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3日，论坛高级咨询委员、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在《参考消息》上发表题为《避免“陷阱”，美须放弃傲慢与偏见》的文章。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最终会诉诸战争。

        当下的世界格局与雅典和斯巴达所处的时代相比早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长期占据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也成为造就现代“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推手。如今国际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与美国密不可分。

霸权思想易产生“陷阱”

        首先，美国的霸权思想是造就现代“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原因。美国的霸权思想来自于美国的“天定命运论”，这种天生的优越感，决定了美国的傲慢与偏见。“天定命运论”是19世纪40年代美国产生的一种扩张主义思潮。从其字面意义上来理解，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其对新大陆的统治和主宰是一种天意的安排，种族优越论和扩张主义是其思想核心。“天定命运论”迎合了当时美国国内进行领土扩张的需要，在美国盛行一时，至今仍然引导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于是有了希拉里·克林顿把远在万里之外的南海称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于是有了美国的高级军事将领扬言，在南海准备“今夜就开战”。但问题是，谁给了美国这个特权？美国凭什么要高人一头？凭什么做当代霸主斯巴达？

        其次，美国依旧奉行冷战思维。冷战思维是指沿用冷战时期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抗性的思维模式而非平等协商的模式处理双边或多边的国际问题。狭义的冷战思维特指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保守势力妄图建立单极世界，推行霸权主义的一种意识与观念，具体表现为：在冷战结束后四处寻找敌人，将敌情刺激作为美国发展的动力，于是各种威胁论应运而生；寻求绝对安全，担心别的国家挑战它的霸主地位、动它那块奶酪；不尊重别国的安全关切和核心利益，把别国对安全的追求理解为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强权政治，总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不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认为“人权高于主权”，美国的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用“零和游戏规则”看待新兴国家，将新兴国家的发展视作对自己的挑战；推行渔翁战术，煽风点火，以便从中渔利。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就是一句话，一切为了本国利益，无视他国需要。美国为了自身的绝对安全，不惜牺牲他国的安全，把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打得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大量难民流离失所，难道不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吗？

        最后，制造“修昔底德陷阱”也是军工复合体的需要。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是指由军事部门、军工企业、部分国会议员和国防研究机构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由于军工复合体不仅涉及军方，还涉及军工企业，更牵涉到国会，因而它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便在其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民众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带来的危害。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反而一直在背后操纵美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和战略。制造敌人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飞机公司和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是美国国防部的主要承包商。其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主要生产军用飞机、导弹，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重点生产各种类型的导弹，它们都属于“纯”的国防承包公司。而波音飞机公司，实际上属于“半”国防承包公司，该公司主要生产民用飞机，但也接受美国国防部订货。除此之外，通用动力公司、雷神公司也成为美国国防合同的主要接受者。

        如果没有国防订单，或者说没有敌人，这些公司将面临破产甚至倒闭。因此，受利益驱动，这些军工复合体以及与其利益相关的集团和个人，就要狂妄地渲染他国威胁论，特别是“中国威胁论”。

        “没有威胁，就制造一个威胁”，美国政客和军方谎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便是一例，美军也因此堂而皇之地打了伊拉克战争，美国军工复合体借机大发战争横财。“感觉有了威胁，便夸大威胁”，美国政客和军方不断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就是典型案例。本来中国是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国家，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唯一30多年没打过仗的国家，却被他们妖魔化为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的现实威胁和“国际法规”的破坏者，于是美国军工集团可以开足马力生产大批现代化甚至过时的武器装备。这不是什么“良心的发现”，这是“昧着良心在找食儿吃”。

战争非唯一崛起模式

        先验不是绝对的。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大国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五百年来，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九个世界性大国，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大国兴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未来。这些大国无一不是依靠战争和掠夺登上世界霸主地位，这就是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要通过战争和掠夺挑战现存既有大国的先验论。但这些经验也不是绝对的，德国、日本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以后，国内有识之士提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一度使这两个国家步入世界强国之林。但现在日本有些人“好了伤疤忘了疼”，右翼极端势力试图旧梦重温，历史将会使他们清醒。

        在社会发展模式上还有两个“反例”，一个是北欧模式，一个是新加坡模式。北欧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西欧、南欧一些国家那样大规模、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它们实际上是被边缘化的，主要是通过海上贸易，甚至是靠海盗式的掠夺生存。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北欧各国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弊端，开始探索新的道路，以图同时实现经济上的发展和社会上的公正，避免资本主义的缺陷。就这样，经过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北欧发展道路。新加坡建国后几十年里致力于开创一个政府清廉、社会文明、经济繁荣、人民幸福和谐、环境优美国度的治国方略和模式。新加坡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学习的样板和追求的模式，故又称为“新加坡经验”。这些社会发展模式虽然都存在着一些缺陷和弊端，但无疑说明了一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壮大可以走和平的道路，正因如此“修昔底德陷阱”也是有可能避免的。

中国无意搞“战略比拼”

        另外，如今的时代特征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今时代特点是和平、发展与合作，以战争的手段来维护霸权和争夺霸权已经不合时宜。美国最近连续发动和参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战争红利，反而拖累了美国的经济，难民潮的涌动既是对战争的惩罚，更是对美国国际信誉的鞭挞。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深陷泥潭，就等于宣布美国已经步入“战争-失败-再战争-再失败-直至衰败”的螺旋式下行怪圈，真正动摇美国霸主地位的不是别人，正是它自己，是它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协调性和对外关系的极度扩张性，力不从心的霸权野心和深不见底的战争消耗将最终拖垮美国。当2003年美国派兵入侵伊拉克之际，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中国的数倍。当美开始从伊拉克撤军之时，中国的GDP已增至美国的近一半。这不能怪罪中国“搭美国便车”吧，这是战争消耗了美国的优势。

        “修昔底德陷阱”之所以不能成为现在国际关系走向的“标杆”，还要归因于中国国防政策的内敛性。中国与传统西方大国不一样，作为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国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政治思维和国际视野。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内向型的文化，强调仁慈、平和、亲善和有序。“和为贵”是中国安全观的内在反映。中国古代安全观的最高追求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其先决条件是“先为不可胜”；其制约机制是“兵以利动”“非利不动”；其手段模式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中国古代安全观传承至今，表现形式就是“积极防御”“后发制人”，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想不被中国伤害，就别惹中国。

        我们无意也无力与谁进行什么“战略比拼”。我们没有野心统治亚洲，更没有野心统治地球。我们只有一个“野心”，就是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让近14亿中国人能过上比较体面的、有尊严的幸福日子，别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祖产”给守丢了。中国要和平崛起的神圣权利、中国人要过好日子的神圣权利是不应该被任何人剥夺，也是任何人也剥夺不了的。

美要及时调整好心态

        西方谚语说，心魔存在于内心。心中没有“修昔底德陷阱”就不会被“陷阱”所纠结。大国要有大国的心态，不能小肚鸡肠；大国要有大国的眼光，不能鼠目寸光。中国古语称，“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中美两个大国必须登高望远，从长计议。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理性和明智的战略选择。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但是这一内涵并没有被美国社会普遍认同，这就引人深思了，难道中美两国要继续“冲突、对抗”下去吗？对于两个拥有相互摧毁能力的核大国，对于两个在经济上依存度极高的领头羊，相互“冲突与对抗”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对两个大国意味着什么？明眼人一看便知。因此，不是你主观上愿意不愿意“冲突与对抗”的问题，而是客观上已经不允许了，哪怕是“不舒适的相互依存”也要“和平共处”。一荣未必就俱荣，但“一损俱损”则是不争的现实。

        一些美国人不愿意认同“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情愿接受“相互尊重”这一原则——他们认为“相互尊重”，就意味着“平起平坐”，就意味着承认中国的崛起。那么，你能阻止中国的崛起吗？就像当年英国不能阻止美国的崛起一样，中国的崛起已经是大势所趋。因此，美国要调整好心态，准备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太平洋之大，足以容下中美两个大国；世界之大，足以多极并存。

        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零和游戏规则”，即我的所得，必是你的所失，认为世界上的战略资源是有限的，因此，相互争夺必然导致战争。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对资源分配的重塑来破解“零和游戏”：或者把蛋糕做大一点，大家按贡献大小分成；或者共同开发新的战略资源，寻找替代资源、再生资源，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或者优势互补，取长补短。经济全球化为人才流动、物资流动、知识流动等创造了条件，就像江河湖泊一样，在水的流动中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如果能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格局，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战略的相对稳定。

        在创新性地进行资源分配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利益分配的共赢性。“同工不同酬”会造成不公；“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获”会造成愤怒，于是有了反抗、有了革命。如果制定一个新的“游戏规则”，照顾好各方的安全关切，互利共赢，恐怕会减少冲突爆发的几率。

        当然，大国之间由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的不同，很可能存在着一些分歧，甚至摩擦。这就需要有一个危机管理机制，首先增信释疑，其次求同存异，再次风险管控，尽量避免危机失控，引发冲突甚至战争。大国之间应该寻求更多的利益切合点，以国际视野为全人类的福祉进行合作。例如，如果中美两国能在和平利用太空，为人类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方面共同做出努力；如果中美两国能在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方面共同采取行动；如果中美两国能在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和反海盗、反跨国犯罪方面并肩战斗，都会是人类之福音。

        或许这些只是一些理想化的设想，但这些设想也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文章来源：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