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4日，论坛理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环球时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被夸大了》的文章。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若干重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就国内而言，我们面临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下降、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结构优化风险提升等问题;就国际而言，则有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乏力、全球贸易低迷和贸易保护主义增强、新型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构建等风险;而金融市场风险、企业经营困难等则兼有国内和国际方面的问题。

        当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两者各自的不确定性就会相互影响。对不确定性的判断和预测也会变得更难，因其并非线性成长过程。这些不确定性相互交织显然会对市场预期带来负面影响。客观而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我们认为，尽管统计数据不算完美(主要是同“十二五”时期GDP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相比)，但中国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中国发展趋势向好逐步明显，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无疑被人为夸大了。

        第一，须从客观角度评价中国发展的已有成果，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首先，通过我们对经济增长率、工业产出增长率、CPI上涨率、失业率以及后两者构成的痛苦指数(Misery Index，系CPI上涨率与失业率之和)这5个宏观经济指标的专业测算以及横向国际比较可见，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背景下，2015年中国在G20的宏观经济绩效是最好的。这表明，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G20中，中国国家经济治理能力最佳，治理绩效最好。

        其次，从“十二五”规划完成情况来看，城镇新增就业、调整经济结构、科技创新、提高社会福利、改善八项资源环境指标等五大目标均告完成，有些还是提前或超额完成，增强了经济实力并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

        再次，本届政府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涵盖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发展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等多方面目标。这个宏观调控目标2.0版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特点(如人口多、就业需求大、资源环境硬约束等)，更加适应发展阶段(如上中等收入阶段)，更加满足社会需求(如居民消费需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也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走势做出了更加全面和准确的判断。

        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增长率放缓只是宏观经济表现的一个方面，以宏观调控目标体系2.0版作为准确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依据，不难看出，如果在诸多目标中只有一个没有实现，而其他目标都在掌控之中，那就不必慌张。

        第二，须从理论视角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一定是经济的周期性和阶段性这两个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综合结果。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唱衰甚至预言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一直没停歇过，但事实上中国只是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即“新常态”。

        从总量上说，中国近期经济增长放缓不可避免。三十多年的高增长让中国成为一个庞大经济体，经济总量的边际增长愈发困难。从阶段上说，中国经济现代化起步采取的是“追赶型”增长模式。从世界经济史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都必然经历从追赶型向内生型创新增长的转变。其中，前者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外部，其科技方面的后发优势有利于经济较快增长;后者则是科技引领式的内生性增长，这种模式的经济增长必然相对较慢。

        第三，须从现实视角承认经济结构变化的潜在动力，就是消费发展与供给侧改革带来的强大拉动作用。

        根据对各个地方、各大企业(包括央企和民企)的实际调研，我们感到中国经济并非数据显示的那么糟糕，反而有着巨大潜力。为什么宏观数据会与微观事实产生较大背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宏观统计具有一定滞后性，无法看到经济结构动态发展的变化趋势。

        以经济结构变化为例，未来时期，中国将进入居民消费的黄金时代。前不久，商务部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预计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0万亿元，增长10.7%左右，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13年的50%上升至2015年的60%左右，到2020年将再翻一番，超过60万亿元(10万亿美元)，这将成为“三驾马车”中体量最大、跑得最快、动力最强的拉动因素。

        第四，须从政治体制视角理解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稳定机制。

        就地区层面而言，2015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经济增速均有放缓。但要看到，这是由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产业结构正在加速转型，也是与各省GDP总量不断增加、基数不断扩大有关。总体来看，作为中国经济核心区的广东等五省区GDP总量和增长贡献率都占全国40%，这五省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保障了全国经济增长基本稳定。

        因此，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机制，仅从经济理论视角远远不够，它无法反映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学作用机制。具体来说，如果从各省区2016年和“十三五”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来看，就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具有的“争上游机制”和“守底线机制”。同时，中国经济“一个国家、多个增长极”的巨国优势和“大集中、小分散”的政治决策机制，对稳增长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须从国家规划视角看待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与空间。

        以宏观统计看待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即无法指明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作为当今中国发展的最重要引领，“十三五”规划是我们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把握自身发展机遇的最大依据。“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内生型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将主要依靠三大类型创新，即市场主体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目前，三大类型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态势已然具备。另外，中国经济增长还有独特的“五大发动机”，即“十三五”规划提出要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同步发展。目前，中国也正处在“五化同步、五化加速”的黄金发展时期。

        最为根本的是，“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第一个量化目标就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要求在“十三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要保持在6.5%—7.0%之间。即便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考虑在内，到202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都将占1/5左右，这是基本趋势。

        总体而言，我们承认不确定性客观存在，但也要注意辩证去看，因为中国正通过类似“十三五”规划那样的确切信息给定来削减这些不确定性。我们面对不确定性时并非只有被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主动性。通过推动不确定性因素向确定性方向转变，随着国内经济重新平衡，中国仍将是驱动世界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