两落的沉痛教训是,强大起来后,没有坚持与邻为善、和平发展,而是对邻国进行侵略、掠夺和破坏的及发动所谓全球出击。 无论中国综合国力多么强大,中国永不称霸,既办好自已的事情,又与各国进行互补互利合作;既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将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深化改革开放 打破美国围堵 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妥善处理以下四大关系,既办好自己的事情,又加强与各国互补互利合作,既有战略定力,又有战略耐心,与美国进行持久战,最终一定能够打破美国围堵。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辅相成 二、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要立足自力更生 三、全球市场与国内市场要取长补短 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和升级关税战两年来,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以下三个领域都在快速发展。 (一)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 (二)中外贸易继续扩大 (三)内需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四、和平发展与国防建设要相互协调
《论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门洪华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中美关系正在引起全球的关注。当前世界是一个大国竞争的世界,中美关系进入到战略竞争新时期。中美两国有几个陷阱需要超越:这包括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美国面对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和两国共同需要跨越的“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是美国经济史专家金德尔伯格提出的思考,也被称之为霸权稳定论。他认为:“世界稳定需要而且只需要一个霸权,如果霸权不稳定,则世界就会陷入动荡。”当前美国自身变动引致的世界动荡,使得这一判断有了新的力争。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世界转型和美国战略的调整,大国竞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场景中。美国以贸易摩擦为开端,在中美关系上战略调整明显,很多学者和政治家都在担忧,中美是否已经落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在此背景下,如何认识中美关系的过去、现状和未来走向变得非常重要。我认为,中美关系现在正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边缘徘徊。回顾国际关系史,每当新兴大国实力加速接近守成大国时,往往是两个国家关系最不稳定也最动荡的时候,这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动荡,也有可能引起地区乃至世界的动荡。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实际上就对中美关系作出了与之前美国决策者不同的判断,从2018年开始在贸易、技术等各领域调整对华关系,强化与中国的竞争,使得中美关系进入到战略竞争的阶段。中美贸易摩擦本质上是两国在新产业革命上的战略竞争,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出现向货币、安全等领域延伸的危险。我们看到的是双方不仅仅在贸易方面出现了激烈的摩擦,甚至出现了“文明对决”等新思考和新认识。有鉴于此,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指出,“中美关系走到临界点(tipping point),存在进一步恶化甚至走向全面对抗的危险。” 中国对美新方略 中美关系新的战略趋向在逐步形成。中美战略竞争的范围和深度在不断扩大,美国认为中国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挑战、安全挑战,也是意识形态挑战、制度挑战乃至文明挑战,这样一个层层推进的关系,中美关系有走向战略对抗的风险。双方的竞争将向安全领域和地缘政治领域延伸,目前贸易、技术领域美国表现的已经很充分了,未来利用台湾和南海问题滋事,冲击中国国家的安全是其必然的战略趋向,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
《中(苏)俄关系:风雨、阳光70年》
俞 邃
(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
中(苏)俄建交70年的关系,形象点说,离不开风雨和阳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第一个建交,秋高气爽。毛泽东访苏,滞留甚久,一度阴雨缠绵;商谈结果圆满,雨过天晴。这晴朗天空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当政初期。以苏共二十大为开端,两国两党分歧逐渐暴露,随后争议频发,风起云涌;乃至苏联从中国撤退专家,掀起大论战,风雨交加。勃列日涅夫时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在中国边境两次兵戎相见,疾风暴雨。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短暂过渡期,直至戈尔巴乔夫上台,关系走向正常化,风平浪静。苏联解体、叶利钦当家,形成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风调雨顺。普京主政19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发展,风和日丽。 经验教训弥足珍惜 从中俄建交70年的历程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其一,中苏之间曾经发生的争论,其实是人类社会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种碰撞。作为一笔重要遗产,要善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 其二,意识形态因素错位会对国家关系产生严重损伤。富有生命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是处理国家关系(无论社会制度不同或者相同)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其实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 其三,当今中俄关系受制于大国关系调整的一般规律并起到表率作用。这个规律是由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部分组成。起点: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尊重对方的利益,缺一不可;过程:合作与竞争同在,摩擦与妥协并存,合作要诚信,竞争要守规矩,摩擦要不导致对抗,妥协要适度。结果:互利共赢,而不是哪一家收益。 其四,中国和俄罗斯由于各自的大国地位和世界影响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彼此的关系总是牵动着世界战略格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语),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强大因素。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
周世俭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实现小康并大步迈向步富强。 40年来的伟大成就主要依靠3大要素。 首先要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为实现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第二,十多亿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努力绘就了美好的祖国大好河山,为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第三,改革开放的40年里,国际形势巨大变化给中国提供了难得机遇:1、中美建交;2、苏联解体;3、加入世贸组织;4、20国集团取代7国集团,世界经济发展变为美中“双轮驱动”。
《试析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动因、进展及问题》
葛建华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东北亚所副研究员)
自上世纪50年代欧洲防务共同体构想遇挫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一直在经济领域推进。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两德统一的剧变,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开始进入欧洲一体化的政策领域,但进展迟缓,实际效果差强人意。欧盟成员国在共同的民事和军事合作已很普遍,在应对威胁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在防务政策的协调上却存在着一些问题,必要的资源如民事、军事能力、装备和技术,因涉及到国家主权、经济和产业收益等问题,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成员国的政治意愿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要求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卫费用,并暗示视情况撤走美军。欧盟对于是否在安保领域继续依赖美国开始产生疑虑,与美国的防卫合作也有所减弱。作为欧洲军事力量第一大国的英国脱欧也将会导致欧洲防卫能力的削弱。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公投是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影响欧盟地缘政治的大事,标志着美英退出数十年的盎格鲁·萨克森全球领导地位。为强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欧洲必须进一步加强防卫领域的自主努力,追求战略上的独立。 “永久结构性合作”是《里约》规定的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革新的核心,但十多年来裹足不前、进展缓慢。2017年欧盟外长会议确定“永久结构性合作”联合防务机制,推动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的建设。 在“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启动后,其对欧洲防务的实际贡献大小将取决于各参与国履行义务的水平。既包括履行义务的意愿,还包含着履行义务的能力。如果履行水平高,将有助于这一机制的顺利实施,促进欧洲战略自主性的达成。如果各成员国防务计划能在“年度协同防务审查”合作机制下协调运行,预期军事能力目标将会顺利完成。如果这种协调只流于形式,各成员国仍会继续只关注本国的防务。如果欧盟能够提高这些计划参与度,距离实现真正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目标越来越近。如果成员国参与程度不高,欧盟尽管获得更大的战略自主权,但距离共同安全与防务目标相去甚远。欧盟防务及其工业和技术基础的重振需要成员国付出额外的努力。如果来自联盟的经费不充足或各国预算得不到共同防务基金的支持,欧洲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的成本和效益难以使用平衡方式进行分配。从目前“永久结构性合作”联合防务机制实施的项目看,主要集中在军备合作的研究、开发和采购,特别是军备工作的标准化和程式化,以增加欧盟军工产业的竞争性和参与国行动的协调性。因此可以看出“永久结构性合作”并非是一个完整的组织机构,还只是一个合作框架,在具体项目的落实过程中由合作到共享最后形成共同的安全与防务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马克龙执政理念、政策及前景》
慕阳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
马克龙自2017年当选法国总统以来,全面铺开经济社会改革,推动欧盟一体化建设,积极维护国际多边主义。转眼间,马克龙即将跑完总统任期的前半程,两年半内曾经历了初期的顺风顺水,突遭危机而跌入低谷,再到重振旗鼓再出发,其执政理念也日臻成熟。展望马克龙的总统任期下半程,仍旧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执政理念 (一)进步主义。(二)社会自由主义。(三)欧洲主义。(四)多边主义。 二、推动国内改革 (一)政治体制改革。(二)经济和社会结性构改革。(三)保障社会安全。 三、加强欧洲建设 (一)推动欧洲一体化。(二)提升欧盟战略自主。(三)提倡“保护性欧洲”。 四、发挥国际影响力 (一)平衡大国关系。(二)就地区热点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三)推进“印太战略”。(四)高举气候治理大旗。 五、前景 (一)国内改革环境转好但仍脆弱。(二)欧盟建设迎来契机但难一蹴而就。(三)继续活跃在国际舞台但影响力虚多实少。
《发达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逻辑分析》
黄燕芬 温鹏莉
(黄燕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温鹏莉,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 博士后)
养老金改革的研究比较多,在过去30年间,世界范围内养老金计划总是处于不断的改革与变革之中。这些变化主要的特点就是将公共养老保险计划由现收现付制度向以完全私有化或者部分私有化为特色的混合的养老金计划转变。 总体说来,公共养老金计划变革的原因主流看法认为是出生率的下降以及预期生命的延长,从而导致了制度抚养比的提高。由于缴纳费用的人越来越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则是越来越多,自然地,养老基金就处于不可持续的边缘。 而与此同时,养老金改革与调整的时机就到了。一般说来,政府想到的最初方案就是提高缴费或者降低待遇。无论是提供缴费还是降低待遇,政府发现都会引发社会以及政治的不稳定,寻求“第三条道路”成为养老金改革者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对养老金改革研究的原因研究集中在人口因素、机制制度因素、技术因素等方面。本研究就是剔除这些外在因素,从信息经济学道德风险模型角度分析发达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内部所承担收益-成本的分析。 发达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对中国的养老金改革启示 我国的情况较为特殊,中国的人口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其特殊性,我国通过外力作用迅速的降低制度内部的赡养率,再加之我们面临很多经济社会挑战,一是发展的任务,我国经济虽然有了30年的长足发展,但是我国仍处于追赶阶段,在人均GDP上我国排在世界需要发展行列,二是我们还面临巩固成就阶段。 这些都对养老金制度改革提出很多约束条件,我们在激励因素上的选择较为有限,激励的力度上选择较为谨慎。基本养老金制度改革空间选择余地不大,又面临旧有制度的本身优化的作用力,因此对于中国养老金制度来说,选择通过优化其他支柱的养老金制度,通过外在的制度反作用于基本养老金制度也许是一个不错选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基本养老金制度可以什么不做,通过透明化基础金融设施建设减低部分道德风险发生仍旧是可取的,也是有利于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对制度的财政上硬约束机制的改革也是可以部分可以改革,我国的养老金制度长期财务软性约束机制带来制度不可持续,对养老基金带来很大压力。 最后,合理分清个人账户与现收现付制度的参数设计也是目前选择集中可以做的。中国基本养老金缺乏固定养老给付,现收现付制度内部含有激励因素,个人账户制度内部更是激励因素。 今后可以考虑进行相应参数调整,减少激励因素,或者合并,将现收现付部分成为适当给付部分。总之,我国环境特殊性决定我们不能采取发达国家养老金改革路径,我们应该在自己约束条件下,将安全效应-激励效应结合起来,促进制度内部健康发展,也使得整个宏观经济健康固定发展。
《台湾民意问题多个关系简论》
王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在观察台湾政治与社会,以及在研究两岸关系问题上,台湾民意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有大量有关台湾民意的研究或分析文章,甚至有专门的台湾社情民意讨论会。但我们却很少就民意本身及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与深度分析,基本上是以台湾大量民调作为判断岛内民意走向与变化的依据进而得出结论。这里就台湾民意及相关概念以及相互关系等进行简单探讨与分析。 一、民意与民心 民意可通过大量民调作为分析与观察的指标,而民心不易掌握与测量。民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民众的社会心态、社会认知与价值观,与民意相关,但又与民意有所不同。台湾许多选举结果与事前的民调民意有很大出入或不一致性,就在于民调得出的民意不一定反映真实的民心。台湾张明睿博士指出,西方政治理论所关注的民意政治,在东方政治文化中,还必须关注更广泛的政治民心归向问题。 二、民意与民调 民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众在特定条件下对某一种事件或事物尤其是公共政策的态度、立场。民调则是通过一种技术手段对民众态度、立场的调查方式。由于民意是可塑造的,也是可以操纵的,因此在台湾不同政治背景机构的民调,对同一问题的民调结果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民调方式不同,或民调群体不同,结果也会不一样。城市民调与乡村民调的结果也会不一样。不同时间举行的民调,也会影响民调结果。不过,将各种民调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对比,则基本上会反映较为一致的趋势与结果。 三、民意与民主 民意是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民主也是一种民意的表达,常常以“多数民意”或“多数决”确定事件结果。在民主政治语境下,民主政治是一种“民意政治”。民主政治也可称为“代议政治”,透过选举多数决之后,构建代议体制,形成“精英政治”的政府治理体系。其实,民主首先是一种理念与价值,不同于民主政治或民主制度。 四、民意与民粹 民粹是政治动员的一种方式,是激发民意的一种表现与手段。今日台湾民粹主义盛行,就是台湾民主政治下政客利用民意与操纵民意的结果。张明睿博士认为,依据黄光国教授的研究,台湾在李登辉治理之下,便已经步入民粹式民主政治的形态发展,到了今天的蔡英文政府,为了持续履行意识形态目标,透过民意的诉求,在野形成“以民制官”的民粹社运;在朝形成“以民制民”的社会操作,更是一种深化形态的民粹政治。台湾民粹主义又与族群问题、统独问题与“反中排中意识”等交织在一起。 五、民意与公投 公投是一种直接诉诸民意的法律手段,是民意的法律化形式。在重大政策法案或议题遇到重大争议、又无法达成妥协时,可依法律程序,通过“公投法”,以法律形式做出最后的裁决。公投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普遍使用的一种解决争议的重要手段。但公投结果在执行过程中,各界尤其是当局对“公投法”相关条文解读与使用也会引起争论与争议,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六、民意与党意 一个党的发展,既要有党员认同与支持,同时要进入议会、实现执政与发展,也必须获得民众或选民支持,也就是民意支持。党意就是一个政党的纲领、主张与纪律,希望获得认同者的支持与加入。民意与党意存在着密切关系,党意违背民意,可能就会失去选民支持,但党员在党的认知与纪律之下并不会改变对党的支持。这里面还存在个人价值与利益关系。 七、民意与法律 民意不是法律规范,不是法律依据,执政者不能完全依民意作为决策依据,也不能以民意来决定执政者的去留。民意不能取代法律,也不一定能改变法律。法律是体现统治者意志的制度安排,但在民主政治下仍要反映民意,必须符合民众的期待。一些法律的修改就是在强大民意压力的结果或某些修法获得引起强大的民意反弹,甚至引发政治动乱。不少发展中国家宪修改引起重大民变。但法律的制度与修改需要依一定的法律程序进行,不能完全依民意来决定。 八、多数民意与少数民意的关系 民意有主流民意,也有多数民意(绝对多数与相对多数之分)与少数民意。一般来说,在民主政治原则下,少数服从多数,但在今天的台湾政治文化中,也非常重视尊重少数意见,重视少数民意,对个体的尊重变得日益重要与普遍。如果一旦将问题政治化,则这一结论就不一定适用,甚至出现台湾少数民意凌驾多数民意的现象,政治精英通过少数民意操作的民粹政治得到充分证明。 九、台湾民意与两岸民意 在涉台问题上,我们一直讲台湾民意,台湾民心,却很少提及与讨论两岸民意与两岸民心。如果是台湾内部的公共议题等事务,当然讨论台湾民意与民心没有问题,如果涉及到两岸主权与国家统一等问题,就不能简单地讲台湾民意或台湾主流民意,而是应讲两岸民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前途与统独问题,当然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即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仅台湾人民是不能单独决定台湾前途的,是不能剥夺大陆人民的国家主权权利的。 |
下一篇:2019年第11期文章概要
- 地址:北京海淀区长春桥路6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勤楼9层 邮编:100089 电话:86-10-62805760 传真:86-10-62805759 京ICP备05013890号-1
Copyright 1994-2021.China Reform Forum All Rights Reserved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83号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