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久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1776年到2015年，美国历史仅239年。但是，从1810年美国通过战争扩大领土面积算起，美国对外军事干涉和进行战争达200多次，平均每年一次。伊拉克战争结束十多年来，美国对外干涉和战争仍是此伏彼起，已经成为“新常态”。

        首先，美国通过战争扩大领土和势力范围。1810年，美国争夺西班牙统治下的佛罗里达殖民地，1818年美国占据佛罗里达东部，迫使西班牙将佛罗里达地区“卖给”美国。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美国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实际是“美洲应是美国的美洲”，确立了扩张领土、称霸美洲的基本国策。接着，美国通过打败西班牙将领土扩大到亚洲。然后，美国利用和参与对华战争扩大势力范围，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获得大量特权和利益。最后，美国利用和参加两次世界大战成为“暴发户”，一战时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世界金融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二战后美国取代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从“英国世纪”步入“美国世纪”。

        美国对外干涉甚至战争呈现“新常态”主要体现于：

        一、 军事实力成为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主要力量

        二、 被迫调整对外干涉和战争方式。美国干涉很多国家内政和发动战争，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急剧增加。而2001年对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留下两个巨大隐患：催生了“伊斯兰国”，军费开支大幅度增加给美国特别是受害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因而美国被迫调整对外干涉和战争策略，主要采取：利比亚战争模式，即美国少花钱，少伤亡，主要在幕后操纵、指挥；制造叙利亚危机以加强对中东的控制；制造乌克兰内乱“一箭三雕” ，即把北约扩大到俄罗斯家门口，又打击了俄罗斯和欧盟这两大竞争对手。

        值得各国警惕的是，利用非政府组织、出钱收买和支持反对派甚至投射特种兵力训练当地反政府武装力量，可能成为美国对外干涉和战争，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和特殊利益的一种主要方式。

陈宝森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奥巴马摆在自己议事日程上的两大议题是：解决美国基础设施老化和缔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进展情况都使他十分烦恼。

        美国基础设施老化的根本原因是维护不力，维护不力的原因则是资金供应不足，而资金供应不足有三大原因。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在于扩大和维持美国基础设施的花费，其增长速度远快于收入的流入。第二个原因，建筑成本上升速度比物价总水平上升更快。第三，由于医疗救助和养老金等来自法律授权开支的压力，州和地方政府已经越来越难以把对基础设施这种可自由支配的开支摆在优先地位。但钱从哪里来，却是一个涉及集团利益的大问题。大家都不想触怒选民和自己的现实利益。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奥巴马亚洲再平衡战略的经济台柱。也是奥巴马意图垄断贸易标准制订权以抗衡中国，志在必得的一大赌注。但奥巴马烦恼的是他自己党内在贸易政策上的激烈争论。奥巴马在同他的自由派骨干几次交流以后，他们之间在贸易问题上的裂痕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而TPP谈判的秘密进行也遭到了国会民主党对政府在谈判中缺乏透明度的指责。

王嵎生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外交笔会时评小组成员）

        美国学者蓝普顿日前说，美中关系目前正走向“临界点”，他对目前美中关系深表忧虑。对此，美国政府并非全无顾忌，它对中国仍然在“两面下注”。苏联解体后，美国以为“多米诺骨牌”的下一个就是中国了。但相反，中国成了人类社会一支新的生力军，中国的迅速发展，加快了国际力量对比历史性的变化，以及世界多极化的大趋势。美国感到自己“第一把交椅”受到威胁。其实，中国顺应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潮流，一直在向美国释放善意，希望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

       小布什任总统期间，曾多次把中国列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俄罗斯和印度也曾“光荣”地榜上有名），质疑中国是否能向着美国指引的方向走。现在看来，不是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处于战略十字路口，而是美国自己。其实，美国并不缺乏有识之士和战略家，对美国想以一个单独的政治中心来统治全球的做法进行反思。

       现在不是中美“各让一步”的问题，而是美国何去何从。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是否愿意认真倾听意见，做一个“善解人意”和“欣赏世纪风情”的超级大国，而不是相反。

刘军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首倡亚投行，意在引领地区互联互通，共同完善发展环境，这是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自然反映。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是形成地区相互联系，构建人财物及信息交互流通、支持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条件。亚洲开发金融体制滞后：美日控制下，亚行始终不予扩大融资规模；域外大国与域内大国的矛盾，推动了亚洲开发金融领域的竞争。这一切都迫使发展中国家走自主融资道路。

        实际上，围绕中国主导建设亚投行，美日一直表现得很异样。大致原因无外乎在于其对世界的认知过于陈旧，如此，也必将形成战略误判。首先，美日认为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将对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构成挑战，而对亚洲发展缺乏正确认识。其次，美国认为中国主导国际金融机构是对美元体制的挑战。其三，美日都有人担心亚投行的设立，将促进“本地储蓄转化为本地投资”，进而对流向美、日的资金形成“断流”，威胁其“资金循环体系”

        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亚洲复兴，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亚洲美元”，给日本也带来了巨额“亚洲红利”，为美国维护美元地位，为日本推进地区纵向整合提供了机遇。美日仍想要独占“亚洲红利”。

        金融危机后，日本产品、投资对亚洲的转移，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对亚洲依存意义，逐渐升级为对亚洲产业和分工体系的渗透与控制。日本“亚洲观”的改变促使日本瞄准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推动地区整合战略向纵深转段。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占据有利地势，控制商机，获取巨额投资机会。

丁原洪

（改革开放论坛高级咨询委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历届政府，无论保守党还是工党，在对欧政策上基本上是始终遵循丘吉尔的名言：“我们和欧洲在一起，但不从属欧洲”。英国从加入欧盟之初，就同其它成员国不一样，始终同欧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愿过深地介入。它拒不参加欧元区，以防外部移民大量涌入拒不加入《申根协定》，索取“例外权”等等。英国采取这种“自外”于欧盟的欧洲政策，一方面使它在欧盟事务中面临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危险，另一方面也使得英国国内本就存在的疏远欧洲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其实，大多数保守党议员并不赞成英国彻底脱离欧盟，英国的底线实际上是继续以“特殊成员”留在欧盟，但又不至于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而在欧洲事务中进一步被边缘化。

        无论英国还是欧盟都并不希望看到英国真的脱离欧盟。因为，一旦英国退出欧盟，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将是难以承受的。对内，英国损失巨大且苏格兰势必也会再次要求举行“独立公投”；对外，英国将失去对欧、美的影响力。对欧盟来说，英国一旦退出，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打击，要远甚于希腊退出欧元区。

王家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加速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47亿人）的综合实力还很弱，快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的任务还很繁重，同时面临各种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可称为世界战略能源基地。能源已列为“一带一路”区域互利合作中需要加强的一个重点领域。

        一、深化资源勘探和开发领域的互利合作，重点在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推进世界级战略油气基地建设：能源净输出国家主要在中东、东欧和中亚地区，油气资源丰富，储采比高，是世界级油气供应基地；能源净输入国家主要是中国和东北亚、南亚国家，油气资源紧缺，是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地区之一；全面深化能源资源勘探和开发领域的互利合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努力建成世界级石油和天然气战略供应基地；积极开展煤炭资源勘探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领域的长期互利合作，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和结构优化。

        二、开拓节能减排领域的互利合作，重点在节能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推进节能提效和能源消费革命：能源消费强度较高，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倍，其中东欧和中亚多数国家高达3倍至7倍，中国是世界平均的2.6倍；CO2排放强度较高，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8倍，其中东欧和中亚多数国家高达4倍至8倍，中国是世界平均的3.1倍；积极开拓节能减排领域的互利合作，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实现能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拓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的互利合作，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国家尤为需要，推进煤电一体化发展：中国和印度两个煤炭大国的燃煤CO2排放量占全区域90%，其在本国CO2排放总量中的比例高达82%和70%；必须提高煤炭供应质量和利用效率，寻求国际互利共赢合作，实现煤炭、能源、环境与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电力在能源总体中地位趋于提高，电源和电网同步发展，在拓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中推进煤电一体化发展

        四、加强能源运输网络建设的互利合作，多种能源、多条路径、齐头并进、平衡协调，以保障供应安全：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以管道为主，形成网络系统；煤炭运送以铁路互联互通为主，扩展海上通道；输电通道建设需紧步跟上，电力适应经济发展。

        综合分析能源发展的基本情况、资源条件和发展趋势，“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发展的基本导向应该是，立足区域，面向世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产供销运协调，可持续发展。

马　昀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一、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一）如何消除战略疑虑：“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大战略，对相关国家则是一项大倡议，具体建设涉及沿线各个国家，因而如何获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可与配合就至关重要。

      （二）如何规避和化解争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千差万别，不少国家局势动荡，这些都影响着“一带一路”的推进。

      （三）如何减少投资损失：“一路一带”战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能否创造稳定的投资回报率。

      （四）如何创建新的发展方式：“一带一路”建设能否取得预期成效，关键在于能否创建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

      （五）如何维护中国整体安全：包括地缘安全、产业安全、边界安全等。

        二、“一带一路”实施中的风险

      （一）政治风险：大国战略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的国家战略可能会与“一带一路”上的个别国家甚至是个别大国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兼容，另一方面，由于“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在地缘安全上处于重要地位，许多大国都将在战略上与中国存在竞争。“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其国内始终存在着“反华”势力，而且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处于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未来政府倾向甚至政权性质都存在着不确定性。

      （二）经济风险：债务国违约风险，“一带一路”项目耗资巨大，资金问题最为突出。项目泡沫化风险，“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被项目化、泡沫化的风险值得警惕。还包括经济转型迟缓风险和沿线国家运营环境风险。

      （三）安全风险：“一带一路”战略在推进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双重安全风险，即传统安全风险与非传统安全风险。

      （四）经营风险：要警惕民间的海外投资行为呈现出短期化、投机化、泡沫化的倾向。

        三、应对挑战和化解风险的思考

      （一）构建跨区域协调机制：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多边合作机制，创新多边合作方式；完善双边合作机制，有效地进行重大规划和项目对接。

      （二）统筹理顺国内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统筹考虑各方面的优势与不足，合理分工，有效配置，充分整合现有国内资源，为与沿线国家开展务实合作提供到位可靠的对接平台。

      （三）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首先，要重新梳理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作出修改。其次，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通关机制。

      （四）审慎的策略与操作

      （五）运筹风险管控措施：首先，加强宣传力度。其次，建立风险管控机制。再次，遵循四项基本原则

      （六）全面防范政治风险：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入手。

      （七）建立金融风险管控机制：宏观层面，发挥国际金融的作用，建立金融稳定基金，以及深化金融监管合作。微观层面，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风险补偿基金，提供金融支持，提供风险信息服务，防范汇率风险。

      （八）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高环保意识，履行社会责任。

以及日本政府的对策

林晓光

(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法学博士)

        一、国际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之原因

        国际原油价格暴跌涉及多种因素，有：市场供应充足，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放缓，多国货币贬值，美元大幅升值，地缘政治博弈等，是供求竞争转向买方市场、全球大宗商品依赖美元标价而美元大幅升值、中东和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根本原因在于供求失衡。

        二、国际油价大跌之影响

        供油大国抢市场，美国供应充足，带给长线油价巨大压力；对进口原油占国内供应量90%的日本而言，进口油价下跌有助于提振经济，但油价大波动必然影响其国际贸易差额和国内经济运行稳定; 对以资源出口为主要经济支撑的俄罗斯经济构成巨大压力；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乃至国际石油生产格局的变化。

        三、国际石油价格波动与日本经济和安倍经济学

        安倍经济学是包括超宽松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结构改革为中心“唤醒民间资本”的经济增长战略等组成的一揽子政策。日本经济慢性病近来加剧的原因在于国际能源价格的波动：由于核电关闭，碳氢化合物燃料进口激增，改写了日本多年维持贸易顺差的历史；大幅推高企业生产成本，部分抵消了日元贬值给企业带来的成本优势；推高物价上涨。量化宽松政策助长企业持续向国外转移生产加工；安倍经济政策陷入两难困境。

        四、日本政府应对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对策

        太阳能发电受地理环境影响小、适建场所多，是日本新能源战略的重点；相对其他新能源，风力发电成本较低，几乎等同于煤电，从中长期来看具有很大的发展前途；生物燃油与化石燃油具有很强的亲和性，属于重点开发。

        五、国际油价波动与日本的能源战略调整

        日本石油明显产能过剩，且接连出现亏损；政府主导对油企实行重组改革；日本炼油企业还计划将部分剩余产能转移到炼油能力不足的东南亚等地区，提升油品附加值。

叶桂平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结合习主席提出的“三个必须”和“四点希望”重要讲话精神，笔者进行深入学习，并就自己的学习体会阐述如下：

        第一，“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港澳特区长期繁荣稳定。首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及维护香港、澳门特区的长期繁荣稳定，二者应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任何时候都不可偏废。其次，特别行政区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强化法治意识，完善同基本法实施相配套的制度和机制。再次，港澳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更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要始终警惕外部势力利用特别行政区干预中国内政的图谋，防范和遏制极少数人勾结外部势力干扰破坏“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施。

        第二，只有坚持依法治港、依法治澳，才能保障“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总的来说，港澳特区依照基本法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实施与内地不同的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的体系，实施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坚持爱国爱港、爱国爱澳传统，维护好中央与特区的关系。爱国是对港澳治理者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处理好中央权力与港澳高度自治权的关系是实施“一国两制”的关键所在，界定中央和香港、澳门特区各自的权限范围，亦是基本法的核心内容。

        第四，在特区发展政策方向的把握上，澳门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深入领会及紧扣习主席的“四点希望”。首先，应不断提高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其次，应不懈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再次，应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面对客观资源条件的限制，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因素，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的困扰等施政中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最后，应加强青少年教育培养。此外，还应立足长远，从源头上加强教师的国民教育，以更好地启蒙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