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的重要会议——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2020年10月26-29日）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全会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指明方向、勾画蓝图。

        二、全会高度评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任务的实现胜利在望

        “十三五”时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期实现了规划提出的“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等各项预期目标任务，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创新型国家之列，基本民生得到强有力保障，产业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推进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三、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行动指南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外形势变化，中国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办好“高质量发展经济”和“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两件大事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融合发展，推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本文提出拜登上台对中国的利和弊，是相对于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而言的。人们在极度厌恶特朗普的疯狂打压之下，自然地寄希望于拜登能在对华关系上带来某种缓和性的回归。针对这种心态，有人则大声疾呼不要对拜登抱幻想。如果认为拜登会放弃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那是幻想；如果认为拜登不想遏制中国前进的步伐，那是幻想；如果认为拜登会与中国结成类似中俄那样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那更是幻想。

        美国应该在中国问题上丢掉幻想。其幻想之一，要中国放弃根据本国国情确立的、十四亿人民衷心拥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幻想之二，离间百年来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和平建设时期凝成的血肉联系。幻想之三，遏制中国日益走向辉煌的和平发展进程。

        中美关系不会跟着任何幻想走。合作不可避免，竞争并不可怕，但合作要诚信，竞争要守规矩。拜登在总统竞选获胜后曾向美国人民呼吁“必须停止把对手当作敌人”。这个主张也应该适用于美国的对华关系。

        拜登上台对我国的利与弊：

        其一，拜登上台后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对华做法势必有所调整，恢复对话就算正常。美国对我将继续奉行“遏制+接触”的传统政策。不时强化遏制，在经济、科技、人权以及国际领域对我继续施压是必然的，不足为奇，关键首先是做好我们自己。我国与美国打交道今后依然是头等大事，美国主观上不肯宽容中国强势崛起，客观上却又不得不有限忍受。拜登上台后，两国关系仍将在胶着中曲折发展。

        其二，中美关系并非取决于美国领导人的个性，但是也不要低估这一因素的作用。既然政治家拜登与商人特朗普之间存在某种差别，我们就应该区别对待，以争取对我最佳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无端地迁就妥协退让。拜登上台后，台湾问题依然是两国关系中的一大焦点，只要我们把握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巧妙结合，色厉内荏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翻不了天。

        其三，我国娴熟的多边外交会削弱甚至瓦解拜登联合盟友遏制中国的有效程度。特别是近年来由于特朗普实施“美国第一”和退群政策，使跨大西洋联盟的矛盾和裂痕加深。我与其传统盟友西欧几个大国尤其是徳、法以及东边的日本，保持并力求改善与发展关系，至关重要。

        中美关系进入竞争与对抗阶段，是世界战略格局变迁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崛起，美国世界霸权地位受到巨大冲击，世界格局将随之发生根本改变，国际秩序也需有重大调整。

        一、百年变局与未来世界格局

        （一）世界格局处在重构中

        在一系列内外因素作用下，美国的实力和战略优势开始呈衰减之势，“一超多强”格局呈弱化之态。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就是实力下降、力不从心的表现。当今，“一超多强”格局正逐渐消解，世界格局正向新格局演变。

        （二）未来世界格局

        从各大国当代发展条件和成为世界强国的要素看，只有美中具有成为强国的条件和要素；未来世界格局将是美中成为第一层次的超级大国，而俄、欧、日、印等成为第二层次的世界大国，从而构成“两超多强”的世界格局。

        二、中美关系前景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美国全面升级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中美关系发生质变，进入竞争与对抗阶段。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会有较大调整，但中美关系竞争与对抗的性质不会改变，只是策略和手法会改变。

        美国之所以改变对华政策而对中国进行全面战略打击，其动因：第一，阻止中国崛起威胁美国全球地位。第二，对中国发展崛起预设目标的破灭。第三，美国将衰落归因于中国。

        从拜登及其执政团队的政策理念看，美对华策略和手段将有如下调整：一是从单打独奏到拉帮结派。二是以规则规制中国。三是国际事务的有限合作。

        在特朗普时期，虽然中国面临美国单方压力很大，但多边压力较小，就中美长期竞争而言，总体态势利于中国；但拜登上台后，中国面临美国的单方压力下降，但多边压力骤增，总体竞争态势相对不利于中国。

        三、中美战略博弈与大国关系

        欧俄日印等国会根据自身利益需要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在对中美政策上进行取舍、调整，从而形成利益交织、分合交错的大国关系。

        （一）欧洲

        欧洲对华政策体现出利益与矛盾交织、共识与分歧并存的复杂局面：在战略上，欧洲没有遏制中国崛起之想法，但对中国崛起抱有戒心；在政治上，欧洲与中国存在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但不会以此遏制中国发展而走得太远；在外交上，中欧均坚持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地缘上，中欧不存在利益冲突和矛盾，但欧盟对中国与部分欧洲国家合作致欧洲分化抱有担心；在经贸上，中欧合作意愿强、潜力大，仍存在一些利益摩擦和争议（如产业政策、知识产权等问题）；在人文上，两大文明互学互鉴前景广阔，但需双方凝聚共识。拜登上台后，欧洲会利用美欧关系的恢复借美压中而获利。

        （二）俄罗斯

        在中美战略博弈历史环境下，俄罗斯在加强与中国战略协作关系以应对美欧安全威胁与压力的同时，也会充分利用中美对抗之机服务于其大国复兴战略。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战略格局中，俄罗斯只有与中国进行战略协作,相互支持，才能应对西方的战略压力，这是中俄关系的基础，是世界格局的大势。

        同时，俄罗斯是具有大国雄心的国家，其国家属性既非西方又非东方，在东西方间左右逢源也必然成为俄罗斯恢复昔日大国地位的战略选择。这样，从长远看，俄罗斯在东西方间不会选择“一边倒”的政策，会根据世界格局和形势的发展变化，利用东西方矛盾和大国间隙对具体问题做出取舍、调整，服务于其大国战略目标。

        （三）日本

        日本面临在中美间的艰难选择。基于国际格局现状与未来，日本的选择可能如下：第一，仍将美日同盟作为日本安全与外交基轴。第二，不会在中美间“选边站”。日本对美拉其遏华的立场是“战略不从、战术配合”；第三，追求自主权和大国地位。从长期看，日本有可能从美日同盟为主体的政治外交思维，逐渐向回归亚洲、更加平衡的方向演变。

        （四）印度

        中印关系发展，既受制于中印间结构性矛盾：一是中印边界领土争端。二是巴基斯坦因素。也存在当代现实问题：第一，对华认知错位。第二，印度地区霸权思想严重。第三，同质竞争问题。在中美战略博弈中，印度的选择可能如下：第一，在政治上，印度不会公开“选边站”。第二，印度会在美国对华战略打压中，参与遏制中国的行动。第三，在中美博弈中渔利。

        2019年9月份美联储和世界主要经济机构均预测2019至2020年美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

        一、特朗普施压美联储降息与扩表，挽救下行的美国经济

        由于美联储五次降息，大幅度扩充资产负债表，再加上滥用美钞和财政部滥发国债，导致资金市场活跃，大大地刺激了股市和债券市场。殊不知，股市已形成巨大的泡沫，一旦破灭将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危害！在美国，10%的富人拥有92%的股票，股市异常繁荣造成社会两极严重分化，社会更加对立。美联储无限量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致使美元贬值，美元汇率下跌。按照经济学原理，一个国家滥印钞票的结果会造成通货膨胀。美国之所以尚未通胀是因为占了美元是国际货币的光。但是这样滥印下去迟早也会导致通货膨胀升高。

        二、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失控，重创美国经济

        美国这次大选，不是拜登胜了，而是特朗普输了。输在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的严重失误上。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严重地冲击了美国经济，特别是对第三产业的服务行业，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长期失业，无钱缴纳房租，无钱消费，失业救济金也不是长期发放。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及产业结构造成的影响是长期和深远的，但对经济的影响并非一点好处都没有。它刺激了医疗救护设备、医药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家用的彩电大增。全球部分国家出现了房地产销售热现象，美国也不例外。

        三、特朗普大搞赤字财政给经济造成巨大压力

        减少税收政策历来是一分为二的。一是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二是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急功近利，只顾眼前，根本不考虑持续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急剧增加。与此同时，国债急剧增加。特朗普这一任期下来举债将达到8万亿美元，快赶上奥巴马政府8年举债总和。急剧增长的国债加重了国家偿债的负担。特朗普是在动用重孙子的钱来为自己的竞选连任服务。

        四、特朗普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吸引外资大幅下降

        按美国荣鼎咨询公司的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455亿美元，2019年降至50亿美元，出现了断崖式下降。美国是世界规模的最大经济体，它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世界资金来支撑，并用以巩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由于特朗普坚持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倒行逆施，造成美国连续四年吸引外资大幅度下降，对美国经济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后患。

        五、特朗普疯狂发动贸易战，拖累了美国经济发展

        特朗普疯狂地发动贸易战，最拿手的就是对外国进口产品加征高关税。2020年10月8日，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前贸易代表、曾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发文“特朗普将输掉对华新冷战”。文章写到：“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向来注重摆出成功的姿态，但却彻底失败了。特朗普就职时曾宣布他将消灭美国对华的贸易赤字。但2019年的赤字3460亿美元与2016年的赤字不相上下。

        一、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重，全世界措手不及，百年未有之大危机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中国为世界抗疫做出决定性贡献，成为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

        三、美国史上最为诡异的总统选举牵动世界神经，政治极化和民心分裂的后遗症将长期存在。

        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签署，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和示范作用。

        五、中东局势更加动荡，特朗普为转移国内矛盾不断挑起事端，美欧与伊斯兰世界宗教与文明冲突呼之欲出。

        六、美俄战略冲突有增无减，包括核威慑在内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俄关系改善无望。

        七、美欧关系进入战略关系建立以来的最为暗淡期，双方已达到不相往来的境地。

        八、中国科技发展举世瞩目，嫦娥五号月亮“挖土”与华为5G的先进性相互印证。

        九、G20成为最活跃和最具前景的国际组织，中国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

        十、美国警察粗暴执法使美国的社会不公和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再次暴露有世人面前，“黑人的命也是命”在世界各个角落回响。

        2014年8月，鉴于国际恐怖势力对非洲和平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所构成的重大安全威胁，法国奥朗德政府启动代号为“新月形沙丘”（亦称“巴尔汉行动”）的反恐行动，发兵西非，清剿恐患。此轮反恐行动如汤浇蚁穴，对压制暴恐势头作用不小。但未能对非洲恐患连根铲除。有鉴于此，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面对日益复杂化、团伙化的恐怖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惟统筹运用各方资源与多种手段，标本兼治，才是构筑“安全非洲”的必由之路。

        一、“巴尔汉行动”骑虎难下

        8年来，法国主导的反恐局部战，吃亏于缺乏盟友倾力支持及战术、兵力配合不力，不仅未能对肆虐非洲的国际恐怖势力造成断根性致命打击，反而伤亡不小，代价高昂。对此，有部分媒体评论，“巴尔汉行动”已成骑虎之势，进退两难。究其根源，还是法国及美欧战略界在反恐思维上，尽向伐兵求胜算，必从战神借雷声，一味突出军事进剿，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即犯下方法论错误。

        换言之，“巴尔汉行动”离不开政治—离不开文化层面的动员与交融，离不开进驻国的道义声援，更离不开非洲国家鼎力支持。此外，法国出兵西非的反恐行动，离不开法非关系，以及法国对非乃至整体外交的谋篇布局。2019年12月，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发起涉非金融改革，力促西非法郎退出历史舞台，但法非“币缘”改革，无疑激化了部分西非国家的“反法情绪”。“币缘”改革对法军入非反恐战不无影响。

        二、波城峰会活血化瘀

        2019年1月13日，法国总统马钮埃尔·马克龙邀请尼日尔、乍得、毛里塔尼亚、布基纳法索、马里等萨赫勒五国元首，飞赴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省的避寒胜地波城举行1+5峰会。法方此举，一是为求同化异，消弭五国对法军入非打恐歧见；二是为统一步调，搭建反恐指挥架构，统一指挥1+5+X（其他国家）的反恐兵力；同时，启动及扩大涉恐情报分享机制，以便提升联合反恐行动效率与快速反应能力。2020年，法国与萨赫勒国家及其他国际部队密切合作，展开代号为“萨玛”的联合剿恐行动。除此役外，法非联军还在尼日尔、马里和布基纳法索边境地区强力进剿，逐步收复部分“恐占区”，对“伊斯兰国”组织残军、“基地”组织北非分支、“博科圣地”等极端、恐怖势力以沉重打击。

        三、反恐决胜关键在发展

        “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廓”。这句东方传统兵学金句，点出了战争本身就是带有政治性质的军事行动，若脱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情等因素，视战争为一种孤立行动，迷信武力至上，就会成为战争绝对主义者，亦很难彻底平息恐患。因为恐怖组织根还在，有土壤；恐性毒，扩散快。为彻底战而胜之，必须铲除其种子以及赖以破壳的土壤。换言之，去极端化的改造之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纯军事行动。综合学界观点看，部分非洲国家经济凋敝、政情动荡、部族冲突、教情复杂，多重因素交织叠加，致使社会矛盾激化，影响“巴尔汉行动”剿恐效果，更难赢得非洲大陆反恐战争完胜。“政治途径仍是法国在萨赫勒地区总体战略的一个死角”。

        四、美国入非反恐同床异梦

        从2001年“9·11”恐袭事件迄今20年来，从小布什、奥巴马至特朗普政府的援非反恐战略，被战略界及部分媒体称为“轻足迹”战略，即，在“在非洲低调下大棋”。这种精确打击战术颇有斩获，自损不大，故屡试不爽。除作战行动外，驻非美军将近距离支援、后勤保障、医疗救护等工作，外包给非洲国家；将部分后勤、情报及军事援助等服务外包给美国的民间安保服务公司。驻非美军对萨赫勒地区的军事侦察，以及美军在尼日尔北部的阿加德兹无人机基地，对法军“巴尔汉行动”所起的战术配合作用得到法方肯定。

        2018年是美国在非反恐战之转折点。当年，特朗普政府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及国家防务战略重心，将重心从打击恐怖势力转为“大国竞争”。与之呼应，2018年10月，特朗普政府推出了“被标榜为‘美国优先’”的反恐战略，强调加强国内边境控制和打击暴力意识形态，而非对外采取新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五角大楼从2018年起，着手收缩驻非兵力，以最终实现削减兵力25%的目标。此举对合击恐怖势力乃釜底抽薪，着实令法非反恐伙伴很受伤。

结 语

        近十年来，以““伊斯兰国”组织（IS）为首的国际恐怖势力对非洲大陆和平安全与经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不得不说，在国际反恐整体态势中，非洲乃“安全洼地”，其安全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将向周边地区外溢，从而上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安全问题。与之毗邻的欧洲首当其冲，难以独善其身，自成宇宙。由此可见，安全问题的跨国性、联动性愈发突出，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相提并论，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相辅相成，促进非洲安全就是为了实现国际共同安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成果”。“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为此，面对恐怖势力猖獗，非洲必须是国际合作大舞台，而非大国博弈竞技场，各大力量应为促进非洲和平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帮助非洲国家提升维和与反恐能力，携手打造“安全非洲”。（待续）

        自2002年中国政府设立中东问题特使以来，中国特色的中东安全治理观逐步形成，体现出公正性、平衡性、稳健性、实践性和综合性等特征。中国以“新安全观”为指导，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谋划，提倡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争端，奉行“结伴不结盟”。在此过程中，中国主张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四管齐下——积极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开展热点外交，推动“以发展促和平”，重视文明对话与“去极端化”经验交流。未来，在中东安全治理中，中国将积极谋势，从“危机管控”转向“冲突解决”，从关注“常态化问题”到关注“突发性问题”，从聚焦“外生性问题”转向“内生性问题”，从关注“传统安全议题”到关注“综合性安全议题”，从应对“军事安全”到应对“经济安全”，从享受“和平红利”到提供“安全红利”。中国提出的新倡议与新主张是中国向中东地区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断上升、海外利益不断拓展以及全球话语权不断增强，维护主权、强化安全、拓展利益、促进地区和平和共同发展日益成为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安全事务的重要任务。2015年《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指出，中国将忠实履行国际义务，根据需要继续开展亚丁湾等海域的护航行动，加强与多国护航力量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中国将加大参与国际维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行动的力度，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近年来，中国向热点地区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不断增强，使中国日益从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转变为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者”；中国外交的重点从“经营周边”转向“开展全方位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全球安全议程设计中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在外交风格上从“规避风险”转向“奋发有为”。

        中东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地区，是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维护海外利益、运筹与大国关系、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地区。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中国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提供了政治保障；中国在中东安全事务中提出的新倡议，丰富了中东安全治理观。2016年4月，习近平在华盛顿出席伊朗核问题六国机制领导人会议时指出：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国际热点此起彼伏，加强全球安全治理刻不容缓——对话谈判是解决热点问题的最佳选择，大国协作是处理重大争端的有效途径，公平公正是达成国际协议的基本原则，政治决断是取得谈判突破的关键因素。2019年11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首届中东安全论坛，国务委员兼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阐释了中东安全问题解决的“中国倡议”，提出打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一是要坚持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二是要捍卫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三是要发挥联合国的关键作用，四是要形成地区和国际社会的一致合力。

        中国不是中东安全问题的制造者，而是中东安全治理方案的贡献者。中国的中东安全治理观来源于实践，是对中东热点问题进行观察、思考并基于自己的理解和分析、反复酝酿的结果。它以新安全观为指导，以渐进的方式有序推进，以提升话语权和议题设置能力为目标，以中东地区冲突解决为重点任务，以中国中东利益保护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动力。

        总之，中国特色中东安全治理观是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超越以集团对抗为核心的传统安全治理观，因而更具有包容性；它是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长、海外利益不断拓展、中东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期望值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一种自然发展的过程，是个由外到内、自下而上、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中国的中东安全治理观彰显中国特色新安全观和全球治理观——反对“以暴制暴”与“治标不治本”，反对“联盟政治”与扶植代理人，反对“建立势力范围”与追求绝对安全，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与政权更迭，反对“滥用经济制裁”与采取单方面行动，反对“以军事促安全”与军备竞赛，反对“文明冲突论”与民粹主义。维护中东安全是各方的共同心愿，中国的中东安全治理观将逐步深入中东各国人心。

        英国《卫报》网站2021年1月21日发表美国心理学家和作家安德鲁·所罗门一篇题为《别了，唐纳德·特朗普，你改变了美国，你也改变了我》的文章表示：“我从接受罗纳德·里根提及的美国是‘山巅上的光辉城市’的思想。即使在最好的时候，美国仍然是一个建立在美洲原住民和奴隶的鲜血之上的有着严重缺陷、充满偏见和不平等的社会”。美国是移民国家，如今以印第安人为主原住民仅占美国人口总数的2%。美国人口构成变化趋势是，白人占比逐渐缩小，拉美裔、亚洲裔和非洲裔等人口占比不断扩大。

        一、美国原住印第安人的“至暗史”

        直到1924年，美国才颁布《印第安人公民法案》，承认印第安人的公民权。但是，迄今印第安人仍然是最受歧视的少数种族。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英国《卫报》分析发现，美国大约80%的州卫生部门发布了种族人口数据，但几乎有50%的州没有明确将原住民纳入分类范围，而是将他们归类为“其他”。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朱利安·康尼指出，美国国务院经常发布各国人权评估报告，但美国政府却几乎只字不提他们对这块土地上原住民的不断侵害。如今，以印第安人为主原住民仅占美国人口总数的约2%，他们仍在疾病、贫困和被漠视中艰难挣扎。

        二、美国黑人的“血泪之路”

        2019年，《纽约时报杂志》在关于奴隶制400周年的专题报道中承认，“一代又一代黑人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但被忽视的角色”，他们帮助铸就了美国的繁荣，而自己却过着悲惨的生活。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2019年美国种族》报告指出，约58%受访者认为“美国的种族关系十分糟糕”；超过半数非洲裔受访者认为“美国不可能实现种族平等”。迄今在美国种族歧视与偏见依旧根深蒂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20年一次视频演说中叹息：“我们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消除400年来的种族主义。”

        三、中美人文往来三起三落的原因和影响

        （一）华工巨大贡献与美国第一次排华

        在淘金热已过、铁路网已建成和西部地区开发已经完成，美国掀起第一次排华浪潮。美国国会1882年5月6日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宣布“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十年”并开始驱逐和迫害华工，大批华工客死他乡或葬身茫茫大海。

        （二）华人专家学者的巨人贡献

        从两次世界大战到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以失败告终，从中国移居美国的移民中多数是知识分子。据美国政府1980年人口调查显示，在美华人成年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71.3%，高于美国成年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占66.5%的水平。美国实现宇航员踏月工程的三分之一科技人员是华人。20世纪80年代，有更多的华人专家学者在美国科技和教育界担任重要职务。

        （三）从扩大人文往来到疯狂围堵遏制中国

        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中美人员往来从每年几千人次增加到超过500万人次。美国《华盛顿季刊》2020年冬季号发表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一篇题为《冷战的经验和有关今日中美关系的谬见》的文章认为：“在美国生活的美籍华人、中国移民和中国公民将美中两国社会紧密连接起来，这在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中是不存在的。”特朗普自2017年初担任美国总统四年间，采取各种手段破坏中美人文往来：1. 美方把签证问题“武器化”；2. 限制中国留学生人数和专业；3. 限制中共党员旅美签证。在经历特朗普政府极大破坏之后，中美关系已经来到“新的十字路口”。希望拜登政府重拾理性、重开对话、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四、美国白人占比缩小的原因和影响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自第一批欧洲移民踏上北美大陆以来，“白人至上主义”（或称“白人优先主义”）一直存在从北美殖民地到美国社会之中。在有色种族中，拉美裔人口占比较高的比例，因为从1846年到1848年，通过侵略战争夺得了包括美国现在的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以及科罗拉多和怀俄明部分地区，面积达120万平方英里，。不仅美国石油资原的三分之二集中在这些地区，而且将大量墨西哥人划入美国而成为其二等公民。迄今墨西哥裔人口仍占在美国拉美裔人口总数的62.3%。由于拉美国家与美国较近、交通方便，从拉美国家移居美国移民都在增加。美国人口构成变化还与各族群年龄和生育率有关。美国之所以继续接纳移民，这是因为服务业主要由工薪低廉的移民从事。非法移民主要集中在美国农业和建筑业，分别占农业劳动力的26%和建筑业劳动力的15%。

        英国《卫报》网站2020年11月4日发表题为《一个危险分裂的国家》的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和人民将成为输家。文章指出，特朗普离任的遗产将是愤怒和仇恨政治。对美国来说，有害的分裂正在成为常态。如果特朗普继续支持“白人至上主义”者制造种族冲突和政治社会动荡，如果共和党和民主党继续恶斗，如果美国政治社会继续撕裂，那么美国未来难以再次伟大，而将加速走向衰落。

        长期以来，教派矛盾不仅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且通过跨国教派渗透影响国家间关系乃至地区格局。这也恰如相关学者的评价所言：“一旦‘他者’成为政治-宗教话语的一部分，它将会以自上而下的过程渗透至国家的各个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者’的叙事结构会从神学层面扩展到政治、社会和经济等现实层面。”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分歧已经有1400多年，从宗教的角度看，其矛盾的核心围绕先知穆罕默德继承人（哈里发）产生方式的分歧。什叶派主张从先知的直系亲属中产生，逊尼派主张从德才兼备者中推选产生。伴随历史的演进，两大教派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教义学和教法学体系。尽管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和斗争长期存在，但教派矛盾始终是权力斗争的伴生物和附属品，其冲突的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近代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教派矛盾曾出现日趋淡化的态势，甚至一度出现教派对话的趋势。但是，伴随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尤其中东地区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导致中东政治中的教派矛盾不断被激活和放大，并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沙特通过塑造一整套教派矛盾的话语，为其实施强硬的对外政策提供“合法性”，但这也对自身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教派问题安全化的对象、过程、效果和本质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现对其进一步进行总结和思考。

        首先，教派问题安全化的对象和过程。塑造教派矛盾和强化教派分歧是沙特政权维护政权稳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教派矛盾因此成为安全化的对象。中东变局以来，沙特的对外政策主要通过编织“什叶派威胁”进行战略动员，将伊朗及其领导的什叶派视为敌人和威胁，并以此解读和应对沙特国内的反对派抗议，对外则通过支持代理人竞争对抗伊朗的影响，甚至是通过直接的军事干预打击伊朗及其代理人。

        其次，教派问题安全化的限度与悖论。如前所述，教派因素已成为沙特动员国内和地区力量对抗伊朗及其盟友的重要力量。但是，教派问题安全化只是沙特应对地区变局和国内危机的权宜之计和意识形态策略，并非长久之道，也缺乏道义基础。长期强化教派矛盾的对外举措只会使地区国际关系陷入无限的恶性循环，严重消耗沙特长期积累的物质力量，也不利于其国家形象，并反过来加剧国家的安全困境。更为严重的是，沙特政权长期放任教派对立情绪的发展，不仅会加剧教派矛盾和教派冲突，导致教派认同侵蚀国家认同，阻碍沙特目前正在推进的经济多元化、宗教温和化改革，还会为极端主义的发展壮大创造条件，并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

        美国单边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华全面遏制战略的确立以及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与影响，使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一个新的重构期。加上海峡两岸关系形势的重大变化，深刻影响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尤其对台商投资布局产生重要影响，台商对大陆投资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中国大陆经济率先复产与复苏、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庞大市场与西部内陆地区巨大发展潜力，以及持续开放与经济双循环等经济战略的推进，对台商又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如果台商能够抓住这一机遇，做出正确的投资选择，将会创造新的台商发展奇迹。

        一、内外环境形势巨变之下台商大陆投资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与挑战

        （一）以美对华全面遏制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严重影响台商对大陆投资发展

        （二）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大陆台资企业受到较大影响，台商赴大陆投资动机弱化

        （三）台湾当局限制与阻挠两岸经贸发展的法律政策是重大制度障碍

        （四）台商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挑战

        二、内外环境形势巨变之下台商投资布局新动向

        （一）台商赴大陆投资步伐放慢

        （二）台商返台投资（回流）出现高潮，未来将趋于平稳

        （三）台商对大陆以外地区投资更加多元化

        三、内外环境形势巨变之下台商大陆投资发展的新机遇

        （一）大陆庞大的产业与工业体系，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与服务体系，非其他国家或地区所能相比，对台商发展仍具很大吸引力

        （二）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政策导向，将为台商进入大陆市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三）中央确立的新基建发展，为台商进入各地参与新基础建项目创造了新机遇、新机会

        （四）西部内陆地区经济仍处于发展初期，有巨大发展潜力，是未来台商投资的新洼地，可能造就新的台商奇迹

        （五）大陆重点扶持与发展的产业为台商进入大陆发展提供了重要利基

        （六）大陆对台资企业在大陆投资发展经营制订了一系列支持性法规政策

        四、几点结论

        （一）台商对大陆投资发展不会停步，对台商大陆发展要有信心

        （二）拓展台商大陆投资发展的理念与思维

        （三）用好台资企业协会这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