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1日，论坛理事、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钱文荣在2017年第29期《瞭望》上发表题为《看懂当今时代：大变革带来大调整大发展》的文章。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曾谈到：“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这一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大论断，科学地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客观现实，展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学说的新发展。

        研究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可知，大变革必然引发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大调整，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大转型，从而促进经济、科技、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大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大进步。而大发展又是大变革和大调整的前提与主要动力。正是由于这些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以中国为一个代表的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促进和推动了大变革和大调整。同样，大调整也将是大变革和大发展的必然结果。三者密不可分，构成了当今人类所处时代的三大特征。

        以此重大论断为指引，不仅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方向，加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也将更加强有力地推动并引领全球的变革、调整和发展。

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面临调整

        作为当今人类所处时代的三大特征之一的“大变革”，该如何理解它的时代含义？

        国际著名的战略家基辛格博士认为，“当今的国际体系正在经历四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另一位著名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则把“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东”列为当今世界三大变化之一。他说，这表明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将失去500年的统治权。

        两位战略家对大变局时间段的判断虽不一样，但都注重以整个时代的大变革为根据的。

        基辛格说的“4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是从1648年确立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体系算起的一个近似数，迄今是369年。他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说：当今我们时代经历的秩序，是将近400年前在德国威斯特伐利亚举行的一次和平会议上确立的。但是，世界大部分地区从来没有与西方相同的秩序观，只是默认西方的秩序。这种保留现在正变得直言不讳，并明确表示他们将努力进行修改。因此，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介绍自己这部著作的文章中，称400年来长期由西方主导的这个所谓世界秩序“如今岌岌可危”。

        布热津斯基说的500年，是从16世纪初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算起，如今这个统治了世界500年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失去它的统治权。

        这两位战略家都来自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他们关于“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或西方世界“将失去500年的统治权”的论述，都说明当前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大变革，不是一般的国际形势大变化，也不仅仅是新兴力量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导致的国际格局的大变局，而是对一个长期由西方世界占支配地位的时代之大变革。

        今年2月，德国慕尼黑召开的一年一度的欧洲安全会议上提出的会议主题是“后真相、后秩序、后西方”，也表明由西方主导的所谓自由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终结，世界正在迈向“后西方”时代。从这个角度，更能够理解习近平主席所说“大变革”的时代含义。

大变革带来国际秩序体系大调整

        “大变革”必然带来“大调整”。这个“大调整”，同样不是指五年、十年或五十年，而是指一个历史时代。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甚至认为，“整个新世纪都属于历史大调整时代”。

        这是因为，400年前由西方国家制定和主导的这套现行国际秩序体系，存在着许多不公正、不平等、不合理，不仅越来越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需要，而且正在越来越严重地阻碍着全球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无论是国际秩序体系，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球治理体制（包括规则和机制），都需要调整和改革，有许多方面需要创建全新的体制、制定全新的规则。

        应该说，这个改革进程已经开始并正在向前推进。仅就经济领域的改革而言，严格地讲，从1974年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并发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之日就开始了。该《宣言》说，建立这种新秩序的目的是纠正不平等和现存的非正义，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以“保证目前的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在和平和正义中稳步地加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个大会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和要求下召开的。

        从那以后，开始了发展中国家（统称“南方”）与发达国家（统称“北方”）就原料、贸易、技术转让、国际货币金融等领域的谈判，简称“南北对话”。但是，由于发达国家顽固坚持其不公正、不平等的立场，谈判困难重重，最终在80年代末南北对话基本停止，由北方（即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更谈不上根本性的变革。

        由于当时南北之间在力量对比上差距太大，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直到20世纪末基本上停留在口号、呼吁和文件上，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进入21世纪后，整个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以中国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让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成为推动大变革的基本动力。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的数据，由西方发达国家创造的全球GDP份额（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从1980年的64%下降到了42%，而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已超过50%。

        经济格局的改变必然导致国际经济治理体制的改革。在上述这种“东升西降”的大势之下，西方发达国家被迫在2009年把原先只是部长级的二十国集团（G20）会议提升到首脑峰会，并于当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召开了第一次G20峰会。这表明，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全球经济治理的西方七国集团，已无力单独解决国际经济问题，不得不借助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解决问题。

        国际经济格局这种巨大变化，也很快影响到IMF内部结构的调整。2010年IMF董事会通过了关于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的修正案，根据方案，约6%的份额转移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四个金砖国家都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股东行列前十名。从此，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话语权有了明显提升。但仍须看到，美国的投票权虽然由16.75%降至16.5%，依旧保持一票否决权的特权。

        这是极不合理的。因此，IMF这次改革仅仅是一个开始，还需要继续进行更大幅度的改革。更何况国际经济体制需要调整和改革的领域还有很多。而扩展到整个国际秩序体系的改革和重构将更加艰巨，任重而道远，这将是整个历史时期的任务。

时代赋予“大发展”新内涵

        人类进步的历史表明，不管历史的进程多么艰难曲折，每次重大的变革，无论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科技领域或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都会带来大的发展。当今这个时代的“大发展”，与以往历次大变革和大调整后带来的大发展会有所不同，它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时代内涵。

        其一，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人类经历了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一战后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再到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三次历史性变迁。但这三次巨变都是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实现的，给人类带来惨不堪言的灾难，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破坏。

        而当今所处的这个“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时代”，基本上会通过和平的变革和调整的方式来实现，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会经历各种力量之间的激烈斗争，但发生新的世界性大战的可能性极小。人类已经获得的发展成果将能得以保持，大变革和大调整后的发展也将更大、更快，不再像前三次巨变那样，是在大破坏造成的废墟上重建的大发展。

        其二，2008年在西方世界爆发的金融危机，标志着300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行的自由经济模式调整失灵，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遭遇失败。

        长期以来，这种发展模式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削弱了它们的经济主权，扩大了发展中国家内部以及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制造了今天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危机，破坏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其根源，并非像许多西方学者说的那样仅仅是因为金融系统内部出了问题，而是暴露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制度问题。曾以《历史的终结》闻名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说：“如果说这场全球危机让任何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

        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求一种公正和合理的新发展模式。习近平主席去年9月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和今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提出“创新、开放、联动、公平、包容、平衡、普惠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得到普遍认可。这是一个崭新的发展模式，为促进全球经济大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其三，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促进生产力更快、更大发展，给人类创造更多财富，同时也将促进生产方式、人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乃至社会形态的大变革。

        18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历史先后经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利用水和蒸汽的力量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标志着人类从农耕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第二次工业革命利用电力实现大规模生产，交通和电讯也得到迅速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更为频繁的交流，逐渐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上世纪50年代，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实现生产的自动化，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又称“计算机时代”或“自动化时代”。经济全球化得到快速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推动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断变化，人类文明的发达程度也达到空前的高度。

        现在刚刚开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可以说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延续。它的特点是技术融合，打破了实体、数字和生物世界的界限。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与此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这是一次截然不同的变革。主要体现在：

        它不是以线性速度前进，而是以指数级增长；

        它将打破几乎每个国家每种行业的发展模式；

        这些改变的广度和深度预示着生产、管理、治理整个体系的变革。

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有两个重大特点：首先它是一场深刻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革命。前三次工业革命虽然使人类社会空前繁荣与发展，但同时也造成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气候加速变暖等许多全球性问题。这使人类生存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迫切要求寻找新的发展方式。

        第四次工业革命应运而生。它的核心任务是开发新能源、新材料、新环境、新生物技术，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实质也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绿色工业革命。经17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并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是人类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重大事件，将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加快深入发展。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绿色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其次，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再像前三次工业革命那样，基本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西方世界所主导，而是有非西方世界国家参与和共同主导，这里有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也可能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转折点的开始。

        其四，思想文化领域也将发生深刻变化。

        如今，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式微，西方国家400多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一直不遗余力向全世界传播的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正失去吸引力。《华盛顿邮报》2016年5月的一篇报道说，哈佛大学近期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1%的美国千禧一代不喜欢资本主义。文章说，许多美国人根本不认为现有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自由市场，他们认为有人在玩弄这个体制来谋取私利。

        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多次批评美国的民主制度。2015年9月，当时91岁高龄的卡特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专访时抨击美国的民主，他直言“现在美国的民主已死”，“是寡头政治代替了民主。”弗朗西斯·福山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于1993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中，认为人类最后的历史是西式民主的历史，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将作为社会进步的常识而为世人所普遍接受，一统天下而不可更改。然而，2008年在美国爆发并迅速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打破了他的这番呓语。2009年9月，他在接受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专访时改口：中国的发展表明，西方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

        习近平主席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讲话时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在现今这个历史阶段，价值观都是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国家想把他们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强加到世界各国，实际上行不通，事实上也并没有像福山所说的“为世界普遍接受”。香港《南华早报》认为，在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新价值观和哲学，提供了新世界秩序的愿景”，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有足够理由相信，在这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代，人类一定能探索到新的真正能体现公平、正义、平等，反映人类共同追求和推动人类进步的共同价值观，由此而带来的将是世界各国文化的大繁荣和人类文明的大发展。

                                                                                                                （文章来源：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