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明确提出的确保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的重大决策部署，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展望未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平稳和谐发展，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遵循和战略支撑。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中国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提出确立的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是主基调，进是主攻方向，调结构是重大举措，促改革是强劲动力，防风险是重要任务，惠民生是根本目的，对确保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意义重大。

        当前，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十四五”，要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保障改善民生，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后二十五年，要全力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力支撑。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时刻。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战后以来最大变化，并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与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产生深远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巨变关键因素有二：一是全球霸主美国确立“美国优先”战略，奉行国家主义、单边主义、经济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以及美国确立的全面“遏华”战略及施压盟友建立对华战略包围圈，企图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二是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及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发展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生产重大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要经济体对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安全与产业发展问题的反思、调整。短期而言，全球经济陷入战后以来最严重与最广泛衰退，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与可变性，长期而言则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对华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全面遏制以及在涉港、涉台、涉疆与南海等中国疆域敏感问题上的挑衅所带来的中美对抗风险显著上升，以及中美关系对抗与新冠疫情所引起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大变化。可以说，处于百年大变局之下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与变化，影响深远。

        一、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正在发生重要变革，对华挑战显著上升

        目前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争夺与区域经济合作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一是WTO运作与改革成为新一轮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争夺的焦点之一，特别是欧美日要求制订更为严格的补贴规则。

        二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美国主导签署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议的“毒丸条款”，均在限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与阻挠有关国家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三是全球区域经济组织解构与重建同时进行，双边与多边区域经济整合同时推进，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多挑战。

        四是历史与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引发新的经贸摩擦与争议。许多国家或地区将经济议题政治化，或将政治议题经济手段化。

        二、美国主导企图重构“去中国”与“非中国”的二元国际经济结构

        （一）美国在多边国际事务中极力排除中国

        （二）在美印太战略下建立“去中”产业供应链的“可信赖伙伴联盟”与日印澳筹建立“供应链联盟”，均旨在抗衡中国。

        （三）在国际海底电缆建设中排除中国企业。

        （四）欧美日企业成立排除中国的企业联盟组织。

        （五）美国主导成立“开放无线接取网络政策联盟”（ORAN）。

        （六）美国政府推动“清洁网络计划”，企图将中国排除在世界网络体系之外。

        （七）美国试图建立“一球两制”体系即“中国标准”与“美国标准”。

        （八）对抗与遏制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

        三、不少国家或地区以经济安全为由加大对境外投资审查与管制，严重影响国际经济产业技术合作

        当前国际社会或主要经济体围绕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轮高科技领域发展展开激烈竞争。其中以美国以国家力量对华为与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及施压盟友共同遏制，影响到正常国际商业竞争与国际经济产业发展。同时，新冠疫情影响后，全球范围内不少国家或地区以“经济安全”为由对外商投资与企业并购采取更为严格的管制措施，而针对中国企业投资与并购管制更为明显。其中以美国、欧洲、日本、印度及中国台湾地区等最为典型。

        四、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出现重大调整新态势

        目前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调整呈现如下三大特征。

        （一）在国际产业链与供应链调整过程中，中美经济战略博弈最受关注，影响最大。

        （二）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出现新的调整动向。

        （三）新冠疫情后许多国家或地区开始了“重建供应链”的政策计划，完善自己的供应体系，同时部分国家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回流。

        自20世纪初起的120年来，中日资本投资关系经历了从日本成为在华投资最多的国家、掠夺中国资源最多的国家到中日互补互利投资的三个时期，中日资本投资关系剧变对两国的影响极不相同，在约半个世纪，中国曾遭受巨大损失。总结和吸取教训，引领两国资本投资关系沿着互补互利方向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日本缘何成为在华投资最多的国家

        经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遭到美国的牵制和打压，日本仍是在华投资最多、扩张最快和最益最大的国家。日本在华投资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从1902年的0.1%升至1930年的45%。但这仅是日本侵华的第一步，日本的目标是，侵占中国、控制亚洲和称霸世界。

日本是掠夺中国资源最多的国家

        日本侵略中国和掠夺中国资源是有预谋、有步骤和有充分准备的，因此，日本是掠夺中国资源最多的国家。

中日间投资互补互利

        从1979年到2019年，日本在中国实际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1157亿美元，占中国实际使用海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6.1%，按国别统计居第一位。同期内，中国在日本实际直接投资累计额为37亿美元。两国实际直接投资累计额很不平衡，但双方投资仍是互补互利的。

        中日经济科技贸易市场互补性强，两国合作领域和前景广阔。为推动中日经贸投资合作行稳致远：

        第一，中日高层正在加强引领。第二，两国企业继续是推动中日关系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三，妥善处理中美日三边关系。

        特朗普为谋取连任，利用新冠肺炎疫情造谣生事，甩锅、打压中国，无所不用其极。离间中俄关系，则是其肮脏手法之一。尾随蓬佩奥之流疯狂邪恶政客的一些美国和西方媒体，竭力推波助澜；而在我国，也有某些亲美败类以不同隐蔽方式予以配合。美国特朗普政府离间中俄关系不会得逞。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共同防疫中不断加强。

        一、反恐20年光影交织

        2021年是“9·11”恐袭事件20年。20年来，恐患难灭，恐情诡谲，已成常态化“灰犀牛”，反恐的军事胜局，未凝成永恒而一劳永逸。反恐之战，既是情报战、狙杀战、攻坚战，更是政治战，整体战，持久战，应主动调整，细化应策。对“9·11”事件20年的回顾，不应仅视之为国际恐情变化及反恐战的时空标志，更应将之提上引导国际反恐战走向蓝海的新高度。

        二、IS组织卷土重来

        “后巴格达迪时代”的国际恐情，并未“酋”亡“恐”息，IS组织大开杀戒，制造恐慌。中东颇具影响的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闻》刊文指出：“2019年的IS组织将是一支比2014年更有经验及有机整合的跨国极端组织”。除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反恐一线国家外，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以及非洲大陆狼烟频起，鼙鼓惊闻。各国强力部门公认，攻陷巴古斯以来，国际反恐轴线发生了变化；IS组织2.0对国际安全局势的冲击力尤为猛烈，与该极端组织较量的艰巨性，主要在于“危险难以发现”；一场战略较量在拉锯，国际反恐战进入新阶段。

        三、IS如何复“国”整“军”

        目前，IS组织在伊叙仍有兵力两万余名，为2014年建“国”时的两倍；在全球仍保存50多个分支机构。这些恐袭“细胞”结成秘密网络，拥有约4亿美元活动资金，并借助现代通讯手段，受指挥中枢统一调动，自我修复，为鬼为蜮，实施游击式进攻，埋设简易爆炸装置，使用无人机掷弹，以及大搞定点暗杀等。由此可见，军事上的失败并不意味该恐怖组织终结，若不加以打压及铲除，IS组织将死灰复燃—以恐求存，以暴图进，再次成为国际安全主要威胁。

        四、疫情助燃恐情

        经济因疫而乱，各国因疫而“战”，IS为首的恐怖势力视疫情流行为“天赐良机”，对平民和军事目标四处袭击，疯狂作案。恐情与疫情交织，战疫与反恐叠加，导致不少国家社会动荡加剧。即便城市防控甚严的欧洲心脏地带，也频频出现恐怖袭击。此外，亚洲的IS分支机构也趁疫打劫，扩大网络。恐袭重灾区的非洲更是祸不单行，IS组织利用疫情流行蓄势坐大，上山下乡，招兵买马。索马里海域又现海盗出没。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反恐军事行动正常运行影响不小，一些国家中断跨境行动，致使大规模联合反恐行动搁置。此外，国际反恐联军原定与多国进行的反恐联合军演被迫取消。

        不言而喻，恐怖主义与新冠病毒一样不分国界，对所有国家都造成影响。（待续）

        受中国综合国力弱、建交国少、外交资源不足的限制，中国出境人员少。1949年至1978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境总人数仅28万人次，年均1万人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日趋频繁，中东成为中国旅游、朝觐、经商、海外承包、留学的重要目的地，中国在中东的侨民近100万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国家身份的变化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和人文交流日益密切，领事保护成为中国外交的新任务。

        领事保护是中国外交的优势所在，也是海外中国公民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领事保护的资源更加丰富，手段更加多样。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在重大领事保护行动中得到了许多国家的鼎力相助。2011年利比亚撤侨行动凸显了中国政府“外交为民”的理念，彰显领事保护的整体思维，并为中国撤侨行动积累了有益经验。

        本文基于对2011年利比亚撤侨的案例分析，考察了中国在中东地区领事保护机制的运行模式。撤侨行动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中国领事保护机制存在“轻预防、重应急”等不足。展望未来，中国领事保护应注重领事保护的常态化机制建设，以精细化的领事预警来应对海外突发事件，增加企业与民间组织对领事保护突发事件的参与度，完善领事保护的国际协调机制和善后处理机制。利比亚撤离行动也暴露了撤侨后中国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如紧急撤离后海外资产保护问题，撤离归国的大批劳工的工作安置问题，以及海外未完成的工程及投资项目的后续解决情况等问题。当前的领事保护都以保护海外公民生命为重，如何有效提高领事保护的善后处理能力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中国构建“大领事”保护格局和中东领事保护体系，应打造以驻外使领馆为支点、大型国有企业为桥头堡、民间力量为辅助的海外安全共建平台，增强与中东国家的跨国安全合作机制，践行中国新安全观，塑造有利于构建中国海外民生工程的安全环境。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后，中国政府派包机从泰国、马来西亚、日本、伊朗等国将侨民安全接回国，并根据各国疫情的发展情况，做好了从中东和其他国家再次撤侨的预案。探讨十年前中国从利比亚撤侨案例，对新时期中国开展抗疫外交和加强整体性领事保护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代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关系是中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两种文明交往关系的历史延续。在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与融合相交织的历史中，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伊斯兰国家，主导双方历史记忆的似乎更多是冲突与对抗，而不是交流与融合。无论是在两种文明之间还是在两种文明的内部，“文明冲突”的观念较之“文明对话”的理念一直占据优势，进而使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复杂历史被简单地约化为冲突的历史，并潜移默化地主导着双方对彼此关系的消极认知和对未来关系的悲观判断。

        客观而言，冲突确实构成了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世纪阿拉伯帝国西征到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从近代西方列强入侵和瓜分伊斯兰世界到二战后双方的不断交恶，从具有强烈反西方倾向的伊斯兰主义到西方“文明冲突论”和“伊斯兰威胁论”的甚嚣尘上，再到“9·11”事件后伊斯兰世界反美主义的盛行和西方新保守主义对伊斯兰文明的仇视，都使双方的冲突与对抗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但是，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近现代，两种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同样构成了双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两种文明内部也都存在着“文明对话”的理性声音。因此，如何超越“文明冲突论”，客观理性地看待伊斯兰与西方的复杂关系，并客观评估伊斯兰因素在双方关系中的作用，无疑是一个复杂而又艰巨的课题。

        在许多研究尤其是西方的研究看来，中世纪和近代分别代表着伊斯兰和西方各自在双方关系史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时期，并对塑造双方的历史记忆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中世纪是伊斯兰冲击和挤压西方并令西方充满耻辱的时期，而近代则是西方征服和殖民伊斯兰世界并令伊斯兰世界屈辱备至的时期，并由此塑造了双方以敌对和仇视为主线的历史记忆。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和《文明经受着考验》等著作中，主要从中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相互“挑战——应战”的模式，解读伊斯兰与西方此消彼长的冲突关系。①而伯纳德·刘易斯、马丁·克雷默、丹尼尔·派普斯等中东问题专家更是简单地从冲突的角度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甚至认为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天然处于对抗状态等。②在伊斯兰世界也存在类似的认知，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存在着强烈的反西方倾向。在伊斯兰主义思想家看来，西方既是伊斯兰文明误入歧途的幕后推手，更是使伊斯兰文明跌入深渊的罪魁祸首。③

        但是，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冲突尽管是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冲突仅仅是双方文明交往的一部分，而相互交流、吸纳、学习同样是两种文明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而言，达成这种认知并不困难，但令人不解的是，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在现实中却仍在沿着互相“妖魔化”的方向演进并不断积累着仇恨。因此，无论是伊斯兰和西方这两大文明交往的主体，还是外部世界，都应摆脱多从冲突的单一视角看待双方关系的习惯思维，重新客观审视中东伊斯兰国家与西方的关系，并塑造以宽恕、包容、合作为主题的文明交往关系。这也是本文对中世纪至近代伊斯兰与西方关系进行再认识的主旨所在。

        1982年8月，中美签订了第三个联合公报之后，美政府官员在各种场合的官方声明中一直强调中美三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构成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也是美国官方一再坚称的美对台政策的基石。每一届美国总统宣誓就职后，都会向台湾当局重申“六项保证”然而，不同寻常的是美国政府一直坚守的对华政策的基本主张中所强调的“六项保证”并没有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存在，现实情况是作为美国对台基本政策的对台“六项保证”的以“口头承诺”的政策形式存在。该保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并没有官方认定的正式版本，各种表述版本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是美国奉行“战略模糊”对台政策的具体表现，模糊性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属性之一，这种模糊的性质令美国中美关系中处理台湾问题更加游刃有余。

        虽然，里根总统图书馆档案的解密，已经具备揭开“六项保证”神秘面纱的条件，但是和新近解密的涉及对台军售的“里根备忘录”不同，对台“六项保证”的原件仍然没有公诸于世。2016年美国国会通过第88号共同决议案之前，对台“六项保证”作为最具有执行力的口头承诺，并非以正式文件存在，其原件也并未示人。“六项保证”是口头传达的，并且在政府文件中被刻意隐藏，传达过程也是高度机密的，因此至今关于“六项保证”的文本仍然存在争议，台北和华盛顿对“六项保证”的认知大有出入。目前“六项保证”的文本有三个：台湾“外交部”的版本；何志立版本；钱复版本。这三个版本除有关“台湾主权”问题的保证不同外，其他均一致。由于该“保证”是美国政府对台湾当局做出的承诺，所以本文以美国官方认定版本为准。

        一、美国对台“六项保证”的内容及实质

        二、美国国内关于“六项保证”的争论

        三、对台“六项保证”立法化的进程

        当前，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全球开启抗疫模式，世界卫生组织（WHO）作为联合国系统内卫生问题的指导和协调机构，成为协调各国联合抗击病毒的中坚力量，也成为当今全世界曝光率最高的国际组织。台湾也不失时机的在美国支持下借疫情将世卫组织成员问题政治化，“借疫入卫，以疫图独”成为其一段时间内在国际社会兴风作浪的主要内容。

        世界卫生大会（WHA）作为世卫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成员是主权国家代表。但是由于世卫组织的全球公共卫生性质，台湾作为地区能够参与世卫组织的相关活动和议程，而其官方代表不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事实上，非WHO成员国的台湾地区依然能够享受WHO福利，并不存在所谓“国际防疫出现缺口”的问题。世卫组织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台湾参加相关会议，强调“世卫会籍是由成员国决定”。

        美国是台湾谋求入卫的积极推手：首先，美行政部门推动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其次，美国会和立法支持台湾扩大国际影响的力度不减。第三，“挟洋自重”——美台关系借疫获实质提升。第四，美借挺台入卫以弱化中国在世卫组织的影响力。

        当前，加入世卫组织成为蔡英文当局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优先路径，妄图制造“分裂中国”的事实。台当局这种趁“疫”打劫的行为将给两岸关系带来更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