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9日，论坛理事、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断章取义只会欲盖弥彰——评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的年度委托调查报告》的文章。

        文章指出，日本内阁官房网站于今年5月用日文和英文公布了上年度《关于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资料调查报告》。这是自2015年以来日本政府第三次发表的委托调查报告。该报告内容虽不代表日本政府见解，但经由日本内阁官房授意完成，并得到其认可后发布。

        与前两次报告相比，该报告同样没能拿出任何证据证明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所不同的是该报告出现了更为荒谬的说法。其中最令日本内阁官房“如获至宝”的新史料是，琉球王族向鸿基在《向氏家谱》中的一段记载。这一史料记载了向鸿基作为琉球使者，于1819年阴历8月27日赴日本的萨摩藩（鹿儿岛），在海上遭遇风暴，风帆受损，漂至琉球国以外海域并迷失方向。9月18日该船漂至一不知岛名的无人岛，事后才听说该岛在琉球俗称“鱼根久场岛”。向鸿基在该岛屿岸边停泊并未找到泉涌，在岸边候风三日后又遇风暴，于9月24日被吹至与那国岛方得知该岛属于琉球国，于是才下船登岸。

        然而，日本内阁官房委托调查报告的起草人则擅自解释为，“无论如何，既然在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找水三天，大体可以肯定地说，当时登陆了。这比1845年英国人登陆早26年，作为最古老的登陆记录，没有疑义。向鸿基是琉球王族，这堪称是王族最古老的正式登岛调查。” 这里，该报告竟然把向鸿基被风暴吹至海上一无人岛避风描述为琉球官方对钓鱼岛正式的登岛考察，并诡称从史料看，“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分明是日本固有领土。”这纯属捏造史实的诡辩。

        《向氏家谱》原文是用中文写成。向鸿基在其中写道，他在海上遭遇风暴后，曾经连续七天七夜烧香祈祷天尊保佑平安回国。“翌日又望天尊祈曰，平安回国即还愿日。终夜烧香至（九月）十七日，天气方晴，看得高山，犹不知地名（后闻此山俗呼‘鱼根久场岛’也）。十八日驶到该山下湾泊，欲汲用水，并无泉涌。一连三日彼处候风。忽然暴风大作，所抛索尽被海浪磨断。船只随风漂荡海洋，船上人数频求神佑。幸至二十三日又远看高山。二十四日渐近其山。只看山上有一个人（此人八重山岛奉公人安里仁屋也），举手招船。又有五六人摇旗示港。即令船人高声问其地名。答曰与那国岛（此时安里仁屋率同村人五六名，坐驾杉板来告该处地名），于是方知本国属岛，下船登岸，投宿村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向鸿基这段不到300字的记载中曾三次出现祈祷“平安回国”。这证明，他当时认定已漂至琉球国以外海域。其中未记载所处海域名称，但如果该岛确实是钓鱼岛或黄尾屿，该史料反而佐证了向鸿基在琉球海域以外漂至的岛屿也不可能属于琉球，这等于间接承认了该岛是处在“闽海”的中国岛屿。

        对此，日本内阁官房委托调研报告的起草者心知肚明，却断章取义地在日语译文中刻意舍去了《向氏家谱》中上述前后两段最重要的记述。其一是，“翌日又望天尊祈曰，平安回国即还愿日”。这句话证明当时向鸿基自知处于琉球国以外海域，故期盼“平安回国”。那么，从逻辑上推理便不难得知，向鸿基在本国以外海域被风暴吹至的无人岛，当然不知其名，更不可能是琉球岛屿。其二是，向鸿基漂至与那国岛之后，“方知本国属岛，下船登岸，投宿村家”。这句话反过来可以证明，在到达与那国岛之前，向鸿基并未认为此前在岸边避风的岛屿是琉球国的岛屿，直到被风暴吹至与那国岛之后才认定到达本国属岛并下船登岸。

        从这一史料的前后文看，当时向鸿基似乎有明确的领土意识，在没有弄清岛屿名称和归属的情况下，他只是在岸边避风而未登岛居住，更未主张该岛属于琉球国，而到与那国岛并确认该岛是琉球国岛屿后才下船登岛。由此可见，如今日本政府委托调查报告武断地推断琉球王族早在1819年便登上钓鱼岛，并以此作为日本拥有该岛的证据，是何等荒谬。

        根据19世纪八重山民间方言，所谓“鱼根久场岛（YUKON KUBAJIMA）”是指钓鱼岛和黄尾屿两岛。钓鱼岛被称为“鱼根岛”，即钓鱼岛之意；黄尾屿被称为“久场岛”则是当时琉球民间的一种误读讹传。因为在琉球群岛的“庆良间诸岛”中原有一个“久场岛”，至今未变。当时的琉球人误将“庆良间诸岛”中的“久场岛”张冠李戴地套用在中国的黄尾屿上，结果造成严重误导。

        不过，即便是这次日本内阁官房委托调查报告展示的1948年驻琉球美军司令部发给琉球政府的通知、1971年3月日本琉球大学教授赴钓鱼岛考察时使用的地图，都十分清楚地写有中国的岛名黄尾屿（日语发音Kobi Sho）、赤尾屿（日语发音Sekibi Sho），而非日本官方篡改并使用的所谓“久场岛”“大正岛”。

        日本内阁官房委托调查报告的起草人还称，中国的《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没有记载钓鱼岛，但他不能证明中国所有古代文献和地图都没有记载钓鱼岛。因为从中国明清两代的《使琉球录》到海防图，以及实地考察钓鱼岛的《台海使槎录》，都证明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故日方报告的逻辑和说法也不成立。

        日方报告起草人曾引用的所谓古贺辰四郎1885年便派人登岛开发之说，是已被证明的历史谎言。包括这次日方调查报告也证明，古贺辰四郎是1896年8月末才获准登岛开发的，并曾因海上交通不便而一度搁浅。后来，古贺是通过冲绳县知事协助，利用日本到台湾的大阪商船才得以到达钓鱼岛的。这纯属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殖民开拓行为，其所谓“私人岛主”身份早已伴随《马关条约》失效和《波茨坦公告》的国际法规定生效而彻底失效。故此，日本政府从所谓日本“私人岛主”手中“购岛”，自然也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日方该报告提供的相关史料反而证明，直到1819年琉球王族成员还不知道钓鱼岛叫什么名字。而在此之前，尽管英国文献把钓鱼岛错写为闽南话中的花瓶屿（Hoa-pin-su），把黄尾屿错标为闽南话中的钓鱼屿（Tia-u-su），但中英两国文献均明确记载了钓鱼岛列岛是台湾东北附属岛屿。例如，1816年英国出版的文献中便认定钓鱼岛属于中国台湾岛屿。其根据来自1793年英国访华使团官员的记载。其原始材料来自中国文献。1845年英国军舰“萨玛朗号”实地考察钓鱼岛后，再度确认了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台湾东北岛屿。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海军的上述记载不仅曾得到日本官方正式承认，而且被日本海军省编译出版。从1873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约20年间，日本海军省主要是以上述英国海军文献、中国古籍及地图为依据，编纂《台湾水路志》《支那海水路志》《清国沿海诸省》图等日本官方文件和地图的。其中的文字、地图、岛表等，均记载了钓鱼岛列岛是台湾东北岛屿，有些还得到外务省确认。这些足以证明在1895年日本明治政府窃占钓鱼岛之前，即国际法上认定的“关键日期”之前，钓鱼岛列岛绝非所谓“无主地”，而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如今，日本内阁官房及御用学者根本不敢正视和公布上述这些足以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一系列日方史料，而只是断章取义地出示琉球人1819年曾经避难而又不知岛名的个别史料为据并竭力诡辩。其结果也只能适得其反，弄巧成拙，欲盖弥彰，从另一个侧面再度证明钓鱼岛确属中国。

                                                                                                                （文章来源：光明网）